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关于吾师》张中行对钱先生的一段批评
巷底臭椿
1楼
关于《关于吾师》张中行对钱先生的一段批评
巷底臭椿
2楼
前些日在孟君的文章里读到一段让我大感意外的话：
【张中行说：“钱先生流落异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想到吾国与吾民，由爱恋之情出发，就只看见，或并未看见而只是醉心于希望甚至幻想，于是入目的就只是孔孟的善而不是盗跖的恶（依旧说），只是西施的美而不是无盐的丑。这是因情而忘了事实之理。”张中行指出：“为了大我，钱先生不惜扔掉‘纯粹理性’。”】
让我更感意外的是，孟君说：“他对其师钱穆的批评，是很值得注意的，读钱穆，要有他这批评对照着。 ”
幸得孟君赐读行翁的《关于吾师》，方知道这段批评的出处。
读《关于吾师》，知道张中行大概只是上过钱先生的课而没怎么读过钱先生的书，文中虽然提到《先秦诸子系年》，并赞其高明，但是这是一部资料性质的书，供研究者查阅用的，一般读者很难下通读的决心，行翁是否读过此书，存疑。《国史大纲》则只听说过书名而已，老实承认没有读过，大概连它是钱先生的课堂讲稿也不知道。行翁除了知道钱先生讲课的语音不够北调，对于钱先生的了解只怕还不及我这个后生。
我对行翁这段批评大感意外，正是因为我读过一点钱著，我乃能凭我对钱先生的了解断定这是一段妄论。行翁是有名望而已作古的人物，孟君尊敬他，我也是，这不足以影响我对这段批评的看法。
然后从《关于吾师》中读到这段批评的由来，原来怪不得行翁，是他的所据有问题：
说实话，仅凭文中所引《书摘》里那一段，行翁的批评并不错，这可以说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毫无知识的人说的话，行翁的批驳简单直接痛快，甚至说出“真不知道钱先生的历史是怎么念的！”这是在批评一个史学大师，读之失笑。我想，如果老张对钱先生有一点点了解有一点点尊重，他或许都会回过头来想一想：我的所据是真实的吗，钱先生真如此荒堂吗。因为一个在北大教历史的名教授是不大可能这样来批评的。
于是我顺着线索查了查引文的出处，引文果然是有问题的，是将钱先生一篇讲演里三个地方说的话错乱拼贴缩写成一段，那《书摘》好比哈哈镜，而老张竟认了那被扭曲到可笑的形象为他所佩服的钱先生了。如果他稍微认得钱先生，他不可能发觉不到那扭曲。
钱先生讲演里被扭曲的三个地方大致如下：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是钱先生一九七八年主持“钱宾四先生学述文化讲座”首讲的讲稿，时年八十四岁，两眼不能看字已将一年。钱先生开讲时说："这次我来讲，只是我平日积在心中的几多话，是我个人一向来的一番意见，并不能算是一次严格的学术讲演，要请诸位原谅。“可见并不能张中行所说”钱先生流落异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想到吾国与吾民，由爱恋之情出发，就只看见，或并未看见而只是醉心于希望甚至幻想云云“
此书序二末尾，钱先生写道：”去年冬，曾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邀，去作讲演六次，根据录音写成此集。讲法又略有不同，而大意则一仍旧贯。所根据尽皆旧材料旧知识，然于国人回头认识自我，求对我中国人与中国之旧传统旧精神稍有了解。或于此下寻求开新自救之道有所助益。则诚生平恳切以求之一大希望所在也。知我罪我，斯在读者。“钱先生所赞中国人的国民性，大抵指士君子而言，这是历史光明正大的一面，是希望与进步之所大，张中行举历史上的暴君污吏来否定之，可谓鸡同鸭讲。
钱先生已有预言：知我罪我，斯在读者。他料想不到他的学生透过哈哈镜来读他罪他。
据《人物》杂志《布衣学者张中行：八十成名》一文：
【在《关于吾师》中，张中行说了几句对钱穆先生不够尊重的话，以至钱先生的亲属看到后不高兴，曾著文为钱先生辩护。尽管如此，张中行仍坚持认为红楼精神是“讲理”，重“证据”，不在其他。】
钱先生亲属的辩护文章未能搜得，重“证据”的张中行看来是没有被说服的，难道辩护文章未曾摆明证据，其实将张中行批评的所据摧毁掉也就够了，那是容易做到的，因为那段摘录是不足据的。以一段书摘论人是不明智的，斯人已逝，来者戒之。
十一月二十六日
