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激素、切双乳，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后悔变性

撰文 | 刘琦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在拜登政府力挺跨性别人士的海报上，有一位长相颇为柔美的男孩，“他”叫克洛伊·科尔，是位变性者男性。

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克洛伊今年17岁，回顾其之前的人生，完全可以用跌宕起伏形容。12岁时，克洛伊忽然觉得自己应该是男生，13岁时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父母。14岁，她开始服用青春期阻滞剂并定期注射睾丸素，两年后，接受了双乳摘除手术。从女生转变为男生，克洛伊只用了五年时间。

然而，摘除双乳后不到一年，她后悔 了。

克洛伊现在是“逆变性者”群体的领袖人物之一。逆变性者，就是指那些在接受变性治疗或手术后，反悔了的人。如今，随着变性者人数的迅速上升，后悔的人也越来越多，逆变性者群体在世界多地呈现出日益壮大的趋势。

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相关部门数据称，2009年至2019年间，英国接受性别过渡治疗的男性人数增长了1000%，这一增幅在女性中更为突出，达到了4400%。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的一项调查则揭示，美国年轻人对于变性似乎格外热衷。研究人员发现，尽管18至24岁青少年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1%，但该年龄段的变性者人数却占据了全国变性者总人数的24%。

青春期是一个人身心发育极不稳定的阶段，这也大概解释了为什么越来越多未成年变性者后悔做了当初的决定。等他们发现自己其实认同天生的生理性别时，往往为时过晚，多年的激素治疗和器官改造手术已经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

“我想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克洛伊向多家媒体强调，“我不想让历史重演，不想让自己的遭遇发生在其他孩子身上。”

被加速的进程

欧美国家的年轻人改变性别，越来越容易了。这主要归功于一种名为“性别肯定治疗”（gender affirming care）的服务。

性别肯定治疗是一种应对性别焦虑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医护人员会帮助患者探寻心中的“真我”。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由于社会风气相对开放，哪怕对方是未成年人，医护人员也会鼓励患者勇敢做自己。

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性别认同项目主任梅丽娜·瓦尔德，曾向CNN介绍未成年人接受性别肯定治疗的大致过程。

这个过程通常始于一通电话。初步采集相关信息后，工作人员将大致判定孩子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哪个阶段。接下来就是线下沟通，医生需要弄清患者的性别观、性别焦虑史等。

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未成年患者就会进入到治疗阶段。这个阶段中，医生会建议患者使用符合心理性别的名字，并穿着对立性别的服装。据称，这些措施可以帮助他们在将来自信地、以一种舒适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

如果上述手段还不能减缓患者的性别焦虑，医生便会求助于青春期阻滞剂、睾丸素、雌激素等药物。对于更进一步的手术，梅丽娜表示会慎重使用，“就算他们非要做，一般也要等到成年后。”

只是，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医生都能严格执行性别肯定治疗的标准流程。

克洛伊就表示，自己在整个变性过程中，总有种被医生推着走的感觉——从服用青春期阻滞剂到切除双乳，仅用了两年时间。她遇到的唯一阻碍，就是13岁时见的一位内分泌医生。那时，医生只同意为她开阻滞剂，死活都不同意克洛伊使用睾丸素。

“因为所有医护人员都践行性别肯定治疗原则，所以整个变性过程中，并没有什么‘监管人’。”克洛伊向《纽约邮报》表示，当时所有人都支持她变性，以至于让她以为，只有变性才是唯一出路。

来自俄亥俄州的海伦娜·克施纳也有类似感受。

15岁那年，海伦娜产生了想做男生的冲动，她的父母对此极力反对。但学校里的咨询师却一直鼓励她，还为她介绍了一位校心理治疗师。那位治疗师更激进，不仅对海伦娜宣讲了压抑内心的后果（会导致自杀等），还称她的父母是“恐跨性别者人士”。

