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唱大戏 卓琳——相扶持家适得善终之一 概述
一 概述
卓琳，原名浦琼英，1916年4月6日出生于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榕城镇普家山村。其父浦钟杰，字在廷，是名震西南著名的民族实业家，经营闻名遐迩的宣威火腿，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1923年孙中山由香港回广州主政，浦在廷被孙中山授予少将军衔，，担任孙中山北伐军滇军军需总局的局长，广东省烟酒公卖局局长及全国总商会副会长。
她兄妹八人，上有承统、承纲、承绪三个哥哥和承静、菊英（早逝）、代英、石英四个姐姐。其中代英、石英、琼英三姐妹均投身革命。
卓琳是邓小平的第三任妻子。
第一任妻子叫张锡瑗，1907年生，比邓小平小3岁。这位美丽的姑娘出生在北京附近的良乡，曾就读于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十七八岁时参加学潮并入团。1925年到北京，遇到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等，参与领导国民会议促成会。据说她表现很突出，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年她19岁。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张锡媛与从法国转道苏联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希贤(也就是后来的邓小平)相识了。当时，邓小平正为在这里见到阔别多年的同志而高兴。两人的目光交汇在一起时，碰出了火花。不过，他俩在莫斯科还没到谈及儿女私情阶段，共同的话语是法国的牛角面包、旅欧支部、北京的胡同和中国的工人大罢工。
1928年，24的邓小平与22岁的张锡媛在上海结合了。这种结合，是浪漫的同志式的结合。当时，邓小平已从苏联回国并在中央任秘书长。一天，一个新报到的秘书让他惊喜万分。这个秘书就是与他在中山大学不同班的同学张锡媛。异国相识，在白色恐怖中于上海相遇，再加上后来工作上的相知，他们成了夫妻。当时，为庆祝这对年轻革命者喜结良缘，同志们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的酒席，共有30多人参加，周恩来、邓颖超、利瓦伊汉、王若飞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都到场了。张锡瑗是美女，用邓小平的话说“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结婚以后，邓小平和张锡瑗有大半年时间和周恩来夫妇住在一起。住在楼上的邓颖超常常听见一对新人在楼下又说又笑的。
不幸的是，1930年1月，张锡嫒在生下孩子后得了产褥热，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她就在丈夫怀中死去。而难产生下来的女儿几天后也死了。可以想象，妻子、女儿的去世对邓小平的打击多么大。可是，因为广西方面军务紧急，邓小平连妻子也未来得及亲手掩埋，就匆匆离开上海。19年后，当他刚踏进刚解放的上海，就去查找张锡瑗墓，找到遗骨后放到小棺木里，和苏兆征的棺木一起放在当时住的楼房的楼下。还是没来得及掩埋，他又和刘伯承率部进军西南了。1969年，张锡瑗的棺木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即现在的龙华革命公墓)。90年代，晚年的邓小平去上海时，仍几次嘱咐子女去公墓瞻仰张锡瑗墓地，可见感情之深。
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叫金维映，浙江舟山人，8岁时入定海县立女子小学读书。时任“女小”校长的沈毅，是舟山著名爱国进步人士。金维映受其教育，思想逐渐进步。“女小”毕业后，由沈毅校长送她去宁波师范学习幼儿教育。学成后，回“女小”工作，立志为教育事业而奋斗。在定海期间，她数次参加革命活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经组织营救获释，转移至上海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她以当小学教员为掩护，从事秘密的工人运动。1930年7月，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领导发动上海百余家丝厂工人罢工。她深受丝厂女工们爱戴，被尊称为“阿金大姐”。1931年，被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于都、胜利县委书记，中共中央局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金维映和邓小平同岁，是1931年在上海相识的。同年7月中旬，他们同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后来结为夫妻。1931年8月，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不到一年，又调任会昌县委书记。1932年7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统一领导，成立会昌中心县委(实际是地委)，由邓小平任书记。邓小平和金维映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两年。1933年5月，邓小平由于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受到王明的打击，这就是“邓、毛、谢、古事件”。邓小平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和批判后，金维映禁不住王明集团的高压，在邓小平处境最为困难的时候，向他提出离婚的要求。硬汉邓小平为了不牵连妻子，在一个阴暗潮湿的拘留屋内在离婚报告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金维映之后和著名的革命者利瓦伊汉结婚，他们的孩子李铁映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官运亨通的时期，恰恰是在邓小平主政时期。邓小平非但没有记恨金维映，反而对他的孩子呵护有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邓小平对金维映的真实情感。
