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在二十三条公布后，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四清运动前承三年灾难，后启文化大革命，是毛刘分化的重要过程，后被文革吞噬。

       为什么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众说纷飞。专职的历史或理论研究者们都不愿用简洁的语言阐述其实质。或指鹿为马，或故作玄虚，把极为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什么反修防修；高层对三年自然灾害如何产生的认识分歧；四清与四不清，阶级斗争等等，把四清运动产生的原因描述成一团乱麻。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目的无非是乘机塞私货，把脏水泼到毛泽东身上，通过非毛来实现其非共的目的。

       四清运动的正式名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三年困难时期尚未完全过去，国家仍处于修生养息的重要时期，中央为什么又急于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要从大跃进的失败谈起。

       大跃进是毛泽东政治生涯辉煌与暗淡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毛泽东是大智、大德、大圣的化身，天佑中华的神迹通过毛泽东的言行举止得以展现。大跃进的过程以及后来对大跃进的争论评价过程，反映了一些人的觊觎之心和毛泽东为固守权力所做的一系列反击，使得中国国无宁日长达18年。    

毛泽东为什么要开展大跃进？一是国际形势使然。当时，中共的头号敌人美国有着世界第一的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也有着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而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则薄弱到难以启齿的地步，与中国的阔大疆土和因朝鲜战争急剧上升的政治地位极不相称，这对民族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同样的大刺激还表现在：经过波匈事件处置过程，相对于赫鲁晓夫的笨拙，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阵营，已视毛泽东为共产教父，毛泽东在莫斯科也受到了沙皇般的礼遇，而他背后的羸弱的国力却无法支撑他的世界性的政治地位（如欲了解详情，可看沈志华的有关著作），因此他要借助一次经济腾飞来赶美超英，使国力和他的世界性威望相匹配，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二是毛泽东的唯意志论的再度展现。纵观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很大程度上是唯意志论的成功，比如长征；小米加步枪打败拥有飞机大炮的蒋家王朝；入朝参战的志愿军依靠精神意志打败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都堪称唯意志论成功的典范。大跃进的失败只不过是唯意志论的一次失败，直接原因就是他使用人民战争的方法搞经济，以及党内走资派热衷于搞“五风”（即：“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要因为大跃进失败了，就狂妄宣称毛泽东不懂经济，1956年以前，新中国创造了世界一流的经济业绩，不仅恢复了战争的创伤，还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胜利使得毛泽东更加坚定唯意志论。

大跃进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漩涡，几乎将所有的人都卷进去。几乎所有的高层，特别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周邓，在毛泽东超人智慧面前都表示了无条件的折服，进而盲目地相信和传播基层投机者漫无边际的狂言。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唯心的唯意志论促使所有的人头脑发热到近似癫狂的地步，偌大的中国成为投机者说假话说大话的天堂。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给山药灌狗肉汤可以使山药亩产一百二十万斤等天方夜谭般的浮夸数据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党的会议公报上，或者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讲大话虽然可以保官升官，却不能当饭吃。狂妄必然要付出代价。由于强行推广密植和旱改水等一系列不合实际的措施，1959年的农业严重减产，部分地区出现大饥馑，进而导致全国性的饥饿。个别地区用饿殍遍地来形容并不为过。大跃进由此彻底失败。

       其实，远在饥饿尚未发生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察觉出左倾浮夸的危害，立刻进行了一系列的补救，包括1958年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甚至还在1959年4月29日写信给基层生产队，要他们“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还说：“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参与纠偏，直接写信给生产队长。说明毛泽东已经看透了事情的本质——浮夸风的根源在党内，就是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任何程度上浮夸蛮干，没有党内走资本的支持和怂恿，都不可能在社会上蔓延。

早在1961年，虽然严峻形势尚未过去，毛泽东就发出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在农村整风、整社、整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这反映出毛泽东因大跃进失败导致大饥馑的愤怒和急躁。谁都知道，在局势严峻的时刻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极其危险之举。1961年1月，保定市委书记下乡，搞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协会，调查的结果是：基层政权全为坏人当权，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全被地富收买，其根本原因在于土改不彻底。这样的结论是否正确暂且不论，留在后面叙说。在特大困难的形势下大搞阶级斗争，并不局限于京畿重地，而是遍及全国各省区，这不仅仅需要勇气，还有负气、斗气的成分。1961年1月，湖南省仅在一个短时期内，就有11人在运动中被打死和自杀。笔者曾听到来自故乡的消息说，农村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老百姓往往偷偷藏着针锥和剪刀，到台上去戳那些被斗的基层干部。不是怨气冲天，谁也不会采取这么残忍的行为。1961年的社教运动，虽没有继续、扩大和坚持下来，但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显然，这就是群众心中怨气发泄了，缓和了党群之间的本已非常激烈的矛盾。这可能是毛泽东的本意之一，有气就得让人家发泄。但是运动的目的不单纯是群众泄气，它有更深远的目标，这就是整治“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五风的始作俑者。

