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海岸纵观中国工业强国道路与曲折（原创）

涯叔，您好，这是我在同学圈里春节假期写的旧文，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以及量子力学哲学里蕴涵的辩证法原理，他们觉得小女子我初入中年，贤妻良母之余，魄力和才气不减当年，所以建议我发天涯试试看，实际上文章也是跟我的同学们，以及北京大学85级的前辈们讨论出来的。
还受到我最近在看翰山及文扬（上观国际、观察者网等特邀评论员）俩位曾经是中国海军英模集体前辈成员的大国战略评论家写的一些关于中国社会工业化转型的新反思的启发，做了必要的补充。
我曾经以量子物理、统计力学原理跟前辈比喻各种各种治理体制的优劣---
想到"好事多磨"这个成语，应该是在我们所处的耗散系统中，好事总是需要组织起来，需要做功把混沌变成有序，正熵变成负熵的，与系统总熵按时间之箭流逝的方向相反，所以就多磨吧。。。。
假如是量子状态的事件，按已知原理只有因果，没有时间之箭或者说在各个维度是等概率的，则只有因果关系导致的路径差异，无所谓好坏。。。但是，证实了超光速粒子的存在，已知因果律被质疑，那么量子事件是否也有好事坏事，不磨与多磨呢?
一个“独立裁定”系统是一个低熵值系统（相较于“所谓民&主”系统而言）。例如，当年的波兰解体后，政府实现了绝对民&主化，国会中出现了130多个政党。结果只是为了确定在华沙市大街两旁究竟应该种什么品种的树的议题，争吵了几个月都无法定案。
对于一个“独立裁定”的决定层而言，出现这种情形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因此，“独立裁定”是一种将管理层的信息负熵可以迅疾并强制地传达并有效驱动系统中每一个子的一种管理方式。
其实西方的民主体制的基本构成单元——资本实体（公司或私营个体）却恰恰都是“独立裁定”性质的，毫无真正的民&主可言，只有美元的民$主。
而科学社会主义体制及马克思主义的最理想社会在基本构成的层面上看，才真正是非独裁性的、全民的、人民的。
因此，作为一个总的系统来看，资本民&主体制国家的子系统的熵值低；而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总体系，由于政府宏观引导、计划经济原理的顶层设计导致了总体系的各种掣肘层次，结果是总体系的熵值反而高。
也正因为此，在遇到系统面临现重大变故，例如国家面临重大灾难时，由于被惊动的是整个总系统而不只是那些子系统，因此一个独&裁的领导体制将能够十分迅速的做出有效反应，处置问题。此时那些资本民$主体制的系统反应就必然会因负熵流消耗在各个子系统的利益分配之间而呈现总体的低效率。
............................ 你只要看看美国遭遇洪水、飓风等灾害时候动员应急效率之低，不仅与其国家地位不能匹配，与我国相比，更是天壤之别。
我最近在看翰山及文扬俩位曾经是中国海军英模写的一些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新反思，尤其感兴趣他特别关注了一个标志性群体----食利阶层，以及国人华人们对此种小康目标的普大喜奔情结以及对此的忧虑。
今年是戊戌年，距离晚清惜败的“戊戌变法”之年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纵观五千年以上的中国文明史，我们中华之所以能够成为引以为自豪的全球唯一文明不曾中断的民族，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通过自新与变革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传统，这种内在的力量里包括了仁人志士的上下求索，人民大众的创造及英雄主义实践，万古常新，流水不腐，这也是波澜壮阔图强求新的晚清七十年尤其“戊戌变法”虽败犹荣的积极余韵与铿锵历史回响之所在。
没有腐败、没有丧权辱国、人民安居乐业、知书达理，勤劳勇敢、国强民富、正义平等的伟大中国就是这一代代仁人志士，英雄豪杰包括无数历代海归的中国梦吧。
～我的观察是，经过上届政府治理后，中国人民国民普遍素质比美国等英美体系的华人侨民高，善良而且眼界更加阔大高远，如引用俄罗斯经典谚语“老鹰（中国人民）与鸡”的比喻喻之不为过。我感到，国家实现高福利的工作型社会，也就是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同时借鉴与中国同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工业制造最先进、且实业立国为根本德国或北欧的科学社会主义经验教训，必然将中华民族带回我们在五千年历史长河里长期雄踞的世界文明的巅峰地位。
一个全民勤奋工作型又有生老病死安全保障的国家，国民凝聚力和国家归属感普遍高。有德国血统的特朗普企图把美国带回欧洲道路，但实质举步维艰。英美法系本质是支持股票等投机市场，维护食利阶层的，出现投机食利阶层优选的国家很容易在重要的公众事务比如教育医疗上导致社会各个族群分裂，社会矛盾巨大，而且不随经济基尼系数的变化而改善，是一种类似英国世袭贵族与平民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那样阶层固化社会。
改革开放初期的办法是用私有制的一些途径作为对外与国际接轨，主要是物价接轨的连接器。现在这个“连接器”的历史使命完成，中国现在对内搞（应该搞）国际社会主义，对外搞国家资本主义。对内国民福利好，对外拳头硬。
绝对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美国的道路，也是它利用霸权要全世界听命服从的那个体系～但美国人口少，战略自然资源丰富，地大物博，而且两个大洋保护它的独一无二地缘优势。美国社会的运转从能源上来说很奢侈的，是高能耗的化石燃料引擎驱动的，公共交通也无法跟欧洲老牌工业国家比。
我们中国能走这样暴殄天物、以霸权挥霍全世界财富的路吗？答案是显然的，我们唯有不畏霸权，走最符合我们祖国地缘特点以及最符合全世界爱好和平者利益的一条新的、大国工业化道路。
我刚才说了 ，在美国这样英美法系体系里华人移民很容易变成精致利己主义者加食利阶层，有钱的一盘散沙。
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国民性是很伟大的～那么多人热爱工作，几乎除了高工资高福利的德国瑞典等日耳曼体系社会主义国家外，再看不到别处有。
大家都知道德国等西北欧国家的冬季漫长且日照时间短，每天六七点之间的冬日早晨，天色麻麻亮时分，在城市里我会看到地铁站、空港或DB高铁、城际铁路中央站上挤满了奔赴各个工作岗位的德国民众，背着超大书包去上学的孩子，或者井然有序、灯光破晓的汽车车河如金色长龙在雾霭里游弋。这一切都令我怀想起我的祖国相似情形，尤其如今被誉为人类历史上一年一度最壮观的迁徙的中国春运时期。
我深刻理解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今年元旦的新年祝词又重新说出了的悠远历史内涵----他说，“普通人最伟大”。
一般来说全民热爱工作的社会，只要政府加以最优化的因势利导，道德水准的飞跃与经济飞跃都会很快，迅猛。文学家苏轼（苏东坡）在其代表宋哲宗为北宋名相王安石撰写的名篇《王安石赠太傅》文里的金句:“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也足以表达我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旅程息息相关的包括全覆盖的反腐廉政革新等新政近年来已经取得的，深得亿万人民民心的成就的肯定，对于我国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带来的深刻变革等的热烈赞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腐败不是仅仅靠运动就可以解决的，2018年的两会以后，令防腐反腐的法律与制度正走在更加健全的道路上。
此外，仓廪实而知礼仪----国家大力推动的精准扶贫犹如“上医治未病”一般是把腐败对于人心的侵蚀荼毒掐灭在摇篮阶段的最好途径之一。
中国的历代政治，从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政治体系就是重用贤能的体系。在儒家正统体系里是强调君主与天下人共天下的～儒家认为帝王应该是公职，虽然世袭，但正统儒家思想里帝王是与天下门阀贵族以及寒门学子里科举精英共同治理，已经提前一千年出现类似英国光荣革命后的君主立宪制了。
只是这个现代性的启蒙与资本主义萌芽先后被蒙元和满清的入侵，以及奴隶制色彩浓郁的统治打断了。
清承明制，但是明承的是蒙古大扎撒制度即在驱口制基础上的君主 ～动不动就掳掠人口，搞籍没，抄家及残酷的肉刑等非人统治。所以虽然经过张居正“一条鞭法”的经济改革，大量墨西哥白银流入明帝国，经济上中国间接享受了工业革命与美洲殖民的利益好处，但政治制度的落后导致明代出现的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君主 畸形体系。
拜朱元璋杀功臣，他儿子永乐皇帝朱棣残杀搞仁治的建文帝忠臣并把他们的女眷都变成营&妓乐户这样残酷的教训所赐，还有袁崇焕事件等，到了明末风暴来临时候，北京大臣们选择当忠臣的极少，做贰臣的极多。
所以崇祯帝在景山的遗书里哀叹他是个忠于国家的皇帝，无奈缺少忠于国家的大臣。
但是在经济发达又全面出现思想启蒙运动的江南，包括秦淮八艳名妓这样忠于国家忠于维护华夏先进文化的忠臣烈女极多，李自成及清军在江南遇到的抵抗是最激烈的，南方人民几乎再现了南宋的气节，许多有名的士子文学家包括[三言二拍]的作者冯梦龙兄弟等都战死或被俘不屈而牺牲，可歌可泣，延续了岳飞文天祥等为华夏民族设立的脊柱刚性和钙质含量标准。
在近代老资格外交家顾维钧哀叹“弱国无外交”的年代，崇洋媚外主要是西方发展水平高，拥有胡萝卜加大棒的话语权，现在知道他们富裕是殖民掠夺的结果。
这其中还有金融殖民，投机掠夺，一直处于进行时态，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有一厢情愿的趋势。
人口资源和寿命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生物学保障。美国一直靠美元霸权掠夺世界来支持自己的高消费，现在中国强大不买帐，美国钻进死胡同。但我们也注意到印度等国家也悄悄地，未雨绸缪地在搞基于人口红利这样生物学因素的强国崛起策略，他们的工业化道路。
我是父母亲中年生的孩子。父亲说他们这代生于忧患，从小深受岳飞，文天祥，屈原，花木兰，梁红玉，杨家将许多历史人物影响，又经历火与血的抗日战争逃难，父母幼年亲見解放战争大批负伤流血战士倔强眼神，从心底敬仰爱国，民族英雄。
祖辈说八国联军18000人攻入几十万八旗兵守护的北平，势如破竹，侵略军的后勤是一大批推独輪车运军粮武器弹约中国老百姓，他们拍手看洋人如何打败皇上军隊；几千人日本关东军打败30多万东北军，几个月东北淪陷。
一盘散沙，没有国家民族意识是历史上外来侵略屡败之根源。

一个乡下人谈国家凝聚力层面的毛 泽 东主 席与蒋介石[原创]
对岸的同胞看过来！“老蒋总统”和“小蒋总统”在晚年毛主席眼里都还算“民族主义者”，保障了中国领土完整，为后来到现在统一前过渡期“一个中国两种表述”的基础做出了贡献。不过1960年代宋美龄撺掇美国对于大陆使用核弹的言论很给“老蒋总统”晚节减分。这点上“小蒋总统”比父辈做得好----他至少公开不做美国奴的心愿。
楼主如今住在城乡结合部，也是个乡下人呢。
乡下人未必不读书，不搞科学，牛顿他就是个乡下人啊。
盖因我本来是在思考毛 泽 东主 席与蒋介石，原本同处一个剧变时代的两个热血青年，且都是民族主义者的两人，尤其我注意到他们都由曾文正的著作获得最初的治国治军思想启蒙，且都毕生实践，为何结局差别会那么大。我原来就想从这里出发写他们两个。今天我可抛开意识形态，纯从军事和策略学的角度来写写他们。
首先，与毛 泽 东主 席相比，蒋的一大缺陷是缺乏深层洞见和创造力，常表现为食古不化，食洋不化。
已经有人提到了，蒋毕生推曾，可按曾文正的冰鉴去按图索骥，蒋的用人却很受诟病。的确，蒋也下令把《冰鉴》和《挺经》列为陆军大学和高级军官必读之本。
可是曾文正教坏了他?我以为，这就像武器和武功一样，终归还是取决于练家的慧根啊----纯阳武功偏偏按《葵花宝典》来练，结果可想而知。
曾文正，立功，立德，立言，尤其自壮年后，出仕越久位置越高，越讲究一个诚意和磊落，节制，在封建社会末期官场特别难得。同为封疆大吏，一人之下的重臣，曾文正与傲物的张居正性格有冰火之别，对历史人物而言，性格也即命运。
那蒋推崇曾文正的是什么呢——第一，杀人如麻，挥金如土;第二，奇门遁术，即古典军事堪舆学，他都毕生身体力行。但国家九鼎，社稷重器。谋国可以阴阳诡道并用，可一旦坐到那个领袖位置上，治军治国应以阳谋为上。
毛 泽 东主 席学习和发扬曾文正的什么最精髓呢——就是对中国乡村古典结构的改造。
这和黄仁宇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黄先生本为蒋军高级军官，国府保送留美，他的现代历史著述里是毛蒋并重的)。
几千年来，我国都是官俸不到乡的传统。而曾首先从乡村固持的耕读传家和屯田保甲传统入手，着手进行乡村半军事化改造，密切了乡村与国家军事与行政机器的耦合。中华国民性最讲变通，而少纪律，处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纪律性训练前有商鞅，后有毛 泽 东主 席，之间是曾文正，也许大儒张载也算一个吧。
蒋毕生自负的，除却领袖地位外，就是其军事教育长官和统帅位置。可终其一生他都算不得一个军事家。
有人不是说蒋公是现代中国军事体系的缔造者吗——姑且存疑这地位，可他的体系是怎样的呢?基本建制学日本，装备与后勤号称学德国美国，特勤和情治体系学苏联，作战体系先学苏军后学德军再学美军。这都不错。
错就错在这个体系的整合能力上，我打个比方，就像一些不同军火商出产的武器，相互间的整合度，零件替换率奇差，被一根庞杂腐败的官场文化绳索绑在一起，其机动能力和综合火力可想而知。现代陆军的基本治军理念就是Iron Triangle,铁三角-----一翼主攻，一翼助攻，一翼补给。反过来，如果能够切断敌人这三翼联系，就是性价比极高的攻击。
从淞沪抗战，台儿庄战役到淮海战役，就在这方圆600公里的同一地界，十余年里，先总统蒋公的宏大叙事都犯同样的致密错误------嫡系非嫡系，王牌和不拿国府粮饷的杂牌，分得太清楚，各保实力，恩恩怨怨，互相拆台，不要说铁三角了，就是软体八爪鱼也配不上。扶病出川抗日的半新军人刘湘，挺进滇缅，英年正盛的现代军人孙立人麾下将士的抗战表现都可圈可点，可要把新军和川军将士的英勇战绩记到蒋公名下，实在是勉为其难啊。不远处，74王牌师完败孟良崮，张灵甫的亡魂第一该怨的就是同袍。他的上司王耀武说，几天几夜，不要说5万精锐军队，就是5万头猪也抓不完，杀不完啊。
我为什么在点评志愿军的文章里反举出蒋军的庞大数量，还有梅毒病流行。
我是有专业资料的，但这还不是我写入短文的初衷。我的初衷是，蒋公自己军事受业教育是达大专水平，又居统帅地位，颇以军事教育长官而自豪-----可现代军事后勤学三大块，卫生勤务，军需，补给，此事恰可管窥蒋公治军能力。
出身协和医科大学生理系教授的林可胜博士(华侨出身，和扑灭东北鼠疫的伍连德博士是一对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大书特书的甥舅)战时出于一腔热血，投笔从戎，官拜陆军卫生总监，领中将衔，一手创办国防医学院;可他也常常怒叹蒋军之腐败，根据租借法案来之不易的大批美援紧缺药品器械常常被转手倒卖。这可能是导致林将军晚年与蒋彻底分道扬镳的最初动因吧。当然你也可以说特效药青霉素太贵，狗日的英美垄断太坏，那我就无语了。
志愿军的后勤机动力，工兵能力我就不说了。就说孙立人将军。在滇缅战场上那样残酷的条件，他的阵地上，工兵作业典范都无愧于他作为弗吉尼亚军校杰出毕业生的称号------连厕所的布置都很精心。
其次，不谈为人，城府等，蒋公相对于他的统帅位置也有巨大的性格缺陷，深刻束缚了他的指挥能力。这里的蒋粉好像也继承了祖师爷的衣钵，一触即跳，动则气急败坏，指挥到营连。
诚恳地说，朝鲜长津湖，青树林俩战役是我军罕见的败笔，1960年代就写入军史和军事教材了，说明毛 泽 东主 席的军队善于汲取教训。可我也要对这里喋喋不休翻出这几个案例，兼为蒋公贴金的人说几句----何苦来没有担当，翻来覆去的像个祥林嫂，历史的结局已经摆在那，无法假设。
我借用打败拿破仑的俄军统帅，乡下独眼伯爵库图佐夫元帅的话:“打赢几个战役算不得什么，能否赢得整个战争才是关键，心急有什么用，打仗靠的是耐心，我靠着耐心，赢得的胜利不比别人少。”
无独有偶，曾文正在《挺经》里几次写道，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忍耐力，要知道他办军务之初，被同僚拆台，想死的心都有，还不止一次。
忍耐，耐力和耐心这种重要的统帅品格实在是蒋和他的高级同僚中罕见的物事。曾胡练兵的重要理念，官兵同袍一体化(即现代精英常说的扁平化管理体系的一种)也是迷信特务政治的蒋无法学得的。
但在长期转战农村征途中，毛 泽 东主 席领导下的军队的将帅官兵就学得那么青出于蓝胜于蓝。除却工农阶级感情凝聚力外，农人式样的质朴性格也贡献不小。
农人是谁?农人春播秋收，冬修夏抢，懂得凡事急不得，要看天时地利，重人和，重袍泽。读书识字的乡下人既灵活又倔强，念旧，连旧靴子破羊皮袄都缝缝补补，不像有的市井之徒，昨天效忠一方得了好处，今天就可以翻脸不认人。
失败是成功之母，这话对毛 泽 东主 席领导下的军队而言分毫不差，可是对蒋军来说成功之母是不是太多了点，成功太少了？！
此处呼唤郑成功！
说完成功它妈妈，该说成功之父了。
日，苏，德，美，从前到后，蒋公终其一生都没能摆脱掉他身后的太上皇。
从终极历史事实来讲，就是苏联对于独立自主敢于反修的毛泽东而言，顶多是越王勾践舔的那块苦胆而已。对于蒋公，美国就是太上皇。
俺乡下人读书为明理，致知为格物。学习历史的魅力对于我而言，是可以贯穿到工作和生活中运用自如，比如这里的虚拟世界。
欢迎指正，谢绝人身攻击。