【张中行说：“钱先生流落异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想到吾国与吾民，由爱恋之情出发，就只看见，或并未看见而只是醉心于希望甚至幻想，于是入目的就只是孔孟的善而不是盗跖的恶（依旧说），只是西施的美而不是无盐的丑。这是因情而忘了事实之理。”张中行指出：“为了大我，钱先生不惜扔掉‘纯粹理性’。”】
让我更感意外的是，孟君说：“他对其师钱穆的批评，是很值得注意的，读钱穆，要有他这批评对照着。 ”
幸得孟君赐读行翁的《关于吾师》，方知道这段批评的出处。
读《关于吾师》，知道张中行大概只是上过钱先生的课而没怎么读过钱先生的书，文中虽然提到《先秦诸子系年》，并赞其高明，但是这是一部资料性质的书，供研究者查阅用的，一般读者很难下通读的决心，行翁是否读过此书，存疑。《国史大纲》则只听说过书名而已，老实承认没有读过，大概连它是钱先生的课堂讲稿也不知道。行翁除了知道钱先生讲课的语音不够北调，对于钱先生的了解只怕还不及我这个后生。
我对行翁这段批评大感意外，正是因为我读过一点钱著，我乃能凭我对钱先生的了解断定这是一段妄论。行翁是有名望而已作古的人物，孟君尊敬他，我也是，这不足以影响我对这段批评的看法。
然后从《关于吾师》中读到这段批评的由来，原来怪不得行翁，是他的所据有问题：
说实话，仅凭文中所引《书摘》里那一段，行翁的批评并不错，这可以说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毫无知识的人说的话，行翁的批驳简单直接痛快，甚至说出“真不知道钱先生的历史是怎么念的！”这是在批评一个史学大师，读之失笑。我想，如果老张对钱先生有一点点了解有一点点尊重，他或许都会回过头来想一想：我的所据是真实的吗，钱先生真如此荒堂吗。因为一个在北大教历史的名教授是不大可能这样来批评的。
于是我顺着线索查了查引文的出处，引文果然是有问题的，是将钱先生一篇讲演里三个地方说的话错乱拼贴缩写成一段，那《书摘》好比哈哈镜，而老张竟认了那被扭曲到可笑的形象为他所佩服的钱先生了。如果他稍微认得钱先生，他不可能发觉不到那扭曲。
钱先生讲演里被扭曲的三个地方大致如下：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是钱先生一九七八年主持“钱宾四先生学述文化讲座”首讲的讲稿，时年八十四岁，两眼不能看字已将一年。钱先生开讲时说："这次我来讲，只是我平日积在心中的几多话，是我个人一向来的一番意见，并不能算是一次严格的学术讲演，要请诸位原谅。“可见并不能张中行所说”钱先生流落异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想到吾国与吾民，由爱恋之情出发，就只看见，或并未看见而只是醉心于希望甚至幻想云云“
此书序二末尾，钱先生写道：”去年冬，曾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邀，去作讲演六次，根据录音写成此集。讲法又略有不同，而大意则一仍旧贯。所根据尽皆旧材料旧知识，然于国人回头认识自我，求对我中国人与中国之旧传统旧精神稍有了解。或于此下寻求开新自救之道有所助益。则诚生平恳切以求之一大希望所在也。知我罪我，斯在读者。“钱先生所赞中国人的国民性，大抵指士君子而言，这是历史光明正大的一面，是希望与进步之所大，张中行举历史上的暴君污吏来否定之，可谓鸡同鸭讲。
钱先生已有预言：知我罪我，斯在读者。他料想不到他的学生透过哈哈镜来读他罪他。
据《人物》杂志《布衣学者张中行：八十成名》一文：
【在《关于吾师》中，张中行说了几句对钱穆先生不够尊重的话，以至钱先生的亲属看到后不高兴，曾著文为钱先生辩护。尽管如此，张中行仍坚持认为红楼精神是“讲理”，重“证据”，不在其他。】
钱先生亲属的辩护文章未能搜得，重“证据”的张中行看来是没有被说服的，难道辩护文章未曾摆明证据，其实将张中行批评的所据摧毁掉也就够了，那是容易做到的，因为那段摘录是不足据的。以一段书摘论人是不明智的，斯人已逝，来者戒之。
十一月二十六日
巷底臭椿
3楼
相关帖子：
http://bbs.tianya.cn/post-books-622487-1.shtml
http://bbs.tianya.cn/post-books-622487-1.shtml
巷底臭椿
4楼
@关粉儿 2020-11-27 01:51:58
主罪在引文，毫无节操胡拼乱凑
椿兄对张中行的批评稍过，有三点欠考虑
第一，《关于吾师》九〇年前后的文章吧，那时资讯欠发达，钱先生著作大陆也没有，张不可能有太多的了解
