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式问候”到纳粹帝国语言 zt#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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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国式问候”到纳粹帝国语言
2009-05-15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赵刚专栏
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曾经流传一则笑话：一天滕内斯和赛尔在田间散步。滕内斯
一不留神踩着一堆猪粪，险些摔倒。未等站稳，他马上高伸右手，大吼一声：“Ｈｉ
希特勒！”赛尔关心地问：“你没事吧？这里根本没有其他人。”滕内斯一本正经地回
答道：“我可是照规定办事！规定不是说：如果进入一个店铺，必须喊希特勒万岁吗？”
谁都不会忘记，在纳粹极权统治时代，“希特勒万岁”成了德国人精神生活的全部
。从１９３３年起，第三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最亲密的私人
交往空间都会看到德国人最富夸张的表演形式：两腿并拢、立正直立、手掌向下、右
臂倾斜并高举至眉梢的动作；伴随着这个颇有些滑稽的动作，都会听到整齐划一的“Ｈ
ｉ希特勒”的呼喊。甚至在人们相互来往的信件中，以及领取工资的名单上，也会将
“向您致以希特勒问候，希特勒万岁”作为问候语，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人们或许还记得，１９３６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当英、法两国体育代表
团的官员和运动员们走进体育场时，竟然也伸直右臂，向主席台上的希特勒行纳粹礼致
敬。而在１９３５年出版的《图解杜登德语大辞典》中，希特勒问候语竟赫然列在“问
候方式”的图例中，并且位居第一。
在纳粹统治时期，希特勒问候语主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购物者走进商店，所听
到的服务问候语是：“Ｈｉ希特勒！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回答也必须满脸严肃，一
丝不苟，“Ｈｉ希特勒！我要购买衬衫。”在当时“烘烤面包的模子被做成纳粹标
志的形状；上门做客时，客人会选择印有‘希特勒万岁’字样的花瓶作为礼物；连孩子
们收到的弹力橡胶玩具人也伸开手臂向希特勒敬礼；家家户户的客厅里，到处悬挂着摄
影师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肖像照。”没有任何一个领域能够逃脱这种领袖崇拜的疯狂，
写着“德国人问候希特勒万岁”字样的瓷釉标牌充斥德国各大城市的广场、街道、电线
杆以及路灯柱；甚至就连幼儿园和学校也成为演练希特勒问候礼的培训中心。“南巴登
地区的一个幼儿园竟然让孩子们将装有早餐的袋子挂在女教师伸出的手臂上，以此来训
练孩子们掌握希特勒问候的姿势。在上课和下课必须说‘希特勒万岁’的规定下，一年
级的新生在他们的初级阅读课本的最初几页就沉浸在一种深入持久的、通向新问候语的
社会化过程中。”（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
学者赵毅衡在《握过元首的手的手的手》这篇文章中描述，希特勒的崇拜者认真地
说：“恭喜你，你刚握了一只手，此手曾经握过一只手，该手曾经握过元首的手。”在
今天看来这种矫揉造作式的表白，在当时的的确确是发自普通德国人的心底，这种自豪
与荣耀的感受也真实地来自民众意识形态的强制和精心构建的“群众感召力”。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人们不断反思在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为什么法西斯主义
能够横行一时无所不为，希特勒与纳粹主义能够暴戾恣睢主宰欧洲时，就不能不关注这
个带来无穷灾难、主宰着人与人交往的细微之处，并通过严厉的制裁措施扩散着沉重威
胁的希特勒问候语，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传播的﹖当人们面对强制性的问候命令
时，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在它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文化根源？正像英国作家马克·尼古
拉斯在《法西斯主义》这本书中所述：“法西斯主义远非欧洲历史上的一段插曲，而是
