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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北伐时最关健的一仗,那本历史书写得最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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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北伐时最关健的一仗,那本历史书写得最靠谱?

大好河山另类战史
1楼

[题目]郑成功北伐时最关健的一仗,那本历史书写得最靠谱?
作者:李湖光

南明将领郑成功北伐时最关健的一仗,是在南京打的。这一仗具有的重大历史转折意义,数百年来,不知在海内外吸引了多少历史学者的注意。

图片说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与女助手黄萱在撰写《柳如是别传》,此书内容涉及郑成功围攻南京之役。
学者们众说纷纭,看法不一。对他们的相关观点进行评论之前,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战争的来龙去脉,自从关外的满清乘明朝灭亡、天下大乱之机,于1644年挥师入关之后,便对南方的“南明”小朝廷发起猛烈的攻击,相继捕杀了弘光、隆武、绍武诸帝,并调集重兵追击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直至西南边陲。谁知风云突变,活动在沿海地区的南明将领郑成功出其不意地率水师突入长江口,攻克瓜州、镇江,抵达南京城下,对清朝在江南的统治形成重大威胁,隐约有割据半壁河山之势。尽管满清的主力远在西南,一时回援不及,但南京的驻军却想方设法集中力量主动出击,竟然以少胜多,奇迹般打败了来犯之敌,使得郑成功恢复河山的意图落了空。从此,南明再没有复兴的机会。
由于南京之战对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至关重要,其成败得失才格外惹人注目。到底有多少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现在难以一一枚举,只能在当中选择一两个极具影响的大师级人物,引述那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以起到“一管窥全豹”的作用。

在论及南京之战的学者之中,早在民国年间已以知识渊博著称的陈寅恪无疑属于声望最高的那一类人物之一,他晚年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用口述的方式编撰洋洋数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因而被执笔记录的弟子黄萱赞誉为“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柳如是别传》讲述了明末清初的名妓柳如是生平事迹,但同时涉及到郑成功进军南京之战,陈寅恪认为郑成功“不能取江宁(即南京),其关键实在马逢知两方观望”。马逢知又名马进宝,时任清苏松提督,驻部于长江口一带,他本有投降郑成功之意,可又犹豫不决,在郑军挺进南京之际竟按兵不动,采取观望态度。陈寅恪将郑成功在南京的失败归咎于马逢知没有及时响应,是以郑成功兵力不足为前提,而陈寅恪的这个判断又是以李光地(清康熙年间名臣)的日记所载为根据,因为李光地日记记载了施琅(曾是郑成功部属,后降清)的一番话,施琅认定当时进军南京的郑成功部队“计所有不过万人”,既然仅有万人,那自然需要招降长江沿岸的绿营兵以增强实力。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郑成功北征时所率的可战之兵远远不止万人,《台湾外记》记载其兵力除了“铁人(铁甲兵)五千”之外,还有“十一万人”,共十一万五千人(《台湾外记》的作者江日升是郑军将领后人,自幼听闻父辈谈论郑军事迹,掌握不少内幕,并将之撰写成书,其内容不容忽视)。《海上见闻录》亦记载郑军有“甲士五万,伏兵十余万”,共十五万以上(《海上见闻录》的作者阮旻锡,曾经做过郑成功幕僚,对郑氏事迹特别熟悉),就连清江南总督郎廷佐在给朝廷的奏报也称“郑成功亲拥战舰数千,贼众十余万......进犯江宁(“江宁”即南京,详见《清世祖实录》卷127)”,综上所述,郑军的兵力应该超过十万(这个数据如今已成为多数南明史学者的共识了)。
尽管各种历史文献没有明确记载清军的参战人数,但清军的总兵力应该少于郑军(郑氏政权文官杨英著有《先王实录》,记载南京观音山之战时清军有“数万”,可供参考)。
与郑成功有联系的清苏松提督马逢知始终没有离开驻地,假若他率部奔赴南京前线,能否改变参战双方的力量对比?这先要对他管辖的兵力人数进行考证。据顺治四年制定的苏松常镇四府驻军经制(《洪承畴奏章文册汇辑》之《议设苏松常镇四府兵马钱粮经制事揭帖》),苏松提督辖下兵额数目约一万四千(其中包括了近六千的乡兵)。值得一提的是,在郑成功北征前夕的顺治十四年,清廷已下令马逢知“专管陆师”,另派清将梁化凤统领部分水师,驻扎崇明(《清世祖实录》卷112),故此,马逢知可用的绿营正规军仅有数千人而已,这一点兵力就算真正归附郑成功,也未必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马逢知的指挥才能有限,他此前出任浙江金衢总兵时曾经与郑成功在福建漳州交过手,当时他中计被郑成功围困于孤城里面,要不是清将金砺奋力来救,很难逃出生天。上述所有论证表明,陈寅恪认为郑成功不能夺取南京的关键原因是马逢知“两方观望”,似乎马逢知归附郑成功就能扭转形势,是不是对马逢知的实力估计过高呢?

