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终会过去，但上海人的“心伤”该如何治愈？
文 | 赖祐萱
编辑 | 金石
运营 | 月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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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之前，上海是全国心理咨询需求最大的城市之一。
2021年，一份全国心理咨询行业发展报告显示，中国拥有心理咨询企业最多的地区是上海，共有3.58万家，超过第二名的广东省1.23万家。
朱春雄一是上海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简单森林”的咨询主管，他告诉每日人物，在美国波士顿学院完成学业回国时，上海是身边很多留学生的首选，因为，上海不仅心理咨询企业最多，这座城市的居民对于心理健康的关注和认识也相对高于国内的其他城市。
在这次上海疫情爆发之后，他们收到的咨询量大幅度下降。
心理咨询是一份很依赖线下会面的工作，无论对来访者还是咨询师，线下咨询的优势都是线上无法替代的——在线下，咨询师可以看到来访者的动作、眼神、肢体语言。还有许多细节——第一次见到来访者的瞬间，对方的眼神是直视还是回避，讲述过程肢体逐渐放松还是始终紧绷，哭的时候会不会伸手去拿纸巾，这些都可以帮助咨询师更好地判断来访者的心理状态。很多来访者也会反馈，线下咨询室让他们更安全，更沉浸，如果线上咨询，他们可能会受到家人或同住人的干扰。
但封控之后，会面的场地没有了，不论来访者还是咨询师都在居家，很多来访者也不愿意进行线上咨询，只能选择放弃或延后。朱春雄一说，他的咨询量也从每天2次降低到每周2-3次。
心理咨询师赵家艺记得，3月中下旬是她内心最动荡的日子。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的约见大多都在每周的固定时段，无论哪一方有事请假，都需要提前24小时以上告知。但在那段时间，这种规则完全被打破了。
早晨一睁眼，发现小区封了。或者整个街道都出不去了。咨询只好推迟，然后一推再推，很多咨询师第一次有了无限期停业的感觉。
但更实际的问题是，疫情初期的上海，似乎没有人有精力考虑心理咨询这件事。那段时间，身在上海的咨询师之间流传着一句调侃：心理咨询师不在做咨询，而是在抢菜。
和所有普通的上海居民一样，心理咨询师们也被隔离在家，小区封闭，他们也要面对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天能否出门？能不能买到菜？买到什么菜？家里的物资够不够？老人小孩生病怎么办？
慌张——是这场心理危机最初的表现，“大家还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时间和精力都在食物上，没有多余心力关注内心的问题。”
心理健康服务平台简单心理的CEO、创始人简里里也被困在上海。每日为了买菜而烦恼，她深切体会到了来自生存本身的压力。
2020年，武汉疫情时，简单心理设立了一条免费援鄂心理热线，从全国招募了几百名咨询师为武汉居民服务——其中就有很多来自上海的咨询师。这也是当时国家卫健委推荐的唯一一条提供疫情支持的民营心理热线。
但这一次，简里里看到，很多心理咨询师本身也要面临物资紧缺等现实问题，很难再去承担其他人的情绪困扰，“他们自己得先吃饱，过得好，才能谈别的问题。”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在那个慌张的时候，他们需要的，也是具体的生活物资和帮助，而不是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师赵家艺记得，物资最短缺的那个阶段，有一天，朋友气冲冲给她发来信息，他说，别人家都收到了单位送来的物资，只有她收到了公司的一封信，结尾写了一串号码——上海心理咨询热线。“当时她就崩溃了。”赵家艺说，“人们现在不要这些东西，就要解决现实的东西。”
