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象征意义

许多人评价当今贪污腐败现象的时候，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当年，刘青山才贪污了多少钱，就被枪毙了！现在。。。。。。言下之意，当年治贪，力度超过现在，所以会有震慑力，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先看百度来的资料：法庭的判决书里，记录了两人罪行——
1950年到1951年的短短一年时间里，刘、张在治理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等工程中，利用职权，不顾国法党纪，不管人民疾苦，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相当于今币171万余元）……
按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171亿元可以购买将近一吨黄金。实际上，这个括号里的“旧币，相当于今171万余元”，是个非常不称职的注解。如果刘张二人真正因为贪污“相当于今171万余元”而丢失了性命，那还真可以说，二人死的非常的冤。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好在，后边还有一句话：按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171亿元可以购买将近一吨黄金。

之所以说括号里的注解非常不称职，就是因为，这个“相当于今171万”的“今”，太不负责任。今，到底指的是什么年代？从50年代人民币改革，到2020年的今天，今的范围，实在是太广了。按照现在的的黄金价格，按每克300元算的话，一吨黄金，在今天可以价值人民币6亿元。今171万和6亿，这差距也太大了点。
这是按照黄金价格算出来的。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算不科学。那好，咱们再看另一份网上资料：1９５２年２月１０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保定召开公审大会，以贪污罪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这一案件被称为“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那么，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到底贪污了多少钱呢？

有关资料显示，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１年短短一年时间里，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盗用机场建筑款、救济水灾的造船贷款、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剥削民工供应粮及骗取银行贷款等，总计达１７１亿６２７２万元（旧币）。当时的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日起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它与现今人民币的比率是１００００∶１，也就是说，相当于现今人民币的１７１万余元。别说在当时，国家和老百姓还很穷，就是现在，这个数也不是个小数目。
有人计算过，按建国初期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的款项可以购买小米５０００万公斤；可购买香油３０００万公斤；可购买猪肉２０００余万公斤；可购买土布１６７０万米。再按当时干部供给制的标准，这个数字还意味着：它所购买的布匹，足可以装备５０万人，整整５个兵团。

在计算的过程中，有的朋友对这样的算法提出了疑问，认为不管什么东西，哪怕是黄金，当时跟现在的价格和作用都是不同的。确实，当时建国初期，物资奇缺，1亿斤小米，足可以影响到几千万人的生命。因此，按照严重程度来说，刘张二人的贪腐，怎么说恐怕都不算过分。按照现在超市里小米的价格，8元一斤，那么，他们的贪腐数额，可相当于现在的8亿元。其实，这样的算法，仍然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会引起很大争议。
我感觉，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衡量标准，可能引起的争议会小一点。这个算法，把刘张二人贪污的数额，与当年的全国生产总值做一个比较，得出一个比例，然后用同样的比例，乘以当今的全国生产总值。这样得出的数字，反映出来的，是他们贪污的钱数，在全国可能引起的影响，是比较客观的。
从网上查195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查到，只查到1952年全国国民总产值为679亿。实际上，1951年，国内的战争还没有彻底结束，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开始实施，生产总值跟1952年相比，肯定不是一个数量级。没办法，只好暂且用52年的来算了。用171万除以679亿得出的结果是：0.000025。再从网上查到2019年全国生产总值为：990865亿元。用990865亿乘以0.000025，结果为24.77亿。
也就是说，刘张二人，在全国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抗美援朝正在进行，全国几乎是百废待兴的状况下，从1950年到1951年短短一年的时间内，贪污了相当于2019年24.77亿元的资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始终有不少人在说“刘青山张子善才贪了多少钱，结果就丢了命”，我真不知道，这个“才多少钱”的印象，是怎么样、从哪里得出来的。

明天继续

从另一方面来看，同样的24.77亿，“刘、张在治理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等工程中，利用职权，不顾国法党纪，不管人民疾苦，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其所造成的后果，会比今天和平时期国泰民安生活富足的条件下，要严重多少倍。
也许有的人会说，不管如何，刘张二人的伏法，震慑了当时的干部们伸向贪腐之手。不得不说，刘青山张子善的案件，客观上确实有震慑的作用。尤其是当时百废待兴，朝鲜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国内建设资金和朝鲜战争的后勤供应，急需大量的资金。当时全国的农民，几乎家家户户炒米炒面，自己舍不得吃一口，全部送到朝鲜前线。在这样的形势下，部分打后勤军需主意的干部，胆子变得小了。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人的贪婪本性，被刘张二人的饮弹所吓住了。明朝朱元璋的时候反贪，将贪官剥皮塞草立在衙门里当土地公公，仍然不能阻止贪官的贪腐。所谓千里做官只为钱，古今的人性，没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刘张二人的案子刚刚完结，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的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的展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刘青山张子善的伏法，对于贪腐现象的震慑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我知道这么说，肯定会有人大骂：胡说八道！咱不抬杠，直接上证据：
“三反五反运动”的成果：
1952年6月30日，“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范围“胜利”结束。
1、全国有850万至900万人参加“三反”运动，其中：
有贪污行为和占小便宜的，占总人数的24%，即200万左右;
经最后核实定案并给各种处分的，占总人数的4.5%，即40万左右。
2、“三反”运动查出贪污1000元以上者10.5万人，其中900人因“数额巨大”或“顽固不化”被判刑，其中有40人被判死刑。
3、在运动高潮时，全国共揪出“大老虎”29万个，到第二阶段处理时能落实的，是10.5万个，虚假成分65%。这“10.5万个”中又有多少虚假成分?就不得而知了。
4、全国“五反”运动以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沈阳、武汉等9大城市为例，处理结果：
守法户占总数的10%-15%，
基本守法户占50%-60%，
半守法户半违法户占25%-30%，
严重违法户占4%，
完全违法户占1%。
这种划分不仅在有关大会上宣布，还贴在工商业人员的工厂、店面房的大门上，那些被定为后两类的人员如同过街老鼠。
5、这两个运动最后核实退款10亿元。
6、根据后来的统计数字，“三反五反”运动中，
全国共有184270人被捕，
119355名党员被开除党籍，
133760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
所谓非正常死亡，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

