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家三口确诊，一个细节值得注意！

初识朱沂超时，他在五角场街道疫情防控应急先锋队当志愿者，经常到阳性楼栋较多的政化路小区服务，连夜协助医护人员上门做核酸检测采样。这次疫情中，他们一家三口都被确诊了新冠。从感染、确诊、进入方舱到康复转归，这20多天对他来说就像做了一场漫长的梦。4月29日，小朱从方舱出院后进行居家隔离满7天。确诊以前，他一直在社区里服务居民。确诊以后，他没有抱怨和后悔，在方舱污染区帮助医疗队服务患者。回到社区以后，他第一时间给街道志愿者中心发信息：“我是转归人员，有抗体，如果社区有需要，我还可以出来帮忙……”
这是朱沂超的自述：在社区当“先锋队”未曾想全家感染我叫朱沂超，在一家医疗学术会展公司上班。疫情对我们行业影响很大，从3月起，公司业务全部暂停，我就开始在社区当志愿者，每天给居民发放抗原、在核酸检测中负责扫码登记。后来我加入了五角场街道疫情防控应急先锋队，协助医护人员到阳楼上门做核酸采样。当时的我没有意识到病毒传染性这么强，更没有想过自己会全家被感染。4月初的一天，我的爱人告诉我，在社区做核酸筛查时，一位排在她前面的居民拉下口罩抽烟。当时我还在别的小区服务，对于她告诉我的这个细节没有太放在心上。后来，那位抽烟的居民确诊了。4月7日，爱人抗原呈阳性，8日确诊。我当天就向社区志愿者中心报告，暂停一切志愿工作。四天后，我和儿子也确诊了。4月14日，我们一家三口被转运到了杨浦区的方舱医院。这是一栋由商务楼改建的方舱，共16层，从3楼到13楼都是患者病区。方舱刚启用三天，我们入住后已经满员，我们一家三口被安排在了最后的3楼。方舱由杨浦区中心医院20多名医护人员接管，一个楼面有300多名患者，平均每一名医护人员要分管1到2个楼面，人手非常紧张。他们几乎全天无休地在污染区工作，工作压力和风险都很大。到方舱第一夜，我报名当志愿者4月14日傍晚，我们入住方舱。当天晚上，我就听说方舱里部分保安、保洁等后勤人员因为风险和不堪重负的工作量而辞职了。一时间，楼里很多物业工作都落到了医护人员身上。这原本是一栋未竣工的商务楼，各项设施并不完备，厕所不够，电力供应不足，而方舱内的患者很多。对于医疗队员来说，在治疗和护理以外，还要管这么多人的吃喝拉撒十分吃力。于是我向医生报名当志愿者。4月15日一早，早饭送到一楼，医疗队一时间安排不出人手去发放，我就跟另外两名在方舱刚认识的年轻患者一起，到楼下帮我们楼层的患者取饭。然而小推车刚推出电梯口，病人已经全部挤在电梯口等着……第一次发早餐，秩序很乱，我有点灰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又有几名患者自发地走出来维持秩序。我们3楼的志愿者小群最初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每天上午我们都要进行核酸检测，小分队10名志愿者分工合作，各司其职，300多人的核酸检测在2小时内就全部完成了。有了第一次成功后，我们的志愿者身份得到了同一楼面其他患者的认可。10个人小团队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更强了。我们开始承担起楼里的垃圾清运、领取物料、发放餐食、厕所保洁、药品申领等工作。就连修理水管、梳理电路，都是患者里面有专业技能的水电工主动报名来帮忙。最困难的工作是医废的清运。一个楼面半天的医废就有60大包，志愿者们合力花了2个小时才清理完。我们每天中午和晚上各清理一次，搬运到固定堆放点，再由清运车运走，全过程靠人力清运，每次搬运完大伙儿都气喘吁吁。医疗废弃物具有污染性，其实我们接触也有一定风险。但我当时没有考虑这么多。因为大楼里不能开中央空调，垃圾堆放久了会滋生细菌。这件事如果大家都不去做，影响到的是全部人的健康。在没有志愿者以前，这些工作都要依靠医护人员。他们很辛苦，长时间在污染区对他们来说有很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所有的问题都等着“大白”来解决。我们通过自我管理，承担了大部分在污染区的生活保障工作，就可以让医护人员有足够的精力去做他们专业领域的治疗和护理。从素未谋面到互帮互助人和人的关系很微妙在方舱的这段时间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我们一层楼300多个人，原本素未谋面，又生着病，在这种极端环境下被动地住在一起，成为“邻居”。