“心理干预真正起作用，一般都是现实的危险已经解除（的时候）。”简里里说，她打了一个比方，假设当一个人正在挨打的时候，一位心理咨询师走过来，安抚他，不要害怕，是没有任何帮助的，“这时候，需要有人帮你买菜，帮你买药，帮你来打架。它是个现实问题，不是个心理问题。”
3月14日，上海市医务工会发起、舒辅EAP（员工心理援助项目）承办的医护心理关爱热线启动，这是上海市在本次疫情中最早且持续开通的心理热线之一。
通过这条热线，心理咨询师秦海清晰地感受到了上海居民心理状态的变化。
海报发布前，作为热线负责人，秦海敲定的服务截止日期是：3月27日。“两周，我觉得两周肯定搞定了。”他非常乐观，在此之前，上海一直以精准防控著称，风险区域可以精确到一家奶茶店。他对这座从小长大的城市很有信心。
这串热线号码通过上海工会体系，下发到各个医院和医疗队，但头几天，铃声一次都没有响过。
咨询师们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医护人员从穿上防护服到脱下服装，大概要经历7个小时，人困于防护服中，根本无法顾及情绪问题。只有当他们脱下防护服，回到驻地，才有可能想起自己的家人，想起自己，想起自己心底那些强烈的、糟糕的体验。
为此，热线延长了服务时间，从晚上9点延长至夜里12点。果然，电话陆陆续续地来了。
电话接通后，心理咨询师们发现，大部分医护人员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紧张、焦虑、恐慌，几乎处于情绪的应激状态。
除了在一线巨大的工作量，一些医护人员有基础疾病，需要长期配备胰岛素、哮喘药，但由于临时被指派去采集核酸，随身药物不足，每天都沉浸在焦虑之中。电话里，他们不停询问，如果我没有及时服药，倒下了，采不了核酸，这样会不会给采集任务造成很大的困扰？
秦海说，那个阶段，很多医护人员认为如果自己提出休息，会被别人看不起，会被认为是一个逃兵，会因此产生强烈的“耻感”。
还有很多集中隔离点、方舱医院打来的电话。那里医护人员的焦虑来自于成百上千居民的涌入，身边同事接二连三被感染，一切仿佛望不到尽头。
面对这种状况，热线的服务对象的范围也一点一点在扩大。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医疗队陆续抵达各个方舱。在方舱，除了医护人员，一些志愿者、方舱内的市民也会来求助——慢慢地，这些市民又将号码传递给方舱外的亲人朋友。还有一个小区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公众号，将热线的海报放在了推文里。
热线的名字也在不断变短，最初，这条热线叫“上海市抗疫医护心理关爱热线”，被带进方舱后，“医护”两字取消了，改为“上海抗疫心理关爱热线”——这一刻开始，热线上的咨询师们听到了无数上海最普通居民的声音。
但是，很多来电提出的问题都是心理咨询师无法解答、也无法处理的，比如，去哪里抢菜，团购会不会被感染，什么时候可以下楼，家里没有药了怎么办。咨询师们还发现，比起被感染，更多人担心的是“隔离”——大量的新闻和身边例子，让人们发现隔离意味着可能要与孩子分开，宠物的生活得不到保障，进入一所条件糟糕的方舱，家里的老人无法就医。即使，99%的人都不会遇到这种状况，但每个人也都担心自己成为1%。
很多咨询师说，第一次如此强烈感受到自己的无力和有限。为了帮助这些市民，团队迅速建立了一份石墨文档，里面详细记录了罕见药、复诊配药等线上购药程序，各类急救电话、急病自救方法、社区团购渠道、宠物救助和媒体热线……甚至，咨询师们还会主动帮助来电者编辑求助信息，发布到咨询师的行业群，请求大家转发。“该做的，和不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能多做的，我们尽力多做一点。”秦海说。
也有咨询师提到，很多居民会因为无法拨通12345、120而拨打这个电话，接通时，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往往都是——“终于有个热线不是忙音了。”
这些声音对外地咨询师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他们会不断问上海本地的咨询师，这是真的吗？
