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西方的兴起靠制度不靠掠夺(转载)

我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说过：一个国家的货币化能力或者说“钱”的多少是其制度资本的具体表现，它的“钱”能否成为“国际货币”也决定于其制度资本。没有哪个国家天生就掌握“国际货币”的发行权，而是哪个国家有着世人公认最可靠的制度，它的“钱”就值钱。
一个国家有没有“钱”取决于它能不能将各种未来收入流和“死”财富作证券化、票据化，不取决于它有多少金银。而能否进行广泛的证券化和票据化交易又受制于它的制度。所以，制度的优劣决定一个国家“钱”的多寡。
金融证券技术不仅对个人、对企业的意义重大，对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我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说过：为什么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欧洲竞争中，英国最后战胜了法国进而主宰世界？英国之所以在十八世纪开始远远超过法国，并最终在世纪末战胜法国，其关键之一就在于英国有更发达的金融技术让它更能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中世纪的欧洲战争不断，慢慢地大家都要靠借国债发展军力，谁能借到更多、更便宜的钱，谁就能拥有更强的军队，特别是海军。1752年时，英国政府的公债利率大约为2.5%，而法国公债利率是5%左右。1752年到1832年期间，法国政府支付的公债利息基本是英国公债利息的两倍，这意味着什么呢？要知道18世纪中，英国每年的财政收入有一半是用来支付国债利息的，也就是说，假如那时英国的国债利息跟法国的一样高，那么要么英国必须减少借债、要么英国每年的所有财政收入都用来支付利息，前者会使英国的军力下降，而后者会使其政府破产。两种可能的结局中，哪种都不好。但正因为英国有着比法国远为发达的证券市场，使英国不仅能以未来收入为基础融到更多国债资金发展国力，而且需要支付的融资成本也比法国低一半。更强的证券化能力使英国可以筹到更多的钱用于发展国家实力，使英国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都一直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让不到两千万人口的英国主宰世界两个世纪。
谁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把更多的未来收入作证券化变成今天的钱，谁就能在未来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证券融资不只是简单地把未来的收入提前花，而是为未来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会决定在竞争中谁会成功。
证券化使“钱”更多
把未来收入流、土地之类的“死”财富证券化后，社会中的“钱”的确会因此增加。换句话说，只要是别人愿意接收并具有流动性的有价物或票据，只要它代表着信用，那么任何物或票据都具有“钱”的本性，也可看作“钱”，其流动性越高，“钱”性就越强。
携程未来的收入流是未来的财富，但不是物，也不是票据，所以不是“钱”。但上市之后，代表携程未来收入流权利的股票就有了极好的流动性，携程公司可以拿其股票去收购别的公司，买任何物资；其股东也可拿股票去换“政府钱”、换“私人钱”，或干脆拿它去“换饭吃”、“换衣穿”。因此，携程股票、分众股票、百度股票也是“钱”，只是它们自身不是“政府钱”。
根据以上意思，未来收入流、“死”财富证券化的效果实际上是让更多的有形和无形财富货币化，让社会中的“钱”更多，达到更高的让财富产生财富的效果。货币化加快资源的配置速度，降低配置成本，提升配置效率。
我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说过：过去，我们只把银子、金子、铜钱看作钱，是因为在没有保障证券、票据的价值信用的现代制度架构下，只有硬型有价物才有可能成为通货或者说“钱”，社会只认实物“钱”。所以，铜银开采量的多少，加上铜银的进出口量，就决定了中国有多少“钱”，以至于在中国近代史上多次由于银子被运出国太多，而致使中国没“钱”了，给中国带来经济危机。也正是由于这种“钱”观，到今天还有许多学者——比如畅销书《白银资本》——认为之所以西方国家在近代兴起，是因为它们从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掠夺了太多的银子！说是这样才使西方国家有了“钱”！
作为一种金属，白银本身没有太多的工业价值。但正因为许多国家在不同时期用白银作为货币，所以它就特别值“钱”。而之所以白银被用作“钱”，就是因为没有发展出支持票券信用的制度。换言之，只要有了便于金融票券交易的制度，金银作为“钱”的价值就没有了。这也是为什么随着现代政治法律制度的兴起，金银作为“钱”的价值越来越低。
因此，一个国家有没有“钱”取决于它能不能将各种未来收入流和“死”财富作证券化、票据化，不取决于它有多少金银。而能否进行广泛的证券化和票据化交易又受制于它的制度。所以，制度的优劣决定一个国家“钱”的多寡。
金融技术推动了西欧文艺复兴
美国有着让任何资产、任何未来收入流提前变现的证券化、资本化体系。它的这种金融与制度体系当然不是过去一、两个世纪才发明创造出来的。金融技术革命早于工业革命，但受到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的进一步推动。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的证券化技术最早出现在1262年的威尼斯，后在西欧国家逐渐发展。
在金融品种方面，12世纪之前的西欧跟当时的中国一样，以某种有价物或收入流为抵押的私人借贷是主要的金融交易，这种债据往往没有流动性。跟中国不一样的是，从那时开始，意大利的城邦国家由于战争开支的不断上升，它们必须拿未来的政府税收做抵押向民间借债，当时的这种政府公债往往是强行分摊到个人，是他们必须购买的短期“爱国债”。这种公债的期限一般很短。
可是，到13世纪中期，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这三个城邦国已发行太多短期政府公债，靠简单的到期再借、一次接一次地把短期债务续接下去的做法已经难以奏效，它们必须推出长期债，把利息和本金的支付压力平摊到未来许多年，逐年支付。换言之，此时的城邦国政府必须找到把未来许多年的税收提前变现的办法，必须做长期融资。按照Geoffrey Poitras 于2000年出版的《The Early History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478-1776》一书的介绍，1262年，威尼斯政府是第一个把众多短期债合到一起，由一只意大利文称为“Mons”的长期债券基金持有，然后再把该基金的份额按股份证券的形式分售给投资者，这种股份的意大利文名称“Prestiti”，它可以在公众市场上随便转手交易。这算是现代资产证券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公众基金的前身。当时的意大利人当然没想到这一创新的意义所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发行的Prestiti从1309年至1502年的年度价格序列，是世界至今能找到的最早证券价格时间序列。
起初，威尼斯的Prestiti只有威尼斯人可以买卖。到14世纪中期，外国人也可买卖这些债权基金股份，并很快成为特别受西欧人欢迎的投资品种。
由城邦政府以未来税收做质押向大众发行公债这项证券技术，在13、14世纪从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往西欧其他国家传开。
随着债券市场在16世纪的进一步发展，期货和期权交易于1550年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证券交易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出现，进一步推动证券市场在西欧发展。
因此，到16世纪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美洲大举运回金银的时候，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比利时等西方国家将未来收入、将资产证券化的能力已非常强，他们已有能力把未来的收入变成那时的钱，有很强的“生钱”的能力。他们已经比世界其他国家更有“钱”了。
从13世纪到16世纪，意大利银行和犹太人钱铺基本垄断了西欧商业银行业务。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整个中世纪，基督教禁止有息借贷，但这一点并没妨碍意大利人，特别是没妨碍意大利的伦巴第人（Lombard）去从事放贷和商业银行业务，以至于从那时开始欧洲人把“伦巴第人”和“商业银行”用成同义词，连英文中的“银行”Bank 一词都来自意大利文的“banco”（意思是“板凳”，因为银行业者最初是坐在板凳上提供经营钱币业务的）。当然，在犹太教中没有禁止有息放贷，所以犹太人也是欧洲中世纪主要的银行家群体。
因此，在16世纪西班牙从美洲掠夺金银之前，西欧商业银行的发达程度已非常高，也足以解决跨国贸易的货币支付问题。当然，有更多的白银能帮助他们与其他洲做贸易，但是，这些白银对西欧外贸的进一步发展不是决定性的。
如果没有美洲的白银，西方国家在17世纪后会怎样？这种历史假设当然无法做。但是，如果说西方的兴起或崛起靠的是从美洲掠夺过来的白银，或者说现代金融证券技术也是发生在西方掠夺白银之后，那显然忽视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1330—1530年）在商业、金融、文化、科技及相关制度方面的发展，也没有领会到古罗马留在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那些发展给了西欧以超前的制度资本和实力。在几何、数学、天文、物理、希腊哲学等研究和教育方面，巴黎大学早在1200年、牛津大学在1214年、剑桥大学在1231年、皮萨大学在1338年成立，这些发展是在美洲大发现之前，但它们为西方后来的科技发明培养了必要的人力资本。
一个国家的货币化能力或者说“钱”的多少是其制度资本的具体表现，它的“钱”能否成为“国际货币”也决定于其制度资本。没有哪个国家天生就掌握“国际货币”的发行权，而是哪个国家有着世人公认最可靠的制度，它的“钱”就值钱。
国家持久繁荣靠制度，不靠掠夺
在王权受到制约的民主法治制度下，1688年后的英国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银行业、保险业都迅速发展，使之在18世纪很快赶上并超过法国，成为世界最强的帝国。那时，英国的人口才1000万，只是当时清朝中国3亿人口的零头，但这并没阻止它主宰世界长达两个世纪。
我们看到，等英国人开始进入西欧海外扩张队伍并于1607年抵达北美时，他们能得到的是西班牙人不想要、气候相对恶劣、没有金银储藏的北美地带。英国人没有像西班牙人那样掠夺美洲金银，英国反倒持久繁荣，社会稳定。
一些同仁说，虽然是西班牙而不是英国在直接掠夺白银，但西班牙的白银最终还是流入西欧市场，有一些进入英国，那么英国也是因美洲白银起家的。——这种逻辑当然不能成立，只要英国是通过公平贸易让西班牙把白银支付过去的，那么英国还是靠国际贸易崛起的。否则，由此推下去，我们中国今天的崛起也是起因于西班牙从美洲掠夺来的白银了。
英国的“民营”跟西班牙的“国营”海外扩张方式所带来的结果差别还表现在其它方面。比如说，当年西班牙的殖民地国家（比如拉美和菲律宾）今天多数还贫困落后，社会到现在还不稳定，而英国过去的殖民地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到新加坡和香港，到南非，它们都在世界富国或地区之列，原来印度落后，但印度也因其制度加英语优势正在快速增长。英国和西班牙的经历差别说明了什么呢？——当初的美洲白银如果真是资本，那只能是“负资本”。

