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晚，我蓦地听到楼下撕裂地哭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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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妻子在上班的地铁里，看到一个江桥镇政府的人发朋友圈，附了一张图，正是镇政府的文件，大意是说，即日起至17日，区域内人员居家办公，管理自我健康。

她立马跳下车，第二天，隔离即开始，到今天， 隔离刚好一个月。

这一波疫情从2019年11月开始，一直拖拖瞒瞒到2020年1月爆发，1月16日那天，风声日紧，我和朋友自驾回家过年，当晚住在江西乐平的酒店时，已经开始登记身份。之后，我在家呆了近3个多月，一直到4月20日回上海，期间李文亮医生因为于官方公布消息之前在微信群里提醒家人同事，被逼着写了保证书，派出所训诫他，“你明白吗，你知道吗”，后来网民调侃其他事时，喜欢说，我不明白，我不知道。

上海这两年似乎做得不错，1月份，在静安区发现一例阳性病例，只隔离封锁了15平方米的奶茶店，成了一个上海被吹捧的印象：以民生为重的精准防控。当时，我对这种做法，在心里曾猜测过可能会遭遇“反转”，大家都讲政治，上行下效，防尤怕不严，你若讲民生，出了事，肯定要被树典型批评。

到了3月，上海的瘟疫流行起来，精准防控就被批评，说应该全国一盘棋。但不光有精准防控，还有层层加码的。这波疫情严重时，浦东有的小区用铁链锁住了单元门，两年前武汉的做法再现，仿佛两年时间未曾离去。

我在的小区从3月15日开始隔离，这天早上，我去小区西门拍隔离通知单的照片，一对夫妻和警察吵了起来。起因是男的想要一张纸质通知单寄给公司，以证明被隔离。问警察，警察不回答，男子就去揭墙上贴的那张，警察喝止，男又问居委会能开吗，警察不答，女的作势骂起来：有毛病啊，问你话呢，不回答什么意思？双方顿时吵起来。

怨气从这时已经开始积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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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天开始，一日一次核酸检测维持了七八天。由志愿者通过扩音喇叭依次叫喊，一次叫3-5栋楼居民下楼核酸。核酸检测时，由医护人员在小区中央健身场所的空地上，像面试一样排出4或5个桌子。一开始，排队时大家并不间隔太远。核酸的人，许多也并不按叫号下楼，而是赶在开始前就去排队。

网上批评说，这种做法，就是病毒培养皿，只要一人有，排队的人极易中招。后来各地医疗队伍支援上海，群聊里说，外地大白在教上海人怎么做核酸检测，由医疗队伍组成移动队，一栋一栋地在单元门口做检测，居民不动，医疗队动。几天后，海南的医疗队来到我在的小区，也并未用这样的办法，办法照旧，只不过画了两米的排队间隔线。因为每天新增2万多的感染者，大家心里也自觉按间隔距离排队了。

大约3月20日，我在上海发布的名单里，第一次看到我所在的小区有无症状感染者。感染者所在单元楼下临时搭建了棚子，驻扎着医护人员，门口拉起了警戒线，大概是不许出入。后来到了日新增1万以上，这些棚子已经撤掉，隔离在家的人大概被拉去了方舱医院。

从4月5日浦西地区要求“足不出户”式封控之后，本来预计三天的封控，在到期之后自动续期，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封控早期，封控的时段还是2+2+2+2……式的通知，而“另行通知”里弥漫着一种飘渺无定的气氛，大家都大致明白，大概要等疫情结束那天了。但下一波疫情来临时，这种命运恐怕又要再次降临。

大雨里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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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几天，大家一窝蜂地在叮咚、盒马和美团买菜，买到的菜，一股脑儿地都被放在西门临时摆出来的货架上，下雨的时候，钉在塑料袋上的订单小票被淋得七零八落，有的被冲走掉在水沟里，显得凄怜冷落。