因此，每天除了交流日常状况，上海本地的咨询师们还需要告诉外地同行，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一些实际的情况，为了他们也能更好帮助来电的居民们。
而在这条心理热线的海报上，热线的截止日期也一变再变，3月27日、4月10日、4月24日……秦海说，现在心理热线跟上海隔离模式一样，7天又7天，现在，这条心理热线的截止日期已经变更为5月22日。
焦灼的疫情中，心理热线开始成为上海市民情感支持体系的一部分，一个类似可乐、薯片、红酒、肥皂剧的工具。
简里里形容，如果说心理咨询像治病，那么热线电话更像一枚创可贴。不确定能不能止血，至少可以给对方一些小方法。比如，告诉来电者一个心理常识：很多负面情绪的出现是正常的，你的心理是健康的。
整个4月，多位心理咨询师都发现了一个状况——很多身边人、咨询者都出现了对“负面情绪”的排斥和抵抗。他们认为哭泣、生气和发怒是非常糟糕的，是需要隐藏的。他们觉得只有控制住这种情绪，才能保持内心的稳定。
简里里也说了一件小事。
一天，一个上海女孩在她微博下留言，“每天上来看看这位和我同在一个城市受难的心理师姐姐，看看接受上天安排和岁月静好到底有没有用，个人心理还算健康，但是就是每天很迷茫，团购必须参加，其他真的无力。”
简里里很快回复她，“心理健康不是叫人岁月静好、接受生活哈。是叫人该愤怒的时候能愤怒，该悲伤的时候能悲伤。”
这也是多位心理咨询师都对每日人物谈起的课题——不要回避愤怒，不要认为愤怒是一种负能量，恰恰相反，在遭遇困难的时候感到愤怒，是正常的心理反应。
健康的心理状态，是一个人能够对周围环境做出适应性的反应：遇到糟糕的事情，该愤怒的时候愤怒，该哀伤的时候哀伤，遇到开心的事情，感到高兴的时候就能高兴。简里里说，如果你的基本生活没有保障、又看到很多糟糕的新闻、网络信息，还能够无理由地感到平静，觉得生活特别美好，特别积极，这才是令人感到担心的。
看到简里里的回复后，女孩的情绪在那天质问居委会物资问题后爆发，大哭了一场，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假装平静的心理状态才是不健康的。
心理咨询师们强调，负面的体验是帮助人们生存下来的信号。当我们看到不公发生，自然会有一些愤怒、害怕，这是因为内心希望环境有所改变，这时的愤怒也意味着我们在捍卫自己。“那些看起来偏执的，特别焦虑的人才能活下来。因为你才能抢到菜，才能及时为自己寻求帮助。”简里里说。
4月13日，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发微博说，有人采访问他，有什么调节情绪的建议。他说，没法调节，除非不去想“为什么”或者“怎么办”这样的问题。他也提到了愤怒的情绪，他认为，愤怒说明还有期待，还在相信“事情不该是这样的。”李松蔚说，“愤怒现在是奢侈的。”
心理咨询师王君冉也提到，大家千万不要羞于表达自己的愤怒，“敢于愤怒对心理健康以及创造更好的世界都是有必要的，如果你在疫情封控期间经历包括愤怒、伤心、恐惧在内的情感，不要因为这些情感本身而感到羞耻，它们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至少这些情感在确认你是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4月，上海大学的教师刘波在朋友圈呼吁，应当重视封闭期间学生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他说，“上海大学自3月初就封闭了，仅就本人有限的了解，已有若干同学处在崩溃的临界点，请务必引起重视！”
2020年中南大学一项针对新冠疫情中大学生具体的心理问题调查显示，高年级学生易出现抑郁和焦虑心理困扰，低年级学生易出现恐怖心理困扰，女生比男生更易出现心理困扰与问题，男生比女生更易产生敌对情绪。
据统计，上海有超过70万人数的高校学生（包括本科和研究生）。疫情防控中，他们都被要求在学校保持静止、甚至足不出户，但由于物资保障相对充足，校园内的环境也比较单纯，因此，他们也会成为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外部的人们会默认他们很安全、很健康，这种忽视甚至包括他们的父母。
