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张爱玲看到这一幕，便决定离开上海……

上

有读者私信说，伢伢我觉得你文采不输张爱玲，word天，太看得起人了，我叫张清零还差不多。

结果他话锋一转，来了句：“但你没她聪明，你看人家写乱世情爱，写女学生和汉奸胡来，但是哦，人家从来不碰不该碰的。”

“比如她自1952年离开上海之后，就再也没写过这里了，这就是她的通透之处。”

我当然知道他说这话的意思，但其实她是写了的，在香港写了关于土改的作品叫《秧歌》和《C地之恋》，里面有不好的话，于是内地给禁了。

不过这么一提，倒是让我忍不住研究起张奶奶来，以前也写过她妈妈，因为她老人家也在新加坡生活过嘛（链接：有钱有闲还有美貌的母亲）。

几天里扒拉了她好多文字，终于理解为何有这么多女生是张迷了，因为她的小说常常直面人性，而散文又非常市井，以至于谁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不看还行，一旦看了根本停不下来。

比如她很爱吃，喜欢云片糕、松子糖，还喜欢喝牛奶前先舔一下碗边的白沫，跟你喝酸奶前舔盖一个理儿。
　　童年生活的优渥，培养出她刁钻的味觉，八九岁时有次喝鸡汤，说里面有药味，家里人不信，一问厨子，果然在杀鸡前两三天喂过药。

读私塾的时候，背书背得好，会得到两块绿豆糕做奖励，而怎么背也有技巧。

老先生教她读“太王事獯于”，她死活记不住，于是脑子一转，私下改为“太王嗜熏鱼”，就再也忘不掉了。

吃得多了，当然会忍不住写下来，不过她笔下的美食，不是满汉全席那种高逼格的，而是街边小食为主，花不了多少钱，但细品起来还蛮有情调。

她喜欢大饼、油条，豆腐干和盐水花生，也戒不掉面包、咖啡和冰淇淋。

在上海念书时，离学校不远有家俄国面包店老大昌，她会去那里找各色小面包；后来去了香港，也曾徒步几公里，到一家偏远小店吃自己喜欢的冰激凌。

关于吃的，其他作家也会写，比如周树人老师的弟弟周作人，但我们张老师就很不屑。

说他写来写去，都是老家绍兴那几样清淡菜，除了当地的笋，似乎也没什么特色。

这大实话也是非常扎心了，小周老人已经算男人中很重视生活品味的了，可他小康家庭的出身，到魔都千金小姐眼皮底下还是矮了一截。

#张爱玲的美食地图#

除了吃，她还很喜欢穿衣打扮，号称口红狂魔，生平第一次赚到稿费，马上去百货商店买了支小号唇膏。

十岁便开始穿高跟鞋，爱打扮主要时从母亲那儿学来的，娘俩短暂相处的岁月，她经常时一边仰望她，一边偷穿她的旗袍模仿她。

青春期最臭美的时候，继母让她穿自己的旧衣服，这让她非常憎恶，说穿在身上像浑身都生了冻疮。

以至于后来一度成了clothes-crazy（衣服狂），一有钱就去买衣服，最爱去虹口买日本花布，因为“一件就是一幅画”。

张小姐的品位惊人，喜欢旧式的衣服，流行的话讲叫vintage，有人问她为什么要打扮的跟老奶奶似的？

她调侃道：“我又不是美女，也没什么特点，不做招摇打扮，怎么引人注意？”

事实上确实还蛮扎眼的，她去出版社校稿，由于着装过于奇特，全印刷厂的工人都停下来围观了；

她盛装打扮去好友家做客，整条巷子轰动，身后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小孩，一边追一边起哄。

更有一次，朋友结婚，她穿了套清朝样式的绣花袄裤，全场宾客惊奇不已，连新娘风头都被抢去了。

艾玛，这有点不厚道呀。

不光是敢穿，她还敢亲自设计，还和好友开过店，可以说是一枚被小说耽误的时装设计师了。

她在文章里写道：再没心没肝的女人，说起某年她心爱的某件衣服来，也是一往情深的。

她还说，每一个人的衣服，都是它的小世界，人是住在自己衣服里边的，服装变迁的背后，是社会文化的变迁。

——最后一句我原本没反应过来，但一想到那些年流行过的中山装、俄式布拉吉，有点理解了。

#服装店老板娘style#

张老师还说，战争给她最大的教训，就是及时行乐，想做什么就立刻去做，不然可能就都来不及了。

——这话我要是早看到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在4月之前，呼吁她的魔都老乡们，赶快囤货。