“我当时在学校里有一堆问题，学习上的，心理健康上的，但没有得到过帮助。可当我说自己是跨性别者后，所有援手瞬间都伸过来了。”海伦娜回忆道。

由于父母反对，未成年的海伦娜并未接受任何形式的性别肯定治疗，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成为男生的想法。2017年18岁生日一过，海伦娜就独自跑到一家位于芝加哥的“性别诊所”，为自己圆梦。

伊利诺伊州也践行性别肯定治疗原则，所以一切进展得十分顺利。护士本来给海伦娜每周25毫克标准计量的睾丸素，但在她的要求下，最后轻易开出了每周100毫克的计量。除了这名护士和一位十分热心的志愿者，整个过程中，海伦娜没有见到任何医生。

美国布朗大学行为社会科学前教授丽莎·利特曼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访问的逆变性者中，55%都认为当初的医疗评估不充分。

“将一切不幸归咎于生错性别”

越来越多专家担忧，很多接受性别肯定治疗的未成年人，没有进行过系统性的心理健康评估。心理学家艾丽卡·安德森就是这一观点的拥护者。

艾丽卡也是一名变性者女性，过去30年里，她陪伴几百名年轻人完成了性别转变。艾丽卡支持一种严格遵循特定程序，耗时可达多年之久的变性过程，并指出现在很多医生对激素和手术的使用过于轻 率。

“逆变性者人数激增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未成年人的变性过程有些过于顺利。” 艾丽卡认为，不少医生已经习惯于依赖药物治疗性别焦虑，从而忽略了患者身上更深层次的心理问题。

对此，海伦娜和克洛伊表示认同。

海伦娜小时候是个性格孤僻的孩子，在学校没什么朋友，处于被孤立的状态。她开始渐渐沉迷于网络。在社交平台Tumblr上，她第一次接触到跨性别者群组，并在那里受到了现实生活中没有体会过的欢迎。那种感觉，让14岁的海伦娜着迷，以至于演变成了某种归属感。

“那些群组十分热衷揭发‘社会不公’，有很多针对顺性别者、异性恋者和白人女孩的负面评论。对那些评论，我真的很当回事。”回望过去，海伦娜认为这段经历和后来的变性决定息息相关，因为在那之前，她从未怀疑过自己是女孩。

“实际上，我的性别焦虑和整体的抑郁问题紧密相连。但那时候，我将一切不幸都归咎于生错了性别，并天真地以为只要变了性，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海伦娜说。

克洛伊也有类似的心路历程。11岁时，她开始在Instagram上接触LGBT内容，发现很多变性者收获了无数的支持和赞扬。这在某种程度上让克洛伊感到羡慕，因为现实生活里，她同样没有太多朋友。

回头来看，克洛伊认为当初的变性决定和容貌焦虑有关。那时，她觉得自己很丑，于是开始思考，作为女孩不够好看，那变成男孩呢？“但其实，我内心深处还是想要变美，但我一直压抑着这个想法。”

当前，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八成患有性别焦虑的青少年，都会在未经药物治疗的情况下“断念”，与自己的生理性别和解。这也是为什么艾丽卡和丽莎等专家，极力反对使用不可逆转的手段进行性别肯定治疗。毕竟一旦上了变性的传送带，就很难停下来了。 

成为敌人和叛徒

拿到睾丸素后两天，海伦娜开启了大学生涯。不想让父母发现，她还特意将注射激素用的针头及针管藏在行李箱夹层中。学校里，她将名字改为文森特，每周在寝室自行注射睾丸素。

然而情况并未如她预期的那样发展，不幸也没有因针管里的雄性激素消失。相反，由于激素扰乱了内分泌，外加其本身就有潜在的心理问题，海伦娜开始变得极度易怒。一次，她甚至用锯齿刀割开手腕，在精神病房抢救、休整了一周才出院。