从这些公布的数据看，建国初期，不管党内党外，干部还是商户，贪污腐败现象十分普遍。这些贪腐现象，可以说包罗万象，凡是今天存在的各种现像，几乎都可以在当时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者说雏形。
这个时候的各种贪腐现象，可以说，很多都是国民政府期间就存在的，并不是共产党自己内部产生的。毕竟，新中国刚建立没几年，很多东西，尤其是法律，还不完善。根据一些人的说法，刘青山张子善的案件，可以算作政府对于贪腐现象忍耐的极限，也可以理解为对贪腐开战的号角。不过从是三反五反的“成果”可以看出，贪腐，是人类的自私的本性，以为可以凭着杀了两个高官的头，就可以把后来者吓住，是不可能的。结果，几乎就跟今天朝鲜的核武器的威慑效果差不多。
也许有的人会说，从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干部们就“清如水明如镜”，就“密切联系群众”，就公而忘私，或者大公无私了。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呢？

@花房姑娘这首歌 2020-10-22 13:37:46
不过按这思路说下去，帖子肯定不包。
因为不可说，说不得，说了伤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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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步算一步吧，之前的帖子，都被版主给封了。

从这些公布的数据看，建国初期，不管党内党外，干部还是商户，贪污腐败现象十分普遍。这些贪腐现象，可以说包罗万象，凡是今天存在的各种现像，几乎都可以在当时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者说雏形。
这个时候的各种贪腐现象，可以说，很多都是国民政府期间就存在的，并不是共产党自己内部产生的。毕竟，新中国刚建立没几年，很多东西，尤其是法律，还不完善。根据一些人的说法，刘青山张子善的案件，可以算作政府对于贪腐现象忍耐的极限，也可以理解为对贪腐开战的号角。不过从是三反五反的“成果”可以看出，贪腐，是人类的自私的本性，以为可以凭着杀了两个高官的头，就可以把后来者吓住，是不可能的。结果，几乎就跟今天朝鲜的核武器的威慑效果差不多。
也许有的人会说，从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干部们就“清如水明如镜”，就“密切联系群众”，就公而忘私，或者大公无私了。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呢？

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以后，经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内建设，国民经济从建国初期的濒于崩溃，到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可以说，国内的各项生产，有了全面恢复和发展的良好势头。紧接着，五七年“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接踵而至。运动结束的1962年，，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十年后，轰轰烈烈、动员了全国数百万干部学生参加的“四清五反”运动又开始了。
四清五反运动的开展，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党内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农村基层干部当中，各种腐败现象，已经到了非常严峻和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不然，贪污腐败现象，就可能形成燎原之势，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果吞吃殆尽。
四清五反运动，即1962年农村开展的“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简称四清）和城市开展的“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发展到1964年城乡的“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持续时间达四年之久。
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指导"四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洗手洗澡"，从而上演了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幕。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改称四清运动。
与三反五反运动几乎类似，四清五反运动从内容到规模，几乎都是三反五反运动的升级版。三反五反运动，可以说在反腐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无论从抓捕、判刑、处决的人数，还是从腐败涉及到的金额看，其成果都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各种腐败现象的遏制和震慑作用，效果都非常明显。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始时比三反五反运动更加轰轰烈烈、规模更大的四清五反运动，所取得的成果，从来没见哪一份资料和文件提到过。也就是说，四清五反运动，基本上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可以说无疾而终。对于运动中查出的“四不清”干部，贪污浪费盗窃公共财物的干部，仅仅是做检讨就可以过关，最严重者不过是开除党籍。如此看来，四清五反运动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对于各种贪腐现象，是不痛不痒的，甚至是包庇纵容的。或者，完全可以说，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是对前期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和三反五反运动所取得的成果的一次反动和清算，是对于贪污腐败等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的纵容和鼓励！