当代的历史学者们在总结郑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时,许多人不采纳陈寅恪的结论,例如著名明史专家顾诚就是如此。顾诚先生在写《南明史》时下过苦功,他耗费时日,走访各地图书馆和档案室,阅读与抄写了大量笔记,终于写出了这一本极具权威性的力作。在书中,他对郑成功在南京之战失败的看法与陈寅恪不同,他认为主要原因是郑成功犯了“轻敌的错误”,具体的表现有:
(一)郑成功统率的十几万大军进至瓜州一带时未能迅速由陆路直趋南京,而是沿着长江水道缓慢前行,以致贻误战机。
(二)抵达南京城下时,没有在战前及时分派部队切断清方援兵入城道路。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清方各路援兵抵达后,编组成一支颇有威慑力的骑兵,使得郑军“穷于应付”。而在决战当天,“名将甘辉和其他部署在观音山诸将的覆败,都同缺少骑兵有密切关系。”
此外,顾诚先生还分析了郑军失败的其它原因,比如郑成功部队存在海盗遗风,军纪不严;而郑成功在北伐之前,又充许官兵携带家眷随征,导致“军中有妇,士气不扬”。郑军进入长江之后许多人不愿舍舟陆行,在南京城下战败后匆促撤出长江,等等,都与郑成功充许官兵携带家眷等“决策失误”有密切关系。
显然,顾诚先生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郑军决战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在观音山一带打不过清军骑兵。关于南京之战的经过,顾诚的先生《南明史》写得比较简略,此战始于二十二日晚上,当时“南京城里的满、汉官员认为时机已到,派汉族绿营兵打头阵,由梁化凤率领部下骑兵五百余名出仪凤门、管效忠领兵出钟阜门于次日黎明时分突然对郑军营垒发起冲击。驻守在这里的余新等部盔甲器械都来不及披挂周全就仓促上阵,很快被清军击败,余新被俘。清军初战告捷,收兵在城外扎营。”
到了二十四日晨,清军又一次主动进攻,“从观音山后分路直攻杨祖部军,郑军四镇虽顽强抵抗,终因兵力不敌,几乎全线崩溃,前冲镇蓝衍阵亡,杨祖、杨正、姚国泰领残兵逃窜,山头遂被清军占领。郑成功派右虎卫陈鹏、右冲镇万禄登山援救,但为时已晚。清军乘胜由山上以压顶之势向明军猛扑,一举包围了驻守山谷内的中提督甘辉、五军张英部,二将领兵死战不得脱,甘辉被俘,张英阵亡。列营于山下的林胜、陈魁两镇也全军覆没。后提督万礼等在大桥头遭到清兵首尾夹攻,兵败,万礼被俘,万义泅水逃出。郑成功见陆师已经全线崩溃,命令参军户官潘庚钟站在表示统帅驻处的黄盖下面,自己率领亲随卫士赶往江边调水师。但是败局已定,有限的水师既要保护随军眷属,又要为撤退留下后路,没有力量扭转形势了。清军乘战胜之威进攻郑成功的指挥所,潘庚钟挥众力战直至阵亡。”
也就是说,南京之役分出胜负的关键在于二十四日的观音山决战。从《南明史》对于观音山决战的描述可知,顾诚先生主要参考《先王实录》。事实上,国内许多描写观音山决战的书籍,都主要参考《先王实录》,因为此书的许多内容源于郑氏政权文官杨英的亲闻目睹,同时又收录了一些档案文件,具有可信性。然而,由于郑成功在观音山决战失败,故书中或许出于“为尊者讳”的动机而对这一仗着墨不多,为此,顾诚先生又采纳了《台湾外记》的部分记载补充《先王实录》的简略,比如郑成功“命令参军户官潘庚钟站在表示统帅驻处的黄盖下面,自己率领亲随卫士赶往江边调水师”,应该就是出自《台湾外记》。