我清醒地看中美经济战：同志仍需努力（原创）
天涯经济版及举国欢腾庆祝我们克制了美帝以特朗普为首的新经济冷战野心的第一战役时候，楼主作为一个工业界创业新兵，一个正被贸易战的长期持续可能这种隐患困惑着的人，想说站出来泼一盆冷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首先我们看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的首席财经顾问、财长财长姆努钦措辞:“暂不对中国加税，暂不打贸易战。”“，美中就框架问题达成协议”、、、、、、、
也就是说美方认为是临时停战，达成的是框架协议（不是有实质内容的严谨协议，请记得著名历史学家、《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先生的名言----“数目字层面的管理才是有实质意义的现代政府管理”），没有数据指标的协议以及一份联合申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Chad Bown称，谈判前美国媒体猜测报道、用来给总统施压的削减2000亿美元赤字"是些不切实际的数字"。 而联合声明也并未具体指出美中贸易赤字将被削减的具体数额，姆努钦在采访中也未提及。在谈及备受关注的中兴通讯遭禁事件时，姆努钦表示，美方无意重新审视其对于中兴通讯的惩罚措施，两国贸易协议与中兴通讯的命运之间不存在"一物换一物"的对价关系。 预计下周（5月21日至27日）两国外长将在华盛顿就中兴问题同进行商讨。
我方则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两国经贸关系多年来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时间"。 我方在谈判过程十分谨慎，不愿意承诺具体增购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规模，并且抵制减少对美贸易一半以上顺差的要求。我们还拿出了一份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但可销往其他国家的高科技产品清单----如果美国可以放松对这些产品的出口限制，中国将从美国购买更多产品。然而联合声明中并未提到高科技产品，显然美帝亡我之心未死。
中方代表人员对于展现出任何看似向华盛顿做出让步的姿态都非常谨慎，他们坚持中美联合声明中要指出，中国购买任何美国商品和服务都旨在 “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和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
从公布的新闻照片看，貌似浅薄实则老奸巨猾的商人总统特朗普欣喜之色溢于言表，略显轻狂而我们的科班经济学家、刘副总理不愧是五千年文明的中华好男儿，一派任重道远、征途漫漫的凝重表情----大国博弈代表者瞬间的差异，绝对可以说明民族底蕴的天壤之别，这张照片必将载入史册。
世界工业新格局革命尚未成功，我等中华同志仍需努力。
我们要彻底翻身，就必须在法律、产业规则以及技术储备、稀缺原料储备与人才储备这彻底攻坚，以占据世界的上游为己任。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认清国产技术及产品有一个生长期和赶超期，还有国货依赖的业界生态环境，而这个生态环境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既需要政府产业政策引导的，也需要我们亿万从业者自己用辛劳、汗水甚至血和眼泪铸就的。
例如，当我们要采用国产芯片作为进口替代时候，由于处于技术成长期，整机的性能肯定会弱于采用同类进口芯片的。这个时候政府扶持民族产业是肯定的，但是脱掉落后帽子就象脱贫一样不能只指望政府的扶助，业界同仁除了在技术硬实力以及价格成本优势上努力外，还必须在售后服务上付出百倍的努力----当整机国产化率提高，用户满意度下降时候，我们首先可以学习华为精神学习华为工程师的血肉长城精神，以第一流的、全天候的围销售期服务来弥补暂时的质量差距。为何说是暂时的呢？因为客户以及客户的抱怨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一个好问题必然带来好解答，而客户就是帮我们洞见到五花八门问题，引导我们走向最优解的人。这点要提倡思科公司的一条历史经验----所有工程师都把他们工作实践里遭遇的困难以及最后如何解决的，写进思科公司独有的技术手册。实践出真知。陆游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堪为今天我们每一个科技产业链上从业者座右铭。
这样以我们血浓于水的服务赢得市场，也就是赢得空间以及这个市场空间带来的巨大资本与知本积累后，我们实际上也等于为突破壁垒的弯道超车、登顶世界巅峰的征途赢得了时间。
关于政府产业政策引导，最著名的就是前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林毅夫教授与张维迎教授之间长达三个小时的关于政府引导产业政策的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林毅夫）及比照“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取舍辩论。
而今以中兴芯片供应为焦点的中美贸易战打响，林、张俩教授的学派哪一个更合乎我国的发展道路，不证自明。
试问今日之中国学界，尤其重要领域，比如经济界、IT界，带路党学者有没有，当然有！不过公正客观地说，虽然我是林毅夫教授铁杆支持者，但是我不认为张维迎教授不爱中国。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在那场辩论中，张教授在一个核心立场上开宗明义与林教授达成了共识----他讲，一个国家有两个领域是不能放开给自由市场的，一个是国防军工领域，一个是被称为“第二国防”的公立医疗领域。
真正的汉奸学者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他们会摇唇鼓舌要我们全面开放军工和公立医疗，进入绝对自由经济的私有化流程。那么什么是无政府的绝对自由经济最容易催生和推动的产业呢？就是黄赌毒这些不义的暴利产业，也就是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那些拉美国家遍地开花的行业。还有几年前，在发达国家里产业链比较畸形，严重资源依赖的加拿大也不得以把黄、赌、毒（大麻）合法化了。
张教授他这番话点明了一个我们的高科技领域不同于欧美的核心-----军工。
在欧美国家，一战二战期间都是民用领域的科技储备帮助军工完成了短时间的飞跃，在战后，才是这些本来就来自与民用的军事技术与产品反哺民用工业。
而我们国家真正完成工业化是在新中国，由于新中国特殊的“一穷二白”加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围追堵截，所以我们的工业化领域一直是军工领先于民用，到了今天，我们始终处于需要军工技术与专家推动民用工业腾飞的阶段。还有一点就是，我国的产业链虽然极其完整，但是我们的高科技领域分工细分不够，工作位置容量不足，在全国各省市分布不平衡，造成了我们细分专业的人才队伍表观上的饱和----“人才的通货膨胀”，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高校扩招以后人才的过度消费，例如硕士投考“公务员待遇”的清洁工编制等。
不是有一个笑话说宋朝年间穷奢极欲的奸相蔡京倒台后，他家某厨娘到另外一户大户人家做事。主人问她从前在蔡家做什么最擅长，答曰，面食。主人就说，听说蔡家面点闻名天下，你要不也替我们蒸一笼。厨娘说，那可不成，我是蔡家厨房的面点白案里专门负责捋葱丝的，我切的葱丝肯定是天下三甲。
别看这个笑话，真正的世界顶尖科技制造就需要这种“捋葱丝”的细分。这也说明北宋文明的高度。
重点来了：领域细分，工艺细分，工作位置细分，人才细分，才能彻底解决人力资源领域的通货膨胀；而细分的结果必将带来我国产业链质量与体量的双腾飞。
所以，我们固然需要可爱的女汉子董明珠小姐的500亿万豪迈资本壮举，可我们别忘记“普通人最伟大”。没有资本是万万不能的，但资本不是万能的，资本之外，中国科技产业关键技术完全突破壁垒，登顶傲视到你的对手不敢再主动挑衅贸易战等各种明暗战，需要亿万个你和我的努力，不用忘记我们的危机感，不用忘却我们的血肉长城。
什么是中华民族，她是永远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永远可以涅磐复活的、浴火重生、青春不死的大鹏、凤凰、巨龙！

关于中古时代中国货币---白银的一段对话，楼主觉得这个讨论十分有趣。
东易鸟： 评论
上述明朝物价折算成人民币是按现在人民币买入白银价来折算吗？现代银价贱，古代银价坚挺的多。我看过一些书说，虽然国家规定1贯=1000铜钱=1两白银，但是实际上1两白银=2000铜钱的时候也有。五斤鲤鱼价白银1钱，是十六两钱还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公制1钱？十六两钱=3.75克，现银价3块多，1钱=15块人民币？
寒武页岩：
评论 东易鸟：白银价格不是固定的。明清时代，因为白银大量地从美洲而来，银价贱了。此前中华的白银来自日本等地居多。明清时代一两（十六进制）白银折合RMB150-800元。唐宋时期1000-4000左右波动。
东易鸟
明朝灭亡于点背，满清兴盛真是得天眷顾。李自成起义无非是连续十几年干旱人民活不下去，没有连年民变，明朝怼野猪皮真是一点压力都没有，明朝能撑下来，中华接下来的几百年厄运也许就逃过了吧。
@东易鸟：
关于明朝灭亡问题，欢迎继续阅读我刚发表在天涯的
一声叹息----我看崇祯与袁崇焕（原创）http://bbs.tianya.cn/post-333-1327203-1.shtml
http://bbs.tianya.cn/post-no05-470795-1.shtml
关于银价问题，可以继续看看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先生的专著；
还有我这个原创以及本高楼也涉及古代经济问题：上古华夏与邻族及天下的流变（上下篇）http://bbs.tianya.cn/post-333-1325208-2.shtml#105_23195223_8828772
按照上面我们讨论的白银价格折算，清末首富盛宣怀的家产1160万两白银,李鸿章家产为800万两白银。（梁启超记载）
日本、欧美拿这些钱（甲午战争赔款、庚子赔款）发展国民教育，重工高科技，向英美购买高端武器，为1937年的侵华奠定了基础,可悲啊!切记！切记！
在历史的海岸纵观中国工业强国道路与曲折（原创）http://bbs.tianya.cn/post-no05-470482-1.shtml
矫枉过正：与民国粉谈谈民国戏、辫子戏背后的资本暗流（原创）http://bbs.tianya.cn/post-develop-2290229-1.shtml

东北经济缘何断崖式下跌？
作者：陈芳
东北条件不差，要基础有基础，要资源有资源，要人才有人才，缘何在这一轮经济增长中沦为最糟糕的区域？东北怎么了？
2015年一季度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GDP增速排名，辽宁仅为1.9%，全国垫底，黑龙江4.8%、吉林5.8%，分列全国倒数第四、第五。前几日公布的上半年全国GDP增速，辽宁增速2.6%，依旧垫底。
一时间，媒体以“东北告急”、“东北断崖式下跌”为题，吸引外界目光齐聚东北。事实上，早在2014年的GDP增速排名中，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经济增速分别是5.8%、6.5%、5.6%，位列全国后五位，滑出经济“合理”区间。东北经济的持续下行，早已引起高层重视。4月9-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东北，直言对各项经济数据感到“揪心”。
东北条件不差，要基础有基础，要资源有资源，要人才有人才，缘何在这一轮经济增长中沦为最糟糕的区域?东北怎么了?
刚刚从辽宁调研回来的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7月24日接受凤凰网专访时指出，四大根本性原因造成东北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他指出，当前这轮经济是人才经济，人才资金的流失，是中国新一轮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开始，不单是东北，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包括中部地区都在面临此挑战。
易鹏认为走出这轮经济低迷期，东北三省急需解放思想，敢于改革，不断引进外来的力量、资本、人才、项目，来稀释固有的僵化体制，同时专注于自己的产业工人优势，培养工匠精神，做行业老大。
以下为凤凰网主笔陈芳对话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实录：
人才资金流失成中国新一轮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开始
凤凰网：根据你此行去东北了解的情况，东北经济到底怎么了?
易鹏：东北经济目前出现下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整个东三省的体制机制上没有解决问题，思想保守，还是一味指望着中央。
第二，这些年整个中国经济动力发生改变，这一轮显然是人才经济。资金和人才流向北京、深圳、杭州等这些城市，尤其在互联网+大势下，人才和资金越来越呈现马太效应，全国其他绝大多数地方都出现了人才流失，尤其高级优秀人才。
人才资金的流失，其实是中国新一轮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开始，不单是东北，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包括中部地区都在面临这个挑战。广东、福建、浙江，前些年经济大量下行，但很快调整了结构，新产业不断发展，找到了新的力量。而中西部，包括东北，一直以来主要靠资源、靠黑大粗的发展模式，靠投资，现在土地红利时代结束，投资投不动了，加上基础设施投资收益下降，这种情况下很难再往前走。东北是其中的典型。
第三个原因，东北经济下行主要是工业增速在下降。东北经济以能源业和制造业为主，能源业石油、化工受全球价格因素影响，装备制造业大部分产能过剩，比如钢铁三分之二过剩，汽车业也过了拐点，这几个主要行业受影响，东北转型升级未能成功，又没有别的新兴产业发展，在这一轮经济发展中出现下行是必然。
第四个原因，不可否认的一点，八项规定与反腐败对地方干部的积极性有一些挫伤，对项目的争取不那么有力。往往经济相对落后保守的地方，腐败程度肯定相对要高。
需要降低央企在东北的份额
凤凰网：不少地方官员以反腐为由不作为、不做事，这不仅仅是东北出现的问题，为什么其他地方影响没有东北这么大?
易鹏：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为什么受影响小?因为民营经济比重大，老板不考虑这一点，经济依然有活力。国有企业占比重越大或政府对经济影响越大的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受反腐影响程度就会越深。
东北经济下行，当前来看，改变也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因为现在人口在流失，人才在流失，资金也在流失，加上区域经济发展品牌效应的流失，都不是短时间能干预的。
凤凰网：对央企的过度依赖，容易让一个地方的官员产生惰性。李克强总理4月考察东北时，特别强调，东北要克服“等靠要”思想，要“闯改创”。并严厉指出，对为官不为的“庸政”“懒政”，要坚决追责!你这次调研，了解到地方官员的积极性有无改变?
易鹏：有一些官员是在积极想办法的。现在确实要破格提拔敢作为、能作为的人，把这些人用起来。对官员要有问责制也要有激励制，干得好就提拔，混日子的、无作为的就要免。只有这样，才能破解这个局。
凤凰网：东北地区民营企业少，多为国企，在今后的发展中，针对这种结构，怎么转?
易鹏：东北其实是央企多，本地国企比例已经大幅减少了，这几年民营经济有提升，但没有出大块头，更缺少品牌化的民营企业。
大庆油田、中石油、辽河油田、大连石化、一汽，这些很有名的央企对东北经济影响非常大，但从长远发展来看，要降低央企在东北的份额，经济才有活力。
凤凰网：关于中国的产业工人，一直是比较缺的。很多地方农民工进城积累了经验，但因为留不下来，往往又返乡从事最低端的农业，技工优势并没有得到积累。东北的产业工人优势如何?
易鹏：熟练的产业工人是东北的优势，关键还是要让大家敢于成为市场主体，敢于创新创业。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这次去辽宁调研，下面一个县级市一年五千大学生毕业，只回来三百个，三百个还都回到体制内，这样怎么会有未来呢?
不是每个地方都要崛起都要追求GDP
凤凰网：2003年国家就提出振兴东北这一战略，当时已经意识到东北经济发展放缓，为何提了12年后并无根本改观?
易鹏：振兴东北，包括西部大开发、东部崛起这些战略，我认为是不尊重规律的。经济本身的发展有规律性，前一轮是是资源经济，谁有资源人往哪里走。这一轮显然是人才经济，谁掌握人才，就有了资金，资金、技术都往人才聚集的地方走，但人才总是稀缺的。我们一直认为，不要每个地方都崛起、都追求GDP，不要动不动就搞产业规划，要尊重规律，让市场主体做出选择。
东北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不断掺水，不断引进外来的力量、外来的资本、外来的人才、外来的项目，来稀释固有的体制和产业，不断解放思想。
当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这是政府要投资的，比如加大沈阳到北京的高铁建设、烟台到大连的海上通道、对朝鲜俄罗斯的沿边开放，总之要让东北流动起来。
凤凰网：现在全国各地似乎都在赶互联网+大潮，都在鼓励创新创业，是不是适合所有的地方都适合这一条路径呢?比如东北。
易鹏：我总结出四个+：以互联网+为主的技术+，解决资本的金融+，需要政府搭建平台培育的品牌+，以及提供智力支持的智库+， 四个+核心是人才+。东北需要这四个+进去，稀释原有的观念和产业。
东北地区要培养工匠精神做行业老大
凤凰网：现在更多人提互联网+等新的概念，诸如德国企业则更注重自己本身制造业的品质，德国的精神对东北有哪些借鉴意义?
易鹏：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全世界也好，经济不可能只有一种业态。中国既要发展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也一样要做。比如制造业，我们为什么做不出好的发动机?因为质量不行，精细化不够。德国追求精益求精，我们要学他这种精神，互联网+不代表我们做事不认真。
东北可以有三个方向，一是新兴产业方向发展，二靠外面输血，第三东北能不能培养好的工匠至关重要。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不能全部一窝蜂朝一个方向，要错位发展。从这个角度讲，东北要有定力，产业在那里，存量要优化，增量要跨越，二者并行不悖。创新、创业需要，还要坚守自己的优势。
我一直认为，在这个时候，不能见风就是雨，不能一窝蜂一股脑搞大跃进，要平衡，得有分工。东北搞创意创新，比不过北京，但如果把工匠精神做好，是可以超过北京的。一个国家，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做老大，某个行业做成老大就了不得了。
这次去东北调研，实际上也没那么糟糕，媒体把它夸大了。GDP在下降，但东北就业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有服务业带动;第二，当前全国上下都在大力稳增长的情况下，东北也在稳步回升，二季度比一季度有反弹。其实，今年GDP降下来还有个原因，比如辽宁，在挤水分，就使得数字没以前那么好看。
总体而言，我觉得东北的经济可能是要逢底反弹的。毕竟东北有一亿多人口，基础条件并不差，有较完整的工业基础，又有区位优势，资源要比西北好得多，还有科研技工的比较优势。
关键一点，东北还是要解放思想，敢于改革，向改革要红利，向创新创业要红利，保持可持续增长。现在的下行要倒逼东北敢于面对现实，敢于解放思想，谁保守注定没有未来。

