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上的地主 (III)

白鹿原上的地主(3)

遍野

老七和冯老六的地主被平反了，地主成分取消了。按照当时的红头文件，1966年所补定的地主平反以后，所收缴的财产应予返还。老六是被扫地出门，原来的房子和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算浮财被收缴。地主在没有了财产没有了土地，才成为“地主”。贫农在分得了房子浮财后，成了“贫农”。

冯老六他们，虽有地主之名，却过着比贫农还要贫困的日子，那十几年的生活十分艰难。 老六从“一贫如洗”开始。不光起点几乎为零，和其他人相比，他的一切谋生活动要受到更严格的限制。贫下中农可以利用政策的漏洞，甚至违反政策，走走“资本主义”小道，长途贩运倒腾商品，搞些黑市经济活动。 而老六这些地主们，只能走在“社会主义的阳光大道”上，靠集体，靠人民公社那些有限的收入。

当老六们被平反以后，除了可以自由的出口气外，他们也迫切地需要改善他们艰难的生活状况。返还被剥夺的财产，是正当而且紧迫的事。

可是，那些分得冯老六他们财产的人，特别是分得房子的，却是当时有实力的掌权派，贫协的领导们。于是，他们执行中央红头文件的结论是，“不予返还”!  理由：时间太久，返还会影响贫下中农的生活。

会影响贫下中农的生活是肯定的。你想，在那个宽房大院里生活过，突然要搬出去，重新回到过去自己的鸡窝狗窝，谁会高兴？ 掌权派不愿意搬家，也不愿意想想冯老六等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被“影响”了十几年，而且是平白无故剥夺式地。现在只是要重归原本和各得其所。

另一个理由是时间太久。中国没有“恶意占领法”。不存在占领后不归的年限问题。中国人常说“父债子还”。是说一个人欠的债，至少二十年后还有效。这才十来年呀。当时被侵占者没有选择，没有能力抗争。现在老六他们已经不是“阶级敌人”，可以“乱说乱动”了，仍然没人理会冯老六们的正当要求。

那是因为多年的强势作为，现在不把你看作是“地主”，不算是阶级敌人，已经是很大的恩惠了。还想要回房子？ 掌权者认为自己仍然有话语权，有主宰别人命运的权力，甚至有改写中央红头文件的权力。

更可悲的是，十几年来，很多“地主”在党的教导下，在贫下中农铁拳的训练下，已经没有胆气面对那些掌权的贫下中农，只学会了低头认罪，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 在平反后，还活在“地主”身份的阴影中。这也许就是冯老七等其他地主接受了村里掌权派霸道的决定，虽然不甘心不情愿。

可是冯老六，一个固执的倔老头认为，自己的正常生活已经被“影响”和摧残，自己的财产被强夺了十几年了，财产应当无条件地归还。因此冯老六敢和贫下中农“顶嘴”，敢据理力争。不过，他很快就明白，“良民遇见土匪，说理全是白费”是什么意思。

于是，老六只能找掌权派的上级，乡政府，反映情况。希望能得到帮助。乡政府官僚的答复是“了解情况后再说”。其实乡政府的官员早知道自己的直接下属的详情和作为。乡政府敷衍了事，一拖再拖。然而，老六也锲而不舍，靠着共产党，邓副主席撑腰，反复寻找乡政府。常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是， “你们还是不是共产党，要不要听邓副主席的话？” 后来，乡政府把村里掌权派的结论和理由，换个法子给冯老六重新念了一遍。

老六想，县政府从级别上和党中央和邓副主席更近，他们会执行中央的政策的。于是他到县政府去喊冤。县政府第一次接见，很同情老六。办事人员认为在他们的辖区里，还能有这种违反国家政策的胡作非为？ 他们答应老六，会正式行文。让当地村政按政策办理。县政府确实发了文，老六很高兴，毕竟扳回一城。可是，村里掌权的还是不理不睬，对老六装聋做哑。他们是否会给上面一个解释，冯老六不知道。　

没辙了？ 冯老六咽不下这口气，好在省政府就在西安，他继续到省里喊冤。省里接待员问了情况，答应过问，也发了文给县里，希望调查和执行。县里知道管不了(村里的掌权派)，只好推三阻四，不好意思再发文，所以只给老六打马虎眼。老六只能干着急。

着急的老六也只能“胡来”了。一次，老六反穿着皮袄走进县政府大门，去找县长。县办公室主任问，“这个老汉咋把皮袄反穿着？” 老六说，“咱们县里都是反着做事，我咋就不能反着穿皮袄?” 还有一次。冯老六知道县长就在房子里，他躺倒在地上，堵住门口。县长出不来，说道,“老汉，你这样挡着我出不了门。有啥事，起来说吧。”老六躺在地上望着县长道，“你也知道出不了门？ 那我整年在家里出不了门，咋就没有人管？”后来老六告诉县长，他的房子让别人占着，把他堵住出门都不方便等等。

那时我在北京上学，回到老家。冯老六知道后，还赶来找过我，希望我能帮忙。 在冯老六的意识中，我在北京，大概能经常见到国务院的领导，甚至和他们都很熟悉。只要中央发一句话，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我只能和他儿子说，虽在北京，我只是个学生。就象西安有很多大学生，他们和省政府的领导，差了不止“八杆子”远。毕竟没能帮上老六，也怪自己人微言轻，无能为力。

听说老六后来还真通过关系，找到一名中央政协副主席，陈情喊冤。后来，以中央（某部）的名义，向陕西省政府发文要求解决。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这件事，关键是村里掌权的。他们不怕因为对抗上面的指示而“犯错误”。比较犯错误和从房子里面搬出来，当然会选择“犯错误”。况且基层组织还是党所依靠的对象。让被告人，而不是法院，监督执行判决书（中央文件的政策），结果当然会很离奇。就这么简单。

不过，在冯老六的不懈抗争下，最后还是要回了自己的房子。因为老六的努力，其他地主也最后都基本得到了原来属于自己的房子和财产。 据说是因为国家政治生态的彻底变化，所形成的巨大压力，让那些掌权的人不得不屈服。

――――　形势比人强啊。个人的作用真的不如政治生态的变化，但是没有个人的努力，肯定也早被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