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看清谁是真朋友#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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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文革亲历者讲述文革
储百亮, 狄雨霏, JANE PERLEZ 2016年5月17日
1966年，毛泽东重操对共产党的控制权，开启了中国混乱和痛苦的十年。50年过去了，
那个时代的后果仍然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在网上让读者用英文或中文，讲述他
们的家庭如何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的故事。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见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学者
和作家。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陈其钢，64岁
现居法国的作曲家陈其钢，文革开始时是北京一所中学的学生。他曾在北京城外的一个
再教育劳改营度过了三年时光。
我从来都是一个非常直言直语的人。文革刚开始时，我讲了我看到的事情。我说了某个
事情之后的第二天，一张大字报一夜之间在校园里出现：“挽救反动言论制造者陈其钢
。”我那时很年轻。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天前，我们还是同班同学。为什么今
天所有的同学都成了我的敌人？所有的人都开始不理我了。我不明白。人怎么会是这样
呢？就连与我在同一所学校上学的姐姐都来找我问，“你有什么毛病呀？”你一夜之间
看到了谁是你真正的朋友。第二天，我只剩下了两个朋友。其中的一个是我现在的妻子。
当时，没有人真正知道谁革命、谁反革命。情况完全失去了控制。学生们把年长的人带
到学校里来打。他们殴打自己的老师和校长。没有任何的法律。有一个比我大两、三岁
的学生。他赤手空拳地把两位年长的人打死了。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谈论这件事。我们都
知道是谁干的，但现实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人调查过。这样的事情太普遍了。
如果没有文革的话，我不会是如今的我。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无法领会所有其他的事情
多么容易。不光是体力劳动。体力劳动是一种不同的苦难。文革的苦难是最糟糕的苦难
。你经常被告知：“你是反革命，所以你没有发言权。你没有自由。你在这里不会有任
何前途。你不会有好工作。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你。”
那种负担，那种你精神上的负担，非常沉重。这与我后来到了法国后非常不同。我可以
被批评。我可以在一些艺术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但对我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不算
什么。因为这不影响我的自由。
戴建中，66岁
北京的社会学家戴建中曾在清华附中就读，那里是红卫兵的发源地。
在我的印象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大革命1964年就已经开始了。即使是在文化大
革命开始之前，我们年级就因家庭出身不同而出现了分化。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
不好的学生，无法进入特殊的大学预备班，无法加入共青团。那些机会不成比例地偏向
官员的子女。事实是，他们比我们更成熟、更消息灵通。他们真把自己看作是权力的继
承人，他们觉得，自己的父辈打下的天下，理所当然地由他们来继承，而且，这种思想
一直延续到现在。
文革爆发后，也是他们成立了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没有机会加入。
最初成立红卫兵是在圆明园遗址开的秘密会议上。6月初，殴打和训斥教师的事情开始
了。校长站在主席台上。红卫兵大喊：“站直了！”校长就会直起身子。“低头！”他
就会把头低下去。他们会把他的头按得更低。然后就开始批斗。
查建英，56岁
查建英是几本有关当代中国文化的书的作者，她在北京长大，现在一半时间在北京、一
半时间在纽约。
我当时是6岁。上幼儿园的第一年，老师们就开始张贴所谓的大字报，让我们这些小孩
子们帮助提糨糊桶，糨糊是用来贴大字报的。我父亲是一名研究员，我们那时住在中国