清议：西方对中国的掠夺还少吗
话说16世纪的英国，GDP仅相当于同期中国的6.25％。即使在欧洲，那时英国的GDP排名也进不了前5位，大致是排名第三的德国的一半。那么，英国靠什么在随后的300多年里迅速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经济体，并且是全球第一个真正富裕起来的国家呢？
近日，来自耶鲁大学的教授陈志武声称：“西方的兴起靠制度不靠掠夺”。
此人作为大学教授，我怀疑他的治学极不严谨，胆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妄下结论；作为华裔，我怀疑他的良心和立场已大大偏离了祖国。
据史料记载，临近16世纪末，确切地说是1592年，正与西班牙处在交战状态的英国海军舰队，在亚速尔群岛附近，巧遇葡萄牙武装商船“圣母号”。英国人二话不说，上去就以海盗方式将其截获。在满载货物的“圣母号”驶入普利茅斯港之后，英国举国上下，上至伊丽莎白女王，下至喝得醉醺醺的水手和贼头贼脑的小偷，都惊呆了：船上装载的货物，价值50万英镑，相当于当时英国国库的一半！
历史学家证实，这次巧遇劫来的财富，大大刺激了英国人，最终促使英国走上了以武力豪夺世界财富的道路。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自晚唐以降，中国人靠劳动创造的财富，差不多有一半被别人掠夺去了。其中，明朝之前是契丹、西夏、蒙古等这些周边异族小国，明朝之后则是众西方列强，包括效法西方列强的日本。
借助于柏杨的《中国历史年表》，不难发现如下史料：
公元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穿鼻草约》，拟赔偿英国白银600万两。次年正式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以白银600万两偿英国鸦片款，300万两偿英商款，1200万两偿英军费，合计白银2100万两。
1858年，清咸丰八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大沽口炮台，中国偿英商白银200万两，偿英军费200万两，同时偿法商白银100万两，偿法军费100万两。
1860年，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据《北京条约》，中国偿英、法白银各400万两。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次年，清廷与十国公使签《辛丑条约》，分39年偿各国军费白银45000万两，年息四厘，本息合计98223万两。
不过，虽然英国从中国获得的战争赔款数额最大，但论及战争赔款对中国损害最大的国家，则是日本。日本自1874年因侵占台湾初获中国赔偿军费50万两而尝到甜头之后，倾国之力壮大海军，于1895年爆发中日甲午海战。依据战后次年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偿日军费白银2亿两，后追加至2.3亿两，并且几乎是一次性支付。这使得中国经济陷入回天无力的境地。据日本学者菊地悠二在《日元国际化》一书称，日本当时要求中国将白银存入英国银行，经由后者兑换为英镑，由于英镑是金本位，所以，日本从中国得到的战争赔款其实不是白银，而是黄金。日本由此完成了银本位到金本位的过度。可以说，如果没有得自中国的战争赔款，日本根本无力发动随后的日俄战争，也无力在35年后自“九一八事变”起发动持续时间长达近15年的侵华战争。
据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一直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确切地说，公元1500年，中国GDP为618亿国际元，占当年世界GDP合计的25.1％；1600年，中国GDP升至960亿国际元，占世界GDP合计的29.14％；到1820年，中国GDP再升至2286亿国际元，占当年世界GDP合计的32.92％。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济一蹶不振，到1870年，GDP降至1897.4亿国际元，占世界GDP合计的比重大幅降至17.23％。
论及世界经济增长，从来就不是公平的，大体上总是表现为一个或一干国家的快速增长，会伴随其它国家的衰落。所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快速增长，始终是靠和平方式，也就是贸易方式从其它国家赚取货币财富，这充其量可以被指摘为所谓不平衡贸易。相反，陈志武所谓的西方，其500年来的经济增长，在绝大部分时期靠的其实就是掠夺。
简单地说一点，没有早期对非洲黄金的掠夺，西方国家不会在它们近500年来的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掘到第一桶金；没有地理大发现之后对美洲白银和烟草的掠夺，工业革命不会首先出现在西欧；没有罪恶的大西洋三角贸易或奴隶贸易，北美经济则不会迅速增长；没有《马关条约》以及随后对亚洲周边国家的侵略，日本根本不可能实现其经济立国的梦想。
清学开山鼻祖顾亭林说过：人格不立，讲一切学问都是废话。
陈大教授对待历史，胸无祖国，黑白不分，一边倒向曾对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西方。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人格，接下来也不能不怀疑他的学问。遗憾的是，像陈大教授这样的人物，在当下国内经济学界似乎并不少见。
建议陈大教授有机会去英国大英博物馆和日本帝国博物院去走一遭，看看那里究竟陈放着多少当年从中国掠夺来的人类财富精华。

sb

《金融的逻辑》中的漏洞
作者：石家庄方言 提交日期：2009-9-30 17:49:00
上个月，认真读了一遍陈志武教授的大作《金融的逻辑》，感觉非常棒，很受启发，可同时又感觉书中有点不对劲的地方，但倒底是哪里不对劲，一时又说不清。于是，便把此书放下了。
过了一个多月，这个不对劲儿的地方渐渐发酵，终于自己长出来了：我以为，这就是陈志武教授从“术”入“道”出了岔。
陈志武教授用“金融”、“价值”的观点来剖析儒家学说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发前人所未发，是一种独创。他认为，“价值”具有时空转换的特性，而他把这种转换放到了历史的维度中，放到了文化的体系里来时行观察，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为了保证这种价值的时空转换能够安全实现，就需要一种秩序和信用作保证，而在农耕时代，这种秩序和信用保证最可靠的是血缘关系，所以，这就造成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应运而兴，“孝道”是这种保证的具体应用，是“信用体系”的一种文化制约，是当时现实社会里能够在未来把自己的利益变现的保证。这种以“术”释“道”的反证，是陈志武教授的过人之处。
为什么陈志武教授的这种解释是以“术”释“道”呢？
因为“文化”从来就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东西，各种解释都有，而文化又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以往，人们都是以“道”来说“术”，以文化来解释现象，比如，用中华文化来解释中医，但这种方法说了半天也让人（特别是西方人）搞不明白，因为，中西方文化根本就是两个体系，鸡同鸭讲，能讲明白反倒是一件怪事了。而现在，陈志武教授反其道而行，用“术”来释“道”，先找一个共同点，然后逆推到文化根源上，让人有豁然开朗。
我以为，这种方式，是陈志武先生的一个创举（起码在经济学上），这是他的优势所在，但同时，也是他的劣势所在。
陈志武先生在此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其实就是一句话：金融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是很重要的，它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完善的契约兑现的保证体系，它只能存在于一个信用社会里，而这一条件，是需要一个现代法治的环境做保障，而这种环境是一种文化——一种制度文化。
对于这一点，我完全同意，我甚至认为，现在中国人热衷讨论的人民币替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是一种幻觉，不要以为有钱了，就什么都能实现，中国现在的法治环境、信用体系并不能让人放心，每年大量的资金外流为什么？有钱有权人都把自己的财产、子女送到国外为什么？自己都不放心，你让别人来放心可能吗？而金融恰恰是对这种环境要求非常苛刻的。
但是，有一点我不造成陈志武先生，他认为，金融的发展，可以让人把未来的收入变现，实现时空的转换，从而让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生活，并激发人的消费欲望，而正是这种欲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这就是我所说的从“术”得“道”的路径容易出岔的地方。
人的欲望的确是促使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人的欲望是永远也满足不了的，只看经济发展而不去控制人的欲望，这种“文化”不就成为一种文化，最起码不是一种好的有益的高层次的文化。
最近召开的Ｇ２０峰会，其中一个议题就是讨论全球气候问题。为什么把这么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拿到这么难得的一个会议上？因为，我们现在的地球，气候变暖已经到了关节点上，地球面临一个灾难性的２℃，如果到2015年不能保证地球温度上升不超过２℃，那么，人类的灾难也就来临了。在中国，首先是长江、珠江三角洲将被海水吞没，然后是沿海地区遭受灾难，中国经济发达地带将不复存在。
这样的场景，恐怕就不是文化上的争论了，而是欲望实实在在带来的灾难。
不控制人类的欲望，就会让欲望毁灭人类。
在这样的现实逼迫下，儒释道的心性之学就不只是一句“唯心主义”、“封建迷信”所能打发得了的。陈志武先生在书中，没有重视这个逻辑，没有重视这种副作用的威力，从“术”到“道”的逆转中出现了偏差，这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bug吧。
本人不懂金融，只是一个外行挑点刺而已。一家之言，供人喷饭。