林毅夫谈东北的振兴方略第一次公开谈话（2016发表的2004年谈话）
林毅夫:经济学家 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
【5月中旬，各地一季度数据陆续出齐，不出所料，东三省GDP增长继续垫底（吉林6.2%、黑龙江5.1%），其中辽宁省更是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增长负1.3%。
此前，中央全面振兴东北的若干意见已经对外发布。《意见》设定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东北地区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重大成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性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四年时间，要完成这样的目标，东北的压力其实蛮大的。
今天，侠客岛发布了一篇林毅夫先生在2004年写过的文章。在文中，他分析了东北遇到的困境，也分析了东北自身的优势，指出了那里沉重的“政策性负担”。
在今天，文中的一些情况已经发生改变，比如中国的资本劣势已经不那么明显，而东北的人口流出则成了新的问题。但他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比如12年前就提到应审慎的债转股，以及东北要吸取教训，政府不要再采取拔苗助长的赶超策略，东北经济发展要建立在东北自身具有的比较优势上，培育自生能力。这些建议，至今看来仍有参考价值。
5月9日权威人士的中国经济访谈中曾经说过，处置僵尸企业，该断奶就断奶，该断贷就断贷，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英雄所见略同。
文章略有删减。侠客岛授权转发。标题为编者所加。】
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思路、措施和战略振兴东北，目前认识可以说还不统一。根据媒体报道到，不少人士认为，中央的决策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根本而言，取决于能否正确认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原则来确立今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 。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首先要彻底解决大量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 其次，一定不能采取发动新一轮赶超的办法，而必须把东北的经济发展建立在东北自身具有的比较优势上，这样东北的经济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中取胜。
历史
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改革之前的发展，受益于国家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而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改革以来的发展，则受累于赶超战略所遗留下来的，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为迅速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以行政计划动员的力量，举全国之力，推行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东三省是实施这个战略的主要基地之一，特别是重型装备制造业、 精密仪器制造业、兵器工业、化工业、汽车制造业、 造船业等资本密集的企业，主要建立在东三省。
这些大规模的中央政府的投资使东北三省的发展水平在改革开放前仅次于三大直辖市 ，居于全国的前列 。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赶超战略下建立起来的大量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由隐性变为显性，加上国有企业所背负的社会性负担，使东三省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暴露出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问题，制约着东北经济的发展。
自生
自生能力，是指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在没有任何外来扶持的条件下 ，获得市场可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能力。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当中，只有具备这样能力的企业才会有人投资、经营。 一个企业具备自生能力的必要条件是企业所进人的产业、 生产的产品和采用的技术与其所处经济体的要素凛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吻合。
如果不符合，其产品的生产成本必然高于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的国内或国外企业，在开放、 竞争的市场当中就会缺乏竞争力，而不可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率的能力。
在一个开放、 竞争的市场中，只有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才会有人投资设立，并被继续经营下去。而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其设立和继续经营就只能靠外力支持，主要是政府给予的政策性补贴、保护。
我国东北三省大量的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生产的产品和采用的技术结构，都是资本密集，甚至是高度资本密集的，不符合我国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要素享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情况与当前已有不同，观察者网注）
这些企业是在建国初期为了实现国家的战略意图，靠政府以行政的力量压低利率、汇率、以及各种投人品的价格，并以计划动员和配置的方式，集中方方面面的资源建立起来的。 在这一系列扶持和保护措施之下，东北三省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较国内其他地区快速。
然而，尽管赶超战略使我国在极低的发展水平上拥有了 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但是在政府的价格扭曲和计划干预之下，整个经济的效率低下，资本积累的速度缓慢，后继投资乏力，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处于停顿状况。所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以后，我国政府开始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导向的改革。
25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为同期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体系在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建立和完善，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由不需还本付息的财政拨款改为需要还本付息的银行贷款。各种投入要素价格的放开，和产品价格随着市场开放和竞争的增加而下降，东三省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也就由隐性变为显性。
除了自生能力的问题之外，改革前我国推行的是低工资制度，职工退休以后的养老，由国家以财政拨款的方式通过企业来支付，改革以后，这部分负担转移到企业来；另外，投资主要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投入很大，但是创造的就业很少，为了满足就业的需要，经常一个工作岗位安排好几个职工，出现了许多冗员，改革以后，也增加了企业的工资负担。

负担
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而在开放、 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获利能力的问题是由国家的发展战略导致的，可以称为战略性负担; 由养老、 冗员等问题所导致的企业负担可以称为社会性负担。 两者都是由于政府的政策造成的，因此，合称为政策性负担。 政策性负担必然导致政策性亏损，政策性亏损的责任在于政府 ，政府就必须给予有政策性负担的企业以政策性优惠和补贴。
可是，在不直接参与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的状况之下，政府难以分清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 ，企业就有可能把任何亏损都归咎于政策性负担。当政府无法区别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时，就只好把所有亏损的责任都背负起来，从而形成了经济学家所形容的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在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可以不断向国家要保护、补贴来弥补其亏损，维持其生存发展时，国有企业的管理不当、 效率低下、 发展缓慢也就不可避免。 改革开放以后，东三省负担沉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在于此。
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个焦点问题。 这个问题形成的背后固然有 “拨改贷” 的原因，但是，实质上是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的问题。
债务
当国家不再以财政拨款而以银行贷款来支持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的发展时，国有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自然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来归还银行的贷款而形成呆坏账；同时，当国家以银行贷款来支持国有企业的职工就业和养老负担时，呆坏账的形成必然更为增加。
如果政策性负担的问题不解决，即使将国有企业现在的债务豁免，或是推行“债转股” 将国有企业对银行的欠账转变为国家对企业的投资，虽然能够让国有企业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但是，国有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获利能力的问题仍存在，亏损和呆坏账的积累将不可避免地又迅速增加，隔不了多久就会又要国家给与解困疏难。
所以，振兴东三省和全国其他老工业基地的治本之道是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使国有企业没有向国家要保护补贴的理由，并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市场中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靠改善自己的经营管理水平就可以预期获得市场上可接受的利润率。这样预算软约束才能消除，政企才能分开，改善公司治理的努力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
4种方式
关于剥离养老、 冗员等社会性负担的问题社会各界已经有了共识，我国政府也正在建立统账结合的社保体系和冗下岗再就业等措施来解决。 但是，对子由于资金密集度过高、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的问题则尚未有清晰的认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社会性负担剥离了，在开放、 竞争性市场中大多数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仍然需要国家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那么，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就不可能根除，公司治理、产权明晰等改革措施也就难于产生预期的效果。
所以，要振兴东三省和其他老工业基地的关键点还在于解决存在于现有的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问题。 根据国有企业产品的特性和国内市场的大小，可以用以下4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
1、生产国防安全必需产品的企业。 对于这类企业，任何国家都只能由国防预算直接拨款来维持其经营和发展，由国家直接给与必要的监管。 我国自然也只能采取这种方式。
2、生产有很大国内民用市场产品的企业。对于这类企业则可以用草船借箭的方式和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合资，或是直接到国外资本市场上市的方式获取国外的资金，克服国内资金相对稀缺的比较劣势。 发达国家的资金相对丰富，资 金的成本较低，和发达国家的企业合资或是直接到国外上市，都可以克服我国资本相对短缺的比较劣势，而使其变为有自生能力。而对国外资本来说，如果该国有企业产品的国内市场很大，和这个国有企业合资或是购买这个国有企业的股票，是进入我国市场的一个捷径。因此，这是一个双赢的措施。 东北的汽车制造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已有的转轨经验也表明，引进发达国家战略投资者的资本，是大中型企业转轨的最有效途径。
3、生产国内民用市场很小产品的企业。有一些老军工、重工企业，产品老旧且市场容量小，但拥有相当好的工程设计力量。 对这一类型企业，利用其较好的工程设计能力，转产劳动力较密集 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产品是使其具有自生能力的可行办法。四川的长虹、重庆嘉陵等老军工企业即是这类例子。
4、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其产品已无国内市场，而又无工程设计、管理力量上的优势，缺乏转产的可能，则只好让其破产。

政府
在解决好历史遗留的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剥离企业的社会性负担的基础上，东北老工业基地就可以轻装上阵。 但是，东三省在未来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必须抛弃赶超的传统观念，顺应比较优势，才能使东北的经济取得稳定、持续、快速的发展。
在这里我们想强调指出的是: 东北三省具有非常好生产要素条件: 大量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大量的熟练劳动力，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而言比较雄厚的机械、装备制造能力，稠密的高等级的交通网，比较便利的出海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也有了长足的提升，国家在西部大开发中也对西部的农林、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在此情况下，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在东北振兴的进程中应该享受国家的大量投资，而且主要投资于这里的装备制造业利用东北现有的比较优势发展装备制造业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 ，绝对不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旗号下，发动新一轮的赶超。各级地方政府尤其要避免以拔苗助长的方式发动和鼓励当地企业进行产业、 技术赶超，再创造出新的自生能力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历史教训已经非常严重，不应该重走同样的弯路。
各级地方政府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积极转变职能 ，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创造条件解决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问题，一方面要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为符合比较优势的的企业的发展提供最大的空间。这样东三省必然能利用其资源、 人力资本和优良的工业基础的优势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再次胜出 。

林毅夫
“市场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除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外，林毅夫还拥有多个头衔：国务院参事、“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此前还曾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1952年出生于台湾宜兰，曾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成为杜润生的众多门生之一。1993年离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之后，林毅夫回归高校，在北大教书做研究，成为著名经济学者，更是中南海座谈会上的常客。
在这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林毅夫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汝信之后，作了题为“以理论创新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言。其中提到：国内有不少人只看到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对我国的道路和制度缺乏信心。他认为这其中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缺乏能够解释我国社会经济现象的自主理论创新有关。
而在2014年7月8日，十八大后 首次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林毅夫与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樊纲等六位专家学者参会。他们分别就国际经济形势、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强化金融工作、扩大对外开放、加强经济治理等发表看法。
林毅夫在这次座谈会上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下滑，最主要是受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有潜力在未来20年维持8%的年均增速。“我不是乐观主义，我是客观主义，大家都悲观，我就变成乐观主义。”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除了上述两次座谈会，在去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听取十三五规划建议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林毅夫作为党外人士代表发言。而在每年的春节期间，中共中央都会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共迎新春，林毅夫都作为无党派人士应邀出席。
而据媒体报道，林毅夫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进入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分析经济形势。针对政府对学者意见的采纳，林毅夫曾表示，“一些建议直接被采纳，制定成了政策法规，另外的一些建议也以不同的方式在日后的政策中有所呈现”，“作为一个长远的过程，改革的方向基本符合我的预期。”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林毅夫坚信中国经济后发优势巨大。他曾在多场合表示，从2008年开始，中国仍会有2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期。他指出，自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是国际周期因素造成的，而非中国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或其他体制因素。与此同时，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主张。
2014年，林毅夫因同张维迎关于政府角色的论战引发热议（楼主注：三小时辩论公布是2016年）。他在纪念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座谈会上表示，市场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中国过去三十几年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这说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确的。这与张维迎的观点针锋相对。

林毅夫东北经济药方（2017年9月公布）
关于如何振兴东北，近些年来一直是经济界持续不断的讨论议题。而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率领研究团队开出了一剂猛药，却引发了巨大争议。
林毅夫领衔的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团队与吉林省发改委联合课题组近日发布了30多万字的重磅报告《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
这份报告强烈建议吉林“ 先发展轻工业、再大力推进重工业 ”，提出别再“加长避短”，而是应该“扬长补短”，建议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即建议发展轻纺、家电、电子。
报告还认为，吉林的根本问题不是营商环境差，而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低，这与 其他人士普遍认为的吉林乃至东北经济问题的根源是体制机制的观点截然不同。
对此，以前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为代表的批评者怒批林毅夫“缺少常识”，称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发展轻工业是“把吉林推进火坑”，林的药方“完全不可理喻” 。他认为，“ 吉林要把自己的优势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才是正道 。”
随后，林毅夫团队成员付才辉当晚就做出回应，称“评论人士只是道听途说，并未见到《吉林报告》的完整版”，同时列举种种数据维护团队立场和观点。
孙建波此后也再度展开措辞激烈的反驳，称发展轻工业“将贻害百年”，并且强调“东北万万不可先去补短，要集中精力做强优势产业”。
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田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公司金融研究室研究员张跃文等学者纷纷参与了这场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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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药方”：重回两位数增长不是奇迹
《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主要观点如下：
一、病症
数据显示，东北增速大幅下滑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上， 吉林也不例外。
这表明，2003年-2016年的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采取的是“强化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型振兴政策”，而非“遵循比较优势型振兴政策”。
结果就是，第一轮“振兴东北”战略使企业陷入“经营困难―政府‘输血’―企业进一步扩张―利润下降―经营困难”的怪圈。
二、对策
过去振兴东北的战略思路是侧重“加长避短”（提升重工业忽略轻工业），如今，东北与吉林如何“扬长补短”才是其转型升级根本。
解决东北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从“违背比较优势型赶超战略”转轨到“遵循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
1、先轻后重
符合比较优势的工业化顺序必须是“先轻工业充分发酵才可以大力推进重工业”。
吉林省过去以及现阶段主导型的比较优势产业应该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林毅夫建议发展轻纺、家电、电子，即“吉林省轻纺工业提振计划”工程、“长春-天津电子信息产业联合转型升级计划”工程、“吉林-广东家电与电子信息产业智能化升级计划”工程。
2、重视轻工业不代表放弃重工业
吉林省继续做大重工业装备制造业，建立五大产业集群等措施。五大产业集群分别为：大农业产业集群、大健康产业集群、现代轻纺产业集群、现代装备产业集群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
三、结论：重回两位数增长不是奇迹
吉林省目前完全可能挖掘出1.2―3.6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点，吉林省的经济增长完全有潜力回“8”冲“10”。我们对吉林省未来的增长潜力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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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轮交锋：东北应不应该发展轻工业？
《吉林报告》发布后，现任中阅资本总经理孙建波随后发文《林毅夫要把吉林带到坑里？东北发展该发挥比较优势还是补短板？》予以反驳，类比称当年俄罗斯和东欧试图效仿玻利维亚采用休克疗法，但一败涂地。
1、驳斥优先发展轻工业――“林毅夫团队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常识”
孙建波反问称，东北承接这些产业（轻纺、家电、电子）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是人工更廉价？产业工人更熟练？气候更适合？还是物流更便捷？
他表示，光是一年那么多时间段冰天雪地不能开工生产，成本就不知道要比东南沿海地区高多少。东北也不具备承接这些劳动密集型制造的基本条件，没有厂商会选择东北来为其配套，也没资本和越南、马来西亚、中南美等地竞争。
2、质问――“东北发展轻纺、家电和电子，必然是死路一条”
孙建波表示，林毅夫说希望报告有利于吉林认清自身的比较优势，那么，“说好的比较优势呢？林毅夫团队怎么没指出来？”
林毅夫团队称，课题组在历时一年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吉林省和地方政府、大学院校、数百家企业的鼎力支持。对此，孙建波称，“这一年的调研啊，不知道耗费了多少银子。花钱倒不打紧，如果东北的发展方向错了，东北在新一轮竞争中将错失一个时代。”
3、两个致命错误――“林毅夫给东北开的药方，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完全不可理喻。不可想象这是一位大经济学家提出的。”
孙建波认为，林毅夫犯了两个致命错误： 一是把吉林和东北当成一个国家而且是大国经济来诊断；二是不尊重经济发展逻辑。
“在当今全球已经进入人工智能发展前夜，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铁时代的今天，你叫东北从承接轻纺、家电、电子起步，你觉得尊重了经济发展的逻辑了吗？我怎么没有看到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实施经济追赶的时候搞轻纺呢？”
4、东北真正的问题
孙建波称，投资圈有个共识――投资不出山海关。这不是说东北没有轻纺、家电和电子，而是说东北普遍存在着企业家忽悠、政府刁难企业、政策朝令夕等现象，行政干扰企业等现象。这就必然产生普遍的业绩虚假和商业模式不可持续的问题。
他认为，东北问题“不在产业结构，而在制度和文化”，特别是“ 政府的官场理念问题 ”。
孙建议，东北应该发展的是生态旅游、健康养生、特色物产，真正的比较优势是粮食农业、中医药材、精密仪器和机械等工业、软件产业、区域金融。
随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课题研究执行负责人付才辉发文回应，一一予以驳斥。
对于孙建波质问的比较优势，付才辉称，团队提出的“吉林省可以叠加大农业、大健康、现代轻纺……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等五大万亿量级符合其潜在比较优势”。
付才辉还表示 ，《吉林报告》的建议是扬长补短而非只发展轻加工业不发展其他产业，“ 评论人士只是道听途说，并未见到报告完整版，居然也把我们的结论作为批评我们的依据，有点不思其解 。”
他称，孙建波文章也认为吉林由于纬度高不能发展轻加工业，并以北欧为例，其实这是他对北欧的情况不熟。至于孙建波认为吉林冬天天寒地冻有半年不适合生产轻工产品，这显然不是事实，因为这些产品是在工厂里生产而不是在露天的地里生产。
另外，孙建波的文章也提出“我怎么没有看到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实施经济追赶的时候搞轻纺呢？”――这显然也与历史事实不符，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正是通过大力发展轻纺行业积累资本之后才升级到重工业以及现代科技行业的。
关于孙建波批评称东北不应发展轻工业，付才辉称，报告中提出的是现代轻工，不同于传统简单的轻工业，承接江浙轻纺工业的转移也需要发挥吉林省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装备改造以及产品质量升级，即转进。这意味着吉林省还可以发挥重工业的基础反哺轻工业，与此同时也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他称， 大力发展现代轻工业，不但可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还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力发展 。
付文辉写道：“那些墨守成规地认为东北应该坚持重工业分工而东北沿海应该坚持轻工业分工的思想，事实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
3
再次交战：扬长补短的建议适不适用于东北？
对于付文辉的驳斥，孙建波毫不手软，二次发文开展激烈“口水战”。
孙建波称，扬长补短的建议不能适用于东北：
扬长，是没有疑问的。但如果东北要先补短，然后再扬长；或者同步补短，就危险了。以下三个因素决定了东北不能发展轻纺、家电等产业来补短板。这些产业无论多么弱，都万万补不得。
1、东北不是独立的国家，是中国的一个地区
一个国家产业门类要相对齐全，但东北是一个地区，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要在中国的地区之间，形成高效率的分工。
2、东北塌陷，但并非不如1980年代的东南沿海
东北要崛起，也并非要从东南沿海的1980年代起步。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一穷二白，轻纺、家电、电子，是中国的高端产业。由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因素，在国际上也很有竞争力。但今天的东北，如果再做这些产业，毫无竞争力可言。劳动力成本远远高于越南、非洲等国家，与国内河南、四川等地相比也无优势。这些产业的制造迁移，已经完成了从东南沿海向内地或海外迁移的过程。今日再提，毫无意义。
3、轻纺等产业不能帮助东北完成原始积累
能够换钱的初级产业，一定是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就是本国或本地的成本更低的产业，这样才有钱挣。
试问，东北要是发展轻纺、家电、电子，成本会比目前成熟的那些产业集群更有优势吗？一定能在竞争中胜出吗？如果不能，是亏钱呢？还是挣钱呢？如果靠政府补贴来活命，地方政府发展这些产业又能得到什么呢？
如果东北要靠轻纺、家电、电子等产业来挣钱打基础。花谁的钱来招商引资呢？如果是花中央财政的钱，为何中央财政不直接补贴东北的优势产业呢？如果花自己财政的钱，不要忘了，这是一笔亏本买卖，如何实现原始积累？
孙建波认为，要发展，要发挥长板效应。 一个地区是否有竞争力，只看最强势的产业，根本不用看短板。因为只要长板足够强，不用自己“补短板去生产” 。
他重申，“东北的塌陷，是因为东北经济没有规则。”而这，“也许也是因为资源太多了，没必要和商人讲道理，爱来不来。这也是一种资源诅咒。”
因此，“东北发展，也不是单纯产业规划能解决的，关键还是优秀的企业家不愿意来。”

