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少年】两种颜色，两个梦——“军工”和“建军”，永存的记忆(转载)
军工院校
1楼
两种颜色，两个梦——“军工”和“建军”，永存的记忆
作者：欧阳介
人们常用“金色”比喻幸福的儿童少年或者美满的晚年，用其他颜色来形容人生某个阶段的不多，常见的只有“光彩人生”、“黯淡人生”，都没有特指哪种颜色，也没有特指某个人生阶段。原因可能有两个：
1、金色表示珍贵，儿童少年期的生理、心理成长是否健康影响人的一生。老年期生命进入最后的历程，人人都知道珍惜这段时光；
2、金色象征无瑕和有光，前者适合健康快乐的儿童少年，后者适合身心荣光的老年。
对于已入老年的我来说，好像没有“金色晚年”的体验，也不曾有过“金色少年”的经历。不是因为我没有幸福的少年和美满的晚年，而是我不喜欢金色，从小就对金色没有好感。
不过，另外两种颜色却影响了我的一生：蓝色和绿色。
蓝色，我从小就唯一喜欢的，至今还在影响我的思维和行为的颜色；
绿色，我从五岁记事到20岁知青下乡，在军工大院给我烙下了军旅特有的绿色印记，始终无法磨灭。
这两种颜色的深刻记忆是军工子弟小学——建军小学给我留下的，而这两种颜色对我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深刻影响可以用“染我一生”来形容。
一、“蓝梦”童年
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如果有人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蓝色。再追问一句：为什么？我回答不上来。如果今天有人问这个问题，我会从所谓性格色彩分析中找到某种答案，还可以在军工幼儿园大班的老师评语中找到一些佐证。
★海军之蓝
回忆起来，我对蓝色偏好是和我从小的志向分不开的。
那时大人常问孩子“长大想做什么？”，我的回答永远是“当海军！”
在军工大院长大的男孩，受军事教育环境的影响，多有从军的志向。在我的眼里，当一名海军最理想，因为我喜欢大海，喜欢军舰，更喜欢穿着海军军服的那种飒爽和英姿。
海军和蓝色分不开，因为大海和天空是蓝的，他们背上的飘带和身上的海魂衫也是蓝的。那时谁都没见过蓝色的大海，就连电影、照片和报纸上的海都是灰色的，只有在军工学院的宣传画上能够看到蓝色的大海，蓝得那么壮丽和迷人、蓝得那么沉静和深邃。
在没有彩色照片、彩色电影的年代，我们只能用画笔和颜料来表达心中的色彩。在美术课上我用的最多的水彩颜料是蓝色，无论是浅蓝还是深蓝，道理很简单，涂抹天空和大海最费颜料，我最爱画的是军舰，离不开蓝天和大海。
★ 蓝舰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迷上了航模。
当时的美术老师支宝才多才多艺，不仅会画画，而且会吹小号，经常带着白手套吹解放军军歌。他是学生课外活动小组的辅导老师，在他的动员下，我和最好的朋友王元懋、李建华都报名参加航模组。
开始是制作弹射飞机，发给每个人一套模型材料，照着图纸用刻刀、木锉和砂纸做好每个部件后，再用快干胶粘合。
检验是否成功的方法就是看谁的飞机弹射升空后飞得高、飞得时间长，还记得大队辅导员文良钧老师拿着秒表记录每个人成绩时，我常常紧张得手发抖，成绩总是不如别人。
在我的幼儿园的评语中关于美术爱好方面有三处提到了“船”，没有提到飞机，足以证明我从幼儿起就对“船”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决定退出学校的航模组，独辟蹊径，和王元懋、李建华一起自发成立编外的舰艇模型组。
我们一无材料、二无图纸，更没有辅导老师，全凭在书上看到过的样式发挥想象。用黄粘土做材料，先捏出船身和船上各个部件，然后用火柴棍把各个部件插接起来，一艘长约半米多的巡洋舰在我们的手中诞生了。
可是黄色泥土做成的舰艇怎么看都“土”，必须涂上颜色才像。
军舰应该是什么颜色的？谁也没见过，我当然认为应该是浅蓝色的，因为在蓝色的大海中便于隐蔽，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蓝色是我的最爱。
我们决定用蓝色涂舰身，用红色描出吃水线。
颜料没有，只好向支老师求助。没想到支老师看了我们的“作品”大加赞赏，不但给我们颜料、画笔，还让我们又做了几艘别的舰艇，就像一个舰队，放在学校的展室供同学参观。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动手做出自己想像的东西，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成就感”。
如今怎么也想不起来那泥巴军舰是什么样了，只记得船是浅蓝色的。
当海军，是我在建军小学最初的一个梦。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充满遐想的“蓝色之梦”常被一些鼓动人心的“红色之梦”所打断。
在我们小学生活中，“高举三面红旗”、“超英赶美”可能是最鲜活的时代记忆了：砸锅交废铁，上房敲锣轰麻雀，学校后院仅有的两亩地被我们挖地三尺，说是深耕种菜能大丰收......。即便用去大量的课余时间参加少先队的活动，好玩的天性还是驱使我和小伙伴们想尽一切办法做一些原创性的“非组织”课外活动。
这些活动往往离不开用脑和动手，离不开影响生活的科学技术。比如有线通话、矿石收音机、冲洗照片等等，用今天的眼光回顾50多年前我对无线电、通信和摄影的挚爱，乃至影响我至今未变的索求，完全可以用象征科技的蓝色来描绘我的童年追梦之路。
