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夏商周断代、中古史分期及浅谈其应用、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七个666
公元295年一公元960年。洛阳武库大火开启五胡乱华，至北宋建国。前后相距666年。
公元961年一公元1626年。北宋建国，赵宋(殷)代柴周。至耶稣会士策划制造王恭厂大爆炸，开启华夏卷入全球化时代。前后相距也是666年。
这么巧？历史上这类巧合，恐怕实在太多了。也许不过是数字游戏而已，不值一提。
那么，之前呢？
战国始于公元前476年，周正式亡于公元前256年。与洛阳武库大火，一个相距700多年，一个相差500多年。中间又是哪一年距洛阳武库大火正好666呢？有预感，不是商鞅变法还能是什么？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即位，商鞅变法一公元295年洛阳武库大火。
居然又是一个666年。
关于公元前362年，有必要多写点。
这一年，卫声公去世，其子卫速即位为卫成侯。燕桓公去世，其子即位为燕文公。秦献公去世，其子即位为秦孝公。
同年，还有一件历来不太引人注意的事。
魏惠王最先开始称王。
战国一般认为开始于前476年，以三家分晋、田齐代姜齐为标态。但那时韩、赵、魏、齐中原四国，还都向周王请封诸候。
中原魏国率先称王，也正式意味着周王的一王天下共主时代结束。
魏惠王同年迁都，改称梁惠王。孟子跑去明开嘴炮，暗含捧场站台投机。
同年韩昭侯还用申不害为相，也开始变法。
殷商后裔无论是诸子百家这些明线团队，还是鬼谷子等暗线团队，显然都选择了这一年，都大肆活动。
第三个666，还是有标志性大事件！甚至更多，让人不知该选哪一个作为真正决定性分期事件。
好了，那就再往前推看看。在魏惠称王商鞅变法的666年前，不会正好是武王伐纣周革殷命或周公东征分封诸候吧？
公元前1028年，有什么事发生?一一公元前362年。魏惠称王，商鞅变法。
哈？公元前1028年，恰好是一些人认定的周灭殷商之年。(《全球通史》一书即以此年断商周，但有争论。)
第四个666，竟然依旧成立。
继续。
有趣了，齐得龙齐东强齐得龙东强。
难道我大邑商不是存活了约六百年，而是精准到666年？或者是商汤这位尧舜禹汤最后一位汤帝，岀生年代就是公元前1694年？
公元前1694，商汤诞生或商汤放桀灭夏。一一公元前1028，武王伐纣或封建诸侯。
且把它当作第五个又是666。
再往前呢？
公元前2360年帝尧诞生，或帝尧即位。一一公元前1694年大邑商成汤诞生，或商汤放桀灭夏。
这就算第六个还是666。
再来一个。
公元前3026年，黄帝诞生或黄帝即位。一一公元前2360年，帝尧诞生或即位。三皇五帝时代。
这算是第七个666。
第七个？这么巧？六、七？少阴少阳之数。
难道华夏文明的周期，以666年为基本周期，以殷商体系为基本底盘?难怪孔夫子能这么牛，难怪赵宋半享大邑商地位、岁月。
这就算是厘清了上古及夏商周历史分期？
夏禹帝夏启王，居然都被这种分期给隐藏淹没了。
六或6这个数字在华夏文化概念体系中，代表的是少阴，是坤，是凤凰。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凤鸣岐山周兴姬昌。
我华夏难道竟不是龙子龙孙么？
也许公元前1694之前，是以少阳、太阳之数，以777年乃至999年为分期。
公元前2471年(或前2693年)一公元前1694年。尧舜禹夏时代，或前商汤时代。
公元前3248年(或前3692年)一公元前2471年(或前2693年)。三皇五帝时代，或前帝尧时代。
张子曰：噫，666，斯数大哉！奇哉！
后记：
从《洪范禹碑》解读开始，到揭开孔子儒家殷商背后隐藏的真相解读，旁及佛教耶教东传华夏某些历史事件真相解读，最后回到华夏文明史分期，大体完成了一个闭环。
这算是文化文明史研究领域最大一盘棋了。它不是一个点、线、面，而是一个全新的体系。
洪范禹碑解读后，世间学术有底盘。
