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梨泰院事件”：“没人必须承担责任，所以无人负责”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马丁·阿莫斯看来，大城市中踩踏事故反复发生，根本原因在于公共管理者的缺位。以这次的韩国梨泰院的万圣节活动为例，“如果它是一场音乐会、足球比赛或类似的东西，就会有一个组织者，负责人群安全和流动。但这是一个万圣节庆祝活动，没有一个组织者。它就像是一个掉到了缝隙里的问题，没有人必须承担责任，所以没有人承担责任”。

记者 | 李秀莉张宇琦

实习记者 | 陈银霞

逐渐失控的人群

10月30日这天是星期日，张江从床上爬起来，双脚刚沾地，一阵酸痛袭来，全身的肌肉就像散架了一样，使不上劲儿。他低头，发现胳膊和膝盖上有两大块淤青。凌晨1点多从梨泰院回来后，因为疲倦至极，张江倒头就睡了。一觉醒来，身体残留的痕迹再次将他带回昨晚那段噩梦般的记忆。

张江今年35岁，七年前，从老家黑龙江来到韩国，在首尔附近的一家速冻食品加工厂里管工厂流水线。去梨泰院属于临时起意。那里是首尔市的著名商圈，尤其是与梨泰院地铁站出口主路平行的酒吧街，长度大概200米，里面有各国特色的酒吧和餐厅。再加上周围聚集了多国领事馆，且紧邻驻韩美军基地，因此也是韩国最具异域风情的地方。每年的万圣节，韩国年轻人都会自发来这里庆祝。这两年因为疫情，梨泰院人气淡了段时间，但今年4月，韩国政府解除社交疏离限制，酒吧等娱乐场所开始恢复正常营业。为马上要到来的万圣节，梨泰院的各种店铺更是早早就在宣传造势。张江本来不喜欢过夜生活，但抱着“凑热闹”的心态，10月29号这晚，他和朋友特意坐地铁去看看。

今年4月，韩国政府解除社交疏离限制，酒吧等娱乐场所开始恢复正常营业

他们是在20点左右到达梨泰院地铁站的。从1号站口出来，进入酒吧街最近的那条小巷已经摩肩接踵，cosplay的恐怖僵尸、可爱搞怪的动漫人物、反串成白雪公主的男生夹杂在挤挤挨挨的人流里。张江和朋友也在其中，他们希望找个酒吧坐会儿。

酒吧街上的俱乐部大都在21点以后才营业。人群也是那会儿开始更密集起来的，张江和朋友已经从一开始的并肩而行被迫变成一前一后，贴墙挪动。不一会儿，两人就被人流冲散了。站在张江前面的是一个像杰森·斯坦森（Jason Statham）的西方人，光头，目测身高180厘米，双臂粗壮，当张江被人流推动，几次不小心撞在他的身上时，这位“壮汉”似乎有点生气，“他开始不停地用手肘顶我的胸口”。张江只有177厘米，129斤，难以与对方抗衡，前后夹击下，他感觉自己像一个“气球”，“从圆形被挤压成长条状了”。

一开始，张江还能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试图保护自己，但渐渐地，双手被挤得紧贴大腿，也不敢抬脚，只能蹭着地走，“因为抬起脚后就没有落脚的地方了”。人群中不停地有人催促，“推呀，走快点！”也有人在吼，“不要再推啦！”

人潮开始倒地大概发生在22点半左右，这是本刊记者的采访中，所有当时在现场的受访者都提到的时间点。张江前面的一个女孩摔倒了，他被绊倒，半个身子压在了女孩身上，女孩大哭起来。旁边的人大声喊，“倒了倒了，别推别推”，但声音很快淹没在人群的喧嚣声和越来越多的哭泣声中。张江双腿跪地，试图依靠背后的墙壁站起来。但周围全是人，他没有办法做什么动作，只看到身前更多的人已经搅成一团，“跟叠罗汉一样，有的身体被压在里面，只露出个脑袋，有的脑袋压在里面，只露出身体”。一个女孩的脸上还画着丧尸妆容，看不清表情，但张江能感觉到对方的痛苦，“脸都扭曲了”。