问题在于,《先王实录》没有任何内容证明郑军在观音山被清军骑兵击败。《台湾外记》倒是有相关记载,称梁化凤“率骁骑”直逼观音山上的左先锋镇杨祖所部,得胜后“又从山上驰下”,“挥骑乘虚冲杀”,配合从南京东门冲出来的清军另一路骑兵,逐一击破郑军防线,赢得了胜利。显而易见,尽管顾诚先生在叙述观音山之战时没有直接采用《台湾外记》中涉及清军骑兵的内容,但他认为郑军决战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在观音山一带打不过清军骑兵,其主要依据应该就是《台湾外记》的相关记载。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笔者在撰写《问鼎中原:大清八旗军关内战史》一书时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发现郑军在观音山决战之前已经不上一次和清骑兵作过战,早已具备了一些克制骑兵的经验,例如《先王实录》记载在南京之战前,郑成功率部转战至罗源、宁德一带时,清军将领阿格商、巴都、柯如良等人帶着“真滿马步数千”,在郑军“尾后牵制”,郑成功吩咐甘辉、周全斌、陈魁等将为全军殿后,并留下了“节节示弱诱敌,待至险要,伏兵齐出歼之”的作战方针。甘辉依照吩咐行事,将清军骑兵诱至地形险要的护国岭山下,由于山路狭窄,清骑兵不得不下马作战,结果惨败。此外,郑军北征进至镇江附近的银山时,郑成功又一次主动将部队部置在山上,清军骑兵受到山区地形的限制,只得下马作战,结果仍然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有鉴于此,郑成功在稍后的观音山决战之前,肯定不会忽视清军的骑兵。我在《问鼎中原》一书已经指出郑成功制订的作战计划,与防御清军骑兵有关,他围绕着观音山而部署了四道防线,“其特点是由低至高、层层设防”,“他可能试图照搬银山获胜的经验,再次想把对手的精锐骑兵引到山地上决战。如果清军真的发起正面进攻,必须从城外一路仰攻,要想打上观音山山顶,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因为与白土山相连的观音山,矗立于长江岸边,具有峭削壁立的地形,是一个防御的好地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郑军内部的大量铁甲步兵,装备了锋利的砍马刀,就是准备要针对清军骑兵的,而此前的银山之战已经表明,铁甲步兵在山地战中能够有效克制敌骑。既然如此,郑军为什么还会失败呢?答案是首先击败郑军的并非清军骑兵,恰恰是清军步兵。
《问鼎中原》一书对这至关重要的一战交待得清清楚楚,决战当天五鼓时分,清将梁化凤带领部队走出神策门(与此同时,其余军队也从金川门出来)。各路清军一起经翻山越岭,向观音山方向前进。为了隐蔽行踪,梁化凤抄小道而行,从山后攀登,攻打山顶的敌人。“在观音山上设防的是左先锋镇杨祖等人。他们的阵地比较坚固,很难在短时间内夺取。清军从拂晓打到日上中天,射击用的弹丸逐渐消耗干净,就连携带的十万枝箭亦已用尽,仍未打破僵局。而自身的伤亡与郑军差不多。疲惫不堪的中军守备常春来到梁化凤的坐骑之前请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梁化凤不假思索,立即弃马步行,径向前冲,亲自上阵!”