第二，几十年的动荡，人会变，学风也会变
第三，张饱受专制遗留之恶，看尽大陆知识分子遭受的摧残，看到这样的“引文”自是气不过
-----------------------------
1.【张中行仍坚持认为红楼精神是“讲理”，重“证据”。】在了解不足的情况下是否能发现这个不足，这是一个智者能做到的事。以不足为据的东西为证据，从而讲理，这是不智之举
2.钱先生是个学风一贯的人，这在“人会变，学风也会变”的动荡中显得尤其可贵。把钱先生当个常人来批评，这是张中行不了解钱先生的
3.“气不过”是个很大胆的说法，这是在给老张抹黑吗：）气话自然是发而不中节，粉儿说得有一腚道理，我是不敢这样抹。就摧残而论，张中行对他的另一位老师顾颉刚可谓毫无同情心
巷底臭椿
5楼
此帖有两点遗憾：
1.《书摘》中钱著的样貌见之于张中行的我只看到所引一段，写此帖略有履空之感
2.钱先生亲属的辩护文章未得一睹，张中行有何回应也不得而知
1.《书摘》中钱著的样貌见之于张中行的我只看到所引一段，写此帖略有履空之感
2.钱先生亲属的辩护文章未得一睹，张中行有何回应也不得而知
巷底臭椿
6楼
@关粉儿 2020-11-28 01:54:08
2.钱先生是个学风一贯的人，这在“人会变，学风也会变”的动荡中显得尤其可贵。把钱先生当个常人来批评，这是张中行不了解钱先生的
-------------
椿兄自持晚生了几十年，就好像比先贤更通透似的
缺少起码的同情之理解
-----------------------------
钱先生：1895年生
张中行：1909年生
套用一下粉儿的话，带劲：）
老张自持晚生了十几年，就好像比先贤更通透似的
缺少起码的同情之理解
2.钱先生是个学风一贯的人，这在“人会变，学风也会变”的动荡中显得尤其可贵。把钱先生当个常人来批评，这是张中行不了解钱先生的
-------------
椿兄自持晚生了几十年，就好像比先贤更通透似的
缺少起码的同情之理解
-----------------------------
钱先生：1895年生
张中行：1909年生
套用一下粉儿的话，带劲：）
老张自持晚生了十几年，就好像比先贤更通透似的
缺少起码的同情之理解
巷底臭椿
7楼
关于张中行评论钱穆的那句话
楼主：只无人与共登临 时间：2006-03-15 01:50:00 点击：1332 回复：14
现在张中行评论钱穆的那句钱穆在学术上的价值为零，最近被人当成了宝，有钱穆的地方都能看到。惭愧的很，张中行的东西我看的很少，只看过一本《文言和白话》和一本散文选集，哪位博雅君子看过有此话的原文的能否发过来看看。
张中行在哪篇文章里说过他只相信科学，或者是他更相信科学，就这一句我对此老就不敢太恭维了。从科学这么多年的发展来看，所谓的科学，也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比如科学说今天要多吃白菜，后天说要少吃白菜，那我这两天吃的白菜算怎么一回事。科学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并不是让白痴无选择无判断的去相信的，有时候我宁可更相信自己的感觉。
楼主：只无人与共登临 时间：2006-03-15 01:54:55
现在很多所谓科学家的猖狂、无耻，也正式建立在人类特别是中国人对所谓的科学无判断、愚昧的相信上的。
共产党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让广大无脑的民众很容易相信一种大肆宣扬了的东西。这又恰恰是中国广告业发展了这么多年还这么低级趣味的原因。
举报 | 1楼 | 埋红包 | 点赞 | 打赏 | 回复 | 评论
作者：游侠骑士纵横天下 时间：2006-03-15 09:53:17
我看过的张中行对钱穆的一篇评论文章(不知是不是就是楼主提到的那篇文章)单独看还看不出什么问题，但要是对钱穆了解的多一点的话，就看出问题了。我想,大概是张那时也受制于资讯的不充分吧,因为在这个封锁信息和扭曲信息的国家。
张写钱的时候，是90年代，好象钱的书还不允许在大陆沦陷区出版。现在出了许多钱的书，但是都有删改,是不尊重钱先生的。例如钱先生奉正朔,他的所有著作涉及时间，都是用的民国纪年。但在大陆的出版的钱的书中，都改成了公元伪朔。
举报 | 2楼 | 埋红包 | 点赞 | 打赏 | 回复 | 评论
作者：白木耳 时间：2006-03-15 13:13:04
那篇文章可到<读书>光盘上找.