       大饥馑，人相食，这是让毛泽东和刘少奇深感丢脸的事，刘少奇为此对毛泽东坦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在另一场合，刘少奇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毛泽东此时尽管显得气定神闲，但内心的恼火不言而喻，否则他不会冒着危险，在全国形势极为紧张的时刻，号召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以，就四清而言，只有毛泽东和刘少奇非常热衷此事，没见其他领导人有如此的热心，因为他们党的首领，论责任，首先论到他们头上。自1940年以来，毛刘一直是一对合作密切的搭档，是党的一二把手。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他们要弄清大跃进期间，基层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

四清期间，毛刘之间就如何开展运动、矛头对着什么样的人发生了分歧和争论。问题的焦点，并非是什么国际大形势、反修防修、教育农民，那是光面堂皇的理由，其实，四清的目的就是弄清是当时的基层什么人的所作所为导致了大饥馑，以及如何惩治他们，防止再次出现令他们丢脸、且伤害共产党政权的事。刘少奇让王光美去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以期获取第一手资料，并通过王光美来贯彻自己的意图。

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地委书记座谈会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报告》（即桃园经验），经刘少奇审核、毛泽东批准，向全国推广。

桃源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工作组进驻村里后，走家串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由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教育，清理阶级队伍。四清工作不限于清工、清账、清财、清库，后来又扩大到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桃源经验还包括斗争形式。揪斗、罚跪、老虎蹬、睡眠折磨、喷气式等都是那个时候发明的。所以，右翼文人动辄就拿文革期间揪斗走资派说事，其实，文革期间一系列体罚、折磨人的方法都是源自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而桃园经验的残酷斗争则源自土改运动。甚至一月革命风暴的夺权运动也有源可查，它就源自于四清运动中大兵团作战，每到一处便把当地的党政大权全部夺过来的做法。

桃源经验打破了原来四清工作的范围和框框，把一次农村干部的作风整顿变成了全民的政治运动。由于这种经验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逼、供、信的酷风，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研究中共党史著名的萧喜东在《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一文中曾言：【她搞过“四清”或过问过的单位，直至县一级，“四清”结束后都来了一个干部大换班。新城县原有七个常委，四清后仅留一个，公社一级的干部（正副书记、社长）撤换了50多名，占全县这一级干部的73%。”、“在干部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受冲击的群众也不在少数。据桃园统计，当地群众放包袱（交代问题，然后过关）512个，“受教育”者达95％。”、“王光美在定兴县周家庄“四清”，进村三天就说：“支部烂掉了，干部都有贪污。”王光美把周家庄的饲养员、车把式、副业组长，统统作为四不清对象，使一个300多户的村就有120人被整。】

【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

【在定兴县四清时，王光美导演了一场斗争王树海的大会，会场专门搭起了一间导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后，指挥全场，会议的每一个主持会议的人都要通过一个布帘向她请示，王光美还派专人从北京接来她的两个孩子观看她的这场表演，让她们“受教育”。会上当场逮捕王树海，会后王光美到处介绍，把这一招宣扬为杀鸡给猴看。】

从上面引用的资料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土改运动的痕迹。而刘少奇则是土改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因为毛泽东此时正忙于战争，无暇顾及。）他的观点无疑影响了王光美。这样的极左做法后来又在文革中通过派驻工作组重演。

