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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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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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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第一章 莫须有
据《宋史》记载:绍兴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岳飞入狱后。韩世忠当时已被罢去枢密使,改任醴泉观使的闲职,之后“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以躲避秦桧的迫害。但是,为了岳飞的深冤,韩世忠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
秦桧冷冰冰地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
韩世忠“艴然变色”,愤愤不平地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这个故事几乎被所有版本的《岳飞传》采用,成为岳飞冤案的重要符号,超过了岳飞真正的罪名。后被用以表示凭空诬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清孔尚任在《桃花扇•辞院》中说:“这也是莫须有之事,况阮老先生罢闲之人,国家大事也不可乱讲。”准确地说,“莫须有”甚至比岳飞更加有名,如果没有“莫须有”三字,岳飞可能还没有现在的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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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一、“莫须有”的含义
“莫须有”这个词的含义自出现以来就有很大的争议,总结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
(1)或许有、也许有。这是主流的看法,《辞源》持此观点。或许有,有一种推测的成分,含糊其辞,对一位元帅级的高官采取这样不负责任的态度,自然不能服人,所以更加凸显了岳飞的冤屈。
(2)必须有。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毕沅(《资治通鉴考异》)、朱彝尊等,并且有《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作为旁证。
(3)难道没有。学者李敖通过对宋朝书籍中的考证,得出“莫须”是宋朝的口语,是“难道没有”的意思。在现存宋朝的书籍资料中,至少可以找到数十条在对话中使用“莫须”例子,比如:《曾公遗录》中:
曾布问:不审陛下以光等为有罪、无罪?
徽宗答:莫须是有罪?
曾布回:圣意如此,臣乃敢尽言……光等诋毁神宗变乱法度,则事迹具存,岂得为无罪?
可是,前面3种解释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岳飞案的审理已经接近尾声,大致的罪名已经确定。秦桧作为主要负责人,绝对知情,用不着含糊其辞。此外,秦桧的身份也不允许其用这种回答来应对官员的质疑。
北京青年报《千古疑案“莫须有”》一文在推翻了前四种解释后,给出这种解释:“莫须有”,这三个字完全可以直接从字面理解为:“不须有”,也就是说不需要理由。为什么不需要理由,因为秦桧明白这是皇帝的愿望,一切都是走过场而已。
绍兴十年宋高宗下达《御札》:“……据(今来)事势,莫须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其设施之方,则委任卿,朕不可以遥度也。”为了救援顺昌,宋高宗命令岳飞出兵,而岳飞仅以少量兵力敷衍。宋高宗对此训斥岳飞不要重兵防守,轻兵作战。因此,可以很肯定的说:“莫须有”是不须有的意思。
1、“莫须有”罪名的危害。
如果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对南宋而言,绝对是一场灾难。岳飞虽然已经被解除兵权,但依然是枢密院副使。如此一个高官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文武百官必然震动,人人自危,秦桧本人也胆战心惊。即使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的帝制时代,皇帝杀人都需要走司法程序,交由司法部门议罪。
隋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杨广征讨辽东,有方士安伽陀,自言晓图谶,谓帝曰:“当有李氏应为天子。”劝尽诛海内凡姓李者。但总不能真的把天下姓李的都杀光,于是隋炀帝就在姓李的朝中重臣中寻找目标。这其中有个大臣叫李浑,被隋炀帝认为是最大的嫌疑人。此外,据说文帝杨坚曾经做过一个噩梦,梦到一场洪水淹没了隋朝的都城,正好“浑”也带三点水,更加印证了这个谶言。杨广随即设计陷害诛杀李浑。次年,李浑妻兄宇文述告李浑谋反,炀帝趁机诛杀李浑宗族三十余人。
皇帝杀大臣必须要一个可以令天下人信服的罪名,那种“拖出去斩了”大多是影视剧中的情节,真实的历史上不仅少见,而且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符生生性残忍、杀人如麻,毫无人性。上朝时随身带着各种刀具、斧子、弓箭等凶器,那个大臣讲话稍不中听,刀、箭就有可能飞过去。很多大臣因此死得不明不白。
一天,苻生在太极殿召宴群臣,命尚书辛牢为酒监,令极醉方休。群臣饮至尽醉,辛牢恐怕群臣过醉失仪,劝酒不是很积极。苻生大怒:“你为何不劝人饮酒,不见还有在那里坐的么?”说至此,手中已取过弓箭射去,一箭射穿辛牢的脖子。群臣吓得魂魄飞扬,不敢不满觥强饮,最后皆醉卧地上,失冠散发,呕吐物一身一地。苻生反而以此为乐,又连喝了几大杯,也自觉支持不住,才返身入寝去了。群臣才得以松了口气,相扶踉跄散归。
符生如此残暴,最终引来杀身之祸。寿光三年(357年),当时御史中丞梁平老等人都劝有时誉的苻生堂弟、东海王苻坚杀苻生以救国,苻坚同意但不敢发难。
六月有一晚,苻生对侍婢表示翌日就要杀苻法、苻坚两兄弟,侍婢于是立刻告诉二人,于是二人与强汪、梁平老和吕婆楼等都率兵冲入皇宫,宫中宿卫将士知道苻坚夺位都向其投降。苻生当时仍然在酒醉中,知有人攻来,就大惊,问侍从:“那是什么人?”侍从答:“是贼!”苻生就说:“为什么不下拜!”苻坚兵众听后大笑,苻生更说:“还不快快下拜,不拜的我就斩了他!”可是,无人回应符生的君令。不久,苻生被苻坚杀害,享年二十三岁,在位仅仅2年。
杀大臣不仅要堵读书人的嘴,更要让天下人信服,否则政治根基就会受到动摇,不仅会在强敌面前示弱,更会给野心家可乘之机,祸起萧墙。此外,在皇权面前,大臣虽有党争,但毕竟同气连枝。如果一个大臣今天死得不明不白,那么自己明天也有可能死得不明不白。这将导致君臣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危及国家社稷。更别提岳飞还是一个武将,在军队引起的骚动极有可能直接葬送南宋。如果自己敬佩的主帅被“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岳家军全体将士还会继续为南宋效忠吗?因此,岳飞一定要以重罪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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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2、“莫须有”故事的真实性。
岳飞死后,南宋朝政稳健如泰山,没有受到“莫须有”影响。因此,有学者质疑“莫须有”故事的真实性。李裕民经过周密考证,认为这故事是人为编造的。
遍查宋代史料,最早记载莫须有故事的是赵雄淳熙三年(1176年)为韩世忠撰写的神道碑,全称为《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勲之碑》。文云:“岳飞之狱,王不平,以问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王艴然变色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可是,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孙觌写的《韩世忠墓志》中不仅没有提及“莫须有”,甚至将岳飞和范琼这类投敌叛国的奸臣并列。志云:“主上英武,所以驾驭诸将,虽隆名显号,极其尊荣,而干戈鈇钺,亦未尝有所私贷,故岳飞、范琼辈皆以跋扈赐死。惟公进而许国,杖一剑戡除大憝,为社稷之臣;退释兵柄,以功名富贵始終……泽流子孫,书勋竹帛,追配前哲,可谓贤也已! ”
宋代墓志与碑铭,都是由死者的家属或亲友提供素材,作者据以撰写成文。因此,莫须有的素材应该是韩世忠子彦古提供的。
李裕民认为韩世忠家属为了利益,在宋高宗时代“当时没有站出来为岳飞说话,怕殃及自己和全家”;当孝宗为岳飞平反之后,韩世忠的后代为了沾光,“家属不惜以重金酬谢撰者与书写人”编造莫须有故事。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只怕未必。
韩世忠去质问秦桧“岳飞所犯何罪?”,就表明韩世忠并不肯定“岳飞谋反”一事。那么,在“岳飞谋反”之前,岳飞最有可能的罪名是什么呢?那就是“淮西逗留”!淮西战事结束后,张俊和言官整天追着宋高宗,要求惩处岳飞“违诏逗留”之罪,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可是,淮西战事不光是岳飞,韩世忠自己也有问题,没有按照宋高宗的预定时间,如期抵达濠州。实际上,韩世忠此行根本不是去为岳飞打抱不平,而是去探听岳飞是否死于淮西违诏。如果岳飞死于淮西违诏,那么下一个就是韩世忠,家人也免不了受到连累。
韩世忠身为枢密使,官位仅次于宰相,真要为岳飞说话,完全可以跳过秦桧,直接面见宋高宗。按宋朝的议事规则,有关政务事,皇帝与宰相、参知政事商讨,军事则与枢密使、副商议,商议毕,大臣有事可以单独留下,与皇帝谈,称之为留身奏事。由于是两人之间的交换意见,即使皇帝不爱听,不接受,后果也不至于太严重,更不会下狱。可是,韩世忠没有这样做,却背地里去找秦桧质问,是不是很奇怪?
当秦桧说出“莫须有”时,韩世忠除了愤怒,还有恐惧。到这种时候,朝廷都不肯将实情告知,那么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自己。当朝廷公布的岳飞罪名中有“违诏逗留”时,韩世忠为了自保,于十月辞去枢密使职位。韩世忠为了向家人解释,可能在无意中向家人提起了“莫须有”。
当孝宗为岳飞平反,打击秦桧党羽时,身为秦桧的既得利益者,自然要忙着和秦桧划清界限。《要录》卷143载:绍兴十有一年十有二月戊子(二十四日),“直祕阁、新知温州秦梓试祕书少监兼崇政殿说书,梓、桧皆引嫌辞,上不许。右承务郎韩彦质、彦朴并直祕阁。二人皆世忠子也。”同时,韩家人发现“违诏逗留”并不是什么大罪,就将“莫须有”加工一番,呈报给孝宗。
3、“不杀大臣”。
秦桧既然对韩世忠说出“莫须有”,就不怕韩世忠传扬出去,可这将严重损害秦桧的政治声望和利益。秦桧身为权斗高手,显然不会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那么只有一种可能,秦桧是在非理智状态下,说出“莫须有”的。
根据陆游《避署漫抄》记载,宋太祖在建隆三年(962年)曾立下秘密誓约。这个誓约中明确指出宋朝皇帝不得杀大臣和言官,否则必遭天谴。宋太祖立下的“秘密誓约”在整个北宋历代都得到了相当严格的执行,所受的最重的处罚,也不过是流放海南岛。比如大臣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也仅流放了事。就算是在士大夫受祸最惨烈的宋高宗三十六年,也仅开过三次杀戒。一次是杀岳飞、张宪与岳云;二次杀直言敢諫的名士陈东和欧阳澈(很快就下了罪己诏),三次杀张邦昌、宋齐愈等降金媚敌者。
“不得杀大臣”不仅保护言官大胆谏言、抨击时政,也是宋朝所有官员(包括权臣、贪官污吏)最后、最有效的保命工具。“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即使最厉害的权斗高手也会“马失前蹄”,自己死后,家人面临清算的危险。因此,宋朝的士大夫即使在党争最激烈的时刻也不敢轻易触碰“不得杀大臣”这条红线。秦桧身为权臣,对此颇有心得。这就是为什么秦桧即使只手遮天十几年,也不敢轻易开杀戒。
秦桧很可能想保住岳飞,免其一死,甚至不惜搬出太祖的祖宗家法。因为此例一开,宋高宗今天可以杀岳飞,明天就可以杀秦桧。但是,宋高宗杀意一绝,无动于衷。秦桧只能无奈地离开,正好遇上韩世忠的询问。秦桧极有可能在愤怒的心态下,对韩世忠脱口说出:“莫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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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二、大理寺定罪
王明清在《挥麈录•余话》卷二记载:“明清壬子岁仕宁国,得王俊所首岳侯状于其家。……次岁,明清入朝,始得诏狱全案观之,岳侯之坐死,乃以尝自言与太祖俱以三十岁为节度使,以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庚牌不即出师者凡十三次,以为抵抗诏命……首状虽甚为鄙俚之言,然不行更一字也。”当然,更加详细的大理寺罪状在史书中有记载。归纳总结下,南宋司法机构给岳飞定的罪名有三:
1、指斥乘舆。
指斥乘舆,表面的意思是骂皇帝的座驾。但自始皇帝开始,乘舆就是皇帝的专属名词,也代表皇帝本身。“人主以天下为家,乘舆巡幸,不敢指斥尊号”。指斥乘舆,就是骂皇上。根据宋律:“ 指斥乘舆,情理相切害者,斩。”
绍兴十一年淮西战事期间,岳飞在南宋诸军被金军各个击破,金军北撤后,最后一个抵达战场,说了一句:“国家了不得,官家不修德!”大概意思是:宋高宗无德,治国无方。
2、淮西违诏逗留。
绍兴十一年淮西之战,宋高宗先后向岳飞下达15道亲扎,命令岳飞向淮西进军。岳飞却拥兵自重,视若无物。当今所有的主流史学观点都认为这是无中生有,冤枉岳飞。但是,岳珂为其爷爷辩解而撰写的《淮西辩》就是最好的证据,可以证明岳飞的确违诏逗留。按《宋刑统》卷第十六《擅兴律》的规定:“临军征讨而稽期者,流三千里,三日斩。”
3、写书信给张宪、岳飞,唆使张宪、岳云等岳家军将领谎报军情,骗取兵权,意图割据。
因为最重要的关键物证——书信被张宪、岳云销毁,无从查证。“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这成为岳飞翻案的关键,也是古今史家为岳飞喊冤的依据。没有了证据,什么都不能成立。岳飞到底有没有谋反,都无从证明。可是,无罪推定原则是最基本的法律准绳。只要没有证据表明岳飞真的谋反,那么岳飞就是无罪。可以很肯定地说:岳飞谋反是一个冤案。
提起这份大理寺罪状,几乎所有史家都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一份由秦桧主使,张俊、万俟禼、何铸、罗汝楫炮制的冤假错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作者李心传做出明确的结论:“余尝得当时行遣省札,考其狱词所坐,皆一时锻炼文致之词,然犹不过如此,则飞之冤可见矣!”可是,岳飞在淮西战事的表现足以让宋高宗失去对其的信任。宋高宗如何判定这份罪状才是问题的关键,至于冤不冤和旁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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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第二章 淮西逗留
王次翁的《叙纪》中记载:“绍兴辛酉,虏人有饮马大江之谋。大将张俊、韩世忠欲先事深入,惟岳飞驻兵淮西不肯动。”对此,岳珂在《淮西辩》中,极力为其祖父岳飞申辩,其理由主要是岳飞率军奔赴淮西,并没有“稽期”,反而带病抗敌,得到了宋高宗的嘉奖,甚至将责任推给淮西战地总指挥张俊,称其贪功,故意阻挠。
现代宋史权威,如邓广铭、王曾瑜等,以及其他研究岳飞史料的专家,几乎都附和岳珂,为岳飞开脱,甚至认为是秦桧有意组织万俟卨,何铸、罗汝楫等人,谋害岳飞。果真如此吗?既然有《淮西辩》这个关键证据,就应该用《淮西辩》来证明岳飞的无辜。
纵观整个淮西之战,南宋中央朝廷和岳飞之间的博弈,围绕着两个地点展开,即庐州和寿春。
一、庐州
庐州就是今天的合肥,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名城,位于中国华东地区、长江三角洲西端,江淮之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庐州素有“淮右噤喉,江南唇齿”之称,是连接江、淮的重要枢纽,“江淮表里之势”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庐州的安危。
1、兵家必争之地。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庐州)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三国时,吴人尝力争之。魏主睿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之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盖终吴之世,曾不能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
宋高宗南渡后,先后与伪齐刘瑜、金国分淮而立,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南北分疆,两淮皆战场也”。庐州很快成为南宋重要的军事边镇和对敌作战的前沿基石,在南宋军事体系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宋史•地理志》记载,南宋时期淮南西路的范围主要是“府二,安庆、寿春,州六,庐、蕲、和、濠、光、黄,军四,安丰、镇巢、怀远、六安为淮西路。”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水乡,河网密集。在此期间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巢湖、大雷池等众多湖泊,湖沼纵横。密集的水网不仅有利于水路交通运输,更是对付以骑兵为主、不习水战的北方军队的重要屏障。