还有一本<钱穆印象>有收,张中行自己几种集子也收过。
巷底臭椿
8楼
■三少四壯集
地下室裏的張中行
毛尖 (20060315)
張先生的人生大抵也是如此，只要可忍，就可過。將近百年的風雨滄桑，任由嬉笑怒罵，他一直活在自己營造的荒江野老屋中，後來這間屋子庇護了多少天下同道，沒有人知道。
第一次見張中行先生，是在北京沙灘後街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地下室裏。那是一九八九的冬天，記憶中北京特別的冷，冰點以下。
那時，張先生已經八十出頭，每星期二換兩部公交車到出版社去，幫著看點稿子，然後就在招待所住兩夜，星期四一早再換兩部車回北大的住處。他在《讀書》上的連載已經引起的讀者的反響，所以推薦我去見他的朋友問我：你想見余永澤嗎？見我沒回過神，又說：就是張中行，不過你見他面可千萬別提余永澤。
我當然是提了，誰熬得住。當時也沒有人告訴我，張先生在「未名四老」或者「燕園三老」裏占著席位；我不學無術，亦不知道他是國學大師，只當他是一位有學問的退休老編輯。再說了，當時年輕，年輕就有放肆的權力，所以，我孺子不可教地問上門去，《青春之歌》寫的就是您吧？他淡然一笑，說，我不會用小說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看法，對人生對世事，我會在下一部書裏說清楚。下一部書正在寫，叫做《順生論》，我出了會寄給你。我並沒有真的以為，他會記得把一部還沒寫完的書，寄給我這個第一次見面的年輕人，所以，後來收到他自己包裹自己跑到郵局寄來的《順生論》，我自己倒快忘了當時地下室的談話。
現在，張先生走了，媒體說他是布衣大師，彷彿他不應該是布衣，或者他自己不應該安於做個布衣。看新聞，張先生的葬禮也稱得上隆重，但是，想起好多年前，他在地下室的那種安然自得，覺得還是「老編輯」這個身份適合他，雖然他的學問後來我也深有領教，不過，他那高深的學問，卻從來不唬人。
我還記得當年和他聊天，問過他一些作文技法之類的問題，張先生舉自己的例子，當年頂頭上司葉聖陶先生對他說：好的文章，你在這屋念，那屋的人聽見了，不以為你是在念文章，而以為你在說話，這就是作文的最高境界。說完，他又是淡然一笑，我想他一定覺得自己是做到了。所以，張先生的學問和他的文章一樣，誰都能看得懂，他只用明白話講人生的道理。他的學問我這裏沒資格談，記得的是他樸素的人生教導，他說，老婆有四種：可意，可過，可忍，不可忍。可意的不多，不可忍的就離了，大多數人介於可過與可忍之間，他自己就是。
後來在報上看到記者採訪他，記者問他《順生論》中提到的「利生」「避死」，何以為善？這與「貪生」「怕死」何異？他的回答很張中行：「如果只有說假話才能活，我就說假話。因為說真話便死了。甚至需要無恥、不要臉才能活，修養到了也可以做。只要良心不虧，要想辦法活著。這不是什麼軟弱，只有小民活好了，這個社會也就安定了。」
張先生的人生大抵也是如此，只要可忍，就可過。將近百年的風雨滄桑，任由嬉笑怒罵，他一直活在自己營造的荒江野老屋中，後來這間屋子庇護了多少天下同道，沒有人知道。所以，我想他的哲學是小民的哲學，至於你要問為什麼？不為什麼。
但是，在這個利己主義大放光芒的時代，突然大力祭奠張中行，我總覺得有點可疑，要知道，他的小民哲學，對抗的是高調大我，而現在，Ｇ大調的青春之歌早就沒人唱了，全是小小小民，祭起張先生，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中時副刊]
地下室裏的張中行
毛尖 (20060315)
張先生的人生大抵也是如此，只要可忍，就可過。將近百年的風雨滄桑，任由嬉笑怒罵，他一直活在自己營造的荒江野老屋中，後來這間屋子庇護了多少天下同道，沒有人知道。
第一次見張中行先生，是在北京沙灘後街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地下室裏。那是一九八九的冬天，記憶中北京特別的冷，冰點以下。
那時，張先生已經八十出頭，每星期二換兩部公交車到出版社去，幫著看點稿子，然後就在招待所住兩夜，星期四一早再換兩部車回北大的住處。他在《讀書》上的連載已經引起的讀者的反響，所以推薦我去見他的朋友問我：你想見余永澤嗎？見我沒回過神，又說：就是張中行，不過你見他面可千萬別提余永澤。
我當然是提了，誰熬得住。當時也沒有人告訴我，張先生在「未名四老」或者「燕園三老」裏占著席位；我不學無術，亦不知道他是國學大師，只當他是一位有學問的退休老編輯。再說了，當時年輕，年輕就有放肆的權力，所以，我孺子不可教地問上門去，《青春之歌》寫的就是您吧？他淡然一笑，說，我不會用小說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看法，對人生對世事，我會在下一部書裏說清楚。下一部書正在寫，叫做《順生論》，我出了會寄給你。我並沒有真的以為，他會記得把一部還沒寫完的書，寄給我這個第一次見面的年輕人，所以，後來收到他自己包裹自己跑到郵局寄來的《順生論》，我自己倒快忘了當時地下室的談話。
現在，張先生走了，媒體說他是布衣大師，彷彿他不應該是布衣，或者他自己不應該安於做個布衣。看新聞，張先生的葬禮也稱得上隆重，但是，想起好多年前，他在地下室的那種安然自得，覺得還是「老編輯」這個身份適合他，雖然他的學問後來我也深有領教，不過，他那高深的學問，卻從來不唬人。
我還記得當年和他聊天，問過他一些作文技法之類的問題，張先生舉自己的例子，當年頂頭上司葉聖陶先生對他說：好的文章，你在這屋念，那屋的人聽見了，不以為你是在念文章，而以為你在說話，這就是作文的最高境界。說完，他又是淡然一笑，我想他一定覺得自己是做到了。所以，張先生的學問和他的文章一樣，誰都能看得懂，他只用明白話講人生的道理。他的學問我這裏沒資格談，記得的是他樸素的人生教導，他說，老婆有四種：可意，可過，可忍，不可忍。可意的不多，不可忍的就離了，大多數人介於可過與可忍之間，他自己就是。
後來在報上看到記者採訪他，記者問他《順生論》中提到的「利生」「避死」，何以為善？這與「貪生」「怕死」何異？他的回答很張中行：「如果只有說假話才能活，我就說假話。因為說真話便死了。甚至需要無恥、不要臉才能活，修養到了也可以做。只要良心不虧，要想辦法活著。這不是什麼軟弱，只有小民活好了，這個社會也就安定了。」