张的时髦之处还在于，对住的地方非常讲究，房子可以是租的，但生活是自己的，所以一定要精致要有格调。

她出生在旧上海的张公馆，有弄堂有大屋，但她喜欢的却是洋房公寓。

母亲从国外回来之后，她们搬到了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有钢琴，还有漂亮的朋友，用她的话讲“家里的一切，都是美的顶巅。”

战火摧毁了她在香港的书桌后，她逃回上海跟姑姑一起合租在常德公寓6楼，那是全上海数得着的豪宅，她在这里开始写作，在这里成名、恋爱，结婚又离婚。

公寓楼下的咖啡馆曾是她的最爱，经常在里面一边喝咖啡一边写作。

原话是：在上海我们家隔壁，就是战时天津新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每天黎明制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有长风万里之势。

一般有钱人选住处都是以静为主，但张老师却喜欢周围有很多声音的，街上人声，邻居喧哗，她都不觉得是吵，反而认为很亲切，连晚上睡觉都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

这也是她和其他同时代的作家有区别的地方，别人都习惯于乡村叙事，像周树人老师的社戏、闰土和猹多有趣啊，仿佛田园和乡村生活才是诗意的。

但城里人张老师就偏不，她躲在公寓的阳台上，独自看月亮，欣赏雨夜的霓虹灯，或者从慢悠悠行驶的双层巴士上，突然伸出手来摘路旁树巅的绿叶……

我记得那时期的上海富家女多是自己开车上学的，比如顾维钧后来的校花老婆严幼韵，张爸爸在“坐吃”还没“山空”之前，会经常换车。

张爱玲去看电影都有小汽车接送，小户人家出行的艰难，她似乎从未体验过，坐车她还有个奇怪爱好，喜欢闻汽油味道，要坐在司机旁边，说汽车发动后，那个“布布布”放气声，让她很开心。

后来私家车没了，至少也是坐黄包车。去医院去打针天天乘黄包车，连三个月还不认识那条路。其实不是她的愚笨，而是根本用不着她去认路。

——这也是我们张大作家又格格不入的地方，别人都是歌颂黄包车夫，就她坐了几个月也没感觉，不认路就是不认路。

从家里逃出来之后，她开始坐都市电车了，这对一个生活阅历并不丰富的作家来讲，是认识社会的很好的窗口，她的蛮多素材都取材于电车上。

比如有次听到两个洋装女人聊家长里短，感叹她们：“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她还在散文里写过从电车上下来看到的风景，说上街去买菜，碰巧遇到封锁，被就地隔离在离家几丈远的地方。

有个女佣企图冲过防线，一面挣扎着，一面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罢！”众人哈哈大笑。

坐在街沿上的贩米的广东妇人，向她的儿子说道：“看医生是可以的；烧饭是不可以的。”这番对话，很灵活的刻画出战争的背景下，小老百姓的无奈。

关于电车，她还写过一篇小说叫《封锁》，说是战时的香港，因为空袭电力中断，有辆电车停在那走不了了。

车上一个三十多岁的已婚男子吕忠祯，跟一个大学女助教吴翠远，原本素不相识，却因为这个特殊的环境聊上了。

两个人从封锁说起，说到家庭的不幸，说到对对方的好感。这俩人一个不是帅哥，另一个也不是美女，就是平凡素人，在这个封闭环境里面动了点真情。

正当女主沉浸在一片温柔爱乡的时候，封锁解除了，电车开始走了，男主又回到了他原来的座位上。

女主马上明白了前面发生的一切等于没发生，情话白讲了，真情也白流露了，相当于是打了个盹，做了场春梦，他们又变成了原来的形象，当老师的还是老师，当小市民的还是小市民。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想，如果小说背景从香港改成上海，把电车改成方舱，把名字《封锁》改成《隔离》，就问你，同样的场景有木有可能再发生一遍？

再或者，胆子大一点，有没有可能在2022年，来个魔都版的《倾城之恋》，或是《白玫瑰与红玫瑰》之姊妹版——《小阴人与小阳人》了呢？

毕竟张老师写过：“年纪轻，长得好看的时候，无论到社会上做什么事，碰到的总是男人。可是到后来，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