先有宪政？先有债务？ --也谈发达国家的负债累累2009-09-08 21:27:44 　　来自: gadfly
前几天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金融的逻辑》的序言，序言写得很好，很吸引人。但看到其中对于为什么现在的发达国家当初负债累累的解释，不禁觉得大跌眼镜。坦白的讲，文中的解释是本末倒置。原因可以归为一句话：先有宪政？先有债务？
从国家（或政府）的角度来说，税收和债券都是吸收社会资源的手段。优先选择哪种手段取决于政府的能力和融资的成本。对于一个拥有无限征税权的政府来说，在其需要汲取社会资源的时候，必然会优先选择加税，而不是发债。只有当政府不能随意地加税的时候，才会选择发行债券。
这也是为什么在明末，边事紧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辽饷、练饷，却不见政府债务的最重要的原因。
其实仔细观察文中列举比较的国家，大家可以很容易发现：中国、印度、土耳其、日本都还是封建的专制国家，而对应的欧洲国家都是已经（或部分）存在宪政的国家。这才是这些国家在后来的发展中走向不同方向的根本原因。
至于政府债务，要由政府将来的税收来偿还更是个常识了。（中国这样政府可以做生意的除外）

在国家层面，过去我们总认为，国库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就越强大；要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冲击我这种观念的是下面这段历史。如果我们把公元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像明朝中国在那时国库藏银 1250万两（尽管明朝当时快要灭亡）、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像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各意大利城邦国家。那么，从400年前到19世纪、20世纪，哪组国家发展得更好呢？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日本于19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而改变其命运外，其他的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
莫非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今天又是外汇储备数万亿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负债累累，在未来几个世纪还要重演过去数世纪的历史？关键看中国今后如何利用债券市场以及其他证券市场了，看中国是不是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因噎废食、得出“抑制金融创新是上策”的结论了！
回过头看，正如我在《治国的金融之道》一文中谈到，我们中国是这么喜欢存钱，以至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1842至1848年间朝廷每年的财政盈余还在1500万两银子以上，这种年年财政盈余状况一直持续到1895年。按理说，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即使没有逼着朝廷把未来的收入借过来加快国力发展，也至少使他们愿意把岁入都花掉搞发展，而不是还想着往国库存钱！到最后，晚清也像宋朝、明朝末年那样，战争开支和赔款实在太大，在历来因为不用发债融资而使中国债券市场没机会发展的状况下，朝廷无法用债券把那些大支出的压力平摊到未来。过不了支付压力这一关，清朝就只好垮台。
这些历史不断引发我对金融的兴趣和思考。为什么借债花钱使西方国家不仅没垮，反而强大起来？后来我认识到，美国就是近代最好的例子。不只是今天的美国虽然负债全球第一却是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立国之初就是靠负债幸存下来，这应该跟中国各朝代的经历正好相反（中国历朝之初国库满满，但之后每况愈下，到最后财政危机终结朝代；而美国立国之初就负债累累，之后不断利用债券市场透支未来，而且还透支越来越多，可是其国力却越来越强）。
我们一般熟悉美国于1776年7月4日宣布从英国独立，1787年的宪法大会通过美国宪法，等等这些政治史实，但未必了解金融借贷对美国历史的支柱作用。
美国独立的起因当然是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征税权失控，殖民地人必须向英国交税，但却没权选举代表进入英国议会，去参政、议政、立法。这一背景很重要，因为这决定了美国独立战争以及之后政府的开支不能靠大规模加税来弥补：如果新成立的政府也要加税，为什么还要独立呢？所以，各届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独立运动、独立战争期间的决策机构）只能靠多印纸币、借债，来找到财务支持。但是，那时期既没有联邦政府、更没有收税机构，“大陆币”、战争债难以有市场，在1776至1787年间不断出现的债务困难，几次都差点让独立运动破产，差点迫使北美重回英国的怀抱！
稍微细看，我们知道，1763年开始，英王乔治三世通过一系列法案勒紧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加大征税，由此激发殖民地人的反抗，导致诸如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1775年列克星敦(Lexington)枪击案等关键性事件，使得北美对英国的敌意一发不可收拾。1775年6月15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选举华盛顿作大陆军总司令，正式与英军作战。

1776年3月17日，为了避免战争对波士顿伤害太大，华盛顿请求把战场转移到纽约。英军接受请求，转移战场。当第二届大陆会议于7月4日宣布美国独立时，华盛顿正在纽约曼哈顿南端，其军队士气得到了及时的鼓舞，因为就在那时英国皇家海军正在汇集100多艘战船、3万多正规军，集中攻打守在曼哈顿、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华盛顿的一万大陆军，而且大陆军也没有任何战船。8月 27日，皇家海军轻而易举地夺下长岛，大陆军惨败。之后，华盛顿采用边退、边打游击战的办法，开始了跟英军的拖延战术。
实际上，宣布独立不久的美国，更大的挑战不在跟英军的战场上，而是在经费的来源上。起初，第一届大陆会议考虑过在各州征税，但因上面讲到的原因被很快否决。独立战争开支主要靠以下几方面来源，第一是由政府发行“大陆币”，在 1775至1780年间共印了37次“大陆币”；第二，由大陆会议政府发行债券，1775年发行首批公债用于买军火；第三，是十三州（殖民地）的份子贡献，由各州自己发行战争债提供；第四，从法国借来的贷款；再就是给士兵、给供货商写欠条。
只是在1780年末之前，政府债已经没人买了；各州也弹尽粮绝，不愿再发债奉献了；大多数士兵的服役期到年底就结束，不愿再收欠条作军饷；眼看大陆军就要失败，几乎没有人再愿意接受大陆币。
就在独立运动要告终之际，华盛顿派助理前往法国，成功说服法国国王再借美国250万法国金币。法国贷款没到之前，这一消息让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先将其做抵押，立即通过再贷款得到救命钱，让独立军维系到次年9月。最终，在法国海军的支持下，大陆军于1781年9月在南方港口城市约克镇打赢关键一战，从此扭转独立战争的局面，迫使英国于1783年9月签署《巴黎条约》，承认美国独立。一个年轻国家就这样靠举债幸存下来。
1783年独立战争正式结束了，但是，建国的挑战却刚开始。如果说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因美国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家庭写“借条”太多，因债务泛滥而产生的，那么，1783年时的美国货币、“借条”、债券种类并没少多少，仅各类战争债、州政府债、社区债所用到的支付货币就五花八门，有以“老大陆币”、以“新大陆币”、以墨西哥银元、以西班牙银元、英镑，有的债券干脆就没注明以什么货币支付。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许多债券的价格不到其面值的10%，基本没人问津，商品市场也没有秩序。这种乱局严重影响人们对美国前景的信心，挑战新共和国的命运。
1790年1月，年纪33岁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一份债务重组计划，宣布在1788年宪法通过之前美国发行的所有债务，包括联邦与地方政府发的各种战争债、独立战争军队签的各类借条，全部按原条款一分一文由联邦政府全额兑现。为了实现承诺，联邦政府发行三只新债券，头两只债券年息6%（一只于1791年1月开始付息，另一只到1801年才付息），第三只债券只付年息3%。换言之，由这三只可以自由交易的债券取代原来五花八门的战争债，大大简化新国家的债务局面。
今天看，汉密尔顿的债务重组举措，好像只是一种简单的债务证券化运作，但是，他的天才创新在于，这三只债券埋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华尔街”的种子，因为这些债券从1790年10月上市交易后，加上次年由汉密尔顿推出的“美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股票，立即将市场的力量聚焦在这四只证券，强化价格发现机制，提升流动性，集中展现市场活力。从此，美国资本市场一发不可收拾，为之后的工业革命、科技创新效劳。
美国金融之父汉密尔顿的创举的意义也在于，他让这三只债券成为反映美国未来前景的晴雨表，债券价格就是市场对美国未来的定价。—— 汉密尔顿之兑现过去所有战争债的承诺，振奋了市场对美国未来的信心，使这些债券价格随即猛涨，为更多的政府融资广开财路！
债券市场先于其它证券市场发展，而债券市场又起源于战争融资需要，早期英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是这样，后来的美国还是这样。

那么，从美国的经历中为什么我们能理解到，230年前负债累累的美国以及400年前债负压身的西欧国家，反而在那之后胜过当时国库满满的中国、印度呢？我的思路包括以下两方面。
第一，国库钱越多、朝廷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制，而且也会更专制，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钱养着；相反，越是朝廷欠债累累的国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要依赖老百姓交税、有求于百姓，这最终能制约国王的权力、促进民主与规则的发展。如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 Pipes在《Property and Freedom》中所说，之所以民主法治能在英国兴起，就是因为在英国皇家把土地权逐步卖掉之后，国王不得不每年与掌握征税权的议会交涉。就像在当初美国一样，一旦国家负债累累，而老百姓又不得不交税的时候，连那些本来不关心政治的公民也不得不关心政府的权力、自己的权利，交税是提醒公民权利、感受政府权力的最具体方式。不需要征税也能自己富有的君主或者政府，其制度必会走向专制。
第二，就如当年美国三只国债所表现的，这些国债的存在与交易给市场提供了评估其政府政策与制度优劣的具体工具，通过国债价格的上涨下跌，立即反映市场对国家未来的定价。只要国家的负债足够高、只要继续发债的需要还在，国债价格的下跌必然逼着政府对其政策或法律做出修正。公民投票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但投票无法天天进行，而证券市场对国家的监督、评估、定价却是每时每刻的！美国和英国的兴起如此，其他西欧国家的经历要么也如此，要么就被金融市场所教训！
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因为负债后，一方面政府就得面对债券市场，另一方面就得征税，就得面对纳税人。或许，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都是民主宪政的砖瓦。看来，金融不只是能帮助一个国家平摊一时的支付压力，还能促进制度的良性发展。
(这三段都摘自陈志武<金融的逻辑>一书的序言<金融是什么>)