張先生的人生大抵也是如此，只要可忍，就可過。將近百年的風雨滄桑，任由嬉笑怒罵，他一直活在自己營造的荒江野老屋中，後來這間屋子庇護了多少天下同道，沒有人知道。所以，我想他的哲學是小民的哲學，至於你要問為什麼？不為什麼。
但是，在這個利己主義大放光芒的時代，突然大力祭奠張中行，我總覺得有點可疑，要知道，他的小民哲學，對抗的是高調大我，而現在，Ｇ大調的青春之歌早就沒人唱了，全是小小小民，祭起張先生，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中時副刊]
巷底臭椿
9楼
我還記得當年和他聊天，問過他一些作文技法之類的問題，張先生舉自己的例子，當年頂頭上司葉聖陶先生對他說：好的文章，你在這屋念，那屋的人聽見了，不以為你是在念文章，而以為你在說話，這就是作文的最高境界。說完，他又是淡然一笑，我想他一定覺得自己是做到了。所以，張先生的學問和他的文章一樣，誰都能看得懂，他只用明白話講人生的道理。
----
这个作文的最高境界有一流弊，也就是弄到现在，隔壁在说话，这屋里听见了，以为是在念文章
文与话，终归还是要区别开来的
----
这个作文的最高境界有一流弊，也就是弄到现在，隔壁在说话，这屋里听见了，以为是在念文章
文与话，终归还是要区别开来的
巷底臭椿
10楼
《钱穆印象》 作者: 李振声 出版社: 学林出版社 出版年: 1998-01
巷底臭椿
11楼
钱穆先生生前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前 言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去年九月，我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因行动不便，在港数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数日中，专一玩味此一观念，而有彻悟，心中快慰，难以言述。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体衰，思维迟顿，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惟待后来者之继起努力。今逢中华书局建立八十周年庆，索稿于余，姑将此感写出，以为祝贺。
一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是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次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
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世界其他人类所少有。
二
我常想，现代人如果要想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学”。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
三
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细读《论语》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倘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关天命，则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人生便分为二。离开天命，专论孔子个人的私生活，则孔子一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减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双方意义价值无穷。换言之，亦可说，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这样讲，别人不能。这一观念，在中国乃由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
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远，则人生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
四
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最近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将何所归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
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涵意广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暂不深论。
今仅举“天下”二字来说，中国人最喜言“天下”。“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其他亦可据此推想。
一九九○年五月端午钱穆完稿于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六岁
前 言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去年九月，我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因行动不便，在港数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数日中，专一玩味此一观念，而有彻悟，心中快慰，难以言述。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体衰，思维迟顿，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惟待后来者之继起努力。今逢中华书局建立八十周年庆，索稿于余，姑将此感写出，以为祝贺。