社会科学院的家属院儿里。
一天晚上，这些红卫兵造反派冲进我家，把里面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我的小弟弟当时
只有四、五岁，他非常害怕。我记得一个红卫兵小头头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父母都是
坏人。他们是阶级敌人。你和你弟弟应该与他们划清界限。”我父母都被带到楼下，外
面正在举行常见的集会：大标语、有人演讲，还喊口号。造反派走后，我和弟弟在卧室
里躲了起来，因为我们现在也害怕我们的父母了：他们是阶级敌人吗？另一个晚上，在
我们家旁边的楼里，一个老学者被打后在呻吟着。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就死了。他们
就把他抬出去了。
1981年初，我在北大上学时，我妈回家后说，她在菜市场排队买鱼。队很长，她突然意
识到排在她前面的那个男子很面熟。她盯着他看了几眼，肯定他是那个曾来我们家的红
卫兵小头头。“你还记得我吗？”我妈大声问。然后，她开始大声告诉排队的人：“你
是那些来我家抄家的造反派之一。”在红卫兵冲进我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妈每天都
在受审问，被迫做不同的劳动，因为她被认为属于黑帮。所以在这个男子身前，当着他
的面儿，我妈公开讲述了那段事情。她可能还骂了他，说：“你不要脸。”最终，那个
男子从队中离开。
章立凡，65岁
章立凡是一名商人，曾做过学术研究工作，现在仍在写历史内容的文章。他曾是清华附
中的学生。
在1966年8月18日之后，全城处于狂热之中。在大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人被围着，
躬着身子，被人殴打，在挣扎。简直无法无天。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
名“反动大学生”。当有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
席叫我打的！”
在清华附中，我也看到过学生和教师遭到殴打，或者头发被剃掉。那个时候，是“出身
好”的人在做这种事，如果出身不好，就没资格加入红卫兵。
我父亲也被他们打了，可是呢，毕竟他这个人物如果打死的话呢，可能也有一个影响问
题。那么当然他身上的伤就很多，就被送到协和医院。然后医院说这些“牛鬼蛇神”不
给治疗，他就写了一个字条，写给周恩来，就是说总理我被打，然后医院不给医治，请
你指示。送去以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把他给推到这个急救室里去了，据说周恩来
有一个指示。
章立凡的父亲章乃器是一位民主派政界人士，1949年后留在了中国，1957年被打成“右
派”，文革期间再次遭到迫害，1977年在医院去世。
吴青，78岁
吴青女士为人权活动人士、退休教授，文革开始的时候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她的父母
都是著名知识分子。
我知道由于父母的原因，我会遭到批斗。爸爸曾经在国民政府任过职，后来被打成了“
右派”。妈妈也被称为是“反动文人、漏网右派，帝国主义走狗”。
但是我父母一直没事，直到1966年7月或者8月的一天，红卫兵去了我家，要求他们跪在
石子路上，跪了三个小时。当时我姐姐的儿子刚刚2个多月，抱着他的保姆也不得不跪
下。到了喂奶时间，他们也不准给他喝奶。
他们在我们家里搜查，把所有东西都抄走了。他们像强盗一样闯进来，想要什么就拿走
什么。然后把房门锁上，把我父母留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红卫兵带走了刀子，
怕我父母会自杀。
然后，中央民族大学办了一个展览。红卫兵把他们从不同人家收来的东西放在一起，说
那全都是我父母的。这个展览叫作“吴文藻、谢冰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里面有
黄金、玉器、银器，很多东西。我父母不得不每天站在外面，一块大木牌挂在脖子上，
站了10天。
当时我在自己的学校里，离不开，因为那里也在开批斗会斗我。总共开了将近80场。他
们说，由于我的家庭背景，永远也不会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学生们不能公开支持我
。但有时在批斗会后，他们会来找我，趁着周围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他们就跟我道歉，
说也是被迫的。
这些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父母。我们从来都不谈这个。
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人，会在批斗会上遭到公开羞辱，受到口诛笔伐和肢体虐待。文
化大革命期间经常举办这类批斗会。