过了不五六天，卖菜平台买不到菜了。所有人在网上搜刮团购信息，一些上海本地生活信息的公众号也发布团购信息，这些菜商大多是有菜的自然人控股或有限责任公司，他们或是小公司，平时配送菜市场，在买菜平台的挤压下生存，只有在买菜平台被封控时，才显出他们的灵活性和重要性来。但这种团购很难，常常要凌晨两点，或五点爬起来抢购，抢不到又十之八九。又都是10份、或几十份起送，价格都在千元、数千元以上，因为一个人常常没必要买这么多的菜，这就催生了“团购”和“团长”，被戏谑地称为“我的团长我的团”。

“团购”形式兴起在3月20日前后。起初，单元门口贴出了楼群的二维码，设立了“楼组长”，平时组织核酸检测啥的；小区门口贴了附近商家送货、订货微信群的二维码，一传十十传百，会用微信的居民几乎都加入了这些群，后来兴起了买菜团购群，大家互通有无，彼此拉群。

慢慢地，又出现了更细分类的买肉群、牛奶群、鸡蛋群、零食群、水果群、调料群等……我家加入的群就有十几种。这种群，有时由拉群的人任团长，负责团购，抢购成功后，货品送到小区门口，由志愿者送到单元楼下，通知团长领取，团长再通知团员下楼领取。分菜时，大家围着蹲在一起，你挑一根萝卜，我挑一把葱，都是提前预订好的分量。疫情形势紧张时，团长只能由志愿者担任，因为志愿者配送不过来，只能由做团长的志愿者自己去大门口拉货。他们又最好有车，因为这些货物往往重达百余公斤或几百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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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4月份，我和我周边的朋友，几乎都知道上海方舱医院的现状了，有的所谓方舱医院，像正在建设的建筑工地，散落堆积着建筑材料。厕所没有通水，不能冲便，上千人用一个厕所，里面成堆用过的卫生纸和带血的卫生巾。不提供药品，防疫机构只管把人拉过来。盒饭不够，我妻子的一个朋友，向她讲述了另一个朋友的惨状：一到饭点，大家一窝蜂地抢饭，那位朋友因为太久没抢到饭吃，一同隔离的女儿饿得慌，她当场给维持秩序的警察跪下了，警察心软，将自己的饭给了母女俩。

但也有条件好的方舱。早期建的方舱，形势还没那么紧逼，设施还算齐备，有真正的“方舱”、几人一间的方舱，晚些改建的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从隔离者发布的图片来看，一排排整齐的床铺，全铺码在诺大的展馆里。

但即便有方舱住，也不保险。4月13日上海大雨，一些方舱房间开始漏水，大雨从房顶的石棉瓦漏下，底下隔离的人要么用脸盆接着，要么用雨衣盖着自己的床铺物品。

我的感觉里，是方舱猛于疫。无症状的人，至少在我，宁愿自己在家自愈，也不愿拖家带口去方舱，渡劫一般过上十几日。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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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形势，开始时镇政府还会发通知，我在的小区，3月19日之后没再发过通知，所有事项只通过一个大喇叭在逐楼喊过去。在法理上，这当然不是得当的，城市治理往往讲师出有名，法令执行要求有盖有公章的政府通知下发，才能执行，而这一“习俗”在疫情期间被打破，是疫情改变的事项之一。

疫情改变很多。封控的温床滋生了很多腐败和暴力。4月8日，上海虹口的一个女生，自己在朋友圈讲述了“叫外卖小哥送菜给自己住在另一地区的父亲，想给200元感谢外卖小哥，被小哥婉拒”的故事，遭到网暴，网暴的人骂她小气、精明，给得太少，她一气之下跳楼自杀了。

我一个朋友所在小区某家人，老公是志愿者组长，老婆是团购大团长，朋友怀疑他们两个人操纵团购审批，恶意垄断，中饱私囊。前阵子鼓励居民捐款买防疫物资，后被要求公开账目和物品清单，一直推诿。