大规模伤亡

据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发生事故的这条小巷是一条长约45米的斜坡，但事发地点旁的汉密尔顿酒店违规将小巷宽度缩短到3.2米，不符合韩国《建筑法》中“道路宽度必须达到4米以上”的要求。“虽然道路宽度没有达到相关规定，但通过核定人流量，也能稳当。但是（没有）。”王起全对本刊记者说。

王起全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安全工程系教授，从2006年沈阳世博会开始做大型活动的安全研究，踩踏事故是其研究重点，2017年曾出版专著《拥挤踩踏事故风险分析》。“人员密度大是发生拥挤踩踏事故的基本原因。”王起全说，根据国际上常采用的步行人流服务水平标准，即弗洛因（Fruin）人员密度服务水平评价指标，“室外每平方米超过3.8个人时，就属于非常严重的拥挤了”。据韩国政府10月31日公布的数据，29日晚涌入梨泰院商圈核心区的人员数量约为13万人，是疫情前每日客流量的近两倍。事故的发生地位于小巷中大约长5.7米的一段——当时在这大约18平方米的空间里挤了300多人。

10月30日，警方在梨泰院事故现场站岗，发生事故的路段是一条宽不足4米的小巷

“当人员超过一定阈值，任何微小的不安全因素，甚至原本安全因素的危险性都会增加。”王起全说。除此以外，人群的心理状态也能成为不安全因素之一。麻庭光是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的副教授，从1999年开始做有关踩踏事故的研究。尤其关注群体性灾难事故中人群心理的分析。他告诉本刊记者，踩踏事故根据恐慌类型来区分，一共包括三大类：进入型恐慌、逃出型恐慌、扰流型恐慌。梨泰院踩踏事故更像扰流型恐慌——“扰”指外来刺激。“一般来说，一平方米里有4个人以上时，走路就开始相互干扰了，因为走路需要抬腿，抬腿需要空间。”但刺激产生的后果取决于人群的感知，比如1999年白俄罗斯明斯克发生的地下行人道的踩踏，仅仅是因为一场大雨，人人都希望躲雨，结果在地下行人道发生踩踏，53人被踩死。

至于梨泰院踩踏事故的扰动原因，一种说法是有俱乐部分发了掺有毒品的糖果，但首尔警方表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事件与毒品有关。另有被采访者提到当时酒吧位置有人喊“有明星”，许多人朝那个位置涌去。张江没有看到明星。因为夜晚的灯光昏暗、视线被人群遮挡，他只能看到自己眼前的一小块地方。

麻庭光说，踩踏一旦发生，身处其中的人是很难进行自救的，那意味着每个人的周围至少有十几个人在产生挤压，“单靠个人的体能是斗不过十几个人的，所以几乎无法靠自己的力量逃离”。在这种情况下，最常见的死因就是窒息造成的创伤性心脏骤停。“人的胸腔被挤压到无法扩张，就会发生挤压性窒息。”王起全说，甚至个别死亡案例受害者“并非倒地，而是在站立的姿势中被挤压致死”。

10月30日，紧急服务人员在踩踏事件发生后运送受伤民众。此次事故造成的死亡多为压迫性窒息

张江也体会到了窒息的感觉，他形容当时整个人“就像水淹没到胸口，呼吸不过来”。但还好因为贴着墙，后背有支撑，不至于全然摔倒，也没有其他人再压到他身上，但他也无法从人群中脱困。困在这样的窒息感中大概20分钟后，张江听到远处响起的警笛声，第一批警察赶来，有十多个人，全都身穿黄色马甲。一部分人负责疏散人群，一部分人开始往巷子两边拉人。最终，在警察的疏散下，张江身前的人群像退潮的海水，慢慢散开。23点左右，他终于离开了那条致命的小巷，来到主街道上，看到主路两旁的空地上，至少躺着三四十个人，一些人正在被做心肺复苏，一些人的身上盖着红布，头上盖着衣服，只露出两只光脚。

据韩国消防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1月1日，韩国首尔梨泰院踩踏事故已导致156人死亡，遇难者中有98名女性，占死亡人数的近三分之二。包括四位中国人，其中两位是年轻的留学生，还有一位5岁男孩的母亲。这也是韩国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踩踏事故。