守江必守淮,守淮必守庐。失去庐州,就等于失去淮西,失去长江。如此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怎能轻易放弃。绍兴十一年,获得顺昌大捷的宋朝著名军事技术家、守城战专家陈规任庐州知州兼淮西安抚使,肩负起庐州防御重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是绍兴十年闰六月,“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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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2、陈规。
《宋史》评价陈规:“自绍兴以来,文臣镇抚使有威声者,惟规而已。规功名与诸将等,而位不酬劳,时共惜之。”
靖康二年,金军大举南侵,一些叛军趁机四处劫掠。面对这种严峻形势,陈规积极整军备战、改良城池,创造新的战法。在1126年到1132年这六年间成功抵御了敌军大小9次围攻,取得了卓越的战绩。
陈规针对前人城池攻防战的得失,结合自己的军事实践,创作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军事防御专著——《守城录》。《守城录》较早提出了“重城重濠”、“守中有攻”以及使用新式火枪等城邑防御战理论和方法,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中国兵家思想史上最早的和比较明确的表述。陈规的军事思想堪称实战经验的总结,具备极强的实践性,对后世影响颇深。如宋高宗时,注重军事采编的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中全文录入了陈规的《靖康朝野佥言后序》;乾道八年(1172年),宋孝宗下诏刻印陈规所写的《德安守城录》颁行天下,作为将领守城时的参考和借鉴。此外,其内容还被后世诸多兵书所引用。如明朝钱旃的《城守筹略》就是以《守城录》为启端,在此基础上加以深入研究并扩其范畴而来。
陈规不仅擅长理论,更重于实战。绍兴十年,陈规亲自参加,并指导了顺昌保卫战,重挫金军锐气。
金国归还河南地区,陈规改任顺昌府知府,修缮城墙,招集流亡。当时恰逢东京副留守刘锜率兵去东京赴任,经过顺昌境内,陈规出迎,迎进城中还未坐稳,就有人来报说金军已经攻陷开封,陈规就告诉刘锜城中有米粮数万斛,互相勉励一同死守顺昌。
由于顺昌城墙坚固、物资准备充分,金军久攻不克。时值酷夏,天气炎热,刘锜趁金军气力疲惫时,率领城中守兵争相奋勇杀敌,斩杀俘获无数,完颜宗弼也连夜逃走。
刘锜能击败金军,主要归功于陈规就任顺昌知府后,广籴粟麦充实仓库。当时计议司要将收缴到的粮食转运到黄河边上,陈规请求用金帛代替交纳租赋,到金军入侵时恰好派上用场。
陈规还是著名军事技术专家。据史料记载,最早研制和使用管形火器的就是陈规。这种管形火器用长竹竿做成,竹管当枪管。使用前先把火药装在竹筒内,交战中从尾后点火,以燃烧的火药喷向敌人,火药可喷出几丈远。绍兴二年,一群散兵游勇聚集在一个叫李横的旗帜下,四处抢夺,袭扰城镇。一天,李横带着他的兵丁攻打德安城,在这次的战斗中,陈规运用他发明的火枪组成一支60多人的火枪队,2-3人操持一杆火枪,共计约“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条”,最终将李横的部队打的落花流水。这种武器就是世界军事史上最早的管形火器,被后人称为“现代管形火器的鼻祖。”
可惜的是,陈规到任庐州后生病。抱病在床的陈规只能吃力地支撑起身体对朝廷使臣说:“军事上的事,由机宜负责;郡城中的事,由通判负责。”《宋史•列传第一百三十六》载:移知庐州兼淮西安抚,既至,疾作。有旨修郡城,规在告,吏抱文书入卧内,规力疾起曰:“帅事,机宜董之;郡城,通判董之。”很显然,重病的陈规明确告诉朝廷,有机宜和通判在,庐州可以守。朝廷也相信陈规,毕竟陈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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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3、刘锜开赴庐州。
通鉴记载:“(正月)辛亥,上谕大臣曰:‘李左车言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敌若犯淮,其势粮必在后,但戒诸将持重以待之。至粮尽欲归,因其怠而击,则无不胜矣!’”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基本指明了南宋中央在淮西之战第一阶段的战略意图。即依托坚固的城池、有利的地形,重兵坚守,待金军粮尽、士气低落之时,进行反击。纵观整个淮西地形,只有庐州才能肩负起这样的防御重任。可以肯定,南宋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就是依托庐州打一场防守反击战。
(正月)己未,淮北宣抚判官刘锜,自太平州渡江以援淮西。锜有兵二万,马数百,朝廷闻报,亟令张俊还建康拒敌。时孙晖、雷仲皆弃城而出,金人破寿春,杀守兵千馀人,系桥淮岸以济其众。
刘锜出身将门,是泸川军节度使刘仲武之子,少时随从父亲刘仲武征战。有一次营门口水缸中盛满水,刘锜一箭射中水缸,拔出箭矢缸中水如注涌出,刘锜随后又射出一箭正好将原来的箭孔塞住,人们叹服其射技精湛。《宋史》称“张俊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
刘锜在绍兴十年取得的顺昌大捷是南宋初抗金重要战役之一,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城邑防御战,更是金军南侵以来遭到的最重大的惨败之一,震撼了金国统治者。出使金国的洪皓,曾就此战奏报宋高宗说:“顺昌之役,敌震惧丧魄,燕之珍宝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
顺昌防守过程中,陈规设宴犒劳将士,酒喝到一半时问道:“兀术率领精兵将至,我们要用什么计策对付他呢?” 众将中有人说我们现在已多次获胜,应乘势保全军队撤退。陈规说:“朝廷养兵十五年,正是为了紧急时使用,况且我军多次挫败敌人锋芒,军威稍振。我已经有一次大难不死了,现在前进也是死,后退也是死,不如进攻为国家尽忠。”刘锜叱责众将说:“知府大人乃是文人,尚能发誓死守,更何况你们这些武将呢!现在,金兵营垒离我们只有三十里之遥,兀术如果派援兵来,我们的军队一动,金人必穷追不舍,百姓必然先大乱,这必导致全军狼狈逃窜,不仅前功尽弃,还会导致两淮地区受到侵扰,使江、浙受到震动。我们生平之志是报答皇上,结果却反成误国,那还不如背城一战,这样才能死中求生。”
南宋朝廷紧急命令刘锜开赴庐州,加上陈规的保证,足以显示南宋决心死守庐州,再造一个顺昌大捷。毕竟刘锜和陈规已经成功过一次,难道就不能有第二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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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4、江州
《淮西辩》的第1和第2御札都提到了“江州”这一地名,当今史家观点都只用“照应江淮”来解释。可是,这是肤浅的。江州不仅靠近江淮,还代表一种行军方式、一个方向。岳家军不仅拥有陆军,还拥有令人胆寒的水军。这支水军不仅深谙水战,还拥有强大的水上投送能力。
绍兴五年,镇压杨么军之后,岳飞几乎收编了杨么全部的洞庭湖水军,缴获一千多艘战船,包括几十艘作为主力舰的大车船。“鄂渚水军之盛,遂为沿江之冠。”岳飞命令在与鄂州隔江相望的汉阳军城建造水军营寨,所占之地军城的三分之一。
朝廷对岳飞的要求不仅仅只有南下江州,去照应江淮,而是取道长江,经江州,顺流而下,进入江淮战场。大战一触即发,根本不可能让岳飞充当预备队,毕竟江州离主战场太远了。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岳家军的战船大部分都集中在江州。朝廷命令岳飞去江州换乘战船,快速进入江淮地区。绍兴七年,岳飞水军“舟师屯九江,为淮、浙声援”。绍兴八年,“岳飞将带官兵、水军人舡,前来江州驻扎”。绍兴十年,岳飞的水军曾接管东至池州的江防。很显然,进入池州水域的岳家军战船是以江州为基地的。此外,江州水军是江淮防御体系的一部分,虽然在名义上隶属岳家军,但朝廷是否同意岳飞将其调回鄂州大营,值得商榷。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岳飞此行的目的地应该是巢湖。巢湖有一个长江入口——裕溪口,从长江走水路可以直达巢湖北岸的庐州城下。绍兴二年,南宋擒获投降金的庐州权镇抚使王亨,当时宋军的进军路线就是经巢湖入庐州。如果岳飞在巢湖北岸登陆,既可以快速支援庐州,也能对庐州城下的金军进行迂回包围。岳飞从江州走水路去庐州不仅比陆路快,还能携带充足的物资和辎重。值得注意的是,在万俟禼弹劾岳飞的罪状就有“不携辎重”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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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5、首札时间
(1)据深报,虏人自寿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庐州界上,张俊、刘锜等见合力措置掩杀。卿可星夜前来江州,乘机照应,出其前俊,使贼腹背受敌,不能枝梧。投机之会,正在今日,以卿忠勇,志吞此贼,当即就道。付此亲札,卿宜体悉。 付飞。御押。发于正月二十九巳
宋高宗宸翰七十三。
这是《淮西辩》的第1御札,岳珂为给其爷爷开脱,篡改了御札的发出时间。如果是正月二十九日发出,则意味着朝廷在策划庐州防守反击战时,并没有将岳飞部纳入战略考量中。然而,这就很难解释清“出其前俊(后),使贼腹背受敌”。显然,朝廷根本没有让岳飞充当预备队的打算,而是要岳飞出击,配合张俊共同夹击金军,使其腹背受敌。
二月初,张俊的部队才进入和州,距离江州相当遥远,二者之间根本无从谈配合作战,夹击金军。此外,庐州以南淮西地区因为没有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地迟滞、牵制金军,可能还不等张俊、岳飞合兵,金军就已渡江南下,或者北撤逃之夭夭。除非宋军准备和金军在长江三角洲平原打快速进攻的野战,这估计连宋高宗本人都不敢想象,也不符合南宋朝廷的既定战略方针。那么,唯一符合张俊、岳飞合兵的地方只有庐州。自古以来,淮西大战几乎都围绕着寿春——庐州展开。
宋高宗3扎命令岳飞前往和州合兵,一些人据此认为,南宋准备在和州合兵抗击金军,可这只不过是臆想而已。和州位于建康西南的长江北岸,是建康的门户。和州北依淮阳丘陵,有众多的山头可以设防,可距离易守难攻还差很远。从古至今,还未听过弃守庐州,而保和州的说法。绍兴六年,伪齐军南侵,刘光世不战而逃,弃守庐州。张浚立即驰至采石下令:“有一人渡江者斩!”从理论常识上看,弃庐州,就等于弃淮西,必然南渡长江。如果南宋真的弃淮西,为什么刘锜、张俊、杨沂中要过江,而不是据江而守?此外,张俊收复和州城后,“宿于江中”。可见,张俊缺乏坚守和州的信心和勇气。
(二月)初,金都元帅宗弼既入合肥,谍者报金人已入含山县,渐入历阳。时张俊诸军已趣装,犹未发,江东制置大使叶梦得见俊,请速出军,俊犹迟之,曰:“更俊探报。”梦得曰:“敌已过含山县,万一和州为金人所得,长江不可保矣。”俊遂令诸军进发,谕诸统制曰:“先得和州者胜。”德曰:“德当身先士卒,为诸军前锋。”俊壮之,将士皆鼓舞,讠雚噪而行。有报已失和州者,德乃率所部兵渡采石,约俊明日入城会食。至中流,闻敌势甚众,莫敢前,德驱之进翟,首先登舟。俊宿于江中,德率众径至城下,敌退屯昭关。
张俊进入和州的行动颇为奇特。按理来说,斥候报告金军已入含山县,张俊就应该抢占和州这一要地,但张俊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派遣斥候继续核查。直到江东制置大使叶梦得明确告知张俊,金军已过含山县(意味着庐州已失),才仓促过江。当时张俊全军已经整装待发,却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只能说明:张俊的目的地不是和州,而是要乘船去往他处。那么,张俊极有可能也是去巢湖北岸的庐州。简单来说,张俊、岳飞先后在巢湖北岸庐州的东西两翼登陆,共同夹击庐州城下的金军。
因此,岳飞参战是南宋朝廷一开始就计划好的,根本不是淮西宋军溃败,临时拉来救场,何况淮西主力张俊部都没有和金军交手。可以肯定《淮西辩》首札的发出时间不是正月二十九日,而是正月十九日。刘锜开赴庐州的同时,宋高宗就向岳飞发出了向江州进军的命令。也有可能更早,刘锜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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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6、君臣初次博弈。
(2)比以金贼侵犯淮西,已在庐州,张俊、杨沂中、刘锜见并力与贼相拒。已亲札喻卿,乘此机会,提兵合击,必成大功,副卿素志。卿可星夜倍道来江州,或从蕲、黄绕出其后,腹背击贼。机会在此,朝夕须报,再遣亲札,想宜体悉。 付飞。御押
宋高宗宸翰七十四。
相较于1扎,变化在于:宋高宗多给了岳飞一个自由选择的出兵方向——寿春。显然,岳飞抗令,拒绝去江州。据岳珂辩护:岳飞志在中原,不想南下江州。《金佗稡编》卷三,《宋高宗皇帝宸翰》记载:“今虏在淮西,臣若捣虚,势必得利。万一以为寇方在近,未暇远图,即乞且亲至蕲、黄相度,以议攻却。且虏知荆鄂宿师,必自九江进缓,今若出此,贵得不拘,使敌罔测。”为此,宋高宗多给了岳飞一个去北边的目标。其实,宋高宗还是想让岳飞去江州。要不然也不会将两个目标放在一起,让岳飞自由选择。
要想从背后袭击庐州金军,只能迂回到庐州以北地区,可必须要得到友军的策应、支援配合。如果刘锜失守庐州,张俊大军就有可能撤出淮西,渡江而逃,前往庐州以北的岳飞势必成为孤军。金军一个回马枪,岳飞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此外,庐州以北只有寿春这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如果是去寿春,更加凶多吉少。不过,庐州还在,这一点,宋高宗深信不疑。
7、刘锜违令弃守庐州。
乙丑,刘锜至庐州,驻兵城外。时枢密直学士、知庐州陈规病卒,城中无守臣,备御之具皆阙,官吏军民散出逃遁,惟有宣抚司统制官关师古兵二千馀人。锜巡其城一匝,曰:“城不足守也。”乃冒雨与师古率众而南。
因为陈规副官玩忽职守,致使庐州战备不足。刘锜在城中转了一圈,就以“城不足守”为借口,视中央战略意图于不顾,擅自放弃庐州这一淮西军事枢纽。真的无语?!难道不是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3)虏犯淮西,与张俊和州相拒。已遣亲札,趣卿倍道前来,合力击贼,早夜以俟。卿忠智冠世,今日之举,社稷所系,贵在神速,少缓恐失机会也。再遣御札,卿当深悉。七日。 付岳飞。御押
宋高宗宸翰七十五。
此扎发出时,庐州已失,再让岳飞去寿春,与送死无异。因此,宋高宗让岳飞去和州和张俊合兵。值得注意的是,宋高宗在夸岳飞“忠智冠世”的同时,使用了“趣”这个字。“趣”,古同“促”,有催促;急促之意。表明宋高宗对岳飞迟缓的行动有些不满。
“七日”必须值得商榷。二月初,张俊入和州,很快就报告朝廷。宋高宗为了避免岳飞陷入孤军困境,可能连夜发诏,取消岳飞“出其后”的命令。因此,此扎和张俊入和州的时间不会超过1日,最多2日。
庐州失守,南宋朝廷此前围绕庐州展开的各种部署都失去了意义。但是,南宋朝廷人才济济,很快就制定出了新的御敌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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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二、寿春
寿春,古时称寿州,如今安徽寿县。寿春,处于八公山之阳,淮河南岸,淝水之滨。南人得之,则中原失其屏障,北人得之,则江南失其咽喉。在古代,凡是南北对峙,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寿春都是争夺的焦点。南北王超都竭尽全力往来争夺,战争频繁,规模巨大。顾祖禹对寿春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作过恰如其分的评价:“控扼淮颖 ,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
1、南宋中央作战战略转型。
(二月)丙子,帝谓大臣曰:“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得乘间猖獗。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敌窥江,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其后卒如帝所料。
这是大臣鼓励宋高宗坚守的建议,大意是“如今和建炎年间不同,兵强马壮,不用惧怕金军。如果金军敢渡过长江,则可乘机攻击其后,令其首尾难顾。即使长江南岸不设防,估计金军也不敢轻易渡江。”可是,刘琦已经弃守庐州,金军必然兵临长江。为此,南宋决定改守为攻,“我兵皆乘其后”。
(4)虏寇聚于淮西,张俊、杨沂中、刘锜已于和州巢县下寨,与贼相拒。韩世忠出兵濠上。卿宜倍道,共乘机会。前所发亲札,卿得之,必已就道。今遣张去为往喻朕意,卿更须兼程,无诒后时之悔。谅卿忠智出于天性,不俟多训也。付岳飞。御押
宋高宗宸翰七十六。
“韩世忠出兵濠上”表明了南宋新的作战计划。庐州失守,整个淮西地区无险可守。如果金军大规模的突袭、进攻,张俊、刘锜、杨沂中部很有可能会遭到重创,被迫退出淮西。此时,在淮东坚守的韩世忠不仅毫无意义,还面临金军向东迂回切断退路,全军覆没的危险。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主动出击,生死一搏。即张俊、杨沂中、刘琦在南面,韩世忠、岳飞从东西两翼合围金军,实现南北夹击的意图。
宋高宗命令岳飞“共乘机会”,却没有指明方向,仅仅催促出兵。但是,岳飞和韩世忠必须从东西两翼共同行动,协调进退。否则,任何一方出问题,另外一方必成孤军,面临危险。如果仅有韩世忠出兵濠州,对金军的威胁将大打折扣。因为濠州的价值远远没有寿春高,或者说,韩世忠出兵濠州就是为了配合岳飞进取寿春。寿春才是整个计划的关键。只有控制寿春,才能彻底切断金军的退路和粮道。如果完颜宗弼发现岳飞向寿春靠拢,必然首尾难顾,不敢继续深入,从而减轻南线张俊的压力。南宋虽然在执行方面一塌糊涂,但在谋划方面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失误。此外,枢密院的扎子才是关键,宋高宗的御札更多的承担向将领施压的职能,更何况宋高宗还派出了使臣。因此,岳飞应该和韩世忠保持一致,去寿春的可能性极高。宋高宗派出使臣张去为施压,说明岳飞的抗令、拖沓行为令宋高宗相当不满。
