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客】刘铮：深处的中国——海斯勒《寻路中国》#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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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2006年，《甲骨文》（Oracle Bones）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却终于落选，应
该感到遗憾的并不只是作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个人。《甲骨文》具备将海
斯勒名气推高的那些必要元素，它谈到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谈到了北京奥运
筹建工作、谈到了极富政治意涵的广场，这些符号性的、易于粘贴政治标签的或许更符
合一个《纽约客》杂志驻京记者身份的内容，即便未必真能深入中国腠理，仍然是吸引
英美广大读者的不二法门。相比之下，2010在美国出版的《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更平实，更内敛，它撇去了政治浮沫，它所讲述的一切都不再具有严格意义
上的新闻价值，海斯勒只是自顾自地走向了中国深处，在那里，渊默如雷。但也正因为
方便的标签和坐标都不存在了，这本原本写给英语世界的人们的著作，最终，也许只有
中国人才能读出其中的味道。
我看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经济学人》等十来家媒
体的评论，觉得不读亦无妨。读这本书，先有一个陷阱，就是以为这是一本讲汽车文化
的书，或是一本“在路上”的书，外国的书评人一个挨一个从这里掉下去。而参与设下
这个陷阱的，就有彼得.海斯勒自己。在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讲演中，海
斯勒从书里摘取了中国交规考试的试题，做成幻灯片，打在白幕上，比如：
352题 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
a） 不告诉对方。
b） 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
c） 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
台下的美国人看到这里，笑声一片。在表达一点点善意不致带来太多不便的场
合里，文明人是慷慨的，于是他们笑了，为东方人大脑里过多的沟回而笑。然而，这种
文化差异的笑料，无论多么无害，究竟是浅俗的，是可有可无的，就整体而言，是干扰
视线的，它轻快的调子冲淡了《寻路中国》深沉的底色。我想我并非完全不懂欣赏幽默
，海斯勒不形于色的幽默感，即所谓dry sense of humor，是显而易见的，但一个美国
的非虚构作家有这样的幽默感，不是太理所当然了吗？与那些我们早就司空见惯的旅行
作家相区别的，不是彼得.海斯勒的幽默感，而是他与中国人事实上与情感上纠缠的深
切程度。
诚然，汽车一路风尘，驶过《寻路中国》整本书，然而，与其说它是书的主题
，不如说它是书的线索，就像我们叫做项链的那种东西，重点在被串起的那串珠子，而
不在那条线索上。若说关于汽车的一切只是掩盖着陷阱的表面现象，那么这本书究竟讲
了些什么呢，或者说，那线索串起的珠子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并不像初看起来那么
容易回答。
从结构上来说，《寻路中国》的三个部分—城墙、村庄、工厂—看似均衡，实
则写作的出发点及情感投入的程度均有极大差异。第一部分长城探寻之旅，与《甲骨文
》的设计很相似，都是以中国文化的象征物为媒介，希求借此把握古今流变的脉络，为
中国观察增加一个时间的维度。问题是，此类过于明显的企图，往往无法在中国的现实
中得到有效回应。事实上，海斯勒沿着长城遗址向西的旅途中的见闻缺乏一致性，这是
由其线路的机械性预先决定了的。他在成吉思汗陵见到三个在午宴上喝得醉醺醺的“领
导”与入门检票员展开顽强的讲价，他在甘肃的廉价卡车司机旅馆里得知这楼上住着一
个“后苏联版的嘉莉妹妹”—卖淫的俄罗斯女人，他在张家口的公路餐馆遇到自称是“
美利坚合众源公司中国办事处副主任”的老板娘……这些不失为有意思的当代中国世相