关于四清五反运动中查出的贪腐现象的严重程度，以及所涉及到的金额，各种文件资料向来讳莫如深，没有任何披露。笔者曾经接触过一个在四清运动当中被开除了党籍的干部，老家的村党支部书记。老书记是抗战时期参加儿童团的，从我们村成立党支部起就担任书记，1962年被开除了党籍，后来又重新入党继续担任书记。提及当时被开除党籍的原因，老书记感慨道：我不就是去县里开三级干部会的时候，报销了11块8毛钱的饭费吗？
为11.8元被开除了党籍，表面上看，确实处理的不算轻。但是，1962年，我们村社员的工分，分值只有8分钱。也就是说，老书记去县城开了一次会，就吃了相当于一个社员140多天天左右的收入。这样看，换算到今天，11.8元，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况且，能够一次报销大概相当于现在15000元左右的饭费，你指望他之前十几年的书记任期内一直清如水明如镜没有任何问题吗？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到底具体是什么情况，老书记并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我也无从得知。
说到当时生产队的工分，上个月我和我们村的现任书记有一番交流。现任书记告诉我：当时的工分分值具体多少，要看年景如何。如果村里有收成，你的工分就能有收入。如果年景不好没收成，工分分值等于零。甚至，没有收成吃返销粮，队里的工分不但没有分值，还可能是负的。

从四清五反运动的过程和结果看，这场大规模的全国性运动，客观上起到了鼓励官员贪腐的作用。其直接效果就是，尽管随后全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走后门”这个贪腐的新叫法，却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的兴盛起来。走后门的盛行，应该说，直接导致了随后的各种腐败想象形成燎原之势。而且，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处理结果，也直接导致改革开放之后刑不上大夫，贪官即使贪得再多也罪不至死现象的滥觞。
至此，那些认为改革开放前的时代官员不腐败，不敢贪污的人，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感想。不少人可能仍然坚定的认为，那时候的官场，不像今天这样脱离群众，以深入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占了大多数。真的，装睡的人，唤不醒。怀念从前时代的人，肯定会选择性的失明。其实，跟当时的大多数普通群众一样，这些革命干部自己也认为，老子当年提着脑袋干革命，革命成功以后吃点喝点，不是应该的吗？再说，怀念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还有一面在他们自己看来几乎是战无不胜的旗帜：当年的县社干部下乡，都是到社员家里吃派饭，现在的哪个干部这样做了？能到普通农民家里跟农民一起吃饭，不是密切联系群众是什么？

我小的时候，不止一次的到村里的办公室去请那些下乡干部来家里吃派饭，对这方面的情况多少有点了解。一般人听到这样的说法，即使心里不以为然，还真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来反驳。可惜，老人家曾经说过一句话：世界上的事，凡事就怕认真。拿吃派饭这件事来说的话，稍微动脑筋思考一下，就知道这是个不值一驳的悖论。
拿下乡干部吃派饭来说事的，记不记得当年日本鬼子进村？那时候的日本鬼子进了村，还要自己动手生火做饭，你能说他们更联系群众吗？
农村合作化以后，那些原来的小饭馆，几乎都在合作化的大形势之下，无疾而终了。村里除了代销点，再也没有了任何的个体经营机构，更别说饭店了。你不到村民家里吃派饭，难道要自己背着粮食背着锅，到村里自己做吗？如果吃派饭就代表干群关系好干部密切联系群众，那些下过乡的老干部们笑了。
有的人会说，村里没有饭店，乡镇难道没有吗？干部们不会自己到乡镇的饭店里去大吃大喝吗？如果你了解那时候的乡镇饭店，相信任何人都不会问出这样没有技术含量的问题。且不说乡镇的饭店安排的都是乡镇干部家属，服务态度极差，而且那时候的大部分乡镇，跟农村一样物资奇缺，能做的饭，不过是馒头烙饼而已。乡镇干部下乡，一般是县里派车送过来，然后车就回县城去了。村里连个自行车都难找，你让他们走路去乡镇饭店，吃上一顿比村民做的更难吃的饭，他们自己愿意吗？

@释怀知足 2020-10-25 10:26:33
xihuanzheyang 的帖子 是不是表示我骨子里很f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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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
是否反动，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具体情况的。大家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或者有些见解，或者见解不一定正确，但只要不是故意跟政府做对，不是想改天换日，应该不算是反动。

一般村里的农民，见过最大的干部是村支书。对于县里来的干部，都当以前的县太爷供着，全部都是都会单独给他们做一样。到了饭点儿，派孩子去大队部叫来干部吃饭，这时候大多数家里人，根本还没从地理回来呢。自己家吃窝头饼子，吃没有放油的熬菜，给官老爷们做的，肯定跟自己家人吃的不一样，顶不济，也得老兵摊鸡蛋吧？谁还会跟电影《地道战》那时候一样，认为“光吃鸡蛋不吃窝头，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大多数人家，即使十分困难，也会给官老爷们烙个饼炒个鸡蛋什么的，以示对人家的尊重。更何况，人家每顿饭，还给三两粮票两毛钱？一般村干部派饭，每户人家最多不会超过两天。所以，下乡干部几乎是在村里的所有贫下中农家里调着样的吃饭，比在单位食堂和乡镇饭店，吃的可是自在多了。如果这就算密切联系群众的话，群众会给派饭干部单独吃一桌，几乎不敢跟他们讲话，他们吃晚饭把两毛钱和三两粮票放到桌上，而不是递到群众手里边吗？