小乐已经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天被封校的。但她还记得收到通知的那个周日，所有同学都跑到校园小超市疯狂采购零食、饮料，她在上海一所高校读研究生，住在学校人数最大，最密集的一片校区。
最初，日子没有太多改变，大家还能去教室上自习，去食堂打饭，在图书馆借借书。天气好的时候，校园大草坪上“长”满了同学，没人舍得回去。
但4月初的一天，学校突然通知足不出楼，所有人都要“静止”在宿舍楼里。当时，唯一获得校园行走权的，是学校的志愿者们。他们可以穿着防护服在固定时间走出楼，去食堂取餐，再派送到每一个宿舍。
很快，每天的志愿者名额都会被疯抢。每天，学校会发布一个在线文档链接，每栋楼早中晚三餐的志愿者排班表，有意者可以将名字填在空白处。不到一分钟，所有空格都被填满了，竞争者大概有几千人——小乐形容那场面和上海迪士尼抢玲娜贝儿玩偶差不多。
被封在宿舍，小乐慢慢发现，自己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变得模糊。50多天都在重复同样的生活：早上9点多起床，收到了早餐——看看新增病例数，感到解封无望——做运动——12点了，发午餐了——吃完睡个午觉——看书看剧——五点了，发晚饭……一天24小时，用三次放饭时间划分，什么时候日落了，什么时候天黑了，全然不知。
同学们甚至羡慕起了那些被封在家里的居民，因为他们每日还可以抢菜，还拥有自己做饭的生活——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定程度的选择权和自由。
做核酸，是小乐唯一能够走出宿舍楼的机会。几百米的一圈路，每次她会特意放慢脚步，走得非常非常慢，一步当作两步走，“从来没觉得走路是这么自由。”有一天，小乐想偷偷再绕一圈，“就多一圈，一圈而已”，但刚走了七八米，迎面走来一个穿着防护服的老师，她感到心虚，觉得自己犯了什么不得了的错。
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完全被切断。为了和外界保持微弱的联系，每天傍晚她会走在宿舍的小阳台，吹一吹风，让自己保持清醒。
小乐所在学校的住宿条件，已经是上海高校中相对舒适的。另一位上海高校的研究生，讲述了他封控期间的生活状况：近一个月没有洗过澡，上厕所需要在微信在线排队取号。有专人上门核酸，所以活动范围只能在宿舍内。今年6月本是他毕业的日子，但现在实验全部停滞，毕业的日子遥遥无期。
最难过的时候，小乐向父母倾诉过，但爸爸妈妈感到不解，认为她是矫情，无病呻吟。为此，她还和父母吵了一架。
父母认为，学生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一群人，三餐有保障，安全有保障，即便学校偶尔还是有阳性，但是感染风险还是很低的。封控期间，小乐也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评论，“差不多得了吧。”“有什么可抱怨的？”“为什么要哭，就是给你闲的。”
小乐说，自己明白这些道理，也知道学校做出了很多努力，“你知道很多人比你更辛苦，很多很多人比你更惨，所以你的情绪在这个时候看起来，是那么不值得发泄。”
咨询师朱春雄一说，学生是很无助的一个群体，也是很容易出现心理危机的群体，高校学生也容易造成群体性的情绪问题，因为大家住在同一个空间，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每个人情绪低落，聚集在一起很可能会加剧负面感受。
据了解，针对本轮疫情，复旦大学、华东师大、同济大学、上海交大等上海高校都设立了本校的心理热线。
但是，不少学生都发帖提到，在拨打校园心理热线后，个人隐私信息可能得不到保护。一位上海的研究生说，4月封控期，学校增加了心理医生和热线，但有同学尝试后被告知辅导员。一所吉林高校学生说，学校让大家匿名填写心理健康自测表，第二天班主任就打来电话。
除了对个人隐私的担忧，一些高校的心理热线还存在一个问题，很多咨询师由心理学方向的在读研究生组成，他们的一线咨询经验相对较少，也有学生反馈校园热线提出的建议相对刻板和教条化。
对此，朱春雄一建议，面对庞大的学生基数，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力量进入，如果仅靠现有的高校心理工作体系，估计会难以支撑。