岳珂辩解此扎发于二月十日,简直无耻至极。3、4扎是一体的,时间上相差绝对不会超过两天。张俊出和州,发现庐州失守,原定作战计划流产。南宋被迫重新调整计划。此外,宋高宗在9扎提及韩世忠“已至濠上”,离二月十日仅有九天时间,刨除出征准备时间,韩世忠就算飞也不可能在二月十九日抵达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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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5)昨得卿奏,欲合诸帅兵破敌,备见忠谊许国之意,嘉叹不已。今虏犯淮西,张俊、杨沂中、刘锜已并力与贼相拒。卿若乘此机会,亟提兵会合,必成大功。以朕所见,若卿兵自薪、黄境出其后,腹背击贼,似为良策。卿更审度,兵贵神速,不可失机会也。再遣亲札,想宜体悉。 付飞。御押
宋高宗宸翰七十七。
5扎非常矛盾。宋高宗命令岳飞“出其后,腹背击贼”,却没有提到韩世忠,这说明该策略极有可能是庐州反击战的一部分。可如果作为2扎的回复,时间上又太晚。岳飞有可能是在拒绝1扎,反思后,在2扎抵达前,作出的出兵决定。但是,如果岳飞同意出兵,宋高宗为什么要派出使臣进行施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南宋真的在4扎谋划上犯了低级错误,没有明令岳飞“出其后”,去寿春,协同策应韩世忠,只能补发了5扎作为补充。那么, 5扎就应该和3、4扎是一体的,其发出的时间不会差太多。
2、寿春易守难攻。
寿春位于“八公山阳,淮淝东南”,城墙坚固,扼守淮河通道,内有护城河、淝河,外有淮河、八公山作为屏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八公山是寿春城的天然屏障,位于寿春城东北五里,淝水之西,淮水之南,凡十一峰,诸山错峙一隅,周围百余里,”东西宽十里,南北绵延五十里,“两面临淮水,一面临淝水,所以障淮水,屏寿春也”。八公山虽不峻拔,但浑厚敦实,颇多险要,山中多泉水,利于驻扎军队。若守城的军队占据八公山与寿春城互为犄角之势,对攻城部队凭险冲击,攻城部队就会腹背受敌。若攻城部队占据八公山,则可从东、北两个方向居高临下攻击寿春。
寿春毗邻淝水、淮水,无论从南,还是从北进攻都要克服河道带来的困难。兵少不足以攻城,兵多则河道阻塞,难以大规模展开攻击队列。攻城部队的给养保障、兵员补充也是一个大问题。攻城部队还要担心来自河面的进攻,一旦水上交通被切断,将有去无回。总之,进攻寿春从来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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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3、君臣正面交锋。
按常理论,中央朝廷的作战计划出炉,宋高宗也下达了明确的命令,岳飞应该立即发兵开拔淮西。可是,宋高宗还是太天真。从第6至14扎,君臣之间围绕着作战目标展开了激烈而精彩的正面交锋。
(6)比屡遣御札,并面谕属官,仍遣中使趣卿提兵前来,共破虏贼。谅卿忠愤许国之心,必当力践所言,以摅素志。今据归正人备说,金贼桀黥头首皆在淮西。朕度破敌成功,非卿不可。若一举奏功,庶朕去年宥密之诏,不为虚言。况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今机会在此,晓夕以伫出师之报。再遣此札,卿宜体悉。十五日。 付飞。御押
宋高宗宸翰七十八。
6扎明显是岳飞拒绝4扎后的一个回复。岳飞在接到4扎后,请求宋高宗撤销派遣使臣的命令,遭到了宋高宗的驳回,“仍遣中使”。岳飞提出了淮西以外地区的作战方案,也遭到了宋高宗的驳回,“金贼桀黥头首皆在淮西” 。此外,宋高宗强调必须以社稷为重,催促岳飞出兵。宋高宗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7)屡发手诏,及毛敦书、张去为继往喻旨,朝夕需卿出师之报。览二月四日奏,备悉卿意,然事有轻重,今江、浙驻跸,贼马近在淮西,势所当先。兼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锜、李显忠等皆已与贼对垒,卿须亲提劲兵,星夜前来蕲、黄,径趋寿春,出其贼后,合力剿除凶渠,则天下定矣。想卿闻此,即便就道。再遣亲札,宜深体悉。 付岳飞。御押
宋高宗宸翰七十九。
7扎是对岳飞二月四日奏折的一个回复,而6扎是对岳飞拒绝4扎后的回复,从时间上看,7扎应该在6扎之前。岳飞应该在出兵后不久,收到此扎。7扎首次明确了岳飞出兵寿春的命令。因为战事紧张,宋高宗在张去为的基础上,又增加毛敦书施压,“星夜前来”。宋高宗强调“贼马近在淮西”,说明岳飞在奏折里提出在淮西以外地区作战的建议。
(8)得卿奏,欲躬亲前去薪、黄州,相度形势利害,贵得不拘于九江。以卿天资忠义,乃心王室,谅惟蚤夜筹画,必思有以济国家之急。若得卿出蕲、黄,径捣寿春,与韩世忠、张俊相应,大事何患不济。中兴基业,在此一举。览奏不胜嘉叹。再遣亲札,卿宜体悉。十七日未时。 付岳飞。御押
宋高宗宸翰八十。
岳飞在拒绝4扎后,觉得没有说清楚,又上了一道奏折,强调岳家军南下江州待命的重要性。这遭到了宋高宗的驳斥,“贵得不拘于九江”。宋高宗再次重申了岳飞去寿春的重要性,“中兴基业,在此一举。”。
(9)得卿九日奏,已择定十一日起发,往蕲、黄、舒州界。闻卿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览奏再三,嘉叹无歝。以卿素志殄虏,常苦诸军难合。今兀术与诸头领尽在庐州,接连南侵。张俊、杨沂中、刘锜等共力攻破其营,退却百里之外。韩世忠已至濠上,出锐师要其归路。刘光世悉其兵力,委李显忠、吴锡、张琦等夺回老小、孽畜。若得卿出自舒州,与韩世忠、张俊等相应,可望如卿素志。惟贵神速,恐彼已为遁计,一失机会,徒有后时之悔。江西漕臣至江州,与王良存应副钱粮,已如所请,委赵伯牛,以伯牛旧尝守官湖外,与卿一军相谙妥也。春深,寒暄不常,卿宜慎疾,以济国事。付此亲札,卿须体悉。十九日二更。 付岳飞。御押
宋高宗宸翰八十一。
岳飞终于出兵,不过,岳飞去了舒州,而不是朝廷指定的寿春。显然,岳飞没有服从宋高宗的军令,擅自去了舒州。此外,韩世忠已至濠上,那么宋高宗预计岳飞应该在哪一天抵达寿春?遗憾的是,宋高宗没有任何追究岳飞抗令的意思,只是催促岳飞进军“相应”,没有再明令岳飞去寿春。可是,“韩世忠已至濠上”,表明朝廷并没有放弃东西合围、南北夹击的原定计划。
从6至8扎,宋高宗明确命令岳飞向淮西进军,虽然6扎没有提及寿春,但7、8扎去寿春的命令不仅明确,还紧迫。可惜,如此多的命令都没能调动岳飞。此外,在写9扎的时候,宋高宗从张去为、毛敦书两位负责施压的使臣那里收到什么样的报告?很显然,宋高宗已经丧失对岳飞的驾驭。要想将岳家军调去寿春,已经到了临阵换将的地步。
宋高宗如果和岳飞就出兵方向继续争执下去,撕破脸,将演变为难以收拾的局面。世人一旦知道宋高宗号令不动岳飞,中央朝廷的颜面、威信荡然无存,天下人要怎么看宋高宗。宋高宗还怎么统御、治理国家。岳飞为了自保,是拥兵割据,还是投递叛国?因此,宋高宗只能被迫向岳飞做出妥协。
宋高宗命令江西漕臣为岳飞筹措钱粮,说明岳飞以钱粮不足作为抗令,延期出兵的借口。岳飞案发后,秦桧派人清查岳家军账目,发现有二千万缗的钱财。据说,岳家军一个月的军饷也不过65万贯。(一缗钱就是一贯钱)
(10)闻虏人已过寿春,卿可与张俊会合,率杨沂中、刘锜共往克复。得之,则尽行平荡,使贼不得停迹,以除后患,则卿此来不为徒行也。有所措置,开具奏来。一日。 付岳飞。御押
宋高宗宸翰八十二。
金军已过寿春,南宋作战计划彻底流产。张俊向宋高宗询问原定去寿春的岳飞的动向,距离寿春有多远。宋高宗命令岳飞去庐州和张俊汇合,岳飞正式划归淮西总指挥张俊账下。
(11)韩世忠奏,已提亲兵自濠往寿春府,卿可约与相见,从长措置。虏人若未全退,或已退复来接战,即当乘其既败,痛与剿戮,使知惩畏;若已退不复来,即寿春、顺昌皆可平荡静尽,免其后来之害。以卿体国之意,必协心共济,不致二三也。遣此亲札,谅宜深悉。 付飞。御押
宋高宗宸翰八十三。
张俊要求宋高宗按原计划,由岳飞去填补寿春的窟窿。宋高宗只好重新向岳飞下达去寿春的命令。然后,岳飞以缺粮为借口又开始新一轮的抗命。
(12)兀术再窥濠州,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锜皆已提军到淮上。以卿忠智许国,闻之必即日引道。切须径赴庐州,审度事势,以图寿春。庐州水运,而诸路漕臣皆萃于彼,卿军至,粮草不乏,又因以屏蔽江上,军国两济,计无出此。已行下诸漕,为卿一军办粮草,不管阙乏。付此亲札,卿须体悉。十一日未时。 付飞。御押
宋高宗宸翰八十五。
12扎体现了宋高宗、张俊、岳飞之间的博弈。宋高宗放弃岳飞去寿春的命令,让岳飞先去庐州,看看情况,形势好再去寿春。宋高宗还告知岳飞粮草会由漕运及时抵达庐州,不用为粮草担心。可是,宋高宗和张俊的命令不一致。张俊向岳飞下达的命令是不用途径庐州,直接去寿春。也不知道,岳飞是看不清局势,意气用事,还是嚣张狂妄极点,竟然视两位上级的命令为无物,既不执行宋高宗去庐州的命令,也不执行张俊去寿春的命令。反正就是以“缺粮”为借口,在舒州按兵不动。
岳飞缺粮吗?有可能。“飞自鄂州,千里赴援,人携干粮,马食于野,沿途稍补。至舒城人马俱困顿,而为俊婉拒。舒城下县,不足千户,大军粮草难以为继,江西漕运粮秣尚在江池,是故飞引军向池州。”但是,缺粮的不光只有岳飞,张俊也缺。“初,张俊以诸军至黄连埠,士皆乏食。乃遣事务官辛永宗还建康督粮。永宗至江皋不肯渡,坐于民舍,呼逻卒采藤花食。建康尽刷老弱及上元、江宁二县民夫运粮,人持六斗米。”可张俊没有抗命,原地待命。
舒州是岳飞私自制定的作战目标,对淮西战事毫无作用。岳飞即使不去寿春,也要去庐州。可是,岳飞十一日出发时,为什么只计划到舒州的粮草?这有什么用?岳飞为什么要制定一个不符合朝廷意图的作战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金军此次的目标是濠州。如果岳飞占领寿春,金军即使敢渡过淮河,窥视濠州,也不敢轻易南下庐州。此前,宋高宗一直要求岳飞去寿春,和去濠州的韩世忠共同进退。估计岳飞担心一到庐州,宋高宗又命令他去寿春。
(13)得卿奏,知卿属官自张俊处归报,虏已渡淮,卿只在舒州听候朝廷指挥。此以见卿小心恭慎,不敢专辄进退,深为得体,朕所嘉叹。据报,兀术用郦琼计,复来窥伺濠州。韩世忠已与张俊、杨沂中会于濠上,刘锜在庐州、拓皋一带屯军。卿可星夜提精兵,裹粮起发,前来庐州就粮,直趋寿春,与韩世忠等夹击,可望擒杀兀术,以定大功。此一机会,不可失也。庐州通水运,有诸路漕臣在彼运粮。急遣亲札,卿切体悉。十日二更。 付飞。御押
宋高宗宸翰八十四。
13扎是岳飞和张俊撕破脸的结果。宋高宗再次命令岳飞向庐州进军,再去寿春,包庇岳飞违抗张俊军令的行为,“不敢专辄进退,深为得体,朕所嘉叹。”
(14)得卿奏,卿闻命,即往庐州。遵陆勤劳,转饷艰阻,卿不复顾问,必遄其行。非一意许国,谁肯如此。据探报,兀术复窥濠州,韩世忠八日乘捷至城下,张俊、杨沂中、刘锜先两日尽统所部,前去会合。更得卿一军同力,此贼不足平也。中兴勋业,在此一举,卿之此行,适中机会。览奏再三,嘉叹不已,遣此奖谕,卿宜悉之。 付飞。御押
宋高宗宸翰八十六。
宋高宗没有再坚持岳飞去寿春的命令,改为和诸军汇合去濠州。岳飞终于向庐州进发,同时以“遵陆勤劳,转饷艰阻”为借口为抗令、按兵不动开脱。可是,岳飞害怕宋高宗骗他,只向前走了三十里。
通过以上御札分析发现,只要涉及“出其后”、“寿春”等措辞,岳飞马上就出现各种问题,甚至不惜违抗君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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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三、择利提师
(15)累得卿奏,往来庐、舒间,想极劳勩。一行将士日夜暴露之苦,道路登涉之勤,朕心念之不忘。比以韩世忠尚在濠州,与贼相拒,独力恐难支梧,累奏告急。卿智略有余,可为朕筹度,择利提师,一出濠、寿间,牵制贼势,以援世忠。想卿忠义体国,必以宗社大计为念,无分彼此。刘锜一军,已专令间道先行,张俊、杨沂中亦遣兵前去,并欲卿知。十七日。 付飞。御押
宋高宗宸翰八十七。
《淮西辩》最后一扎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短句——“择利提师”,严重违反全局和局部、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择利提师,意指,选择有利时机出兵,有利出击,无利不击。表面上看没问题,实际上,有利时机的判断选择权都在全局和上级手中,局部和下级只是执行者。可是,宋高宗为什么在战役末期,将本属于中央的权力授权给岳飞?
1、全局和局部。
全局指事物的整体及其发展全过程,局部指组成事物整体的各个部分、方面以及发展的各个阶段。黑格尔说:“肉体上各个器官肢体之所以是它们那样,只是由于它们的统一性,并由于它们和统一性有联系。譬如一只手,如果从身体上割下来,按照名称虽仍然可叫做手,但按照实质来说,已不是手了。”局部只有在全局之下,才有价值和意义。为了将各个局部统筹起来,发挥整体力量,就要求全局对各个局面进行精细化分工,局部必须无条件服从全局。局部只有选择执行手段的权力,没有选择目标的权力。
韩世忠受困于濠州,岳飞负责救援,需要二者紧密配合,不能各自为战。有利时机的选择也是如此,如果韩世忠和岳飞的行动时间不一致,不仅前功尽弃,还会陷入险境。这就需要一个组织机构来协调二者之间的行动。要么是宋高宗在临安遥控,要么是张俊在前线指挥,根本不能任由韩世忠和岳飞自行选择作战时间。一般而言,当下达救援等出兵任务,都会明确作战时间,要么立即、尽快,要么有时间限制,如夜晚、某月某日等。像宋高宗这种让岳飞自行选择救援时间,几乎没有。显然,“择利提师”违反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任何全局都是建立在对局部的统一协调之上,如果任由局部自行发展,全局将荡然无存。
软弱的宋高宗对局部督导不力,直接导致南宋中央制定的作战计划几近崩盘。例如,刘锜弃守庐州后,有没有及时向朝廷报告?宋高宗为什么在张俊进入和州后,才命令岳飞放弃“出其后”,导致岳飞对对宋高宗的不信任和出兵寿春缺乏信心。宋高宗在向岳飞妥协,放弃出兵寿春的命令后,有没有告知张俊?张俊为什么在岳飞抵达舒州,没有按照宋高宗和岳飞商议好的让岳飞来合兵,而是命令岳飞按原计划重新去寿春,导致岳飞和张俊之间关系紧张,对张俊的军令视若无物。
因此,全局就是全局,局部就是局部,不能乱了规矩。
2、上下级关系。
上级领导负责决策、督导;下属负责执行。宋高宗授权岳飞决策,却没有让岳飞取代张俊成为淮西诸军的领导,而仅仅成为岳飞一军的领导。试想一下,宋高宗是在什么情况下授的权。有必要分析《淮西辩》中宋高宗催促岳飞出兵的措辞。
1扎:“当即就道”;2扎:“星夜倍道”;3扎:“趣卿倍道前来”、“ 贵在神速”; 4扎:“必已就道”“ 卿更须兼程”;5扎:“兵贵神速”; 7扎:“星夜前来”、“ 想卿闻此,即便就道”;9扎:“惟贵神速”。9扎,宋高宗妥协后,抱着最后的希望要求岳飞加快速度。可惜,宋高宗失望了。此后,宋高宗向岳飞下达的命令中更多的是机不可失,国家兴亡之类措辞,已经没有对行军速度的要求。13扎中再次提及“星夜提精兵”,是因为在岳飞和张俊的冲突中,宋高宗明确倒向岳飞。宋高宗希望岳飞用实际行动来让自己跟张俊有一个交代,可结果岳飞的行动没有达到宋高宗的期望。最后,在15扎中,宋高宗正式承认丧失对岳飞的节制能力,任由其自行其是。虽然宋高宗很希望岳飞协同诸军,救援濠州,但真的已经无计可施。
对于领导来说,下属听话比能力更重要。不听话,则下属的能力对领导意义不大。领导调得动,用得上,则下属的能力就是领导的人力资源。
服从是对领导的一种尊重。在职场上,服从是优秀员工应尽的一种义务,是每个员工应具备的品质和意识。每一个领导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总是在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人才,而这样的人才的第一个特征必须是服从,对自己交代的事情毫不犹豫地立即去执行。服从的员工一定是领导的得力助手。领导也愿意信任、重用听话、服从的下属。反之,对于视上级为无物,抗令的下属则视为毒瘤,坚决切除。
岳飞屡抗军令,一步步失去宋高宗的信任。虽然在淮西之战后没有受到宋高宗的惩处,但已经到了捕风捉影即可杀的地步。即使不死,岳飞也不可能获得再次领兵的机会。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君王会相信、重用一个屡抗军令的将领。如果不幸卷入政治事件之中,岳飞可能连辩解的权力都没有。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看,那就是杀一个不知国法军纪的将领不需要罪名。
3、通讯延误。
提及淮西逗留,很多专家学者用通讯延误为岳飞辩护,认为岳飞是没有及时收到御札,才导致出兵缓慢。可是,二月十七日,金军后撤至拓皋镇;二月十九日宋高宗就在9扎中向岳飞通报了胜利。这说明南宋的战场通讯速度要比专家估计的更快。如果细看《淮西辩》,除了3、4扎是因为刘锜弃守庐州的突发事件,导致朝廷被迫改变作战计划而发出外,其他的御札都显示,宋高宗和岳飞之间充满了互动。9扎以后,则是宋高宗和张俊之间博弈的结果。
淮西战事结束后,张俊弹劾岳飞,也没见岳飞用通讯延误为自己辩护,此事更没见岳珂编著的《金佗稡编》记载。古今战史,如果发生通讯延误这类戏剧性事件,一定会大书特书,根本不需要后人来考证。因此,绍兴十一年淮西战事根本不存在通讯延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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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四、张俊
张俊,与韩世忠、岳飞、刘光世并称南宋“中兴四将”。当今史家和世人都认为,张俊参与诬陷岳飞,导致岳飞死亡。可真是如此吗?这有必要分析二人之间的矛盾。
1、救援濠州。
熊克《中兴小历》曰:“初,上诏湖北宣抚使岳飞以兵援淮西。飞念前此每胜,复被诏还,乃以粮乏为辞。至是濠州已破,飞始以兵来援,张俊、秦桧皆恨之。”
淮西战事结束后,张俊立即以“坚拒明诏,不肯出师”,“略至龙舒(舒州别名)而不进”,“以玩合肥之寇”的罪名弹劾岳飞。可是,濠州惨败和岳飞没有关系。为此,宋高宗没有接受张俊的弹劾,也没有接受岳飞的辞职。濠州惨败的主要责任人是宋高宗,张俊只不过气不愤,拿岳飞开刀而已。
三月四日,即张俊命令刘锜班师的前一天,金军以孔彦舟作先锋,急攻濠州。张俊惊慌失色,急派驰骑追截刘锜,命刘锜一起救援濠州。三月九日,张俊、杨沂中和刘锜的13万人马抵达距濠州尚有30公里的黄连埠,接到探报说,濠州城已于八日被金军攻陷。听说金军已去,杨沂中命令士卒入城,不料遭金军伏击,张俊率兵救援。杨沂中、王德只身逃回,部众大部被歼。此战有以下几点注意:
①沂中求战心切。
杨沂中曰:“惟有战耳。相公与太尉在后,沂中当居前,有进无退。”杨沂中作为宋高宗的亲军将领,如同政治新星。张俊在节制岳飞失败后,估计也没勇气制止杨沂中。如果让杨沂中孤军冒进,万一出事,而自己毫发无损,作为淮西总指挥的张俊恐怕很难向宋高宗交代。因此,张俊命令王德和杨沂中一起行动,有个照应。
②张俊经过多次反复侦查,都没能发现金军主力。俊遣斥候数辈,还,俱言濠州无金人,或谓:“金人破城之后无所藉,又畏大军之来,寻已去矣。”乃再遣骑数百往探,皆无所见。
③宋军军纪败坏。
杨沂中、王德发现情况有异,命令部队掉头撤退。“诸军闻之,以为令其走,散乱南奔,无复纪律。其步军见骑军走,谓其已败,皆散。金人追及,步军多不得脱,杀伤甚众。”天啊!撤退都能演变为溃散,简直是天下奇闻!这样的军队焉能不败!