4
争议四起：其他学者陆续参战
除了孙建波，其他学者也参与了这场火爆的论战。
前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任党委宣传部负责人宋常铁赞同孙建波的说法，“林毅夫团队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常识。”“报告对东北产业规划的指导让人大跌眼镜。”
宋常铁称，林教授团队报告问题的要害是： 对东北地情的陌生，对东北历史的陌生，以及对新时期国内各地产业竞争现状的不清楚 。他称，东北本来轻工业就很发达，是学者们不懂东北经济史。早在民国时期，东北的轻工业就已经很有规模了。
对于林毅夫提出的东北农村人口可以成为潜在的发展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的来源，宋常铁称，国家给东北最核心的产业定位就是农业和环境保障，就让你种地、放牧。国家压给东北农民的粮食种植任务也从不见松绑。所以，“东北搞轻工业姑且不论产业基础，即使在农民工资源上已经不具有优势。”他还表示， 无论从原材料、物流，还是气候，东北得劳动力和技术优势并不突出。
至于东北经济的根本问题，宋常铁也将矛头指向了 体制问题 。他称，长期高度计划色彩的经济体制使东北没有了民营经济的社会氛围和生长空间，“算到2003年，计划经济的影响比长三角至少多了25年，比珠三角至少多了39年。东北经济落后直接因素主要就在于此。”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撰文反对林毅夫所提出的吉林应率先弥补轻工业短板的政策建议，而强调“轻工业行业基本上是一个竞争性的行业，应该是让市场发挥作用”。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田国强与林毅夫二人间就不断发生关于产业政策问题的争论，这次田国强在《对林毅夫教授用新结构经济学给吉林省开出产业政策药方的看法》一文中仍然将重点放在了产业政策问题上。
他表示，“其争论的焦点和实质其实就是一句话：对具体行业（特别不是新兴行业）的发展、走向的决策和具体实施，到底是由学者或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决定，还是由市场来决定？也就是，到底是少数个人（学者、政府机构及其官员）聪明，还是市场和大众聪明？”
田国强称，“林毅夫对吉林的发展提出打造五大具体产业集群的建议，其中最引起争议的一个产业政策具体药方就是，遵循比较优势，轻工业短板要补上。既然是产业政策方面的建议，那应该是在说要由政府来主导。”
田国强从信息、外部性、激励、效率、公平、风险等6个方面分别阐述了自己反对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理由。提出了诸如“到底是学者更了解发展哪个具体产业更可发展，还是市场、大众及其企业家更了解？企业基本都是逐利的，有利才去发展，东北在轻工业行业方面有竞争优势？民企不愿意去做，国企去做会有效率？给予政策的优惠，扶持一个企业，而不扶持另外一个企业，怎么决定？”等问题。
田国强强调，作为学者，更应该是进行理论和原则性方面的指导，并且这种指导要充分考虑国情，而不是具体的建议，“因为我们没有市场、大众、具体政策部门，实际工作者更了解具体情况。”
他最后指出，在林毅夫领衔的《吉林报告》中，基本没有强调改革、体制机制的问题，并认为“外商投资较低的根本原因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他表示：“而我对投资回报率低原因的看法正好相反。如果只谈发展，只谈政策，不谈改革和治理，是很难让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的”。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也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新结构经济学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问题吗？兼就<吉林报告>与林毅夫教授商榷》聚焦争议的学理层面。他认为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
张可云则首先在学理层面分析了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
他认为，根据区域病理分析，区域可分为四类，即发达区域、落后区域、膨胀区域（即患城市病的区域）与萧条区域（即老工业基地）。而比较优势理论只适用于分析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分工与发展问题。
其原因在于，老工业基地与落后区域虽然都是问题区域，但有本质区别：老工业基地曾经高度辉煌过，只不过是由于“路径依赖”等原因衰落了，而落后区域从来就没有步入现代化的轨道，因此二者的发展条件、起点与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完全是不一样的。
他认为，破解老工业基地振兴难题，关键不在于寻找区域内的比较优势和识别区域内的要素禀赋优势，而在于从大范围区域乃至于全国或全球的环境变迁中发现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机会并重新规划自身的发展定位。
他还认为，经济结构存在问题只是老化病的表现之一，而不是东北衰退的症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是负增长、失业问题严重、人口大量外流等都是老的表现。
他提出，就吉林所在的东北地区而言，其关键症结在于技术人员的大量外流。“防止人口特别是技术人员流失比经济结构‘扬长补短’更为关键。保留住技术人才，是扬长避短的前提。”
林毅夫在《吉林报告》中为吉林开出了一副“五大万亿量级产业集群”的药方，其中的现代轻纺产业集群是此前遭到质疑最多的。对于这剂药方，张可云认为，附加值不高、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不高的产业是否有利于优化吉林省的经济结构是令人怀疑的。人口密度低的吉林省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并没有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公司金融研究室研究员张跃文也表示，吉林目前最缺乏的是让关键生产要素有效结合并且发挥效益的土壤和环境， “吉林经济问题源于非经济因素”，请政府加快“自我改革”，为企业和创业者松绑。
付才辉：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团队回应对《吉林报告》的质疑――东北印象莫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

《吉林报告》提出吉林应发展五大产业集群 现代轻纺只是其中之一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下面简称《吉林报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我们很高兴看到大家对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对东北问题初步研究的广泛关注。
但遗憾的是，不少评论还只是基于网络报道的零星观点。例如，孙建波的一篇评论文章《林毅夫要把吉林带到坑里？东北发展该发挥比较优势还是补短板？》中提到：“明明说的是要发挥比较优势。可是，说好的比较优势呢？林毅夫团队怎么没指出来？”并且孙建波也提出吉林省要发挥医药健康、旅游运动、农业食品等比较优势，并以此来批评《吉林报告》没有指出来这些比较优势。
事实上，这些内容正是我们提出吉林省可以叠加大农业、大健康、现代轻纺、现代装备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等五大万亿量级的符合其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的内容之一，而且有更加系统和详细的分析。


报告提出的吉林省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五大产业集群
《吉林报告》的建议是扬长补短而非只发展轻加工业不发展其他产业，由此可知这些评论人士只是道听途说，并未见到《吉林报告》的完整版，居然也把我们的结论作为批评我们的依据，有点不思其解。所以，为了避免这些评论的误导性，有必要澄清。
有鉴于此，我们在此向大家公开《吉林报告》（征求意见稿）完整版的电子版（并附上简要的PPT），供大家讨论。该报告目前还只是初步的草稿，有诸多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请大家予以反馈建议，也欢迎大家展开深入讨论。
另外，孙建波文章也认为吉林由于纬度高不能发展轻加工业，并以北欧为例，其实这是他对北欧的情况不熟。
例如，芬兰的诺基亚是从木材，到造纸，然后帮飞利浦代工生产家电，到生产自主品牌的电视，然后才进入到生产移动通信手机等。瑞典、瑞士等在发展早期也有许多纺织、制鞋、电子等轻工业。
他认为吉林冬天天寒地冻有半年不适合生产轻工产品，显然不是事实，因为这些产品是在工厂里生产而不是在露天的地里生产，辽源能发展袜业集群就是明证。
当然，这只是他看到目前北欧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而没有追溯其产业结构变迁历史。
另外，孙建波的文章也提出“我怎么没有看到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实施经济追赶的时候搞轻纺呢？”――这显然也与历史事实不符，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正是通过大力发展轻纺行业积累资本之后才升级到重工业以及现代科技行业的（可参见《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新结构经济学之路》一书）。事实上，2016年吉林省纺织业规上工业增加值147.36亿元，增长16.1%，已经超过能源产业的122.08亿元，现在已纳入吉林省八大重点工业之一。
作为一省 吉林有没有必要搞轻工业？
当然，除了吉林省大力发展其他几类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之外，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需不需要发展轻纺工业， 孙建波的观点确实也代表了许多人对东北发展根深蒂固的观点：
大家普遍认为一省不同于一国，吉林在重工业上有传统，就不应该去搞轻工业，觉得那个太低端。
正如孙建波在文章中所言：“林毅夫的第一个致命错误，是把吉林和东北当真一个国家，而且是大国经济来诊断了。一个大国，当然要产业机构健全……如果中国每一个地区都要发展这些产业，都来与江苏、浙江、广东竞争这些产业，中国的省区之间，还需要产业分工吗？如果吉林真的去发展轻纺、家电、电子之类的产业，必将永远失去发展的机会。”
与之不同，我们认为不同于一个区县市的情况，拥有超过一亿人口的东北地区，以及目前的经济体量与新西兰旗鼓相当但人均收入水平只与非洲加蓬相当，2016年的人均GDP为54266元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53980元，2016年末有2700万人口、其中16-59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占68.65%、农村人口占比44.03%这样省情的吉林省，是绕不过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阶段的。
目前吉林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比重，浙江是40.27%、天津是28.19%、而吉林省只有区区5.73%。 以重化工为主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非常弱，为了解决就业利用劳动力资源禀赋，目前吉林省就需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当然，我们在报告中提出的是现代轻工，不同于传统简单的轻工业，承接江浙轻纺工业转移的方式也需要在转移过程中发挥吉林省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装备改造以及产品质量升级，即转进。
吉林事实上已经在补轻工业短板，但报告认为，这还不够。
这意味着吉林省还可以发挥重工业的基础反哺轻工业，也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现代轻工业，不但可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推进吉林省农业规模化经营促进现代化大农业发展，而且出口导向型轻工业还可以提升吉林省的出口以及带动物流、销售、金融等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力发展――而这些正是吉林省的短板。
以2015年的数据做比较，经营单位所在地出口总额吉林省排在倒数第五位；只比宁夏、青海、西藏这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高一点点；吉林省只有广东省的0.72%、江苏省的1.36%、浙江省的1.67%、上海市的2.35%、山东省的3.21%、福建省的4.09%、重庆市的8.36%、北京市的8.44%、天津市的9.02%、辽宁省的9.10%、河南省的10.71%、江西省的13.93%、四川省的13.94%、河北省的14.01%、安徽省的14.30%、湖北省的15.79%、广西壮族自治区的16.52%、湖南省的24.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26.37%、云南省的27.77%、陕西省的31.20%、贵州省的46.38%、山西省的54.79%、黑龙江省的57.42%、甘肃省的79.39%、内蒙古自治区的81.66%。



2015年数据，吉林出口全国排倒数第五
――让人惊讶！我们认为吉林省不但需要大力发展轻纺工业――囊括了从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以及家电和消费电子等等庞大的产业谱系，而且需要基于已有的这些轻工业产业集群基础抓住江浙产业转移的宝贵窗口机遇期。
例如，2015年吉林省的人均GDP为51086元，只有浙江省的65.8%，但与2010年的浙江省的51711元相当，说明窗口机遇期大致只有五年，非常短，转瞬即逝。与吉林省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湖北省和重庆市近年来就大力承接沿海消费电子等轻工产业转移的机会，获得快速增长。
2015年吉林省的人均GDP与湖北省和重庆市相当，分别为100.85%和97.64%，但2016年湖北省的GDP增长率为8.1%，重庆市的GDP增长率为10.7%，吉林省只有6.9%，低于湖北省1.2个百分点，低于重庆市3.6个百分点。
整体上看，吉林省的宏观经济结构转型情况不亚于湖北省与重庆市，甚至一定程度上优于重庆（重庆市的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建筑业有较强的依赖性，建筑业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近20年增加了9.62个百分点，而吉林省和湖北省只分别增加了0.52个百分点和1.81个百分点）。
然而， 近20年来与湖北省和重庆市的比较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吉林省工业的内部结构明显存在“断层缺位” ：以家电与消费电子为龙头的轻工业产品产量非常薄弱。
例如，2015年家用电冰箱产量、房间空调器产量、家用洗衣机产量的产量重庆市分别为179.8万台、701.01万台、281.3万台，湖北省分别为286.2万台、1213万台，移动通信手持机产量、微型电子计算机产量重庆市分别为17605.1万台、6180.8万台，湖北省分别为5475.7万台、1121.5万台。以汽车与石化为重点的重化工业三省也旗鼓相当，吉林省重工业目前也不占绝对优势，但轻工业严重落后。
对东北印象 很多人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
另外，事实上，轻工业的充分发展也有利于装备制造业等重工业的快速发展，最近沿海地区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就非常迅速，大有超过轻工业之势。
如果除去汽车行业，吉林省的装备制造业在全国的比重目前只有区区1%左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的产业分工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指令所决定的。中国各个地区的产业分工会随着禀赋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变迁。

吉林四平的智慧农业园
那些墨守成规地认为东北应该坚持重工业分工而东北沿海应该坚持轻工业分工的思想，事实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 当然，区域产业分工作为学术问题及其政策分析值得深入的讨论。我们鼓励大家就东北现阶段需不需要再大力补轻工业短板的问题展开讨论。

吉林滑雪场
最后，我们再次重申《吉林报告》的建议是扬长补短而非只发展轻加工业不发展其他产业。吉林省目前需要根据其资源禀赋结构与产业基础大力发展大农业、大健康、现代轻纺、现代装备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等五大万亿量级的符合其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深挖经济增长潜力。

雅戈尔(珲春)国际服装城项目施工现场，该项目计划总投资10亿元、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投产后，年销售额将达到6亿至10亿元，年上缴税金6000万元以上。
不过，我们依然坚持认为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目前需要把握好极为重要的窗口机遇期恶补轻纺工业的短板，长期来讲才能让产业结构步入良性发展。
正如总书记在2015年3月9日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的：“如果按照原来的跑道跑，跑得越快可能偏离越远。这个问题不解决，老工业基地难以凤凰涅、腾笼换鸟、脱胎换骨、优化升级”。当然，对东北问题的认识及其建议有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观点，任何理论都是盲人摸象。

媒体:林毅夫的《吉林报告》为什么激怒了东北人？
补短or避短？这是一个问题。
林毅夫团队的一份报告，近日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从经济学家到卖菜小贩，都加入了这场浩大的论战中。
这份30多万字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征求意见稿)》(下称《吉林报告》)，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吉林应转变重工业赶超战略思维，在产业发展上既要扬长，也要弥补轻工业的短板。
这一剂“吉林药方”，有些人并不买账。
银河证券原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首先站出来批驳林毅夫观点，他认为，如果东北发展以此为样板，东北经济彻底休矣。随后，其他一些学者也发表了不同看法。
随着事件不断发酵，加入论战的人越来越多。林毅夫团队成员、《吉林报告》主编付才辉坦言，《吉林报告》引发全国关于东北振兴的大讨论，虽始料未及，但也在情理之中。破解东北困局，见仁见智是必然的。