的剪影，可是，它们与长城没有必然的联系，假若海斯勒任意选定一条由北京至甘肃的
自驾路线，他也极有可能目睹类似的林林总总。长城，这一重要的中华文化象征，已然
与中国的现实全然无关，对这一点，《寻路中国》表现得很充分，有足够的说服力，不
过，这不是一个值得用一百多页去说明的事实。
尽管事先设定的目标未必合理，海斯勒还是凭借其犀利的观察超越了预设的种
种限制。他的观察，准确地说，他的社会观察，有显隐两种表现。显性的，如他在“首
都汽车”租车时获得的经验：“他们从来不问我把切诺基开去过什么地方。租车合同有
具体的规定，禁止驾驶员把车辆驶离北京地区，不过我打算不理会这一条规定—在我把
车子还回租赁公司，查看里程表之前，他们根本就不会发现。在中国，生活中有很多事
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在我读的Kindle版英文原著里标明，最后这两句话已经有59位读者在我之前画了线，显
然，读者对海斯勒把握社会规则和运行模式的能力印象深刻。而我更看重的毋宁是那些
也许无法上升为判断、归纳为警句的隐性观察。在山西、内蒙一带行车时，顺便搭载几
个人成了海斯勒每天的惯例，而搭顺风车的多数是年轻女性，“她们从村子里出来，在
小镇上见过些世面……她们穿戴整洁，一般穿着裙子和高跟鞋……上车时带进一股廉价
香水的气味……无一例外，她们都是离家在外做工的人，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她们上班
的地方有工厂、餐馆、发廊等等，而她们对自己的工作一般闭口不谈。一开始，我不太
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女人搭顺风车，因为在外做工的多是男人。而那段时间根本不是出
游的高峰期……我遇到的那些人主要在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做事—比如在省城，或者规模
较大点的城镇。对这部分人而言，出现在乡间路上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女人可能更愿意
不遗余力地这么做，因为她们通常有父母、甚至祖辈的老人需要照料。每次，我问她们
包裹里带着什么东西，她们总是这样回答：‘礼物。’”在海斯勒的叙述中其实已融入
了部分对现象的解释，如果我们更进一步，不妨将这一现象再拆解一下：首先，成年男
性劳动力从农村抽离，造成农村性别比例失调；其次，部分年轻女性出于伦理考虑，选
择在离家更近的地区工作；第三，女性工作的性质往往使她们有机会在春节以外的假期
回家探视；第四，由于缺乏足够便利的公路运输系统或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这些回家的
女性至少要在旅途的某一段上选择步行。也许我们还可以将这一拆解继续下去，一直分
析到中国社会最细微、最基本的元素，不过，这样其实已经足够了，我们已经看到，路
上的女性搭车客，这一看似平淡无奇的现象，将中国劳动力流向、家庭伦理、职业特点
、出行方式等重大的、多元的社会因素扭结在一起，让我们很难对这一现象做出简单的
评价。比起讲述中国人在驾驶时如何恣意妄为、长城的部分残垣如何尘封土掩，我觉得
海斯勒对搭车客的观察能向中国的城市读者传达更丰富的信息，这也是中国读者与英语
世界的读者关注点差异的一个必然结果。
循一定线路的旅程必然是一掠而过式的，旅行者无法与遭遇的当地人建立更紧
密的情感联系。然而，到了《寻路中国》的第二部分，感情的浓度陡然上升，这是因为
海斯勒选择了一个固定的地点并以极大的耐心慢慢培养、维系与这个地方的关系，到后
来，这种关系反过来自我催化，其强烈程度恐怕超过了海斯勒之前的期待。
2002年，海斯勒与女性美国友人郭眯眯在燕山山麓的小村子三岔租了一处农居
，这里距北京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但却令人意想不到的落后于时代。关于三岔，海
斯勒写下了书中最富抒情诗风格的几个段落，其中与村民一起采摘核桃，用棍子击打树
枝的一段让人有恍惚之感：“美不胜收的，是飘荡的声音，摇曳的光线：呼呼作响的丁
香棍子，青绿的叶子在空中飘飘落下，一个个核桃重重地掉落在地上。采摘完毕，那些
树枝仿佛在叹息—枝条在轻轻地哀叹，想起刚刚经历的一顿暴打仍然震颤不已。”然而
，宁静和谐不过是极短暂的间奏而已，正是在三岔，海斯勒目睹了乡村政治的蜗角之争
、旅游文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冲击、农民在城市化剧烈震荡中经历的思想蜕变。“要人
