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化思维是找不到“中国”诞生地的根源
鲜虞郭峰
1楼
“中国”究竟诞生在哪里？这个谜团不仅外国人搞不清楚，就连中国人自己也被困扰了几千年。历代的寻觅者们之所以找不到一个明确答案，问题就出自二维化思维上。
汉代杨雄的《法言?问道》篇说：“孰为中国---中于天地者为中国。”
宋代李昉等人受太宗赵光义之命所编篡的《太平御览》也说：“王者受命创始，立都建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流四方，以治万国。”
这些说法均是师承的《吕览?慎势》篇“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及《周礼?地官?大司徒》篇的“以土圭之法测地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以建王国焉。”
于是乎，“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被上升为初始“中国”的立国原则，也成了一些人寻觅“中国”诞生地的思维窠臼。这才有了《淮南子?天文训》的“中央土也，其帝黄帝。黄帝都新郑”等臆断，也才有了河南人以“天下之中—中国创始地”自居的盲目自豪和把“好不好、行不行、沾不沾、满意不满意、可以不可以---”等一律说作“中不中”的独特方言习惯。
其实，对于此类说法历代的思索者们都有着不懈的质疑。连自身也同为河南人的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颢就说过“地形有高下，无适而不为中。故其中不可定。”《庄子?天下》篇也收录着名家恵施所幽的一默：“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就连亚圣孟轲在他的《离娄?下》篇中还说过“舜生语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等等。均说明着所谓的“天地之中”是一个无限的集合、是一个不可确定的指向。不管是东夷人舜帝，还是西夷人姬昌，都不是“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彻底否定了“中央土生中国”的唯心论观点。
要想客观、公允、正确地寻觅“中国”诞生地，必须首先弄明白“中国”的初始概念究竟是什么。一是“中国”绝非单纯的区位概念。“中”字除了表意线段的两端之间和平面的圆心外，还可指称三维立体的轴心、核心。“中央”一词有时还被用来指称事物的架构顶层，如“中央银行”、“中央政府”等。显然，把中国单纯解释成周边方国围绕之间的所立之国，是过于二维、过于平面化了。二是中国绝非宗教意义上的虚幻图腾。有人依据《史记?五帝本纪》中的有关黄帝东至于海、西至崆峒、南至江、北邑涿鹿之阿；颛顼北至幽陵、南至交阯、西至流沙、东至蟠木；喾帝则“日月所照，风雨所致，莫不从服”等说，认为中国就是一个由“国父伏羲”创立的“天人合一、天下归一”宗教思想打造出的“帝王居中、八方来朝、和而不同”的乌托邦，是一个并无实体的虚幻图腾。显然这是忽视了人类生存条件、社会演进规律，受了过于注重“形而上”的模糊数学思维模式所误导。不要忘了司马迁除了有个“史学家”头衔外，还戴着一顶“伟大散文家”桂冠。其修辞技巧也是蛮高明的，不然他的《史记》咋被鲁迅先生赞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呢？试想以黄帝、颛顼时代的交通条件，单凭两只脚板步行，能像今人那样坐着飞机视察周游吗？试想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远古时代，一个部落的酋长弃本族群的生计于不顾去做那样的无谓牺牲又何须之有呢？更不用说日月、风雨是决不会单单光顾一个中国、一个亚洲的。何况司马迁在其《史记》中同样存言了秦始皇的“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和苏秦的“禹无百人之聚”等说。你片面地拿司马迁的个别华丽辞藻去赌输赢，人家可是绝不包赔损失的。三是中国绝非任瞎子随意摸到的大象耳朵，不管你是把大象认作蒲扇形的还是认作圆柱形的，她都是早已摆在了那里的一个客观实体。有人说中国是因奉行了“执中、中德、中道、中庸、中正”价值观才被名之“中国”的；有人说中国是因崇拜北极星太一、中心主义才被名之“中国”的；有人说中国是因注重衣冠礼仪、性和亲怩才被名之“中国”的；等等。其实这些都不是“中国”的本质属性，都不过是中国这头大象的鼻子或耳朵。中国的真正本质属性还应是她的政治体制。当然，这个根本内涵也是随着时代的更替而有所变化的。