杨继绳，75岁
杨继绳是一名历史学者，1966年时在清华附中读书。
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只知道，文革中大批官员受到迫害，不知道受害的普通群众是受害官
员的十倍、百倍。
只知道造反派是文革的作恶者，不知道十年文革中造反派仅仅活动两年，作恶者主要是
不同时期的掌握权力的人。只知道“四人帮”和造反派支持文革，不知道一大批高级干
部也在一段时期支持文革。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有的人却极力掩盖历史上的错误。他们把片面歌诵过去的成就当“
正能量”大加表彰；把揭露和反思历史上的错误当“负能量”大加打压。
易富贤，46岁
易富贤是人口统计学者，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工作。他出生在湖南省黔阳县的一个村庄。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是场灾难，但是，与大跃进和40年的计划生育相比，这10
年造成的损害小得多。
在我长大的农村，相对来说遭受的创伤比较少，甚至带来了一些好处。城里的年轻人“
下乡”来教书，提高了我们的教育水平。我们村的小学老师是来自湖南当地城市的“知
青”。她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婴儿死亡率高，人口预期寿命低，但是通过引进基础卫生设备，当时“赤脚医生”制度
的普及很快就降低了死亡率。在我的家族中，祖父的一个兄弟在四五十年代生了八个孩
子，只有一个活下来。我叔叔在五六十年代生育了八个孩子，四个活了下来。我自己的
哥哥和姐姐出生几天就夭折了，但我1969年出生的时候，婴儿死亡率已经下降。所以我
活了下来。
唐金鹤，71岁
唐金鹤女士曾经当过工程师，在研究清华大学的文革史。文革开始的时候，她在那里读
书，现在则住在香港。
1976年，我的二儿子3岁的时候，他在阳台上看太阳落山。他父亲从厨房里做饭出来，
他就问：“爸爸，太阳是什么？”
他父亲回答：“太阳是个大火球。”
他坐在那儿想了很久，然后走进去说：“爸爸，你是反动派。”
他父亲说：“嘿，为什么要叫我反动派？”
他回答：“因为毛主席是红太阳，你说它是一个大火球。”
他父亲说：“哦。我明白了，但是说毛主席是太阳是个比喻。“
他说：“什么是比喻？”他父亲说：“你才3岁，我怎么解释给你听呢？”
儿子说：“爸爸，你是反动派。”
他父亲说：“我错了。毛主席是红太阳。你不明白什么是比喻，就算了吧。”
孩子说：“那还是不对。我听到你说太阳是大火球了。”
储百亮(Chris Buckley)、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储百亮, 狄雨霏, JANE PERLEZ 2016年5月17日
1966年，毛泽东重操对共产党的控制权，开启了中国混乱和痛苦的十年。50年过去了，
那个时代的后果仍然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在网上让读者用英文或中文，讲述他
们的家庭如何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的故事。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见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学者
和作家。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陈其钢，64岁
现居法国的作曲家陈其钢，文革开始时是北京一所中学的学生。他曾在北京城外的一个
再教育劳改营度过了三年时光。
我从来都是一个非常直言直语的人。文革刚开始时，我讲了我看到的事情。我说了某个
事情之后的第二天，一张大字报一夜之间在校园里出现：“挽救反动言论制造者陈其钢
。”我那时很年轻。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天前，我们还是同班同学。为什么今
天所有的同学都成了我的敌人？所有的人都开始不理我了。我不明白。人怎么会是这样
呢？就连与我在同一所学校上学的姐姐都来找我问，“你有什么毛病呀？”你一夜之间
看到了谁是你真正的朋友。第二天，我只剩下了两个朋友。其中的一个是我现在的妻子。
当时，没有人真正知道谁革命、谁反革命。情况完全失去了控制。学生们把年长的人带
到学校里来打。他们殴打自己的老师和校长。没有任何的法律。有一个比我大两、三岁
的学生。他赤手空拳地把两位年长的人打死了。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谈论这件事。我们都
知道是谁干的，但现实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人调查过。这样的事情太普遍了。
如果没有文革的话，我不会是如今的我。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无法领会所有其他的事情