们在变动如此之大的国家里保持一种方向感，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三岔的叙述围绕一个姓魏的中年农民展开。这个脑袋灵光、不安于现状的男人
，以极具个性的方式，把握住了商机，入了党，买了二手车，为智力障碍的哥哥争取到
了补助，尽管最终在竞争村支部书记的博弈中败下阵来。海斯勒通过这个人物及其家庭
，将北方农村的经济转型、社会矛盾、政治实态、信仰状况、风俗习惯、情感结构都写
得玲珑剔透，从某种角度来看，他完成的是一个人类学式的田野考察。唯有在魏家的小
男孩身上，海斯勒的情感灌注远远逾越了人类学家应有的超然。小男孩患上血小板减少
症，海斯勒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自己的社会资源，请在美国的三位医学专业人士做了跨洋
诊断，让郭眯眯为孩子安排到高一级医院住院，通过在北京一家医药公司工作的美国人
商购血液球蛋白。在与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时，海斯勒对血液的安全性提出质疑，引起医
生的反感。海斯勒建议对血液进行病毒测试，医生回答：“相信我好了，检查不出来！
”海斯勒写道：“在我看来，一个医生竟然说出这种屁话，简直令我作呕。”他气得发
抖。在整本书中，这是海斯勒唯一情感失控的时刻。我们可以借此推知他与小男孩之间
感情的深度。然而，不止于此，恰恰在这失控的一刻，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美国人对
事情理应怎么做的真实看法，同时也看到，海斯勒这个外来者的特殊身份在何种程度上
影响了他笔下那些人物的命运。这个孩子很幸运，因为不但有人关心他的健康，而且这
个关心他的人还有能力调动一般人不可能拥有的社会资源。可问题在于，紧要关头，海
斯勒的第一个念头仍然是利用关系而非遵循规则。这一善良的冲动，当然情有可原，甚
至令人感动，但当海斯勒揶揄中国公路上的司机不守交规时，他是否也考虑过人们不愿
遵循规则也许有更深层的制度背景呢？是什么决定了在中国做事首先想到是利用关系而
非遵循规则？为何海斯勒未能在紧要关头将美国人阳光般的正直贯彻到底？我想，这些
问题，比起某个人自发的善心，更值得我们掩卷思考。
如果说三岔的写法更接近海斯勒在《消失中的江城》（River Town）中的叙事
模式，那么《寻路中国》的第三部分，也就是关于浙江丽水的部分，则最大地发挥了海
斯勒的特长：一方面，他选定一个据点，在这个据点上，他与人建立起极紧密的关系，
然后像小说家一样，细致描摹这里的一切；另一方面，他像记者那样，在这个据点周边
来回游弋，捕捉闪光的片断，用以充实、丰富他得自某一局部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构
建、完善在这些微观事实背后的宏大背景。
海斯勒是在马路边与丽水那个专门生产胸罩肩带调节环的私企老板结识的，此
后他多次来到这家工厂，与员工吃住在一起，参与了工厂筹建、设备安装、投产、迁址
的全过程。他对这里的一切的关切程度竟让老板一度疑心他是“前来卧底的竞争对手”
，而我们这些读者也有了机会，如同《经济学人》的书评说的那样，像“墙上的苍蝇”
一般倾听、观察他们的一言一动。在这里，海斯勒呈现的人性的幽微曲折、社会的陆离
百态，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不得不承认，此前我们从未读到过对当代中国工人如此深入
的描绘。
任何对这一部分内容的概括，都不可避免地要牺牲掉其细节的丰富性，而细节
恰恰是这一叙述最可珍视的组成部分。我只想谈谈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劳动与劳动
者疏离、劳动外在于劳动者的现象。调节环工厂15岁的女工陶玉凤手法灵巧，她为胸罩
放置衬骨，“她左手的大拇指上戴着一只顶针，每放一副衬骨到松紧布里边的时候，那
金属片就会碰得咔嚓作响。咔嚓，咔嚓—那声音有节奏地响着，像是一只节拍器，快得
我都数不过来。一个下午，我看着玉凤放完了几千个衬骨……通常情况下，她会连续十
个小时放置一个型号的胸罩衬骨。她可以做到不用中断手中的活儿，不用抬头也能回答
我的提问”。陶玉凤说道：“说实话，我经常会感觉很平静。一个人干活儿，没有人来
打扰我。尤其是我什么也不用考虑。如果我要考虑什么事情，那就做得没有这么快了。
所以，我尽量让自己的脑子里面什么也不要想。”对这种工作状态，我们很难说它有多
么不好，但我感觉，在这平静里面有某种让人窒息的东西。在当地以临摹欧美绘画出口
