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逝世20周年，再看《非主流论》
童天一
1楼
（画龙创作的王小波形象）
2017年4月11日，非主流作家王小波逝世20周年。王小波生前始终没有看到自己的《时代三部曲》出版。
作为《时代三部曲》的责任编辑，钟洁玲曾经发表《三见王小波》一文。她与王小波的第二次见面是在北京中国企协招待所，讨论《时代三部曲》的出版事宜，我是在场的见证者。
5个月之后，钟洁玲与王小波第三次见面，地点是在八宝山殡仪馆，他们阴阳相隔。
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
为了纪念20年前逝世的王小波，“五十到一百”公众号连续发表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我的《非主流论》，第二篇是钟洁玲的《焦头烂额的王小波》。
王小波生前始终没有看到自己的《时代三部曲》出版
（ 钟洁玲与她责编的王小波《时代三部曲》）
（在王小波逝世11周年的时候，花城出版社曾出版《后王小波时代——中国非主流文学精选》，这是画龙设计的上册小说卷封面）
（《后王小波时代——中国非主流散文精选》，《非主流论》曾作为跋在此书发表）
作为一名非主流作家和学者，我试图总结人类社会的一切主流与非主流现象，并用最直观、最简洁的方式表达，这就是下面的《非主流论》。
我的研究方法是结构主义和话语途径的，或者叫“话语图式论”。我认为在一些常用话语背后，隐藏着一种集体的潜意识图式——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可能是康德所说的先验图式与我们后天经验的综合。通过揭示这种图式，可以找到话语背后的深层结构模式及众多基本特点。
本文找到四种图式，分别用“伍论”、“圆论”、“层论”、“话论”来介绍，最后进行综合，提出一些判断主流与非主流文学的定性指标。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一、伍论
主流与非主流现象，不仅有关文学，还涉及政治、艺术、科学、市场及社会诸多方面。我只好用全方位的视野进行分析总结，先从“伍论”开始。
我们讨论主流与非主流的现象时，经常会出现“先锋”（前卫）一词，比如“先锋文学”、“先锋艺术”，相对应的是“通俗文学”、“大众艺术”。人们经常会说，某某流派、某某款式“过时了”，“落伍了”。这些词语背后，在集体的无意识中，隐约可以看到一种直观的图式，那就是：一支行进中的队伍。如果我们将这种图式揭示出来，就会发现可以解释主流与非主流现象的许多特点。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想象或假定：
有一支走向未来世界的队伍（可以是文学的、时尚的、政治的、学术的、社会的等等），少数走在最前面的是先锋，中间的大部队是主流，落在队伍后面的是后卫——文化保守者、落伍者。
1、多数即主流，少数即非主流。
2、先锋和落伍者，都是非主流。
3、行进中的队伍是动态的，大部分先锋可能永远消失，有的先锋可能成为主流，甚至成为落伍者。主流中某些人，有可能渐渐或突然变成非主流，成为先锋或落伍者。
4、主流与非主流，没有好坏、美丑、善恶之分。当然，主流因为人多，他们规定了什么是好坏、美丑、善恶，否则就不是主流，非主流自然不会认同。
5、队伍行走的路径——可以是直线向前，可以曲折前行，可以倒退，可以环行或螺旋上升——有文艺复兴、新儒家，也有重复过去的流行时尚。因此，过去落伍者，有可能成为先锋。
6、主流的变更，是范式的转变或替换，其方式可以是改良的、改革的，甚至是革命的。
7、悖论：现代社会有自为的先锋，不可能有自在的先锋。如果先锋不被主流认同，就不可能是先锋——队伍前面的人如果不能引领未来潮流，就说不上是真正的先锋；先锋一旦被主流认同，就可能成为主流，就不是先锋。
李敖大约这么说过：真正的英雄已经成为烈士，活着的英雄不过是政客。套用一下：真正的先锋已经成为先烈，活着的先锋不过是主流——逝去的王小波就是先烈，他的主体符号成了主流——甚至成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可见，现实中有挂着先锋名义的主流或落伍者。
“伍论”的优点：
1、伍论图式具有直观的动态性；
2、主流即多数，非主流即少数，定义简单明了；
3、成功解释了先锋现象，并将少数保守的落伍者也划入非主流，肯定了落伍者的价值，越超了简单的好坏之分——有人认为非主流是好的，有良知的，主流则相反——或者主流是好的，有良知的，非主流则相反。
4、可用来判断时尚或市场主流——主流产品必定是产销量最大的，因为最多人购买，人们用钱投票；
5、可以解释建立在多数人同意基础上的现代民主政治，即任何公平、公开、公正并且合乎程序的选举，主流的执政者是多数人认同的；非主流的在野者是少人认同的。