走后门，大意跟现在流行的“潜规则”，差不多。意思是，按规定是不行的，前门行不通，只能从后门偷偷地办理，自古官场就有之。
这样的走后门，随着四清的无疾而终，从文革开始到现在，基本上形成了燎原之势。各种走后门现象，可谓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时候到商店里买东西，基本上都要凭票购买，大家都有票，商品质量却是千差万别，凡是想买到质优价廉的商品的，基本上全部需要走后门。由于工业发展速度跟不上人们的需求，好多东西生产不出来，那时候的人们创造了一个词：紧俏商品。想买到紧俏商品，非走后门不可能。比如副食品店里卖肉，没有后门的普通百姓，全部站在前门排队，等店里一开门就会发现，好肉已经所剩不多了。那些好肉，基本上都被有关系的人，从后门买走了。村里人有需求买自行车，但是没人给农民发票，就只能找人走后门。走后门的人多了，大家排队等，什么时候商店来货了，按照后门排好的队，一批一批来商店交钱提车。有票的人买车花多少钱不清楚，没票的，永久凤凰190多，飞鸽180多，红旗170多，等等。
除了买紧俏商品，还有许多需要走后门的事。大家都知道上山下乡，想不下乡，想回城，想招工，想当兵，想招干，想推荐上大学，哪件事不走后门能实现？当然，走后门的方式，花样繁多，不限于送礼那么简单。大多数，靠的是裙带关系，老战友老同学关系，这都已经快到了“明规则”的程度了。没有文化大字不识的庄稼人都能知道“走后门”，可见走后门已经到了怎样遍地开花的程度。
那时候大家心知肚明的一个词，叫“研究研究”。意思是，必须送烟送酒才能解决。其时各项物资奇缺，一条烟两瓶酒，是“研究研究”最基本的要求。“研究”的时候，烟酒太次了，肯定不行。普通工人，抽一两毛钱的烟，喝几毛钱一瓶的酒，送礼最起码要翻上两三倍。这种情况，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哪一个会不清楚？

走后门，大意跟现在流行的“潜规则”，差不多。意思是，按规定是不行的，前门行不通，只能从后门偷偷地办理，自古官场就有之。
这样的走后门，随着四清的无疾而终，从文革开始到现在，基本上形成了燎原之势。各种走后门现象，可谓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时候到商店里买东西，基本上都要凭票购买，大家都有票，商品质量却是千差万别，凡是想买到质优价廉的商品的，基本上全部需要走后门。由于工业发展速度跟不上人们的需求，好多东西生产不出来，那时候的人们创造了一个词：紧俏商品。想买到紧俏商品，非走后门不可能。比如副食品店里卖肉，没有后门的普通百姓，全部站在前门排队，等店里一开门就会发现，好肉已经所剩不多了。那些好肉，基本上都被有关系的人，从后门买走了。村里人有需求买自行车，但是没人给农民发票，就只能找人走后门。走后门的人多了，大家排队等，什么时候商店来货了，按照后门排好的队，一批一批来商店交钱提车。有票的人买车花多少钱不清楚，没票的，永久凤凰190多，飞鸽180多，红旗170多，等等。
除了买紧俏商品，还有许多需要走后门的事。大家都知道上山下乡，想不下乡，想回城，想招工，想当兵，想招干，想推荐上大学，哪件事不走后门能实现？当然，走后门的方式，花样繁多，不限于送礼那么简单。大多数，靠的是裙带关系，老战友老同学关系，这都已经快到了“明规则”的程度了。没有文化大字不识的庄稼人都能知道“走后门”，可见走后门已经到了怎样遍地开花的程度。

不少人应该记得，文革期间，高考停止，大学招生，靠的是推荐。所谓推荐，不单单要有工农兵的身份，还需要表现好。表现好的意思，是得到单位领导的肯定，才能成为推荐对象。而不是现在某些人所说，或者所认为的，是得到单位群众的认可。先民主后集中，大家都知道怎么操作。各单位推荐对象，加起来肯定会超过本地区所能争取到的推荐名额很多，最后都需要择优录取，这就到了比大家谁的后门硬的时候了。
我们村在那个年代，一共获得过两个推荐上大学的后备人选名额。其中一个是在部队被推荐上的清华大学，具体怎么个操作法，我并不清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村老支书的三女儿，曾经在村里引起比较大的轰动。不过，这个老书记的女儿，最后没有能够被录取。原因是，她爸爸虽然是村支书，但明显后门不够硬。虽然他叔叔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但是跟她的村支书爸爸关系不好，因为孝敬老人的问题，哥俩打架，所以副部长并没有给自己的侄女上大学帮忙。这一切，都是她亲口所说，所以我有些了解。