厉害的“伪”金融大师
翟山鹰我的心里永远有一个声音：“名”气越大，责任越大！这样的人胡言乱语，害人更深！只要给我机会，我就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假期朋友介绍我看了一本十分畅销的金融著作《金融的逻辑》，作者是：陈志武先生。
由于事前得到了很多来自朋友的赞美之词，而也有人在我上课的课堂上说起这个老师。所以我多多少少是抱着希望开始阅读这本书的。看到10几页，我已经产生了将这本书扔出去的欲望。强忍着性子看到一半，我已经怀疑这位作者本身写作这本书的用意，我再次回头仔细看了看这本书的封面折页上作者的介绍。内心的不良感觉益发深刻！
我抵挡着内心深处的强大防抗压力读完了这本书，放下书以后，好像一块巨石压在心里，直到现在（三小时后）还感觉喘息困难！为什么又有这样一位中国“名”人，做着一种表面上为老百姓着想，实际上可能会完全坑害中国经济和社会大众的事情。
这本书表面上看起来，内容简单，立意清楚。而且引用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但是，作者故意含糊了大量基础金融常识。把很深刻、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的问题（癌症），用极其简单的方式（吃鸦片）就解决了！
这种解决问题的思想和建议，一旦真的被中国大批不懂金融的政府官员或者企业家进行了所谓的理解（吃鸦片就不会感觉得癌症了！）并付诸实践，又将开始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作者并没有对真正的金融历史进行过任何系统的研究（世界史：公元690年威尼斯帝国的建立，之后荷兰联省共和国的情况，英国和法国的金融危机，美国的出现…对中国国学的蓄意歪曲和误导！一直强调要打倒“孔家店”！才能让中国走上金融强国的道路！），引用的大量历史资料都是复杂文案中的只言片语，甚至是野史臆测（我以10余年世界金融史研究者的身份，从根本上质疑这件事情）。
而这些引用的目的都是为了说明作者的文章立意：中国必须搞金融，搞金融就要学习美国！美国是最先进的，中国由于有儒家思想，所以很落后！必须完全放弃中国国学思想和文化，全面学习美国金融思想，中国才能得救！
我个人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也能够畅销？
作者刻意的把金融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贴上了西方的标签，从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人几千年都在强调“因地制宜”、“因材施教”、“辩证施治”。
其实，看历史是真的能够明白很多问题的答案，只是我们要看到的是最可能贴近真实的历史（完全真实的历史几乎很难看到），而不是臆想出来的野史甚至是为了表达自己目标的梦话（贴上历史标签）！
真实的历史揭示金融问题是最彻底的！
从几千年历史看起来，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使得个人能够具备剩余资产（不是全都吃光、用光）的时候，大规模生产成为必然。
而大规模生产就需要统治者，由此，超越平民（普通劳动者）权利的统治者诞生了。统治者自己不劳动，他们通过从每个普通劳动者身上获取的利益使得自己成为了最富有者。大规模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对额外资金的需求就变得更加强烈，由此，投资家（金融家）也诞生了。投资家也不劳动，他们也需要从其他普通劳动者在劳动行为对目前金钱的需要中，获得投资机会，从而拥有自己的利益！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两种利益所有者是冲突的！
独裁的统治者，由于控制着政治和军队，他们的利益获取从税收上满足更加容易。而金融家只控制着金钱，所以，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向他们借钱，他们才能够具备统治力！
独裁统治者：由于知道子民越多，就可以越长时间的收税，所以，他会在某种程度上保护自己的子民（子民越多，独裁者可以越多的延续统治）！并且自身财富的聚集方式肯定以税收为主！
金融家：由于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向他们借钱，才可以拥有的越大的权力，会设计很多工具让大家向他们借钱（为了金钱预支自己的未来）！当个人、企业、国家都把未来的收入当作一种保障，像金融家预支了现在的金钱（货币），金融家就具备未来对这些个人、企业、国家的统治力！他们可能把国家甚至全世界都作为自己赚钱的工具，而所谓的信托责任和制度是为了让这个赚钱游戏能够世世代代进行下去的保障条件。
由于独裁者和金融家天生地矛盾，这也是金融家必须建立一种民主政治（消灭独裁者，让上台的统治者都要和他们保持友好）的最关键原因！
其实，这个话题很大，在这里就不展开来讨论了，也根本不是《金融的逻辑》的作者陈志武先生臆想出来的原因（他一直在说钱会多了，这些钱是从哪里多出来的？是印出来的吗？怎么印出来的？这样印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等基本问题都没有任何的交代！）。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要想做的好，就必须中庸的使用现有的金融工具，对国外要让国际金融家感觉我们在透支未来（其实完全可以用各种方式赖账的），对国内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保障自身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以国学思想为核心）！
而中国的老百姓和企业家只有相信我党的统治（这种独裁统治经过变革、创新，就会有它很先进的地方），在现有框架下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才能让所有人越来越快的走向富强！
再次希望很多“名”人，不要像陈志武先生（以他的背景，上面的道理应该懂！可能就是缺点作为中国人应该具备的良心！）一样忽悠社会大众了！

这样解释金融学让人心寒
最初在新浪上读到陈志武教授的《金融是什么》，老实说没太看明白。虽然陈先生贵为耶鲁的金融学教授，肚子里应该不乏实料，但文笔实在乏善可陈，读之没有多少惊喜。有感于陈先生86年就去了美国，之前又是在“国防科技大”学的系统科学，所以这方面有所欠缺不足为怪，但是非要在风起云涌的今天跑回国来推销他的《金融的逻辑》，其中的良苦用心也就不难理解了。
可是最近又见到了陈先生的一篇奇文，说是《养儿防老是不道德的》，不禁让人大感诧异。养儿防老是中国古代盛行的一种伦理模式和社会现象，是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相匹配的，到了今天是否合适另当别论，但无论如何谈不到道德的层面上。纵观陈先生论证的过程，发现他把一本小账算的叮当响，什么投入产出，经济补偿，很多数字，很多算法，不愧为金融学教授，可惜所有的这些只不过是美国人伦理观念和金钱逻辑的翻版，忘记了作为中国人该有另外一种算账的方式。
美国人自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家庭伦理观念，身在美国二十多年的陈先生可能已经全盘接受了。美国人的观念好不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我想作为一个美国老人，缺少子女关爱的生活滋味，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本人也赞成不必把老的责任背负到儿的身上，我把他扶上马，送一程，只要他过得比我好。但是作为教育孩子的一种观念，我却不会放弃用言传身教来告诉他，敬老养老是作为中国人应该具备的传统美德，而不是帮老人算一笔账，来认定你把我养大了是一种一是一二是二的交易关系。这种把父子关系归结为交易关系的做法，才是不道德的。我们民族的赡养习惯，在世界上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保障体系，与西方国家依靠国家建立社保基金体系来实现养老不同，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无论国家经济是高是低，是起是落，都发挥了稳定社会的巨大作用，不但保证了民族血脉的延续，而且实现了人口的繁荣。今天我们改革开放了，有一种一股脑学习西方经验的冲动，然而哪些东西是该学的，其实始终没有搞清楚。这次的金融危机就给我们的所谓金融专家们，好好地上了一课。家庭伦理观念也是一样，该不该全盘否定，然后再来一个全盘照抄，涉及到会不会牺牲掉几代老人幸福生活的严肃课题。那些在美国呆久了的中国人，要么是欣然丢掉祖宗的东西，捡起别人的成法，美其名曰融入了社会，但说出话来总是和我们格格不入；要么坚持着自己的传统，对美国的种种看不惯，从而始终生活在矛盾中。
因此，不管陈先生的著作里对金融的解读多么详细，我都没有拿来一读的兴趣了，因为金融终究是经济的一个范畴，而人类的经济活动并不只是简单地用数学模型就能解读清楚的，它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正如很多的所谓专家反复地用图形、曲线或者各种指标参数来解读股市一样，说了半天都是隔靴搔痒，没有抓住股票内在的规律。对道德没有多少坚守的陈先生，其对金融本质的理解能有多深，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

《金融的逻辑》
（陈志武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最高分：10分最低分：6分平均分：8分
缺乏政治文化考察
打分：6分
作者对阴谋论的反驳，我特别赞成，它害人又害己。但论述视角过窄，有些偏颇，特别缺乏对政治文化的历史考察。比如关于政府负债与民主的关系，我们只需要考察一下英美法等国家行政组织的历史演变，就可知不是政府负债导致了民主，而是民主分权的传统逼迫政府负债。另外，虽然作者的语言可算通俗易懂，但有些学术论文改写的章节依然有晦涩的痕迹，破坏了书的整体风格。　　　　　（叶雷）
过于吹捧西方制度
打分：8分
开头颇有意思，作者从金融的角度运用逻辑推理解释中国俗语“养儿防老”的意义。中国的“孝道”是相当被推崇的，在作者的解释下，“孝道”变成了一个投资，一种利己行为。这个结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周围很多人正是如此表现的。本书最大的成功就是把中国儒家的“孝道”与现代金融进行有力地联系，从金融书里可以看到对人文的反思。因为是发表在各媒体的文章合辑，连贯性和简洁性差一些，但比《货币战争》要好很多。作者极力强调西方制度对社会的贡献，仿佛全盘西化就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我持反对态度。中国需要时间，中国人同样富有智慧。　　（丁丁）
通俗易懂具颠覆性
打分：10分
这是我看到的最通俗易懂的金融专著，作者深入浅出的讲述，辅以例证，让我这个外行看得津津有味。这也是我看到的最具颠覆性的金融著作，作者将电视、广播、报纸上的那些陈词滥调逐一击碎，还原了金融的真相。它还具有实用性，虽然不会交给你具体的股票、债券、期货操作方法，但高屋建瓴的理论大棒谁不想持有？　　　（桑塔这）