有人被隔离在公交车上，有人被困在转运大巴上，有人在医院等核酸阴性报告流产，有人被从父母身边带走隔离，他才一两岁；有人被拒绝回家，穿着防护服蜷缩在马路边……

最出名的故事，大概是一个权力欲旺盛的男子， 在某小区冒充防疫总指挥，物业的人以为他是居委会的人，居委会的人以为他是物业的人，男子幺三呵四，飞扬跋扈，嚣张了好几天才被发现，堪称当代讽刺大师，大师本师。

整个疫情期间，让普通人更休戚与共了。我在这个小区住了4年，只认识一两个人。但这几日的几次团购下来，整栋楼大家都相互知道谁住在几楼。见面时，也不忘打上一声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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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傍晚，我蓦地听到楼下一声撕裂地哭喊，从窗外看去，一个奶奶年纪的人在用带有腔调的哭声哭诉，那种哭调，现在农村上了年纪的老人都会，只有在亲人去世后才会用这种哭腔哭诉。她一边烧着纸钱一边哭诉，我立马明白，大概是老伴去世了。

第二天中午刚过，突然又听到了这哭声，楼下停着辆殡仪馆的车，车后的地上放着一个黑色裹尸袋里装着尸体，两个工作人员将尸体抬上了车。车一开动，一个中年男子猛地将一个小瓦罐往地上一摔，一声巨响，车子离去，不一会，大雨滂沱。上海的方舱这之后开始漏水。

这些日子，关于死亡的悲剧很多。这悲剧不在新闻报道中出现，而在社交网络中，在文章留言中。

比如那位徐汇区武康节岛的老人，如果不是他和居委会书记几分钟电话通话的内容被微信10万次以上的转发，他不会那么快就得到救治。他可能成为无数悲剧中的一个。

上海疫情刚爆发时，写《倒转红轮》的学者金雁曾在朋友圈求助，他的丈夫——八十多岁的学者秦晖因为高血压断药了，求朋友圈的人介绍市健康卫的人认识。后来这事在我的消息中消失了。

公力救济在这次封控过程中备受唾骂，大家都是依靠着民间私力救济活下去。我一些朋友所在的区，封控的十几天里，未曾发过物资，仅靠邻居之间在群里求救、接济他人。

团购是私力救济的缩影，没有这种团购，上海人都要饿肚子。而某领导在视察时，居然不知道“团长”为何物，就很能说明公力救济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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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难题是伦理学著名的思想实验，大意是说，一辆失控的电车即将撞上铁轨上的被捆着的五个人，你可以拉动一个拉杆，让车驶到另一条铁轨上，然而那条铁轨上也被捆着一个人，你是拉还是不拉？

一个人考虑这个难题的顾虑在于，如果遵循“功利主义”，为了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无辜人的性命，即撞死那一个人，但是功利主义很容易被滥用在社会各个领域，以多数人利益之名捆绑大众。如果遵循自由主义，即认为人有自然权力，这些权力不是政权和政府赋予的，它们早在政府、立法机关出现之前已经存在，比如财产权利、生存权、自由、生而平等的权力，那么，我们不该被别人决定是不是被撞死。

这些天，上海魔幻的隔离空城下，和两年前武汉封城大家心照不宣地默认封城清零病毒模式的心理已经不同，两年过去，从“清零派”里分裂出一个共存派，即认为病毒不能完全消灭，应该在尽量控制病毒的情况下与病毒共存。清零模式，过去两年来似乎没有吸取教训，一封控，层出不穷的悲剧就冒出来，这使得清零也面对一个电车难题。

电车难题在这里面临的是，是明知封控会导致相当大一部分病人得不到救治而死，还是继续封控，为了更多人不患病？这些死去的人们，能够作为封控的代价吗，他们同意吗？上海大概不存在电车难题，可能因为封城之下没有电车吧。

过去一个多月来，隔离下的上海惨剧一出接一出。大概没人统计过，有多少心脏病、高血压、哮喘病和糖尿病病人在缺药、缺治疗的情况下死去。死去的人们，大多是患有需要药物维持生命的老人，他们有的独居，我们试想，他们是在多少次恳求、求助无果，在家里悲愤地死去。

时代的一坨屎，不管落没落你我身上，每个人都得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