“伍论”的明显不足：
如果少数人垄了权力，控制了多数人，主流就不是多数，而是数垄了权力的少数—— 和专制社会就是这样。可见，“伍论”不能解释主流背后的权力关系。
二、圆论
人们谈论主流与非主流现象时常用这些关键词：“中心”、边缘”、“权力”和“民间”。在这些词语背后，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中，隐约可以看到一个同心圆的图式。因此我们可以这么想象：
存在一个平面或立体的同心圆（可以是文学的、时尚的、政治的、学术的、社会的等等），圆心是权力中心，是主流；圆周是远离权力的边缘，是非主流。
（中心的皇帝会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1、权力（中心）即主流，边缘（民间）即非主流。
2、靠近圆心面积小——人少，意味着主流人少；靠近边缘面积大——人多，意味着非主流人数众多。少数人在统治多数人。在专制社会和 社会，差不多是一个人在统治，多数人不是被恐怖手段吓倒，就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洗脑，成了帮凶——但仍有极少数边缘（民间）的异类。
3、“边缘—中心”存在着双向的互动：任何个人（或团体），同时被两个相反方向的力量控制，一个是向心力，另一个是离心力（自由的本能）。
4、越靠近中心，向心力越大，离心力越小；越靠近边缘，离心力越大，向心力越小；中心的皇帝会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边缘的民间百姓则回应：“山高皇帝远，你管不着。”
5、权力中心的主流特点：封闭，有序，稳定，保守，传统，成熟，缺少活力；权力边缘的非主流特点：开放，无序，自由，无助，创新，幼稚，但具有活力。
6、在今天的社会，中心权力不仅是行政、司法、立法权力，还包括暴力（武装力量）、主流意识形态权力，资本权力，知识权力，政党（社团）权力，体制权力，习俗权力，宗教权力，大众市场消费者的购买权力，等等。
7、权力的转移：传统社会的核心权力，是暴力；现代社会的核心权力，是资本；后现代社会的核心权力，是知识。
8、“边缘—中心”的结构转换，可能采用三种方式：改良、改革和革命。
“圆论”的优点：
1、成功解释了主流与权力的关系。
2、主流即中心，即权力；非主流即边缘，即民间；也算容易理解。
3、同心圆的图式具有地理直观性——可以解释：中国近代社会的重大变革为什么总是以边缘的广东作为发源地？康梁领导的改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广东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相反，从权力中心到边缘地区的干部，往往认为广东没有文化，希望广东建“文化大省”。其实广东纸媒领中国媒体改革之潮流——以南方报系为代表，在建“文化大省”之前已经被普遍认同。王小波的《时代三步曲》，漫游过北京多家出版社，却不能出版，最终是广东花城出版社编辑主动上门要稿——小波逝世10年之后，北京三联生活周刊说成是王小波自己投稿，这种边缘与中心的文化关系耐人寻味。
有意思的是，边缘地区的人也往往缺乏文化自信，比如，现在一些本土广东人认为，广东人能干实事，但不会起名字，没有命名能力。事实不是这样，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到孙中山领导的三次北伐，其间广东人不知起过多少影响全国的名字。即便是改革开放之后，广东人命名的“读图时代”，就持续影响了中国新闻出版潮流。2008年3月1日，百度检索“读图时代”，找到相关网页约2,630,000篇；相比之下，同一天检索北京人命名的“红卫兵”，百度只找到相关网页约1,490,000篇，几乎少一半。现在许多博士和硕士的论文，题目就是 “读图时代”，或以“读图时代”为研究对象。
命名权，通常属于知识中心和权力中心，边缘的广东人命名了，许多广东人还看不见。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2018年是40周年），反思“读图时代”的意义，反思边缘的非主流创意，总结广东人近代以来领导的多次历史潮流，对解放思想非常必要。
“圆论”的明显不足：
“圆论”否定了“多数即主流”的主流指标。不错，“权力即主流”，但不能排除多数也是主流。
另外，“圆论”无法解释市场的主流现象——大众消费者用钱投票，背后可能有资本的力量在引导，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满足消费者需求，消费者是“上帝”，是主角，任何权力都必须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