卓琳是浦在廷最小的女儿。她天性活泼、聪明好学、应变能力强，提别爱好体育，短跑是她的强项。他的体育老师由此对她进行刻苦训练，短跑的成绩很快得到了提高，先是在昆华女中的运动会上拿到了第一名，后来又在昆明市的运动会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1930年蒲琼英参加省体育运动会，被选为少年组50米短跑运动员入云南代表队。
1931年，南京要举办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会，各省都要挑选代表参加，蒲琼英作为少年组50米短跑的选手被云南省代表队挑中了，并于九月初随代表队出发。当他们到达南京时，因“九一八事变”，运动会已正式决定不开了。领队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向大家宣布了这一消息，说愿意回去的，跟我们一起走；不愿意回去的，比如有亲友可投的，也可以留下来。结果大部分人都表示要跟着队伍回去。蒲琼英想到北平去读书，因为她知道李含珍表姐当时就在北平。于是她找到领队，用平静的语调说:“我决定不回去了。”领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蒲琼英是整个代表队中年龄最小的。“你是说你不回昆明了？”“是的。”蒲琼英说有一个亲戚在北平，她说马上给父亲写信，争取父亲的同意。“不同意也没有关系，反正我是要去的。”领队看没有什么可以说服她回去，也就不说什么了。蒲琼英第二天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通知”她的这个决定。通情达理的父亲还是同意了他这个小女儿的选择，并且告诉她，她的开销问题由他来想办法（关键是怎样送达她的手中）解决。
1932年，16岁的浦琼英考入北平的一所女子中学。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通过两次学生运动的洗礼，蒲琼英的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为她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1936年，蒲琼英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成为了北大物理系中唯一一名女生。她想学好理工科，走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道路。同年，蒲琼英的姐姐代英、石英也同时到北平读书。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姐姐蒲代英去了延安。蒲琼英因姐姐蒲石英病住医院，所以停留北平。蒲石英病好后，她们认为青年学生的前途只有一条，就是去延安，去投奔八路军，去投奔革命，去抗日前线。由于去延安的路已不通了，她们从北平到天津，从天津坐船到青岛，再从青岛坐火车到济南，又从济南坐火车到了西安，找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在西安办事处的安排下，蒲琼英姐妹与一队青年学生一起，从西安步行7天，于1937年秋末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蒲琼英姐妹入陕北公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群众运动等课程。著名妇女领袖蔡畅亲自给她们讲授妇女运动课程。经三四个月学习后，蒲琼英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图书馆工作，并担任陕北公学一期十二队队长。1938年初，蒲琼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被调到陕甘宁特区政府保安处特别训练班学习。由于蒲琼英聪明好学、应变能力强，上级领导人认为她有进行敌后秘密工作所需的各种长处，所以把她调到特别班进行培训，准备以后派到日本占领区去从事抗日工作。这时，因工作需要，蒲琼英改名卓琳。（有关浦琼英去京读书以及奔赴延安的情节均摘自蒲代英《无悔的岁月》）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就此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玩，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那里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她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谈了两次，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对这位从前线来的长征干部，自然缺乏了解。
卓琳曾说:“因为当时去延安的那些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我就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不是看不起他们，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话说不到一块……我想，我结婚可不能找工农干部，我要找知识分子。”
被拒绝的邓小平并未灰心，干脆自己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前，当时的中央高级领导人为他们举办婚礼（一同举行婚礼的还有孔原、许明夫妇），还搞了简单的聚餐。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欢聚一堂，为他们的新婚祝贺。婚后不几天，卓琳随邓小平赴太行山区抗日前线，在一二九师做抗日妇女工作至1946年。1946年一二九师大军南下作战后，卓琳留华北局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她从华北局赴上海。接着由上海赴南京，从南京随一二九师经汉口、长沙向大西南进军。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她便在重庆工作，曾任小学校长。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档。1966年至1973年“文革”中与邓小平一起到江西南昌拖拉机厂做工，1973年回北京。1975年当选为军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6年离职休养。卓琳除在重庆工作时任小学校长外，以后的时间皆为邓小平的秘书。