“驻扎于此地的郑军全力抵挡着,而铁甲步兵临危受命,准备用白刃战的老办法把清军赶下山。他们身上的铁甲坚固异常,手中的砍马刀锋利无比,绿营兵惯用的矛、槊等兵器很难与之对抗。然则,冲杀在最前面的绿营士卒都是有备而来。据《梁宫保壮猷记》的描述,为了对付郑军的砍马刀,梁化凤的手下事先准备了‘夹连棒’等针对性很强的军械。‘夹连棒’源自古时农夫在打麦场上所使的‘连枷’农具,它的基本构造是由一短一长的两节木棍组成,中间用绳连结。普通棍子连续砸击物体时会对使用者的手部产生反作用力,久而久之,手就感到疲惫,甚至疼痛。而‘连枷’则不然,它的第一节短棍可以凭着灵活、飘逸的甩动最大限度地消除对人体的反作用力,并有效减少手臂的疲惫程度。同时,短棍能借助长棍运动的惯性,风车般旋转爆发出强劲的打击力。因而‘连枷’被部队看中而引入军中,不是偶然的。它成为兵器之后不断得到改良,有的木棍外表包上了铁皮,有的装上了铁箍,有的甚至整体用铁制成,而棍子与棍子之间钻有铁环,系以铁链,这样一来,便能够大幅度提高打击能力。它在不同的朝代有多个不同的名称,宋代的《武经总要》称之为‘铁链夹棒’,而明代的军事百科全书《武备志》中对它亦有记载。现在清军除称其为‘夹连棒’之外,有时还叫它做‘连枷棒’。 这类武器发展到后来样式各异,既有一节棍短、一节棍长;也有两节棍一样长的。而且,它们的长度与重量各不相同,骑兵与步兵都能使用,并广为流传。东至朝鲜半岛,西至西域,都可见到它们的影子。”

图片说明:明代踏青画中的“连枷”。
“在观音山上向郑军铁甲步兵发起挑战的各路清军中,表现最抢眼的是梁化凤的手下,他们拿着长达丈余‘夹连棒’专门与敌军的砍马刀对打,并凭着强大的砸击功能将其刀刃砸钝、砸碎!对方的全套铁甲虽然可防利器的砍、割、切、刺,但却防不了重物砸击。冲锋陷阵的绿营兵没有披挂沉重的盔甲,由于身上的负担比较轻,因而更加灵活、更有耐力、更加适合山地战。相反,郑成功的铁甲军人在山地上移动缓慢,这些人虽然身体强健,但即使是铁打的身躯在劣势的格斗中也会因左闪右避而渐渐筋疲力尽,稍一不慎便有失足跌倒的危险。时间一长,铁军最终抵挡不住一波接一波猛冲上来的清军,四散而逃。”“可叹的是,一些铁甲步兵身上的盔甲过于笨重,成为累赘,再加上山间树木丛立、枝杈纵横,使崎岖不平的道路更加难以通行,如果跑在前面的人一个趔趄倒了下去,就很难迅速爬起来,甚至会把跟在后面的人绊倒在地。他们不死于互相踩踏之中,也死于清军的重棍之下。”
“山下以及观音门外的郑军没料到后山竟然首先受到攻击。当山上的左先锋镇杨祖等人在力战时,其他部队没有接到郑成功的号令,不敢擅出。而山下山上又距离较远,只隐约听到厮杀之声而已。郑成功等到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急令万禄、陈鹏带兵往援。无奈山高路陡,难以及时爬到,全线崩溃的局面已不可挽回。”
上述源于《问鼎中原》一书里面的大段引文,主要的参考资料是《梁宫保壮猷记》,这篇文章是仕清文人吴伟业为清将梁化凤写的传记,尽管当中存在谄媚之词,但仍然是一篇从清方角度描述观音山之战的珍贵文献资料,文章清楚地指出梁化凤率领的绿营兵主要用一种叫做“夹连棒”的兵器击败了郑军。鉴于《梁宫保壮猷记》是清方资料,所以对清军的装备以及战术的描写具有更高的可信性,故我在《问鼎中原》里重视《梁宫保壮猷记》的记载,是合情合理的(顺便提及,梁化凤的部队以步兵为主,比如《东南纪事》记载,当南京被围时,梁化凤率数千人赴援,怎料刚入城,就因为“汉兵”的身份而遭到城内八旗将领的蔑视,甚至连手下乘坐的马骡,也被上司强行夺走了不少,以转交给城内的满洲大兵。而《梁宫保壮猷记》也指出梁化凤部属“苦不得多马”。更重要的是,《先王实录》记载观音山决战时,清军“一齐下马打死仗”,表明清军在山区选择了步行作战的方式)。
顾诚先生在写《南明史》时也将《梁宫保壮猷记》列为参考文献之一,那么他为什么不把绿营兵使用“夹连棒”击败郑军的经过写入书中呢?由于顾诚先生在世时没有就此问题作出过说明,其他人如今很难猜测。但应该指出的是,“夹连棒”这个名称在古籍中很罕见,如果不是对冷兵器有所研究,就不容易搞清楚这种兵器的来龙去脉,那么,我在《问鼎中原》一书中凭什么将它等同于清军常用的兵器——“连枷棒”呢?推论的关键证据在于《大清会典》,《大清会典》记载了一种名叫“连枷棒”的兵器,这种兵器不但名字与《梁宫保壮猷记》所载的“夹连棒”很象,而且形状也有一致之处(“连枷棒”分为一头一尾两部分,中间“以铁索相连”,与此相似,“夹连棒”这种棒的中间也连有“钩锁”)。不过区别在于,《大清会典》记载各种形状的“连枷棒”,总长度不超过六尺,为骑兵所用,而《梁宫保壮猷记》所载的“夹连棒”长达丈余,为步兵所用。