前边说的都是基层的情况，普通老百姓都能了解的。那么高层是怎么样呢？下面有选择的转发一篇文章，可能会说明一些问题；
就某种意义说，文革就是为了解决接班人的问题。1964年，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口号，而且，针对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对外战争的可能性，层层布置了确定各部门各单位“第二梯队”的具体措施。权力中枢已执政十几年，可他们的儿女辈年龄尚幼，绝大部分还是中学生（中共“五老”之一董老的儿子也是中学生）。如何实现这个政权的代际传递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种思虑反映在他们的儿女身上，就是文革中红卫兵运动起源的思想基础。
正如一些老红卫兵所反思的，在当时的学校里，“黑五类”子女已不构成威胁，他们根本上不了大学，有些连中学也上不了。他们无法在学业上竞争的是中间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子女。所以，把“黑五类”子女剔出去的战略不管用了，必须把“红五类”择出来。这就是红卫兵的组织原则。“红八月”的屠杀和驱逐也是针对城市中间阶层的，因为经历频繁的政治运动后，北京城里真正的“黑五类”人员已不多。
当然潘多拉盒子打开后，形势就不是他们所完全掌控的。这场风暴，到了“九大”以后，特别是“九一三”以后，就基本上平息了。“九一三”实际上宣告了文革的失败、旧制度的回归。老干部这才回过神来，开始对文革进行清算，也就是力图恢复他们在文革前的位置并为他们的子女寻找出路。这时他们已经没有什么顾忌，因为大风大雨他们已经经过了，况且他们凭借着“被林彪迫害”的道德优势。
这种依靠权势谋自家的利益的行为由来已久，但1971年以后大爆发。例如《鸿》的作者张戎自述1969年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西部山区插队。但她在那只待了26天。期间所干过的较重农活是上山背柴，她自己感觉背了63公斤，而现场称量结果为2.25公斤。然后她以伪造证明的方式转到成都郊区。在此期间她三分之二的时间住在城里，在农村时也很少干农活。1971年张戎母亲通过后门将其调入成都国营工厂。1973年再经其母的关系进入四川大学外语系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由于其母的积极活动得以留校任教。1978年在其母干预下获得公费资助到英国留学。

转发的这篇文章，很长，从我看来许多文字都不太适合往上发，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么样，我尽量选能发，不那么敏感的发上来。

@592851055 2020-10-25 16:53:36
不少人应该记得，文革期间，高考停止，大学招生，靠的是推荐。所谓推荐，不单单要有工农兵的身份，还需要表现好。表现好的意思，是得到单位领导的肯定，才能成为推荐对象。而不是现在某些人所说，或者所认为的，是得到单位群众的认可。先民主后集中，大家都知道怎么操作。各单位推荐对象，加起来肯定会超过本地区所能争取到的推荐名额很多，最后都需要择优录取，这就到了比大家谁的后门硬的时候了。
我们村在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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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今年治理高考招生腐败，再看当时各种特权带来的弊端，发人深省啊！

前边说的都是基层的情况，普通老百姓都能了解的。那么高层是怎么样呢？下面有选择的转发一篇文章，可能会说明一些问题；
就某种意义说，文革就是为了解决接班人的问题。1964年，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口号，而且，针对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对外战争的可能性，层层布置了确定各部门各单位“第二梯队”的具体措施。权力中枢已执政十几年，可他们的儿女辈年龄尚幼，绝大部分还是中学生（中共“五老”之一董老的儿子也是中学生）。如何实现这个政权的代际传递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种思虑反映在他们的儿女身上，就是文革中红卫兵运动起源的思想基础。
正如一些老红卫兵所反思的，在当时的学校里，“黑五类”子女已不构成威胁，他们根本上不了大学，有些连中学也上不了。他们无法在学业上竞争的是中间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子女。所以，把“黑五类”子女剔出去的战略不管用了，必须把“红五类”择出来。这就是红卫兵的组织原则。“红八月”的屠杀和驱逐也是针对城市中间阶层的，因为经历频繁的政治运动后，北京城里真正的“黑五类”人员已不多。

当然潘多拉盒子打开后，形势就不是他们所完全掌控的。这场风暴，到了“九大”以后，特别是“九一三”以后，就基本上平息了。“九一三”实际上宣告了文革的失败、旧制度的回归。老干部这才回过神来，开始对文革进行清算，也就是力图恢复他们在文革前的位置并为他们的子女寻找出路。这时他们已经没有什么顾忌，因为大风大雨他们已经经过了，况且他们凭借着“被林彪迫害”的道德优势。
这种依靠权势谋自家的利益的行为由来已久，但1971年以后大爆发。例如《鸿》的作者张戎自述1969年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西部山区插队。但她在那只待了26天。期间所干过的较重农活是上山背柴，她自己感觉背了63公斤，而现场称量结果为2.25公斤。然后她以伪造证明的方式转到成都郊区。在此期间她三分之二的时间住在城里，在农村时也很少干农活。1971年张戎母亲通过后门将其调入成都国营工厂。1973年再经其母的关系进入四川大学外语系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由于其母的积极活动得以留校任教。1978年在其母干预下获得公费资助到英国留学。