要不要发展轻工业？
在这份“吉林药方”中，争鸣的焦点在于吉林要不要发展现代轻纺这一产业。
林毅夫团队认为，吉林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短板，是以纺织服装、家电与消费电子为龙头的轻工业集群和相应商业网络严重缺失。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要恶补轻纺工业的短板，长期来讲才能让产业结构步入良性发展。
报告同时指出，吉林省要发展的轻工业是现代轻工业，而不同于传统简单的轻工业。此外，吉林省还可以发挥重工业的基础反哺轻工业，与此同时也能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实际上，在林毅夫团队这一主张的背后，既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问题。
资料显示，在民国时期，东北的轻工业就已经很有规模。1919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东北就占到27.2%，靠的除了农产品就是面粉、豆饼和酒精等轻工业品。
解放后，作为共和国长子，东北是承担国家重工业赶超战略的主要区域。2014年，吉林省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是3:7，而黑龙江更甚，为2:8。即便是2003年开始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以来，依然没有彻底扭转这种严重失衡的局面。
然而，发展轻工业的主张一经提出，质疑声接踵而至。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可云认为，轻纺工业中的大部分行业属于附加值不高的夕阳产业，发展此类产业是否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令人怀疑，而且吉林在全国并不具备发展轻纺产业的明显优势。
对《吉林报告》提出质疑的还有孙建波。在孙建波看来，东北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地区。地区经济发展需要明确分工，发展优势产业，而非弱势产业。他认为，东北地区并不具有发展轻纺等产业的廉价劳动力，发展成本会更高，势必依靠政府补贴，反而影响优势产业的发展。
对此，付才辉回应称，《吉林报告》提出要发展轻工业，是根据其劳动力禀赋结构特征决定的。2016年末吉林省有2700万人口，其中16岁至59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占68.65%，农村人口占比44.03%。如此省情的吉林省，是绕不过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阶段的。
付才辉指出，吉林省的轻工业符合其当前潜在比较优势，只要通过改善发展这些符合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软硬基础设施，降低交易费用，就可以“使短板变长”。这其中，也需要有为政府的发力。
在质疑声中，也不乏肯定之音。国家发改委国土所研究员、原所长肖金成认为，讨论一个地区要发展哪些产业、不发展哪些产业，这实际上是误区。任何产业都可以发展，关键是这个地方能不能发展起来、能不能把投资者引过来、能不能把企业引过来。
“在东北发展轻纺业，一方面可以满足东北需要，另一方面也能满足俄罗斯、朝鲜、韩国和日本的需要。”肖金成说
也有专家指出，应当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资源禀赋的条件出发，准确分析当地产业发展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最终再决定“补短”还是“避短”。
破局的关键究竟是啥？
双方在争论究竟是“补短”还是“避短”之余，也指出了破局的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指出，吉林需要进一步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要加快促进工业转型升级。这既要全面提升汽车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又要培育新的支柱产业。
事实上，吉林的产业结构已经在不断优化。数据显示，2016年三大产业结构比由2015年的10.5:45.4:44.1调整为9.5:44.9:45.6，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了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提升了1.5个百分点，形成“三二一”产业新格局。
在孙建波看来，高铁时代为吉林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通过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把吉林乃至东北地区具有优势的农产品、药材、人参产品向外输送，同时将被旅游等资源吸引的人群带进来，将优势产业做强。

《吉林报告》让各界不仅关注到吉林省，还有多年来棘手的东北发展问题。
当前东北老工业基地存在的问题，黄群慧将其归结为三个方面：一，经济结构失衡，“工业一柱擎天”；二，体制机制不顺，思想僵化守旧，创新创业发展环境不足；三，企业家供给不足进而中小企业培育发展不够，人口流失严重。这三方面问题影响了东北地区内在发展动力的形成，严重制约了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
在肖金成看来，上述三个问题中，体制机制问题是东北问题的关键，政府要转型为服务型政府。他认为，东北的问题，根是在投资环境上，而不是在于发展什么产业。
持相似观点的还有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田国强。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形成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
对此，付才辉表示，体制是内生的，但不是解决了体制问题发展就会自发产生，也不是只发展不需要解决体制问题。要破局还得从产业基础出发，可以针对特定产业来改善营商环境，使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迅速发展成竞争优势。
张可云则认为，就东北地区而言，经济结构并不是振兴的关键症结。由于老工业基地产业衰退，技术人员在当地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技术人员的流失导致老工业基地“大出血”。因此，防止技术人员流失、保住人才更为关键。

林毅夫团队回应吉林报告质疑：有些观点不值一提
economy.caijing.com.cn 2017-09-12 14:09
《吉林报告》引发全国大讨论的总结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吉林课题组
（2017年9月10日）
据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9月4日报道：“8月21日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国内智库组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征求意见稿）》（下称《吉林报告》），称吉林应转变重工业赶超战略思维，在产业发展上既要扬长，也要弥补轻工业的短板。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林毅夫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新结构经济学的创始人，再加上吉林等东北老工业基地近些年经济萎靡不振，《吉林报告》一经发布旋即引起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不仅学术界关注，普通民众也有许多围观者。”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发表的评论文章“《吉林报告》之争：共识在旧观念与新思维中碰撞”也指出：“‘吉林报告’，为智库从业人员，提供了国内最高水平决策咨询研究的范本，由之亦可管窥当前决策咨询研究的水平。尽管‘吉林报告’内容翔实、体系清晰，然而，报告公之于众，就在学术界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工信部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喜文博士9月7日在《今日头条》发文调侃：“不讨论《吉林报告》似乎就不是知名经济学家了。”
鉴于《吉林报告》长篇巨幅、影响甚大，课题组觉得十分有必要就过去半个多月来相关媒体涉及《吉林报告》的讨论进行总结，一方面有助于课题组吸纳有益建议完善报告，另一方面向关注《吉林报告》的朋友澄清各种观点与事实。本文总结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课题组提交报告的初衷，报告的分析思路、诊断出的症结及其破解的方法，报告引发大讨论的缘起与后续的相关争论。此文总结之后，课题组不再参与任何媒体性质的争论。
一、 提交《吉林报告》的初衷
作为全国首批25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知成一体”的哲学观，破解东北困局是我们的责任，《吉林报告》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是否能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目标的试金石。
事实上，目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吉林报告》只是我们最近公开的一项研究而已。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系统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问题，始于林毅夫出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时。经国家“十三五”规划起草小组委托，我们提交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指南”的内部研究报告。就地方层面而言，除了吉林省之外，我们也调查研究或正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包括上海市、西藏自治区、广东省中山市、河北省河间市、新疆和田、河南省漯河市等地区，这些地方涵盖东北、华北、长三角、珠三角、西部、中部地区的省、市、县层面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有一种说法是：我国转型升级如果成功便迈入欧美发达国家的行列，否则便会陷入拉美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种看法绝非危言耸听，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除了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研究，林毅夫及其团队也应邀将新结构经济学应用于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为埃塞俄比亚、卢旺达、贝宁、塞内加尔、尼日利亚、乌干达、吉布提、尼泊尔、巴基斯坦、波兰等国家提供政策咨询。
林毅夫领导下的北大新结构经济研究中心倡导“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的认识论，提供政策咨询、参与政策实践，便是为了践行“知成一体”的哲学观，将所学贡献于祖国的伟大复兴以及人类的共同繁荣！

经济增长下滑背后隐藏的产业结构问题。目前，相对全国而言，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上。“新东北现象”爆发后的2014-2016年，经济增速全国分别为7.3%、6.9%、6.7%；辽宁省分别为5.8%、3%、-2.5%，分别低于全国1.5、3.9、9.2个百分点；吉林省分别为6.5%、6.3%、6.9%，分别低于全国0.8、0.6、-0.2个百分点；黑龙江省分别为5.6%、5.7%、6.1%，分别低于全国1.7、1.2、0.6个百分点。除了2016年吉林省比全国高0.2个百分点之外，东北三省在2014年之后经济增速全部低于全国，全部垫底。同期，第二产业经济增长全国分别为7.4%、6.2%、6.1%；辽宁省分别为5.2%、-0.3%、-7.9%，分别低于全国2.2、6.5、14个百分点；吉林省分别为6.6%、5.2%、6.1%，分别低于全国0.8、1、0个百分点；黑龙江省分别为2.8%、1.4%、2.5%，分别低于全国4.6、4.8、3.6个百分点。更进一步，工业增长大幅下滑又主要表现在重工业上。在东北经济下滑非常严峻的2014、2015、2016年，吉林省轻工业分别增长7.8%、6.7%、9.2%；重工业分别增长6.0%、-0.2%、4.9%；重工业的增速比轻工业分别低了1.8、6.9、4.3个百分点。此外，雪上加霜的是重工业比重远超轻工业，导致整体经济下滑严重。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实现增加值远超4000亿，而轻工业实现增加值不足2000亿。归结起来，东北经济下滑，重工业首当其冲，轻重工业结构失衡为罪魁祸首！
轻重工业结构失衡所诱发的就业、出口、民营企业以及营商环境等体制机制问题。除了前面直接表现出来的产业增加值下滑之外，轻重工业的结构扭曲还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就业岗位少，劳动力流失严重；出口严重不足，出口拉动增长的马车失速；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数目稀薄，很多产业还是国企尤其是央企“一柱擎天”在唱“二人转”，体制机制扭曲严重，难以激活民营经济的活力，导致营商环境不良。由于轻工业相对重工业而言，具有偏向人力资源密集、出口导向、进入门槛低、民营主导、商业氛围浓厚等特征，因此轻工业的缺失导致这些并发症在所难免。
为了更好的解决轻重工业结构失衡所诱发的就业、出口、民营企业以及营商环境等体制机制问题，需从以下几点着手。首先，吉林省需要破解“有工业、无就业”的难题（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就这样评论《吉林报告》）。根据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目前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比重，浙江是40.27%、天津是28.19%、而吉林省只有区区5.73%——这正是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主导的制造业结构的恶果。要知道，在前面梳理的吉林省人力资源禀赋结构中，2700万人口中有68.65%的适龄劳动人口、农村人口占比44.03%，乡村劳动者757.95万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533.6万人、分别占全部从业人员1447.17万的52.37%、36.87%。对就业创造能力如此羸弱的吉林省制造业结构，根本无法吸纳如此庞大的劳动力队伍，老百姓也只能被迫背井离乡！2016年吉林省净流出人口20.29万，其中包括大量的科技人才和熟练劳动者。例如，以吉林大学为例，2016届16887名毕业生中，吉林省本地生源占比33.5％，然而留在本地就业的仅为18.9％，14.6%的本地大学生远走他乡。人力资源密集型的轻工业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产业链和价值链从低到高是一个连续的谱系，不但可以为低技能的劳动力创造大量岗位，还可以为高技能劳动力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如辽源袜业园就有很多大学生创业。张可云教授在8月25日的评论文章中感慨：“吉林所在的东北地区而言，经济结构并不是振兴的关键症结。最值得注意的萧条病病症是技术人员的大量外流。这种技术人员的流失导致老工业基地大出血。”这种担忧是对的，但是这个逻辑是错的——人员流失主要源于工作岗位的缺失，后者又源于产业的错位。因此，吉林省需要利用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禀赋资源，大力发展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人力资源密集型现代轻工业解决就业，不但可以补上轻工业产值这个短板，还是破除目前劳动力外流的根本之策。

总之，吉林省补轻工业短板之策可以达到一箭五雕之效：提升轻工业的GDP、扩大就业减少人力资源流失、扩大出口拉动增长、培育民营企业、促进体制机制改革。所以说，发展现代轻工产业集群在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调和优化产业结构并促进体制机制改革的作用，这一点过去一直被忽略。2017年8月最新出台的《吉林省工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7－2020年）》提出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全省轻重工业比重提升到40:60。这个比例目标已经大幅度从当初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轻重工业10:90、20:80的比例扭转过来了。虽然自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启动以来，吉林省轻工业占工业的比重由2003年的最低点19.88%持续上升到2015年的32.32%，但离40%的目标还有7.68个百分点。吉林省的轻纺工业发展空间很大，需要迅速抓住发展机会。
吉林省除了轻工业的缺失及其诱发的就业、出口、民营企业以及营商环境等短板需要补之外，还需要进一步将其优势产业的比较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即扬长。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长板”是由其自然资源、劳动力及其长期沉淀的技术与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禀赋所决定。
首先，受益于东北平原的自然禀赋条件，吉林省在耕地与动植物等生态资源禀赋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造就了其农牧业及其农产品加工业以及以中药为主体的医药行业成为吉林省产业结构中首位的长板产业。大农业和大健康产业是吉林省首选的两个具有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的主导产业，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以及健康中国战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次，受益于吉林省历史遗产积累的重化工业基础形成的技术与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禀赋，造就了其汽车产业、石化能源、冶金建材及其装备制造业成为吉林省产业结构中支柱性的工业长板产业，在中国实现制造业强国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再次，得益于吉林省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较高的人力资本与科技实力，其健康、文旅与创意以及研发产业成为吉林省产业结构中支柱性的服务业长板产业。吉林省在中国开展世界旅游目的地建设以及开展研发创意与双创和弯道超车产业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吉林省的这些长板产业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很多有比较优势的长板产业都没有成长到其应有的体量。例如，2016年吉林省的农业经济增长速度比全国高出0.5个百分点，但体量却只有全国的2.43%，略高于吉林省面积占全国的比重(1.95%)与人口占全国的比重(2%)，其领先优势并不特别突出，如果吉林省的农业在全国的份额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就可以多创造636.71亿元的GDP。又如，吉林省的农产品深加工程度目前只有0.6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与发达地区的水平，如果能够在2025年达到《吉林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总体规划（2016—2025年）》预期的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比3.5的目标，即便吉林省农业以目前的3.8%增速增长，那么其农产品加工业未来十年都将以25%的增速爆炸性增长；如果农业的增速再提高两2个百分点，那么到2025年农产品加工行业的增加值将超过9000亿。
又如，长白山区已查明的药物资源高达千余种，已开发利用的不足百种。吉林省人参产量占全世界的70%，而韩国人参产品出口创汇则是中国的10倍。韩国人参产业覆盖了人参食品、化妆品，品种繁多，其中人参食品就有12大类600多个品种。按照新近出台的《吉林省医药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的目标，到2020年，全省中药材产业实现产值1000亿元，医药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3500亿元。食品与医药产业叠加出的“药食同源”也可以催生出广阔的产业领域。
又如，在旅游方面，2016年泰山区接待游客1490万人次，是长白山的4倍多。按照《吉林省旅游业“十三五”规划》的目标，到2020年全省年旅游总收入达到5000亿元，年均增长18%以上。
再如，得益于国家重工业战略布局，经过漫长而又曲折的资本积累、技术学习与产业沉淀，吉林省在交通运输装备、石化能源装备、冶金建材等方面优势明显，尤其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遥遥领先于全国，动车高铁的装备水平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然而，2016年吉林省装备制造业总产值仅占全国装备制造业总产值的1%，排名第19位，而前五大省份（江苏19.94%、山东13.44%、广东11.62%、浙江7.43%和河南5.95%）约占全国装备制造总产值的58.4%。
（四）应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工具与方法破解吉林发展改革问题的症结
过去振兴东北的战略思路是侧重“加长避短”（提升重工业忽略轻工业），然而在当今世界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如何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扬长补短”是其转型升级的根本。
1、运用“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GIFF）方法迅速提升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短”。
按照前述吉林省的人力资源禀赋特征，在此有必要再强调的是，轻加工业符合其现在的潜在比较优势，但注意，是“潜在”，是可以壮大起来但还没有壮大起来的产业。而不是说轻加工业不符合其比较优势，去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短板产业。所以说，不能够像很多人甚至一些专业学者的评论那样从“扬长避短”这一词语的字面含义去理解，而要像新结构经济学从禀赋结构出发去理解产业的长短，“此短板”非“彼短板”。
因此，只要通过改善发展这些符合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以降低交易费用，就可以使得短板变长。灵活运用GIFF方法的6个步骤可以帮助地方政策制定者识别哪些产业拥有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促进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的发展：
第一步：各地地方政府可以确定一份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这些商品和服务应满足如下条件：在具有与本地区相似的劳动力和资本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地区约100%-300%的高速增长地区中，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已超过20年、即将失掉比较优势的成熟产业。这些产品和服务部类或许能成为符合本地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对于发展中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并利用后发优势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原则。这是因为，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工资率增长迅速，这就有可能导致该地区生产多年的产业开始失去比较优势。因此，该产业就会在具有类似劳动力和资本禀赋结构且工资较低的地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