关于应激事件发生后普通人的心理过程，咨询师们的描述是：大家首先会感受到慌张、担忧、焦虑，然后是激动、愤怒、烦躁，接着，感受到无助，最终陷入一种麻木的状态。
心理咨询师王君冉提到，如果一个人的需求不断经历来自外界的挫折、失败和打压的时候，长期下来，人可能会进入一种“习得性无助”，产生放弃、麻木、无助甚至自我麻痹的状态。
在封控不断延长中，越来越多的上海居民还是感受到疲惫、无力，甚至麻木，而最早进入这一心理状态的，则是医护群体。
秦海说，通过自己参与的这条“医护热线”，他能感受到上海医护人员群体有“非常非常深的无力感”。
一个多月来，他看见医务工作人员几乎全员被卷入这场抗疫工作——几乎所有医护都在采集核酸，包括心理科的医生，也要放下手中工作，到一线采集核酸。“4月5号一天，全上海的市民采了一遍，2500万例的核酸，什么概念？你想想看。”
密集的核酸采集和超过一个月的封控期，使得许多医护根本没有时间处理自己的感受。4月中旬，秦海团队做了一次医护群体的心理状态测评，他发现相当比例的医护已经呈现了重度焦虑、重度抑郁的症状。
秦海说，对医护人员来说，很多创伤应激综合征会逐渐转为慢性的PTSD，因为他们经历的不是道听途说，而是实实在在的“灾难现场版”。这种长期的高压状态使人麻木，其中一些医护人员却不得不保持这种“麻木”，因为只有麻木，才能使他们继续工作。
面对这些医护的来电，热线心理咨询师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共情他们的疲惫、辛苦和付出。他们会对医护人员们表示尊重和赞赏，让他们感到被理解，被看见。
接着，帮助他们探寻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到现在，是家人，是使命感，还是一些其他原因，是不是能够依靠这种力量，再坚持一下？
如果这些内心驱动力已经无法支撑他们走下去，那么，咨询师们会给他们一些建议，在很疲惫很无力的时刻，一定要和领导、和伙伴们沟通。“我们需要告诉医护人员，每个人包括他们必须要学会呼救，学会表达自己的需要，这种表达并不是羞耻的事情，对你，对团队都是负责的事情。”
秦海还提到——尽管他不知道上海何时解封，何时正常化，但在4月中旬，他已经向上海市医护工会提议：疫情之后，要对全市几十万甚至百万的医务工作者进行一场心理关爱行动。
他说，上海疫情对大部分行业来说，都处于休息或减少工作量，复工复产后面对的是如何进入工作状态的问题。而医护人员却没有喘息时间，复工后，他们又将回到正常的业务状态——不仅是上海2500万人，还有整个华东地区乃至长江以南居民的医疗需求。
当心理状态逐渐失去弹性，一些人会面临抑郁风险。
2021年2月，中国疾控中心周脉耕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一项针对武汉疫情时的超额死亡率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对比研究。研究发现疫情发生的前三个月，武汉居民的焦虑、抑郁情绪增加，自杀率上升66%，其中，湖北地区整体自杀死亡率与武汉相似，也发生明显增加。研究指出，这可能是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引起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佳。
自从新冠疫情出现后，心理健康问题一直作为重要次生灾害之一。
2021年10月，医学杂志《柳叶刀》也发表了首个新冠大流行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全球研究。
该研究指出，新冠大流行期间，2020年全球新增了5300万例重度抑郁症病例和7600万例焦虑症病例，而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都会增加其他疾病和自杀的风险。其中，心理健康方面，女性比男性，年轻人比老年人受到更严重的影响。
关于女性为什么会受到更大的影响，一份关注新冠疫情心理疾病重点人群的论文提出了以下几点原因——
女性还需要承担家务和育儿负担，疫情导致很多学校、托管中心关闭，女性的看护压力也会增大；
女性大多是家庭中的照护者，新冠疫情要求女性在家中担任老师、护理员、协调员；