多么容易。不光是体力劳动。体力劳动是一种不同的苦难。文革的苦难是最糟糕的苦难
。你经常被告知：“你是反革命，所以你没有发言权。你没有自由。你在这里不会有任
何前途。你不会有好工作。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你。”
那种负担，那种你精神上的负担，非常沉重。这与我后来到了法国后非常不同。我可以
被批评。我可以在一些艺术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但对我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不算
什么。因为这不影响我的自由。
戴建中，66岁
北京的社会学家戴建中曾在清华附中就读，那里是红卫兵的发源地。
在我的印象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大革命1964年就已经开始了。即使是在文化大
革命开始之前，我们年级就因家庭出身不同而出现了分化。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
不好的学生，无法进入特殊的大学预备班，无法加入共青团。那些机会不成比例地偏向
官员的子女。事实是，他们比我们更成熟、更消息灵通。他们真把自己看作是权力的继
承人，他们觉得，自己的父辈打下的天下，理所当然地由他们来继承，而且，这种思想
一直延续到现在。
文革爆发后，也是他们成立了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没有机会加入。
最初成立红卫兵是在圆明园遗址开的秘密会议上。6月初，殴打和训斥教师的事情开始
了。校长站在主席台上。红卫兵大喊：“站直了！”校长就会直起身子。“低头！”他
就会把头低下去。他们会把他的头按得更低。然后就开始批斗。
查建英，56岁
查建英是几本有关当代中国文化的书的作者，她在北京长大，现在一半时间在北京、一
半时间在纽约。
我当时是6岁。上幼儿园的第一年，老师们就开始张贴所谓的大字报，让我们这些小孩
子们帮助提糨糊桶，糨糊是用来贴大字报的。我父亲是一名研究员，我们那时住在中国
社会科学院的家属院儿里。
一天晚上，这些红卫兵造反派冲进我家，把里面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我的小弟弟当时
只有四、五岁，他非常害怕。我记得一个红卫兵小头头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父母都是
坏人。他们是阶级敌人。你和你弟弟应该与他们划清界限。”我父母都被带到楼下，外
面正在举行常见的集会：大标语、有人演讲，还喊口号。造反派走后，我和弟弟在卧室
里躲了起来，因为我们现在也害怕我们的父母了：他们是阶级敌人吗？另一个晚上，在
我们家旁边的楼里，一个老学者被打后在呻吟着。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就死了。他们
就把他抬出去了。
1981年初，我在北大上学时，我妈回家后说，她在菜市场排队买鱼。队很长，她突然意
识到排在她前面的那个男子很面熟。她盯着他看了几眼，肯定他是那个曾来我们家的红
卫兵小头头。“你还记得我吗？”我妈大声问。然后，她开始大声告诉排队的人：“你
是那些来我家抄家的造反派之一。”在红卫兵冲进我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妈每天都
在受审问，被迫做不同的劳动，因为她被认为属于黑帮。所以在这个男子身前，当着他
的面儿，我妈公开讲述了那段事情。她可能还骂了他，说：“你不要脸。”最终，那个
男子从队中离开。
章立凡，65岁
章立凡是一名商人，曾做过学术研究工作，现在仍在写历史内容的文章。他曾是清华附
中的学生。
在1966年8月18日之后，全城处于狂热之中。在大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人被围着，
躬着身子，被人殴打，在挣扎。简直无法无天。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
名“反动大学生”。当有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
席叫我打的！”
在清华附中，我也看到过学生和教师遭到殴打，或者头发被剃掉。那个时候，是“出身
好”的人在做这种事，如果出身不好，就没资格加入红卫兵。
我父亲也被他们打了，可是呢，毕竟他这个人物如果打死的话呢，可能也有一个影响问
题。那么当然他身上的伤就很多，就被送到协和医院。然后医院说这些“牛鬼蛇神”不
给治疗，他就写了一个字条，写给周恩来，就是说总理我被打，然后医院不给医治，请
你指示。送去以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把他给推到这个急救室里去了，据说周恩来
有一个指示。