政府在提升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短板”过程中的因势利导作用。由于建国后重工业赶超战略的抑制，以及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忽视，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地区的轻工业受到很大的抑制，在国家战略层面，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则需要扭转这种忽视比较优势的思潮。在吉林省地方政府层面，则需要重视轻工业的作用，在已有的产业基础上为其克服做大做强的诸多瓶颈限制，不能因为主流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轻工业是竞争性行业，就不需要政府的因势利导（如8月25日田国强对报告的评论）。轻工业要成为吉林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必须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解决基础设施、电力供应、技术培训、融资和上下游供应链的瓶颈以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这里牵涉到许多需要政府协调企业或是政府直接提供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按照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口径，目前江苏纺织业年平均工资为51901元、服装服饰业年平均工资为49296元，而吉林省分别为34826元、29292元，吉林省分别比江苏省低17075元、20004元，低幅分别达33％和41%！运用最近的省际投入产出表数据所做的测算显示，就纺织品而言，吉林省营业盈余占比比浙江省高1.66个百分点，增加值合计占比高于浙江省8.8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目前吉林省的轻纺行业符合现阶段的潜在比较优势，然而这仅仅是潜在的比较优势。例如，同样运用最近的省际投入产出表数据所做的测算显示，就纺织品而言，“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这两项中间品投入占比，吉林省分别高于浙江省1.39和1.96个百分点。由于单个企业是无法自己去有效改善电力与运输这些基础设施的，吉林省的各级政府就需要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大力改善这些软硬基础设施、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这方面吉林省已经有成功的案例，如资源枯竭的吉林辽源正是因为政府发挥了上述作用，在2005年设立了工业园承接浙江诸暨等地的产业转移，而迅速地发展了一个年产值达百亿，雇佣人数超过4万人的袜业产业集群。身处东北的辽宁葫芦岛，当地政府也发挥了同样积极的作用，帮助企业承接福建晋江等地的产业转移，迅速发展了一个年产值过百亿的泳装产业集群。
2、运用五种类型产业因势利导方法扬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长”。
在扬吉林现有产业之长上，可以运用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根据一个地区的产业与全世界和全国的技术前沿距离而划分的五类特性不同的产业，分别针对其瓶颈限制给予因势利导，这五种类型的产业分别为：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弯道超车型产业、战略型产业。
第一种，追赶型产业。对于除了玉米和人参之外的绝大多数农业领域、除了农副食品加工业之外的大多数食品产业集群、大多数轻纺产业集群、除了中药之外的医药产业集群、汽车产业集群、石化产业集群、冶金建材产业集群、除了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装备制造业集群，较之于发达国家以及发达地区，吉林的同类产业在技术和附加价值上还处于较低水平。吉林省各级政府可在资金融通和外汇获取上支持所在地的合适企业到海外和其他地方并购同类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发达国家自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发展乏力，很多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经营不善，低价求售，出现了许多好的并购机会。在没有合适的并购机会时，也可以提供方便支持所在地的企业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直接利用国外的高端人才来推动技术创新。吉林省各级政府也可以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工具筛选我国每年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的高端制造业产品，根据其地区比较优势，创造这些产业所需的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到海外以及发达地区进行招商引资，把那些高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企业吸引到吉林来设厂生产，以满足我国不断扩大的需求，并以吉林省为基地生产供应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市场。
第二种，领先型产业。对于吉林省农业中的玉米，农副食品加工业，中医药产业尤其是人参等品类，轻纺工业中的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在重工业中的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是处于全国领先的产业，吉林省的轨道交通以及不少“隐性冠军”的细分行业甚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产品和技术已经处于国内领先或已接近国内国际最高水平。领先型产业必须依靠自主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才能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吉林省各级政府需要积极支持研发创新，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设立创新中心，和大学研究机构或科研院所合作攻关新产品新技术。领先型产业需要到世界各地建立销售、加工生产、售后服务等网络，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以开发新市场，吉林省各级政府也需要在人才培训、资金、法律服务等方面给予相关企业到海外拓展所必要的支持。

第三种，转进型产业。吉林省2016年，水泥产量3887.50万吨，负增长4.4%；生铁产量847.64万吨，负增长13.1%；粗钢产量832.03万吨，负增长17.8%；钢铁产量961.39万吨，负增长16.2%；铁合金产量27.66万吨，负增长29.4%。2015年平板玻璃产量366.1万重量箱，负增长69.25%。这些产业近些年在我国发展很快，大多数机器设备很新，技术相当先进，生产能力是按满足过去高速增长所需的投资的需要形成的。我国进入到新常态以后，增长速度从过去的年均增长10%左右的高速回落到现在7.0%左右的中高速，这些产业在国内各地也就出现了不少过剩产能。但是，这些产业的产品在发展中国家还严重短缺，吉林省各级政府可以支持这些富余产能产业中的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产能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和我友好、基建投资需求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投资既使这些企业摆脱困境，也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发展，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第四种，弯道超车型产业。此类产业的特征是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的新兴产业。相对于一种新药的研发周期可能历时十年以上、成本投入高达上亿美元而言，信息、通讯产业的软件、手机、电子产品以及一些生产性服务业等，研发周期仅为几个月或一年，属于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资本投入小的“弯道超车型”新兴产业。在这类产业的发展上，我国拥有国内市场巨大、科技人才多、和完备的硬件配套能力，能够把概念迅速变成产品等优势。相对而言，吉林省大学和科研院所多，在人力资本方面有较大的禀赋优势。吉林省，尤其高校集中的长春市，可以针对这类型企业发展的需要，提供孵化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制定优惠的人才和税收政策，支持创新性人才创业，利用国内的优势，推动弯道超车型产业在吉林省的发展。吉林省政府也需要根据不同的细分行业特点，利用长春新区以及激活各地的开发区，依托科研院所与大型企业搭建一批创客空间，扶持一批科技小巨人以及创意产业。
第五种，战略型产业。这类产业包括两种类型，战略型新兴产业和国防安全产业，两者通常资本非常密集，研发周期长，投入巨大，我国尚不具比较优势，但是，前者的发展关系到我国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例如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如果不占领，将来的核心技术都为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将制约我国未来的产业和经济发展，后者的发展关系到我国的国防安全，例如航空、航天、卫星以及军事工业即属于这种类型。战略型产业有一个特性，即它不能完全依靠市场，需要有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发展起来。过去，政府的保护补贴主要是通过对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和直接配置来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素价格的人为扭曲将会被消除，今后应由财政直接拨款来补贴这类企业。在美欧等发达国家，战略型产业不论是民营或国有，也都由政府财政直接拨款来支持。对战略型产业的扶持是国家行为，应该由中央而不是由地方财政来承担。但是，这类型产业落户在哪个地方，会间接地促进那个地方配套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吉林省已有不少肩负国防安全的军工产业，各级政府可以主动与之合作，加强央企本地化融合，推进军民融合，依托这些大型企业与国家战略型产业搭建各种平台嫁接大量本地企业，充分释放其技术实力优势的外溢效应，与本地产业充分融合。此外吉林省各地政府也可以根据国家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政策，结合各地的产业基础有选择性地进入，并支持鼓励配套产业的发展，改善基础设施、子女教育、生活环境等软硬条件，争取国家战略型产业落户当地，以实现战略型产业和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双赢。

此外，吉林省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矿产资源密集型的产业集群值得一提。这类型产业曾经在历史上为吉林省乃至国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如今资源衰退。对于这种情况，这些地区同样需要按照前面的几种类型的产业发展思路，找准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替代产业，创造条件培育新兴产业，要么支持本地企业进入这些新兴产业，要么通过招商引资引进这些新兴产业。吉林省的通化和辽源是矿产资源密集型产业集群衰退之后转型升级成功的典范，吉林其他矿产资源城市，可以未雨绸缪，学习通化和辽源发展非矿产资源型产业集群的经验。
（五）建议以五大产业集群统领结构转型升级深挖经济增长潜力
吉林省需要以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来统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充分挖掘经济增长潜力。依据吉林省的整体情况、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禀赋结构的维度和层次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吉林省现阶段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可以叠加出五大万亿量级，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谱系：大农业、大健康、现代轻纺、现代装备、以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大农业产业集群。农业在吉林省经济中的地位与其他一般省份逐步弱化不同，吉林省的潜在比较优势突出，应该更加强化，需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吉林省深挖经济增长潜力的大农业产业集群，不但涵盖了传统的农林牧渔业、园艺特色农业以及设施农业，还涵盖了农业装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消费性服务业，以及下游的包括食品行业在内的农产品加工业以及以农业产品作为原材料投入的下游相关产业，比如生物质能与秸秆产业，等等。
大健康产业集群。基于生态环境、健康食品、医药产业三大主要优势，吉林省拥有大健康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可以叠加一个覆盖食品健康、药食保健、冰雪运动、医药健康、旅游休闲、文化创意等内容的大健康产业。我们特别建议，吉林省应该结合大健康产业比较优势与长白山名片打造长白山大健康产业走廊，在该走廊上围绕特色产业支撑，规划实施一批长白山大健康产业走廊的主题小镇，比如打造矿泉水小镇、人参小镇、绿色食品小镇、健康装备小镇、医药双创小镇、养生旅游小镇、文创观光小镇、冰雪运动小镇，等等。
现代装备产业集群。基于吉林省装备制造业的潜在比较优势，可以叠加一个以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卫星等移动空间装备为核心，辅之以精密仪器与装备和“专精特新”装备，依托服务于大农业、大健康与现代轻纺产业的先进农机装备、食品生产设备、医药健康与体育运动装备、机器人和智能制造装备的现代装备产业集群。具有类似产业基础的湖南株洲，已经较为成功地打造了“中国动力谷”产业集群，其手法值得吉林省借鉴。
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吉林省可以根据其潜在比较优势叠加一个覆盖石化能源、冶金建材、汽车产业、信息产业与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型产业集群。其融合程度可以囊括从消费电子与智能家电等现代轻纺产业集群中附加值最高的产业板块到新能源汽车及其汽车零部件再到新材料与半导体乃至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以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不但可以为大农业、大健康、现代轻纺、现代装备产业集群提供能源、材料与信息化融合等支撑之外，还可以为传统石化、能源以及冶金建材等下行压力较大的产业提供转型升级方向。
现代轻纺业集群。吉林省围绕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以及家用电器制造业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的消费电子制造业、石化板块的化学纤维制造业与日化等十几类细分行业可以叠加一个庞大的现代轻纺产业集群。由于社会各界对吉林省发展轻纺行业存在不良的刻板印象，认为轻纺行业太低端不应该进一步壮大发展，然而，事实上轻纺行业的产业带非常宽，价值链的转型升级空间巨大，在德国的工业4.0中像阿迪达斯这样的运动鞋和服装产业也是发展的重点。实际上，新近的《吉林省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与《吉林省轻纺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已经在开始大力推进吉林省的轻纺工业转型升级。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阅读吉林省政府的相关政策文件。

（六）《吉林报告》旨在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抓手切实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这五大万亿量级的产业集群为吉林省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描绘了蓝图，然而经济增长潜力究竟能够实现多少，还取决于其落地情况。尽管符合吉林省的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比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更容易落地，市场有自发进入的动力，和过去扶持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相比，政府只需相对少的资源即可因势利导其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但是还是需要吉林省各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积极有为，消除本地企业以及外来投资者进入这些符合潜在比较优势，发展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所需克服的诸多瓶颈限制，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金融资本、营商环境、体制机制的障碍。当然，不同细分产业之间，由于特征类型以及约束条件的不同，所要推进的因势利导措施和改革领域与方式方法也不同，泛泛而谈的改革，或以为只要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新的产业集群就会自发涌现的想法难以切实有效。例如，针对大农业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约束与现代装备就不一样，需要采取的改革措施也不尽相同。对于这种务实的改革路径，不少评论表示理解和支持，例如《财新周刊》第35期社评指出的：“以产业结构调整助推体制变革，是一条值得认真探索的路径”。9月7日《经济日报》的评论文章也指出：“《吉林报告》把重点放在产业方面，体制的改变要为产业发展服务。这是一个正确的思路。”然而，很多不理解这种改革思路的评论者们却曲解《吉林报告》，甚至指责新结构经济学反对改革。有鉴于此，下面再多费一些口舌赘述《报告》的相关内容。
事实上，在吉林省就有不少地方，一方面通过对失去比较优势产业的过渡性保护补贴以维持稳定，一方面因势利导发展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取得经济的蓬勃发展，并为彻底解决失掉比较优势产业的问题创造了条件，这种以局部带动整体的发展改革方式就更容易破茧重生。比如通化市，许多人把当年的通钢事件作为改革的反面例子。通化曾是闻名东北的“钢铁城”。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以通钢为代表的冶金业“一柱擎天”，长期占全市工业总量的三分之一，过度依赖冶金业让通化吃尽苦头，各种矛盾油然而生。90年代中期，通化瞄准当地盛产人参、天麻、贝母、五味子等中药材的优势，大胆探索“以药补钢”的发展新路。通化市政府成立了医药行业办公室、医药产业发展推进组，相继出台了“招商引资”和“小巨人”企业优惠政策。在发展初期，通化医药品种单一、科技含量低，企业盈利能力低，产业拉动作用小。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一方面积极提升本地研发实力，另一方面鼓励企业走出去，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借助域外力量研发创新。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通化先后与“十四校三所一院”签订科技战略合作协议，并组织专家科技“巡诊”，破解企业技术瓶颈。还依托重点企业和园区，吸引科研专家团队创业，并积极克服地域局限，在全国各地建立研发基地。目前，全市医药企业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41个、国家级技术中心3个，先后自主研发了22种国家一、二类新药，为当地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20多年来，通化医药健康产业年均增速超过20%，一个千亿级别的医药城开始在中国赫赫有名。而今，通化冶金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降至1.1%，诸多过去难以下手的改革难题迎刃而解。由于产业投资回报率高以及软硬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通化市已经打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刻板印象，2016年实际引进外省资金930.9亿元，增长12.1%。

这样成功的改革发展例子，还有辽源。辽源曾是被称为因煤而兴、因煤而立、因煤而衰的城市。上个世纪90年代初，辽源的煤炭资源渐近枯竭，曾经令人羡慕的煤矿职工开始大量下岗，就业、就学、就医、住房、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矛盾丛生。“十五”末，下岗职工达14.7万人，市区实际失业率超过20%，低保人口占市区总人口的24.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经济增长十多年徘徊在2%－4%，占城市建成区43%的采煤沉陷区无力治理。其后，辽源以大力发展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接续产业为抓手，推动改革发展。例如，当年为解决煤矿家属就业问题，辽源纺织业曾十分发达，有“东北小上海”之称，但一直不受重视。在2005年转变发展思路，建立“东北袜业园”之后，从“小散杂”到集群共进，从默默无闻到中国棉袜生产规模前列，东北袜业园的10年崛起见证了辽源的转型之路。而今，辽源从“一煤独大”转型成装备制造、农产品深加工两大主导产业，高精铝加工、纺织袜业、医药健康、蛋品加工、新能源特色优势产业，重点接续替代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73.5%，煤炭产业产值占比已不足1%。到2015年，辽源市人均GDP为62090元，是2010的1.9倍，年均增长17.0%。曾经那些棘手的改革难题也在发展中逐步解开。
针对要助推五大产业集群谱系壮大面临的具有共性的重大具体问题，《报告》提出以五大关键推手推进相关领域的具体改革。
第一、以打造五大产业集群的企业培育平台为抓手，推进国企与“放管服”改革。针对前述的各大产业集群中企业数目较少，国企“一柱擎天”在唱“二人转”，很多产业竞争性不足，政企关系不清的问题，吉林省首要的任务便是培育民营企业以提高产业集群的企业密度，提高竞争强度，倒逼国企改革。这方面补轻纺工业的短板是主要的切入点。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轻工业，资金与技术的进入门槛较低，而且市场风险也是相对较小，目前是吉林省民营企业最容易进入的行业。例如，课题组在走访辽源袜业园时，很多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在少量政府资金支持下就可以创业，并获得很大成功。吉林省通过大力补轻工业的短板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而且空间非常大。例如，2015年浙江省纺织业产业集群企业数目是吉林省的165倍，浙江省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产业集群企业数目是吉林省的192倍。中央安排了吉林省与浙江省对口合作，吉林省首要的重点便是学习浙江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这些产业集群的经验。除了行政审批改革放宽市场准入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提供服务，营造全社会创业创新氛围，激发中小微企业发展活力。吉林要加快提升创业孵化基地建设水平，重点打造一批“创新创业”平台，大力培育创业主体，提高创业孵化能力；着力加强中小微企业创业、融资、创新、市场、创业、人才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继续实施中小企业入规升级计划、新兴产业培育行动计划、百强民营企业培育计划，提供条件，消除瓶颈限制，协助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私营企业，小微企业转型升级为规模以上企业。按照《吉林省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目标，到2020年，实现“个转企”1万户，“小升规”2000户。

第二、以打造五大产业集群的招商引资平台为抓手，以园区为突破口推进营商环境改革。针对吉林省外资和省外投资较少的问题，需要围绕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及其产业链大力招商引资。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吉林省只有江苏省的4.50%、上海市的5.33%、广东省的5.47%、浙江省的12.07%、山东省的16.06%。主流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资本的回报率高，资本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但诺奖得主卢卡斯发现，在现实中资本却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对此现象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不仅有权有势的富人从各种价格扭曲和行政干预中寻租获得的财富的缺乏合法性，而且，国内投资的资本回报率会低，资本就会外逃到发达国家或其他地区。反之，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资本的回报率高，富人以企业家从市场竞争中获得的财富有合法性，投资的回报率高，资本不仅不会外逃，而且还会有资本流入。新结构经济学对卢卡斯谜题的这个解释在经验实证上和现实的经济现象一致。因此，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外商投资较低的根本原因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导致的潜在投资回报率低，行政干预、制度扭曲还会更进一步降低实际的投资回报率。这一新结构经济学关于资本流动的理论也适合于吉林省。过去受到国家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赶超战略的影响，除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资本投资支持之外，在本地民间资本投资不足的同时，对外来资本尤其是外资的吸引力也不足。当然，东北目前也由于过去的赶超战略对营商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在存在过去的赶超战略遗留下来的许多缺乏自生能力需要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的企业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或是国防安全而采用渐进改革，政府可以用工业园、经济特区等在总体营商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创造局部良好的有利发展的环境，到了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时再取消各种扭曲。其实，这种务实渐进的改革方式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总体营商环境不佳的状况下经济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其实，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地区不仅仅要补轻工业的课，更要补改革开放的课。