★土电话
在小学自然课上我们学到：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不如在固体中传播得距离远。老师教我们用两个圆柱形的无盖纸盒做实验：在圆盒底部穿上一根棉线，然后两个人各持一个纸盒离开几米远，其中一人对着纸盒口轻声说话，另一个人把纸盒口对着耳朵听，居然听到的声音尽在咫尺。这个实验让我很兴奋。
我在想，如果距离再远一些还能听到吗？还有，如果不用普通的棉线，换成金属线会不会距离更远，效果更好？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产生了。
还是我、王元懋和李建华三人，在做了必要的调查后，决定用炭精盒、混合线圈、电容器和耳机、电池组装最简单的电话，在我们三家之间架设“有线电话”，实现随时可以在家互相通话的梦想。
那时我家住在老红楼区，元懋和建华家住在新红楼区，中间相隔近100米的距离，还要横跨一个院外的水站。要完成一个总长超过百米的“电话线”铺设谈何容易。
首先是连线材料的选择和寻找，其次是找到可行的架设方法，最后还要经得起风吹雨打。
在我们一一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没有求助任何大人，靠着智慧和勇气，用细铁丝经电线杆从空中穿越，以最短的路径完成三点连线。
那天，当我们在家第一次对着炭精盒做的话筒呼喊对方的名字时，多么希望听到对方的回答啊。
当对方的声音从铁丝传到耳边时，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样一种原始的方式能够如此长距离地传递我们的声音，太神奇了！至今我仍相信，我们是当时用铁丝做介质，实现金属线传声距离最远的少年儿童。
★ 矿石收音机
一个矿石检波器，一个线圈，一个耳机联在一起就可以收听广播，这是最简单的无线电广播接收器，今天很少有人知道，而在五十年代，这是小学“科技迷”的必修课。
我记得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开始迷上矿石收音机，绕线圈、做机壳、调矿石检波器，从线圈调谐到电容调谐，从实验板接线到机箱设计安装，所有环节都要一步步完成。
其实照图纸安装、调试并不难，难的是架天线，接地线，无线信号的强弱完全取决天线的高度和长度。
为了让收听广播的声音更大，用纸盆扬声器代替耳机，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升级制作有电源的电子管收音机，二是把天线架得更高，拉得更长。
受当时的条件限制，我和伙伴们选择了不用花钱的第二种方式，要付出的代价是——必须冒险爬到三层楼的楼顶，在毫无遮拦的斜面屋顶的瓦片上行走布线。
这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挑战，最大的危险是屋顶的瓦片是松动的，每走一步都有滑动的感觉，稍不当心就要滑倒，在一个近40度左右的楼顶上滑倒的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
为了不让大人知道，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一个人从天窗爬上楼顶，虽然只有三层楼，但当时的感觉是离蓝天近了，一切都在眼下了。开始的动作是双手扶着瓦片向上爬行，慢慢适应后可以半蹲着把漆包线绕在楼顶通气灶口的铁柱上，最后还要站起来走到另一个通气灶口把天线固定。听着风声，踩着脚下松动的瓦片，简直就是一次生死考验，双腿发抖、呼吸急促、浑身冒汗的恐惧感一次次被扬声器发出电台广播声的幻觉战胜。
当我回到家中把天线接到矿石机上的时候，心跳加速，多么期待不用耳机也能听到广播啊。经过仔细调试后，小小舌簧喇叭发出了美妙动听的音乐声，尽管微弱得就像蚊子叫，但是要比耳机声大得多，天线成功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第一次体验到用艰辛和危险换来成功的极大快感。
★ 军工全景照
一次冒险的成功会带来更多的冒险，从那以后，我爬楼顶成了家常便饭，不是加天线就是拍照片。直到1968年，我在下乡前还和王元懋偷偷爬到军工的八一楼顶用120相机6X4.5胶卷接片拍摄了军工大院全景，这是迄今为止记录XX后期军工大门全景的唯一照片。
那时军工大门对面的八一楼在我们心中如此“雄伟”，矗立在大直街上就像守卫军工的一座城堡，尖顶设计多少有点苏俄建筑的味道。那张军工大院的全景照就是在八一楼的顶上拍的。
45年后的2013年6月21日，我再次拍下这座楼，它在周围高楼之中显得没那么雄伟了，原来给人“壁垒森严”的感觉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喧嚣市井的“车水马龙”。
相比之下，军工院里的体育馆倒变化不大，还是那么宽阔。这里的游泳馆是我们小时候最盼望去的地方，每个星期六都要把作业赶完，为的是第二天到游泳池玩个痛快。建军小学组织游泳课外活动组，我们有条件从小就受到游泳训练，直到今天仍感受益匪浅。
当年偷爬楼顶拍下的军工教学楼如今依然挺拔俊秀。历经60年的风沙雨雪，不但未见残衰，反而更加雄伟多姿。
唯一的变化是广场，那宽阔的绿茵分明把建筑托上了蔚蓝的天际，让我久久不愿收回视线。
二、“绿梦”青春
如果说“蓝色”是我童年的一个梦，一个关于兴趣和冒险的科幻梦，那么“绿色”就是我青少年的梦，一个和军队、“军工”有关的立志梦。
看着老军工教学楼前大片生机盎然的绿地，我的思绪回到五十多年前......