新冠疫情下，受到主要冲击的航空、酒店、餐饮、保育和零售业的从业者很多为女性，失去稳定收入也会导致心理健康问题。
对此，《柳叶刀》那项研究的作者之一、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流行病学家Alize Ferrari还有一项补充：女性更有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封锁和居家令期间，家庭暴力的流行率有所增加。
关于如何在疫情中保护自己的心理状态，咨询师们也给出了一些建议——
要学会“接受”和“照顾自己”。无论体会到任何情绪，先不要急于解决它，修复它，而是接受这种糟糕的心情。心理咨询师们说，他们之所以比很多普通人更快适应“隔离状态”，是因为他们对坏的情绪是有所觉知的，一旦发现，会立刻先接纳这种情绪，下一步，才是照顾它。
至于照顾自己，一方面，需要给自己一些休息和关注。特别是家中有孩子、老人和病人的居民，很多关注和精力会放在别人身上，自己的情绪和需求却被隐藏。这时候，人们需要拿出一块时间，只关注自己。
另一方面，要允许自己做不到。封控期间，很多人希望自己能读读书，做做运动，做得到当然好，做不到也不要给自己压力。朱春雄一说，他会允许自己上班时候摸摸鱼，看书和运动时间减少了也不会责备自己。秦海也提到五一期间，他停掉了热线之外的所有咨询工作，哪怕没事干，也要让自己休息。
除此之外，找到自己的“情感支持系统”非常重要。组成这个支持系统的，可以是“人”，比如家人、朋友、恋人、网友、心理咨询师等。也可以是一件具体的事情，比如做饭、运动、画画、写作等。
还有，要增加自己的“控制感”。想想平时做什么事情，最能让你拥有成就感？开发一道新的菜谱，给家里来一次大扫除，在固定时间追完一期综艺，还是创作一幅很好的画。
王君冉将此刻的上海比喻成有无数果肉的苹果汁。现在，苹果汁正在被疯狂搅动，卷起了一场果肉们也没有办法改变、掌控的暴风雨。果肉们能够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让自己稳定下来，慢慢沉下去。
很多人被困在家中，工作和生活的边界越发模糊，人们很难意识到这种状况实际也会对心理造成影响。咨询师们建议——空间上，大家可以从一个位置换到另一个位置，来界定上下班的时间。也可以为了自己泡一杯咖啡或者茶水或者热水告诉自己上班了。合上电脑，就是下班了。
关于保护自己的心理状态，朱春雄一还提供了几个具体的小方法。
写日记，记录每天发生的事情，哪怕流水账也可以。这不仅是对心理状态的缓冲和疏解，也对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创伤有一些帮助，至少，情绪曾经被认真面对过，处理过。
看《动物世界》等自然类的影视作品。注意力的转移，会让人暂时离开现实世界，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之中。这时，现实世界中的痛苦会相对减弱。
和别人共享屏幕看一部电影。一方面，满足了人际连结感，另一方面，让自己专注于一块屏幕，而不会被其他消息吸引。
还有，可以将你仅存的食物进行分类，划出一部分奖励性质食物。如果这一天感到痛苦，那么多吃一点奖励自己的物资，从心理暗示上给自己宽慰。
但如果你的心理状态出现这样的状况——对过去感兴趣的人和事不再激动，长期处于一种偏执或极端的情绪，产生了嗜睡、早醒或入睡困难等睡眠障碍，突然吃的更多或吃的更少，产生自杀自伤的念头，身体经常发抖、发汗、发麻和心悸，这说明它已经进入了危险状态，要第一时间向外界求助。
疫情总会慢慢消退，封控也终有一天会解除，但是，有些创伤会永远留下。
秦海提到，今年4月，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中国科学院院士，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家陆林说了一段话，“我们确定，新冠肺炎疫情在地球上消失的时间不确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我们人类精神心理健康的影响至少要持续二十年以上，近期是不可能恢复到从前。”