章立凡的父亲章乃器是一位民主派政界人士，1949年后留在了中国，1957年被打成“右
派”，文革期间再次遭到迫害，1977年在医院去世。
吴青，78岁
吴青女士为人权活动人士、退休教授，文革开始的时候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她的父母
都是著名知识分子。
我知道由于父母的原因，我会遭到批斗。爸爸曾经在国民政府任过职，后来被打成了“
右派”。妈妈也被称为是“反动文人、漏网右派，帝国主义走狗”。
但是我父母一直没事，直到1966年7月或者8月的一天，红卫兵去了我家，要求他们跪在
石子路上，跪了三个小时。当时我姐姐的儿子刚刚2个多月，抱着他的保姆也不得不跪
下。到了喂奶时间，他们也不准给他喝奶。
他们在我们家里搜查，把所有东西都抄走了。他们像强盗一样闯进来，想要什么就拿走
什么。然后把房门锁上，把我父母留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红卫兵带走了刀子，
怕我父母会自杀。
然后，中央民族大学办了一个展览。红卫兵把他们从不同人家收来的东西放在一起，说
那全都是我父母的。这个展览叫作“吴文藻、谢冰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里面有
黄金、玉器、银器，很多东西。我父母不得不每天站在外面，一块大木牌挂在脖子上，
站了10天。
当时我在自己的学校里，离不开，因为那里也在开批斗会斗我。总共开了将近80场。他
们说，由于我的家庭背景，永远也不会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学生们不能公开支持我
。但有时在批斗会后，他们会来找我，趁着周围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他们就跟我道歉，
说也是被迫的。
这些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父母。我们从来都不谈这个。
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人，会在批斗会上遭到公开羞辱，受到口诛笔伐和肢体虐待。文
化大革命期间经常举办这类批斗会。
杨继绳，75岁
杨继绳是一名历史学者，1966年时在清华附中读书。
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只知道，文革中大批官员受到迫害，不知道受害的普通群众是受害官
员的十倍、百倍。
只知道造反派是文革的作恶者，不知道十年文革中造反派仅仅活动两年，作恶者主要是
不同时期的掌握权力的人。只知道“四人帮”和造反派支持文革，不知道一大批高级干
部也在一段时期支持文革。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有的人却极力掩盖历史上的错误。他们把片面歌诵过去的成就当“
正能量”大加表彰；把揭露和反思历史上的错误当“负能量”大加打压。
易富贤，46岁
易富贤是人口统计学者，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工作。他出生在湖南省黔阳县的一个村庄。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是场灾难，但是，与大跃进和40年的计划生育相比，这10
年造成的损害小得多。
在我长大的农村，相对来说遭受的创伤比较少，甚至带来了一些好处。城里的年轻人“
下乡”来教书，提高了我们的教育水平。我们村的小学老师是来自湖南当地城市的“知
青”。她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婴儿死亡率高，人口预期寿命低，但是通过引进基础卫生设备，当时“赤脚医生”制度
的普及很快就降低了死亡率。在我的家族中，祖父的一个兄弟在四五十年代生了八个孩
子，只有一个活下来。我叔叔在五六十年代生育了八个孩子，四个活了下来。我自己的
哥哥和姐姐出生几天就夭折了，但我1969年出生的时候，婴儿死亡率已经下降。所以我
活了下来。
唐金鹤，71岁
唐金鹤女士曾经当过工程师，在研究清华大学的文革史。文革开始的时候，她在那里读
书，现在则住在香港。
1976年，我的二儿子3岁的时候，他在阳台上看太阳落山。他父亲从厨房里做饭出来，
他就问：“爸爸，太阳是什么？”
他父亲回答：“太阳是个大火球。”
他坐在那儿想了很久，然后走进去说：“爸爸，你是反动派。”
他父亲说：“嘿，为什么要叫我反动派？”
他回答：“因为毛主席是红太阳，你说它是一个大火球。”
他父亲说：“哦。我明白了，但是说毛主席是太阳是个比喻。“
他说：“什么是比喻？”他父亲说：“你才3岁，我怎么解释给你听呢？”
儿子说：“爸爸，你是反动派。”
他父亲说：“我错了。毛主席是红太阳。你不明白什么是比喻，就算了吧。”
孩子说：“那还是不对。我听到你说太阳是大火球了。”
储百亮(Chris Buckley)、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