海外为业的绘画作坊里，海斯勒问女画师：“你喜欢画画吗？”对方斩钉截铁地回答他
：“不喜欢，一点都不喜欢。”海斯勒写道：“她从来没有因为兴趣而画过画—当我问
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时，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是我的脑子进了水……我问她，她画的哪一
幅画自己最喜欢，她说道：‘我一幅也不喜欢。’我问她有没有崇拜过莫奈或者凡.高
这类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她给出了类似的回答。‘没有我最喜欢的作品，’她说道，‘
那类作品跟我们现在画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生动地表现何为“
异化”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种种代价，已有太多讨论，但对人的异化这一代价，我
们谈论得还很少。假如人被抽空了，那么现代化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对人的空洞化、社会的空洞化，海斯勒有许多精妙的刻画，而他的总结归纳也
往往精确得让人痛心：“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
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
身此地。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独立的劳工联合会。宗教也许会在个人层面得到繁荣，可
在组织层面上却相当弱小……没有任何法律事务所，也没有任何非赢利组织。警察和政
府干部的身影差不多同样难得见到……”海斯勒说，那些善于为自己做周详打算的中国
人“如果要把他们个人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社会层面上的问题，还需要迈出关键性的一
步”，“我常常感觉到，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
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中国是否已经发展到这个点附近？中产
阶级、上层人士是否已经有了那种感觉？也许得出答案并不困难，只是我们明白说出答
案未必会有什么效果。
最理想的社会演进，或许应该是“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
那样一种变化，它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然而
，中国的许多变化，尤其是发生在农村的许多变化，却是一种无论如何难以让人乐观的
变化：它让很多人的境况变坏了，而境况变好的少数人都不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企业主
，开发商，此外还有什么人抚掌而笑了，而农民却要以肉身承受那些几乎无法承受的陵
谷巨变。谁该为这种演进负责、为它提供合法性证据？
海斯勒有时不免灰心地写道：“在这个开车路过的城市里，我感觉自己只不过
是个开车路过的记者而已，听完了那些悲伤的故事，又从高速公路上离他们而去。”问
题是，海斯勒可以离我们而去，我们自己不能离开这里。我们读海斯勒的书，为的就是
了解这里、理解这里、改变这里，或者说，不让这里被以现在的方式被改变。
就算你知道中译本194页第二段以下删去了将近三页的内容，就算你知道书中许
多字眼被悄悄地改得温和了，就算你知道个别句子的意思被译错了，你还是应该对这本
书在中国出版心存感激，这感激首先应归于书的作者—彼得.海斯勒，伟大的中国观察
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至于那“人民”二字包括哪些人不包括哪些人，你懂的。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彼得·海斯勒著，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
社，2011年1月第一版。
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from Farm to Factory, Peter Hessler
, Harper Collins, 9 Feb 2010.