此后，刘少奇于1963年8月5日正式挂帅四清五反指挥部，成为第一线领导人。鉴于刘少奇对基层政权的严重估计，他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由此，四清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大兵团作战搞四清。中国各地开展四清的单位，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调31378人，参加点上的运动；江西省农村四清组成七个工作团，参加工作队的干部29138人；四清运动本来就是"左"倾思潮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又不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群众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平心而论，刘少奇的四清运动不仅仅是偏左的问题，重要的是他没抓住要害：是什么人导致了大饥馑？他完全没搞清楚，或者是揣着明白装胡涂。他的大兵团作战，完全撇开基层领导，打死老虎等老旧做法，无法解决基层存在的问题。也许是他的执政理念所致，也许他真的认识不清。导致大饥馑的原因很明显，就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根子就在基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他们为了维持特权，保证官位，不惜弄虚作假。四清初期被打死的、被锥子锥的、被剪刀刺的，自杀的，都是冤屈者，他们仅仅是第一线打手，小爪牙，充其量是浮夸谎报的始作俑者，目的也就是希望公社书记主任们多给他们一些救济款，最好能提拔他们成为脱产干部。真正该受到惩处的是公社一级干部和上级派来的工作组，没有他们的强迫命令和瞎指挥，没有他们的支持和怂恿，任何浮夸之风都刮不起来。把许多亩地里的稻谷密密麻麻地挤在一块地里，以此来应付上级检查，来虚报产量（这种现象笔者亲眼所见），这是群众、小队长、大队长们想干也干不成的事，同样也是他们不敢干的事。只有公社书记们能这样肆无忌惮地干。这么明显的拙劣的浮夸虚报手法，明眼人一看即知，可偏偏那些检察大员们看不出来，为什么？问题是，这些公社书记主任们是刘少奇精英治国路线的基础，他们的上面是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再上一级的省委书记则是被他们的直接领导的人，比如河南的吴芝圃，四川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他们是真正的祸根，如果把矛头直接对着他们，一点一点往上引，根子就显而易见了，肯定会理到刘少奇邓小平身上。所以，各地有关总结大饥馑出现的原因时，差不多都一致认为是地主富农篡权、腐蚀干部的结果，如1961年1月，保定市委书记下乡，搞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协会，调查的结果是：基层政权全为坏人当权，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全被地富收买，其根本原因在于土改不彻底。把造成大饥馑的原因安到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身上，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天大的冤枉！所以，刘少奇指导下的四清运动，目的不明确，乱打棒子，有许多人是基本群众，更多是地主富农这样的死老虎，真正的祸首根本没受到触及。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起先他也把罪过归之于地富反坏右等死老虎，随着运动的深入以及刘少奇对四清运动的认识以及领导方法，他最终明白了根本的原因出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身上。是他们刮起了“五风“，也只有他们能刮起五风。当乱子捅出来后，他们又急于分田到户，以此来否定解放以来的党的农村政策。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藉以保持和巩固他们的官位和特权。

所以，毛刘分手势在必然。当然，分手的原因众多，诸如刘少奇本是一线领导，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没有承担责任的勇气，却把责任或明或暗地推给了毛泽东；说出天灾人祸论、调查研究的方法已不适用之类的非毛的话等等来打击毛泽东的威信，可以这样说，刘少奇一直借总结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不停地在唱倒毛戏，对毛泽东的权威进行挑战，客观地形成了天有二日的情景。但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是特权精英治国论者，是铁了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从刘少奇带着王光美南下，一路上大肆吹捧桃园经验，同时又在经济困难的时刻，两次带着穿着华丽的王光美出国访问，很难看出刘少奇身上还有共产党领袖朴素的本质。这一切，令具有平民情结的、一心为群众着想的毛泽东大为失望。

王光美在毛刘争斗中，扮演了一个不是十分重要却是十分显眼的角色。不知道为什么？刘少奇撇开大量的幕僚不用，偏偏让老婆下乡蹲点。当桃园经验成为四清运动的狂想曲，她在台上弹奏表演时，她享受了受人吹捧的荣耀；当她陪着刘少奇两次出访的华丽穿戴成为街头巷尾的头条谈资时，她品尝了富贵的味道。刘少奇这么做令人费解，虽说宠妻爱妻是男人的本分，但作为政治家，宠妻和爱妻必须掌握分寸，在困难时期带着夫人招摇出访，显然超出了度，容易引起大众反感不说，还会给人以为接班造势的认知。历史上，功高盖主危险，后宫干政危险，那么在1960年代的中国，两个主席的夫人都在干政，且第二夫人抢了第一夫人的重头戏，这样做是否有危险，刘少奇想过吗？王光美想过吗？当然，27岁的大姑娘嫁给50岁且有权势的男人，无非是奔着荣华富贵而去，我并不怀疑王光美的才智与贤淑，从现在掌握的材料看，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啊！问题是，荣华富贵的承受得靠福分与德行，而她缺少的恰恰是福分，她的亲戚中，因她而陷入困顿的不在少数就是最好的证明。从桃园经验以及清华大学工作组的一系列做法来看，随意将普通老百姓打成反革命，造成许多人家破人亡，德行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