还有更为严重的，上边不让反腐，支持走后门的事例：
“这件事，不知为何被江青获悉。于是，引发了江夫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叶帅发难。造成了全国‘批林、批孔、批走后门’三箭齐发的局势。”
知道“批林批孔”运动中这件著名公案的来由了吧？
“不光叶帅的儿子如此，许将军的女儿许华山同样如此。1972年许华山已经连续几个月不在部队，没有向任何人请假。一天，许世友将军的电话打到了部队。问34师师长‘你们把我的丫头派到那去了，怎么几个月没有音训？’。这一下可急坏了34师的大员们。他们原以为许华山在家里，谁知，家里反倒向部队要人。于是，34师调动所有的关系，满世界的找人。最后，还是从海军司令部的一个高干子弟那里得知，许华山这几个月一直在上海芭蕾舞团学习跳舞。把34师的领导们气的脸一个个憋的活像猪肝……。”
“这帮高干子弟，在34师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韩上将的儿子，是按普通地勤兵入伍的，到了部队想干空勤。胡萍师长，亲自下令改为空勤领航员。领航员干了没几天，又要学飞行，于是又成了飞行员。这些普通人要经过几年航校培训的事，在他们身上，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换来换去。”
后来江夫人在“批林批孔”中提出反走后门，直到现在被认为是想搞乱军队。究竟谁在搞乱军队，是很清楚的，就是这帮不法的干部子女。
当然，不是所有干部子女都这样。也有相当优秀的，堪称表率。“34师的高干子弟表现有好有坏，差异极大。其中，刘帅在修理厂的孙子，有极好的口碑；独臂将军彭绍辉大将的儿子，是102团一名看似极普通的机械师，十分和气，没有一点干部子弟的架子。类似的高干子弟很多，这些极清高的人物，给原本高高在上的34师注入了一阵孤傲不群的清风……”

为所欲为的都是那些位高权重的干部的子女；表现好的都是那些不当权甚至边缘化干部的子女。我也接触过一些干部子女，也感到有这种规律。例如我的老同事高凡，原名高莉莉，是原炮兵司令高存信将军的女儿，著名历史人物高崇民的孙女。她在哈军工读书期间就表现极为优秀，上过报纸，文革期间下放，后落实政策调到我单位，为人极为谦和。文革期间物资非常匮乏。我家偶然机会买到一辆小轮自行车，不想要，问谁要。几个女同事议论，说高凡遇事向来谦让，问她要不要吧。一问果然要，就让给了她。所以我感到她家没任何特权，也不争。可惜这样的好人前几年走了。我想，如果都是这样的“红二代”接班，就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了。
可惜，实际情况完全相反。怎样造成这样的结果？是老子位子高了，就“变修”了，还是本来就是逆向淘汰？我不知道。“那时的部队和社会就是如此的不公，父辈留给子女的‘遗产’，决定着他们人生的道路是顺利还是坎坷。”
再回来说文革里的走后门。这些干部子女为所欲为，娘老子也放纵他们，毒化了社会空气，给解放军丢了脸。更值得忧虑的是，这样一批公子小姐接了班，会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江夫人在“批林批孔”中抓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对？“三箭齐发”，只有这一箭发得对头，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我想，也符合解放军空34师官兵们的情绪和愿望。除此其它两箭，什么“批林批孔”，都是扯淡。
这件事后来如何发展，大家都知道，就是老人家的一句话“走后门的也有好人”把它否了。老人家的话，当然不错，但是用在这里，简直是没发言说。所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反走后门，以及老人家对这个反走后门的否定，是文革中非常重要的事件。毛老人家这样的态度，是为干部们进一步腐化，以至于文革后实行集体世袭制开辟了道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转发的结束，下面发表自己的理解。
总结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发展与贪腐现象，经济与贪腐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其实反应的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当建国之初，我当挟大胜之势定鼎天下，本来如之前的朝代一样，是与民休养生息的大好时期。可惜当代中国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中国是否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已经不是由中国说了算，也不是由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说了算，而是由世界列强所决定了。这一点，其实有点跟历史上大唐开国初期有点类似。所不同的是，大唐立国初期，并没有得到国内世家及百姓的一致拥护，所以在面临突厥入侵的时候力有不逮，签下屈辱的渭水之盟。而我党同样在国内不稳的执政初期，被动的在朝鲜与“联合国军”开战，虽然同样“力有不逮”，但是由于在国内获得的支持超过大唐，所以最后顶住了，并没有签订屈辱的渭水之盟。
不过，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非对称战争，即一方面是“联合国军”，无论从国力、军事装备、军人素质、后勤供应、工业生产能力，都是世界当时最顶尖的；而另一方，是刚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一场旷世战争尚未结束，失败一方带走了几乎当时中国所有的工业设施、人才、资金，给胜利者留下一个一张白纸的烂摊子的农业国家。所以，这场战争超过了中国的承受能力，给中国落下了很大很大的内伤。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刘张二人的贪腐，绝对值虽然没有达到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程度，在严重程度上，却几乎达到了动摇国本的程度。把国内本来就没有多少的战略物资据为己有，严重威胁到了几乎是赌上全部，胜利还则罢了失败万事皆休的抗美援朝战争，他二人不死，那是不可能的。