我是1953年随母亲从大连来到哈尔滨的，那年军工学院刚刚成立，从全国各地选调教师，我父母被选调到军工。当年我只有5岁，上了军工的幼儿园中班。还记得当时和父母在一起工作的叔叔阿姨都穿一样黄绿色的衣服，带着一样的帽子，腰上还扎着皮带，妈妈告诉我他们是解放军。
我很奇怪，为什么爸爸妈妈不是解放军？在我的心中解放军无比威武，当军人很光荣，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因为父母没穿军装而感到在小学同学面前抬不起头。直到后来军工统一授衔我父母先后穿上军装，我才觉得和同学们平等了。
★ “苏联”专家
对军事的爱好几乎是所有男孩的通性，何况是长在军工大院的男孩。
少年时期，我经常和小伙伴一起和苏联专家的孩子玩“夺阵地”，这是一种有组织、有作战计划、有战斗工事、有自制武器的军事游戏，也许因为双方都受军人家庭的影响，虽然语言不通但照样玩得起来，没有肢体相争却夺得酣畅淋漓。
我们的“武器”都是自制的木枪木刀，对方是能发出声音的铁制玩具枪，对他们正面进攻明显底气不足，但是我们常常靠偷袭致胜，趁对方回家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轻松捣毁他们的“阵地”，这样的游戏持续到62年苏联专家撤离。
我的印象中，军工的苏联专家对我们中国小孩很和善。我家对面的61、62号楼住的都是苏联专家。记得那年冬天，我和妹妹在门口雪地玩耍，一对穿着呢子大衣带皮帽的苏联专家夫妇走过来，苏联专家用手中的相机比划了半天，开始我们有些不知所措，后来专家夫人双手搂住我们两个面对她丈夫点头，我们才知道要和我们拍照，拍完后他们向我们招手再见，看样子有点舍不得。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苏联专家离开中国前的一次留影。当时我并不知道中苏关系破裂。
★“军工大院”生活
军工大院的生活有着浓厚的军旅色彩，每天的作息时间取决于响彻全院区的军号，起床、上下班、间操，甚至晚上熄灯都有不同的号曲。最让我忘不掉的是早上的起床号，就是蒙着被子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不知谁还编了一段“号词”：
这足以证明那时的我们对按时起床多少有些反感。
但正是在军工大院养成了按时起床睡觉的好习惯，在20年后我在大学当班级党支部书记的时候，能够带领全班同学从早上按时起床跑步做起，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被评为77级大学生全省“新长征”突击队。
2012年，在我的大学同学聚会上，同学们调侃道： 欧阳介用“军工管理”方式要求我们天天早起跑步，让我们终身受益。
从小学到高中，军工大院以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影响了我们这些军工子弟的成长。
这是一种集体化家庭生活方式。由于父母工作很忙，早出晚归还经常出差，只有星期日家人能够碰在一起说几句话。从一年级起，我们就自己上学，自己到食堂吃饭，脖子上永远挂着家门钥匙，放学回家除了做功课外，就是和同学玩，听到下班号响了马上“清场”——收拾房间，各自回家，以免大人回来责怪。
我的父母平时从来不过问我们的学习生活，他们每个学期只做两件和我们有关的事，一是开家长会，二是在学期鉴定上签字。
家长把孩子的教育托付给学院办的子弟小学，把孩子的一日三餐交给食堂，所谓“家”，只是一个提供穿衣、睡觉和做作业、玩耍的地方。这就是五六十年代军工大院的家庭生活方式，它让我们习惯于自立的同时崇尚自由和自强。但作为青春期成长所需要的家庭教育，特别是情感教育的缺失也会给我们的成长带来不利的因素。
当时需要什么日用品，都可以在“军人服务社”买到，我们习惯叫“供应社”，听起来好像是 发东西的地方。的确，那时军工的住房、医疗、水电都是免费供给的，就连家里的大部分家具都是学院军需处发的，在这种半供给制度下，我们没有经历生活的磨难，这一课是在在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中补上的。
★ “军工梦”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并不是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到“加强国防，防止美蒋反攻大陆”，我们从小就不断地接受这样的国防教育，对军事的关心、对军人的崇拜几乎是全民性的。
生活在当时亚洲最大的综合性军事院校——军工大院的孩子，看着穿军装的父辈为培养国防军事人才日夜操劳，过着部队大院半供给制的生活，在一个名为“建军小学”的学校里读书，自然会有一种自豪感甚至是优越感。
每当我偷偷跑到二道岗教学区内玩耍的时候都会仰望着一座座壮美的教学大楼暗自思忖：将来我要是能到这里上课多好啊，听说那里的墙有一米多厚，能防原子弹辐射。
奇怪的是，那时我的父母从来就没有跟我们提过将来要上大学，要上军事工程学院的事。也许是我太小，也许是不希望我将来学军事工程。但这没有影响我的“军工梦”：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军工！
喜欢科技、羡慕军人，这两个“天性”让我有了一个“绿梦”青春。
★ 第一支真枪
“绿梦”中最让我沉迷的还不是上军工念大学，而是从小想得到一把枪。
