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堕胎争论中正在消失的一个关键词：女性
去年，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编辑因其提到“有阴道的身体”而不是女性而道歉。如今，“怀孕人士”和“分娩人士”已经把“孕妇”这个词挤到了一边。这反映出医疗专业人员希望找到一种语言，不排斥那些生来即为，或被认定为非二元性别以及跨性别者的人。https://t.co/3zf5YMf7pt
— 纽约时报中文网 (@nytchinese)
“堕胎禁令更多地伤害的是：黑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LGBTQ社区。移民。年轻人。那些为了维持生计而工作的人。残疾人。保护堕胎权是种族和经济正义的当务之急。”
这条推文包含了如此多的群体，却忽略了一个相关的人群：女性。
这不是疏忽，也不是出于公民自由联盟的语言偏好。即便是在最高法院似乎准备推翻对堕胎权利的宪法保障，进步人士要承担带头反对的任务时，语言也在一直快速发生变化，从“计划生育协会”到“美国支持选择权全国废除堕胎法协会”（下文简称NARAL），到“美国医学协会”，再到城市和州的卫生部门，乃至更年轻的活动人士，“女性”一词几年来很少出现在关于堕胎和怀孕的讨论中。
在跨性别者的盟友和活动人士的推动下，医疗机构、政府和进步组织采用了性别中立语言，对女性和跨性别者以及那些完全拒绝这些身份的人几乎不做区分。
这种变化的速度是显而易见的：2020年，全国废除堕胎法协会向堕胎活动人士发布了一份指南，强调他们应该谈论“女性的选择”。两年后，该组织发布的同样指南强调了“性别中立语言”的必要性。
去年，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编辑还曾就其封面中提到“有阴道的身体”而不是女性而道歉。
如今，“怀孕人士”和“分娩人士”已经把“孕妇”这个词挤到了一边。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指南中有一个关于“乳房喂养者护理”的章节，纽约州州长针对在新冠期间陪伴“分娩人士”的伴侣发布了指导意见，纽约市和一些州的卫生部门为“怀孕人士”提供关于“乳房喂养”的建议。
著名的非营利医院克利夫兰诊所在其网站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人有阴道？”答案是：“出生时被归类为女性(AFAB)的人有阴道。”美国癌症协会网站建议对“有宫颈的人”进行癌症筛查。
这反映出医疗专业人员希望找到一种语言，不排斥那些作为非二元性别以及跨性别者进行分娩的人，并对这个群体给予安慰。似乎没有任何机构收集关于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怀孕的数据，但澳大利亚报告称，约0.1%的分娩涉及跨性别男性。
蒂-格蕾丝·阿特金森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叹了口气。今年83岁的她在人生大部分时间里都认为自己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1960年代，当全国女性组织拒绝积极推动堕胎权利时，她退出了该组织。
她对有关性别和语言的斗争感到厌倦。她说，跨性别活动人士和积极的进步人士推动这些斗争，而右翼政治人士也同样强烈地反对这些斗争。这与占人口50.8%的女性的迫切需求相去甚远。
“我希望看到实质性的变化，”她说。“剥夺我们的生育权将使这场斗争更加激烈。这关乎女性和我们的权利；这不是语言游戏。”
去年，萨拉·达伦博士为一家英国医学杂志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她在文中指出，在性别问题同样严重的英国，临床医生受到了压力要去使用“人乳”等词语而不是“母乳”。她告诫说，这样的医生有可能会失去更多受众。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尊重每个人的自我意识，那么就不能指望那些仅仅将自己理解为女性的患者‘默默地接受并不包括她们的语言’，”她引用性别中立语言倡导者的话说。
对于那些在生育政治的战壕中战斗的人来说，转向性别中立语言让一部分人感到惊讶这一点是出乎意料的。公民自由联盟的法律副主任路易斯·梅林指出，就在不久前，男性代词和“人类”等术语还被认为足以涵盖所有女性。她说，语言是一种强大的工具，有助于决定政治意识。
“语言在不断演变，它可以排斥，也可以包容，”梅林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对我来说，为怀孕人士着想真的很重要。这是事实：不仅仅是女性会生育，也不仅仅是女性会寻求堕胎。”
去年，NARAL发推解释为什么使用“分娩人士”一词时就强调了这一点：“我们在谈论怀孕时用性别中立语言，因为并非只有顺性别女性可以怀孕和分娩。”
像阿特金森和作家J·K·罗琳这样的女权主义者一直在大声主张女性理应有自己的空间——更衣室、家庭暴力庇护所、监狱——与男性和跨性别女性分隔开来。
包括她们在内的许多尖锐的批评者令跨性别活动人士及其盟友愤怒不已，斥其为恐跨者。有些人还反对堕胎权利运动中的语言，比如“针对女性的战争”这样的表述。“这很困难，”一位跨性别权利人士写道，“要出现在一场如此充斥跨性别歧视的运动中。”
在纽约市，进步派组织工作家庭党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是两个拥有政治影响力的组织。当Politico获得的一份判决意见书草案显示，最高法打算推翻为堕胎提供宪法保护的罗诉韦德案判决时，这两个政党发表了明确的谴责——并且精心使用了性别中立语言。
主流民主党政界用更常见的用语来为这些立场发声，其目标受众是选民而非活动人士。
拜登政府去年的预算文件采用了进步派的性别话语，并使用了“分娩人士”。于是被保守派抓住大做文章。
但这个月，当最高法立场可能改变的消息传出时，拜登总统的措辞是含混而老道的。“我相信选择权是一个女性的根本权利，”他说。“出于起码的公平和法律稳定性的考虑，不应该推翻它。”
一些有左派倾向的国会议员也采用了这场运动的语言。密苏里州众议员科里·布什去年曾就“分娩人士”事宜作证。不过更多的两院议员——无论男女——还是会使用女性这个称呼。“我们不能再回到以前的日子了，让女性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终止一次不想要的妊娠，”代表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说。
哈特威克学院的劳雷尔·埃尔德教授和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史蒂芬·格林教授从年龄和教育的角度研究了女权主义身份的发展。埃尔德注意到，许多年轻的活动人士完全否认男性和女性存在区别。“但是，”她说，“现实是主流社会还没准备好接受。”
格林认为，活动人士坚持要让一场基于大众的运动摒弃其根基和核心性身份，这是有失明智的。为什么不去强调女性和跨性别男性各自都在堕胎问题的战场上奋战呢？
“活动人士在引入的符号和语言不仅惹恼了右派，也惹恼了中间派甚至自由派，”他说道。
他认为，正因为如此，大多数民主党政治人物都不愿意呼应进步派组织的语言。“要是搞不清政治上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你是不可能成为一名总统候选人或众议院议长的，”他说。“民主党不会害怕使用‘女性’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