读陈志武教授“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有感
作者：紫衣书童 提交日期：2009-10-10 19:45:04
陈志武教授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第十九章“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中表达了很多观点，大多是以黑体字标示。当然，我们知道陈教授并非从文化角度在谈儒家文化，只是从金融学的角度进行了反思。笔者不认为下面这些观点全部代表了陈教授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认知，而只是从 “经济性”的某一个侧面对儒家文化进行的解读。但是，笔者仍然希望补充个人的思考，让这些反思更加全面。
原文观点：从儿女出生开始，通过《论语》等经典将他们嵌入“孔家店”。扣上“三纲”包袱，让他们任何时候都会因不服从长者的意愿而内疚得无地自容。这个“孔家店”只有一个目的：保证父母、兄长以及其他长者的投资回报。
这种武断式的语气我们并不陌生，比如“无产者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之类的语言，而像陈教授这样猜测“孔家店”的目的且断言只有一个，恐怕为过激之语。
“孔家店”本身是一个革命符号，其名称是在五四运动时期被创造出来的，其含义直指封建糟粕，比如“裹脚布、三纲五常”之类，把中国两千年来历代王朝统治时期的一些负面因素拿来扣在“儒家文化”身上，而不是从儒家文化的整体和本意判断是非曲直，显然有失公允。
我们知道，“裹脚布和三纲五常”等本就不是孔子学说，也不是孟子观点。“三纲五常”乃董仲舒所提出，被统治者及后代世人采用。抛开这些陋习，从儿女出生，让他们读《论语》等四书五经，即使今日，在众多的典籍之中读这些经典也是上等之选。比如《三字经》主张的“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在今天也是很好的人生准则。
陈教授以今日西方之“天赋人权、民主、自由”等观点，扩越时空说中国千年前的往事，从而感叹中国人在儒家文化中个人权利过少，比如晚辈要服从于长辈等，这实在是时间差距造成的效应。但还应该看到，晚辈权利较少的同时责任也较少，比如古代家族中晚辈不当家的话，可以少承担很多责任。就像《乔家大院》中未当家之前的乔家二爷乔致庸一样，完全静心读书、只求考取功名，生计等问题不必考虑。
原文观点：不以个人权利但以名分界定的等级结构，的确让中国社会在两千五百年中基本不变（改朝换代除外），但这种文化也阉割了中国人的个性，阉割了我们的创造力。
个人权利永远是和个人义务相联系的，单纯以个人权利界定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是行不通的。在一个家庭中，按照名分确定每一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实属正常之安排，儒家文化把家庭伦理扩大到整个社会，从而形成了等级社会，这在人口不怎么流动、基本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且又是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王国中，是现实的制度安排。
中国古代的人，没有个性？中国古代的人，没有创造力？例子不必列举，两千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儒家文化之下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科技、文化都很发达。倒是今天的国人，经过几十年国民性改造的当代人，失去了个性和创造力却是不争的事实。
原文观点：“中庸之道”扼杀的不只是物质文明上的创新能力，而且也激发人们不要在精神资源上有“出众”的创新突破。
中国就是在丧权辱国的清朝晚期，也不能说是物质文明真的落后，其一，历史上的中国大多时间都很富庶；其二，物质文明落后主要指近代工业化之后的中国，如果我们把帝国主义在工业化后积累的枪炮文明当作是“物质文明”，那么我们也只是在近代百年落后。以百年之变故论说“中庸”之罪过，仍不可取。
在哲学层面，诸子百家之精神文明，熠熠闪光。近代之精神文明多为文字游戏，看不出有什么“出众”之处。西方哲学，古希腊哲学也处在理性和神性的最高处，近代和当代西方哲学也多是走入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之误区，归纳的知识和实证的逻辑是否可靠，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如果承认历史的循环论，那么精神资源“出众”的结果很可能是为了释放人的欲望而做出的背离和抛弃。
如果相信历史螺旋上升，且相信精神领域也是如此，那么又有哪些精神资源的“出众”让人们的道德和精神世界越来越美好呢？事实是，由于古代文明的失落和近代工业文明对于人性的放纵，道德一日千里的在下滑。物质越发达、精神世界越发达的说法将面临考验。
原文观点：那种理想化的儒家世界在中国还没实现过，从内在逻辑上可能也很难实现。说到底，在儒家文化抑制物质文明发展的情况下，传统中国始终没完全走出温饱的挑战；在那种境况下，说精神情感世界里能达到文明顶峰，那只能是奢望。
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理想，理想化的儒家世界不可能真正的实现，不是内在逻辑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纵观人类的历史，不管中国还是外国，都处在温饱的边缘。截取里是的某一个断面看，则可能有富裕时期，也有饥荒时期，历史就是这样，有动荡萧条、有稳定繁荣。古代中国在两千年世界文明中，不是落后的文明，不是落后的民族，只是近代百年的落后，说儒家文化抑制物质文明，找不到实在的证据。
文明的顶峰，向来不是普通百姓创造的，永远都是智慧的少数人创造的，历史会告诉我们，本次人类的文明顶峰恰恰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对于百姓来说，衣食无忧只能创造情感世界的顶峰，因为那是由欲望所驱使。
要通过物质足够发达，从而实现百姓的精神世界达到顶峰，恐怕也只是一个奢望。

金融的本质在于自由宪政框架下的法制
来自: oldcrab
金融的逻辑的评论
这是一本基于历史、现代金融业发展的理性分析的框架之上的分析中国金融问题之作，更是对于中国未来之路有很好的参考和警示作用。
我相信绝大部分仔细阅读过西方经济学著作的人都会拜倒在自由、宪政、法制健全的号召之下。我对于这点的认识始于拜读杨小凯先生的文章和生平，再到今天的陈志武先生。

“美元进行小范围贬值也许是应该的”
《商务周刊》:有学者认为美国借钱超前消费的模式是金融危机的祸首,因此应该反思以消费信贷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您的观点呢？
陈志武:美国的消费驱动型模式在这次危机后不会改变,只是程度上会收敛,但中国今后恰恰需要内需和消费的增长来代替,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在今天的中国,谈恋爱的时候女孩子会要求男朋友有房子、汽车,可以想象一下像我们这样农村出生长大的小孩,尽管也许有才华,未来前景也好,但如果没有按揭贷款,我们怎么和那些家庭背景更好的年轻人在恋爱市场上竞争？说到底,金融产品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原本在不同年龄、不同时期的收入跨时间跨空间进行重新配置,让我们不至于年轻时最想花钱、最能花钱的时候恰恰最没钱,而老了以后有钱又没有了花钱的动力。美国的消费借贷金融为什么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方方面面的保险、信贷和基金产品,对于建立和谐社会,降低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方式的差距,给年轻人提供平等受教育的机会等等方面,产生了那么多正面的效应。
我们要分析,强化对金融行业监管的结果可能会使哪些社会群体付出更大的利益牺牲。比如说如果卡死针对消费者的金融服务产品,那么为此付出代价的绝对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从银行的监管体系来看,没有那些消费信贷金融公司的出现,为他们的监管省了很多事儿,但这些中低等收入家庭和年轻人要谈恋爱要结婚啊。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住房、汽车、钢琴等按揭贷款,很明显有钱的家庭还可以享受这些东西,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恋爱、婚姻、生活、教育、就业等的机会方面就会面临非常大的不平等。
《商务周刊》:还有人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美联储这些年来执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您如何看这种观点？
陈志武: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个判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为金融危机埋下了根本的伏笔。但我认为不能完全怪美联储,因为美联储的社会分工和职责是掌握货币的供给量,使其不至于太多或太少,不让通货膨胀率失控。从社会职责的角度,美联储没有责任为了解决社会的其他问题而改变自己的职业判断。而判断货币供应量的多少,最重要甚至独一无二的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即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只要通货膨胀率没有失控,那就说明货币供应量并没有太多。如果从这个指标来说,不能去怪格林斯潘,因为他掌权期间的CPI指数非常低,几乎没有超过4%的水平。但是,CPI指数的构成,到底应不应该包括房地产价格？要包括进去的话,分量有多高？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技术问题。所以如果说因为CPI没有反映真实的市场价格,所以才使得美联储在这么多年以来有一种错觉,进而导致金融危机的话,那么这对今天的中国就有非常直接的借鉴意义。因为中国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现在的CPI是负的,官方的CPI数字看不出有通胀的迹象,而我们知道资产价格的增长幅度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继续按照现在CPI指数的构成来计算权重的话,那么必然也会给中国未来埋下同样类型的金融危机的伏笔。
《商务周刊》: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人担心美国大印钞票使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将不断贬值,相应地中国也应将人民币贬值,您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陈志武: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23年,我感觉不到物价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要说中国和美国在通货膨胀方面进行比较的话,中国今天10块钱的价值远远低于25年前的一块钱。但是美元呢,1986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在耶鲁大学的食堂吃饭,自助餐5美元左右,现在仍然是5、6美元。所以美元作为储藏货币,它的保值能力我觉得至少比欧元和日元更高。当然今年年初开始,更多的担心是对美元未来贬值的预期加大了,到目前为止美元本身的贬值、滥印钞票这完全是一个现实。从我个人的判断,我一直觉得未来美元贬值的趋势几乎难以避免,因为美国有这么多的债务。美国要维系全球金融安全秩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个成本每个国家都应该分担一点,分担的方式是大家可以接受美元小范围内的贬值。所以我觉得美元进行一点点的贬值也许是应该的,当然我说这样的话,可能很多人要臭骂我。
但总体上,我觉得现在中国向美国政府表达对美元贬值的担忧,施加这种压力,非常有必要,也不一定会改变他们的行为,但多少会产生影响,赢得世界很多国家、专业人士或者政客的认同。从长远来说,美元作为绝对的主权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所带来的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包括我自己,非常认同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观点。但客观来讲,现在除了抱怨和施加压力以外,未来这些年还难以改变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结算工具的货币格局。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储备的主要货币,跟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么大有很大关系,所以即使中国能够在未来几年里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资本账户进一步放开,在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国际储备货币之前,我觉得中国的进出口顺差必须要缩小。换句话说,只要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还这么大,怎么可能让人民币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呢？中国现在也计划要做“马歇尔计划”这样的事情,这里面有一个很根本的悖论,你本来就有这么多多余的美元外汇储备,你还要往外发出去更多的人民币,那不是让中国的外汇储备更加天量,更加过份的膨胀吗？