和所有男孩一样，我从小喜欢枪。我羡慕苏联专家的孩子的那种机关枪，也嫉妒比我大的男孩能够用木头做出逼真的驳壳枪。我只能用泥巴做手枪，按照铁道游击队小人书里刘洪手里那把枪的模样硬是用黄泥捏出一把“二十响”，涂上墨汁拿在手里心里美滋的，但是泥巴枪怎么拿得出手？很快我就有了可以在小朋友面前炫耀的真枪——气枪。
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父亲买了一把气枪，可以装小铅弹打鸟的那种气枪，类似现在的“气步枪”，有一定杀伤力，市面早已看不见了。虽然不是专门给我买的，但是我可以偷偷拿出去打麻雀，总算圆了我想玩真枪的一个梦。
我对这支气枪爱不释手，常在小朋友面前显摆，也愿意和大家分享“实弹射击”的快乐。如今想起来倒有些后怕，毕竟是可以射击致伤人的武器，比抢高不了多少的小学生竟然可以拿到外面玩，可见那时我的父母多么疏于对子女的管教。虽然后来这枪没有出事，但也给我惹了一个大麻烦。
在那年建军小学文艺汇演中，老师让我在自编的独幕剧（现在叫“小品”）《抓特务》中扮演特务，需要一把道具枪，我鼓起勇气跟爸爸说想借用家里的鸟枪，没想到爸爸当即同意，只是不让我拿子弹，我高兴得搂着枪直跳。到学校参加排练和演出时，这把真枪给我们的演出添了不少彩，我也第一次体验到演话剧的一种紧张和观众鼓掌带来的快感。可就是在正式演出之后，那支枪不翼而飞了。
我记得下场后放到舞台边的一个讲台下面的格挡中了，但是散场时去拿时却不见了，当时我急得满头冒汗，真想大哭一场。老师和同学们帮着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只好回家哭丧着脸向父亲检讨。虽然父亲很生气，但也没有对我怎么样，这倒反而让我伤心后悔了很长时间，至今想起来心里还有痛感。
★ 父亲的枪
自从丢了家里的气枪，我就再也不敢在父亲面前提起“枪”字了。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又一次引起我对枪的兴趣。
有一次父亲从外地出差回家，无意中我发现他在弯腰的时候露出腰间的一个皮套，显然是一支手枪。从皮套的大小来看，应该是那种近身防护的小型手枪。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我父亲是个有枪的人，我也很好奇，为什么出差要带枪？他到哪里去出差了？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干一件危险的工作。
那些年父亲经常出差，几乎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家，即使在家也很少跟我们说话，所以那支枪的疑惑一直到我上了高中才解开。一次偶然听到他和母亲谈话时，知道他那些年他经常去一个叫“罗布泊”的地方，参加了研制、实验第一颗原子弹的工作。后来我才了解，他的工作非常保密，组织上为了他的个人安全，给他配了一把手枪。
从那以后，我对父亲的工作充满好奇和敬意，但父亲仍然跟我们很少谈他的工作，一直到他退休多年后，才跟我讲起当年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科研实验的事。
★我的枪
没有想到十多年后，在我25岁的时候，也有了一把真正的手枪。
1973年，我从下乡的黑龙江长水河农场调到黑龙江北部引嫩工程黑河农场分局指挥部任副政委。当时从黑河地区20多个农场抽调两千多名知识青年参加水利工程会战，我在工程指挥部负责知青教育和保卫工作，在长达200公里的施工现场日夜穿行。一到晚上，夜幕笼罩的茫茫的松嫩平原上狼嚎声不绝于耳。为了安全，指挥部副总指挥把他防身用的枪给了我，那是一把地道的德国造——“蛇牌撸子”，虽然我没用它开过一枪，但是带在身上行夜路的感觉真的不一样。那把枪陪伴我度过了青春中最辉煌的一段日子，至今还经常在梦中为我壮胆防身。
三、世纪年华
从“蓝梦”童年到“绿梦”青春，两种颜色两个梦。
在我半个多世纪的生命旅途中，就像这个世界给了我纯净的蓝天大海和广袤的山川绿地一样，从性格到品格，从兴趣到职业，我的全部年华都受到蓝绿两种颜色的影响，直到今天，我还有对蓝色的无限畅想和对绿色的无比眷恋。
1977年恢复高考，我几经周折才被批准走进考场。不是我不爱农场那万顷绿茵良田，而是我向往比大地更加广阔深远的无际蓝天，那象征“科学”、“理智”和“效率”的蓝色才是我生命的本色。
我从小热爱通信科技。上高中的时候就获得过哈尔滨市少年无线电制作竞赛第一名。大学虽然学的是自动控制，但是毕业后被分配到从事密码通信科研和教学的国家机关工作，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学进步奖，退休后仍然为从事信息安全产品研发生产的企业进行项目策划和战略咨询。
更为有幸的是，当我的兴趣和爱好在蓝色科技领域如鱼得水的时候，穿上了绿色的警服，圆了我从小就有的“军旅梦”。
1988年我从国家机关调入安全机关，成为一名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的正处级侦查员。为保卫国家安全在隐蔽战线隐姓埋名、辛勤工作，曾立三等功一次，获部级机关先进工作者称号两次。
作者：欧阳介
人们常用“金色”比喻幸福的儿童少年或者美满的晚年，用其他颜色来形容人生某个阶段的不多，常见的只有“光彩人生”、“黯淡人生”，都没有特指哪种颜色，也没有特指某个人生阶段。原因可能有两个：
