远去的烈士
阅读的魅力在于感悟。感悟的来源之一在于欣赏。欣赏则建立在对美的把握。
如果有一种阅读，能让人在沉重窒息中体味着粗犷的朴实美。或者说是散发雄性气息的狰狞美、透出精神力量的魅惑美，以及难得重现的古典美，那就是《史记/刺客列传》。
现代人读《史记/刺客列传》，恐怕更多的是震撼，而不是感动。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龙腾虎跃，风云变幻，精彩纷呈的一幕。在社会大变革、各国争强图存的背景下，不仅造就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各界精英，而且出现了五位面目崭新并与后世冷血杀手迥然不同的刺客，他们是吴国的专诸、要离，晋国的豫让、韩国的聂政与众所周知的卫国人荆轲。他们的影响深远，直到近代，仍然可以从刺杀满清权贵的徐锡麟、汪精卫以及专让军政强人做噩梦的王亚樵等人身上看到影子。
司马迁的分类发人深思，将思想行为相近的历史人物分别划归“刺客”与“游侠”两个不同篇章中。在写法上更耐人寻味，《游侠列传》夹叙夹议，有褒有贬，评论很多；《刺客列传》则几乎是白描，即不赞美，也不鄙视。评论少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太史公有难言之隐，因为那些刺客无一例外都是下对上的伤害行为，都是对强权的蔑视与挑战，不符合传统的礼制观念。但是从专门给这些人立传，和特意点出每个刺客之间漫长的现身周期，都是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出现的罕见人物，可以品咂出一种深沉的敬重与感慨。
这些人并不是出身草莽的绿林好汉，而是社会中下层中的“士”，或者说是士中的武士。《战国策/魏策》载，唐且把专诸、聂政、要离的刺杀行为，称为“士之怒”，区别于“天子之怒”、“布衣之怒”、“庸夫之怒”。他有几个特点：一、“若士必怒，伏尸二人”，就是被刺者和刺客二人的事，不殃及无辜。二、刺杀对象必定是有影响力的大人物，“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三、技艺精湛，勇气非凡，势不可挡，“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这是一种何等神奇令人血脉忿张的搏击之美！难怪司马迁禁不住冲动要为他们树碑立传。
司马迁把刺客、游侠区分开来，有身份地位的考虑，如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布衣之侠包括士和其他社会下层，而后两者则不包括士。另外，游侠与刺客不仅在伤害对象的地位上不同，而且精神境界也有差别。比如，游侠像人迷恋容貌一样好追求名声，而刺客则对个人名声不甚重视，持回避甚至刻意隐藏的态度。
如果我们仔细比较《刺客列传》中的五位人物，与其说他们各有特点，不如说是代表了历史发展阶段的精神演变，似乎可以从中发现刺客精神的逐渐衰落。
第一位刺客曹沫的出现有点让今人匪夷所思，不是刺客通常选择的宴会、觐见、出行、家居等闲适放松的时机，而是选择了古代十分神圣的盟誓大会，利用古人对天地鬼神名誉敬畏因而盟誓具有诚信的规则，以生死要挟齐桓公立誓让利，归还侵占的鲁国领土。当桓公应许之后，立刻扔掉匕首，走下高坛，站回属于他的“臣”的位置，“颜色不变，辞令如故”。这一份从容固然饱含了曹沫的非凡勇气和淡定的处世态度，然而如果没有古代礼制道德在背后的强力支撑也是不可想象的。刺客不伤人，已经不像刺客，而齐桓公也不像是受害人，他和管仲并没有因栽了面子便恃强凌弱采取当场报复的行为（连侍卫保安也没有反应），而是兑现了对曹沫的承诺，尽管心不甘情不愿，但为了提高盟主威望，取信天下，必须打掉牙齿往肚里咽。刺客这种违反人类道德和古代礼制的行为，一开始竟是和严守道德同时出现的。这不是老天的玩笑开得有点大，而是符合历史发展，合乎逻辑的自然结果。
第二位刺客的出现，竟然是在167年后。这不能说人才难得，而是礼崩乐坏的形势发展并不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迅速（社会大变革都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社会需求不大。人们更倾向采取温和手段或正常途径解决问题，可是公子光和伍子胥急不可待，用伍子胥的话说是怕来不及实现报仇的愿望，故而”倒行逆施“，于是他们选择了专诸。专诸应该是第一位真正的刺客。他经伍子胥推荐，被公子光长期以优厚待遇豢养于家中。投桃报李，感恩戴德之情自然是免不掉的，为主分忧也是必须的。他的“鱼肠剑”行动，实际上是家臣不辞赴汤蹈火向主子表忠心之举。
以后，刺客出现的周期缩短了，七十多年后，晋国的豫让闪亮登场。没有人指使，只是为了给把他当作“国士”看待的智伯报仇，不惜自残易容贬低身份，三番五次谋刺赵襄子。“士为知己者死”是他的信条，这种观念在春秋末期以前是没有的，商周时，异姓士与诸侯、卿大夫的臣属关系是通过包含盟誓、抵押等内容的“委质为臣”制确定的，一旦完成“委质为臣”仪式，终身不变。春秋末期，委质为臣制名存实亡，士们可以随意更改，朝秦暮楚已成常态。更改的原因就是待遇，是人格上的尊重与物质上的满足。“士为知己者死”是一种有条件的精神契约，也是一种有条件的道德约束。如果不知己，无善待，则士不会为之拼命。赵襄子从最初的容忍，到不再宽恕，预示了刺客现象的衰落。有意思的是，赵襄子虽然为了己身安全，派兵围攻豫让，但仍然为之“叹息而泣”，并且答应豫让的请求，脱下外衣，让豫让象征性地完成刺杀行动。豫让已经让人唏嘘，襄子何尝不令人感叹！