一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是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次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
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世界其他人类所少有。
二
我常想，现代人如果要想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学”。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
三
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细读《论语》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倘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关天命，则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人生便分为二。离开天命，专论孔子个人的私生活，则孔子一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减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双方意义价值无穷。换言之，亦可说，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这样讲，别人不能。这一观念，在中国乃由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
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远，则人生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
四
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最近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将何所归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
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涵意广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暂不深论。
今仅举“天下”二字来说，中国人最喜言“天下”。“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其他亦可据此推想。
一九九○年五月端午钱穆完稿于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六岁
巷底臭椿
12楼
钱夫人为钱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写的后记
这篇文稿是宾四生前最后的遗稿，初稿完成于我们搬出素书楼的前三天。原准备迁入新居后，再作修定。未料宾四骤然离去，我心中的悲痛，岂是笔墨所能形容。《联合报》为纪念宾四逝世，向我索稿。此时此刻，我虽有千言万语，也不知从何说起。宾四的这篇文稿，记载了他生前最后想要向国人说的话，写作经过也值得怀念。我想，以宾四自己的文章，来纪念他本人，该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这篇文稿原是为中华书局创办八十周年庆而写，承中华书局孙时敏主编慨允在《联副》先发表，谨在此致上我衷心的感激。现遵《联副》编者嘱，由我在文后补一说明，以助读者了解此文写成之经过。
去年九月二十八日，是香港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五月间，新亚来信邀宾四写篇纪念文，同时请我们夫妇赴港与新亚师生同庆贺。当时宾四在养病中，他已有颇长一段时期没有精神散步。我未敢立刻作决定，应允到时看宾四健康情况而定。八月间，新亚又来电话询问宾四赴港的可能性。我恐怕宾四难以应付繁剧，想婉谢，就商于宾四，他不以为然。我说：“你不能走路，怎么上飞机呢？就是用轮椅，也得自己要能走几步才行。”他立刻驳问我：“你没有送我去机场，怎么知道我自己走不上飞机呢？”于是我说：“如果你肯每天在廊上走几步，到时我一定陪你去香港。”过了两天，我忽然发现，宾四自己一人开始悄悄的在楼廊上散步了。于是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的事，就这样决定了。
我们在香港停留五天，除新亚安排的三次聚会，我陪宾四到场作短暂应景外，其他时间我们夫妇完全在旅店中休息。每天早上旅店工人来清理房间时，我扶宾四到房外过道散步。有一天，我扶宾四正向房门走去，他忽然紧握我手，笑着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发明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大发现，真高兴，等下我要讲给你听。”在过道上散步时，宾四告诉我，说：“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又说：“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他正说得高兴，我忽然冲口而出，说：“天人合一观不是你早已讲过多次了吗？你怎么自己忘了呢？”我当时以为他记忆衰了，忘了从前已讲的话，而误以为是新发现。宾四对我的鲁莽，显得有些不开心。他说：“讲过的话，也可再讲。理解不同，讲法也不同。那里有讲过的话就不许再讲的呢？”但也不再往下说了。