因此,濠州惨败和岳飞没有直接关系。濠州前线根本不缺岳飞这点兵力,张俊(缺少王德部)和刘锜的军队都在。更重要的是,宋高宗和张俊根本没指望岳飞去救援濠州。宋高宗在14扎才命令岳飞去濠州,而15扎就出现“择利提师”。宋高宗的态度很明确,岳飞你想去,就去;不想去,也没关系;话已至此,你自己选择。至于张俊则在调动岳飞去寿春失败后,就对岳飞失去了信心。此时的岳飞就如同战场上的政治弃子,无论宋高宗和张俊都不再信任他,那些御札和命令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和官场套话而已。张俊只不过在以“救援濠州”为借口,发泄对岳飞违抗军令,不去寿春的不满。
2、岳飞消极避战。
违令消极避战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抗命令、临阵畏缩、作战消极,造成严重后果。纵观岳飞在淮西战事的表现,的确有消极避战的嫌疑。
①不敢去淮西。
金军自北向南,好像一根长矛,矛尖在和州,矛尾在寿春(粮道和退路),要么从矛尾攻击持矛的士兵,要么从庐州将长矛截为两段,方为可行之道。这也是“出其后,腹背击贼”的重要原因。即使考虑岳飞在二月十一日前出发前,没有接到5扎的“出其后,腹背击贼”,也没有正确理解4扎“张俊、杨沂中、刘琦已于和州巢县下寨,与贼相拒。韩世忠出兵濠上。卿宜倍道,共乘机会。”这句话的意图。可是,宋高宗在7和8扎已经明令岳飞去寿春。结果,岳飞既没去寿春,也没去庐州,而是去舒州。可惜,这个时刻,岳飞已经“没粮”了。天知道岳飞为什么出门只带到舒州的粮草,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岳飞的运粮队没有及时跟进?
舒州,今潜山市,地处安徽省西南部,大别山东南麓,崇山峻岭,峰峦迭幛,山势陡峭,属于典型的易守难攻地形。可问题是舒州从来不是兵家要地,因为很少有军事进攻会途径舒州。
宋人张栻云:“古来有事东南者,由寿春、历阳来者什之七,由横江、采石渡江者三之二。”淮西军事路线历来都是寿春——庐州——和州(历阳)。
舒州距离庐州有160千米,对庐州构成威胁根本无从谈起,更别提对远在北方的寿春有任何益处。因为岳飞只携带了抵达舒州的粮草。此后,大部分时间都蜷缩于舒州的山区。所以,岳飞出兵舒州对南宋一点用都没有,反而平白无故损失了一支有生力量。宋高宗命令前去庐州进行补给,岳飞为什么要跑到长江以南的池州进行补给?虽然池州比庐州略近,可从战场的角度看,岳飞应该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咬牙坚持去庐州补给。
岳飞连续上书三折,请求不进入淮西战场。特别是8扎中,宋高宗驳回了岳飞南下江州待命的请求。在宋高宗已经明确告知岳飞,南宋诸军将合兵于淮西,岳飞却在此时不断上书请求去江州地区,最终导致延期出兵。
岳飞在淮西战事的表现除了用消极避战来解释,很难再找到其他理由。此外,为什么宋高宗要在9扎骗岳飞“韩世忠已至濠上”,11扎再次骗岳飞,“韩世忠前往寿春”?
②不敢孤军去寿春。
很多人将岳飞的抗令归结为张俊贪功,让岳飞不要去庐州合兵。可这与事实相去甚远。淮西战事中,岳飞只不过是淮西总指挥张俊账下的一个将领。即使上级要黑下属的功劳,也要等功成之后。此外,东南平乱中,如果没有张俊在岳飞的工作报告中的予以肯定、嘉奖,岳飞恐难有现在的成就。
13扎中,宋高宗表扬岳飞:“卿小心恭慎,不敢专辄进退,深为得体”。宋高宗表彰岳飞小心谨慎,说明岳飞拒绝了张俊的大胆军令。显然,去庐州根本不是什么大胆的命令,因为庐州已经被张俊收复。那么,这个“大胆”的军令就是去寿春。此外,如果是张俊命令岳飞不要去庐州,那么岳飞在舒州原地待命,根本不存在抗令行为,可为什么张俊会和岳飞撕破脸。
宋高宗在与岳飞的博弈中,被迫妥协,估计没有勇气告诉张俊:岳飞没去寿春,而是去了舒州,准备庐州合兵。当岳飞在舒州向张俊报告,请示下一步行动时,张俊惊诧之余,立即命令岳飞向寿春进发,可遭到了岳飞的拒绝,张俊只能如实报告宋高宗。宋高宗也很无奈,只能在11扎重新命令岳飞去寿春。
岳飞感觉自己上了宋高宗的当:说好的不去寿春,怎么一到舒州,就伙同张俊一起害我。岳飞很快原地爆炸,在舒州逗留不进,中间去池州(长江以南,远离战场)进行了一次“补给”。
宋高宗再次做出妥协,弄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先去庐州,再去寿春。岳飞对此极为不满,视12、13扎为无物;哪怕是宋高宗力挺岳飞违抗张俊军令,都没动。张俊也不满意,顶着宋高宗的压力,继续命令岳飞不用途径庐州,直接去寿春。直到14扎,大家也不纠结寿春,岳飞得到了新的命令,去濠州,才小心翼翼往前挪了挪。15扎,岳飞确认不用孤军去寿春后,终于放开脚步上路了。
王次翁的《叙纪》中说:“绍兴辛酉,虏人有饮马大江之谋。大将张俊、韩世忠欲先事深入,惟岳飞驻兵淮西不肯动,上以亲札趣其行者,凡十有七,飞偃蹇如故,最后又降亲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举!’飞奉诏,移军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诛飞意。”
岳飞消极避战是因为胆怯,害怕孤军深入寿春前沿。岳飞的抗令行为则被南宋司法机构定罪为违诏逗留。
3、张俊信心丧失。
张俊顶着宋高宗的压力,一道接一道军令命令岳飞去寿春,是因为他相信岳飞。毕竟岳飞曾是他的部下,是他看着岳飞一步步成长。
建炎四年,宋廷命张俊为江、淮招讨使。进攻李成时,张俊向岳飞问计,岳飞说:“甚易也,贼贪而不虑后,若以骑兵三千,自上流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飞虽不才,愿为先锋以行。”于是,张俊以岳飞为先锋大破李成。此后,岳飞跟随张俊转战江淮地区。五月,张俊奏捷称岳飞功第一,岳飞进升神武右军都统制,宋高宗赐御书“精忠岳飞”。
可惜,岳飞已非昔日吴下阿蒙。随着羽翼丰满,岳飞目空一切,根本不将宋高宗和张俊的命令放在眼里。岳飞的抗令行为,极大的损害了张俊身为领导的自尊心和信心。
收复庐州后,己亥,上曰:“虏退,便当措置淮南,如移隶州县、并省官吏、修筑城壁。要当事事有备,常为寇至之防也。”然而,张俊的行为却恰恰相反。
(三月)“甲辰,淮西宣抚使张俊,淮北宣抚使杨沂中,判官刘锜,会议班师。方金人之初退,虚实未明,三军相视,犹豫无决,但闻俊、沂中议,欲弃寿春而移庐州于巢县。”无论金军是否退去,都应该优先考虑寿春的重要性。只有收复寿春,才能谈“措置淮南”。可是,张俊不仅放弃寿春,还在讨论撤军。这说明,张俊已经丧失继续同金军作战的勇气和信心。
绍兴十一年初,张俊入觐时,宋高宗讲了一番话。“上问曾读郭子仪传否?俊对以未晓。上谕云:子仪方时多虞,虽总重兵,处处而心专朝廷,有诏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故身享厚福,子孙庆流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但自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之重而轻视朝廷,非但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可是,宋高宗本人却视国法为无物,包庇岳飞的抗令行为。
淮西战事后,张俊弹劾岳飞闹得沸沸扬扬。宋高宗出于整合兵权的需要,不仅没有处罚岳飞,还拒绝了岳飞的辞呈。这不仅加剧了张俊对宋高宗不满和不信任,还严重损害了张俊的威信,特别是在军队的领导力。此外,张俊的得力助手王德在濠州几乎全军覆没。一个败军之将要如何统领全军上阵杀敌是一个大问题,特别还要统率非嫡系的部队。
为了配合和议,完颜宗弼一面遣使,一面出兵蹂践淮南,连破泗州、楚州等地,“淮南大震”,进行讹诈和示威。张俊身为枢密使竟然以“恐妨和议”为由,不发兵渡江迎战。 “恐妨和议”显然是借口,言下之意:军队都指挥不动,去干什么,与送死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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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楼
五、韩世忠
韩世忠在岳飞被投入大理寺狱后,主动辞去枢密院使职务。有人以此来佐证岳飞被陷害。可是,韩世忠的致仕和岳飞的死一点关系都没有。
1、抗金。
相较于岳飞,韩世忠就是不折不扣的抗金名将。黄天荡之战前后相持四十日,虽败犹荣。完颜宗弼虽以勇猛著称,此战过后,再也不敢逾越长江天险,“自是不敢复渡江。”
完颜宗弼被困于黄天荡时,希望用金银珠宝收买韩世忠,希望放其一条生路。韩世忠严词拒绝,说了一句话:“复我疆土,还我两宫,则可以相全。”
绍兴四年九月,金军再次南侵,宋高宗命令韩世忠退守长江。正好,南宋求和使魏良臣、王绘到金军军中求和,路过韩世忠的防区。韩世忠请他们府上一聚,在席间,正好宋高宗命令韩世忠撤军防守长江的诏令也到,韩世忠将计就计,故意泄漏给他们,“有诏移屯守江”,以此麻痹金军。然后,韩世忠违背诏令、出其不意,率部进驻大仪镇,并在那里分立5阵,设下20余处埋伏。十月中旬,当金军进入宋军埋伏时,宋军听到命令鼓声,齐声杀出,金军才知中计,慌忙逃命。宋高宗嘉奖:“自去冬敌人深入,卿首挫其锋,鼓我六师,人百其勇。”
大仪镇之战后,韩世忠连上十多道奏疏,坚决反对与金和议,要求护卫江淮,愿率先迎敌,到最急要的边区去抗击金兵,以死报国。
绍兴八年,韩世忠坚决反对和议,表示“今正当主辱臣死之时,臣愿效死节,激昂士卒,率先迎敌,期于必战,以决成败。臣若不克,事势难立,至是陛下委屈听从,事亦未晚。”绍兴九年一月,当宋金达成和议时,为了阻碍和议的继续进行,韩世忠在洪泽镇设下伏兵,准备劫持将要赴金议事的宋朝使臣张通古等人,结果计谋泄露而未能成功。
绍兴十一年六月,朝廷派张俊和岳飞到楚州按阅韩世忠的军队。《要录》记载:“飞视兵籍,始知韩世忠止有众三万,而在楚州十余年,金人不敢犯,犹有余力以侵山东,可谓奇特之士也。”韩世忠守卫淮东八年多,如此少的兵力就能担负起这个重任,足见韩世忠军队训练有素。
2、饮恨濠州。
淮西战事中,宋高宗命令韩世忠出兵濠州。柘皋之战后,在宋高宗二月十九日写给岳飞的御札中提及韩世忠已至濠上。这说明,宋高宗预计韩世忠应该在二月十九日到达濠州。那么,韩世忠到了没有?答案是,没有。
如果韩世忠在十九日抵达濠州,可以做很多事。例如南下攻击庐州金军的后方,或者派出战船巡视淮河,而这些史书都没有提及。更重要的是,《淮西辩》11扎提到韩世忠自告奋勇前往寿春,12扎马上就提到金军窥视濠州。如果《淮西辩》中关于韩世忠的记载是真实的话,那么从二月十九日至三月四日金军“复窥濠州”这段时间内,韩世忠应该在濠州至寿春一线活动。可是,史料记载,韩世忠是从楚州赶过来的。这明显非常矛盾。此外,为什么韩世忠没能发现淮河北侧,金军在寿春至濠州之间的动向;或者主动发起攻击。
三月五日,张俊占领庐州后,就选择班师,为什么不和韩世忠汇合,共同措置淮河防御,难道要留韩世忠孤军在淮上吗?没有迹象表明,张俊命令班师时,韩世忠也接到了班师命令。这时候,宋高宗还在命令岳飞取道庐州,去寿春。
显然,《淮西辩》中“韩世忠已至濠上”只是宋高宗哄骗岳飞去寿春的谎言。实际上,韩世忠是三月十日才抵达濠州,比宋高宗的预定时间晚了二十天。
淮西战事成了韩世忠人生的分水岭。以前,韩世忠反对和议最积极,甚至图谋刺杀金史来阻扰和议。然而,战事结束后,再也没有反对过和议,甚至都没有抗争,就交出了兵权。很明显,韩世忠在淮西战事中被人抓住了小尾巴。
韩世忠不仅有战功,还在苗、刘兵变中对宋高宗又救命之恩,在朝中的分量不是胡铨、李光这种文臣所能比。韩世忠如果坚持抗金,别说秦桧,就是宋高宗也头疼。
韩世忠自致仕以后,闭门谢客,口不言兵,时常骑驴携酒,带一两名仆人,纵情游览西湖,即使是昔日的部下,也很难见他一面 。很多人用这个论证秦桧对其的迫害。可是,韩世忠能和昔日的部下聊什么?是聊抗金、收复故土的雄心壮志,还是聊一时判断失误,饮恨濠州的悲伤。《齐东野语》卷十九记载:韩世忠晚年发出了“自古英雄都是梦”等悲叹之语。
3、无奈的选择。
淮西战事,韩世忠虽然阴奉阳违、贻误战机,但情有可原。无论是韩世忠去濠州,还是岳飞去寿春,只要是孤军,得不到接应,就会非常危险。这需要韩世忠和岳飞彼此信任,高度协同,才能万无一失。可是,绍兴十年的战事却加剧了诸将彼此的不信任。
绍兴十年,宋高宗命令岳飞在西线牵制,韩世忠、杨沂中在东线进攻。可是,岳飞违令撤出后,没有受到宋高宗的任何处罚。韩世忠严重质疑宋高宗是否有调动岳飞与其共同进退的威信。
韩世忠部一共才三万兵力。既要按照宋高宗的命令出兵濠州,又要保证后方楚州的安全,太难了。特别是楚州位于宋金交战前沿,如果韩世忠大军出动,金军趁虚而入,将造成难以言喻的损失。楚州是淮东兵家必争之地,不能有任何闪失。出兵濠州,希望渺茫,还面临着失去楚州的风险。可想而知,韩世忠的抉择有多么困难。
在宋高宗治军不严的体系中,别说是韩世忠,就是神仙也很难实现心中的抱负。可是,情归情,法规法。韩世忠违令,未能如期抵达濠州的事实难以改变。因此,韩世忠的离职和秦桧陷害、岳飞的死没有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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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
六、金军北撤
淮西之役,岳飞在友军被各个击破,金军北撤后,最后一个抵达战场,未曾与金军交手。岳珂为了掩盖其爷爷的过失,反而在《金佗续编•巻二十三》中吹嘘:“其后敌复分路渡淮,驻庐州界,上命王进援。乌珠闻之望风遽遁。既而,复窥濠州,王麾兵救之。敌方据濠自雄闻王至,又遁,夜逾淮不能军,敌大畏服,不敢以名呼号之,为岳爷爷。”因此,有必要分析金军北撤的原因。
1、强弩之末。
金军在正月十五日渡淮作战,至三月十日,长达四十五天,其后勤补给已经达到极限。此时的金军只不过是粮草匮乏、士气低落的强弩之末,根本无力继续高强度作战。
金军补给是典型的“以战养战”,即走到哪,抢到哪。金军占领庐州后,立即“遣兵入无为军、和州境内剽掠。”这种补给方式极其不稳定,特别是淮西这种饱受战争创伤的地区,根本没有充足的粮食让金军抢。这也是金军在柘皋受挫,主力仍在的情况下,也不敢坚守庐州、寿春战略要地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坚守庐州、寿春更能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占据主动。
2、金军意图。
金军此次南侵根本没有渡过长江,进攻临安的意图;而是在淮西地区寻找宋军决战,通过重创宋军,从而达到威慑南宋朝廷的目的,迫使宋廷同意以秦岭——淮河作为边界的和议条件。
完颜宗弼重创宋军的预设战场很有可能就是庐州。自古以来,军事作战无不围绕着战略要地展开。只有像庐州这样的兵家必争之地才能吸引大量的宋军,除非宋廷主动放弃淮西,退守长江。可是,从绍兴十年金军受阻于顺昌来看,完颜宗弼判断南宋不会轻易放弃淮西,一定会坚守庐州。
刘锜违令弃守庐州,不仅令南宋朝廷感到无奈,连完颜宗弼都感到意外。这也是为什么一过庐州,金军都变得很谨慎。“追骑望见锜旌旗,逡巡不敢逼,日暮,各解去。”“金人据庐州,虽时遣兵入无为军、和州境内剽掠,不敢举兵逼江,惧锜之乘其后也。”难道金军会真的害怕刘锜的那点骑兵吗?