上述状态持续将近一年半，海伦娜终于鼓起勇气思考那个一直不敢想的问题，“也许，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海伦娜的室友也是变性后的男性（后来同样成为了逆变性者），在两人即将年满20岁时，做了一支影片庆祝她们的友谊。视频中，她和室友在过去一年半中拍的合影依次展现。这本应该是一个开心的瞬间，是庆祝两位女孩终于摆脱女性躯体的仪式，但海伦娜却笑不出来。

随着时间推移，照片中的海伦娜确实越来越像男孩，但与此同时，她的脸也越来越沮丧。2018年，她决定不做男生了。

克洛伊的“顿悟时刻”是因为一群猴子。

切除乳房后几个月，克洛伊回到学校上课。当时，老师正在讲解心理学家哈里·哈洛有关恒河猴的实验。实验中，研究人员将刚出生的婴猴与母亲强行分开，然后给婴猴提供了一只布制的“玩偶妈妈”和一个钢丝材质、胸前挂着奶瓶的“金刚妈妈”。

那个瞬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击中了克洛伊。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机会母乳喂养孩子了，甚至不知道接受那么久的激素治疗后，是否还能拥有生育能力。她痴痴地看着天花板，过去五年的点滴如幻灯片一样铺展在眼前，梦般不真实。“是的，有些东西再也没有机会了。”她告诉自己。

不到一年后，2020年夏天，克洛伊决定自己还是想做女孩。2021年5月，她停止施打睾丸素。但重新留起长发、穿上裙子的她又遇到了新压力。朋友告诉克洛伊，因为成为逆变性者，她现在是学校LGBT群体眼中的敌人、叛徒。

对于逆变性者，尽管经历了绝望和无助，好在再次成功扭转了心理性别。但激素和手术带来的影响，没那么容易摆脱。

多项实验证实，性别肯定治疗中使用的部分方法有副作用：青春期阻滞剂会影响骨密度；睾丸素和雌激素可能导致高胆固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不孕不育 等。

对海伦娜来说，药物的副作用是焦虑和狂怒，对克洛伊来说，则是形成了颇具男性气质的下巴轮廓和宽肩膀。克洛伊胸前两道像虫子一样的刀疤，更是时刻提醒着她走过的那段弯路。

点火就着的敏感话题

面对人数激增的逆变性者，一些机构开始做出改变。

今年2月，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就指示州家庭与保护部门，调查那些允许孩子接受性别肯定治疗的家长是否涉嫌虐待。4月，佛罗里达州卫生部也建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性别肯定治疗。不久前，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和亚利桑那州同样将“向未成年人开青春期阻滞剂和性激素药物”视为非法行为。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表示反对。6月15日，白宫发表声明称，总统拜登将会在立法层面继续支持LGBTQI+群体，“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性别肯定治 疗”。

政客的加入，使变性成为又一个“点火就着”的敏感话题，逆变性者也沦为部分性少数群体的攻击对象。一些性少数人士担忧，右翼人士会用逆变性者的个案当作攻击自己的武器——有调查显示，86%的变性者其实不后悔当初的决定。

身为变性者，心理学家艾丽卡也曾犹豫过，要不要在如此敏感的时刻质疑性别肯定治疗。“我的同事警告，谈论逆变性者有如向本就火药味十足的舆论场扔炸弹，但我认为，如果不解决眼前这些问题，将来会酿成更大惨剧，到时候，正常的性别治疗恐怕都会受到冲击。”

此外，和艾丽卡持相似观点的人士也反复强调，他们并不反对变性者和跨性别群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认可性别肯定治疗。他们只是希望医疗工作者面对未成年时，能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比如查看他们的变性动机是不是由其他心理问题导致 的。

至于克洛伊，她拒绝保持沉默。“我不能默不作声，我必须做些什么改变现状，让更多人看到我这个警示故事。”

*参考资料

《I literally lost organs: Why detransitioned teens regret changing genders》，《纽约邮报》，里基·施罗特。

《The testosterone hangover》，commonsense.news，苏西·维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