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批胡运动：胡适为何在大陆与台湾均遭围剿
梦里千寻水中月
1楼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陆和台湾先后发起两次批判胡适的运动，两个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对同一个人的兴师动众至今看来仍颇有意味。
大陆的批胡运动从1951年就开始了，但当时或许是因为百废待兴、无暇大动干戈，所以运动规模不大，只是局限在京津高等院校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到1954年，时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研究生的李希凡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语文教师的蓝翎合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从“政治与阶级的视角”对著名的新红学家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提出“批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和强调《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但却遭到学术界的冷遇，几经周折才在《文艺报》上发表。毛泽东读到李、蓝的文章并得知了他们遭受的“打压”，认为这反映出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思想仍有很大影响，于是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主管文艺界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提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的这封信被冠以《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标题，作为《人民日报》的 “编者按”出现于报端，实际上打响了批胡的信号弹，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次运动几乎动员了整个知识界，包括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也卷入其中，时间持续到1955年8月，前后长达10个月。
对胡适的批判并没有局限于《红楼梦》研究，而是在思想和政治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在哲学思想领域，胡适被批判为“用实用主义对抗辩证唯物主义，用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用改良主义对抗社会革命论，用‘有用就是真理’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可知性”，“他的全部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胡适被认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产物，是美国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买办洋奴，是彻头彻尾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在历史领域，着重批判的是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认为这种方法“是反历史、反科学的”。在文学领域，胡适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以及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考证都被批得一文不值。
作为这次运动的一个总结性“成果”，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洋洋三百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共八册，似乎由此就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经过这场运动，胡适在大陆变成一个头戴多顶帽子、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其个人学术名誉、学术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毛泽东为什么要动这么大的干戈发起批判胡适运动？对此后人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胡适的思想与新建立的意识形态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根据“破旧立新”这一逻辑，消除胡适的思想影响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人则强调当时的外交背景：当时中国大陆的对外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而当时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大都在英美留学过或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他们对此不能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要将他们的观念从亲英美或者主张中立的立场转变到亲苏这一边来需要做很多工作，“批判胡适运动”就是这样的“工作”之一。有人还以为主要是与毛泽东的个人心态有关：五四时期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作过助理管理员，那时他在北大的地位低微，待遇颇低，加上一些北大师生与他接触时态度倨傲，这使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产生一种挫折感，他后来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态与这一历史阴影多少有些关系，1930年代他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流露出这种情绪，1949年后北大校庆活动多次邀请毛泽东，但他老人家都未再赏脸踏入北大校园。……我以为上述看法也许都有一定道理，但最主要的还在于这是把“毛泽东思想”树立为各个领域唯一“指导思想”的必然举措之一。
如果说胡适在大陆的批胡运动中是被动的话，台湾的批胡运动则是他主动招惹来的。
1949年11月，政论性半月刊《自由中国》在台北创刊，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被推举为这刊物的“发行人”，他还为之定下了“反共、鼓吹民主自由”的“宗旨”并且在以后每期刊物上都不厌其烦地重复刊登。对国民党来说，“反共”自然是乐见的，但“鼓吹民主自由”却不受欢迎。1951年6月，《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对国民党当局有所非议，于是遭到政府干涉，台湾军政当局竟下达逮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公文。这公文虽因故未执行，却给刊物同人以极大压力，后来不得不发表《再论经济管制的必要》一篇屈服于政府、为政府讲好话的软弱文字。这使胡适很生气，他写了一封信给《自由中国》主编雷震，说：“《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没有接受胡适的辞职，“决议请求胡先生继续领导”。
1956年10月蒋介石70寿辰，事前蒋曾表示谢拒祝寿，希望大家“提示问题”，他愿“虚怀纳言”，于是《自由中国》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刊登胡适等人所作献议祝寿的十多篇文章。胡适文章的题目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叙说艾氏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自知无专门知识而大胆信任各部门负责人，当总统以后遇自己一时无法决断的事不轻易下断语，而将自己签名“可”“否”两个批件请副总统尼克松挑一个。文章最后结论说：“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
这期《自由中国》“祝寿专号”因为发表了这些研究、讨论、建议和批评的文字，言人所不敢言，在台湾引起轰动，但也令蒋介石及其亲信十分不满。于是，由台湾的“军方”、“党方”和“团方”出面对胡适和《自由中国》进行了大批判。他们给《自由中国》加上种种罪名，如“思想走私”、“分化国人团结”、为共产党“统战工作铺路”、“企图打击国军士气，破坏国民团结”等等，还说《自由中国》宣传民主自由是共产党“进行思想统战的手法，把共产主义掩蔽起来，而以伪装民主自由的面貌出现”，又说胡适的祝寿文章叫蒋做“无智无能无为的总统”是企图削减“领袖对于反共抗俄的领导力量”，说他造出所谓“三无”的谬论即是“不反共、不革命、不负责，无领袖、无国家、无政府”，认为《自由中国》的“祝寿专集”里面包含了共产党的“最大阴谋”，是“企图制造颠覆政府的条件，摧毁反共抗俄的根基”。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还发出“极机密特字第九九号”《特种指示》，指责《自由中国》是“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论调”，是“毒素思想”。1957年1月该部又印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谓胡适“三无”总统是“荒谬绝伦的言论”，“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一时间，胡适和《自由中国》被台湾当局批判为“共产党一样的”洪水猛兽。
这就是台湾著名的“围剿《自由中国》事件”。胡适遭到大半年的“围剿”，但他并没有放弃“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以后还多次为此受到国民党的批判。
1932年5月，胡适在自己创办的政治性周刊《独立评论》的《引言》中曾说：“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终其一生，他应该说基本秉持了这种精神，而这也许就是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影响深刻的主要原因。有独立精神，又有影响力，胡适的遭批判在传统体制下的中国自然是无法避免的。