在理清了上述原则后，我们再来探讨“中国”的实有概念就可以比较直观的了解到：一、当代“中国”就是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在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已得到世界公认。其政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各地方、民族自治；而其国体则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我们的国旗设计为四星拱卫一星的五星红旗、国徽设计为齿轮和麦穗围绕的五星天安门，其明确寓意着我们的国家是由各阶层民众、各人民团体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靠工农联盟来巩固我们的北京权力中心。名实相符、名正而言顺。不仅如此，我们的“中国”国号还是由大清“中国”和民国“中国”一路传承而来。网上“哈日派”曾有人说“中国”一词是从日本学来的，这是对历史的无知。大清康熙年间签定的第一份涉外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用的国号就是“中国”，孙中山学日本，玄烨不会也学日本吧？并且，大清的“中国”国号也是由秦汉隋唐宋元明一路传承而来的。历代统治者们都竞相把自己标榜成“中国”的正统代表，其实传承的均非“中国”的初始概念而仅仅不过是中国的代表权而已。就连秦始皇的统一中国也是对夏、商、周三代“中国”的再造。二、早在春秋战国年代，“中国”之名已经非常通行。有人曾对先秦典籍做过专门统计，其提及“中国”者多达178处。只不过这些个“中国”均被人解读作“京师、京都、国中、中原之国”等。这些解读是否确当呢？不妨让我们摘来几条予以分析。
《诗经?桑柔》中的“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薔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其意是：天降祸乱，推翻了我们的王。又生出这么多害虫，糟蹋我们的庄稼。哀恫啊中国！咋您就这么的不幸—祸连荒结呢？
《诗经?荡》中的“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中国，敛怨以为德---”说的是文王曾经痛斥过纣王：你这个殷商暴君糟害中国，反倒拿着老百姓们的怨言当颂歌---。
《诗经?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说的是：老百姓已经疲惫不堪了，都渴望着过上安顿日子。只有稳定了中国，才能安抚四方人民---。
按《诗序》所给的提示，前两篇是-841年“周召共和”中的那位召穆公所作、后一篇为其同时期的芮伯所作。三篇均是对在西周国人暴动中被推翻的周厉王所进行的鞭挞。其诗颂中的“中国”，一是指的殷商王国、二是指的西周王国。显然均非指的京师或中原之国。而是分别指的殷商和西周的整个统治地域。
《尚书?梓材》篇中的“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意为：上天已把中国的人民和土地托付给了我们的先王。
1963年出土于陕西的“何尊”，其铭文中的“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辟民。呜呼！’---”说的是：武王姬发推翻了殷商政权后，马上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夺取了中国的代表资格。（赖着诸公的忘我奋斗）让咱一个边辟小民竟成了天下共主。欢呼吧！庆祝吧！”其“或”字即当时的“国”字；其“辟民”既是武王的自谦，又是其清醒的自我定位。而仅仅是在中土修了一座宅子、住上几天，是无需那样显摆的。武王的“廷告”实质是相当于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国庆致辞”的。
《梓材》和《何尊铭》中的“中国、中或”，均证明着西周人是称殷商为“中国”的。虽然《尚书》是经过了孔夫子的编篡、整理及其后儒门的加工再造，难免添加一些演绎和虚构，但有明确铭载着铸尊时间和铸尊原委的《何尊》与其相互印证，足可有力否定“中国、中或”的所谓“京师”概念，同时也是西周传承殷商“中国”国号的一大铁证。