欧洲思想、文化与政治历史中哲学与政治斗争的产物。我还要论证的是它反过来创设了
历史。其次，我将指出下述事实法西斯主义远非因操控‘文明’的资本主义生活之核
心的那些少数而活跃的群体变得无能从而出现的某种政治失常，在事实上法西斯主义是
我们生活关系的‘正常’组织的问题。”（马克·尼古拉斯：《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运动能够在德国和欧洲地区横行一时的重要因素，就是夺取政权之前利
用来自社会下层民众的恐怖主义乱中取胜，掌权后实行来自上层的恐怖主义控制社会。
在法西斯主义的哲学中，暴力一直起着核心的作用。如果不使用暴力，法西斯主义就无
法得到权力，即使夺取了权力，也不能保持住它。墨索里尼有句名言：“社会党人问我
们的纲领是什么？我们的纲领就是砸碎社会党人的脑壳。”在一定意义上说德国纳粹
就是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来奴役人民的思想的。
对于领袖的个人崇拜，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者》曾有过这样一段评价“我们的
任务是把崇高的希特勒问候……变成德国民众充满信仰的一种问候……当我们对那些心
志不坚定的人使用德意志问候语，并企图以此来维护他们的良好品性时，我们一定要严
格地监督他们，以免他们在使用德意志问候语时弄虚作假或当面撒谎。德意志问候语绝
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它时时提醒着我们：阿道夫·希特勒赋予我们的目标和任务。
它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践行之。”有了这样的衡量标准
，并将是否行纳粹敬礼提高到“忠于元首”的高度，在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如狼似虎般的
监视下，没有人可以预料怠慢行礼或者根本不行礼会遭致怎样的下场。这种对于前途未
卜的恐惧感足以使人们对“德意志问候”产生一种觳觫恐慌的臣服。“英格伯格·施奈
德·鲁乔夫曾回忆道那大概是１９３４年或１９３５年的事情了。我父亲去夏洛腾堡
办事，走到了柏林大街即今天的奥托·苏尔大道时，他同其他人站在人行道边上准备过
马路。这时有一队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列队走了过来。那是一群也就十五岁到十七岁的小
孩，为首的一个举着一面旗子。我父亲还没有反应过来，脸上就挨了重重一掌。打他的
那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也给了周围男女路人几个耳光，恶狠狠地说：‘一群猪’，看见旗
帜竟然不及时行礼。”（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
史》）
当然，这种“德意志问候”在暴力恐怖下也会产生叫人啼笑皆非的荒诞。当时德国
有一个来自帕德博恩的杂耍艺人特劳伯特·帕特，他驯养了一只大猩猩。为了响应政府
的号召，他训练大猩猩也行纳粹礼。大猩猩接受训练之后，立竿见影，不仅把“Ｈｉ，
希特勒”的行礼模仿得惟妙惟肖，而且对这个动作乐此不疲。只要有人登门，大猩猩便
立刻笨拙地伸出右臂，向来人有模有样地行纳粹礼，特别是看见穿制服的人，它更是抑
制不住兴奋，一面立正敬礼，一面发出吼叫。没多久，有人就将此向当局通风报信，禁
令随之而来绝不允许让猩猩向元首致以“德意志问候”，否则格杀勿论。兹事体大，
凡涉及对“元首”的崇拜，举足轻重，非同儿戏，绝对不允许开这类国际玩笑。于是，
这位带猩猩走街串巷，用洪亮的大嗓门在集市上吆喝、招揽顾客的杂耍艺人，被当局以
大不敬的罪名征召入伍，并发配到天寒地冻的俄国前线作战。最终，这个荒诞的故事以
悲剧的结局落下帷幕。
德国社会学家提尔曼·阿勒特的《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一
书说，在纳粹统治时期，行希特勒问候礼是一种示忠的表示，它的贯彻与推广，最清晰
地说明了德国人的集体退化。的确如此，“有什么样的群众就配有什么样的领袖”。通
过希特勒问候语这一带来无穷灾难的身体姿势，不难看出专制绝非仅仅是一个人的战斗
，而是一种群体性行为。可以说，希特勒问候礼是在集体意志的名义下纳粹所伪造出来
的一种恶行。是“在组织的意识形态中，准备做这样一种极端的自我牺牲被表述为一种
德行；准确地说，是被表述为注定要取缔其他所有道德需求的德行。”英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当人们自愿或是被迫向
帝国元首无条件服从的时候，就意味对纳粹体制的认同，就意味着把口头上的承诺演变
成对希特勒政权效忠的义务，而这种对法西斯主义的认同和效忠，迫使人们最终放弃了
