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福奇的背叛

新冠肺炎：福奇的背叛

看到福奇答听证会的录像，我很感慨。

当他被共和党议员询问是否认为在疫情下应该停止目前的抗议活动时，福奇先表示不理解这个问题，然后表示这不是他的职责而拒绝回答，议员指出：你已经说了很多应该停止酒吧呀咖啡馆呀等等的营业，停止年轻人的聚会，吧啦吧啦，那么现在的抗议活动是否也应该禁止呢？福奇仍然拒绝回答。最后，镜头里他竟然戴上了口罩双手捂住了脑袋。而会后特朗普在推特上称赞这个年轻议员，干的好。

这是让人痛苦的画面。

我认为这时的福奇已经背叛了科学，也背叛了良知。

因为，从科学来讲，今天的抗议活动当然应该禁止。美国目前面临疫情再次爆发经济不得不再次停摆的严重危机，更重要的是病毒传播导致有人死去。不久前特朗普就是因为不顾科学召开竞选集会，一个一直忠诚于他的共和党议员在集会后感染新冠死亡了。生命是无价的。无论孩子、青年还是老人。而美国的内斗和反科学已经导致了十余万生命的丧失。这时在二十一世纪。

现在的美国非常像当年中国的反右和文革。知识分子迫于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不得不保持沉默，或者做出违心的事情。但是，美国今天的社会远不像新中国时代残酷。所以，我认为福奇的回答不是小事，而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在美国今天一个如此安全文明的环境中，他竟然放弃了自己的良知。

同时，这也显示出西方的多党制，民主制度的深刻危机。福奇敢于对抗总统特朗普，但他不敢明确反对黑人的抗议，不敢反对那些打着正义的大旗的极左。一个理性社会完全可以质疑这场弗洛伊德引发的反对种族歧视反对黑迫害黑人的运动的正当性与真实性。

新冠病毒深刻的反映出我们今天的世界的诸多问题。比如，已经有人提出美国应该在未来加强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协调。一个国家的协调性在今天越来越重要，而美国的所谓的自由的制度显然在妨碍这种协调。其实，互联网现代通讯的巨大力量就是使人群协调同步。而早在人类语言的诞生，其发挥巨大的威力，也是使人类更协调同步。

今天是一个用科学解决所有问题的时代，而西方的多党制和民主还是通过争论斗争解决问题的方式。科学是专制极权的，即人们不能应为政治观点而违反科学，人们必须严格按照科学办事，必须接受科学的结论，遵从科学的规律。所以，科学也是反自由的。科学的专业化必然是排斥大众掺和，公众投票，而是采取专家体系。所以，未来公民将推出对于社会的管理事物，就像现在公众不去参与干细胞研究和火星探测项目一样。因为，今天的社会高度复杂和专业化，不是老百姓喊几句：自由，民主，公众，就可以解决的。今天在美国高喊黑人的命也是命，我觉得非常梦幻。

科学和市场还是反国界的。

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的制度提出挑战。但我认为，美国所面临的问题远比中国严峻。因为，中国目前的体制更容易转入科学极权的模式，而西方的多党制、民主制度未来将越来越阻碍科学，他的改变需要社会巨大的动荡。

 

立
2020/08/01

 

我在最早的新冠文章中曾谈到中国的专家在疫情之初的沉默，对比今天的福奇真是令人感慨。人类的政治斗争一定要被科学的研究探讨所替代。

 

新冠肺炎：我们的专家怎么了

 

俯视武汉

这次疫情始于海鲜市场的27个感染病例，当时可能没有人会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

武汉卫健委12月31日发布疫情：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专家从病情、治疗转归、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通报应该是专家独立的意见。然而，“未发现明显人传人”之后成为一个咒语。说出疾病人传人似乎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后来的一些采访中，有一些武汉的呼吸科医生回忆，1月初发热病人已经异常增多，有些是一家人发病，那时已经不可能不人传人了。可是直到1月20日一直没有有专家或一线医生敢于站出来大胆否认或把它说破。

在一开始似乎很多人甚至包括医学工作者，都对于流行病学有某种不易觉察但是严重的误解。12月30日网上曾经流传出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这个题目似乎已经显示出灾难的阴影。因为，武汉卫健委这时似乎认为控制疫情的关键在于临床救治，所以可以暗中把疫情治好。国家卫健委的专家在12月31日迅速来到武汉，但他们也是直接进到医院病房指导治疗，而不是进到市委指导公共防控。这些应该都不是中央的安排或最高领导人的指示。而更早，9月份中国军队进行的防冠状病毒的军演也能看出存在类似的错误观念。因为如果要针对病毒攻击，最重要的是快速有效组织起全民防护全民隔离，而不是救治。所以，武汉卫健委一开始公布疫情时就应该告诫市民注意防护，停止聚集活动。因为当时专家只是倾向不会人传人。