二月初,金军在和州地区和张俊大军相遇,这更增加完颜宗弼的困惑。因为这太反常规。一般而言,过了庐州,因为地势平坦,易攻难守,就不应该再出现大军。既然大军出现,也就意味着宋军即将发起进攻。
平原地区易攻难守,要么进攻,要么撤退。最忌讳,呆在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和靶子没区别。时逢大雨,河水暴涨,金军仓促摧毁桥梁,阻止宋军前进,并再次后撤到一马平川的柘皋镇。可是,刘锜命令军士抱薪叠桥,重建了通往柘皋镇的道路,出乎意料地向金军发动奇袭。还未反应过来的金军又遭到王德和张俊部的攻击,被迫仓促北撤,北渡淮河。
心有不甘的完颜宗弼再次越过淮河,在濠州城下重创宋军,宋高宗亲军杨沂中部和张俊前锋王德部几乎全军覆没。虽然不是在庐州城下,但同样实现了预定作战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下半年为配合和议,完颜宗弼将进攻的矛头从淮西转向淮东。看来,完颜宗弼在淮西之役也没有绝对把握,对淮西宋军仍心有余悸。
因此,金军北撤和岳飞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孙子的无耻吹嘘。岳飞不仅无功,反而破坏了南宋作战计划,和奸贼无异。那么,对岳飞在淮西之役的表现做一个评价:岳飞怯战,不敢去寿春,公开抗令,择利提师。至于岳飞为什么怯战,就要从那场著名的绍兴十年北伐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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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楼
第三章 违诏出师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六月)乙丑,初命司农少卿李若虚往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军前计事,至是若需见飞于德安府,谕以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飞不听,若需曰: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飞许诺,遂进兵。”
关于岳飞违诏北伐,无论是邓广铭,还是王曾瑜等史家无一不一口咬定岳飞是违诏出师,王曾瑜甚至还抱怨《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隐讳了岳飞违诏出师的史实。可是,岳珂保存的宋高宗御札和地理地貌却提供了不一样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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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楼
一、救援顺昌
绍兴十年岳飞北进中原的序幕就是救援顺昌。岳珂《行实编年》仅说:“会刘锜据顺昌抗虏,告急于朝,上亟命先臣驰援。先臣奉诏,即遣张宪、姚政赴顺昌,复奏请觐。”不过,在《金佗稡编》卷二《宋高宗皇帝宸翰》中,有几件宋高宗催促岳飞救援顺昌的御札:
(1)金人过河,侵犯东京,复来占据已割旧疆。卿素蕴忠义,想深激愤。凡对境事宜,可以乘机取胜、结约、招纳等事,可悉从便措置。若事体稍重,合禀议者,即具奏来。付卿亲札,想宜知悉。
宋高宗向岳飞通报了金军入侵的信息,命令岳飞做好战斗准备,并进行职权授权。“对境事宜,可以乘机取胜、结约、招纳等事,可悉从便措置。”。
(2)览卿来奏。欲赴行在奏事,深所嘉叹。况以戎事之重,极欲与卿相见。但虏酋在近,事机可乘,已委卿发骑兵至陈、许、光、蔡,出奇制变,因以应援刘锜,及遣舟师至江州屯泊。候卿出军在近,轻骑一来,庶不废事。卿忧国康时,谋深虑远,必有投机不可淹缓之策,可亲书密封,急置来上,朕所虚伫也。遣此亲札,想宜体悉。
此扎中没有提及刘锜在顺昌,说明这是在顺昌被围前发出的。当时,刘锜还在去东京开封的路上。足以表明,宋高宗对岳飞前出中原地区作战的迫切性和重视程度。不过,宋高宗给岳飞下达的任务很艰巨。宋高宗命令岳飞“发骑兵至陈、许、光、蔡”牵制金军,策应刘锜。
陈州,今河南省周口市。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于河南省中部,历来是群雄逐鹿之地。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襟带长淮,控扼颍蔡,西靠光山县,南接商城县,东连固始县,北邻息县,自古为江淮河汉的战略要地,有“河洛重镇,吴楚上游”之称。蔡州,今河南汝南县一带。
如果将这4个州连起来,刚好为顺昌(今安徽阜阳)构建了一个C型防御圈,将顺昌半包围在里面。宋高宗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岳飞在完颜宗弼南侵顺昌、淮西之前,派出骑兵袭扰、牵制金军,为顺昌、淮西争取时间。可问题是,4个州不仅地域广阔,还地势平坦,易攻难守,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覆没。岳飞估计看着地图,头都大了。此外,宋高宗拒绝了岳飞轻骑面见的要求。“庶不废事”,“ 可亲书密封,急置来上。”
(3)金贼背约,兀朮见据东京。刘锜在顺昌,虽屡有捷奏,然孤军不易支吾。已委卿发骑兵策应,计已遣行。续报撒离喝犯同州,郭浩会合诸路,扼其奔冲。卿之一军,与两处形势相接。况卿忠义谋略,志慕古人,若出锐师邀击其中,左可图复京师,右可谋援关陕,外与河北相应。此乃中兴大计,卿必已有所处。唯是机会不可不乘。付此亲札,想宜体悉。
宋高宗单方面认为岳飞骑兵已前出,“计已遣行”。金军同时进犯陕西渭南和中原顺昌,宋高宗再次命令岳飞立即前出中原,攻击金军中部。“左可图复京师,右可谋援关陕,外与河北相应。”
(4)已降累诏,委卿遣发军马,往光、蔡以来,策应刘锜,以分贼势。缘锜首与虏人相角,稍有挫衄,即于国体士气所系非轻。卿当体国,悉力措置,无致少失机会。付卿亲札,想宜体悉。
“已降累诏”,岳飞不为所动。宋高宗似乎意识到什么,主动缩小了岳飞的作战范围,只要求岳飞前出光、蔡地区。可惜,宋高宗3扎都没能调动岳飞骑兵。
(5)刘锜在顺昌府捍御金贼,虽屡杀获,其贼势源源未已。卿依已降诏旨,多差精锐人马,火急前去救援,无致贼势猖狂,少落奸便。不得顷刻住滞。 六月六日巳时。
顺昌危在旦夕,宋高宗急不可耐,已经不再命令岳飞派骑兵去河南地区牵制策应,而是直接命令岳飞带精锐人马火速救援顺昌。
(6)览卿亲书奏,深用叹嘉。非忱诚忠谠,则言不及此。卿识虑精深,为一时智谋之将,非他人比。兹者河南复陷,日夕怆然。比遣兵渡淮,正欲密备变故,果致俶扰。刘锜战退三路都统、龙虎等军,以捷来上,顾小敌之坚,深轸北顾之念。卿可附近乘此机会,见可而进,或犄角捣虚,或断后取援,攻守之策,不可稽留。兵难遥度,卿可从宜措置,务在取胜,用称所望。已进卿秩,并有处分,想已达矣。建不世之勋,垂名竹帛,得志之秋,宜决策于此。他处未曾谕旨,今首以诏卿,蔽自朕意,想宜体悉。(六月)十一日。
顺昌被围多日,迟迟不见岳飞行动。宋高宗讽刺岳飞整日高喊“收复中原”的政治口号,现在正是你建功立业的机会。宋高宗命令岳飞立即出兵中原,攻击金军后方,切断其退路。“不可稽留”足见宋高宗命令岳飞出兵的紧迫性。
(7)累降诏旨,令发精锐人马应援刘锜。今顺昌与贼相对日久,虽屡杀获,恐人力疲困不便,卿可促其已发军马,或更益其数,星夜前去,协助刘锜,不可少缓,有失机会。卿体朕此意,仍具起发到彼月日奏来。六月十二日。
“累降诏旨”,宋高宗多次命令岳飞出动精锐人马救援顺昌。宋高宗命令岳飞催促救援部队加快速度,或者再增加救援部队的数量,星夜前去,刻不容缓。可惜,岳飞的救援部队至今还没有出动。
顺昌被围,宋高宗连下6道御札命令岳飞出兵,策应、救援顺昌;可惜的是,无论是去河南地区进行牵制,还是直接出兵顺昌,岳飞都视宋高宗的命令为无物,按兵不动。“火急前去救援”“ 星夜前去”“不得顷刻住滞”这些强硬的措辞,都没能让这位傲慢的将领为之所动。
岳飞作为荆襄地区的主帅,处于战争前沿,肯定能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获知了金军入侵的信息,并及时做好相应准备。宋高宗的御札一到,岳家军就应该马上开赴河南战场。
简单点说,岳飞没有执行宋高宗下达的救援顺昌的命令,属于抗令行为。
据《会编》卷20l,《要录》卷136记载:完颜宗弼退兵后的第十一天,即六月二十三日,王德领数千骑兵姗姗来迟,抵达顺昌府,算是尽了策应之责,旋即还军。而岳飞则在六月二十二日才出兵。看来南宋中兴名将真的不好指挥调动,宋高宗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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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楼
二、北伐中原
六月十二日刘锜率全城军民与金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决战,取得了顺昌保卫战的最后胜利。史称:“顺昌之役,敌震惧丧魄,燕之珍宝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
顺昌大捷后,宋高宗决定抓住金军受挫,士气低落的有利时机,乘胜追击,转守为攻。岳飞的作战任务也随之发生改变。
1、轻兵则利。
(1)刘锜在顺昌屡捷。兀朮亲统精骑到城下,官军鏖击,狼狈遁去。今张俊提大军在淮西,韩世忠轻骑取宿。卿可依累降处分,驰骑兵兼程至光、蔡、陈、许间,须七月以前乘机决胜,冀有大功,为国家长利。若稍后时,弓劲马肥,非我军之便。卿天资忠智,志慕古人,不在多训。十九日三更。
宋高宗向岳飞下达了新的作战目标,派遣骑兵至光州、蔡州、陈州、许州之间,整个作战必须在七月以前结束。“若稍后时,弓劲马肥,非我军之便。”说明南宋并不准备在七月以后的不利环境下,继续和金军作战。
(2)览卿奏,已差发张宪、姚政军马至顺昌、光、蔡、深中机会。卿乞赴行在所奏事。甚欲与卿相见,缘张俊亲率大兵在淮上,已降指挥,委卿统兵并力破贼。卿可疾速起发。乘此盛夏,我兵得利之时,择利进取。俟到光、蔡,措置有绪,轻骑前来奏事,副朕虚伫也。付卿亲札,想宜体悉。
随着宋高宗的不断施压,岳飞终于行动了。“张宪、姚政军马至顺昌、光、蔡”。不过,此时顺昌之围已解。在岳飞骑兵已至光、蔡的情况下,宋高宗海命令岳飞“疾速起发”,说明宋高宗对岳飞此前的行为颇为不满,命令岳飞大军见机行事,进取光州和蔡州。完毕后,轻骑前往临安复命。
(3)金人再犯东京,贼方在境,难以召卿远来面议,今遣李若虚前去,就卿商量。凡今日可以乘机御敌之事,卿可一一筹画措置,先入急递奏来。据事势,莫须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其设施之方,则委任卿,朕不可以遥度也。盛夏我兵所宜,至秋则彼必猖獗。机会之间,尤宜审处。遣亲札,指不多及。
宋高宗派出使臣李若虚向岳飞施压,督促其尽快出兵;同时训诫岳飞,不要重兵防御,轻兵作战。显然,岳飞此前派出的“张宪、姚政军马”的那点兵力远远没有达到宋高宗的要求,更别提“左可图复京师,右可谋援关陕”。
据岳珂描述,六月初,张宪和姚政率前军与游奕军直抵光州,往东北的顺昌府方向疾进。牛皋的左军也接着出战。十三日,在京西路打败金军,兵锋直指汝州。牛皋率左军攻克他的故乡鲁山等县,又挥师东向,同大军会合。不过,王曾瑜在《岳飞新传》将这些行动称为“军事侦察”,不知有多少精锐人马?
此外,鄂州到蔡州600余里地,张宪的骑兵部队昼夜兼程竟然走了十二天!六月二十三日才在蔡州接战。每天平均50余里!岳家军的身经百战的精骑部队,一天才走50余里,就算再怎么心疼马,也太慢了点。一般而言,骑兵每日的行军速度在50公里左右。鉴于此次作战的紧迫性,不排除岳飞抗令,消极避战的可能。
(4)览卿六月二十二日奏,得顺昌府陈规所申,见提亲兵前去措置。可见卿忠义许国之诚,嘉叹不已。今虏兵虽退,若不乘时措置,恐他时愈见费力。已令张俊措置亳州,韩世忠措置宿州、淮阳军,卿可趁机进取陈、蔡,就闰六月终,一切了毕。侯措置就绪,卿可轻骑一来相见也。
宋高宗通知岳飞,此次作战机会可惜,“若不乘时措置,恐他时愈见费力。”宋高宗命令南宋诸军一字展开,张俊措置亳州;韩世忠措置宿州、淮阳军;岳飞趁机进取陈、蔡州。同时要求岳飞在闰六月终措置完毕后,立即轻骑赴临安。
(5)览卿奏,提兵已至蔡州,暑行劳勩,益见忠诚许国,嘉叹无已。朕意初欲擒取孽酋,庶几群丑自溃,两国生民有息肩之期。然贼情敌势,必已在卿目中,迟速进退,卿当审处所宜。廿八日。
岳飞发兵蔡州,宋高宗深感欣慰。授权“迟速进退”,说明岳飞属于独立作战,无需和其他诸军配合。
面对宋高宗的持续施压督促,岳飞被迫派出张宪、姚政军马前出光、蔡、顺昌地区。可是,救援顺昌4扎以后,宋高宗就已经没有仅派遣骑兵的要求,而是“多遣精锐人马”,“ 更益其数”。显然,这点“轻兵”惹恼了宋高宗。自岳飞掌军以来,宋高宗第一次派出使臣施压,催促其出兵。李若虚的到来,开启了历史上一段真真假假、扑朔迷离的军事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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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楼
2、李若虚。
李若虚是岳飞的老部下,对岳飞甚是钦佩。绍兴五年五月,李若虚取代陈子卿,任岳飞制置司参议官。十二月,李若虚得到岳飞赏识、推荐,兼提点荆湖北、襄阳府路招讨司屯田公事。绍兴六年二月,因岳飞上奏,宋廷任命李若虚为京西南路提举兼转运、提刑公事。十一月,李若虚将岳家军俘获之伪齐骁将薛亨押送至“行在”平江府,擢升荆湖北路转运判官。绍兴七年,侍御史周秘论李若虚“止尝历秀州司户一考”,“尤为超躐”,仍复任岳飞宣抚司参议官。岳飞因淮西合兵受挫,愤而辞职。王贵与李若虚前往庐山东林寺,敦请岳飞出山复职。绍兴八年四月,李若虚改任军器监丞。
李若虚最出名的莫过于支持岳飞违诏北伐一事。《宋史•高宗本纪》载:“(绍兴十年夏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指班师,飞不听”。
岳飞违诏北伐唯一证据的是,宋高宗让李若虚传达给岳飞的口谕:“兵不可轻动,宜少班师。”可是,这是个孤证,除了李若虚的话语,再也没其他证据。甚至此后,宋高宗下达给岳飞的命令中都没有出现“兵不可轻动,宜少班师”这句话或这层含义。这是岳飞出兵后,宋高宗下达给岳飞的御札:
(1)览卿奏,克复颖昌,已离蔡州,向北措置。大帅身先士卒,忠义许国,深所嘉叹。然须过为计虑,虏怀虿毒,恐至高秋马肥,不测豕突,当使许蔡遗民前期保聚。大军进退之宜,轻重缓急,尽以委卿,朕不从中御也。初三日。
张宪收复颖昌,岳飞大军出蔡州。宋高宗对岳飞例行性夸奖,警告岳飞在秋季来临以前必须结束战事,并授权岳飞自由进退。
(2)览卿奏,知已遣兵下郑州,自许陈蔡一带,形势皆为我有。又大军去贼寨只百余里,想卿忠义许国之心,必期殄灭残虏,嘉叹无已。然贼计素挟狙诈,虽其奸谋不能出卿所料,更在明斥堠,谨间谍,乘机择利,必保完全。兵事难以隃度,迟速进退,朕专付之卿也。已差中使劳卿一军,未到间,卿有所欲,前期奏来。入觐无早晚,但军事可以委之僚属,即便就途。遣此亲札,想宜体悉。
宋高宗提醒岳飞小心斥候、间谍,抓住有利机会进攻,确保部队的安全。宋高宗再次召岳飞赴临安觐见。“入觐无早晚,但军事可以委之僚属,即便就途。”
(3)朕尝闻卿奏,称王贵张宪徐庆数立战效,深可倚办。方今正赖将佐竭力奋死,助卿报国,以济事功,理宜先有以旌赏之。其王贵等各赐撚金线战袍一领,金束带一条,至可给付也。十二日。
宋高宗对岳飞各部将领进行奖励。
(4)得卿奏,提兵在道,暑行劳勩,朕念之不忘。狂虏尚在近景,今已入秋,预当严备,以防豕突。蔡颖旧隶京西,今专付卿措置,当分兵将屯守防捍,并谋绝其粮道,使虏有腹背之顾。在卿方略,随宜处画。朕久欲与卿相见,事毕,轻骑一来为佳。余侯面议。遣此亲札,想宜体悉。
岳飞向宋高宗抱怨“暑行劳勩”,可能岳飞的行军速度有所减慢,为自己找了个借口。宋高宗将蔡州、颖昌划归岳飞辖区,命令岳飞派兵坚守的同时,出兵袭击金军的粮道。攻防一体才是正道。
岳飞已经出色完成了朝廷分配的作战任务,宋高宗命令岳飞立即前往临安。除了那个吹得神乎其神的朱仙镇,岳飞实际上没有再向北前进一步,基本上遵守了宋高宗的命令。这说明,岳飞的行动都在宋高宗的授权范围之内,从未有违诏之说。如果说岳飞有什么违诏的话,就是将进攻矛头从陈州擅自改为许州。不过,后来得到了宋高宗的认可。
宋高宗的确多次命令岳飞赴临安复命,有班师的意图,可并没有“宜少”一说。岳飞在出兵前,宋高宗下达的命令是趁机进取陈、蔡;攻占蔡州、颖昌后,宋高宗命令岳飞坚守的同时,还要派兵袭扰金军后方。这都不是少量兵力就能完成的,特别是在易攻难守的平原地区。除了用人数堆优势,别无办法。宋高宗命令 “班师”是因为岳飞延期出兵,导致错过和张俊共同进退的有利时机,已成孤军,随时可能陷入险境,孤立无援。
“必保完全”这句话一直被专家、学者用来佐证“兵不可轻动”。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军队是国家的命脉,无论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都是如此。建立一支军队非常不容易,不仅需要钱,更需要时间。作为一名将帅规避不必要的牺牲是其最基本的职责,一旦军队出问题,将给国家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牺牲可以有,但要看是否价值相当。如果将帅仅为一己之私,随意损耗军队,与犯罪无异。
汉代军法明文有亡失过多罪。在战斗中,士卒伤亡惨重,要追究将领的刑事责任。据载:汉武帝时,“因杼将军再出匈奴,至余吾,亡士多,下吏,当斩。”元封三年“楼船将军杨仆坐失亡多,免为庶民。”
因此,“兵不可轻动,宜少班师”仅仅是李若虚的一面之词,并不能证明岳飞违诏北伐的壮举存在。岳飞北上中原是南宋作战意图的一部分,即为顺昌构建一道防线。至于宋高宗派李若虚阻止岳飞北伐,纯粹是胡扯,根本没有证据支持。如果宋高宗整日担心岳飞违抗自己的意愿,为什么还要重用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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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楼
3、热血的谎言。
五月二十五日,顺昌被围之前,宋高宗就命令岳飞出兵,而岳飞直到六月二十二日大军才正式出动,比宋高宗规定时间晚了将近一个月。为此,宋高宗派遣李若虚向岳飞施压。根据宋朝法律,‘临军征讨,稽期三日者,斩’。岳飞第一次面临被宋高宗问责的危险,为了化解危机,岳飞编了一个极其热血、大义的谎言。
岳飞告诉李若虚,自己没能及时出兵,是因为在准备一个大事业,那就是收复中原,还我河山。绍兴五年,李若虚途经荆湖南路永州祁阳县浯溪,参观中兴摩崖,题诗曰:“元颜文字照浯溪,神物于今常护持。崖边尚有堪磨处,留刻中兴第二碑。”恢复中原,国家中兴可一直李若虚梦寐以求的事,再加上昔日在岳飞账下,经常听岳飞吹嘘各种民族大义,李若虚顿时兴高采烈地向岳飞询问、讨教各种细节。
可是,岳飞的抱负不符合南宋作战意图。为此,李若虚警告岳飞,有可能孤军作战,得不到任何支援,从而全军覆没;应该谨慎从事,兵不可轻动,稳扎稳打,宜少班师。
岳飞肯定满腔热血的回答,马革裹尸、报效祖国等之类豪言壮语。李若虚深受感动,决定帮助岳飞所谓的“违诏北伐”。
七月,李若虚返回“行在”临安府,报告宋廷:“敌人不日授首矣,而所忧者他将不相为援。”说明李若虚非常担心岳飞孤军深入。可在朝廷的规划中,岳飞并不存在什么“孤军”一说。
