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考编，曾被视为偶像的实绩以及粉丝们吹嘘的底气。
而在上周，易烊千玺和他的同学胡先煦、罗一舟出现在《国家话剧院2022年应届毕业生招聘拟聘人员公示》名单上，舆论却发生了巨大逆转。
没人再夸“我的完美体制内老公”，与之相反，人们接连质问：
你们大明星已经端上了金饭碗，为什么还盯着老百姓赖以生存的铁饭碗？
易烊千玺不是第一个进入体制内的年轻演员，这次为何引起如此激烈且大范围的民愤，或许这位新晋顶流和他的团队也没想明白。
前《环球时报》总监、著名端水大师老胡这次倒是中肯，“舆论场上几乎没有孤立的情绪，往往都是多种焦虑和不满的汇合。”
冷静下来想想，网友们愤怒的来源，绝不仅仅是明星进不进编。
少年的你，进入体制
编制风波前，靠着在《少年的你》中的出色表现，初出茅庐便一路冲击奥斯卡的易烊千玺，是中国年轻演员中的顶流。这位顶流有着不错的路人缘，他绯闻少，话不多，参演电影的口碑票房双丰收。
谁也不会想到，他会以这样的原因而“塌房”。
这场与易烊千玺相关的风波，还得从上周国家话剧院发布的2022年应届毕业生拟聘人员名单说起，易烊千玺、童星胡先煦以及选秀偶像罗一舟，入选演员1岗。
易烊千玺的演技颇受市场认可，胡先煦作为童星出道，有表演经验，又受过科班训练，而罗一舟学舞蹈出身，由《青春有你3》（因倒奶事件反向出圈的那一季）选秀节目出道，竟同样以演员身份进入国家话剧院。
枪打出头鸟。易烊千玺名声最盛，又有违规入学的争议，被当成了众矢之的。
据国家话剧院此前发布的招聘要求，应聘人员除去是应届生外，还要满足在校期间为“非在职人员”这一条件。易烊千玺名下有过两家公司，北京九木德文化传媒以及徐州九木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直到公示名单出来前才注销。
胡先煦曾签约光线传媒，今年1月解约；罗一舟有4家任职企业，担任其中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他们三人，似乎都不符合要求。
与传统考编不同，剧院和文工团的演员岗不用笔试，只用参与三轮面试。有考编者鸣不平，称自己“每天学到头秃，做梦都是背题考试，有人却从一开始就有量身定制的优待。”
退一万步说，即使按照演员岗不笔试只面试的标准，其他参与面试的考生称，自己没有在考场上见过这几位明星。根据行程，三面那天，胡先煦在安徽拍戏，更不可能抽出分身到北京面试。所谓的录取流程，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国家话剧院在今年应届生演员1岗上只招了4个人，其中3个都是明星，还是中戏校友兼室友，在千里挑一的岗位上，考三选三，显然不是巧合。
所有质疑的核心都围绕着：这样一场面向全国应届生的大型事业单位招聘，究竟存不存在明星特权与不当竞争。
针对网友们汹涌而来的质疑，部分得到了解释。比如公司法人可以报考编制，但考上后必须辞去法人代表，因此出现了“易烊千玺连夜注销公司”这一幕；胡先煦与光线签约，是经纪合同不是劳务合同，也算符合“非在职人员”要求。
至于他们有没有按流程参加三轮面试，是否占据了编制名额，仍没有得到答复，三位演员也没有做出回应。
国家话剧院曾回答记者，“名单人员处于公示阶段，不代表最终结果。”
但明眼人都知道，除非遇到极特殊情形，一般状况下，公示名单代表的就是最终结果。
编制名额在当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家如此愤怒的原因不是明星“上岸”，而是特权与不正当竞争的存在。换句话说，明星当然可以上岸，但也应该像普通人那样，经过严格且正规的筛选流程，才能获得编制名额。
明星扎堆进入体制内，看起来挺新鲜，实际上，并非这两年的新现象。
从德艺双馨的老戏骨，到公众眼熟的中生代演员，不少大众认识的熟面孔，都早早进入了体制内。
著名演员濮存昕，七十年代末加入空政话剧团，后来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称人艺）；演员冯远征，八十年代进北京人艺，现在是人艺副院长；宋丹丹也是他们的同事，出演过不少话剧，如今已经退休。
老一辈进入体制内的演员们，不乏拿得出手的影视作品与话剧作品，也在年复一年的演出中，积累了口碑与人脉。
中年演员里，常被调侃的“老干部”靳东，另一重身份是煤矿文工团副团长，是副厅级真干部；而我们熟悉的章子怡、李冰冰、宁静、袁泉等人，也在多年前进入体制。
他们属于资深演员，出演话剧不算多，却常年活跃于影视领域。
以90和00为主的年轻演员中，刘昊然率先进入煤矿文工团，成了“体制内男友”代表人物，关晓彤、张艺兴进入国家话剧院。
关晓彤让人印象最深的影视作品还是豆瓣3.8分的《凤囚凰》，张艺兴则是偶像歌手出身，出演过几部影视剧，多次因演技被批评上热搜。
这样的他们，却是作为“高端人才”，被引进了国家话剧院。
即使不论演技，国话还有个规定：在编演员每年至少要出演1部话剧。
这些年轻明星又有几人甘愿拿出档期，选择演费心费力却回报率低的话剧呢。
当然，十多年前就出现过“明星进入剧院却不实际参演”的现象，被称为“明星挂靠”，代表人物章子怡，2000年进入国家话剧院，没有出演过一部话剧作品，却依然在编。
在一篇名为《明星大腕也图稳定 章子怡“挂靠”国家话剧院》的旧报道中，记者写道，“在一切都不稳定的娱乐圈，国家院团的话剧演员们却是稳定的。”