然而，随后武汉卫健委发布的通报就开始撒谎。撒谎的原因可能是来自最高领袖的类似维稳注意国际影响或不要影响春节喜庆的指示，也可能是卫健委以为通过秘密救治能消除疫情，而地方政府的渎职一直存在。虽然这个疾病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未知病毒感染，发现、确诊很困难，传染性很强。但从后来的情况看，在1月初期，至少1月中上旬，疫情已经非常严重，对于一个相关专家来说，这时应该完全知道疫情的严重性和后果了。那些专家（高级专家和一般专家）都了解疫情真相，但都心照不宣，只埋头做好自己的专业工作，谁也不多说话。所以，在疫情暴发之初，一方面关于这种新病毒的各项科研工作进展极为迅速；但另一方面病毒却在快速严重的在人群中扩散却没有人管。（这次的疾病很容易从技术上找借口推诿。）

整个武汉市的市民和整个国家处在危险之中，这时只有专家了解真相，但那些知情的专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告诉公众，很可能也一个没有向上级有关部门强烈呼吁。仅仅以类似“不要影响春节喜庆的指示”为借口，撒谎或沉默我认为依然是在犯罪。

那时，是否有过专家在傍晚站在武汉的高出俯视这座有着上千万人口正处在春节前的喜庆和病毒的传播之中的城市。不久之后这座城市将有数万人被病毒击倒，数千人丧生。而这时只有他们知道真相，知道不久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但他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专家和儒家

所以，在这场疫情中我们的专家值得深思。

或许人们会说专家保持沉默的原因来自高最高领导人的暗示或直接指示，比如不要影响春节节日的气氛。仅凭这样一个指示是否就可以成为整个国家卫健委、疾控中心和武汉卫健委作假的充分的理由？人们可以说中国官场有着恐怖的氛围，使人们不敢有异议，但即便如此，面对如此危重的情况没有人站出来是否就可以原谅？完全有方式可以既发表真相救人又敷衍完成指示，比如指导市民科学防护的同时告诫不要恐慌，继续过一个喜庆安全的春节。当然，这样可能仍然惹得最高领袖的不快，但恐怕不会因此坐牢或丢掉性命吧？为什么没有有一个专家直接告知公众或通过媒体透露真相？难道所有的国家和武汉市的专家与呼吸科医生都知道了最高领袖的指示？即便如此，想到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有敢于冒死进谏的大臣，很多时候一个人丢了性命仍然还会有人接着站出来，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专家官员没有人敢站出来为了武汉一千多万人民的生命为了整个国家的安危来冒险直言呢？其实，我认为在今天这样做并不太可能丢了性命或者受到残忍的肉体迫害，更可能的是丢了官，受到种种压力。

我认为即便真的有所谓的不要影响春节节日的气氛的指示，即便有恐怖的官场气氛，在这样的一个危急关头，要求我们的专家或官员勇敢的告知公众积极防控，恐怕不是一个太苛刻的要求，而我们的地方官员一直没有作为，问题还是他们是否知道所有的真相和后果，如果他们要知道一定要有专家反复告诉他们。显然，今天我们的社会处于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这样的状态的形成有许多原因，一个直接的重要原因我认为，在于今天我们国家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有了更高深的技能，但没有了信仰。中国历史上知识阶层一直有着强大的儒家思想与信念做支撑，它在历史上对于国家的生存和昌盛意义重大。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儒家思想完全被摧毁了，而现代的消费娱乐文化本身又进一步消解传统信仰，我们失去了信仰，但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现代的合理体制保障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力。

 

李医生的正能量

但是，十七年前萨斯流行时，我们曾经出过一个医生蒋彦永。那时，卫生部长张文康公开撒谎隐瞒疫情真相，蒋实名写信给国内和香港的媒体说出了自己知道的真相，引起国际关注从而促使张文康下台全国开始抗击疫情。今天武汉只出现了一个李医生。李医生和蒋彦永完全不同。李医生以为可能萨斯又流行了，但他只是发微信嘱咐自己的朋友要小心防护，并特意叮嘱不要外传。所以，他只是一个好心的人，关心自己的朋友，但他并不顾及武汉其他更多的与他无关的人们的安危。所以，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并不是像蒋彦永那样的英雄。钟南山也不是英雄。他的发布会显然是官方安排的。