四十年后，韩国的聂政让刺客行动蒙上了一层污垢。他刺杀侠累的同时开始滥杀无辜，“所击杀者数十人”，然后毁容剖腹自杀。尽管如此，仍然有令人赞叹的亮点，表现在不贪财物和对老母、姐姐的孝养爱护，使无视自己与他人生命的冷血刺客保存了些许高尚和人性。
本来古代的刺客神曲到聂政应该是绝响了，但是二百二十多年后，沉渣泛起，又上演了一次拙劣的东施效颦闹剧。主角是大名鼎鼎的荆轲。其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地方，古代刺客不贪财物奢华，荆轲相反，沉溺于太子每天登门拜访的尊荣，做大官，享富贵，好吃好喝，豪车美女，随心所欲。他用淬毒匕首，开启了刺客阴毒的邪气；个人负气上路，随意多于周密计划；既开送别会，又唱辞行曲，大张旗鼓，似乎生怕别人不晓得他要干什么，这大概不能用无畏来解释，应该还是炫耀搏名。幸好那时通讯不发达，否则连潼关都进不了便交待了；不知时代变化，仍然寄望于效法曹沫，实属不智；技艺不精，徒有匹夫之怒，除了敢于刺杀暴君的勇气，还有什么光彩照人的？司马迁对荆轲虽然用墨最多，但是并无过多褒扬，并没有表错情，后世那些大肆歌颂者恐怕是会错了意。荆轲不足为训，而他的朋友田光为了遵守保密的承诺自杀，秦将樊於期甘愿用自己的头颅赞助刺杀计划，知音高渐离忍辱负重在眼瞎的情况下仍以乐器扑击赢政，倒是很有些古代刺客的遗风。把这三人的死，作为古代刺客的终结，比荆轲恰当多了。荆轲若有良知，前应愧负田光，中应无颜面对樊於期，后应自惭高渐离。
许多人有个疑问，为什么明明知道在战国人眼中有个与专诸、聂政、荆轲齐名的要离，却没有将他写进《刺客列传》？大概首先是由于跟《左传》中记载的庆忌之死不符，司马迁认为可疑，不能确定。其次与其它几位刺客相比，要离的刺杀对象是强权所指派，是上对下的迫害行为。最后可能是避嫌，因为要离自残与司马被残，同属残缺人，突出要离，容易给酷吏和武帝造成忍辱负重，图谋不轨的口实，使他失去完成两代人心血流传后世的机会。
然而，要离的名字并没有因为《刺客列传》不载而埋没。不仅先秦诸子、秦汉学者不时提及，而且他的事迹在东汉时终于被《吴越春秋》较为完整地演义出来。
春秋晚期，吴国在礼崩乐坏强国环伺的巨大压力下，统治集团内部从相互辞让王位，转为血腥争夺。公子光用专诸刺杀了王僚，自己（阖闾）登上了王位。王僚的儿子庆忌避走外国，交结诸侯，企图卷土重来。阖闾为除心腹之患，选派要离前往行刺。要离身形瘦小，庆忌则身强力壮，武艺高强。为了取得信任，要离不惜杀妻子，断臂，采取史上最残酷的苦肉计，完成了本来毫无希望的任务。感于庆忌不杀之恩，要离没有返回吴国，享受荣华富贵，自断手足，伏剑而死。
这样一个充满不可思议谜团的神话般人物，他的事迹确实更像是传奇，而不是真实的历史。我能理解司马迁不写要离的苦衷，但也为他错失了一个开掘人性的好题材而惋惜。有时候，我真的怀疑，我们是否完全出于浅薄狭隘的主观臆断，一方面把传奇凌驾于丰富多彩的历史之上，而把复杂的历史鄙弃于传奇脚下。真实的历史应该远胜于传奇，不是传奇超乎想象，而是想象比历史真相干瘪了许多。另一方面否认传奇蕴含的历史真相，完全抹杀传奇的史料价值。不可思议的传奇往往是历史真相的一角。
要离的刺杀对象等级与《刺客列传》中的几位不可同日而语，缺少向强权挑战的意味。但是，我认为，仅就刺客而言，他是最杰出的。尤其是他身上那种闪亮的精神光辉，如讲求忠信名誉，坚守道德底线，足以让贪财害命的流氓杀手和动辄殃及无辜的恐怖分子羞愧无地。《吕氏春秋》把要离的故事放在《忠廉》篇中讲述，称赞“要离可谓不为赏动矣，故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
在要离的身上差不多集中了古代刺客所有的长处与特点：超常的勇气，非凡的冷静，善于把握时机，令人难以想象的承受力，罕见冷血，不贪荣华富贵，坚守道德底线。
要离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杀妻，而且灭子，应该更加冷酷没有人性。然而他却在庆忌宽容行为的的感召下，顿悟廉耻礼义，认识到自己触犯了人生规则，回归了人性，选择以死相报。他的死是人性的升华，是精神光辉的耀眼绽放。
刺客的故事传颂了两千多年，除了本身情节的奇诡，主要的就在于人性反差与道德博弈的惊悚。作为刺客来讲，其行为本身没什么可称道的，都带冷血特征，杀人不眨眼。都没有政治和思想上的诉求，却不乏牺牲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人肃然不忍嘲笑。牺牲精神是罂粟花，美丽芬芳，兼具观赏与实用功效。它可以轻易给人提供足够的刺激使热血沸腾，一展英雄风采；也很容易让人走火入魔，尽显恶棍丑行。
一身毛病的伟人终究还是伟人，而畸形的烈士也仍然是烈士。刺客的行为可以模仿，但是刺客的精神却只能化为传说，不可再生，不能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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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大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