大陆的批胡运动从1951年就开始了，但当时或许是因为百废待兴、无暇大动干戈，所以运动规模不大，只是局限在京津高等院校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到1954年，时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研究生的李希凡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语文教师的蓝翎合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从“政治与阶级的视角”对著名的新红学家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提出“批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和强调《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但却遭到学术界的冷遇，几经周折才在《文艺报》上发表。毛泽东读到李、蓝的文章并得知了他们遭受的“打压”，认为这反映出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思想仍有很大影响，于是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主管文艺界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提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的这封信被冠以《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标题，作为《人民日报》的 “编者按”出现于报端，实际上打响了批胡的信号弹，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次运动几乎动员了整个知识界，包括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也卷入其中，时间持续到1955年8月，前后长达10个月。
对胡适的批判并没有局限于《红楼梦》研究，而是在思想和政治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在哲学思想领域，胡适被批判为“用实用主义对抗辩证唯物主义，用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用改良主义对抗社会革命论，用‘有用就是真理’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可知性”，“他的全部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胡适被认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产物，是美国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买办洋奴，是彻头彻尾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在历史领域，着重批判的是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认为这种方法“是反历史、反科学的”。在文学领域，胡适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以及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考证都被批得一文不值。
作为这次运动的一个总结性“成果”，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洋洋三百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共八册，似乎由此就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经过这场运动，胡适在大陆变成一个头戴多顶帽子、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其个人学术名誉、学术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毛泽东为什么要动这么大的干戈发起批判胡适运动？对此后人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胡适的思想与新建立的意识形态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根据“破旧立新”这一逻辑，消除胡适的思想影响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人则强调当时的外交背景：当时中国大陆的对外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而当时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大都在英美留学过或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他们对此不能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要将他们的观念从亲英美或者主张中立的立场转变到亲苏这一边来需要做很多工作，“批判胡适运动”就是这样的“工作”之一。有人还以为主要是与毛泽东的个人心态有关：五四时期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作过助理管理员，那时他在北大的地位低微，待遇颇低，加上一些北大师生与他接触时态度倨傲，这使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产生一种挫折感，他后来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态与这一历史阴影多少有些关系，1930年代他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流露出这种情绪，1949年后北大校庆活动多次邀请毛泽东，但他老人家都未再赏脸踏入北大校园。……我以为上述看法也许都有一定道理，但最主要的还在于这是把“毛泽东思想”树立为各个领域唯一“指导思想”的必然举措之一。
如果说胡适在大陆的批胡运动中是被动的话，台湾的批胡运动则是他主动招惹来的。
1949年11月，政论性半月刊《自由中国》在台北创刊，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被推举为这刊物的“发行人”，他还为之定下了“反共、鼓吹民主自由”的“宗旨”并且在以后每期刊物上都不厌其烦地重复刊登。对国民党来说，“反共”自然是乐见的，但“鼓吹民主自由”却不受欢迎。1951年6月，《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对国民党当局有所非议，于是遭到政府干涉，台湾军政当局竟下达逮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公文。这公文虽因故未执行，却给刊物同人以极大压力，后来不得不发表《再论经济管制的必要》一篇屈服于政府、为政府讲好话的软弱文字。这使胡适很生气，他写了一封信给《自由中国》主编雷震，说：“《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没有接受胡适的辞职，“决议请求胡先生继续领导”。
1956年10月蒋介石70寿辰，事前蒋曾表示谢拒祝寿，希望大家“提示问题”，他愿“虚怀纳言”，于是《自由中国》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刊登胡适等人所作献议祝寿的十多篇文章。胡适文章的题目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叙说艾氏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自知无专门知识而大胆信任各部门负责人，当总统以后遇自己一时无法决断的事不轻易下断语，而将自己签名“可”“否”两个批件请副总统尼克松挑一个。文章最后结论说：“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
这期《自由中国》“祝寿专号”因为发表了这些研究、讨论、建议和批评的文字，言人所不敢言，在台湾引起轰动，但也令蒋介石及其亲信十分不满。于是，由台湾的“军方”、“党方”和“团方”出面对胡适和《自由中国》进行了大批判。他们给《自由中国》加上种种罪名，如“思想走私”、“分化国人团结”、为共产党“统战工作铺路”、“企图打击国军士气，破坏国民团结”等等，还说《自由中国》宣传民主自由是共产党“进行思想统战的手法，把共产主义掩蔽起来，而以伪装民主自由的面貌出现”，又说胡适的祝寿文章叫蒋做“无智无能无为的总统”是企图削减“领袖对于反共抗俄的领导力量”，说他造出所谓“三无”的谬论即是“不反共、不革命、不负责，无领袖、无国家、无政府”，认为《自由中国》的“祝寿专集”里面包含了共产党的“最大阴谋”，是“企图制造颠覆政府的条件，摧毁反共抗俄的根基”。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还发出“极机密特字第九九号”《特种指示》，指责《自由中国》是“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论调”，是“毒素思想”。1957年1月该部又印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谓胡适“三无”总统是“荒谬绝伦的言论”，“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一时间，胡适和《自由中国》被台湾当局批判为“共产党一样的”洪水猛兽。
这就是台湾著名的“围剿《自由中国》事件”。胡适遭到大半年的“围剿”，但他并没有放弃“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以后还多次为此受到国民党的批判。
1932年5月，胡适在自己创办的政治性周刊《独立评论》的《引言》中曾说：“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终其一生，他应该说基本秉持了这种精神，而这也许就是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影响深刻的主要原因。有独立精神，又有影响力，胡适的遭批判在传统体制下的中国自然是无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