尽管西周人称殷商为“中国”。可殷商人对“中国”一词却讳莫如深、而是称自己做“中商、中土、大邑商”的。不论是《尚书?殷书》，还是迄今出土的殷代甲骨文、钟鼎文，均尚未发现有关“中国、中或、中邦”一类用词。殷人在刻意回避什么？显然是对夏代“中国”国号的着意否定。虽然夏代的史料存留无多，甚至至今尚未发现一件夏代实物片牍出土。可从《说文解字》直接把“夏”字解读作“中国之人也”，加之周代对“中国”称谓的反弹，足可证实夏代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并为家天下的“中国”之始。同时又被当今学界公认作中国的信史之始，而把其前的三皇五帝统统认作神话传说。也正是由此，中国才被仅仅解读做了“中原之国”。可当前用来说明夏代为“中国”的唯一书证--《尚书?禹贡》的“中邦锡土、姓”—亦被司马迁的《夏本纪》直接记做“中国赐土、姓”中说的曾经向别人封赐过土地和姓氏的“中邦、中国”并非是指的大禹“有夏王国”，而是指的其前舜帝的“唐虞帝国”。
您只要稍微研读一下《禹贡》，虽其满篇充盈着秦汉时人的地理视野、地名概念，明显带有秦汉时人的斧凿痕迹，可联系《墨子?兼爱》、《孟子?滕文公》等篇对大禹治水的描述可知，尽管把《禹贡》归在《夏书》之列，但其基本都是说的大禹在任有虞帝国司空期间，受舜帝之命所行之事。充分表明着早在尧舜的唐虞时代就已有了“中国”之名。
《孟子?滕文公》上篇说：“当尧之时---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下篇又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中国”；
《万章》上篇还说：“舜---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亚圣孟轲的这三说“中国”均是指的尧舜唐虞时代。其所说的鸟迹兽蹄错杂、水逆行泛滥、经禹疏九河才可得而食的“中国”以及东夷人虞舜返归去践天子位的“中国”有哪个“京都、京师”能囊括得下呢？当时大禹所梳理的九条河，又有哪条在“中原之国”境内呢？
尧舜之前，由于“尚书独载尧以来”，无法直观得知是否已有中国存在。在《五帝德》中，孔夫子仅说帝喾“执中而获天下”。司马迁在其《五帝本纪》中直译作“溉执中而遍天下”。表明帝喾的“执中”，仅仅是对各部族一碗水端平，获得了大众赞誉，而并非是占有中央之土、统治整个世界。并且，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行政手段，也是无法统一天下的。其影响力范围达千里已属极端不易，恐怕连三、五百里都是难于突破的。其所谓的“日月所照、风雨所致”不过仅仅是说的肉眼视距以内罢了。
帝喾以前的黄帝时代，是国家形态的初创时期。黄帝仅仅打造出了第一个有国号的“有熊帝国”。而其周边的族群依然处在原生态的部落群体社会。并且依司马迁的说法：黄帝的有熊国仍是“迁徙往来无定处，以师兵为营卫”，仅仅曾经“邑于涿鹿之阿”。并未打造出一个常设的“都城”根据地，显系尚未完全摆脱游猎生态。仅仅是设了“左右大监，监和万国”。其情形大略仿佛当今的美国，以自封的“国际警察”自居，看到哪个部族不顺眼就拾掇你一下子，令其“宾服”。请注意：这个“宾服”是与“臣服”不能等同的。说明当时的有熊帝国与周边的部族依然是相互独立、互不隶属的。并无“中国”与“方国”之别，亦无中央对基层的统辖，是无由谓之“中国”的。
至于再前边的伏羲，更是处在刚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的初始阶段，连国家都没有又何谈“中国”呢？所以伏羲、黄帝们，都只能归属于中国的先民、中国人的祖宗，称其为“国父”显然是降了辈分。智商稍微正常者都是不会管自己的爷爷、曾祖叫老爸的。
综合现有史料，真正的最初“中国”国父，当是非舜帝重华莫属的。
其时正处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末期。由于黄帝集团打败了神农氏炎帝集团，又消灭了九黎族蚩尤集团。使得社会迎来了一个较长时段的和平发展机遇期。社会生态也由游猎进化到了农耕文明。剩余产品日渐丰富，逐步积累起了可以进行一些较大公共项目建设的力量。喾帝的高辛国时代，以一碗水端平“普施利物不及己身”的原则进行社会再分配，赢得了大众认同。联合众力“集土为台”—即为祭祀人文始祖伏羲，而修筑起了一座“九成之台”，尚未遇到啥大阻力。到尧帝的陶唐国时代，虽其依然是“睦九族、和万邦”，可其授命于鲧所负责的治理水患项目，却因当时社会体制的严重桎捁而无法抗御共同的自然灾害。万般无奈之下，尧帝放勋不得不把变革社会的历史重担压在了姑爷虞舜重华肩上。重华本是穷孩子出身，曾打短工种地于行唐、曲阳、新乐一带的古“历山”；曾打渔于无极、深泽、晋州一带的古“雷泽”；曾做木工打家什于平山、灵寿一带的古“寿丘”；还曾做小买卖于元氏一带的古“常阳”。在其于今藁城只甲村一带的古“负夏”讨饭吃时被居住在今正定咬村一带的古“南岳”—即喾帝四岳父之一的娵訾氏后裔代表举荐给尧帝。尧帝招其做了姑爷后，安置其住在灵寿燕川河交磁河处的古“沩汭”，并令其师从于曾隐居在行唐口头一带的许由学习治国方略。重华在受尧帝命“摄行天子之政”后，总结汲取前人教训，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政体改革：首先创立了等级制度，接着把陶唐国传承自黄帝时代的“和万国，宾诸侯”体制改制成“合万国”的“中邦”统辖“十二州”体制。这“和”与“合”的一字之变，使得新的唐虞帝国由原来的陶唐国与他国平等并立的平面结构，变成了一国统驭四方的金字塔架构，才初具了“中国”雏形。同时，也为当今的“合作共赢”奠基了“合文化”。