这篇文章同时点明，国话230多名演员中，每年只有七八十人实际参演话剧。
明星为何能够通过“挂靠”单位，一边拿着娱乐圈的金饭碗，一边捧着体制内的铁饭碗？
前副院长王晓鹰在接受《中国文化报》的采访中解释，明星进入体制并非“挂靠”，而是“在编”，当他们外出拍摄影视剧时，制作单位需要跟剧院签订劳务合同，最低的合同费用是演员工资的400%。
根据咖位的不同，明星缴纳的费用会有所调整，最终用于剧院建设和剧本创作。
对于剧院而言，如果年轻明星愿意出演话剧，可以带动票务销量，曾有位时代少年团的成员参与国话话剧《铁流东进》，题材本身很少有年轻人感兴趣，但因为他的参演，开票后瞬间售罄。
即使明星不愿参演话剧，他们交的高额罚款，也可以用来建设与经营剧院，怎么都不亏。
站在明星的角度，从娱乐圈到体制内，既有高收入，又有稳定感，何乐而不为。
演员宁静归属于上海电影制片厂，曾在访谈节目《星月对话》里强调编制对自己的重要性。她称“我一直很珍惜我的工作”，虽然每月只有3500，但自己是个“有单位的人”，不愿意把这份铁饭碗丢掉。
宁静早年进入体制内，更多是为了那份安全感。而近两年，娱乐圈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从前明星们热衷的大制作商业片不再吃香，《大江大河》《觉醒年代》《山海情》这种高分主旋律正剧，成了他们的心头好。
演一部主旋律正剧，明星在圈内的位置水涨船高。王凯、黄轩、热依扎都曾因这几部主旋律剧获利。而明星进入体制内，既可以提升口碑，也能提高出演主旋律剧的概率。
这像是某种意义上的“双重奔赴”，剧院与明星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只是这种“既要又要”的态度，展现出了小部分人的贪婪，和对大部分人的不公。
7月6日，国家话剧院发布应届生招聘拟录取名单，考生们普遍显得情绪低迷。
《南方周末》采访了其中几位报考国话的考生，一个男孩称，直到看见易烊千玺入编的新闻，自己才知道国话招聘工作已经结束。此前他参加了第一轮面试，之后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一瞬间“又难受又生气”。
人们将明星进编风波的源头归结于：明星本就占有较多社会资源，这次还动了公众的“奶酪”。
明星进入编制，报考的是电影厂、剧院和文工团，不算是挤占普通考编者的编制名额。但不可否认的是，剧院和明星的双重选择，让有实力没名气的演员变得更难出头。
编制所带来的福利，对于明星或许是三瓜俩枣，却是这些不知名演员的唯一希望。
而没那么公开透明的进编流程，也彻底激怒了另一群人：
他们出生于小城或农村，从小被教导只有努力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于是战战兢兢地读书上学，做着一张接一张的试卷，做梦都在背单词，按部就班地进入大学。
等到毕业后才发现，即使名校毕业，也不直接意味着可以“改变命运”。等待他们的，是一年比一年严峻的就业形势。
在职场上撞得精疲力竭后，他们才想起父母当年耳提面命的话语：
于是，他们再次转换赛道，重复机械地背题做卷子，只为在千里挑一的岗位上脱颖而出。
当他们表示对明星进编的愤怒时，却被《中国新闻周刊》副主编嘲讽，“小镇做题家们每天上培训班，做真题，也仍然考不中那个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编制内职务”。
普通人为改善生活付出的努力和汗水，竟成了上位者眼中“努力无用”的笑柄。
另一方面，大众对明星的态度转喜为怒，如果说以前人们对明星拥有的高薪与特权，只是一种模糊的认知。那么，自从“208万”这个数字出现后，彻底撕裂了那条口子，人们非常具体地认识到，哪怕非一线明星，收入也远超我们的想象。
疫情第三年，经济持续下行，社会大众过的是什么生活呢？
就业难，创业更难。刚从象牙塔走出来的应届生们，面临着艰难的就业形势。
当就业者和待业者过着辛苦疲惫的生活，当创业者纷纷关掉公司背上负债，所有人都朝着那条名为体制内的狭窄道路前行，却得知那些明星们轻易地拿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编制，他们怎能不感到愤怒？
然而，引起众愤的事件太多，可以持续讨论的又太少。公众情绪难以疏解，或许也是这次事件引发激烈争议的导火索。
明星进编风波引发众怒的成因是复杂的，既是我们面临如此艰难的境地，如此渺茫的进编概率，还可能遭遇不正当竞争的不平与怒吼，又投射出一代人对未来的焦虑、对特权阶层的愤怒，以及担心自己无路可走的恐惧。
明星进编话题下，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的编剧汪海林称，自己年轻时也是小镇做题家，因为没有编制吃过不少苦头。那些年，有编制和没编制，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这是残酷的真相。
他又称，“其实，经过一代人的努力，编制已经不重要了。这三十年的成功者大多摆脱了编制，这是社会的进步。”
而如今，全社会重新回到了考编之路，何尝不是一种更值得警惕的现象呢。
1、南方周末《明星入编：公平录取还是“萝卜坑”？》
3、正解局《明星考编制，惹众怒：触犯了谁的利益？》
4、看天下实验室《明星考编这件事，为何让公众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