1、金色表示珍贵，儿童少年期的生理、心理成长是否健康影响人的一生。老年期生命进入最后的历程，人人都知道珍惜这段时光；
2、金色象征无瑕和有光，前者适合健康快乐的儿童少年，后者适合身心荣光的老年。
对于已入老年的我来说，好像没有“金色晚年”的体验，也不曾有过“金色少年”的经历。不是因为我没有幸福的少年和美满的晚年，而是我不喜欢金色，从小就对金色没有好感。
不过，另外两种颜色却影响了我的一生：蓝色和绿色。
蓝色，我从小就唯一喜欢的，至今还在影响我的思维和行为的颜色；
绿色，我从五岁记事到20岁知青下乡，在军工大院给我烙下了军旅特有的绿色印记，始终无法磨灭。
这两种颜色的深刻记忆是军工子弟小学——建军小学给我留下的，而这两种颜色对我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深刻影响可以用“染我一生”来形容。
一、“蓝梦”童年
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如果有人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蓝色。再追问一句：为什么？我回答不上来。如果今天有人问这个问题，我会从所谓性格色彩分析中找到某种答案，还可以在军工幼儿园大班的老师评语中找到一些佐证。
★海军之蓝
回忆起来，我对蓝色偏好是和我从小的志向分不开的。
那时大人常问孩子“长大想做什么？”，我的回答永远是“当海军！”
在军工大院长大的男孩，受军事教育环境的影响，多有从军的志向。在我的眼里，当一名海军最理想，因为我喜欢大海，喜欢军舰，更喜欢穿着海军军服的那种飒爽和英姿。
海军和蓝色分不开，因为大海和天空是蓝的，他们背上的飘带和身上的海魂衫也是蓝的。那时谁都没见过蓝色的大海，就连电影、照片和报纸上的海都是灰色的，只有在军工学院的宣传画上能够看到蓝色的大海，蓝得那么壮丽和迷人、蓝得那么沉静和深邃。
在没有彩色照片、彩色电影的年代，我们只能用画笔和颜料来表达心中的色彩。在美术课上我用的最多的水彩颜料是蓝色，无论是浅蓝还是深蓝，道理很简单，涂抹天空和大海最费颜料，我最爱画的是军舰，离不开蓝天和大海。
★ 蓝舰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迷上了航模。
当时的美术老师支宝才多才多艺，不仅会画画，而且会吹小号，经常带着白手套吹解放军军歌。他是学生课外活动小组的辅导老师，在他的动员下，我和最好的朋友王元懋、李建华都报名参加航模组。
开始是制作弹射飞机，发给每个人一套模型材料，照着图纸用刻刀、木锉和砂纸做好每个部件后，再用快干胶粘合。
检验是否成功的方法就是看谁的飞机弹射升空后飞得高、飞得时间长，还记得大队辅导员文良钧老师拿着秒表记录每个人成绩时，我常常紧张得手发抖，成绩总是不如别人。
在我的幼儿园的评语中关于美术爱好方面有三处提到了“船”，没有提到飞机，足以证明我从幼儿起就对“船”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决定退出学校的航模组，独辟蹊径，和王元懋、李建华一起自发成立编外的舰艇模型组。
我们一无材料、二无图纸，更没有辅导老师，全凭在书上看到过的样式发挥想象。用黄粘土做材料，先捏出船身和船上各个部件，然后用火柴棍把各个部件插接起来，一艘长约半米多的巡洋舰在我们的手中诞生了。
可是黄色泥土做成的舰艇怎么看都“土”，必须涂上颜色才像。
军舰应该是什么颜色的？谁也没见过，我当然认为应该是浅蓝色的，因为在蓝色的大海中便于隐蔽，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蓝色是我的最爱。
我们决定用蓝色涂舰身，用红色描出吃水线。
颜料没有，只好向支老师求助。没想到支老师看了我们的“作品”大加赞赏，不但给我们颜料、画笔，还让我们又做了几艘别的舰艇，就像一个舰队，放在学校的展室供同学参观。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动手做出自己想像的东西，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成就感”。
如今怎么也想不起来那泥巴军舰是什么样了，只记得船是浅蓝色的。
当海军，是我在建军小学最初的一个梦。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充满遐想的“蓝色之梦”常被一些鼓动人心的“红色之梦”所打断。
在我们小学生活中，“高举三面红旗”、“超英赶美”可能是最鲜活的时代记忆了：砸锅交废铁，上房敲锣轰麻雀，学校后院仅有的两亩地被我们挖地三尺，说是深耕种菜能大丰收......。即便用去大量的课余时间参加少先队的活动，好玩的天性还是驱使我和小伙伴们想尽一切办法做一些原创性的“非组织”课外活动。
这些活动往往离不开用脑和动手，离不开影响生活的科学技术。比如有线通话、矿石收音机、冲洗照片等等，用今天的眼光回顾50多年前我对无线电、通信和摄影的挚爱，乃至影响我至今未变的索求，完全可以用象征科技的蓝色来描绘我的童年追梦之路。
★土电话