陈志武近日将回国巡回演讲 有种的当面与他较量多好
10月15日至25日期间，我将回国，在北京、厦门、温州、上海等各城市高校进行讲座、研讨会等活动，主题主要围绕新书《金融的逻辑》，暂定有：创新型国家的金融逻辑；全球金融危机后如何看待金融发展；商业模式的金融逻辑；五四运动再思考：自由社会的金融基础；商业模式的金融逻辑；经济模式如何转型。
具体行程安排如下：
10月15日——17日，北京。
16日晚，清华大学讲座；
17日下午，北京大学《金融的逻辑》研讨会。
10月18日，厦门，下午，厦门大学讲座。
10月19日——21日，北京。
19日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演讲；
21日上午，参加在光大银行举办的“华夏时报2009非凡财富名家讲座”。
10月22日，温州，IDG年会主题演讲。
10月23日，上海，复旦大学《张江大师论坛》演讲。
10月24日——25日，北京，《环球企业家》年会主题演讲。
最新预告：
10月17日晚上9：00——10：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FM 106.6兆赫、中波747千赫）
《品味书香》节目访谈《金融的逻辑》直播。

金融的逻辑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就是讲清楚金融是什么。以往很多学者，很多经济专业的人，都讲不清楚金融是什么，至少不能向普通人讲清楚这个概念。按作者陈志武教授的说法，金融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按我的理解，金融交易是怎么回事呢，就比如逛店看上什么东西，身上没钱，可以先刷信用卡；比如年轻男女想买房，暂时攒的银子不够，可以先交首付，然后月供；比如年轻时每月交点保险，等老了没劳动能力了也可无后顾之忧；还比如企业资金不足，上市一招呼，就募集了不少。这真是好事情，未来的收入可以提前花，进而可以拓宽未来的发展空间。用陈教授的说法，金融证券发展的好处是帮助我们摊平一辈子的消费水平，不至于穷时穷死，运来富死。

阴谋论与制度论——评《金权天下》和《金融的逻辑》
最近有两本书比较热闹，一本是宋鸿兵的《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另一本是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后者是批判前者的，并将前者称为“阴谋论”。在没有看两本书而只是大致了解了两人的背景之后，本人是比较倾向于陈志武的，也许是因为其耀眼的金融专业身份，这可以从本人购买两本书的方式就可以看出来：《金融的逻辑》是通过当当网购买的，而《货币战争2》是从地摊购买的，可是在对比看了两本书之后，个人觉得陈志武先生恐怕只能给宋鸿兵提鞋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可读性和信息量来看，《金融的逻辑》远逊于《货币战争2》，前者全书除了用金融的视角来考察文化和历史之外实在了无新意、味同嚼蜡，远不如后者巨大的信息量和连贯的故事性。这当然算不上理由，因为陈志武毕竟是学者，似乎不想追求哗众取宠的效果，而是要坚持真理，其目的本来是想反对宋鸿兵的金融阴谋论，不过看起来实际上是在为宋鸿兵做注脚。因为陈志武想要表明的观点是：影响社会历史的事金融制度，而不是某人的“计划”或“阴谋”，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志武的学术素养确实不到家，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制度不是先天、固定的，是有个诞生和演化的过程，而推动金融制度诞生和演化的正是少数杰出的金融家，宋鸿兵要阐述的正是这些金融家们是如何创造和影响金融制度的，因此，虽然说陈志武的金融学理论知识（或文凭）高过宋鸿兵，但是在对金融实践的理解和洞察方面陈是远不及宋的。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陈志武和宋鸿兵都是试图通过金融这个视角来重新演绎历史，宋鸿兵从这部金融史的字里行间看出通篇写满了“吃人”二字，而陈志武则是为这部“吃人”的金融史涂脂抹粉的众多御用文人中的一个。

不能什么都指望政府
记者：这就是为什么网络上有一种说法，中国人钱多了、富起来了，反而觉得不安了，幸福感也没比之前上升了多少，是不是因为这种原因？
陈志武：肯定是的，因为原来有“铁饭碗”，生病、养老、住房、子女教育……都依赖国家提供，“铁饭碗”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经济安全的感觉，但我知道，很多人也知道，这个代价是很大的，因为那时大家都很贫穷，没有什么钱，住房也没多少，没有自家厕所，也没有自家厨房，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能分到十几二十平米的房子就不错了。在那个时候，为了得到表面上的经济安全、得到“铁饭碗”的支持，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作出的牺牲非常大，连和谁结婚、和谁谈恋爱、什么时候谈恋爱、什么时候结婚都需要领导批准，更何况工作上的自由，你不喜欢这个单位想换到另一个单位是不可能的，你的子女也只能在这个单位找工作，而不能去其他地方，分房子也是，想住更大的房子不可能，因为一换工作可能房子就没了，子女的教育、医疗都和这些挂钩，在那样的体制下，太多牺牲了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空间，整个社会处于死水一潭的停顿状态，经济不能发展，产品供给总是处于短缺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1978年要改革开放，要走出那个状态（的原因）。
现在进入了市场经济，个人要承担自己生活的责任，不能什么都指望政府，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的一双手，特别是年轻人在这方面的观念和价值都朝着个人对个人负责的方向迈进了，虽然还有一些距离，但我相信随着中国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安排下，运作时间更长，大家对自我责任、个人责任的认识也会相应地上升很多。
记者：您觉得“改革”到最后会走向什么样的道路？现在的蓝图是美国式的发达金融市场吗？
陈志武：从我的角度来讲，不管最后的目标是美国市金融市场支持的经济体系还是别的方式的，叫什么（名称）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地方在于是不是有足够多的家庭之外、市场提供的经济保障产品，能给未来的中国社会、中国人提供方方面面的灵活性，让他们能够（得到金融工具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自由、保障个性的发展。
最近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比如芙蓉姐姐，我可以不喜欢她，也可以喜欢她，这不重要，但大家回想一下，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和原来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绝对不可能会有芙蓉姐姐个性这么强的（人），从个性角度来说，我觉得芙蓉姐姐这个现象是非常不错的，是一种个性表达的进步。但背后我们也要知道，如果没有金融市场的支持、如果没有整个社会收入的上升、没有经济足够的发展，（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的），除了国有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也提供了方方面面的就业机会，还有住房市场化的改革，你在哪里拿到收入、在哪里买房子（都由你自己决定），这些房子是你自己买的，它和你的工作单位脱钩，即使芙蓉姐姐的领导、同事不喜欢芙蓉姐姐，她也不用害怕，因为她可以在外面买房子。
年轻人要实现个人价值
记者：但对于年轻人来说，买房对年轻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陈志武：这方面的原因很多，因为一些地方对于土地的管制非常死、非常严，让房子的供应量不能充分提升。
记者：网易网友可能更关注个人、自己能够做一些什么。
陈志武：自己能做的就是努力工作，想办法创业，即使创业失败，也不妨去试一试，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养活一家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应该承担起自己养活自己的责任，而且要以自己能养活自己来评判成功与否。
记者：是否能够概括为我们这代人比起以往更具有独立精神？
陈志武：人活着不应该只作为一个螺丝钉，不应该把人活着等同于作为社会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一个工具，不是这样的，而是要实现个人价值，看你自己最喜欢什么，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在你最喜欢的这个座标上不断升华，实现非常个性化、个人化的幸福和价值，不要把自己看成是父母养老的工具、社会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如果人这样活着，那人和猪、马、牛、动物一样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就是为了今天活下去、为了明天活下去，这样和动物没什么区别，是对于人的价值的不尊敬，没有一种升华的认识。
记者：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优势。
陈志武：把生儿子、生女儿看成为了让你以后生病、老去后有所保障，出于这种功利的目的而让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对人的生命的不尊重，甚至于说是不道德的。在现在你可以用非人格化的金融产品来实现养老和意外出现时的经济保障，如果有了这些，你还出于功利的目的让一条生命来到世界上，就是对人的生命的不尊重、不道德。
（本文为网易新闻与陈志武的访谈录。）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开启“打虎之旅”(2009-10-15 10:23:21)[编辑][删除]标签：杂谈
10月15日开始，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将在北京、上海、厦门、温州等地举办一系列活动，以回应新书《金融的逻辑》面世后在社会上引起的诸多讨论。他将此行戏称为“打虎”之旅。
“这些年我心中总有一个纸老虎，就是我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的过程中被灌输的观念”。陈志武说，这些观念中大到“国库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越强大”的强国认识，小到“养儿防老”的家庭幸福观，更有基于“阴谋论”的黄金本位主义。新书《金融的逻辑》对这些观念都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见解，发人深省。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作为一本财经书，《金融的逻辑》在今年面世后会获得不俗的销售业绩，跻身各类图书销售排行榜前列，并在前段时间被评为“网易公民阅读十大好书之一”，并在中高端读者群中备受好评。有关人士称，这一现象折射了危机中人们对于清醒理性声音的渴盼，是一种好的现象。经济学评论家苏小和评价说：“有陈志武在，我们的经济学视野就会持续开阔。”
同样，该书抛出的一些观点，如“养儿防老”不道德，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西方的崛起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掠夺等，更是在各大媒体及豆瓣、天涯等网站引起了激烈讨论和围观。可见，“纸老虎”不但在陈志武心中而且在众多人心中扎根很深。
因此，此次“打虎之旅”陈志武教授将召集各大媒体和对新书持不同意见的各层次读者，让各方人士在同一个平台上各抒己见，破陈见，砭时弊，清迷局，共破“纸老虎”。这无疑将是金融界和文化界的又一盛事。
陈志武“打虎之旅”行程安排
10月16日19：00 清华大学主题演讲
10月17日13：30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题演讲
10月17日21：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0月18日14：30 厦门大学鼓浪屿论坛主题演讲
10月19日18：00 对外经贸大学主题演讲
10月20日10：30 天涯社区网友互动
10月20日14：00 万圣书园读者对话
10月20日16：00 腾讯网读者视频交流
10月21日10：00 《华夏时报》2009非凡财富名家讲座
10月22日10：00 温州IDG全球投资峰会主题演讲
10月23日14：30 复旦大学张江大师论坛主题演讲
10月24日10：00 《环球企业家》高峰论坛主题演讲
您心中是否也有“纸老虎”呢？欢迎举报商榷，联系电邮：reader(a)wisehow.com