踩踏为何反复发生？

马丁·阿莫斯（Martyn Amos）是英国诺桑比亚大学（Northumbria University）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系教授，他曾利用计算机模拟过挤压发生前的人群状态。梨泰院事故发生后，马丁·阿莫斯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称梨泰院的情况，属于挤压而非踩踏，因为当时已经没有空间可供人乱跑和践踏。他告诉本刊记者，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因为踩踏这个词除了不准确之外，还指责了受害者”。“当你说踩踏事件时，你几乎是在说这是受害者的错。他们恐慌了，死亡是人群本身的错，但这不是人群的错。这是官方管理者的错，是那些本应通过制订适当计划和适当人群管理来保持人群安全的人的错。”

在马丁·阿莫斯看来，大城市中踩踏事故反复发生，根本原因在于公共管理者的缺位。以这次的万圣节活动为例，“如果它是一场音乐会、足球比赛或类似的活动，就会有一个组织者，负责人群安全和流动。但这是一个万圣节庆祝活动，没有一个组织者。它就像是一个掉到了缝隙里的问题，没有人必须承担责任，所以没有人承担责任”。

事故发生前，梨泰院举办过另一场大型活动“地球村节”。活动一共举办两天。《韩民族日报》称，报道吸引了上百万的人流量，由于是当地政府协办的活动，采取了道路和人流管制措施，限制车辆进入区域内，并引导人群朝一个方向流动。

张江也参加了这一活动。那天是周末，14点多到时，梨泰院地铁站旁边的主路已经不允许车辆行走，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菲律宾及非洲国家的摊贩沿路摆起小摊，卖啤酒、烤肉、蒙古服饰等，“还有卖羊驼的”。张江感觉那次的人流量和万圣节“差不多”，但置身其中，并不感到拥挤，一路上看到每隔几十米就有警察在巡逻。但万圣节这天，踩踏事故发生前，他只看到两个警察在街上。

11月3日，隶属韩国国会行政安全委员会的共同民主党议员室从警察厅收到的调查资料显示，龙山警察署10月29日在梨泰院共部署了137人的警力，虽然远高于2017年到2019年间的37～90人水平。但大部分人员属于刑事部门，工作重点在毒品搜查，并非交通管制和通行等方面。

10月31日，梨泰院踩踏事件幸存者（右）在悼念遇难友人时悲伤痛哭。这次事故共造成156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韩国警方的处置也遭到外界质疑。韩联社在11月1日援引韩国警方公开资料报道，梨泰院踩踏事故发生4小时前至事故发生，警方共接到11个报警电话，电话中，报警人提到“大批人涌入”“感觉会被压死”“可能发生踩踏事故”等情况，但警方仅出动4次疏散现场人群，还有6次以“现场已有警员出动”为由未采取任何措施。

基思·斯蒂尔（Keith Still）是英国萨福克大学（University of Suffolk）人群科学客座教授，著有《人群科学入门》（2014）和《应用人群科学》（2021）等书。他曾参与诸多大型活动场地的安全规划，如沙特阿拉伯禁寺、悉尼奥运会、伦敦奥运会、英国皇室婚礼、英国女王葬礼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基思·斯蒂尔提到，警察的应对可能与他们没有受过充分训练有关。“当身处夜间经济的人报告称他们被拥挤压迫时，‘挤压’这个概念的含义可能很模糊。因此，对没有接受过公共安全培训的警察来说，准确理解公众发来的信息可能很难。”

在基思·斯蒂尔看来，拥挤和踩踏属于人群科学（crowd science）的范畴，不属于公共秩序、犯罪的职能范畴，“如果他们都没有接受过如何处理的培训，完全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在英国，基思·斯蒂尔与警察学院一起开发了针对公共活动指挥者的强制性培训。但在他看来，除了专业技能和制度的调整，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踩踏事故的认知进步，“如果人们对它（踩踏）有更多的认识，他们就可以做些什么”。在过去30年，基思·斯蒂尔一直在教授人群安全的课程，培养了100个硕士学生，“但这仍然只是世界上的一小部分人”。“这是一个专业的工作，问题是还需要更多的人做这个工作。”

“城市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到2030年，世界上60%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所以人群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种事情将不断发生，一而再再而三。直到我们对人群有了新的思考方式，把人群放在城市管理的核心。”马丁·阿莫斯对本刊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