在小学自然课上我们学到：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不如在固体中传播得距离远。老师教我们用两个圆柱形的无盖纸盒做实验：在圆盒底部穿上一根棉线，然后两个人各持一个纸盒离开几米远，其中一人对着纸盒口轻声说话，另一个人把纸盒口对着耳朵听，居然听到的声音尽在咫尺。这个实验让我很兴奋。
我在想，如果距离再远一些还能听到吗？还有，如果不用普通的棉线，换成金属线会不会距离更远，效果更好？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产生了。
还是我、王元懋和李建华三人，在做了必要的调查后，决定用炭精盒、混合线圈、电容器和耳机、电池组装最简单的电话，在我们三家之间架设“有线电话”，实现随时可以在家互相通话的梦想。
那时我家住在老红楼区，元懋和建华家住在新红楼区，中间相隔近100米的距离，还要横跨一个院外的水站。要完成一个总长超过百米的“电话线”铺设谈何容易。
首先是连线材料的选择和寻找，其次是找到可行的架设方法，最后还要经得起风吹雨打。
在我们一一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没有求助任何大人，靠着智慧和勇气，用细铁丝经电线杆从空中穿越，以最短的路径完成三点连线。
那天，当我们在家第一次对着炭精盒做的话筒呼喊对方的名字时，多么希望听到对方的回答啊。
当对方的声音从铁丝传到耳边时，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样一种原始的方式能够如此长距离地传递我们的声音，太神奇了！至今我仍相信，我们是当时用铁丝做介质，实现金属线传声距离最远的少年儿童。
★ 矿石收音机
一个矿石检波器，一个线圈，一个耳机联在一起就可以收听广播，这是最简单的无线电广播接收器，今天很少有人知道，而在五十年代，这是小学“科技迷”的必修课。
我记得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开始迷上矿石收音机，绕线圈、做机壳、调矿石检波器，从线圈调谐到电容调谐，从实验板接线到机箱设计安装，所有环节都要一步步完成。
其实照图纸安装、调试并不难，难的是架天线，接地线，无线信号的强弱完全取决天线的高度和长度。
为了让收听广播的声音更大，用纸盆扬声器代替耳机，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升级制作有电源的电子管收音机，二是把天线架得更高，拉得更长。
受当时的条件限制，我和伙伴们选择了不用花钱的第二种方式，要付出的代价是——必须冒险爬到三层楼的楼顶，在毫无遮拦的斜面屋顶的瓦片上行走布线。
这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挑战，最大的危险是屋顶的瓦片是松动的，每走一步都有滑动的感觉，稍不当心就要滑倒，在一个近40度左右的楼顶上滑倒的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
为了不让大人知道，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一个人从天窗爬上楼顶，虽然只有三层楼，但当时的感觉是离蓝天近了，一切都在眼下了。开始的动作是双手扶着瓦片向上爬行，慢慢适应后可以半蹲着把漆包线绕在楼顶通气灶口的铁柱上，最后还要站起来走到另一个通气灶口把天线固定。听着风声，踩着脚下松动的瓦片，简直就是一次生死考验，双腿发抖、呼吸急促、浑身冒汗的恐惧感一次次被扬声器发出电台广播声的幻觉战胜。
当我回到家中把天线接到矿石机上的时候，心跳加速，多么期待不用耳机也能听到广播啊。经过仔细调试后，小小舌簧喇叭发出了美妙动听的音乐声，尽管微弱得就像蚊子叫，但是要比耳机声大得多，天线成功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第一次体验到用艰辛和危险换来成功的极大快感。
★ 军工全景照
一次冒险的成功会带来更多的冒险，从那以后，我爬楼顶成了家常便饭，不是加天线就是拍照片。直到1968年，我在下乡前还和王元懋偷偷爬到军工的八一楼顶用120相机6X4.5胶卷接片拍摄了军工大院全景，这是迄今为止记录XX后期军工大门全景的唯一照片。
那时军工大门对面的八一楼在我们心中如此“雄伟”，矗立在大直街上就像守卫军工的一座城堡，尖顶设计多少有点苏俄建筑的味道。那张军工大院的全景照就是在八一楼的顶上拍的。
45年后的2013年6月21日，我再次拍下这座楼，它在周围高楼之中显得没那么雄伟了，原来给人“壁垒森严”的感觉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喧嚣市井的“车水马龙”。
相比之下，军工院里的体育馆倒变化不大，还是那么宽阔。这里的游泳馆是我们小时候最盼望去的地方，每个星期六都要把作业赶完，为的是第二天到游泳池玩个痛快。建军小学组织游泳课外活动组，我们有条件从小就受到游泳训练，直到今天仍感受益匪浅。
当年偷爬楼顶拍下的军工教学楼如今依然挺拔俊秀。历经60年的风沙雨雪，不但未见残衰，反而更加雄伟多姿。
唯一的变化是广场，那宽阔的绿茵分明把建筑托上了蔚蓝的天际，让我久久不愿收回视线。
二、“绿梦”青春
如果说“蓝色”是我童年的一个梦，一个关于兴趣和冒险的科幻梦，那么“绿色”就是我青少年的梦，一个和军队、“军工”有关的立志梦。
看着老军工教学楼前大片生机盎然的绿地，我的思绪回到五十多年前......