该感到遗憾的并不只是作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个人。《甲骨文》具备将海
斯勒名气推高的那些必要元素，它谈到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谈到了北京奥运
筹建工作、谈到了极富政治意涵的广场，这些符号性的、易于粘贴政治标签的或许更符
合一个《纽约客》杂志驻京记者身份的内容，即便未必真能深入中国腠理，仍然是吸引
英美广大读者的不二法门。相比之下，2010在美国出版的《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更平实，更内敛，它撇去了政治浮沫，它所讲述的一切都不再具有严格意义
上的新闻价值，海斯勒只是自顾自地走向了中国深处，在那里，渊默如雷。但也正因为
方便的标签和坐标都不存在了，这本原本写给英语世界的人们的著作，最终，也许只有
中国人才能读出其中的味道。
我看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经济学人》等十来家媒
体的评论，觉得不读亦无妨。读这本书，先有一个陷阱，就是以为这是一本讲汽车文化
的书，或是一本“在路上”的书，外国的书评人一个挨一个从这里掉下去。而参与设下
这个陷阱的，就有彼得.海斯勒自己。在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讲演中，海
斯勒从书里摘取了中国交规考试的试题，做成幻灯片，打在白幕上，比如：
352题 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
a） 不告诉对方。
b） 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
c） 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
台下的美国人看到这里，笑声一片。在表达一点点善意不致带来太多不便的场
合里，文明人是慷慨的，于是他们笑了，为东方人大脑里过多的沟回而笑。然而，这种
文化差异的笑料，无论多么无害，究竟是浅俗的，是可有可无的，就整体而言，是干扰
视线的，它轻快的调子冲淡了《寻路中国》深沉的底色。我想我并非完全不懂欣赏幽默
，海斯勒不形于色的幽默感，即所谓dry sense of humor，是显而易见的，但一个美国
的非虚构作家有这样的幽默感，不是太理所当然了吗？与那些我们早就司空见惯的旅行
作家相区别的，不是彼得.海斯勒的幽默感，而是他与中国人事实上与情感上纠缠的深
切程度。
诚然，汽车一路风尘，驶过《寻路中国》整本书，然而，与其说它是书的主题
，不如说它是书的线索，就像我们叫做项链的那种东西，重点在被串起的那串珠子，而
不在那条线索上。若说关于汽车的一切只是掩盖着陷阱的表面现象，那么这本书究竟讲
了些什么呢，或者说，那线索串起的珠子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并不像初看起来那么
容易回答。
从结构上来说，《寻路中国》的三个部分—城墙、村庄、工厂—看似均衡，实
则写作的出发点及情感投入的程度均有极大差异。第一部分长城探寻之旅，与《甲骨文
》的设计很相似，都是以中国文化的象征物为媒介，希求借此把握古今流变的脉络，为
中国观察增加一个时间的维度。问题是，此类过于明显的企图，往往无法在中国的现实
中得到有效回应。事实上，海斯勒沿着长城遗址向西的旅途中的见闻缺乏一致性，这是
由其线路的机械性预先决定了的。他在成吉思汗陵见到三个在午宴上喝得醉醺醺的“领
导”与入门检票员展开顽强的讲价，他在甘肃的廉价卡车司机旅馆里得知这楼上住着一
个“后苏联版的嘉莉妹妹”—卖淫的俄罗斯女人，他在张家口的公路餐馆遇到自称是“
美利坚合众源公司中国办事处副主任”的老板娘……这些不失为有意思的当代中国世相
的剪影，可是，它们与长城没有必然的联系，假若海斯勒任意选定一条由北京至甘肃的
自驾路线，他也极有可能目睹类似的林林总总。长城，这一重要的中华文化象征，已然
与中国的现实全然无关，对这一点，《寻路中国》表现得很充分，有足够的说服力，不
过，这不是一个值得用一百多页去说明的事实。
尽管事先设定的目标未必合理，海斯勒还是凭借其犀利的观察超越了预设的种
种限制。他的观察，准确地说，他的社会观察，有显隐两种表现。显性的，如他在“首
都汽车”租车时获得的经验：“他们从来不问我把切诺基开去过什么地方。租车合同有