岳飞在《乞出师札子》:“万一得便可入,则提兵直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则刘豫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假令汝、颍、陈、蔡坚壁清野,商於、虢略分屯要害,进或无粮可因,攻或难于馈运,臣须敛兵,还保上流。”岳飞在给宋高宗的谋略中明确说,北伐中原要走“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等黄河上游要地。
潼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山连山,峰连峰,谷深崖绝,山高路狭,中通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往来仅容一车一马。过去人们常以“细路险与猿猴争”、“人间路止潼关险”来比拟这里形势的隆要。杜甫诗曰:“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的诗句。
潼关地处黄河渡口,位居晋、陕、豫三省要冲,扼长安至洛阳驿道的要冲,是进出三秦之锁钥,所以成为汉末以来东入中原和西进关中、西域的必经之地及关防要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畿内首险”、“四镇咽喉”、“百二重关”之誉。对南宋而言,潼关是收复中原、防御黄河、阻止金军南下的重要屏障和隘口。
可是,岳飞北伐没有选择心目中理想的进军路线,而是选择宋高宗指定的作战区域。难道岳飞不清楚中原地区的军事地理形势吗?显然不是,在给宋高宗报告时,岳飞肯定下了一番功夫,不仅熟记于心,还颇有心得。其实,岳飞只不过在执行宋高宗下达的任务,根本不是什么北伐。
岳飞“违诏北伐”这个谎言最大的问题在于无从考证,岳飞占领颖昌后,是因为完成朝廷分配的任务而停止脚步,还是因为和金军交战而被迫停止脚步。可是,岳飞的撤退却给了李若虚无尽的遗憾和念想,更加坚定“违诏北伐”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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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楼
三、书生的无知
邹韬奋在《抗战三日刊》写道:“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做刀。”国难当头,书生要么弃笔投戎;要么满腔热血,空无一用。李若虚就是这样一个空有满腔热血,报国之志,却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书生。可是,如果岳飞真的违诏北伐,李若虚不仅不能报国,反而在害国。岳飞违诏北伐就是一支无国之军,必败无疑,只会白白葬送南宋的军事力量。
1、缺乏合法性。
克劳塞韦茨在《战争论》中强调:“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更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一种政治交易的延续,一种使用其他手段来执行的同样的工作。”军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作战是军事战略中的重要环节。军事作战是为了实现国家政治利益而存在的,军事作战只有得到国家的授权才具有合法性;反之,在未得到国家授权的情况下,无论将领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采取军事行动,都将是非法的。
“保家卫国”自古以来就是战争的重要内容,军队只有在“保家卫国”的号召下,才能最大程度激励军队的士气。一般而言,服从政府就是效忠国家。如果战争未能获得政府的许可,则意味着士兵有可能被自己所效忠的国家视为叛军。这会对军队士气造成沉重打击,导致军心不稳,必将影响战争的胜负。
《商君书•错法》说:“爵禄者,兵之实也。”将士的努力如果得不到国家的认可,则奖励只有物质,没有荣誉。将士会严重质疑战争的合法性,从而选择消极避战,甚至逃离战场。
2、没有政治支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总理克莱蒙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战争是件太严重的事,不能完全委之于军人。”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学家吴起在《吴子兵法•图国第一》中强调:“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国家的统一,军队内部的团结是取得一场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要想取得战争胜利,国家必须从上到下思想统一,支持战争。
《孟子》有云:“君主看待臣下如同自己的手足,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自己的腹心;君主看待臣下如同犬马,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路人;君主看待臣下如同泥土草芥,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强盗仇敌。”岳飞还不是君王,就敢无视满朝文武为无物。一旦朝廷发现岳飞私自调兵北伐,估计连宋高宗都保不住。
隆兴二年,宋孝宗锐意进取,想收复中原。可是,遭到了宰相史浩的强烈反对。张俊和宰相史浩争执不下,宋孝宗干脆下诏让大臣们来讨论如何对付金人,结果主战派和主和派也争执不下。宋孝宗竟然绕过三省和枢密院,直接下令张浚挥师北伐。在相府中的史浩忽然得知张俊出兵的命令,方才知道皇上越过三省,直接给诸将下命令。便对陈康伯说:“我们都兼右相,但出兵不跟我们说,还用我们做什么用!不辞去还等什么?”遂请求辞相。
符离溃败,整个朝廷没人再愿意支持宋孝宗和张浚,张俊自劾,不久就去世了。即使宋高宗支持岳飞的“违诏北伐”,百官中的大部分也出工不出力。如果岳飞有任何轻微失误,必将遭到百官群起而攻之。此外,南宋初期,中兴将领嚣张跋扈,藐视文官。文臣武将之间的关系极为恶劣,史称“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相合矣”。
3、后勤得不到保障。
后勤准备不足。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英国著名将领韦维尔说过:“我经历的战争愈多,就愈加认识到战争是如何完全依赖于后勤和运输……你想在何时把你的军队移动到何地,并不需要多大的技艺或想象力;但你若知道什么地方可以部署你的军队,以及能否在该地维持你的军队,那就要有丰富的知识,要进行艰苦的工作。为将者必须对补给和运输诸因素具有真知灼见,为此制定一切计划的依据。只有这样,他才知道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去冒有关这些因素的风险,而要打胜仗是非风险不可的。”
绍兴四年,朝廷命令岳飞收复襄阳六郡。宋高宗亲自督促各地监司随时供应岳飞军的粮饷,“不得使其稍有短缺”。南宋朝廷为3.5万余人的岳家军调拨米6万石,钱40万贯作为军需,另外还拿出20万贯钱以犒赏三军。正是这些充足的物资才有了岳飞胜利的基础。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绍兴十年十一月,也就是战事结束后,刘锜、韩世忠、岳飞三军“皆造军器,所乞牛皮,至十余万张,郡邑往往杀牛以应命”,岳飞向来爱民如子,此次一反常态,强征牛皮。可见,岳飞北上作战,武器装备的损耗确实非常严重,亟须补充。此外,绍兴十一年淮西战事中,岳飞还没有出鄂州大营的门就向宋高宗哭诉钱粮不足。
如果违诏北伐,朝廷不知情,就不会为岳飞提供后勤物资。即使朝廷愿意支持岳飞北伐,也不能在短期内筹措到足够的物资补给和兵员。
至于岳飞鼓吹的以战养战,靠当地百姓解决基本上就是骗小孩子的。北宋末期贪官污吏横行和金国暴政,当地百姓早已民不聊生,怎么可能有多余的物资支持岳飞北伐。
4、孤军深入。
岳飞执意“违诏北伐”,势必成为孤军,得不到友军的支援配合,成为金军的集火目标。即使可以获胜,也难以为继。在易攻难守的华北平原,孤军的命运除了死,还是死,没有第三种选择。
5、违诏北伐的风险。
岳飞违诏北伐最大的风险在于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中央朝廷对岳家军的实际动向一无所知。李若虚为了心中的热血和所谓的正义,势必会隐瞒岳飞违诏,私调军队一事,这就给南宋带来无尽的灾难。岳飞孤军北伐必败无疑,而南宋朝廷又不知情,无法及时作出应对之策。
①襄阳空虚。
襄阳地处南阳盆地南端,居汉水上流,三面环水,一面傍山,西临关陕,东达江淮,跨连荆豫,是控扼南北之要冲。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长江天险不再是天险,门户洞开之后便是大片土地是无险可守,直接威胁到首都临安。南宋视襄阳为朝廷根本,关系国家存亡的重地,遂开府筑城,储粮屯军。
1235年,宋蒙之间的军事同盟破裂,宋蒙两军围绕着襄阳进行了长达38年的战争。宋蒙(元)双方为了争夺这个历来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水路交通要塞,几乎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骑兵和水军,动用了当时能找到的一切先进武器,双方死伤人数超过40万人。期间,经历了襄阳城的失守与收复、再失守与再收复、蒙古南宋各自的内乱甚至内战、双方尔虞我诈的谈判、打打停停的消耗等各种事端层出不穷。
1273年,守将吕文焕在无力自守,外无援兵的绝境中投降元朝,襄阳陷落。次年,元军顺江南下,攻陷长江咽喉——鄂州,兵临临安。这是襄阳这个兵家必争之地的失守,导致了南宋的最终灭亡。
如果岳飞在孤军北伐过程中,不能及时撤回,意味着襄阳就处于不设防状态,随时会被奸人所乘。如果朝廷不能及时发现,筹措军队来填补这个窟窿,不知道宋高宗这次还能不能逃到海上。
②宋军失去预备队。
岳家军驻扎的湖北位于南宋整个军事防御体系的中间地带,应该对两翼即左翼四川吴玠、右翼淮西刘锜负有支援作用,也就是说,岳家军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南宋军事体系中预备队的角色。克劳塞韦茨在《战争论》中指出:预备队有两个重要的目标:(一)战斗的延长和恢复;(二)用来应付意外的情况。
绍兴七年八月,原隶属刘光世所部的统制官郦琼、王世忠、靳赛等发动叛乱,杀死监军官吕祉等人,带领全军四万余人,并裹胁百姓十余万投降金人傀儡伪齐刘豫,史称“淮西兵变”。兵变的后果十分严重,使南宋军事前沿的江淮重地突然处于防卫空虚的状态。“淮西兵变”后,岳家军预备队的角色更加重要和明显。因此,岳家军在南宋的整个军事战略中,主要担负两个重要任务:保卫荆襄防线;充当国家预备队,支援两翼,特别是淮西。失去岳家军,也意味着南宋失去了一支重要力量。
军队是国家的,不是将军私人的;只为国家利益而存在,不是将军实现个人的雄心壮志、个人抱负的工具。牵一发而动全身,极小的部分也会影响全局。只有从全局的高度考虑问题,才能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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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楼
四、南宋战略意图
战略是全局性的规划,是立足长远的规划,也是一种指导战争实施的原则和方法。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句话讲出了战略的重要性和长远性。绍兴十年,岳飞的军队虽然像盾牌一样挡在南宋诸军的最前沿,但实际上只是江淮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1、江淮防御体系。
南宋的军事体系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长江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辽阔的地域联系起来。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无奈地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次年,魏主再次大举伐吴,见江水波涛汹涌,又感叹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两次亲征,都只得引兵退还。苻坚伐晋,以为自己拥兵百万,“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终不能越长江而灭晋。
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唇亡齿寒”,“ 守江必先守淮”等言论在历代保据江南王朝更是随处可见。南宋吕祉言“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淮河之守重在内外呼应。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前人曾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即使岳飞兵强马壮,也只不过是江淮防御体系的一部分,承担保卫江淮上游安全的重任。
绍兴四年,在岳飞收复襄汉六郡之后,鉴于襄汉六郡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朝廷必须选派得力将领去镇守。赵鼎认为:“湖北鄂、岳,最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之所,乞令岳飞屯驻鄂、岳州。不惟淮西藉其声援,可保无虞,而湖南、二广、江、浙亦获安妥。”
绍兴五年六月,岳飞病势加重,“两目赤昏,饭食不进”,“四肢堕废”。岳飞随即以病情为由,第一次向宋高宗提出辞呈。“以带病之躯执掌兵柄,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如果贪图荣华富贵,恋栈不去,势必耽误恢复故疆大计。”宋高宗当然拒绝了岳飞的辞职要求,“岳爱卿肩负上游军备,责任重大,正应该激励忠愤之心,一雪国家大耻,帮助我建成大功,不许退休!”请注意“肩负上游军备”,这是宋高宗在向岳飞强调其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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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楼
2、金军(伪齐)入侵路线。
淮南地区是金军入侵南宋的重要路线,宋金之间的激烈搏杀几乎都发生在这一地区。
建炎三年正月,金军攻占徐州前后,完颜宗弼率领五千轻骑奔袭千里之外的扬州,准备出其不意擒获宋高宗。三十日,金兵到达泗州,渡过淮河,二月二日占领天长军。三日,宋高宗出逃,晚上,金先头部队进入扬州,闻知宋高宗已出城,复追至瓜州渡口。金军孤军深入,又没有抓到宋高宗,因此在纵火焚扬州城后随即北撤。
建炎三年七月末,金国企图完全消灭南宋,决定再次发兵侵宋。十月末,完颜宗弼率领金军先后攻占庐州、和州、无为军等地,攻采石渡不克,复转趋马家渡。十一月,金军渡过长江,进而攻占太平州、溧水县,顺利进入建康城,守臣陈邦光、户部尚书李梲迎降。江南各地守军望风逃遁,完颜宗弼长驱直入,穷追宋高宗至海上。
绍兴四年九月,金国完颜宗辅、完颜昌、完颜宗弼率兵五万,与伪齐军联合南侵。计划分兵两路,一路自采石攻金陵,一路自瓜州攻京口。九月末,金兵与伪齐兵分道渡淮,攻占楚州,韩世忠被迫自承州退守镇江。十月,南宋命令张俊率部驰援韩世忠,刘光世部移驻建康,加强沿江防线。韩世忠率部收复扬州,同时宣布宋高宗决策亲征。金军虽然攻占濠州、滁州等地,但先后在大仪镇、承州、庐州等地屡遭挫败。入冬以后风雪交加,粮草缺乏,士气低落。此时,金太宗病重的消息传来,完颜宗弼只能率军连夜北撤。伪齐刘麟闻讯,亦弃辎重狼狈北逃。
绍兴五年夏天,伪齐刘豫将山东地区六十岁以下,二十岁以上的百姓,一律签发为兵,再次攻打南宋。八月,伪齐攻陷光州,十月进攻涟水军,但为韩世忠的部队所挫败,光州也被收复。
绍兴六年十月,伪齐刘豫签乡兵三十万联合金军,分三路南侵。其侄刘猊率军由紫荆山,出涡口犯定远县,以趋宣、徽,是为东路;子刘麟率军由寿春进犯合肥,是为中路;孔彦舟率军在谷口渡系桥渡淮,围攻光州,直趋蕲、黄,是为西路。
绍兴十年,完颜宗弼亲率金军主力十余万,夺取开封后,挥师南下。五月二十五日,金军进抵顺昌,准备渡过淮河南下淮西。
绍兴十一年正月,完颜宗弼率领金军主力越过寿春,途径庐州,逼近和州。下半年,完颜宗弼再次再次率领渡过淮河,进犯淮东地区。
金军的作战目标非常明确,即以南宋最高统帅宋高宗为主要攻击目标,自始至终都将主要兵力放在江淮方向。南宋也是如此,在江淮防线集结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兵力,淮河附近的城池都有重兵驻守。
绍兴十年顺昌之战后,朝廷任命陈规知庐州兼淮西安抚,“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陈规,南宋著名的守城战专家,著述有《德安守城录》。他的调任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江淮对南宋的重要性。
淮南虽然是长江防御屏障,但缺乏纵深。绍兴三十一年,海陵王率领金军南侵,宋军毫无准备,不战而溃。一个月左右,金军就从淮河北岸推进至长江边上。因此,南宋需要在淮河北岸建立缓冲地带,提高江淮体系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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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楼
3、杨沂中出兵。
杨沂中率领的殿前军是宋高宗的亲兵,也是宋高宗手里最重要的王牌,从他的作战方向大致可以看出朝廷的作战重点。“八月中旬,杨沂中军溃亳、宿间”。如果再联系张俊在撤退前占领亳州的行为,可以判断,淮河以北的亳州、宿州才是朝廷的重点攻击目标。
绍兴十年,郦琼在亳州,张俊率大军到达城父,都统制王德攻占符离,乘胜直趋亳州同张俊会合。张俊率兵入城,金军弃城逃遁,父老百姓排列香案鲜花迎接张俊,于是收复亳州,留下统制宋超镇守。张俊率军返回寿春。
4、岳飞的职责分工。
《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说:“飞方至陈州,而俊已定宿、毫,遂还寿春,引兵南渡而归。金人探知,于是并力以御,飞兵不能支,几败,告急于锜。锜为出兵牵制,抵太康,金人乃退,飞军得还。”主流观点认为是,秦桧的陷害和宋高宗的牵制,才令岳飞成为孤军。可是,事实恰恰相反。
如果将陈州、顺昌、亳州、宿州连起来就会发现,岳飞并不是孤军作战。在朝廷的谋划中,南宋诸军应该一字展开,共同进退,相互照应。岳飞成为孤军,和其怯战有关。
①行动时间。