我是1953年随母亲从大连来到哈尔滨的，那年军工学院刚刚成立，从全国各地选调教师，我父母被选调到军工。当年我只有5岁，上了军工的幼儿园中班。还记得当时和父母在一起工作的叔叔阿姨都穿一样黄绿色的衣服，带着一样的帽子，腰上还扎着皮带，妈妈告诉我他们是解放军。
我很奇怪，为什么爸爸妈妈不是解放军？在我的心中解放军无比威武，当军人很光荣，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因为父母没穿军装而感到在小学同学面前抬不起头。直到后来军工统一授衔我父母先后穿上军装，我才觉得和同学们平等了。
★ “苏联”专家
对军事的爱好几乎是所有男孩的通性，何况是长在军工大院的男孩。
少年时期，我经常和小伙伴一起和苏联专家的孩子玩“夺阵地”，这是一种有组织、有作战计划、有战斗工事、有自制武器的军事游戏，也许因为双方都受军人家庭的影响，虽然语言不通但照样玩得起来，没有肢体相争却夺得酣畅淋漓。
我们的“武器”都是自制的木枪木刀，对方是能发出声音的铁制玩具枪，对他们正面进攻明显底气不足，但是我们常常靠偷袭致胜，趁对方回家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轻松捣毁他们的“阵地”，这样的游戏持续到62年苏联专家撤离。
我的印象中，军工的苏联专家对我们中国小孩很和善。我家对面的61、62号楼住的都是苏联专家。记得那年冬天，我和妹妹在门口雪地玩耍，一对穿着呢子大衣带皮帽的苏联专家夫妇走过来，苏联专家用手中的相机比划了半天，开始我们有些不知所措，后来专家夫人双手搂住我们两个面对她丈夫点头，我们才知道要和我们拍照，拍完后他们向我们招手再见，看样子有点舍不得。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苏联专家离开中国前的一次留影。当时我并不知道中苏关系破裂。
★“军工大院”生活
军工大院的生活有着浓厚的军旅色彩，每天的作息时间取决于响彻全院区的军号，起床、上下班、间操，甚至晚上熄灯都有不同的号曲。最让我忘不掉的是早上的起床号，就是蒙着被子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不知谁还编了一段“号词”：
这足以证明那时的我们对按时起床多少有些反感。
但正是在军工大院养成了按时起床睡觉的好习惯，在20年后我在大学当班级党支部书记的时候，能够带领全班同学从早上按时起床跑步做起，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被评为77级大学生全省“新长征”突击队。
2012年，在我的大学同学聚会上，同学们调侃道： 欧阳介用“军工管理”方式要求我们天天早起跑步，让我们终身受益。
从小学到高中，军工大院以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影响了我们这些军工子弟的成长。
这是一种集体化家庭生活方式。由于父母工作很忙，早出晚归还经常出差，只有星期日家人能够碰在一起说几句话。从一年级起，我们就自己上学，自己到食堂吃饭，脖子上永远挂着家门钥匙，放学回家除了做功课外，就是和同学玩，听到下班号响了马上“清场”——收拾房间，各自回家，以免大人回来责怪。
我的父母平时从来不过问我们的学习生活，他们每个学期只做两件和我们有关的事，一是开家长会，二是在学期鉴定上签字。
家长把孩子的教育托付给学院办的子弟小学，把孩子的一日三餐交给食堂，所谓“家”，只是一个提供穿衣、睡觉和做作业、玩耍的地方。这就是五六十年代军工大院的家庭生活方式，它让我们习惯于自立的同时崇尚自由和自强。但作为青春期成长所需要的家庭教育，特别是情感教育的缺失也会给我们的成长带来不利的因素。
当时需要什么日用品，都可以在“军人服务社”买到，我们习惯叫“供应社”，听起来好像是 发东西的地方。的确，那时军工的住房、医疗、水电都是免费供给的，就连家里的大部分家具都是学院军需处发的，在这种半供给制度下，我们没有经历生活的磨难，这一课是在在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中补上的。
★ “军工梦”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并不是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到“加强国防，防止美蒋反攻大陆”，我们从小就不断地接受这样的国防教育，对军事的关心、对军人的崇拜几乎是全民性的。
生活在当时亚洲最大的综合性军事院校——军工大院的孩子，看着穿军装的父辈为培养国防军事人才日夜操劳，过着部队大院半供给制的生活，在一个名为“建军小学”的学校里读书，自然会有一种自豪感甚至是优越感。
每当我偷偷跑到二道岗教学区内玩耍的时候都会仰望着一座座壮美的教学大楼暗自思忖：将来我要是能到这里上课多好啊，听说那里的墙有一米多厚，能防原子弹辐射。
奇怪的是，那时我的父母从来就没有跟我们提过将来要上大学，要上军事工程学院的事。也许是我太小，也许是不希望我将来学军事工程。但这没有影响我的“军工梦”：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军工！
喜欢科技、羡慕军人，这两个“天性”让我有了一个“绿梦”青春。
★ 第一支真枪