说到恐怖，李医生被公安依法约谈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吗？如果当时武汉真正了解真相的呼吸科的临床医生、专家们纷纷在微信中用准确的描述告知真相，并指导人们科学防控，让大家来转发，那么会不会形状一种不同的局面，一种公民的自觉和力量？所以，简单的用一个最高领导人的指示或者恐怖的氛围来开脱良知的丧失是不对的。当那些医生、专家知道有人在传布真相而被约谈时，不是纷纷加入了正义的人们之中，而是彻底保持沉默了。这里我还是要再次指出，那些专家们了解的真相不是一件小事，是武汉一千多万人的生命和整个国家的安危，而他们知道的传播真相的风险是公安约谈。

我认为我们的专家和李医生表现出的都是一种正能量。中国式的正能量本质上是不关心社会的公平正义，不质疑，不批判，只是在现有体制内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经过我们的教育经过社会的强制，形成了我们今天的这种精神状况。从六四整个社会过于激进的变革社会批判政府的自由的社会环境与民众勇敢的冲动到今天，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

这还可以以从阅读北岛向阅读汪国真的转变为标志。北岛的诗歌本质上是对权威的质疑与批判，而汪国真是中国式的正能量之父。在六四之后，全中国的青少年经历了一次集体阅读汪国真的洗礼。更重要的是执政党随后做出人类物理学的一个重大发现——正能量。汪国真的诗不思考，不质疑，不批判，他只写普世真理。什么是普世真理呢？就是一些放诸于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是对的道理，也就是一种人生的常识。比如，永远要积极，乐观，要自强不息。汪国真本人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以中学生的思维和情感写诗的成年人，一开始长期默默无闻，但他不放弃一直在努力。六四之后，他得到时代的垂青。经过汪国真之后到正能概念的风行，（没有人思考它的实质，但它潜移默化的在改变人们，）我们中国人变成了一些不思考不质疑，以常识和高级的专业技能生活，积极努力，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群人了。

今天我们已经基本上完全丧失了言论自由，也几乎没有能质疑批评政府的媒体了。同时，思想界和媒体失去了启蒙民众的作用。

我们又一次经历了这样的事情，蒋彦永为了我们的安全勇敢的揭露政府隐瞒真相，但当他受到迫害时，我们没有能勇敢的起来抗争保护他，最终就是今天当疫情再次来临时，就没有蒋彦永只有李医生了，而我们付出了更加惨重的代价。

我们今天应该怀念蒋彦永医生，他是一个勇敢的人。

 

反向教育决定的命运

有言论自由才有对于政府的批评和监督；才能及时发现、防止政府犯错；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全和每一个人的安全；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公民才会持久、普遍的拥有正义感和勇气。中国言论自由的全面丧失是从胡锦涛时代开始。在这个时代发生了“非典”疫情中央卫生部最高官员公开撒谎，揭露真相的医生受到迫害；同样，在这个时代还有揭露艾滋病疫情的医生被迫害，和平提出异议的刘晓波被迫害；在这一期间我们的言论自由逐渐全部丧失，网络控制走向畸形，敏感词越来越病态；舆论媒体逐渐失去了质疑、批评政府的能力；暴力维稳的费用超过了军费；维稳成绩显著；但政府内斗几乎失控。这又对习近平产生了影响，使他在任上取消了分权的制度，恢复了终身制，采取强人政治具有了某种必要性。

胡锦涛是青年时代接受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习近平是从孩子起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胡锦涛是团干部，习近平身逢文化大革命，从小没有接受正规的现代思想的教育。成年后遇到问题时，往往就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和方法解决困难。而胡锦涛上任后带领班子首先去了西柏坡朝拜。中国的改革从此出现某些改变，最终走到今天。

当年毛泽东是一个传统政治家进入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时的冲突导致的悲剧的例子。毛泽东极其矛盾。他一方面非常传统，读过大量古书；一方面非常不传统，他不是中国传统的儒家，不是法家，与秦始皇有点像，可能与阴阳家有些沾边；同时，他一方面非常西方，比如他文革中搞的大民主大自由的社会实验放在西方的思想界都堪称前卫激进；一方面他非常的不西方，反西方，他对西方现代思想没有深刻了解，对科学的理解更是肤浅。他几乎反对所有他接受的，他非常的矛盾。就是在这种矛盾中他带着我们的民族向前冲，国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最终陷入了极度混乱和危机。