自我道德的考量，不仅将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完全抛弃，而且也将个人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拱手相送。可以说，纳粹统治是在群众狂热的欢呼声中推行的。
语言是人们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用语言学家的话来说，“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
”，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存在方式之一。人们总是通过一定的语言环境来表述、
解释和交流自己的所思所想。例如，上了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在那个非常的年代，绝
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习惯用一种官方语言模式来解释周围的一切，包括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例如，讲到中国的历史，就会以固定的同一尺度，将中国的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讲到人与人的关系，就会用
一种近乎于血腥的敌对标准，将社会划分为：红五类、狗崽子；革命同志、阶级敌人；
无产阶级战友、地富反坏右；如果想攻击某人思想陈旧，就会说他很“封建”，如果对
异性之间的来往看不顺眼，就会说“有生活作风问题”。至于像“右派”、“黑帮”、
“走资派”、“臭老九”、“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
”等等这类只有生活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中国人才能明白的语言词汇，早已渗入到每个人
的日常意识之中，成为人们的意识加于客观世界的一组标签，仿佛只有靠着这类标签，
才能使人们将纷纭的外在世界整理出大致轮廓，换而言之，正是靠着它们，在人的意识
中才能将“现实生活”架构起来。
语言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通常包括了两个部分：内在的价值观，外显
的和内隐的行为与思维模式。因此，第三帝国的语言，从本质上说就是纳粹的“党文化
”，是由法西斯主义的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它
既包含了纳粹所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法西斯文化，也包含了在希特勒政权暴力与谎言统治
下广大人民群众为了生存和自保而不得不接受和使用的变异文化。德国语文学家维克多
·克勒姆佩雷尔指出：“纳粹主义通过一些个别的、经由千百万次重复而强加的，并被
机械地和无意识地接受的词、短语、语言形式进入人们的血肉之中。”
当纳粹夺取政权之后，希特勒正确地分析了以前德国官方宣传失败的原因：那就是
权力当局低估了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并且未能意识到有效的宣传不仅仅是群众对执政者
权力合法性的认知，而且还是执政当局控制政局、引导民众、消灭敌对势力的手段。正
如希特勒所设想的，纳粹的宣传就是只在于对群众提出一些要点，并且无休止地重复它
们。希特勒和他的助手戈培尔认为：人民大众是迟缓的和懒散的，他们的记忆是脆弱的
，只是对上千次重复的最简单的观念才会有反应。民众在活动和思维上是“女性气的”
，是靠情感而不是靠理性来驱动的。琐碎或烦琐的解释没有地盘，宣传必须是肯定的或
否定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敌即友、非对即错。所以，辩证地看问题的能力是宣
传的对立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一个人在自己的宣传中承认敌对者有正确
的影子，也就为怀疑自己本身的正确提供了根据。群众不能够区别敌对者的正确终止在
什么地方和自己的正确开始于什么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糊涂，就会误信。想
赢得群众的人必须知道打开他们心灵大门的钥匙是什么。它不是客观性——客观性是一
个弱点，而是意志和权力。人们在不停地无情攻击敌对者过程中寻找自己正确的证据。
我们说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恐怖之处不同于其他专制，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制造和攻击敌