别的是什么呢？当然是爱啊，女要谋生，也要谋爱呀。

下

前文讲了张爱玲老师笔下的小资生活，今天聊点别的，比如她的金钱观。

按理说她名门之后，祖父张P纶乃清末名臣，祖母还是李H章的大女儿，嫁妆丰厚的很，传到他父亲手里还有几十处房产，和大笔的银钱古董。

至少一家人衣食无忧应该没问题的，她也完全有资本做个富家小姐，但是张爸爸除了在家里背背古诗文，人生最大乐趣就是吃喝嫖赌抽大烟，后来娶的老婆也是个烟鬼。

家里两个人抽是笔很大的开支，财产就在父母亲的烟雾缭绕中慢慢变少了。母亲么虽说是富家女，但不事生产，还经常出国，又不会理财，手头也不宽裕。

连女儿在家里过不下去了来投奔她，都要提醒，跟着你父亲是有钱花的，但跟着我，只能过没什么钱的生活。

这对二世祖爹妈，给张老师留下的最大阴影是要钱，比依萍大雨天去找她爸要钱还要大。

张爸爸和后妈生活奢靡，却舍不得拿钱出来给她缴钢琴费，每次去都要在烟榻前站上半天，看着俩人沉浸在烟雾缭绕的世界里，对她熟视无睹。

这对于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生来说，无疑是很大的伤害。

张中学毕业后想出国留学，父亲极力反对，拒绝提供支持，母亲愿意帮她出英文补习的钱，但每次给之前都要发脾气，恶语相加。

这让小张同学十分痛苦，因为陆依萍只要忍受她爹一遍，而她得忍爹妈分别各一遍。

张在上海念的是圣玛利亚女中，富家子弟云集，她只能被迫穿上后妈从娘家带来的旧衣服，款式老旧，颜色灰暗，这让一个爱美的少女学霸，在同学面前特别自卑。

好不容易能去香港念书了，她又发现自己是班里最穷的。

她跟姑姑讲“其实我在香港时候也不至于窘到那样，都是我那班同学太阔的缘故。”当时能读港大的，多是有钱人子女，或是华侨富商，或是京沪名媛。

她的同学里有汪精卫的侄女，还有橡胶大王们的子女。只有她住着最简陋的学生宿舍，一个小小的单间，半截百也门，连电灯都没有，需要自己置办。

虽然没到三餐不继的地步，但在一群出手阔绰的同学中间，她真的是异类了。没钱买自来水笔，上课时全班只有她一人用蘸水笔，要随身带着墨水，非常醒目。

她也从来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为了省钱，她连跳舞都没学，因为要额外置办舞蹈服装，而她舍不得。

这种“爹妈不疼、后母虐待、钱还花的快”的窘迫，换做陆依萍就义无反顾的去大上海做歌女了。

但是我们张老师不一样，十几岁的她很清醒的意识到，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要脱离不靠谱的原生家庭，只有好好读书，这才是她唯一的出路。

读书写稿、经济独立，才不用再依附，那可是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一百年后的现在，小姑娘们才有这种大女主觉悟。

在港大求学期间，张爱玲的英文极其好，可以背下弥尔顿的整本《失乐园》，这当然不是天生就会的，不下苦功不可能的。

当年她在上海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入学考试，得的是第一名，二战爆发没办法才转到港大。

在那里读的2年半，她把所有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每门功课都是第一，连历史都是满分成绩，第二年就拿了港大两个奖学金。

#张爱玲港大成绩单#

一位教授感叹，教书十几年，从未有人考过这么高的分数，因为她的出众，学费膳食费全免，毕业后还可以免费保送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

她是真的一心想要好成绩，想拿到丰厚奖学金，这样手头就能宽裕些，也多少能挣回点脸面。

她在《童言无忌》里也写到了用钱时候的纠结，说朝思暮想计划着买件衣裳，临到买时还得再三考虑下，如果钱很多的话了，就用不着考虑了。

完全没有钱的话，也不想了，就是有点钱但又不多，买得起但又得发发狠，这个过程最磨人了，喜悦中带着一丝痛苦，属于拘拘束束的小资产阶级。

——快说，这像不像你每次剁手前的样子？

正是这种矛盾和尴尬，让她在后来的一系列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里写满了纸醉金迷，不光写，她还喊，大剌剌地说：“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它的坏处，只知道它的好处。”