具体的规定，禁止驾驶员把车辆驶离北京地区，不过我打算不理会这一条规定—在我把
车子还回租赁公司，查看里程表之前，他们根本就不会发现。在中国，生活中有很多事
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在我读的Kindle版英文原著里标明，最后这两句话已经有59位读者在我之前画了线，显
然，读者对海斯勒把握社会规则和运行模式的能力印象深刻。而我更看重的毋宁是那些
也许无法上升为判断、归纳为警句的隐性观察。在山西、内蒙一带行车时，顺便搭载几
个人成了海斯勒每天的惯例，而搭顺风车的多数是年轻女性，“她们从村子里出来，在
小镇上见过些世面……她们穿戴整洁，一般穿着裙子和高跟鞋……上车时带进一股廉价
香水的气味……无一例外，她们都是离家在外做工的人，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她们上班
的地方有工厂、餐馆、发廊等等，而她们对自己的工作一般闭口不谈。一开始，我不太
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女人搭顺风车，因为在外做工的多是男人。而那段时间根本不是出
游的高峰期……我遇到的那些人主要在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做事—比如在省城，或者规模
较大点的城镇。对这部分人而言，出现在乡间路上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女人可能更愿意
不遗余力地这么做，因为她们通常有父母、甚至祖辈的老人需要照料。每次，我问她们
包裹里带着什么东西，她们总是这样回答：‘礼物。’”在海斯勒的叙述中其实已融入
了部分对现象的解释，如果我们更进一步，不妨将这一现象再拆解一下：首先，成年男
性劳动力从农村抽离，造成农村性别比例失调；其次，部分年轻女性出于伦理考虑，选
择在离家更近的地区工作；第三，女性工作的性质往往使她们有机会在春节以外的假期
回家探视；第四，由于缺乏足够便利的公路运输系统或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这些回家的
女性至少要在旅途的某一段上选择步行。也许我们还可以将这一拆解继续下去，一直分
析到中国社会最细微、最基本的元素，不过，这样其实已经足够了，我们已经看到，路
上的女性搭车客，这一看似平淡无奇的现象，将中国劳动力流向、家庭伦理、职业特点
、出行方式等重大的、多元的社会因素扭结在一起，让我们很难对这一现象做出简单的
评价。比起讲述中国人在驾驶时如何恣意妄为、长城的部分残垣如何尘封土掩，我觉得
海斯勒对搭车客的观察能向中国的城市读者传达更丰富的信息，这也是中国读者与英语
世界的读者关注点差异的一个必然结果。
循一定线路的旅程必然是一掠而过式的，旅行者无法与遭遇的当地人建立更紧
密的情感联系。然而，到了《寻路中国》的第二部分，感情的浓度陡然上升，这是因为
海斯勒选择了一个固定的地点并以极大的耐心慢慢培养、维系与这个地方的关系，到后
来，这种关系反过来自我催化，其强烈程度恐怕超过了海斯勒之前的期待。
2002年，海斯勒与女性美国友人郭眯眯在燕山山麓的小村子三岔租了一处农居
，这里距北京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但却令人意想不到的落后于时代。关于三岔，海
斯勒写下了书中最富抒情诗风格的几个段落，其中与村民一起采摘核桃，用棍子击打树
枝的一段让人有恍惚之感：“美不胜收的，是飘荡的声音，摇曳的光线：呼呼作响的丁
香棍子，青绿的叶子在空中飘飘落下，一个个核桃重重地掉落在地上。采摘完毕，那些
树枝仿佛在叹息—枝条在轻轻地哀叹，想起刚刚经历的一顿暴打仍然震颤不已。”然而
，宁静和谐不过是极短暂的间奏而已，正是在三岔，海斯勒目睹了乡村政治的蜗角之争
、旅游文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冲击、农民在城市化剧烈震荡中经历的思想蜕变。“要人
们在变动如此之大的国家里保持一种方向感，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三岔的叙述围绕一个姓魏的中年农民展开。这个脑袋灵光、不安于现状的男人
，以极具个性的方式，把握住了商机，入了党，买了二手车，为智力障碍的哥哥争取到
了补助，尽管最终在竞争村支部书记的博弈中败下阵来。海斯勒通过这个人物及其家庭