对分子的过程中树立自己的舆论权威（凡是不与之同流合污者，都会被作为敌对势力铲
除）。同时，它还有着大规模的宏观控制和无孔不入的细微渗透，并且它把这种控制和
渗透与暴力恐怖手段十分巧妙地、有机地结合起来。
2009-05-15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赵刚专栏
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曾经流传一则笑话：一天滕内斯和赛尔在田间散步。滕内斯
一不留神踩着一堆猪粪，险些摔倒。未等站稳，他马上高伸右手，大吼一声：“Ｈｉ
希特勒！”赛尔关心地问：“你没事吧？这里根本没有其他人。”滕内斯一本正经地回
答道：“我可是照规定办事！规定不是说：如果进入一个店铺，必须喊希特勒万岁吗？”
谁都不会忘记，在纳粹极权统治时代，“希特勒万岁”成了德国人精神生活的全部
。从１９３３年起，第三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最亲密的私人
交往空间都会看到德国人最富夸张的表演形式：两腿并拢、立正直立、手掌向下、右
臂倾斜并高举至眉梢的动作；伴随着这个颇有些滑稽的动作，都会听到整齐划一的“Ｈ
ｉ希特勒”的呼喊。甚至在人们相互来往的信件中，以及领取工资的名单上，也会将
“向您致以希特勒问候，希特勒万岁”作为问候语，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人们或许还记得，１９３６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当英、法两国体育代表
团的官员和运动员们走进体育场时，竟然也伸直右臂，向主席台上的希特勒行纳粹礼致
敬。而在１９３５年出版的《图解杜登德语大辞典》中，希特勒问候语竟赫然列在“问
候方式”的图例中，并且位居第一。
在纳粹统治时期，希特勒问候语主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购物者走进商店，所听
到的服务问候语是：“Ｈｉ希特勒！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回答也必须满脸严肃，一
丝不苟，“Ｈｉ希特勒！我要购买衬衫。”在当时“烘烤面包的模子被做成纳粹标
志的形状；上门做客时，客人会选择印有‘希特勒万岁’字样的花瓶作为礼物；连孩子
们收到的弹力橡胶玩具人也伸开手臂向希特勒敬礼；家家户户的客厅里，到处悬挂着摄
影师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肖像照。”没有任何一个领域能够逃脱这种领袖崇拜的疯狂，
写着“德国人问候希特勒万岁”字样的瓷釉标牌充斥德国各大城市的广场、街道、电线
杆以及路灯柱；甚至就连幼儿园和学校也成为演练希特勒问候礼的培训中心。“南巴登
地区的一个幼儿园竟然让孩子们将装有早餐的袋子挂在女教师伸出的手臂上，以此来训
练孩子们掌握希特勒问候的姿势。在上课和下课必须说‘希特勒万岁’的规定下，一年
级的新生在他们的初级阅读课本的最初几页就沉浸在一种深入持久的、通向新问候语的
社会化过程中。”（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
学者赵毅衡在《握过元首的手的手的手》这篇文章中描述，希特勒的崇拜者认真地
说：“恭喜你，你刚握了一只手，此手曾经握过一只手，该手曾经握过元首的手。”在
今天看来这种矫揉造作式的表白，在当时的的确确是发自普通德国人的心底，这种自豪
与荣耀的感受也真实地来自民众意识形态的强制和精心构建的“群众感召力”。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人们不断反思在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为什么法西斯主义
能够横行一时无所不为，希特勒与纳粹主义能够暴戾恣睢主宰欧洲时，就不能不关注这
个带来无穷灾难、主宰着人与人交往的细微之处，并通过严厉的制裁措施扩散着沉重威
胁的希特勒问候语，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传播的﹖当人们面对强制性的问候命令
时，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在它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文化根源？正像英国作家马克·尼古
拉斯在《法西斯主义》这本书中所述：“法西斯主义远非欧洲历史上的一段插曲，而是
欧洲思想、文化与政治历史中哲学与政治斗争的产物。我还要论证的是它反过来创设了
历史。其次，我将指出下述事实法西斯主义远非因操控‘文明’的资本主义生活之核
心的那些少数而活跃的群体变得无能从而出现的某种政治失常，在事实上法西斯主义是