本书的三位主人公，江青出生于1914年3月，王光美出生于1921年9月，卓琳出生于1916年4月。他们的丈夫分别出生于1893年12月26日、1898年11月24日和1904年8月22日。他们的丈夫分别比她们大21岁、23岁、12岁。江青和王光美的婚姻说她们是奔着权势去的可以，说是英雄爱美女、美女也爱英雄也可以。只有卓琳的婚姻观点有可圈可点之处，她起先害怕嫁给工农干部没有共同语言。作为夫妻，没有共同语言乃最大的苦楚，因此她二次拒绝了邓小平的提亲。后来邓小平亲自出马，大胆求爱，告知了他的留法经历，卓琳方才芳心永驻，同意嫁给邓小平。这也从侧面反映卓琳嫁给邓小平不是奔着权势去的，也没有屈从组织的压力，尽管此时邓小平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在共产党中属屈指可数的高官。她是在选择意中人，是按照自己的标准选择志同道合的伴侣。三人中，从学历上看，王光美曾就读于燕京大学，卓琳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她们都是出身于富有的官宦家庭，他们的世界观肯定影响了他们的丈夫，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历程（这个问题后面还会有论述）。出身卑微遭遇贫寒折磨的江青，学历虽不及她们，但个人成就最大，发扬光大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使工农兵成为舞台的主人。同时她还辅佐丈夫开展了至今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展示了“人道”的光辉。三人中，江青和王光美不仅嫁给了权势，同时也嫁给了政治，最终成为丈夫的政治附庸，结局大家也看到了。只有卓琳的行为令人欣赏，她尊重从丈夫的“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忠告，至始至终做丈夫的秘书。卓琳的行为符合《易经》坤卦的“利牝马之贞”的卦辞，得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的恩赐。由此可见，邓小平的想法比较成熟，深知后宫干政的危害，由此对妻子提出忠告。
卓琳嫁给邓小平，可谓戎马一生。卓琳抱着“砍头也要跟你走”的决心，陪伴丈夫一路走过十年的战争岁月。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目睹了百团大战、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的胜利。从地理环境上讲，他们结合于黄土高原上的陕北，之后东渡黄河上了太行山，接着又目送丈夫穿越黄泛区挺进大别山，从大别山下来后又驻扎在黄淮平原，南渡长江后，又自上海向西横进大西南，进入天府之国。具体到每一个城市，延安是他们的吉祥地；抗战的烽火中，他们居住在抗战前线城市邯郸和邢台；之后又去了郑州和洛阳，饮马长江后，他们在南京和上海居住过；之后又横插到西南的大都会成都。他们五个孩子中的三个都是在战争的环境下出生，长女邓林和长子邓朴方都是在抗日战争中出生，次女邓楠在解放战争中出生。这颠沛流离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952年“五马进京”为止。当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毛泽东决定调东北局、中原局、西北局、华东局、西南局五个大局书记进京，这就是“五马进京”的典故。邓小平作为西南局书记入京后，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兼民政部长的职务。
在北京城，卓琳陪伴邓小平过了17年的安定生活，直到1969年10月因战备需要疏散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被安排到江西南昌参加劳动锻炼为止。有人说邓小平去江西是遭受迫害而至，这样说法稍有牵强，缺少能说服人的证据。不可否认，邓小平去江西心情不好是肯定的，绝谈不上是被迫害。有住小洋楼、衣食无忧、且有人鞍前马后地服侍的被迫害者吗？在一些人的眼里，共产党的干部是不是天生就来当官的，只能上不能下？如果下放劳动就是遭迫害，那么现在全国十三亿人差不多有十二亿都是遭迫害，这能讲得通吗？你可以拍马屁，但不能罔顾事实。事实上，邓小平虽然被戴上了第二号走资派的帽子，但几乎没受到什么冲击，他一直处于被保护的备用状态，他在毛泽东心中是“人才难得”，一旦时机成熟是要委以重任的。应当说，邓小平在江西参加劳动的二年，于他而言是政治趋于成熟的两年，在这两年时间里，他这个旁观者，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如何治国的大问题；这两年时间里，他“沉”到了底层，接触了平民百姓，掌握了第一手的民情民意，这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是极为重要环境体验，为日后的“浮”做了厚重的资历铺垫。“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说的就是如同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也经历过。没有这样的经历，哪来的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王明集团从莫斯科天降，摘桃子没费事；文革新贵们靠嘴皮子耍来官位很容易。但他们兴也勃、败也勃，究其原因就是背靠大树好乘凉，缺少斗争的历练。
从现在公布的资料看，卓琳与邓小平性格迥异，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卓琳以坚定、大气、包容、细腻的牝马之贞，营造了一个祥和温馨的家庭环境，使得邓小平能够在危险复杂的战争环境下和在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中得到修生养息，以获取连续拼搏的力量。邓小平则以自己的权力地位以及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超出常人的浓浓亲情，为卓琳和家人撑起一把大伞，使他们能够躲避世俗的风雨。两人默契地应对一切来自大自然和世俗社会变幻的风云，在风雨飘摇与境遇沉浮中，平安地度过58个春秋，可谓是相扶持家适得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