顺昌被围,宋高宗同时命令张俊、岳飞出兵救援。岳飞无故拖延,可张俊却是准时出兵,先于岳飞抵达预定战场亳州,导致岳飞和张俊之间的行动时间出现了不同步。当岳飞抵达预定战场蔡州时,张俊已经完成宋高宗分配的任务,班师了。这就好比宋高宗摆了一桌宴席,同时邀请张俊和岳飞,岳飞因事迟到,难道要张俊一直在那傻傻等岳飞吗?要知道,时间就是生命;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与死的分水岭。
六月中旬,张俊、王德率部首先攻克宿州,接着又兵不血刃地开进毫州。六月二十六日,收到班师密旨之后,张俊、王德等人从宿州、亳州等地班师,将军队撤到淮河以南。而六月二十二日岳飞大军正式开拔。
②作战目标。
宋高宗命令岳飞向陈州进发,和顺昌的刘锜连成一片。可是,岳飞担忧后方——蔡州遭到金军的迂回攻击,于是将进攻矛头转向许州。这就导致原本应该由岳飞控制的陈州成为岳飞和刘锜之间的真空地带,岳家军也就成为游离于南宋作战体系之外的孤军。
③前沿不留重兵。
《宋史•高宗本纪》载:“秦桧奏命锜择利班师,锜不奉诏,战益力,遂能以寡胜众”。很多人抓住秦桧命令刘锜班师,来论证秦桧拖岳飞后腿。可是,前沿不留重兵是兵家惯例,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只要两军对峙没有白热化,大战一触即发,前沿都不允许保持重兵,特别是精锐部队。
重兵屯于前沿,打又不打,撤又不撤,很容易像个靶子一样遭到敌军先发制人,突然袭击,遭受重创,甚至全军覆没。特别是中原这样的四战之地,多停留一刻,面临的危险也越大。对于国家而言,重兵损失,则面临缺乏后续作战能力,甚至亡国的可能。因此,前沿一般不留重兵,只留警戒守备部队。
重兵屯于前沿,将士处于临战状态,精神和肉体都备受煎熬。时间一长,士气和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如果此时敌军进攻,后果不堪设想。刘锜部将士从五月二十五日顺昌被围到岳飞出兵,已经持续一个月的高强度战备,让他们到二线或后方进行修整,实属上策。
南宋初期饱受战争蹂躏,经济徘徊于破产边缘,特别是淮西地区满目疮痍。张俊和刘锜的补给物资必须从长江以南地区调拨。如此漫长的补给线,不知南宋的经济能支撑多久。
因此,岳飞沦落成为孤军,完全是其出兵缓慢,错过与南宋诸军共同进退的有利时机。至于陈规调任庐州知州兼淮西安抚使,根本是对有功之臣的擢升,而且庐州的战略地位远非顺昌所能比。
顺昌北濒颍水,南有淮河,东接濠州、寿州,西接蔡州、陈州,是屏障淮河的要口,在南宋淮河防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岳飞的任务就是在顺昌前面建立一个预警、缓冲地带,防止顺昌遭到金军突袭。
岳飞虽然没去陈州,但占领颖昌和郾城,也达到牵制金军,为顺昌预警的效果。因此,宋高宗命令岳飞分兵屯守,预留一支机动部队谋绝金军后方,立即赶赴行在复命。虽然宋高宗没有明令岳家军班师,不过,龙无首则散,军无帅则溃。可是,完颜宗弼和杨沂中却打破了这个原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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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楼
五、岳飞怯战
岳飞在传统形象中一直以勇猛示人,根本不可能让人联想到胆怯。可惜的是,的确如此,就连邓广铭也强调,岳飞是在宋高宗催促下才出兵救援顺昌。那么,岳飞这种延期出兵的行为,只能用胆怯来解释。岳飞胆怯是由多个因素造成的。
1、中原此行凶多吉少。
《史记》云:“得中原者得天下”。历史上无数的英雄帝王为了统一天下,涿鹿中原。可是,历史上完成大一统的政权,没有一个是起家于中原地区。那些起家于中原地区的政权,不仅没有能力统一天下,还都短命,甚至会被周围的其他政权所吞噬。
中原地区地势平坦,几乎无险可守,易攻难守,金军骑兵可以从任意一个方向发起攻击。更致命的是,宋高宗的计划是以淮西为中心策划的,对处于边线的岳飞极为不公平。岳飞的左翼(西边)根本得不到任何保护。如果金军不在前沿和岳飞纠缠,取道蔡州以西切入后方,则岳飞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岳飞没按宋高宗的要求,将主力东移陈州,就是因为陈州比许州更加暴露侧翼。
岳飞还面临被金军切割包围的可能。据《三朝北盟会编》中《岳侯传》记载,岳飞当时“率兵自屯郾城县,又遣王贵、董先、姚政、冯赛、岳云等兵三万占据颍昌,为永驻之计,又分兵攻战诸州。”金军试图切断两地驻军之间的联系,从而引发了小商桥之战。《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说:“岳飞军屯颖昌,别军屯郾城,兵断不得合。遣骁将杨再兴击贼,不利,再兴战殁”。
《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说“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人,多所俘获”。说明岳飞和各部的通道非常容易遭到金军骑兵的骚扰和破坏。
为了应对不利局面,岳飞将主力一分为二,以便应对突发局面,彼此相互照应。岳飞亲率一军屯郾城,王贵、岳云等兵三万屯颍昌。同时向多个方向派出小股部队进行攻伐,一则扩大警戒范围,防止金军突袭;二则迷惑金军,使金军难以发现岳飞的真实意图。但是,这样做也分散了岳飞的进攻力量。因此,岳飞抵达郾城、颖昌后基本丧失了进攻能力。此外,援军也必不可少,虽然错过和南宋诸军共同进退的时间,但毕竟生死攸关。岳飞的奏章写道:“本司契勘所管兵马,已分布调发前去陕、虢、西京、陈、蔡、颍昌、汝、郑州一带,并已有差往河东、河北措置事宜。已两次申奏,乞将刘锜一军切令于顺昌府屯驻,庶几缓急可以照应去讫。”
岳飞还广泛动员了北宋沦陷区的义军积极活动,来减轻正面的压力。岳飞派遣梁兴等人渡过黄河,联合河东、河北义军,在金的后方痛击金军,收复了不少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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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宋战略谋划失误。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所有部队的集中,在作战上是绝对必要的;战略的基本要义,就是能组织分路进军,以使在适当的时机,再实行集中。”拿破仑也说过:“胜利总是垂青于那些懂得如何在关键地点集中优势兵力的一方”。进攻是一门艺术,必须灵活掌握方法。首先,攻击必须集中力量。《百战奇略•合战》记载:“凡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兵家之常情也。若我分兵屯数处,敌若以众攻我,当合军以击之。”克劳塞韦茨:“凡用攻击之力,必专注于一方面,继续无间,方为有力。”
南宋的谋划失误就是兵力分散,没有集中于一点。不集中就没有和金军一战的资本,即使趁金军北撤占领一些城池也守不住。那么,整个作战就会显得毫无意义,白白浪费南宋宝贵的作战资源。此外,宋军兵力分散,增加了各部独立面对优势金军的风险。将领的怯战也就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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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楼
3、南宋诸将傲慢,缺乏信任。
绍兴六年,宰相张浚曾有意以韩世忠为主力,在淮北发动攻势。因兵力最少,韩世忠表示有困难。张浚随即命令张俊派遣部将赵密率军来援。张俊却一口回绝,并四处宣称韩世忠想要吞并他。稍后,张浚又在淮南组织了一次进攻,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失败。刘光世先以粮草不足搪塞,后又不遵号令;当杨沂中军抵达指定位置时,刘光世却早已从前线撤退,所谓三军联合出击也就成了空谈。张浚身为宰相,背后朝廷撑腰,都难以调动诸军。大名鼎鼎的岳飞也是如此。
《会编》记载,绍兴六、七年间,张浚在龟山与四将商讨如何征讨伪齐。刘光世主张防守,韩世忠则极力建议进兵。资格最老的张俊,态度模棱两可,对张浚说:“都督你说要打,咱就打;你说要守,那咱就守。”张浚最后求助于诸军当中兵力最强盛的岳飞。结果,“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岳飞此前一直旗帜鲜明地主张北伐,但在会议上的这种态度,着实让张浚相当意外。对此,日本学者寺地遵评论:“张浚揭大义名分,主张恢复中原,然而不论他如何鼓舞,四大将仍各怀异志,岳飞明白表示反对,刘光世、张俊则消极抵制,都不愿与张浚合作。”
绍兴十年,王之道上书明确指出:“今日之兵,隶张俊者则曰张家军,隶岳飞者则曰岳家军,隶韩世忠者则曰韩家军。相视如仇仇,相防如盗贼。自不能立功,而惴惴然惟恐他人之立功,而官爵轧于己也。”
岳飞身居高位,自然很清楚南宋诸将不守将道,宋高宗关键时刻未必能指挥动他们。可是,险地之战必须得到友军的支援。岳飞自然对北上中原充满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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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楼
4、岳飞少年得志、得意忘形。
建炎四年五月下旬,年仅二十七岁的岳飞押解战俘去行在越州,生平第一次觐见宋高宗。岳飞向朝廷上奏说:“建康为要害之地,宜选兵固守。臣以为贼若渡江,必先二浙,江东、西地僻,亦恐重兵断其归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守淮,拱护腹心。”宋高宗看了岳飞的奏章,颇为赏识,并赐予金带、马鞍等物。从此,岳飞的仕途之路可谓是一帆风顺。即使在那个战争年代,岳飞所取得的地位也是同龄人无法比拟的。
建炎三至四年,二十七、八岁的岳飞先后任御营使司统制军马、御使下都统制,补武功大夫、任昌州防御使、通泰州镇抚使兼知泰州。
绍兴元年至三年,岳飞先后平定游寇李成、张用、曹成和吉、虔州的叛乱,升任神武后军统制,宋高宗并赐御书“精忠岳飞”锦旗给岳飞。建炎四年,宋廷更改军队体制,建立神武军,以韩世忠任神武左军都统制、张俊任神武右军都统制,杨沂中任中军统制,岳飞任后军统治。此时,岳飞的地位已经接近韩世忠、张俊等南宋大将。韩世忠当时四十四岁,张俊四十七岁,而岳飞当时不过二十八岁而已。可见,岳飞取得了常人难以达到的地位。
绍兴四年,岳飞不仅继续出任神武后军统制,还增加了很多头衔,荆南鄂岳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清远军节度使、神武后军都统制、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八月二十五日,朝廷封岳飞为武昌县开国子。绍兴五年二月初二日进封武昌郡开国侯,九月十三日又进封武昌郡开国公。
绍兴七年,三十五岁的岳飞官拜太尉,为宋代武职官阶之首,两年皆以太尉、任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职。
绍兴九年,三十七岁的岳飞官授开府仪同三司,乃宋代文职官阶之首。
绍兴十年,三十八岁的岳飞加少保(爵位)任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兼营田大使。
成功使人傲慢、膨胀,失去对形势的判断。岳飞年纪轻轻,就取得常人获得的成绩,骄傲在所难免,以至于对宋高宗的君令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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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楼
5、岳飞跋扈,无视军法。
绍兴十年不救援顺昌、延期出兵并不是岳飞第一次违反军令,早在这之前,岳飞就已经有过违反军令,临阵脱逃的记录。
建炎元年,岳飞因不满上级,无令出击,致使王彦毫无准备,仓促上阵,八字军全军覆没。八字军被金国重兵困于卫州新乡县的石门山下,孤立无援,缺乏装备和粮饷,王彦无奈之下只能采取持重的方针。岳飞对此甚为不满,责备王彦胆怯。岳飞说“二帝蒙尘,贼据河朔,臣子当开道以迎乘舆。今不速战,而更观望,岂真欲附贼耶!”岳飞非但不满,而且在未经指挥官王彦同意的情况下,率领部分军士擅自出战,夺取了金军的大旗,在空中挥舞。其他军士看到这种情况,也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争先恐后地出击,一鼓作气攻下新乡县。岳飞的无令出击,削弱了王彦的军事权威,使其丧失了对八字军的实际控制指挥权,八字军如同一盘散沙,最终招致惨败。
建炎元年,宗泽委任王彦为“制置两河军事”,王彦命令岳飞率领所部前去荣河防守隘口。岳飞竟然以“与王彦难以共事”为借口,率部临阵脱逃。可惜的是,宗泽以“珍惜岳飞的才干,体谅他的爱国之心”为由,包庇了岳飞违抗军令、临阵脱逃的死罪,留其在营中听候差遣。想来以宗泽这种治军理念,东京也是守不住的。
绍兴七年,岳飞因对“淮西合兵”不满,借口为母守孝,在没有得到朝廷批准,没人交接的情况下,私自擅离职守,使荆襄地区的防务无人统筹,呈真空状态。
当然像不救援楚州、泰州弃守等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更大的原因是宋高宗本人,所谓“子不教、父之过”。岳飞一步步成长为不知国法军纪的罪魁祸首就是宋高宗。宋高宗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军都不严,对臣子好听点叫“宽容”,难听点叫“放纵”,最终导致岳飞无视国法军纪,不救援顺昌、延期出兵。
无论多么勇敢的将领都会有胆怯懦弱的一面,只有军纪才能帮助他们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据史料记载,英国军事法庭审判怯战时,大部分涉案人员不是低级军官和水手,而是舰队司令和舰长们。从1720到1750年,被提拔的443个舰长中有8.5%被军事法庭审判或叱责而结束了军事生涯,战死的舰长只有4%。
纳尔逊就是在严苛的军法环境中被锤炼成以勇猛著称的英国海军军神。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纳尔逊身先士卒,在甲板上指挥作战,不幸被法国士兵一颗子弹命中左肺而丧生。而法国海军竟然有三分之一的军舰在一旁袖手旁观,焉能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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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楼
第四章 虚假的战功
关于岳飞北伐的战果,史上一直争议不断,主要是分为两派。一是秦桧专政,篡改、抹消岳飞功绩的相关证据;二是《宋史•岳飞传》是以岳飞之孙岳珂编撰的《金佗稡编》、《鄂王行实编年》为基础,而后的《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元朝编纂的《宋史•岳飞传》和《续资治通鉴》等重要史籍也照抄了岳珂编撰的史料。岳珂在编撰《金佗稡编》、《鄂王行实编年》时,为了吹捧其爷爷,难免造假。所以质疑史料的真实性,认为岳飞北伐战绩与史书记载有误,此战水分甚多。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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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楼
一、攻城掠地
岳飞在绍兴十年北进中原,收复很多城池和土地,被世人津津乐道。可是,攻城不能视为功绩的唯一衡量标准。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1、城池的价值。
一座城池是否值得攻略或坚守,主要取决于其政治、军事价值。一座有价值的城池的攻守得失可以改变整个地区,甚至整个战争的走势。
①政治中心、首脑机关。
克劳塞韦茨在《战争论》中论述:“战争的性质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其目的必然始终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军队并不是战争的主人,而只是战争的工具。战争的目的是迫使敌方政治集团作出符合我方利益的决定。“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如果能摧毁或控制敌方政治机构,则意味着战争即将结束。如果能对敌方政治集团构成威胁,必能签订城下之盟,或者打乱其原定作战计划,使其陷入混乱之中。
岳飞北进中原,距离金国的首都上京会宁府太遥远,根本不能对金国政治集团构成威胁,迫使其作出任何妥协。
②兵家险要之地。
兵家险要之地一般都是扼某地之咽喉,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整个中原地区属于典型的四战之地,地势平坦,毫无天险可守。
如果岳飞真的想收复中原,一定要掌控洛阳和潼关,即岳飞在《乞出师札子》谋划的进军目的地。如果不能掌控两地,岳飞即使攻下开封等中原重镇也毫无意义。反之,如果能掌控两地,整个中原就是囊中之物。可惜的是,两地离岳飞的行军路线太远。
洛阳横跨黄河中下游南北两岸,周围有郁山、邙山、青要山、荆紫山、周山、樱山、龙门山、香山、万安山、首阳山、嵩山等多座山脉,可以俯瞰整个黄河、中原地区。
潼关地处黄河渡口,位居晋、陕、豫三省要冲,是东入中原和西进关中、西域的必经之地及关防要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畿内首险”、“四镇咽喉”、“百二重关”之誉。
③经济中心。
战争必须以经济为基础,占领富庶之地,可以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中原地区地势平坦,雨量充沛,非常适宜农耕经济,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一说。可是,中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
南宋“端平入洛”时,淮西总领吴潜认为:“河南取之虽易,守之则难,兵戎之资,所费何巨!民穷不堪,激而为变,今日之事,岂可轻议!”如果在没有重创、歼灭金军主力的情况下,想守住中原,别说是岳飞那点兵力,就是南宋的经济都承受不住。
因此,岳飞虽然收复了大量的中原领土,但守不住,根本不能算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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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楼
2、开封。
开封,北宋首都,对宋人有着难以言喻的影响。当岳家军和开封近在咫尺时,极大的鼓舞了南宋人们,特别士人的士气。他们无不认为收复国家在指日可待。可实际情况是,别说是岳飞的主力,就是前哨侦查部队距离开封都很远。即使岳飞能攻下开封,也守不住。