“绿梦”中最让我沉迷的还不是上军工念大学，而是从小想得到一把枪。
和所有男孩一样，我从小喜欢枪。我羡慕苏联专家的孩子的那种机关枪，也嫉妒比我大的男孩能够用木头做出逼真的驳壳枪。我只能用泥巴做手枪，按照铁道游击队小人书里刘洪手里那把枪的模样硬是用黄泥捏出一把“二十响”，涂上墨汁拿在手里心里美滋的，但是泥巴枪怎么拿得出手？很快我就有了可以在小朋友面前炫耀的真枪——气枪。
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父亲买了一把气枪，可以装小铅弹打鸟的那种气枪，类似现在的“气步枪”，有一定杀伤力，市面早已看不见了。虽然不是专门给我买的，但是我可以偷偷拿出去打麻雀，总算圆了我想玩真枪的一个梦。
我对这支气枪爱不释手，常在小朋友面前显摆，也愿意和大家分享“实弹射击”的快乐。如今想起来倒有些后怕，毕竟是可以射击致伤人的武器，比抢高不了多少的小学生竟然可以拿到外面玩，可见那时我的父母多么疏于对子女的管教。虽然后来这枪没有出事，但也给我惹了一个大麻烦。
在那年建军小学文艺汇演中，老师让我在自编的独幕剧（现在叫“小品”）《抓特务》中扮演特务，需要一把道具枪，我鼓起勇气跟爸爸说想借用家里的鸟枪，没想到爸爸当即同意，只是不让我拿子弹，我高兴得搂着枪直跳。到学校参加排练和演出时，这把真枪给我们的演出添了不少彩，我也第一次体验到演话剧的一种紧张和观众鼓掌带来的快感。可就是在正式演出之后，那支枪不翼而飞了。
我记得下场后放到舞台边的一个讲台下面的格挡中了，但是散场时去拿时却不见了，当时我急得满头冒汗，真想大哭一场。老师和同学们帮着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只好回家哭丧着脸向父亲检讨。虽然父亲很生气，但也没有对我怎么样，这倒反而让我伤心后悔了很长时间，至今想起来心里还有痛感。
★ 父亲的枪
自从丢了家里的气枪，我就再也不敢在父亲面前提起“枪”字了。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又一次引起我对枪的兴趣。
有一次父亲从外地出差回家，无意中我发现他在弯腰的时候露出腰间的一个皮套，显然是一支手枪。从皮套的大小来看，应该是那种近身防护的小型手枪。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我父亲是个有枪的人，我也很好奇，为什么出差要带枪？他到哪里去出差了？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干一件危险的工作。
那些年父亲经常出差，几乎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家，即使在家也很少跟我们说话，所以那支枪的疑惑一直到我上了高中才解开。一次偶然听到他和母亲谈话时，知道他那些年他经常去一个叫“罗布泊”的地方，参加了研制、实验第一颗原子弹的工作。后来我才了解，他的工作非常保密，组织上为了他的个人安全，给他配了一把手枪。
从那以后，我对父亲的工作充满好奇和敬意，但父亲仍然跟我们很少谈他的工作，一直到他退休多年后，才跟我讲起当年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科研实验的事。
★我的枪
没有想到十多年后，在我25岁的时候，也有了一把真正的手枪。
1973年，我从下乡的黑龙江长水河农场调到黑龙江北部引嫩工程黑河农场分局指挥部任副政委。当时从黑河地区20多个农场抽调两千多名知识青年参加水利工程会战，我在工程指挥部负责知青教育和保卫工作，在长达200公里的施工现场日夜穿行。一到晚上，夜幕笼罩的茫茫的松嫩平原上狼嚎声不绝于耳。为了安全，指挥部副总指挥把他防身用的枪给了我，那是一把地道的德国造——“蛇牌撸子”，虽然我没用它开过一枪，但是带在身上行夜路的感觉真的不一样。那把枪陪伴我度过了青春中最辉煌的一段日子，至今还经常在梦中为我壮胆防身。
三、世纪年华
从“蓝梦”童年到“绿梦”青春，两种颜色两个梦。
在我半个多世纪的生命旅途中，就像这个世界给了我纯净的蓝天大海和广袤的山川绿地一样，从性格到品格，从兴趣到职业，我的全部年华都受到蓝绿两种颜色的影响，直到今天，我还有对蓝色的无限畅想和对绿色的无比眷恋。
1977年恢复高考，我几经周折才被批准走进考场。不是我不爱农场那万顷绿茵良田，而是我向往比大地更加广阔深远的无际蓝天，那象征“科学”、“理智”和“效率”的蓝色才是我生命的本色。
我从小热爱通信科技。上高中的时候就获得过哈尔滨市少年无线电制作竞赛第一名。大学虽然学的是自动控制，但是毕业后被分配到从事密码通信科研和教学的国家机关工作，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学进步奖，退休后仍然为从事信息安全产品研发生产的企业进行项目策划和战略咨询。
更为有幸的是，当我的兴趣和爱好在蓝色科技领域如鱼得水的时候，穿上了绿色的警服，圆了我从小就有的“军旅梦”。
1988年我从国家机关调入安全机关，成为一名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的正处级侦查员。为保卫国家安全在隐蔽战线隐姓埋名、辛勤工作，曾立三等功一次，获部级机关先进工作者称号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