随着吉林省产业结构逐步向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转型，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潜在投资回报率也更高，更加容易吸引外来投资。吉林省也可以进一步采取上述方式，通过加强一批园区建设，迅速改善局部营商环境，吸引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者。对于吉林省的大农业产业集群、大健康产业集群、现代轻纺产业集群、现代装备产业集群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来讲，是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要充分利用潜在投资回报率高的市场激励吸引外来投资，同时也需要各级政府以园区为突破口加强招商引资平台建设，改进招商引资的模式和手段，提高招商引资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事实上，吉林省除了规格比较高的长春新区之外，已经有一批园区基础，可以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例如，列入《吉林省工业“十三五规划”》的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全省有8个，作为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全省有2个。吉林省各个地市也有一批列入《吉林省工业“十三五规划”》省级重点特色产业园区，长春市有6个、吉林市有3个、四平市有6个、辽源市有1个、通化市有3个、白山市有3个、松原市有1个、白城市1个、延边州4个、长白山管委会1个、公主岭市3个、梅河口1个。如果这些具体的改革工作落到实处，依托优势产业吸引外来投资并非难事。事实上，2016年吉林省实际利用外资94.3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0%；其中，外商直接投资22.74亿美元，增长6.9%；外省资金7649.36亿元，增长12.0%。吉林省开始出现打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刻板印象的趋势。此外，吉林省目前需要通过这些园区平台，积极把握由于东部沿海比较优势变化导致的外商投资产业转移的机会，创造条件，主动引导与吉林潜在比较优势一致的外商到吉林省来投资。按照GIFF方法，如果分别转移江苏省、上海市、广东省、北京市、浙江省、山东省、福建省、天津市1%的外商投资便可使得吉林省外商投资分别提高22.20%、18.82%、19.69 %、12.22%、13.08%、12.09%、21.93%、21.29%。
第三、以打造五大产业集群的产业引导基金平台为抓手，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对于支持实体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最优金融结构而言，吉林省有两个偏离：其一是银行业结构偏离最优结构，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不足；其二是资本市场结构偏离最优，有利于分散风险、扩大融资规模的股权市场与风险投资发育滞后。一直以来，直接融资水平偏低是吉林省金融发展的短板。近年来，吉林省资本市场发展成效显著，直接融资总额快速增长。从优质企业培育到产业发展，资本市场已成为助推吉林省实体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直接融资总额分别为567.63亿元、1246.28亿元和3104.09亿元，增速分别为87.05%、119.56%和149.01%，但是占全国的比例却只有区区0.52%、0.66%和1.06%，远不及其GDP在全国的比重（2%），产业发展面临的金融抑制依然比较明显。

针对这些问题，在推动资本市场平台建设方面，吉林省目前已经初步有了改革机制，吉林省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实施意见》、《吉林省支持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培育行动计划（2016-2020年）》等多项改革举措。例如，发挥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明确了企业在A股、新三板、区域股权市场上市挂牌的奖励标准；建立近、中、远期上市（挂牌）后备企业梯队；深入挖掘省内优势产业和特色行业后备资源企业，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资本市场后备资源库，动态调整省级拟上市（挂牌）企业，引导企业选择合适的资本市场发展平台，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和融资成本。与此同时，推动省政府与证券行业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各主要券商的战略合作，搭建了拟发债企业和中介机构的常态化对接平台。同时，大农业和大健康产业集群对保险类金融产品也有较大的需求。按照吉林省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农业保险深度到2025年要达到1%，而目前只有0.6%。农业受到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影响较大，而广大中小型农场和农户的抗风险能力较差，尤其是培育一些新兴的农业产业时，农业保险至关重要。同时，大健康产业本身就是保险密集型行业，不但依赖于保险，而且也可以促进保险的大力发展。2016年吉林省原保险保费收入557.12亿元，比上年增长29.2%。此外，围绕五大产业集群还需要针对其中的中小企业大力发展中小型银行，结合不同行业的融资需求特征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针对性的金融服务，这方面江苏泰州的金融结构改革值得借鉴。
吉林省产业投融资不够活跃，需要引导各类资本进入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及其产业链，激活资本市场，分散产业升级的风险，并通过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等创新形式克服第一个吃螃蟹者的示范风险。吉林省近期可以以此为抓手推进财政金融市场改革。目前，产业引导基金是一种新兴的、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既可以产生激励又可以进行转型升级方向引导的主要市场化运作方式。截至2016年底，国内共成立901只政府引导基金，总规模达23960.6亿元，平均单只基金规模约26.6亿元。吉林省政府在2015年设立了规模为100亿的吉林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尽管体量较小，比起万亿级的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甚至比起西部成都市最近计划设立的千亿级产业投资基金非常逊色，但吉林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表现不凡，有效支持了省内现代农业、服务业、科技成果转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实体产业的发展以及发挥了重要的招商引资作用。然而，对于吉林省这五大万亿量级的产业集群，对应的需求与缺口巨大。例如，在大农业板块，最近吉林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与正邦畜牧基金签约，基金总规模8亿元，省引导基金出资2亿元，基金主要投资于正邦集团实际控制子公司正邦科技在吉林省扶余市建设的养殖场对应项目公司。正邦集团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有助于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对于推动吉林省畜牧业及上下游产业发展、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有重要意义。据吉林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介绍，在研究了项目特点，控制好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创新设计了“银行+引导基金+企业”的结构化基金模式，首次在引导基金参股子基金中引入银行资本，有效扩大了基金的规模，提升了投资效率。又如，在现代装备产业集群方面，最近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与长春智能装备创业投资基金签约，基金总规模2亿元，其中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出资0.5亿元。基金将位于长春新区的长春智能仪器装备产业园作为业务发展的重点区域，并面向全省的智能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开展投资。基金以助力长春新区招商引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目标，将重点支持长春智能仪器装备产业园引进省内外龙头企业，促进优质产业资本、项目、技术和人才向吉林省聚集。要打造五大万亿量级的产业集群体系，吉林省产业投资基金还需要广泛吸引社会资本，整合各级政府产业政策资金，扩大规模，提高效率。比如，吉林省目前包括农机补贴在内的大量农业补贴可以创新改革方式，整合成大农业产业引导投资基金，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第四、以打造五大产业集群的要素聚集与双创平台为抓手，推进要素市场改革。
吉林省目前确实存在很多体制机制上的制约影响了符合潜在比较优势产业集群的要素流动和供给，需要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吉林省在土地、能源、人力以及自然资源等方面相对沿海地区较为充沛，但实事求是地讲存在不少体制机制以及政策问题阻碍了这些要素的自由流动，抬高了企业使用要素的生产成本——比如由于国家玉米临储政策给下游加工与养殖企业带来的高成本，由于窝电给能源密集型的设施农业以及其他企业带来的高成本，由于过于苛求而不灵活的林业政策给体育运动和山地养殖等产业带来的制约，以及由于各种体制乃至社会风气导致的人才外流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就需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地区，政府和国企尤其是央企、甚至中央直辖的事业单位都掌握了不少资源，需要深化改革创新资源供给方式，将其能量释放给本地的中小企业。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可以动用的资源有限，就需要将土地、能源、人力、资本、数据等关键资源禀赋配置给符合潜在比较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方向上的先驱企业和示范区，帮助先驱企业发展成龙头企业，扩大示范效应，带动大量企业进入示范区，形成产业集群，产生规模效应；乃至集结资源打造一批链接性强、形态各异的五大产业集群双创平台，培育支持中小微企业向各个产业细分领域不断延展。这些方面，吉林省各级政府已经在开始布局改革。
第五、以打造五大产业集群的宣传推广跨区域合作平台为抓手，推进深化跨区域合作体制改革。吉林省虽然在这几大产业集群上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但是受制于东北地区区位以及东北亚目前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产业发展的区域开放空间受到很大限制。吉林省在“农业现代化”、“中国制造2025”与“健康中国2030”等产业层面的国家战略上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然而吉林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空间层面的国家战略上则有相对劣势。放眼全球经济格局变迁，吉林省所处的东北亚经济圈业已成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地区。2015年全球GDP总量达74万亿美元，亚洲的重心又在东亚，中国、日本和韩国的GDP之和几乎与美国一样多。然而，由于历史因素造就的隔阂以及朝鲜问题所引发的不安，这种极不利的地缘政治格局让吉林省所处的东北亚最大的经济格局优势难于发挥。例如，吉林省最近才开始逐渐打破吉林沿边近海却出不了海的尴尬局面。因此，从战略上讲，吉林省需要发挥其在产业层面的相对优势链接全球全国克服空间层面的相对劣势。目前，最关键的抓手则是需要将五大产业集群的优势卖点推广宣传得淋漓尽致家喻户晓，加快建设链接长白山大健康产业走廊与京津冀地区的高铁。建立通道性的跨区域产业务实合作平台规避区域区位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深入研究吉林省与全球其他所有经济体的经济结构，找到比较优势互补之处，扩大吉林省对外开放程度。唯有如此，将吉林省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嵌入全球与全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之中，其五大产业集群超过五万亿量级的体量才能迅速从潜力变为现实！最后，释放东北亚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量辐射区的能量，打造背靠中日韩世界最大经济体量的东北亚大湾区，释放“中日韩俄蒙朝”世界最大经济体量板块以及发展层次互补性极强的区域的活力。朝鲜问题一旦解决，吉林通化市、延边州将是世界新一个开放前沿，“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地区才算真正打通。如身处内陆重庆市和郑州市就打造了庞大的平板电脑与智能手机的产业集群，是政府主动作为、克服不利区位条件、培育具有竞争优势产业集群的成功典型，吉林可以学习参考借鉴。

从破解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困局的角度可以管窥，我国在区域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未来需要有大的变革，从过去的属地GDP竞争转向跨区域经济比较优势互补的合作。不论范围的大小，过去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大都基于地理相邻区域，未来则需要更多鼓励具有比较优势互补的地区之间开展市场化新型对口合作模式。这种对口合作可以包括飞地经济、园区共建、GDP和税收共享等改革的创新性方式。年初国务院出台的《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明确辽宁省与江苏省，吉林省与浙江省，黑龙江省与广东省；沈阳市与北京市，大连市与上海市，长春市与天津市，哈尔滨市与深圳市建立对口合作关系。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开展对口合作是一种区别于对口支援（帮扶）和扶贫的新型跨地区合作模式。对口合作在政府引导带动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合理流动，通过市场化运作，促进生产要素和产业有序、科学转移，吸引更多的项目、投资在东北地区落地。不限于国家文件规定的对口合作范围，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地区各个地方与全国各地具有比较优势互补的合作机会非常多。最近我们正在按照报告的结论尝试一些试点，例如正在计划推动河南省漯河市与吉林省中新食品区、通化市的对口合作，希望将漯河市庞大的食品产业集群与吉林省优质的农产品资源以及中医药产业集群进行比较优势互补叠加，推进河南省漯河市与吉林省大健康产业共同发展。然而，即便是这些小小的试点，也都牵扯到大量的各个层级的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永远在路上，而非停留在不切实际的口号里。
三、《吉林报告》引发的主要评论及其回复
1、热议的缘起：关于现代轻纺的争论是“带节奏”式的“子弹飞”
《吉林报告》目前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东北振兴的大讨论，让我们确实始料未及，不过也在预料之中。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一些人对各国发展经验毫无所知，居然没有看到报告就第一时间言辞激烈地抨击。例如，孙建波只是在网上看到我们建议吉林应该发展纺织服装、消费电子、食品加工、医药健康等等轻工业以补短，就首先发难认为我们的建议会把吉林带到坑里，他所用的理由是吉林和北欧一样纬度高，半年天寒地冻，因此他认为吉林和北欧一样不能发展轻工业，并且说他怎么没有看到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在经济追赶的时候搞轻工业，那么，吉林为何要补轻工业的短板？抨击“林毅夫团队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常识”。我们在回复他的评论中指出芬兰的诺基亚最早从事的是木材和造纸，后来转型为替荷兰的菲利普代工生产家电，转而生产自主品牌的电视，最后才发展电信设备和手机，瑞典、瑞士在早期的工业化时期也发展纺织、成衣、制鞋等轻工业，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因为半年天寒地冻没有发展轻工业，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更是在二战后先发展劳动密集的轻加工出口产业，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资本才逐步升级到现在的资本密集先进产业。更奇葩的是他主张吉林应该发展旅游健康产业，并以此作为课题组缺乏常识的证据，但是，这些产业也都包含在课题组提出的报告之中。他居然没有看报告就指责“明明说的是要发挥比较优势。可是，说好的比较优势呢？林毅夫团队怎么没指出来？”

鉴于此，课题组做了简短澄清并公布了报告征求意见稿。在这种状况下，他在第二篇评论中又以吉林不是一个国家，如果吉林需补轻工业的短板，那么，西藏是不是也要补轻工业的短板作为反驳的依据。可是，西藏人口才300万，生活在祖国四分之一的国土上，并没有发展劳动密集轻工业产业集群的比较优势，和有2700万人口、有发展轻工产业基础的吉林怎么可以类比？！他以这些枉顾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常识的理由一而再激烈抨击，如果不是为了批评名人以吸引眼球，就只能说是无知者无畏。孙建波作为毕业于南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要评论《吉林报告》至少也应该先看看报告，或至少要核实一下他所要引用作为评论依据的经验事实，这才是一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所当为吧？！
事实上，《吉林报告》中交待得清清楚楚，目前吉林省以纺织业、电子信息、医药产业、食品产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已经占据八大重点工业的半壁江山。根据2016年最新的数据，纺织业规上工业增加值147.36亿元，增长16.1%，代表性的产业集群包括吉林辽源袜业产业集群（棉袜产量近30亿双），吉林延边服装业集群（服装产量近2亿件）等等；电子信息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138.97亿，增长8％；医药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572.15亿元，增长11.8%；食品行业规上工业增加值1021.49亿，增长7.7％。这些轻纺产业的增加值已经超过能源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的122.08亿元，而食品工业在吉林也已经成为仅次于汽车行业的第二大产业。在东北经济下降非常严峻的2014、2015、2016年，吉林省轻工业分别增长7.8%、6.7%、9.2%；重工业分别增长6.0%、-0.2%、4.9%；轻工业的增速比重工业依次高出1.8、6.9、4.3个百分点。长期趋势来看，吉林省轻工业占工业的比重由2003年的最低点19.88%持续上升到2015年的32.32%，提升了近13个百分点。可以说，正是得益于轻工业短板的快速提升，吉林省才在东三省严峻的经济形势下经济增长势头表现相对最好。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些事实面前，首先，不能说吉林省由于自然原因不能搞轻工业；其次，不能说“吉林省在进一步发展原来有优势的产业之外还应该发展轻工业以补短”就首先发难认为林毅夫要把吉林带到坑里。这样歪曲事实批评名人以博人眼球的做法，从如何破解东北困局这么严肃而重要的问题而言只能说令人失望，在社会上却得到许多掌声并经网络广为流传让人哭笑不得！
吉林卫视（JLTV）《有理讲理》栏目30日发表的文章归纳道：“时下，‘带节奏’这个词很火。‘带节奏’的人，无论是出于故意为之的主观因素也好，还是受制于认知水平局限的客观因素也罢，总归是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有些人最多只是对相应文字内容草草瞭上几眼，更有甚者只是看到相关文章标题，便急着跳出来发表评论了，因此他们‘飞’得可能比子弹还要快一些。关于这场争论，印象中最早跳出来‘带节奏’的是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笔者按：指孙建波8月22日发表的评论文章）。它揪住《报告》让吉林发展轻纺工业这一观点一顿‘猛打’......很快，更多的人加入了论战。有人认为，这份报告脱离吉林省情实际，让吉林发展轻工业是不妥的；有人认为，吉林应该以现代化农业、装备制造业及资本密集度高的科技产业为出口，进行相应产业升级；更有人认为，林毅夫是来‘忽悠’吉林人的，是要把吉林往火坑里推......当晚，类似文章在一些论坛、微博及微信朋友圈中持续发酵，相关评论也纷纷涌现。”
正如8月29日盘和林博士在《中国财经》上撰文批评这些极端观点所认为的：“发展轻工业是‘把吉林推进火坑’，林的药方‘完全不可理喻’。这言过其实。实际上，林毅夫的‘药方’中还有‘现代装备产业集群，以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这些“主药方”，这些都是基于吉林现有主导产业升级的战略性举措。如果只看到‘轻纺’二字，显然是犯了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式的错误。”当然，像吉林省体量这么大的省级区域，“只顾其一，不及其二”就会犯这种错误。

还有一类‘带节奏’的人，非常奇葩，本来不值得一提，比如宋常铁，他居然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批评《吉林报告》的幌子开专栏。建设性的讨论，需要针对所要讨论内容的逻辑是否自洽，以及其逻辑推论是否符合经验事实，他写的系列文章均没有触及这两方面。
因此，很多媒体以及评论被误导之后便认为《吉林报告》的重点是吉林省要补轻工业短板，从上面的事实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这只是“带节奏”式的“子弹飞”，既非报告的真正焦点，也非吉林不适合发展轻工业的事实。课题组成员原本是为了以事实澄清孙建波评论的谬误，没想到居然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下也被绑架了，被误解为《吉林报告》的核心就是吉林是否要发展轻纺产业的问题。关心东北发展，展现了许多社会公众与媒体的家国情怀，但是倘若不理性思考，则会形成错误的思潮。
也有很多评论值得深入思考并分析背后的根本原因。（一）轻工业是否太低端？事实上，现代轻工业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产业间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传统纺织业到附加值比较高的消费电子就有很长的地带，产业内从低廉的组装代工到高端的品牌设计也是很长的价值链条。（二）东北历史上轻纺行业曾经为何发达，为何衰落，而今为何又日渐复兴？9月4日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办公室原主任张国宝先生在演讲中发问：“黑龙江也好，东北也好，过去也不是没有轻纺、家电工业。例如哈尔滨亚麻厂是苏联援建的156项之一，海伦糖厂是中国最大的甜菜糖厂，佳木斯造纸厂是亚洲最大的造纸厂，但现在都垮了，为什么?营口在改革开放之初领风气之先，当时友谊牌洗衣机是第一大品牌，还有沈努西冰箱，现在与南方的家电厂相比，早已名落孙山了。为什么?是东北这块土地不适合轻纺、家电工业发展吗?”（三）为何目前吉林省以纺织业、电子信息、医药产业、食品产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已经占据八大重点工业的半壁江山，增长势头远超重化工业呢？这些重要的问题，见仁见智。张国宝先生认为：“产业的兴衰、发展是靠企业家精神，靠市场氛围，靠自然秉赋来选择的，这方面东北和南方比有差距。”我们则认为，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地区的轻工业的缓慢兴起，是市场自发的选择结果，其中道没落的根源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厚此薄彼的结果。如果当年不是采取错误的赶超战略，而是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式，给予轻工产业转型升级必要的因势利导，东北轻工业的发展轨迹不会是“兴盛—抑制—兴起”这样一波三折，而会是像改革开放至今沿海地区经历的“兴起—鼎盛—消退”这种正常的产业生命周期。
我们则认为，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地区的轻工业的缓慢兴起，是市场自发的选择结果，其中道没落的根源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厚此薄彼的结果。如果当年不是采取错误的赶超战略，而是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式，给予轻工产业转型升级必要的因势利导，东北轻工业的发展轨迹不会是“兴盛—抑制—兴起”这样一波三折，而会是像改革开放至今沿海地区经历的“兴起—鼎盛—消退”这种正常的产业生命周期。