“上海经历了这两个月，未来可能需要很久来抚平心理创伤，这个影响可能长达10年到20年。”秦海说。
两年多以前，秦海深度参与过武汉疫情的心理援助，他说，表面上看整个武汉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但如果试图剥开繁华的，烟火的外表，走进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去，深层地了解每个人的状态，会发现有些人已经走出来，有人还沉浸其中，甚至有些人不愿意再谈起那段记忆。
而这次上海疫情，与武汉疫情有所不同，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至于这些影响具体是什么，几位心理咨询师们也给出了自己的预判和意见——
首先，是对物资的不安全感，很多人可能会出现囤积物资的现象。希望冰箱永远是满的，希望家里始终存储一些物资，甚至一些正在装修新家的人会安装更大的，更多的冰箱。
其次，人们可能对一些重复性的事情产生创伤。比如，核酸。尽管它看起来那么微不足道，但因为重复多次，它的结果又和阳性、隔离、方舱以及后续的生活产生紧密联系，因此，它会对人的内心会产生微妙但又不可忽视的影响。
未来，当人们去医院耳鼻喉科就医，接触呼吸道相关的检查，看到防护服或医疗测试用具，可能会感受到神经紧绷、呼吸局促等躯体化反应，也可能梦见长时间排队的场景。
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负面的新闻事件可能会多次、重复出现在人们的脑海或梦境中。一些去过方舱、集中隔离点的居民，也会突然闪现当时的情景和体验。
人们也许会变得害怕生病。这种害怕，是对生病带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以及拨打120、拨打急诊电话的恐惧。一位心理咨询师说，甚至有人会因此提出一些对自己无理的要求，比如不允许自己生病，不允许自己生病到就诊的程度。
还有，让渡隐私带来的焦虑。因为大量的团购、核酸登记，很多住户的姓名、联系方式都被摆放在小区门口的桌子上，流传在不同的微信群中。这对注重隐私权的居民产生了心理层面的威胁感。尤其对于独居女性，生活中的不安感，对楼道、邻里之间的声音的敏感度，可能都会增加。
阳性患者们愈后的心理状态也值得关注。不仅是社会对阳性病例的污名化，还有距离他们最近的邻里关系，人们如何讨论，如何评价，都会这些患者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一些未成年的孩子，如果在这个期间与父母分开，很可能造成分离性焦虑。父母应该更为关注孩子们的情绪，他们或许不太会呈现低落、或抑郁的症状，但他们会更多表现为发火、对人际交往的退缩。
秦海建议，父母需要注意，因地制宜给孩子创造活动空间，给他们多一些选择。也不要要求孩子一定要完成多少学习任务，“这时候大人都做不好，也不能要求孩子。”
此外，社区工作者、心理工作者、媒体工作者都要注意自己的心理状态。这段时间，他们会无差别地接受海量的信息，尤其一些媒体的工作者，信息就是工作的本身，相比其他群体，他们更容易产生替代性创伤。
这次疫情，朱春雄一发现一些上海的居住者们产生了一次身份认同危机。上海本地人的自豪感和自尊感受到了冲击，新上海人们开始思考自己与这座城市的关系。
秦海说，“我觉得，要花好长好长的时间去慢慢再收拾回来，拾回我们从前的那个信任。大部分的老百姓的心理韧性或者说回弹力应该相对比较好，会恢复的，会回到那种从前的状态。但是，或许，有一部分人可能真的是回不到从前了。”
但病毒可能还会来，秦海说，当它重新出现的时候，上海人对2022年这个春天的记忆可能会被全部唤醒——只要病毒还存在于地球，人们可能就会时刻担忧、恐惧这件事情的发生，而这种恐惧本身，就是一种最长久的创伤。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乐为化名）
感谢心理咨询师秦海、朱春雄一、简里里、赵家艺、王君冉、陈曦、Kelly为本文采访提供的专业支持与帮助。
每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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