当然，重华打造初始的“中国”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过波折的。“合国改革”推行到深水区的攻坚阶段时，触动到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他们便联合起来串通尧帝予以抵制。一气之下，重华把自己的老丈人尧帝软禁了起来，以切断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串联—这即是《山海经》中说的“舜囚尧”。可没成想年老多病的老放勋架不住一股火气儿撒手归了西，把这场改革的总设计师—重华的恩师许由也给气死了。于是，参与改革的中坚骨干—重华的两名同窗好友北人无择和石户支农，一人承揽责任、筑防火墙跳水自杀于行唐的口头；一人携家乘船逃亡了海上。重华也谢罪下野，到“南河之南”—即今滹沱河南岸的东垣故城一带重新当起了烧陶工人。改革被迫中辍。可人们在经历过一段冷静思考、比对后，觉得还是重华的“合国改革”最适合当时的社会需求、代表了社会进化的正确方向。便纷纷找到重华，力劝其重新执政、完成改革，这才有了《孟子?万章》篇的“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并且重华“归之中国践天子位”也是《史记》中提及“中国”的首次，足可说明当时的“中国”尚处在打造中的雏形阶段。在重华正式登上帝位后，首度创设了九大中央行政部门和十二州地方区划；首度组建其九主一佐十二牧行政团队；首度制订了“五刑、五服”法制和“五教、五伦”德治；首度开辟了治水理土、农业集约经营、商业贸易三大支柱产业和工矿林牧等多种经营；首度行使了在司空大禹受命治水所开发出的新土地上向附属侯国封赐土地、封赐姓氏并向其纳贡征赋的“中邦”权力。完善了初始“中国”的政治体制，开启了中华文明，实现了中华民族的首度腾飞。也使得“中国”国号与“重华”的名字融合成了一个永不分离的整体，以致四千多年来“中不离华、华不离中”--这是舜帝独享的尊荣。按照《史记》的说辞：夏商周三代中国，都是类同汉派三国、唐生五代那样由“唐虞中央帝国”派生出的“中央王国”。舜帝任命的司空大禹避帝位到阳城创立了夏朝；舜帝任命的司徒子偰下海经商，八迁始居亳，十三代孙成汤天乙创立了商朝；舜帝任命的司稷姬弃传播农业技术，五代孙庆节建邠国，十二代孙古公亶父为避鲜虞戎狄人袭扰而西渡漆水—今磁河、沮水—今滹沱河的众多支流，又越过曾被《尔雅?释山》解读作“晋望”的梁山，到陕西经公季—季历的数十代、600余年传承由姬昌、姬发打造出周朝。三代均为轮番自封的“中国”代表，当然也是当时的社会历史选择。
鉴此，我们完全可以确认：初始的“中国”既非“日月所照、风雨所致”的尧前帝国，亦非“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禹后王国。唯一指向只有曾首度向各地居民封赐过土地、封赐过姓氏的“中邦”—即经舜帝重华两度合国改革所打造出的、凌驾于各诸侯国之上的“唐虞中央帝国”。之所以始称其为“中国”，关键在于其较之前的四代帝国所发生的政治地位变化，而不在于其立国区位是否居中。
至于辛唐虞三代前赴后继传承的“执中”理念，也并非是要求继任者必居地中。而是告诫后人必须牢牢把握住中央领导权和社会前进大方向，这也是被后来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殷纣“牡鸡司晨”而失国、陈独秀双手拱让统一战线领导权而致大革命中辍。所以 才开局明誓：不走老路，不走邪路！
厘清了“中国”的初始概念，再来寻觅中国诞生地就轻车熟路了。其实，初始中国的诞生地历朝历代也是十分明确的。不然汉景帝咋封其少子常山王、赐名刘舜；封赵内史王焊的儿子王康新市侯、赐名王弃。以纪念虞舜和姬弃呢？不然范仲淹咋自诩自己“生自唐虞故里”呢？不然前清兵部大员付镇商咋题壁间诗“观风频访陶唐迹，不日羲台非旧年”于当时的新乐驿馆呢？这不是显然表明着历代朝野都是很清楚虞舜、后稷们所打造的初始“中国”—即唐虞中央帝国就在古常山国和伏羲台近边儿的古新市—今新乐一带吗？只不过是总有一些人故意用二维化思维进行误导，把十分清楚的问题搅和糊涂了。
今新乐的马头铺不仅是鲜虞、中山的传承之地，同时又是三皇五帝的传承之地，更是舜帝重华打造初始“中国”的唯一砧板。这是无人敢于质疑的历史真实。仅不过是某些人视而不见、无所用心、人云亦云或心怀它图、睁眼瞎话、顾左右而言它罢了。其实，这就是实用主义的“今文经学”在继续作祟，也是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