很多人来方舱以前看了一些网上关于方舱的负面信息，带着不信任感。然而几天相处下来，很多人刚来时的惶恐与无助都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信任和互助。楼里有一位90岁患有阿兹海默症的老人，每天都拎着一个小包袱吵着要出院。“我要出去！你们干什么不让我出去？”他的儿子已经70多岁，对此十分无力，老人有时还会骂他。于是周围的病友开始热心地帮忙劝导：“大爷你看，这个电梯要刷门禁卡，只有医生可以操控，我们下不去的。”4月18日一早，老爷爷又开始发脾气，我便过去跟他说：“您想走走，我陪您逛一圈好了。”于是扶着他在楼里溜达了一圈。这些日子里，楼里没有人对老人有过抱怨和强迫，大家都给予了温柔和理解。后来有一天，老爷爷突然对我们说了声“谢谢”，这让我很感动。方舱里有很多小朋友在上网课，几个复旦的大学生主动提出帮忙补课。一些患者来方舱之前没有准备好充足的生活物资，医护人员就把自己在医疗队里分发的水果和小零食带给病患，彼此间成了朋友。还有的患者在康复出院前，会把自己剩余的干净的物资留下来，给那些仍在住院的病人……病患之间、医患之间都在互相鼓励和扶持，方舱里充满着互助的氛围。在方舱每一天都很漫长，如果不找点事情做，时间会很难熬。我就问医护人员要了消毒片和喷壶，每天早晚对每个床位、每个走道进行喷洒消毒。一壶消毒水往往几分钟就喷完了，要来回换十多次水，才能将整个楼面1000多平方米消毒完。方舱的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如果每个人都愿意付出一点主观能动的努力，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儿子的头像在变那个开朗小男孩又回来了在方舱，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起。儿子今年上6年级，这些天，他把方舱的床变成了书桌，每天坐在床边上网课。一位复旦的研究生提出，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帮忙讲解。我儿子已经习惯了老爸每天做志愿者，我要给他做个好榜样。作为父亲，我知道孩子心里也是害怕的。他很懂事，从来不说，也不抱怨。但我还是从儿子的微信头像看到了他情绪的变化。刚开始测抗原疑似阳性的时候，儿子把微信头像换成了灰色。核酸确诊后，他改成了黑色。后来在方舱确认可以出院的那天，儿子原来的微信头像，那个穿着黄衣服的开朗小男孩又回来了。方舱里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7到10天。连续两次核酸阴性，疾控中心会通知方舱的医护人员，联系社区确认接收，患者就可以出院转归。我的爱人比我们先确诊，也是最先收到出院通知的。4月22日，我和儿子也坐上了街道派来的专车。我们在方舱前后住了8天。一家三口终于回到熟悉的家里，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一到家，我们就收到了居委送来的物资。国权居民区书记施伟告诉我们，这8天里他们收到了三批街道发放的物资，他都留着，还把自己的一份也给我们了。“你们刚回家肯定缺物资，这些东西一回来就能用上。”他告诉我，很多居民都让他感谢我曾经为小区做志愿服务。居家健康监测的这几天里，我和家人收到了很多来自邻居的关心。4月28日，医生上门给我们进行核酸检测，4月29日，我们的检测结果为阴性，并转为绿码。我给街道志愿者中心的负责人发了个信息：“如果社区志愿者有缺口，我还愿意出来。我是康复转归人员，有抗体，到阳性楼比较多的小区服务会比较有‘优势’。”我还记得在方舱认识的不少人。一个小个子女孩是开花店的，每年春天都是小店生意最好的时候，今年却因疫情而停业了。志愿者中有一位在阿里巴巴国际站工作的年轻人，还有一位餐饮店老板，他们的工作也都因为疫情而停摆……当初决定当志愿者，其实我们都害怕有风险。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帮忙，就是希望上海能尽快好起来，让大家都能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