而后来的三反五反也好，社教四清也好，对大多数官员的处理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处理的重点主要是个体工商业者和下层官员，主要目的是稳定执政地位和国内局势，尽快与民休养生息恢复国力。尽管也有一些人非正常死亡，那都不是“上边”的意思，不过是下边工作人员处理方法问题，领会领导意思不到位问题，总体上起到了稳定执政体系的作用。
历史上每个朝代开国之初，都面临着利益分配问题，即政府（开国军功集团）和百姓的利益，皇室和世家之间的利益如何分配，是贯穿朝代始终的基本矛盾。这一点在当代的中国有所改变，变成了政府和城市人口，及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以及政府和农民，农民与城市人口之间的矛盾。由于朝战的胜利，政府取得了在国内的绝对权威，使得以上两种矛盾短时间内被掩盖，客观上达到了有利于国内稳定的效果。所以到四清以前，虽然国内的读书人（历史上读书人曾经掀起过无数的波澜比如东汉党锢之祸等等不赘述）有过一些杂音，很快被老人家反手扑灭。

四清,尤其是后来的文革，不管表现形式如何，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表现。老人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我们不但善于砸烂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句话虽然霸气，但似乎，说这句话的时候，以及说完这句话以后，老人家以及他的战友，并没有就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开始了几乎无休止的内斗。终老人家一生，就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问题，大家无论是从思想上、政体上、利益分配方式和分配比例上，并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而是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小凳子去解决。尤其明显的是，砸烂了旧的法律体系、文化体系、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事实上一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体系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看来，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比老人家和当时全国的所有人想象的更加复杂和困难，需要的时间也更长。不但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政权稳定基础，也需要国内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之所以那时候停止高考，将高中教育调整为九年义务教育，可以看出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仅此远远不够。

这里边，前边说的那个国内读书人群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反面作用。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读书人批评执政者，是自古以来的惯例，也有曾经非常激烈的时候，比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末牛李党争，明朝的东阉党争。但总体上，读书人试图用激烈手段夺权执政，似乎从来没有过。这个问题过于复杂，说清楚的话本人力有不逮。但是新中国无论是百花齐放，还是十年浩劫，还是后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发展到几年后的最高峰，都说明一个问题：读书人对与自己曾参与打烂的旧世界、“孔家店”代表的旧文化体系和道德体系，打烂之前之后都没有一个建设新体系的思想准备。
三立成圣，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每一位读书有成的儒家人的极致追求。三立，即立功、立德、立言，从排列顺序可以看出来，立言最高，立功最低。这充分说明，在大部分读书人（这里不提儒家）眼里，做实事，教化万民，都不如玩文字成就大。讽刺的是，大儒本来的意思是让读书人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完成最高追求。但对于绝大部分读书人来说，做实事，远比玩文字游戏难度更大。尤其是，他们自己，受到的是旧式的、农业时代的教育，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处于从农业时代向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这大部分读书人，立功、立德，都显得非常非常的艰难，甚至根本插不上手。于是这大部分旧时代的读书人，不得不舍本逐末，跳过前面两步，直接参与玩文字游戏，追求最高理想。可想而知，这样做的结果。