作者：ITOintegral 提交日期：2009-10-24 11:06:00 访问：519 回复：8

陈志武教授的金融的逻辑目前争论较多，这本书我自然也看了，书写的很朴实，道出了很多关于金融的常识性问题。本人对书中观点大部分是十分赞同的，早就想在天涯发一贴关于对此书的阅后感。这段时间发现经济论坛关于此书的讨论远没有前几年关于货币战争的激烈。当然当初这个话题争论比较激烈，也是因为当初坛子上大多数都是揭老宋的画皮的，关于陈的书，我想争论较少大概也是因为说的都是一些都是金融行业的基本道理和理论，所以反对的人不多也是可以预见的。不过本人发这个贴为什么又说金融无逻辑呢？我这里只是初步把我的思考总结发个贴出来，陈教授所说的逻辑事实上还是一种基于现象的还原，至于金融我还是觉得真的没有固定的逻辑可言，和经济学一样，虽然数量经济学让这门学科更像自然科学了，但是围绕现象有太多解释，金融更直观化一些，因为一般人的理解就是数，各种经济指标，股市开收盘，汇率波动，但是金融数字的变化，我们无法用固有逻辑去预测重复，模型一直在改变，预期一直在变化。就像陈教授所说的，金融是跨时空空间的交易，这个市场的定价牵扯的东西是预期是信息是交易者的心里，一般市场里看不见的手况且有失效之时，扩大到金融市场这种交易的固有逻辑存在，但是却不能阻止泡沫(偏离使用价值)的生灭。所以对于金融市场的波动，我们很难说金融交易是在一个时间断里放大了波动还是抹平了波动(当然从长远看来是如此，但是长远有多远呢？)。
我是从风险角度来看金融的，这一点我觉得陈教授在说金融历史和政治制度时没说有说明。事实上从逻辑中举的美国的建国史和欧洲列强的崛起比较可以看出。金融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这里一个政权的政治风险甚至可以通过金融手段进行风险转嫁，价值流通。但是我想说的是，一个正在崛起并且励精图治准备有所作为的国家，他的预期是好的，但是这个好的预期来源于正确的价值观，来源于建立在价值观上的法律制度。金融只是起了流通作用。通俗点说它本身就该值这么多钱，并且在以后不断自我增殖，金融只是起了价值变现转移流通的作用。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创造的越多，并且能够通过正常的流通手段返还社会各个组织细胞，充分的让价值流通起来，它就是在发展的，当然发达的金融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非充要条件。相反为什么书中所说的坐在金山银山上封建帝国土崩瓦解，正好是因为财富的循环开始逆流，开始集中，开始堵塞，开始寻找保值品(土地，黄金，地产，权力)，这和一个国家的国运走下坡路必然是同时进行的。生产活动得不到正反馈，一个国家社会对于财富的创造性开始减弱，金融确实能够客观的把这个过程表现出来，因为交换在减少，流动性在减弱，到最后只能是一次生产资料过分集中后的从新分配。金融能反映这个过程，但是决不是决定性的原因。这正如血液流通和输血机制的关系。发达的金融市场表明一个社会的流通机制顺畅，但是金融市场虽然由于其交换产品的特殊性，但是还是一个市场，是市场就有其交换机制和交易成本。这个又是谁决定的呢？自然是一个国家的政府，风俗，大了说还有文化。所以陈教授后来似乎有点文不对题的批判起中国儒家传统观念来也是一个基于金融逻辑上的理论延伸。
最后说点天朝，免得有人说我文不对题。
一个国家通过货币化其信用，并通过金融来平摊风险是可行的，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危机不断却总体保持稳定的原因，波动式的上升总是通过周期释放风险。我想大家都这片土地上改朝换代的历史再熟悉不过了吧，咱们无非是走了个看似稳定的大循环，风险的累计的速率其实是很高的，并且破坏性也是很大的。我希望政府能够清楚利用金融手段的技术层面的有效性的同时，也能认识到起局限性，这样长治久安才有真正的保证。
先说这么多，看看有没有人捧场。码字不容易呵呵。

陈志武打“纸老虎”
撰稿·金姬·《新民周刊》记者
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国富民穷必然迫使老百姓为了生存而求着政府，当饭碗都控制在政府手中，民权与法治只好让位给权力。
陈志武最近在国内举办一系列活动，以回应他8月出版的新书《金融的逻辑》在中国引起的诸多讨论。他将此行戏称为“打虎”之旅。“这些年我心中总有一个纸老虎，就是我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的过程中被灌输的观念”，陈志武说，“纸老虎 ”大到“国库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越强大”的想法，小到“养儿防老”的家庭幸福观，更有基于“阴谋论”的黄金本位主义。
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这位自称有些理想主义的经济学家宣称自己有义务告诉国人：金融不只是能帮助一个国家平摊一时的支付压力，还能促进制度的良性发展。尤其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发展证券金融是唯一的出路。
发达国家为什么发达？
《新民周刊》：很多人把《金融的逻辑》和宋鸿兵的《货币战争》相提并论，您怎么看？
陈志武：我在《金融的逻辑》中没有提及宋鸿兵的书，只是驳斥了“西方的崛起时靠掠夺”这样的观点。比如畅销书《白银资本》，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在现代兴起，是因为它们从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掠夺了大量的白银，这样才使西方有了“钱 ”。其实，只要有了便于金融票券交易的制度，金银作为“钱”的价值就没有了。制度的优劣决定了一个国家“钱”的多寡。
像《货币战争》这样的书宣扬的是阴谋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都由少数神秘而古老的财团以及美联储等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控制，金融成为他们挑起国家战争、控制全球经济、制造经济危机、搞垮竞争对手的工具，金融的背后是有组织的阴谋，中国应该避免陷入西方国家金融圈套。这种观点就像以前的迷信思想，把人类社会不能理解的东西看成是“背后有鬼”，也就是我们所不知的力量在驱使。阴谋论是一种精神麻醉，是智力上的懒惰。迷信或阴谋论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那些成功国家之所以发展成功的原因，这种视角不能给我们任何知识，或者让子孙后代掌握金融市场交易的技巧，只是留下感官上的刺激罢了。
由于我的专业训练和工作研究，《金融的逻辑》更多是探究为何有些国家可以很好地发展金融市场而另一些国家不能？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社会和普通人有啥影响？我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不仅能促进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最终能解放个人，实现个人自由。而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兴起，完善的金融制度功不可没。