同时,《问鼎中原》一书又首次指出“夹连棒”除了可以克制郑军的长刀之外,还能够克制郑军的盾牌。这是因为郑军的精锐铁甲步兵除了配备长刀之外,还有盾牌(详见《先王实录》永历十二年三月条),而在观音山之战的当天,山上的郑军亦以盾牌列阵,例如清江南提督郎廷佐在战后给朝廷的报捷疏文中说道:“(郑军在决战当天)屯扎高山,摆设挨牌......”由此,《问鼎中原》一书合理地推测道:“夹连棒”也对郑军惯用的藤牌形成了威胁,每当它的一节长棍砸中藤牌,顶端的另一节短棍即如鞭梢一般甩打,往往能命中藤牌背后的对手,并造成伤害。”
根据种种迹象,郑成功在观音山决战中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其精锐的铁甲步兵打不过清军绿营步兵,由此产生了连锁反应,最终全线崩溃。不过,清军骑兵在取胜的过程中也起过作用,《问鼎中原》一书酌情引用了《台湾外记》所载,记录清军部分骑兵从钟阜门出击,配合绿营兵作战的经过,就此而言,顾诚先生对骑兵的重视不无道理。

总而言之,郑成功失利的主要原因,并非兵力不足,而他的部属在观音山也不仅仅是被敌骑所击败,故此,《问鼎中原》一书在探讨郑军惨败的主要原因时,得出的结论与《柳如是别传》有异,也与《南明史》不尽相同。但我无意贬低《柳如是别传》,亦承认《南明史》的巨大价值,《柳如是别传》原名叫《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偏重于“释证”钱谦益等人的诗作,有许多前人未言之新观点,而顾诚先生的著作在南明史研究领域长期一枝独秀,很难超越。但是,这两本书的内容或侧重于文化、或侧重于政治,对许多军事问题都没有深入探究,这样一来,就使得《问鼎中原》一书存在拾遗补缺的可能,并在军事史研究上具有了某些独特的价值。如果说《问鼎中原》在研究古代战争问题上取得一些成就,那也是在前辈学者“荜路蓝缕”的基础上获得的。
平心而论,《南明史》对军事问题的着墨,已远胜于许多专业的军事史籍,比如内地的军事科学出版社组织多位专家编写过二十册的《中国军事通史》,其中第十七册《清代前期军事史》据称“前后经历了十多个春秋”才写成,但书中对于观音山之战的经过仅仅这样写:“七月二十三日,清军突袭郑军营垒,郑军无备,大败。此战,郑军主力损失大半,参军潘庚钟,部将甘辉、万礼、张英、林生等皆战殁,余部被迫登舟出海。”可见写得极为简单。而作为专业的军事史,书中竟然没有配上相应的军事形势图,这一点比不上台湾“三军大学”的编撰的那套《中国历代战争史》。台湾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共十八册,虽然文字论述的总体水平没有超过内地的《中国军事通史》,但却配有大量的军事形势图,显示出军事学院注重地图的风格。遗憾的是,书中一幅叫做“郑成功北伐围攻南京之战作战形势图”,绘制得比较马虎,不但没有交待清楚双方军队的动态,甚至连观音山的位置也没有标出来。

图片说明: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中国历代战争史》,里面有“郑成功北伐围攻南京之战作战形势图”。
在这里我需要强调一下,只有弄清楚观音山的具体位置,才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南京之战的成败,否则仅靠看文献资料只会一知半解。比如当时的清江南提督郎廷佐在给朝廷的报捷之疏这样写道:“(清军在决战当天)五鼓齐出。贼已离营、屯扎高山。摆设挨牌火炮。列阵迎敌。我兵自下仰攻。鏖战多时。贼始大败。生擒伪提督甘辉、并伪总兵等官。阵斩贼众不计其数。烧毁贼艘五百余只。余孽顺流败遁。”这份疏文很容易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 即:清军出城后,从山下一路仰攻至山上,连破郑军,终获胜利。这种理解当然是错误的。《先王实录》对郑军的各部的设防以及作战经过相对详细一些,但如果读者搞不清神策门、观音山的具体位置,思想必将仍旧处于“不求甚解”的浑沌状态。