我们生活关系的‘正常’组织的问题。”（马克·尼古拉斯：《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运动能够在德国和欧洲地区横行一时的重要因素，就是夺取政权之前利
用来自社会下层民众的恐怖主义乱中取胜，掌权后实行来自上层的恐怖主义控制社会。
在法西斯主义的哲学中，暴力一直起着核心的作用。如果不使用暴力，法西斯主义就无
法得到权力，即使夺取了权力，也不能保持住它。墨索里尼有句名言：“社会党人问我
们的纲领是什么？我们的纲领就是砸碎社会党人的脑壳。”在一定意义上说德国纳粹
就是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来奴役人民的思想的。
对于领袖的个人崇拜，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者》曾有过这样一段评价“我们的
任务是把崇高的希特勒问候……变成德国民众充满信仰的一种问候……当我们对那些心
志不坚定的人使用德意志问候语，并企图以此来维护他们的良好品性时，我们一定要严
格地监督他们，以免他们在使用德意志问候语时弄虚作假或当面撒谎。德意志问候语绝
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它时时提醒着我们：阿道夫·希特勒赋予我们的目标和任务。
它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践行之。”有了这样的衡量标准
，并将是否行纳粹敬礼提高到“忠于元首”的高度，在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如狼似虎般的
监视下，没有人可以预料怠慢行礼或者根本不行礼会遭致怎样的下场。这种对于前途未
卜的恐惧感足以使人们对“德意志问候”产生一种觳觫恐慌的臣服。“英格伯格·施奈
德·鲁乔夫曾回忆道那大概是１９３４年或１９３５年的事情了。我父亲去夏洛腾堡
办事，走到了柏林大街即今天的奥托·苏尔大道时，他同其他人站在人行道边上准备过
马路。这时有一队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列队走了过来。那是一群也就十五岁到十七岁的小
孩，为首的一个举着一面旗子。我父亲还没有反应过来，脸上就挨了重重一掌。打他的
那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也给了周围男女路人几个耳光，恶狠狠地说：‘一群猪’，看见旗
帜竟然不及时行礼。”（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
史》）
当然，这种“德意志问候”在暴力恐怖下也会产生叫人啼笑皆非的荒诞。当时德国
有一个来自帕德博恩的杂耍艺人特劳伯特·帕特，他驯养了一只大猩猩。为了响应政府
的号召，他训练大猩猩也行纳粹礼。大猩猩接受训练之后，立竿见影，不仅把“Ｈｉ，
希特勒”的行礼模仿得惟妙惟肖，而且对这个动作乐此不疲。只要有人登门，大猩猩便
立刻笨拙地伸出右臂，向来人有模有样地行纳粹礼，特别是看见穿制服的人，它更是抑
制不住兴奋，一面立正敬礼，一面发出吼叫。没多久，有人就将此向当局通风报信，禁
令随之而来绝不允许让猩猩向元首致以“德意志问候”，否则格杀勿论。兹事体大，
凡涉及对“元首”的崇拜，举足轻重，非同儿戏，绝对不允许开这类国际玩笑。于是，
这位带猩猩走街串巷，用洪亮的大嗓门在集市上吆喝、招揽顾客的杂耍艺人，被当局以
大不敬的罪名征召入伍，并发配到天寒地冻的俄国前线作战。最终，这个荒诞的故事以
悲剧的结局落下帷幕。
德国社会学家提尔曼·阿勒特的《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一
书说，在纳粹统治时期，行希特勒问候礼是一种示忠的表示，它的贯彻与推广，最清晰
地说明了德国人的集体退化。的确如此，“有什么样的群众就配有什么样的领袖”。通
过希特勒问候语这一带来无穷灾难的身体姿势，不难看出专制绝非仅仅是一个人的战斗
，而是一种群体性行为。可以说，希特勒问候礼是在集体意志的名义下纳粹所伪造出来
的一种恶行。是“在组织的意识形态中，准备做这样一种极端的自我牺牲被表述为一种
德行；准确地说，是被表述为注定要取缔其他所有道德需求的德行。”英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当人们自愿或是被迫向
帝国元首无条件服从的时候，就意味对纳粹体制的认同，就意味着把口头上的承诺演变
成对希特勒政权效忠的义务，而这种对法西斯主义的认同和效忠，迫使人们最终放弃了
自我道德的考量，不仅将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完全抛弃，而且也将个人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拱手相送。可以说，纳粹统治是在群众狂热的欢呼声中推行的。