《新民周刊》：您认为发展证券金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但是有人质疑您照搬西方近三百年的金融制度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也有人认为您在国外待久了，有些想法“太天真”。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您为何还是坚持呼吁中国放开金融管制呢？
陈志武：美国允许自由的金融创新，当然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并不奇怪。因为必须通过出问题，才知道什么地方应该要有监管。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以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只能做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这跟金融发展落后、金融创新没办法放开手脚的关系很大。金融市场不发展，国内消费的增长就会很难，带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代价就是必须靠出口来拉动增长。中国应该进一步地放松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和管制，应该允许更多的个人、民营企业开一些金融服务公司，这样可以让中低收入家庭可以享受到更多的金融服务带来的好处。
我在美国待了将近24年，1986年到2001年这15年主要在做数理金融理论训练和研究，2001年之后才关注“大社会”中的金融问题，如市场发展和社会转型等。要理解中国的经济、市场和金融等，不可避免会遇到制度架构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喜欢说“中国特色”。但是我认为，世界各地的人性都一样，最核心的就是要过得更好。这种追求具有普世性，会影响到方方面面的行为、文化、社会团体和制度架构。因此，只要是能让中国百姓过得更好的制度，就应该推崇，“中国特色”不是挡箭牌，西方制度也不是“洪水猛兽”。
此外，我要强调一下“时间”概念。因为很多人会说传统的中国制度架构在这片土地上存在了几千年，让中国社会发展壮大到现在，为何现在还要借鉴西方的制度架构？我认为传统的制度架构已经不适合中国社会，原来的东西阉割了个人空间和个性，应该解除。
时间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定义。我的算法是根据人类收入增长幅度为指标。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全球人均GDP 翻了一倍。1880年到现在，全球人均GDP翻了7倍。如果每翻1倍作为一个单位时间，那么过去120多年经历的时间是之前1880年的7倍。而中国从公元元年到1950年，人均GDP几乎没变，生产能力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个时间似乎是静止的。1978年到现在，中国人均GDP大概翻了五六倍。因此以前2000年不变的制度，未必说明有多么优秀，只能说明适合当时的生产力。那个体系可以支持中国人活下去的最大化安排，当然可以延续，但并不代表也适合今天的中国。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
《新民周刊》：您在新书中将“养子防老”解释成一种利益交易体系，把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都从经济角度来解释，是不是过于功利化？
陈志武：我想这其中存在一定的误会。我只想把人际交往中的利益因素单独剥离出来，让金融市场去取代，也就是分离“利”和“义”。对这种研究方法反感的人其实有些掩耳盗铃。
金融交易跟一般的商品交易有一定的差别。产品的交易是你今天付钱了以后把产品卖给你。而金融交易往往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易。我今天作为父亲、母亲，在我子女身上做很多的投入，我希望在我老的时候，不能动、没有收入的时候他能够给我提供回报，这是金融交易，我以前把这种叫“养子防老”。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于维护“家”的经济功能，孝道就是为了在子女、亲戚身上的投入能有回报，当然儒家也在乎家的情感功能，但这是第二位的。
古代中国为了支持“养子防老”的交易安全体系，衍生出很多风俗，如纳妾、租妻、卖妻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理念根深蒂固。显然，不能生儿子，“养子防老”交易体系就无法实现。像中国的养子防老主要是满足人基本需求的需要，但是现在有养老基金，还有一些不同的基金管理公司，这个结构正在被我们现在越来越熟悉的金融市场所取代。我只是赤裸裸地把家庭、婚姻和目的表露出来，这样不仅没有淡化“人情味”，反而强化人际关系的情感部分。
《新民周刊》：无论在您的新书还是您之前的言论中，有一点被反复强调，那就是提倡“政府穷民间富”。
陈志武：“政府穷民间富”有利于国家发展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民间富有应该是发展的终极目标，而政府穷则有利于限制行政权力的扩张。英国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215年，英王签署《自由大宪章》，国王与社会约法三章，国王不能侵犯个人财产，不能随意改变游戏规则。但在英国，现代民主法治架构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才建立的。中间这40 0多年的折腾，英王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发生很多次变化。400多年间，一旦英王钱多了，就解散议会，单方面说了算；若没钱了，则恢复议会。英国历史充分证明国家如果太富，民主法制建设就会受到阻碍，既然朝廷不需要向民间征税，则不需要求老百姓，自己的政策不在乎老百姓喜好。
英国的经验适用于今天任何国家。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而“国富民穷”必然迫使老百姓为了生存而求着政府，当饭碗都控制在政府手中，民权与法治只好让位给权力。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政府太富有就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宪政与法治。

《出版商务周报》：在《金融的逻辑》收入的文章中，您对儒家文化特别是“养儿防老”的隐性融资方式进行了批判。您这样的想法会不会导致一些人说您是“唯经济论”或者“唯金融论”？
陈志武：我希望从人类的进程看中国文化。有些人一说到传统文化，就说它维持了几千年，为什么要调整？我觉得这种看法是不得要领的。因为他们只看到自然时间的长短，而没有看到相对时间的长短。
看待时间进程，有几种方法。首先是一种自然的、物理的时间，一天24小时，太阳起落，日月更替；第二种是用朝代，比如是万历多少年、康熙多少年、乾隆多少年。
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计时方法是，用人类的进展程度来算。人类文明的几千年来，农业社会占主要的，比较稳定，人均GDP增长不大。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880年，全球人均GDP翻了一倍，我们可以把“世界GDP翻一倍”作为一个时间单元。从公元1880年到现在，世界人均GDP翻了7倍，也就是，在最近这自然时间一百二十几年里，世界进步了7单元，而之前的一千八百八十年里，世界才进步一单元。
中国怎样呢？从秦汉到清末，人均GDP两千多年来基本没什么变化，呈现一种静态的面貌，也就是按人均收入增长幅度算时间，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没有动过。从清末到现在，一百多年里，中国人均GDP翻了6、7倍，根据人均收入增幅定义的相对时间是往前迈出了7单元，其进步大大超过民国之前的两千多年！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确支持了中国社会，但那两千多年实际上只是一个时间点，没有动过，社会基本上是死水一潭。也就是说，那种社会文化与制度只经历过一种时态的检验，而不是像人们说的经历过漫长时间的检验。这种社会进程是有问题的。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对过去中国的社会秩序写得很清楚：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死水一潭！
现在中国社会人口流动幅度远非过去能比，市场扩大，市场跨地区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等现象都已经比较明显。在这样的新背景下，儒家主张的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终于有一次大的挑战，过去的制度显然不再适用了。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而个人的幸福，既表现在是否吃得饱、穿得暖，也更体现在人生活得是否体面，是否有尊严，是否有创新的自由，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说到底，就是要“活得像个人”。人不是工具，被别人随意使用，人的价值超越工具。个人的自由解放才是最终目的。
我的看法恰恰不是“唯经济论”或者“唯金融论”。我是强调，在把人的利益交换等由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胜任之后，人际关系包括婚姻、家庭、朋友等中间，感情才会更真实、纯粹。传统的儒家孝道是把人看作了实现经济目的的交易工具，一个人来到世界上就是要以后为别人的目的服务，在这种格局中，一切都先定了，是出生到这个社会、这个家里的人没有选择的，是别人先给定好的。“养儿防老”，“三纲五常”，这种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不能逃脱。
我是通过金融的逻辑，发现“养儿防老”孝道体系，这种工具性的安排极不合理，不把人当人看。当然，好在今天有越来越发达的金融市场，正在改变这些安排，让人活得更自由。每个人可以通过购买债券、保险、养老金这些非人格化的金融产品，通过市场交易，更为自由地过一辈子，不需要当别人的工具，也不需要把别人当工具。
我强调金融交易不仅是为了给企业融资、个人发财、买房子，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场对于解放个人，特别是对于解放中国人，其意义深远。其终极目的，是将个人从传统的制约框架中解放出来。只有市场经济加金融市场才能救中国人。过去“五四”的先知先觉们，高举“科学”、“民主”、“自由”等旗帜，倡导中国人的自由解放，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到市场经济、金融市场是实现这些梦想的基础。加之其他条件限制，这些呼唤一直没有落实。而中国反而走向了公有制经济，每个人更为不自由。
今天，因为市场经济和现代金融，我们正在从这个架构中解放出来，从“孔家店”和其他约束中解放出来。这不是出于我的个人偏好。客观地讲，金融市场是为每个人的解放奠定了基础，可以让我们实现自由的志向。

“金融是什么”是陈志武《金融的逻辑》的序言部分，光看这部分的内容就让我想买了，他的博客我也有订阅，真正让我觉的这是一本好书是序言中的这部分：
“但是，在1987年的《金融经济学》课上，我学到，任何东西或证券不存在什么“固有价值”，只存在相对价值。也就是，只有相对于人的效用而言，才有价值这回事。东西或证券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否让个人的效用提高，包括消费效用、财富效用、主观幸福或满足感。这等于说，即使要花百亿元投资、十万劳动力一年的时间才能建好的漂亮形象大楼，如果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要用它，那么，那栋楼也会一文不值；花费再多的机器设备，如果没有人要，也一文不值；再怎么费苦力做成的衣服，如果没有人愿意出价钱买，那只是一堆废布。—— 这个观念对我帮助很大，特别是让我终于理解，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只顾生产、不顾所产东西有没有人要或者有没有市场，那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摧毁价值。原来，没有派上任何实际用场的一代代银河计算机，也是一堆废铁，是在摧毁价值。等等，等等。”
这就让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黄金(其实不过是和铁类似的金属而已)、钻石(高温高压下的石墨残渣)、文物(无价之宝-对于研究历史来说，无任何实用价值)的价格高的离谱，有需求就有价值，无需求就无价值。这点对于广大股民来说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什么是垃圾股，不是股票本身的业绩决定的，而是有人买就是“蓝筹股”，没人要就是“垃圾股”。不要和我说什么长期来看或是长期投资，告诉我在中国这个人为因素如此强大的情况下叫我如何相信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