，将北方农村的经济转型、社会矛盾、政治实态、信仰状况、风俗习惯、情感结构都写
得玲珑剔透，从某种角度来看，他完成的是一个人类学式的田野考察。唯有在魏家的小
男孩身上，海斯勒的情感灌注远远逾越了人类学家应有的超然。小男孩患上血小板减少
症，海斯勒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自己的社会资源，请在美国的三位医学专业人士做了跨洋
诊断，让郭眯眯为孩子安排到高一级医院住院，通过在北京一家医药公司工作的美国人
商购血液球蛋白。在与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时，海斯勒对血液的安全性提出质疑，引起医
生的反感。海斯勒建议对血液进行病毒测试，医生回答：“相信我好了，检查不出来！
”海斯勒写道：“在我看来，一个医生竟然说出这种屁话，简直令我作呕。”他气得发
抖。在整本书中，这是海斯勒唯一情感失控的时刻。我们可以借此推知他与小男孩之间
感情的深度。然而，不止于此，恰恰在这失控的一刻，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美国人对
事情理应怎么做的真实看法，同时也看到，海斯勒这个外来者的特殊身份在何种程度上
影响了他笔下那些人物的命运。这个孩子很幸运，因为不但有人关心他的健康，而且这
个关心他的人还有能力调动一般人不可能拥有的社会资源。可问题在于，紧要关头，海
斯勒的第一个念头仍然是利用关系而非遵循规则。这一善良的冲动，当然情有可原，甚
至令人感动，但当海斯勒揶揄中国公路上的司机不守交规时，他是否也考虑过人们不愿
遵循规则也许有更深层的制度背景呢？是什么决定了在中国做事首先想到是利用关系而
非遵循规则？为何海斯勒未能在紧要关头将美国人阳光般的正直贯彻到底？我想，这些
问题，比起某个人自发的善心，更值得我们掩卷思考。
如果说三岔的写法更接近海斯勒在《消失中的江城》（River Town）中的叙事
模式，那么《寻路中国》的第三部分，也就是关于浙江丽水的部分，则最大地发挥了海
斯勒的特长：一方面，他选定一个据点，在这个据点上，他与人建立起极紧密的关系，
然后像小说家一样，细致描摹这里的一切；另一方面，他像记者那样，在这个据点周边
来回游弋，捕捉闪光的片断，用以充实、丰富他得自某一局部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构
建、完善在这些微观事实背后的宏大背景。
海斯勒是在马路边与丽水那个专门生产胸罩肩带调节环的私企老板结识的，此
后他多次来到这家工厂，与员工吃住在一起，参与了工厂筹建、设备安装、投产、迁址
的全过程。他对这里的一切的关切程度竟让老板一度疑心他是“前来卧底的竞争对手”
，而我们这些读者也有了机会，如同《经济学人》的书评说的那样，像“墙上的苍蝇”
一般倾听、观察他们的一言一动。在这里，海斯勒呈现的人性的幽微曲折、社会的陆离
百态，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不得不承认，此前我们从未读到过对当代中国工人如此深入
的描绘。
任何对这一部分内容的概括，都不可避免地要牺牲掉其细节的丰富性，而细节
恰恰是这一叙述最可珍视的组成部分。我只想谈谈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劳动与劳动
者疏离、劳动外在于劳动者的现象。调节环工厂15岁的女工陶玉凤手法灵巧，她为胸罩
放置衬骨，“她左手的大拇指上戴着一只顶针，每放一副衬骨到松紧布里边的时候，那
金属片就会碰得咔嚓作响。咔嚓，咔嚓—那声音有节奏地响着，像是一只节拍器，快得
我都数不过来。一个下午，我看着玉凤放完了几千个衬骨……通常情况下，她会连续十
个小时放置一个型号的胸罩衬骨。她可以做到不用中断手中的活儿，不用抬头也能回答
我的提问”。陶玉凤说道：“说实话，我经常会感觉很平静。一个人干活儿，没有人来
打扰我。尤其是我什么也不用考虑。如果我要考虑什么事情，那就做得没有这么快了。
所以，我尽量让自己的脑子里面什么也不要想。”对这种工作状态，我们很难说它有多
么不好，但我感觉，在这平静里面有某种让人窒息的东西。在当地以临摹欧美绘画出口
海外为业的绘画作坊里，海斯勒问女画师：“你喜欢画画吗？”对方斩钉截铁地回答他
：“不喜欢，一点都不喜欢。”海斯勒写道：“她从来没有因为兴趣而画过画—当我问