那天下午，新亚研究所的几位老校友，来旅店看宾四。我有事下楼去了，回房时，正见宾四神采奕奕在谈论。一位校友告诉我，宾四正在讲“天人合一观”，已讲了半小时之久。这几位校友，当时大概也和我一样，以为这些都是宾四的“老生常谈”。他们除了感染到宾四的好兴致外，也未能了解到宾四的真意。到晚上，宾四自己仍兴奋不已。
十月一日，我们由港返台，在飞机上，宾四又提起他的“天人合一观”。并说：“这一趟去香港真好，想不到我竟在这趟旅行中，发现了我自己从来没想到的大理论。我已经九十五岁了，还能有此彻悟，此生也足以自慰。”我只漫应着，仍没有太了解。
回到台北，休息了几天，我就开始投入在忙碌中。除了家务，又为搬家的种种伤神，不能像往常般在宾四身上投入太多关注。这其间，他虽再一次说到要写他那篇大文章，也始终没有真动笔。直到今年四月，中华书局孙主编来信邀稿，才再次引起他强烈的写作意愿。
今年是中华书局创办八十周年，中华书局计划出一本专讨论中国文化的学术论文集来纪念。孙主编来信向宾四邀稿，我因其规定每篇文长限两万字，又因当时宾四精神欠佳，所以没和宾四商量就婉拒了。不久孙主编连来电话坚邀，说是宾四文章可长短不拘，他们希望在论文集中一定有宾四一文。我仍未敢应允，怕交不了卷。一次，孙主编来电话，正巧宾四在等我为他准备食物。电话谈得时间较长，引起宾四的注意。他问是谁的电话，说些什么？于是我告诉他中华书局邀稿事。他立刻不悦的说：“你为什么替我拒绝？我心里有重要的话要说。”于是又讲起他要写的那篇大文章。
事隔半年之久，宾四还清楚的记得他的新发现，我再不能等闲视之。但要把他的发现见之于文字，公之于世，也非小事。尤其今天的社会，学术风气勇于批判，传统文化长久以来被视为“非主流”思想，人人可以批评。我恐怕他要惹来闲气，不得不再次扫他兴，又一次提醒他“天人合一观”是他早曾讲过的，我劝他写了不必发表，尽兴就好。
宾四对于我始终没能了解他，颇觉失望。他长叹一声说：“学术是不能乡愿的。我从前所讲，和现在所想讲，大不相同。我从前虽讲到‘天人合一观’的重要性，我现在才彻悟到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我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归宿到这一个观念上。两者怎能相提并论。这是我对学术的大贡献啊！你懂吗？”到此时，我算是体悟到他的意思了。那天早上，我两在素书楼廊上对谈的情景，此刻仍清清楚楚显现在我眼前。
第二天是星期日，家中只有我们两人。早餐后，宾四命我为他准备纸笔。我提议，他说我写，以节省时间和精力，他终于同意了。宾四向不喜用录音或由人笔录方式写稿，在我的记忆中，十几年来，他虽已双目不能见字，但除修改外，他总是坚持自己写初稿。这是第二篇由他口述我笔录的文稿。记得那年索忍尼辛访台，《中央日报》为此来邀稿。宾四正在病中，体弱不能伏案，但对索氏来台事，兴致很高，竟立刻应允写稿。于是他躺在沙发上口述，由我笔录完成。
那天，宾四居然一口气说了近两千字。他认为已经把他想说的交代清楚了。我征求他的同意，删除了一些重复的句子，又曾作了三次修正，每次他都命我一再重复的念。宾四此时的精力已大不如前，反应的灵敏度也退步，然而他对工作仍兴趣很高，精神好时又曾作了两次增补。最后一次，是在端午节上午，正是我们准备迁出素书楼的前三天。增稿来不及在搬家前修正，我们夫妇说好，待搬定家尽快修正交卷。
我从来没有料到，搬一次家，会使人如此心力交瘁。在新居，我们虽曾工作两次，但太过疲累的心身，实在难以全神贯注，以至于仅是叙述孔子短短一百多字的一段文字，也没能完成修定。更不用说，最后应有的一气呵成的全文修定了。
我曾表示，文章太短怕不合在论文集上发表。我又表示，宾四自己未能多加阐释，怕读者也会和我当初一样，体悟不到作者的用心所在。宾四斥我为世俗之见。他说：“学术思想岂能以文字之长短来评价，又岂可求得人人能懂、个个赞成？不懂的人，就是你写一本书来说明，他还是不会明白。能懂的人，只要一句话，也可启发他的新知。我老矣！有此发明，已属不易。再要作深究，已非我力所能及，只有待后来者之继续努力。我自信将来必有知我者，待他来再为我阐发吧！”我深受感动。
这虽是宾四生前一篇未完成稿，但其实也可算是他的已成稿。《联副》要我写一说明，我竟然写了几日夜，难以交卷。每一提笔，往事如泉涌，悲难自抑。勉力成此，也可使并世关怀爱护宾四之读者，以见一位学者生前最后之心声。学人寂寞，自古皆然。死者已矣，生者情何以堪？情何以堪！
钱胡美琦挥泪写于宾四逝世三七后一日
（一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联合报副刊）
这篇文稿是宾四生前最后的遗稿，初稿完成于我们搬出素书楼的前三天。原准备迁入新居后，再作修定。未料宾四骤然离去，我心中的悲痛，岂是笔墨所能形容。《联合报》为纪念宾四逝世，向我索稿。此时此刻，我虽有千言万语，也不知从何说起。宾四的这篇文稿，记载了他生前最后想要向国人说的话，写作经过也值得怀念。我想，以宾四自己的文章，来纪念他本人，该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这篇文稿原是为中华书局创办八十周年庆而写，承中华书局孙时敏主编慨允在《联副》先发表，谨在此致上我衷心的感激。现遵《联副》编者嘱，由我在文后补一说明，以助读者了解此文写成之经过。
去年九月二十八日，是香港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五月间，新亚来信邀宾四写篇纪念文，同时请我们夫妇赴港与新亚师生同庆贺。当时宾四在养病中，他已有颇长一段时期没有精神散步。我未敢立刻作决定，应允到时看宾四健康情况而定。八月间，新亚又来电话询问宾四赴港的可能性。我恐怕宾四难以应付繁剧，想婉谢，就商于宾四，他不以为然。我说：“你不能走路，怎么上飞机呢？就是用轮椅，也得自己要能走几步才行。”他立刻驳问我：“你没有送我去机场，怎么知道我自己走不上飞机呢？”于是我说：“如果你肯每天在廊上走几步，到时我一定陪你去香港。”过了两天，我忽然发现，宾四自己一人开始悄悄的在楼廊上散步了。于是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的事，就这样决定了。