他不重视科学凭着古代的基于感觉的政治智慧和盲目的勇气胡来。如果在古代的生产力水平就不会有大跃进的悲剧，如果不是现代媒体现代交通等现代技术，也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但是，当现代强大的科技与古代的原始思维在一个缺乏控制的极权制度中结合起来时，就会酿成巨大的灾难。所以，深入普及现代文明理念的现代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今天历史是否会重演，我在《新冠肺炎：十年之后看中国》里在具体讨论。）

思考到这里我们或许应该认识到，其实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只是一场突发疾病，它的本质是疾病，而其中人为的错误和失误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它折射出的是我们国家的社会转型发展到今天特定阶段的更加复杂纠结的问题。这个阶段的特殊性在于今天的国际环境和科技都出现质的发展，但我们同又更深的受到当年毛泽东时代的影响。当年接受反向教育的孩子们开始掌握权力，我们的改革慢慢发生了改变，我们在继续向前的同时在慢慢的反向行进今天我们的社会出现了当年的矛盾。

那些文革中长大的孩子今天也知道一些现代的道理、一些新名词，但是青少年时代的教育缺失和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的影响是无法磨灭的。而且，他们不是一个人，是几代人。想一想整个民族的孩子戴着红袖标，没有学校，没有教育，生活在一场与人你死我活的暴力斗争中，文化大革命非常的现代又非常的原始，有语言的暴力，视觉的暴力，听觉的暴力，意识形态的暴力，肢体的暴力，充满对人的精神和肉体的侮辱和折磨，对于伟大领袖充满绝对的狂热的崇拜与服从。我们没有意识到几十年后，世界将要由他们来统治。但伟大领袖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那时，毛泽东在有意识的改造我们的孩子，但他又不知道他要改造什么。那同样是他在矛盾中的盲动。

我们没有意识到，大概从胡锦涛时代，我们的官员的素质是下降了而非提高了。尤其文革的残忍的斗争性、绝对服从和暴力的特点不容忽视。

从这里我们看到教育对于国家的长久影响。

然而，我们今天对于孩子们的教育有没有值得思考和改进的呢？至少不要把孩子们教育成国家的工具，而是要教育成有着现代思想理念的有创造力和思考能力的人。

今天，我们的国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没有什么快药，可能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平稳过渡，等待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影响的消失，新的一代人替代我们。那时，会有一个人出来重新废除终身制的，重新制定宪法，重新进行体制的改革。

 

我们被谁拯救

总之，这次疫情透露出的不只是我们的一个领导人和一些官员的问题，它远比这些复杂和深刻。它折射出我们深层的问题。我们改革之后一直没有坚持冷静持久的反思和摆脱教条的创造性的理论研究。而我们不仅仅是一直采取只解决眼前问题的实用主义，而且同时放弃持续的理论探索。出于现实的目的，邓小平停止了对文革的反思，停止了制度改革。没有自由的思想与没有思想的自由成为互为因果的矛盾。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最终可能还是需要自己的思想家与政治家创造性的思考、启蒙与实践。我们的毛泽东时代和我们的改革开放都有着为激情，一个是革命的激情，一个是追求财富和强大的激情，所驱动盲目的向前冲突，这些都是依靠经验的试错法，是通过承受灾难获得进步。相比美国，我们的发展承受了太多的苦难。这次不过是又一个苦难而已。

在这些文章中我不愿意过多谈论这场灾难是谁的责任和应该惩罚谁的问题，由我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它的成因之复杂。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专家值得我们深思。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里。这就是中国式正能量的结果，也是完全丧失言论自由的结果，是我们残留的传统社会中残酷竞争残酷政治的结果。我们有现代的知识和爱心，我们能说出很多道理，只是没有人会冒可能的风险，抗拒恐惧，去拯救一座城市和整个国家。没有一个人这样做。我们的专家和那些在十天里建成一座医院的工人们一样，都是伟大领袖指挥的工具。是奇迹的创造者。

我一直非常感兴趣发生了什么使得事件在1月19日发生根本转变。我在前文做过分析，认为可能是因为美国国务院的质询使最高领袖意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或者说才真正了解了真相。无论如何，如果没有1月19日的转机，那么我们的专家仍然在沉默，病毒仍然在以近乎指数增长的方式传染，那样今天我们就不知道疫情会发展到什么时候才能被中央意识到。那样，可能今天的武汉和整个中国就不是几万人染病数千人死亡的结局了。政府像个黑匣子，我们生死糊涂，至今也不知道是被谁拯救了。

 

立
2020/02/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