相反,《问鼎中原》一书里面配有“观音山之战”的原创军事形势图,是目前所有史书中描绘得最为详尽的,在参考《清实录》、《满文兵科史书》、《先王实录》等史籍的基础上,不但把钟阜门、金川门、神策门、观音山、观音门等位置一一标出来。而且双方军队的动态也交待得清清楚楚,只有通过这样的地图,人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原来梁化凤等人率清军走小路悄悄登上山,到达郑军阵后,“从后向前”相续摧毁了郑军的第四、第三、第二与第一线部队,最后与从城中冲出的清军骑兵前后夹击,围歼了郑成功留在战场的亲军,依靠新颖的战法获得了险胜。也就是说,清军并非从正面遂一突破郑军防线,而是反过来兜了一个大圈,从背后往前打,相继突破郑军的各条防线的。关于这一史实,过去许多历史研究者在论述时都是含糊其词的,能够明明白白把这一系列事实指出来的,唯有《问鼎中原》而已。然而,南京之战不仅仅限于观音山之战,还包括此前的仪凤门之战,等等。这一系列战事都在《问鼎中原》中得到客观的阐述,并对参战双方的战法、兵种、武器作了极为细致的记叙与分析。

图片说明:《问鼎中原》描述郑成功围攻南京之战时,共配有三幅军事形势图,上图是其中之一。
《问鼎中原》一书初版于2016年。作为该书的著者,我过去在多个场合说过:“书中从纯军事的角度对南京之战进行了最详细的叙述,十年之内不可能被其他历史研究者超越”。难道不值得读者们认真对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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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河山另类战史
2楼
陈寅恪的学术有其历史价值,但不能过份吹捧。比如他在撰写两晋南北朝史的系列文章时,经常涉及游牧部队以及骑兵等军事话题,却从来没有提到过马蹬这种革命性的技术,由此可见,他的研究带有某种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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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河山另类战史
3楼
@SEMANER 2021-01-14 20:46:17
郑成功的兵力在十万以上,但除去水师数万,陆师也就数万人,大约八万,而且一路打过来总有损伤。以他的金门厦门之地养活这么多军队非常困难,所以多次去广东征粮,搞得老百姓非常反感,不得人心。以他八万之众,围江宁是不可能的,明太祖修的城坚固无比,也是他不敢攻城的原因。钝兵挫锐,日久兵惰,被偷袭一战大败很正常,而且他的精锐优势是水师。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再正常不过,没什么好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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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经略瓜洲、银山等处时,其辖下陆师与清朝的满汉大军作战,皆大捷,因而不能轻率地判断其进军南京没有取胜的希望。南京守军的总兵力逊于郑军(其中唯有梁化凤所部四千人的战斗力较强而已),故数量庞大的郑军包围南京不是毫无机会。此外,郑军不是“被偷袭一战大败”那样简单,南京一役从七月二十二日打到二十四日,前后持续数天,可见郑军在战斗开始后并非没有时间应变。郑成功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布阵错误以及使用兵力不当,完全值得讨论。前辈学者对此已发表过不少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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