按照常人的想法，爸妈苛待你，长大了你有钱了，不应该对同病相怜的弟弟好点么，我们张老师并没有。

上个世纪90年代，她唯一的弟弟张子静终于和她联系上了，他在信里说，他准备结婚，但没钱买房子，张姐姐回复：“我没能力帮你的忙，真觉得惭愧”，又说“其实我也勉强够用”。

但在她去世前一年，她的存款和资产加起来有三十多万美元，后来大部分都留给的她的朋友宋淇夫妇。

张子静最后是在继母留给他的十四平小房子里度过最后时光的，姐姐去世时所留下的遗嘱中，没有一毛钱留给这位弟弟，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提过。

#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

张老师的香港生活因日本人入侵、港大被征用而终结，她回到了上海，开启了打印机模式的写稿生涯。

时间一晃到了1952年，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有五百多人出席。在文化局长夏衍力保下，张老师也去参会了。

她盛装打扮一番，入场后才发现，不论男男女女，都穿着灰蓝中山装，只有自己穿旗袍，外面还罩了网眼白绒线衫。

这时丁玲老师雄赳赳气昂昂的走过来，悄声的指责她为何如此大胆，不和大家统一。

接着也是在夏局长的安排下，她跟着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一待就是两个月，这是她和新中国距离最近的一个时期，也是她和自己距离最远的一个时期。

所闻所见使她非常苦恼，她下不去手写英雄，想想也是，你让一个大地主阶级去歌颂土改，确实有点难为情。

这时候有朋友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说：“不会。一般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都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去尝试。”

回来了之后，和弟弟最后一次见面，弟弟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老师说打算走，因为“人民装那样呆板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张老师还有一句原话是：连人的思想都要统一，这个环境就没了文化和艺术的生存之地了。

#统一的文化和艺术#

张老师认为她的文字从不涉及政治，事实上她也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觉悟，如果有，她就不会跟胡L成结婚了，也不会夸日本人管理下的上海租界治安还好点了。

但是呢没有觉悟不代表她就不敏感，接下来的日子，她感到了“惘惘的威胁”，预感到“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于是她果断拒绝了夏局长的挽留，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为由，准备离开大陆，前往香港。

在《对照记》里，张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街道派出所办出国护照：

“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不知道我以写作为生，不然也许就没这么容易放行了。”

“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代为宣扬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

申请被批准后，张老师提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上海，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只带走一副儿时的包金小藤镯，“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

临走前，她预感未来难测，为避免连累姑姑，两人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从此决别，从此再没见过。

1952年7月，32岁的张老师先是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过海关检查时，她忐忑不安，紧张至极，生怕被扣下。

通行证上，她用了化名，检查人员也许是她的读者，记得她照片上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问她：“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她一惊，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是”。

她起初是想在香港定居下来的，但最后还是离开了，她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香港人宗族性很强，排外（省人）。”

这兴许就是离开的主要原因吧，1955年秋天，张老师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轮前往美国。

这艘邮轮在那几年很火，因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有不少的名人正是乘坐这辆邮轮从美国返回中国，包括钱学森先生在内的24位骨干科学家。

张老师这一离开，离开的非常彻底，再也不回来。

其实以她的出身、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经历，离开祖国是必然的，也勉强不来，后来有人讲，她就是不离开，在十年动荡期，一百个张爱玲也被压碎了。

在海外，人们常将张老师的小说和白先勇先生的相提并论，两人都是名门之后，都喜欢写上海，但白老师说张的文字比他的细致、精巧，非常玲珑，一个个字像是雕过一样。

但是呢，“近现代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泛政治化的社会，很排斥日常生活。热爱生活的人，在那里从来都很边缘的。”他觉得自己和张老师，都是孤独边缘人。

1995年的9月，张老师的骨灰，被撒在亚洲与美洲间的太平洋中，这也是那个时期很多不得不离开中国人的选择。

比如写《上海生死恋》的沪上名媛郑念，她们临终时都没有任何亲人在，死的死，散的散。

一个人来到世上，又孤独的离开，骨灰撒进一望无际的大海，像是要将心中悲痛稀释掉，又像是希望太平洋的小浪花，能将她们带回曾梦牵魂绕的家乡——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