我们在香港停留五天，除新亚安排的三次聚会，我陪宾四到场作短暂应景外，其他时间我们夫妇完全在旅店中休息。每天早上旅店工人来清理房间时，我扶宾四到房外过道散步。有一天，我扶宾四正向房门走去，他忽然紧握我手，笑着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发明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大发现，真高兴，等下我要讲给你听。”在过道上散步时，宾四告诉我，说：“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又说：“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他正说得高兴，我忽然冲口而出，说：“天人合一观不是你早已讲过多次了吗？你怎么自己忘了呢？”我当时以为他记忆衰了，忘了从前已讲的话，而误以为是新发现。宾四对我的鲁莽，显得有些不开心。他说：“讲过的话，也可再讲。理解不同，讲法也不同。那里有讲过的话就不许再讲的呢？”但也不再往下说了。
那天下午，新亚研究所的几位老校友，来旅店看宾四。我有事下楼去了，回房时，正见宾四神采奕奕在谈论。一位校友告诉我，宾四正在讲“天人合一观”，已讲了半小时之久。这几位校友，当时大概也和我一样，以为这些都是宾四的“老生常谈”。他们除了感染到宾四的好兴致外，也未能了解到宾四的真意。到晚上，宾四自己仍兴奋不已。
十月一日，我们由港返台，在飞机上，宾四又提起他的“天人合一观”。并说：“这一趟去香港真好，想不到我竟在这趟旅行中，发现了我自己从来没想到的大理论。我已经九十五岁了，还能有此彻悟，此生也足以自慰。”我只漫应着，仍没有太了解。
回到台北，休息了几天，我就开始投入在忙碌中。除了家务，又为搬家的种种伤神，不能像往常般在宾四身上投入太多关注。这其间，他虽再一次说到要写他那篇大文章，也始终没有真动笔。直到今年四月，中华书局孙主编来信邀稿，才再次引起他强烈的写作意愿。
今年是中华书局创办八十周年，中华书局计划出一本专讨论中国文化的学术论文集来纪念。孙主编来信向宾四邀稿，我因其规定每篇文长限两万字，又因当时宾四精神欠佳，所以没和宾四商量就婉拒了。不久孙主编连来电话坚邀，说是宾四文章可长短不拘，他们希望在论文集中一定有宾四一文。我仍未敢应允，怕交不了卷。一次，孙主编来电话，正巧宾四在等我为他准备食物。电话谈得时间较长，引起宾四的注意。他问是谁的电话，说些什么？于是我告诉他中华书局邀稿事。他立刻不悦的说：“你为什么替我拒绝？我心里有重要的话要说。”于是又讲起他要写的那篇大文章。
事隔半年之久，宾四还清楚的记得他的新发现，我再不能等闲视之。但要把他的发现见之于文字，公之于世，也非小事。尤其今天的社会，学术风气勇于批判，传统文化长久以来被视为“非主流”思想，人人可以批评。我恐怕他要惹来闲气，不得不再次扫他兴，又一次提醒他“天人合一观”是他早曾讲过的，我劝他写了不必发表，尽兴就好。
宾四对于我始终没能了解他，颇觉失望。他长叹一声说：“学术是不能乡愿的。我从前所讲，和现在所想讲，大不相同。我从前虽讲到‘天人合一观’的重要性，我现在才彻悟到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我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归宿到这一个观念上。两者怎能相提并论。这是我对学术的大贡献啊！你懂吗？”到此时，我算是体悟到他的意思了。那天早上，我两在素书楼廊上对谈的情景，此刻仍清清楚楚显现在我眼前。
第二天是星期日，家中只有我们两人。早餐后，宾四命我为他准备纸笔。我提议，他说我写，以节省时间和精力，他终于同意了。宾四向不喜用录音或由人笔录方式写稿，在我的记忆中，十几年来，他虽已双目不能见字，但除修改外，他总是坚持自己写初稿。这是第二篇由他口述我笔录的文稿。记得那年索忍尼辛访台，《中央日报》为此来邀稿。宾四正在病中，体弱不能伏案，但对索氏来台事，兴致很高，竟立刻应允写稿。于是他躺在沙发上口述，由我笔录完成。
那天，宾四居然一口气说了近两千字。他认为已经把他想说的交代清楚了。我征求他的同意，删除了一些重复的句子，又曾作了三次修正，每次他都命我一再重复的念。宾四此时的精力已大不如前，反应的灵敏度也退步，然而他对工作仍兴趣很高，精神好时又曾作了两次增补。最后一次，是在端午节上午，正是我们准备迁出素书楼的前三天。增稿来不及在搬家前修正，我们夫妇说好，待搬定家尽快修正交卷。
我从来没有料到，搬一次家，会使人如此心力交瘁。在新居，我们虽曾工作两次，但太过疲累的心身，实在难以全神贯注，以至于仅是叙述孔子短短一百多字的一段文字，也没能完成修定。更不用说，最后应有的一气呵成的全文修定了。
我曾表示，文章太短怕不合在论文集上发表。我又表示，宾四自己未能多加阐释，怕读者也会和我当初一样，体悟不到作者的用心所在。宾四斥我为世俗之见。他说：“学术思想岂能以文字之长短来评价，又岂可求得人人能懂、个个赞成？不懂的人，就是你写一本书来说明，他还是不会明白。能懂的人，只要一句话，也可启发他的新知。我老矣！有此发明，已属不易。再要作深究，已非我力所能及，只有待后来者之继续努力。我自信将来必有知我者，待他来再为我阐发吧！”我深受感动。
这虽是宾四生前一篇未完成稿，但其实也可算是他的已成稿。《联副》要我写一说明，我竟然写了几日夜，难以交卷。每一提笔，往事如泉涌，悲难自抑。勉力成此，也可使并世关怀爱护宾四之读者，以见一位学者生前最后之心声。学人寂寞，自古皆然。死者已矣，生者情何以堪？情何以堪！
钱胡美琦挥泪写于宾四逝世三七后一日
（一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联合报副刊）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