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时，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是我的脑子进了水……我问她，她画的哪一
幅画自己最喜欢，她说道：‘我一幅也不喜欢。’我问她有没有崇拜过莫奈或者凡.高
这类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她给出了类似的回答。‘没有我最喜欢的作品，’她说道，‘
那类作品跟我们现在画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生动地表现何为“
异化”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种种代价，已有太多讨论，但对人的异化这一代价，我
们谈论得还很少。假如人被抽空了，那么现代化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对人的空洞化、社会的空洞化，海斯勒有许多精妙的刻画，而他的总结归纳也
往往精确得让人痛心：“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
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
身此地。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独立的劳工联合会。宗教也许会在个人层面得到繁荣，可
在组织层面上却相当弱小……没有任何法律事务所，也没有任何非赢利组织。警察和政
府干部的身影差不多同样难得见到……”海斯勒说，那些善于为自己做周详打算的中国
人“如果要把他们个人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社会层面上的问题，还需要迈出关键性的一
步”，“我常常感觉到，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
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中国是否已经发展到这个点附近？中产
阶级、上层人士是否已经有了那种感觉？也许得出答案并不困难，只是我们明白说出答
案未必会有什么效果。
最理想的社会演进，或许应该是“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
那样一种变化，它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然而
，中国的许多变化，尤其是发生在农村的许多变化，却是一种无论如何难以让人乐观的
变化：它让很多人的境况变坏了，而境况变好的少数人都不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企业主
，开发商，此外还有什么人抚掌而笑了，而农民却要以肉身承受那些几乎无法承受的陵
谷巨变。谁该为这种演进负责、为它提供合法性证据？
海斯勒有时不免灰心地写道：“在这个开车路过的城市里，我感觉自己只不过
是个开车路过的记者而已，听完了那些悲伤的故事，又从高速公路上离他们而去。”问
题是，海斯勒可以离我们而去，我们自己不能离开这里。我们读海斯勒的书，为的就是
了解这里、理解这里、改变这里，或者说，不让这里被以现在的方式被改变。
就算你知道中译本194页第二段以下删去了将近三页的内容，就算你知道书中许
多字眼被悄悄地改得温和了，就算你知道个别句子的意思被译错了，你还是应该对这本
书在中国出版心存感激，这感激首先应归于书的作者—彼得.海斯勒，伟大的中国观察
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至于那“人民”二字包括哪些人不包括哪些人，你懂的。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彼得·海斯勒著，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
社，2011年1月第一版。
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from Farm to Factory, Peter Hessler
, Harper Collins, 9 Feb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