语言是人们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用语言学家的话来说，“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
”，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存在方式之一。人们总是通过一定的语言环境来表述、
解释和交流自己的所思所想。例如，上了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在那个非常的年代，绝
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习惯用一种官方语言模式来解释周围的一切，包括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例如，讲到中国的历史，就会以固定的同一尺度，将中国的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讲到人与人的关系，就会用
一种近乎于血腥的敌对标准，将社会划分为：红五类、狗崽子；革命同志、阶级敌人；
无产阶级战友、地富反坏右；如果想攻击某人思想陈旧，就会说他很“封建”，如果对
异性之间的来往看不顺眼，就会说“有生活作风问题”。至于像“右派”、“黑帮”、
“走资派”、“臭老九”、“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
”等等这类只有生活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中国人才能明白的语言词汇，早已渗入到每个人
的日常意识之中，成为人们的意识加于客观世界的一组标签，仿佛只有靠着这类标签，
才能使人们将纷纭的外在世界整理出大致轮廓，换而言之，正是靠着它们，在人的意识
中才能将“现实生活”架构起来。
语言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通常包括了两个部分：内在的价值观，外显
的和内隐的行为与思维模式。因此，第三帝国的语言，从本质上说就是纳粹的“党文化
”，是由法西斯主义的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它
既包含了纳粹所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法西斯文化，也包含了在希特勒政权暴力与谎言统治
下广大人民群众为了生存和自保而不得不接受和使用的变异文化。德国语文学家维克多
·克勒姆佩雷尔指出：“纳粹主义通过一些个别的、经由千百万次重复而强加的，并被
机械地和无意识地接受的词、短语、语言形式进入人们的血肉之中。”
当纳粹夺取政权之后，希特勒正确地分析了以前德国官方宣传失败的原因：那就是
权力当局低估了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并且未能意识到有效的宣传不仅仅是群众对执政者
权力合法性的认知，而且还是执政当局控制政局、引导民众、消灭敌对势力的手段。正
如希特勒所设想的，纳粹的宣传就是只在于对群众提出一些要点，并且无休止地重复它
们。希特勒和他的助手戈培尔认为：人民大众是迟缓的和懒散的，他们的记忆是脆弱的
，只是对上千次重复的最简单的观念才会有反应。民众在活动和思维上是“女性气的”
，是靠情感而不是靠理性来驱动的。琐碎或烦琐的解释没有地盘，宣传必须是肯定的或
否定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敌即友、非对即错。所以，辩证地看问题的能力是宣
传的对立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一个人在自己的宣传中承认敌对者有正确
的影子，也就为怀疑自己本身的正确提供了根据。群众不能够区别敌对者的正确终止在
什么地方和自己的正确开始于什么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糊涂，就会误信。想
赢得群众的人必须知道打开他们心灵大门的钥匙是什么。它不是客观性——客观性是一
个弱点，而是意志和权力。人们在不停地无情攻击敌对者过程中寻找自己正确的证据。
我们说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恐怖之处不同于其他专制，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制造和攻击敌
对分子的过程中树立自己的舆论权威（凡是不与之同流合污者，都会被作为敌对势力铲
除）。同时，它还有着大规模的宏观控制和无孔不入的细微渗透，并且它把这种控制和
渗透与暴力恐怖手段十分巧妙地、有机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