靖康元年,金军第一次入侵北宋,围攻京城汴梁。李纲被任命为御营京城四壁守御使,负责京城开封的防御。凭借着李纲的出色发挥,成功守住了开封城,但金军却劫掠了黄河南岸,满载而归,到处劫掠壮丁为其牵马挑担,掳掠年轻妇女为奴,老丑者就地杀死,自开封城至黄河渡口方圆数百里,村墟萧然,无复人烟,尸骸横陈。金军未能攻克开封,除了李纲的个人原因外,宋军增援部队的陆续抵达开封也是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金军未能攻克太原城,担心退路被切断,不敢久战。
靖康二年,金军再次南下进攻开封。由于太原重镇已失,金军不用担心退路,随即加大攻城力度,开封城随之沦陷。可惜的是,李纲因为政治斗争失败,在城破前卸任开封城防守职责。这就给了世人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有优秀的将领就能守住开封城。
建炎二年,金军突破黄河防线后,兵锋直指宋高宗的行在扬州。这次金军没有将进攻矛头对准重兵坚守的开封城,而是选择绕路避开。虽然很多史书说,如果开封的守军若能抓住战机,有所动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东线金军的行动,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金军在开封防御体系的正面,黄河北岸拥有驻军;东线作战部队已经切入到开封城的大后方,随时可能从侧后翼对开封城整个防御部队进行战略合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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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乘虚而入。
绍兴十年,岳家军从襄阳出发,一路攻城略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广大疆土,和岳飞乘虚而入有关。
完颜宗弼受挫于顺昌后,回师北撤修整。宋高宗就是抓住这个时机发动淮西反击战的。这就是整个宋军,包括岳飞在初期能入无人之境般迅速攻城略地的重要原因。
拿破仑说:“歼灭敌人的兵力,就是战争中的最高目标,在战争中敌人的兵力不被歼灭,则无法获得胜利。”在金军没有被重创的情况下,宋军以攻城作为主要作战目标实为下策。只要敌军还没有被歼灭,要想在中原地区这种“四战之地”坚守城池非常困难。
岳飞乘虚而入,既没有和金军主力,也没有签军主力交战。可是,颖昌地处中原腹地,无险可守,易攻难守,利于骑兵作战。成为孤军的岳家军很快就被对顺昌心有余悸的完颜宗弼盯上。完颜宗弼希望通过重创,甚至全歼岳家军来迫使宋高宗接受新的和议条件。
《金史》卷77《完颜宗弼传》记载:“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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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军损失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共留存捷奏13份,记载17个相关战事。关于其真实性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岳珂为了美化爷爷瞎编乱造,有人说因为秦桧篡改史书,才致岳飞战绩没有得到南宋官方的认可。这里不妨换一个角度,从金军的视角看看。
1、兵力紧张。
根据王曾瑜在《金朝军制》中的考证:金朝的军队大约有十二万,分别由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统领。天会十二年(1134年),完颜宗弼在仙人关大战时,“率大军十余万众”。天眷三年(1140年),完颜宗弼先后与宋将刘锜、岳飞作战,也是率军十余万,所以,金国的军队总数应该大致在十余万。如果考虑到金国的国情,其可能实际动员的兵力并不多。
①义军抗金。
金国推行奴隶制,规定有负债不能偿还者,折身作奴隶。汉人纷纷上山抵抗,动以万计。“太行群盗”以太行山为根据地,不断地给予以金国统治者沉重的打击。著名的八字军就在太行山一带英勇抗敌,影响力很大,分散在河北、山西各地的抗金民兵都曾接受王彦的领导。
绍兴八年秋,山东泰安卒徒张贵,联络当地平民,据山险起兵反金。后被王伯龙军率军镇压。
绍兴八年,平阳府人梁小哥率领一支起义军,在太行山起兵。曾与原齐国的宋降将徐文作战。梁小哥长期在太行山一带活动。
绍兴九年,山东沿海人民在张清领导下,打着宋军旗号驾船从海上攻入辽东,占领蓟州。辽东百姓和被掳的南宋人民相率起兵响应。不久,张清又率军退回山东。
绍兴十年,邢、洺、磁、相、庆源一带被金兵俘虏的汉人,互相约定,在二月初一,夺取女真奴隶主的鞍马、武器和盔甲,在邯郸西村聚集,同上太行山抗金。
绍兴十年,太行起义军夜袭怀州万善镇,距州城只有二十里,震动了怀州。
这些如火如荼的抗金活动极大的牵制、分散了金军的兵力。无论是统治维持,还是镇压义军都需要大量的兵力。金国虽然征募了大量的汉人签军,但在关键要地还是需要一定数量的金军镇守。
②北方防务危机。
金灭辽后,就接收了辽国的蒙古边患。上京是金国的政治中心,与蒙古毗邻,必然要分兵保卫。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六载,天会十三年(1135年)冬,“金主亶以蒙古叛,遣领三省事、宋国王宗磐提兵破之。蒙古者,在女真之东北,在唐为蒙兀部。其人劲悍善战。”
天眷二年(1139年),金军惨败,被蒙古乘胜追击至上京附近。“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洪皓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金国正被蒙古所袭扰,“彼方困于蒙古”。 《松漠纪闻》中称“与金人隔一江,常渡江之南为寇,御之则返,无如之何。”
天会十三年,金熙宗初即位,欲行强干弱枝之策,遂将长期镇守燕京以南的都元帅完颜宗翰升任“领三省事”,调至会宁府。两年后,完颜宗翰遂下狱而死。不过,随着完颜宗弼的南侵,该计划被迫停止。可见,绍兴十年金军的兵力非常紧张。
如果金军在绍兴十年被岳家军重创,以金国当时的国情,其战斗力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可事实是,七月的颖昌之战结束后,八月杨沂中的殿前军就惨败于亳州,而绍兴十一年的淮西之战更加证明金军主力丝毫未受损。绍兴十一年正月仅距颖昌之战不足半年的时间,完颜宗弼就率领金军入侵淮西。淮西之战中,金军先是败于柘皋,而后却在濠州几乎全歼杨沂中的殿前军,宋军损失惨重。因此,参加淮西之战的是金军主力部队,其在绍兴十年与岳飞的作战中根本没有受到实质性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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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颜宗弼。
完颜宗弼,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子,金朝名将、开国功臣。作为主战派的宗弼率领金军多次南侵,与宋军在川陕、江淮地区多次交战,胜败不一,是一位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名将。
①作战勇猛。
天辅六年(1122年)正月,金军克辽中京,宗翰得知辽天祚帝在鸳鸯泺行猎,完颜杲与宗翰分兵两路袭辽天祚帝,时宗弼与宗望在完颜杲军中。军过青岭,知不远处有辽兵三百余,宗望带领宗弼、马和尚率百骑追击,交战中宗弼矢尽,遂夺辽兵士枪,独杀八人,生擒五人。宗弼初次参战就显示出超人的勇猛,令女真将士刮目相看。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人皆鸷悍,完颜氏父子兄弟,代以战斗为事,每出兵必躬当矢石,为士卒先,故能以少击众,十数年间,灭辽取宋,横行无敌”。
②头脑清醒。
天会八年二月,宗弼声称搜山检海已毕,带着从江南各地掠夺的大量金银财物沿运河北还。临行前将具有几百年文明的临安古城付之一炬。沿途继续烧杀抢掠,江南百姓遭到一次空前的浩劫。三月,宗弼军至镇江,遭到韩世忠的阻截。韩世忠水师战船高大,扼守江口,金军无法通过。金军虽然兵多,但船小而少,又不善水战,交战数十回合,金军损失惨重,契丹、汉军没者二百余人。双方相持四十八日,幸得一人献策,以火箭攻击韩世忠战船,才得以脱困。通过此战,宗弼清醒认识到江淮地区并不适合金军作战,便主张不再南下渡江攻宋。
绍兴十一年,宗弼再次率领金军南侵,在庐州以南,和州地区与张俊率领的大军接触后,很快后撤至利于骑兵作战的柘皋镇。柘皋之战败北后,迅速退至庐州,从寿春撤出淮西地区。
完颜宗弼不仅作战勇猛,最可贵的是能保持头脑清醒,对敌我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不上头,不恋战,及时止损。宗弼更像是一头狡猾的野兽,一旦嗅到一丝危险,就会遁入黑暗之中,静静观察,等待时机。
③“兵家大忌”。
绍兴十一年初,完颜宗弼采取无视两翼,中央突破,孤军冒进的战略,实属兵家大忌,与送死无异。中央突破,很容易遭到两翼从后方的合围。无论多么高明的将领在面对这种困境时,都会显得狼狈不堪。
贝尔•亚历山大:“纵观全部历史,有关高明统帅的引人注目的实事之一就是,除非在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他们的成功行动都是对敌人的侧翼或后部采取,不是实际上就是在心里上。高明的统帅认识到,攻敌后部使之分散精力、淬不及防,往往使敌人溃败,因为敌人的给养、通讯和增援被切断,从精神上讲,其信心和安全感也大大削弱。”因此,中央突破战略,必须派兵有效牵制两翼。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只有傻子和疯子才会这么干。显然,完颜宗弼不是傻子。那么,他就是一个疯子。目空一切,根本看不起两翼的宋军——岳飞和韩世忠,才会采取如此激进的战略。
如果岳飞在绍兴十年重创金军,完颜宗弼一定会对岳飞心存敬畏,派兵牵制岳飞,令其无法参加淮西作战。如果任由岳飞自由行动,届时不光要面对岳飞,还要面对张俊、刘锜、杨沂中和韩世忠,岂不是陷入险境之中。本来单独面对岳飞就很吃力,更何况还有一堆帮手。至于秦桧,你觉得大兵压境,秦桧还有什么能量。可是,完颜宗弼既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牵制岳飞;也没有等“反间计”有效后,再行动。
绍兴十年,完颜宗弼在顺昌受挫于刘锜。绍兴十一年,“金人据庐州,虽时遣兵入无为军、和州境内剽掠,不敢举兵逼江,惧锜之乘其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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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军惨败。
岳珂在《金佗粹编》中的《乞止班师诏奏略》写道:“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意思是金军惨败,士气低落,岳飞认为可以北伐成功,所以力劝宋高宗北伐。这明显是岳珂自欺自人。因为岳飞自郾城之战后,就再也没有前进一步。
刘锜和岳飞有可能合为一兵,意图不明,更何况宗弼刚在顺昌受挫于刘锜,心有余悸,主动拉开距离不失为上策。绍兴十一年,宗弼在和州遭遇张俊大军,难以判断敌情,就主动后退百里。
至于宗弼放弃开封,就纯属扯淡。“兀术正准备渡过黄河的时候,有个北宋时的太学生却要求进见,对兀术说:‘太子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且退矣!’兀术忙问:‘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精兵十万,京师中外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太学生说:‘不然,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以愚观之,岳少保祸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原来那一年就有五百破十万的神话了吗?
岳飞在捷报中说十四日颍昌打胜,可《金史》记载,十四日宗弼也向金庭报捷。可见,宗弼并不是一个轻易言败的人,更别提“五百破十万”这种严重扰乱军心的话。绍兴十一年,柘皋之战失利后,宗弼被迫撤出淮西。可马上就去而复返,在濠州重创宋军。
据被拘留的宋使洪皓在家书中说:“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那只有一种可能,宗弼在制造假象。即为了规避岳飞和刘锜合兵带来的困境,示弱引诱岳飞北上,分而击之。
绍兴十年,中原之战根本没有迹象显示完颜宗弼败北,纯粹是岳珂在那自说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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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岳飞惨败
《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奉诏班师,遂自郾城还,军皆溃,金人追之不及。颖昌、蔡、郑诸州皆复为金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壬戊)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郾城班师。飞既得京西诸郡,会诏书不许深入,其下请还,飞亦以为不可留。然 恐金人邀其后,乃宣言进兵深入,逮敌已远,始传令回军。军士应时皆南向,旃靡辙乱,飞望之,口怯不能合,良久,曰:‘岂非天乎!’金人闻飞弃颖昌去,遣骑追之。时飞之将梁兴渡河,趋绛州,统制官赵秉渊知淮宁府,飞还至蔡州,命统制官李山、史贵以兵援之,遂遣诸将还武昌。飞以亲兵二千,自顺昌渡惟,赴行在。于是颖昌、淮宁、蔡、郑诸州皆复为金人所取,议者惜之。”
《金史》记载:“(兀术)自率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
虽然有如此多史料记载岳飞的惨败,可当今史学届不承认,认为这是伪证,是秦桧篡改和金人讳败扬胜而成。太无奈了,真的无语。但是,依然可以从几个方面一窥全貌。
1、兵力分散。
为了避免在中原地区被金军骑兵一锅端,岳飞将部队一分为二:一部屯驻颖昌,由张宪、岳云、王贵等率领,合计有3万兵马;二是岳飞本部,屯驻郾城。此外,岳飞还将一部分分散在周边城邑,用于警戒和骚扰金军。岳飞这么做看似安全,实则违反了基本的用兵法则,特别是在易攻难守的平原地区分散兵力实属不该。
古今中外军事家对“集中兵力”都有深刻认识,《孙子兵法》中的“我专而敌分”,《战争论》中的“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马克思说“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毛泽东更是把“集中兵力”的认识和运用发挥到极致,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作为指导中国军队作战的重要原则,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加以实践运用。
据说岳家军兵力总计8万,除去留守襄阳六郡的2万。岳飞共计率领6万将士北进中原。颖昌屯驻3万,外围警戒1万,岳飞本部仅剩2万屯驻郾城。兵力分散,给了金军可乘之机。
完颜宗弼率领1.5万精锐铁骑可以迅速绕过前沿向岳家军任何一部发起进攻,而岳家军各部只能独自面对完颜宗弼的铁骑。如果岳飞能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一起,更加稳操胜券。
岳飞将部队分散在如此宽大正面,意味着岳家军随时都可能被金军切割包围。《岳侯传》说:“兀朮并龙虎大王、威武将军韩常兵十二万屯临颍”。 临颍位于颖昌府与郾城之间,切断了岳飞和张宪之间的联系。为此,岳飞派出杨再兴率领骑兵“巡绰”。《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说:“岳飞军屯颖昌,别军屯郾城,兵断不得合。遣骁将杨再兴击贼,不利,再兴战殁”。
可惜的是,杨再兴没能打通两军之间的联系。这可以从岳飞没有参加此后的颖昌会战得到证明。《宋史•高宗本纪》记载:“乙卯,金人攻颍昌,岳飞遣将王贵、姚政合兵力战,败之”,《三朝北盟会编》、《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和《鄂国金陀粹编》大致也有相同的记载。岳飞为什么不亲自领兵北上,合诸军之力必可扩大战果。岳飞可以在郾城之战后,北上联合张宪共同夹击临颍金军,使其腹背受敌;或者在金军攻击颖昌时,从后面攻击金军,里应外合,金军必然遭受重创。可惜,这些都没有发生。事实上,除了玄学一般的朱仙镇大捷,岳飞自郾城之战就没有出现在军事作战记录中了。相反,完颜宗弼在郾城之战后,可以从容的转移矛头,围攻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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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楼
2、小商桥战报造假。
《宋史•杨再兴传》记载:“八日己酉,飞败金人于郾城,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韩常兵逼之。飞遣子云当敌,鏖战数十合,敌不支。再兴以单骑入其军,擒兀术不获,手杀数百人而还。”如果抛开英雄光环,就会发现小商桥之战并不像《宋史》记载的那样简单。
①二升箭镞。
《宋史•杨再兴传》:“兀术愤甚,并力复来,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再兴以三百骑遇敌于小商桥,骤与之战,杀二千余人,及万户撒八孛堇、千户百人。再兴战死,后获其尸,焚之,得箭镞二升。”按照当时金军的加工能力,二升箭镞说明杨再兴被命中近百余箭。虽然不排除夸张的成分,也能证明杨再兴死于弓箭之下,而且被命中数箭。
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疲敌战术。
游牧民族骑兵惯用疲敌战术,“更进迭却”的锐阵。“虏用兵多用锐阵,一阵退,复一阵来,每一阵重如一阵。”将骑兵分成若干小队,轮流对敌军发起攻击,以弓箭远程攻击为主;当一队进攻时,另外的队伍得到休息;当敌军迫近时,则依靠骑兵速度拉开距离;当敌军停下时,则又依靠骑兵的速度对其发动进攻,周而复始,在精神上消耗敌军的斗志。如果杨再兴能冲进金军阵前,身上不可能有这么多箭镞。因为一旦进入金军阵中,为了防止误伤己军,金军是不会使用弓箭的。如果杨再兴没能冲到金军阵前,怎么可能杀敌二千人。
③杨再兴实际兵力。
杨再兴和金军在小商桥激战将近两个时辰,“自辰时战至午时”,约4个小时。可是,无论什么样的消耗战,三百余名将士也不可能战斗4个小时。更何况,北方游牧民族以骑射立军,其箭术虽不说百发百中,但也不会差到哪里。杨再兴应该率领着岳飞本部大部分的骑兵,而且没能把他们带回去。
因此,从杨再兴的箭伤和战斗时间看,小商桥的战报存在严重的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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