2.热议的深化：新结构经济学VS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为什么《吉林报告》引起大讨论又在预料之中呢？正如8月30日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与国际合作计划办公室副主任赵刚博士在讨论《吉林报告》时讲到的：“长期以来，大家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式，就是东北适合发展重工业和资源型产业，而不适合发展轻纺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等。这次你们的报告，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所以有些人就不以为然。”《第一财经日报》与《21世纪经济报道》9月1日的报道也称，在东北经济发展局势严峻以及国家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之际，《吉林报告》颠覆性地触及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思维与理念，与过去国家振兴东北战略与改革思路有所不同，引发大讨论在所难免。
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的确，那些参与这场争鸣的人，甚至发动这场争鸣的人，就讨论的问题看，给我的印象是真的没有认真看过‘吉林报告’全文，选择与自身既有观念相冲突的内容，进行质疑。换言之，真正引发此次学术争鸣的诱因，并非‘吉林报告’，而是学术界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一次大辩论，‘吉林报告’不过是一个导火索而已。新结构经济学是‘吉林报告’引发争议的关键点。在此意义上，对研究报告政策建议的否定仅仅是表象，更深层次是对隐藏在这一政策建议背后的理论的否定。争鸣的实质是经济学理论范式上两种不同观点的一次大碰撞，因为新结构经济学依然与正统的西方经济学相距甚远，存在理论根源上的冲突与紧张。”
9月7日《经济日报》的评论文章认为：“如果说产业政策之争还只是新结构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争夺理论的正确性，那么《吉林报告》则意味着新结构经济学试图在实践上证明产业政策的正确性。对于国内被新古典经济学‘洗脑’的众多经济学家而言，这完全是无法容忍的。于是激愤而责之，群起而攻之，自然难免。因而《吉林报告》所引发的争议也要甚于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在这些经济学家眼中，《吉林报告》开出的药方是错误的，发展五大产业集群是不可行的，东北经济破局必须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指导，从‘体制’上找原因，并且变革‘体制’。最极端，也最为荒谬的观点是，‘东北只有华山一条道，就是老老实实地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把土地等生产要素分给老百姓，最好把包括学校、医院在内的事业单位也私有化，并且大幅减公务员、减税，彻底放松管制。’ ……这种‘一私就灵、一放就成’的观点不止陈旧，而且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当年俄罗斯和拉美国家的全面私有化带来了什么？经济下滑，民生艰辛。当年意气风发‘芝加哥男孩’不过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熊孩子。”

基于这种新古典经济学理念攻讦《吉林报告》的，正是以田国强等为代表的一批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们一提起“产业政策”就一概否定，甚至故意将其歪曲为“政府主导”并扣上“计划经济”的帽子。他们明知道，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主张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帮助进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家解决自身解决不了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完善，反对需要政府扭曲市场、提供保护补贴来扶持违反比较优势的目标产业的做法。遗憾的是，一些学界人士依然将“有为政府”曲解为“乱为政府”，甚至污蔑新结构经济学是主张计划经济！一些评论者对此也存在误解，新结构经济学采取的是不同于休克疗法的改革方式，而不是不改革。《财新周刊》第35期社评也指出：“批评者认为，《吉林报告》零星提及‘商业环境’‘市场竞争’，可惜淹没在鸿篇巨制之中。其实，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无为而治’。以产业结构调整助推体制变革，是一条值得认真探索的路径，二者并非截然对立。”事实上，《吉林报告》正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梳理体制改革的有效措施，并聚焦五大产业集群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并非只是零星提及。
3.《吉林报告》之争：共识在旧观念与新思维中碰撞
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发表的评论文章总结到：“知识界关于理论的争鸣，在讲究人情、面子的中国，非常罕见。纵观改革开放数十年来，这种知识分子间的大鸣大放大争论，无论是在经济学，还是在社会学、政治学中，都屈指可数。大家都在圈子里给彼此面子，混自己日子。其实，这一点是非常不利于真问题的凝练，真知识的形成。当知识分子都有面子的时候，知识却丢掉了里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此次关于‘吉林报告’的争鸣，是知识分子的不幸，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大幸…...理论上的争鸣，可以不受时空限制，慢慢悠悠地进行，然而，实践却是时不我待，需要只争朝夕。对于陷入增长与发展困境的吉林，甚至东北来说，更是如此。故，我们需要暂时悬置理论上的分歧，回归到吉林甚至东北现实问题上来……如果仔细研读报告的话，可以发现，争鸣双方的分歧，要远远少于共识。无论是谁，都认识到了吉林，乃至东北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同样强调市场的重要性，如，‘吉林报告’同样主张，要‘遵循比较优势’。我们知道，‘比较优势’，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理念。如，‘吉林报告’主张，针对央企‘一柱擎天’在唱‘二人转’，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外资和省外投资；要引导各类资本进入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及其产业链；要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要素供给，破局体制机制上的制约；……纵观之，其实异议者提出的很多主张，在‘吉林报告’里面已经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只要摒弃偏见，坚持理性，争鸣还是有大量的交集，双方存在范围广阔的‘最大公约数’。”
如果抛去那些基于个人理念而非现实世界的极端观点，这个“最大公约数”的共识便是：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只手同时硬，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地区也不例外。

4.《吉林报告》不完美
9月7日《经济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这样评价报告：“《吉林报告》充分体现出了经济学的‘经世济民’之用。不像新古典经济学者，除了用乏味的术语堆砌无用而苍白的怨言，对于经济发展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也没有足以利用的工具来分析问题。林毅夫的团队至少用‘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和’五类产业因势利导’方法，找出了吉林要发展的产业。而那些批评者呢？除了吵架和旧调重提，似乎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政策建议。《吉林报告》本身并不完美，对东北资源禀赋的分析未必都对，给出的产业发展建议也未必都正确。但不要忘记，《吉林报告》本身就是征求意见稿，需要修改完善。对这份报告，可以提修改意见，但不必苛责。至少，《吉林报告》的分析思路、工具方法、政策建议值得肯定的地方颇多，要远比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神学’积极得多、实用得多、高明得多。”
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发表的评论文章也给予了批评：“文本的语言表达，是有问题的。作为堂堂北京大学、国字号智库，包括语言冗长、拖沓、累赘，甚至不客气地说，连基本的语法要求都没有达到。能用短句，就不要用长句，是行文，甚至决策咨询的基本常识，因为长句不仅增加阅读难度，而且容易引起歧义。”另外，张可云教授在评论文章中指出了报告的诸多笔误，很多热心的读者也发来信息指出报告的笔误和改进建议。
对这些有益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衷心表示感谢，并将在定稿中吸纳，以进一步完善《吉林报告》。同时，本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以及“唯成乃真知”的哲学观，课题组也将在提交报告以后，时时跟踪吉林的结构转型升级，一方面给吉林省及各地政府适时提出新的建议，一方面从实践中来完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
前些天，郭德纲在其自媒体上很应景地隔空发表了一段调侃，我们也不妨将其作为结语调侃一下：“一个徒弟和一位评书观众就有关表演的问题争吵起来。他气哼哼地让我评理。我告诉他，第一，去给人家道歉，要尊重观众。第二，要自责，专业人士和外行掰扯专业问题，这是最大的外行行为。比如，我面对一个研究宇宙飞船的专家。我说飞船的发射需要用火柴点报纸，然后放劈柴再放煤球。这个时候，哪怕对方看我一眼都算他输了……”

焦点问题一：东北有能力接盘新兴产业吗？
孙建波认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开出的药方是：遵循比较优势，轻工业短板必须补上。承接津浙粤产业转移 发展五大产业群。甚至具体提出：吉林省应创造条件，大力承接这些省市的轻纺行业进行产业转移。
为此，林毅夫团队为吉林设计了三个初步方案，包括“吉林省轻纺工业提振计划”工程、“长春-天津电子信息产业联合转型升级计划”工程、“吉林-广东家电与电子信息产业智能化升级计划”工程。
孙建波认为，林毅夫所指的这些产业，都是浙江、江苏、广东的优势产业，即便出现产业转移，也是向中部地区，如重庆、四川、河南等地转移较多。试问，东北承接这些产业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是人工更廉价？产业工人更熟练？气候更适合？还是物流更便捷？
孙建波指出，在东北地区，对很多产业来说，光是一年那么多时间段冰天雪地不能开工生产，成本就不知道要比东南沿海地区高多少。广东、江苏、浙江一带已经形成了非常完善的集群生态，从而使得产业内的运行效率非常之高。从这些产业的劳动密集型部分的产业转移来看，东北不具备承接这些劳动密集型制造的基本条件，没有厂商会选择东北来为其配套。从国家产业转移来看，东北拿什么和越南、马来西亚、中南美等地竞争这些产业的转移？
对此，付才辉回应，冰天雪地的自然条件，并不能阻碍东北发展轻工业。
芬兰的诺基亚是从木材，到造纸，然后帮飞利浦代工生产家电，到生产自主品牌的电视，然后才进入到生产移动通信手机等。瑞典、瑞士等在发展早期也有许多纺织、制鞋、电子等轻工业。孙建波认为吉林冬天天寒地冻有半年不适合生产轻工产品，显然不是事实，因为这些产品是在工厂里生产而不是在露天的地里生产，辽源能发展袜业集群就是明证。
孙建波的文章提出“我怎么没有看到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实施经济追赶的时候搞轻纺呢？”——显然也与历史事实不符，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正是通过大力发展轻纺行业积累资本之后才升级到重工业以及现代科技行业的。事实上，吉林省2016年纺织业规上工业增加值147.36亿元，增长16.1%，已经超过能源产业的122.08亿元，现在已纳入吉林省八大重点工业之一。

焦点问题三：东北到底该发展哪些产业？
雅戈尔(珲春)国际服装城项目施工现场，该项目计划总投资10亿元、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投产后，年销售额将达到6亿至10亿元，年上缴税金6000万元以上。
孙建波认为，高铁时代，充分发掘东北的自然旅游资源、健康疗养资源，把东北打造为中国夏季消暑和冬季滑雪的圣地，发展旅游、养老、康复产业。东北应打造东北农产品品牌，让东北的优质农产品以高端品牌的应有姿态走向全国市场。在主粮、非主粮、绿色养殖、山珍等土特产领域，构建东北食品品牌集群。整合东北生物医药和地道药材产业，大力发展东北的生物医药产业和中药产业，形成地道药材和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尤其吉林省，要依托全球人参主产地的优势，构建与韩国竞争的人参药材、人参食品、人参保健品、人参化妆品产业集群。在全民抵制韩国的重大窗口期，培养壮大吉林省人参产业，在国际范围内全面竞争韩国人参制品。
孙建波还认为，东北应以大连为基础，面向东北亚，构筑银行、保险和资产管理等为核心的区域金融中心。以大连软件产业为基础，在国际范围内与印度竞争，构建软件产业集群。以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为契机，发展精密仪器、精密机械产业。
付才辉则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的产业分工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指令所决定的。中国各个地区的产业分工会随着禀赋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变迁。那些墨守成规地认为东北应该坚持重工业分工而东北沿海应该坚持轻工业分工的思想，事实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吉林省不但需要大力发展轻纺工业——囊括了从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以及家电和消费电子等等庞大的产业谱系，而且需要基于已有的这些轻工业产业集群基础抓住江浙产业转移的宝贵窗口机遇期。
文章综合自：经济学家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以下对话根据“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微信群（群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王勇）讨论内容整理。对外发布已经征得所有相关群友同意。对话时间：2017年8月27日。
发言人（按发言顺序排名）：
郭强 (中央D校 教授)
车嘉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教授）
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赵刚（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与国际合作计划办公室副主任）
付才辉（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研究员）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 副教授）
王迎春（上海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杨新英（北京菁英祥资产管理公司总裁）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张中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院长 卓越教授）
张国华（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院院长）
刘学文（香港科技大学金融系 副教授）
沈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
刘晓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系主任 教授）
张小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 副教授）
路乾（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助理教授）
徐建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副教授）
李系（香港科技大学会计系 教授）
何国俊（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环境学部、经济学系助理教授）

对话内容
郭强：
说一句闲话：学者做企业咨询的，最不靠谱的就是告诉企业应该生产什么产品；学者做政府咨询的，最不靠谱的就是告诉政府应该发展什么产业。学者如果觉得自己有复杂体系的诊断能力，那就掰开了揉碎了告诉付钱请你的人，他们的病症在哪儿。学者如果觉得自己掌握了规律，那就授之以渔，把你发现的规律掰开了揉碎了告诉付钱请你的人，让他们自己学会一种方法。
车嘉华：
吉林可以分出三个特区，一个给老林，一个给老田，一个给老张。看谁有本事用自己的理念推动当地的发展，看哪个特区搞得更好。
聂辉华：
@车嘉华 想法有创意！但东北人民干吗？不过我确实认为东北必须搞特区，否则无法摆脱现有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
车嘉华：
@聂辉华 为啥不呢？ 相信三家都可造福，或许殊途同归。
郭强：
五年为期，肯定林老师干的最好，林老师是政治家。
赵刚：
@付才辉 @王勇 我多次去东北调研，整体来讲，产业发展的思路不清晰，或者说方向有误。长期以来，无论国家还是其他地区的人，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就是东北适合发展重工业和资源型产业，而不适合发展轻纺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等。这次你们的报告，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所以有些人就不以为然。如果按照这些人的理解，贵州就根本不可能发展大数据产业，更不可能成功。如果说，现在下结论，贵州大数据产业已经成功，还为时尚早的话，但由于强而有为的政府规划引导得当，政策配套齐全，形成了大数据产业发展的热土。这个案例充分说明，吉林发展轻纺业、电子信息产业等，也是没问题的。关键看政府的有力有为和政策设计。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新结构经济学在欠发达国家或者区域，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付才辉：
@赵刚 我也浏览了一下目前各方对《吉林报告》争议的焦点，我觉得主要是集中在“发展的结构论”与“改革的体制论”上，确实如您所言，有些人对东北问题有着根深蒂固的赶超思维和体制厌恶情结，他们不以为然我能理解：如果是从发展的结构论出发的，争论的焦点是东北要不要再补轻工业短板，我没有半点犹豫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是从改革的体制论出发，争论的焦点是我们没有以体制改革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因此遭到反对，事实也如此，我们报告确实不是从体制论出发，因为我认为体制不是第一位的，是内生的，不论是计划经济时代东北的体制还是现阶段东北的体制都是内生于其经济基础的，要破局还得从产业基础出发，要改革我坚持渐进式改革，前面举通化的例子意在说明此事。我在报告中开门见山地特地引用吉林大学赵儒默教授的一篇文章，与我的观点一致：东北经济困境在经济基础上缘于“产业缺位”，在上层建筑方面是 “体制固化”的束缚所致， “产业缺位”不仅直接造成东北经济的脆弱，而且也是 “体制固化”形成的根本原因。

王勇：
@赵刚 吉林在轻纺工业上是否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确不是一个显然的主张。值得更加深入的分析。
王迎春：
@赵刚 现在像贵州这样的做法战略出发点是抓产业变革机遇，而不仅仅是抓产业转移机遇。
赵刚：
@王迎春 是的。目前应该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结合起来。同时，产业的梯度转移和新的增长点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区域产业发展更有竞争力！
付才辉：
赞同这个观点，我们在研究吉林报告时，特地把林老师对五类产业划分的“退出型产业”修改为“转进型产业”，说的就是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结合起来。
赵刚：
@付才辉 其实，轻纺产业是一个统称，细分起来，包括很多内容。但有些人一提到轻纺，就误认为低端落后。看看美国最近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明白，传统的纺织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美国国防部建立了纺织纤维创新中心，号称是一次革命！
付才辉：
@赵刚 @王迎春 对啊，为了规避这种刻板印象，我们在报告中的提法是“现代轻工”。按照林老师五类产业分类方法判断，中国许多轻工业目前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是领先型产业。吉林省发展这些领先型轻工业并不会落后，反而会夯实其制造业实力。例如，目前吉林省在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三个轻工业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均高于浙江、江苏、广东、上海、重庆等省市。吉林省农副食品加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均高于浙江、江苏、广东、上海、重庆等省市，是江苏省的125.4%，足见其领先地位。我们在报告中提出的是现代轻工，不同于传统简单的轻工业，承接江浙轻纺工业转移的方式也需要在转移过程中发挥吉林省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装备改造以及产品质量升级。这意味着吉林省还可以发挥重工业的基础反哺轻工业，与此同时也促进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吉林省目前的装备制造业（不含汽车）只有全国的区区1%，而为什么最近沿海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迅猛？！这是因为在轻工业充分发酵之后，本身需要转型升级，尤其是生产设备和产品质量的升级，因此催生了对装备制造业的需求，包括工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总之，不切实际的赶超思维害死人，这种发展思潮盛行于战后，在发展经济学上称之为第一波“结构主义”发展思潮，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也都深受其害。作为第三波发展思潮，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应该从各个地区现在有什么（即其要素禀赋）出发，在此基础上能做好什么（即其比较优势），并规划把现在能做好的做大做强，以创造剩余，积累资本和条件，进行产业升级，实现逐步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地区的目标。
杨新英：
林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对中国前三十多年改开经验的总结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否能继续成功解释特别是预测因为改革扭曲变异而产生的新问题？令人严重存疑。如果你们只是拎着林老师原产的锤子去吉林，看到问题难免都是钉子，又怎么能发展林老师的理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