前边说到，解放战争临近尾声，国民党眼看大厦将倾无力回天，于是一边消极作战，一边积极将工业设备、人才、物资、资金运到台湾。这其中的人才，大部分是各界成就最高者，和大部分技术人员干实事的，给大陆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舍本逐末的读书人。这就决定了，在国家最需要做实事的科技人才的时候，直接追求“立言”的读书人（这些大多数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学者，包括现在意义上的一些“国学大师”）。在把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时代发展的过程中，这些人除了“儒以文乱法”，几乎什么作用都没有。所以，他们不甘心自己成为逐渐被历史潮流所淘汰的那部分沙，只会把自己当成是“金”。也因此，他们对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起到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作用，俗话所说的添乱，而已。这大概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没有再接再厉，很快从反右，发展到四清，进而爆发大革命的最根本原因。直到90年代前被横扫以后，才在集体沉默将近20年左右之后，发展成现在所谓的“公知”。很多人说老人家不善发展经济，恐怕在这方面，任何人都不一定比老人家做的更好。大家试想一下，任何人在做一些可能是对的事（当然也有可能不那么对）的时候，一群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除了添乱别的什么都不会的人，在一旁嘚比嘚比一个劲骂你这也不对那也不行，你会不会从一开始的忍耐，到最后忍无可忍愤而反击？反击的次数多了，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惟一的一件正事，似乎被（小凳子之外）所有人忘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前边说到，解放战争临近尾声，国民党眼看大厦将倾无力回天，于是一边消极作战，一边积极将工业设备、人才、物资、资金运到台湾。这其中的人才，大部分是各界成就最高者，和大部分技术人员干实事的，给大陆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舍本逐末的读书人。这就决定了，在国家最需要做实事的科技人才的时候，直接追求“立言”的读书人（这些大多数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学者，包括现在意义上的一些“国学大师”）。在把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时代发展的过程中，这些人除了“儒以文乱法”，几乎什么作用都没有。所以，他们不甘心自己成为逐渐被历史潮流所淘汰的那部分沙，只会把自己当成是“金”。也因此，他们对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起到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作用，俗话所说的添乱，而已。这大概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没有再接再厉，很快从反右，发展到四清，进而爆发大革命的最根本原因。直到90年代前被横扫以后，才在集体沉默将近20年左右之后，发展成现在所谓的“公知”。很多人说老人家不善发展经济，恐怕在这方面，任何人都不一定比老人家做的更好。大家试想一下，任何人在做一些可能是对的事（当然也有可能不那么对）的时候，一群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除了添乱别的什么都不会的人，在一旁嘚比嘚比一个劲骂你这也不对那也不行，你会不会从一开始的忍耐，到最后忍无可忍愤而反击？反击的次数多了，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惟一的一件正事，似乎被（小凳子之外）所有人忘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回到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件本身。文章前边说过，这二人的贪腐行为，实际上差点导致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收到根本的影响，导致赌上一切的一场国运战争后勤出问题，他俩不死，实在说不过去呀。因为一旦战争失败，除了工业化进程受到影响，高额外债还不起，即使能够继续执政，更多要面对的，是那些失败读书人无休无止的羞辱痛骂，到时候执政者除了乖乖听着，一点办法都没有。大家可以参考崇祯时期的明朝政局，就知道一旦抗美援朝战争失败，会是怎样的局面。
现在，不管社会上还是网络上，有这么几种现象，值得人们深思。有的人，在反思改开前的一些问题，于是被冠以反毛反党反主义的大帽子。似乎，毛是一个禁区，即使有了错误也不能说，因为，你没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没有伟人的视野和胸襟，更没有他的知识和才华，就没有权利评价伟人。反过来，另外一些人，似乎是为了维护伟人的形象，在极力的证明矮人各方面都不如伟人，尤其是贪腐方面，更是一切现象的罪魁祸首。似乎今天的一切，包括贫富差距社会不公贪腐成风，伟人时代统统都是没有的，都是因为凳子的改开所造成的。
但是，如果你单独拿今天的这些现象，来证明我们有很多缺点和不足需要继续改革，这些人就会给你带上汉奸卖国贼美分美狗的帽子，认为你是在为敌对势力唱赞歌。最后会得出结论：嫌中国不好，滚回你的美帝国家去。这整的会让人啼笑皆非，无所适从动辄得咎，反正都是你有理，整个就是不让人说话。当然，那些类似失败读书人的“儒以文乱法”，站着说话不腰疼，除了骂别的什么都不会的，也确实对反思历史起不到什么好作用。在这方面，老人家自己看得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骂你的我该做什么做什么就好了，也不必过于敏感。但是，坚持开历史倒车，认为回到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现在问题太多不如改革开放以前的，也绝不是科学的态度，同样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任何益处，与立场相反的人一样，是失败的读书人的代表。

因为，无论反毛挺毛的哪一方，必然把毛凳对立起来，到最后，似乎领导人没有最坏，一个比一个更坏了。这就是你们说 时代干部清廉，没有腐败现象，密切联系群众的目的吗？实际上 ，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这话说到了点上。不管是 毛 也好，凳也好，从政治制度上是一脉相承的，区别只是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能做的事不一样而已。三 七开的说法，本来是给自己和后来者留后路的结论，现在反倒成了作茧自缚。虽然“《决议》”结束了 混乱的经济局面，为了发展经济提升整个中国的内功而选择韬光养晦，但并没有从政治上对那个时代有任何的改变，而是选择了继承并加以发展。尽管凳子自己知道，随着经济的发展，郑智也必须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并于1982年搞出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但是世事难料，由于“儒以文乱法”，甚至试图改天换地的原因，导致直到今天，在体制方面，我们几乎仍然是在原地踏步，最多迈出了那么一小步。而且，迈出的这一小步，小心翼翼的，不敢宣传不敢说，只是把它放在了“核心价值观”里边，成为一个词。我们的国家民族，真的是多灾多难，步履维艰，想做什么都不容易。不知道，多难，真的可以让我们兴邦吗？

说建国开始到现在一脉相承，改变并不多，并不是否定所取得的成绩，也不是不承认进步。只不过，成绩和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不多楼主一个唱赞歌的。成绩和进步，也不能掩盖所存在的问题。我们指出不管哪个时代的问题，都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以前犯过的错误重新给中国人民造成损害。所以，哪怕有的地方说的有点过分，绝不是为了否定成绩或者全盘推倒，只是为了希望中国变得更好而已。在法律制度、文化体系、道德体系的建设方面，确实还处在不断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并没有取得革命性的进步。如果非要追究原因的话，需要说到教育的发展过程，那就有些话长了。不过，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人民的受教育程度，并不一定适合比现在“更进步”、“更好”的制度，如果真能探索出更适合中国实际的各项制度并不断在实践中发展完善，看来是相对比较合适的道路。除此，没有一步到位，放之四海而皆准，永远不需要改进的各项体系。

80年包产到户的时候，我们村有6辆12拖拉机。到86年，基本上有50辆拖拉机，20几辆嘉陵摩托。你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毛时代搞工业化，只能从人嘴里抢夺资金，结果是吃不饱，生产出来的工业品价格极高，老百姓根本买不起。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