读书不识张新泉，人称大师也枉然。
附：
简单应用及浅谈意义：
一、如何阅读《孟子见梁惠王》
《孟子见粱惠王》，算是儒家《四书》《孟子》里的关键章节。战国第一嘴炮在这篇文章和同期其它篇章里火力全开。
望之不似人君，内圣外王，王道霸道，天时地利人和，民贵君轻，土地制度，理想国模型……肚子里的存货全都岀来了。
然而，回到公元前362年这个大背景，一切都可以一目了然。
梁惠王称王，正式结束周王一王天下华夏共主时代，魏武卒横行天下，打得秦国望风而逃。秦孝公一上台就毅然决然重用商鞅，坚决变法图强求存。
这一年，整个周王天下世界好象都乱了套。卫、燕、秦，三家换了当家人。秦、韩两家魏近邻，都吓得学李悝吴起跟风变法图强。变法风潮已成席卷之势。
孟子这时候"当时周天子尚在，何事纷纷说魏齐"，跑到魏国开嘴炮。他可不是为了周王，他实际上是既为梁惠王称王叫好捧场站台试图投机下注，又暗藏"二次革命“贩卖私货。满口王道仁政爱民，背后全是政治算计。
把周王与溥仪未代清帝类比，把粱惠王与袁大头划作一类，就不难理解二千年后的孙文孙大炮为何那样推崇孟子了。两人完全是玩的同一个套路。
孟子既要梁惠王扳倒周王天下旧格局(当时只有梁惠王有这实力，还公然率先称王)，又明确宣布粱惠王“望之不似人君"。与孙文与袁大头妥协携手逼清帝退位，又随时准备批斗袁大头"窃国大盗”号召诛“一夫民贼"发动二次革命，异曲同工。
公元前362年，不仅有魏惠王这已经无人关注丢在角落的历史"失败者"率先称王，为王前驱破局开道。还有历代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历史成功者偶像级事件，《大秦帝国》《大秦赋》们因其而源源打开销路来，商鞅变法。
那么，商鞅又算是哪号人物的二千年前真身？是跑路到云南的蔡锷么？
商鞅变法，换个角度，放到另一个历史观察体系里去再观察新观察，又会是怎么一回事？
总而言之，七个666小矮人们葫芦娃们出来之后，历史上的白雪公主们，都得重新阅读。
二、从儒商官商士绅重读，浅谈意义
笔者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观察体系、范式，很多人大概以为只是吹牛、玩笑，付诸一笑。
然而，并不是。
最简单而言，儒商、官商、士绅，这些词汇都可以从这个新观察体系、范式切入，给予新观察新解读。
过去总认为地主与儒生是一家，耕读诗书一体。然而，儒根本就不是诗书耕读。相反，儒本来就是商，儒商儒商，儒就是商，商就是儒。为什么古代商人商家最重读书？因为商才是儒，儒本是商。
士农工商，士不是天生与农工联系在一起的，士商才是天然在一起的。在皇权不下县的地方基层，就是士绅一体。在官僚体系内，就是官商结合。
这才是观察解读中古时代中国社会结构、本质、变迁历史的真正切入点、正确方式。
而从这个观察角度岀发，重读重写儒学儒家思想史、整个古代哲学思想史、商周以来全部中古史，就都是必然地了。也会有全新的系统性新认知新结论，获得新的完整体系式的成果。

商周

此文之后，天下或失声久之

为何是子贡在孔墓前结庐三年？为纣王翻案这种大动作为何借子贡口说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等等盖棺定论，为何都要子贡来背书？
因为子贡才是“圣保罗"。

儒有个特征是变色龙，商有个特征叫阶级软弱性。

敷浅原考
敷浅原一词最早见于《禹贡》，历来有几种看法。
其一是秦陕晋，或关中内某地，或山西霍山周围。
又一是大别尾闾，即潜山原、主簿原，古南岳衡山天柱山周围濒江之平原。
再一是庐山。这个意见，现在又主要以庐山周围鄱阳湖周边平原为主流。
大别尾闾之说汉魏晋偶见，隋唐之后则多采庐山之说。
考之《禹贡》，敷浅原三字，又离不开九江二字。历来主要以大别尾闾、庐山而分别论证，无非也是因九江二字。取庐山说者，重在《禹贡》文中"过九江"之"过"字耳。
然"九江"二字，《禹贡》中却非止一处提及，至少有二处。之前还有一句“……九江，锡大龟……"。这一句的来历因由，恐怕要勾连起《吴越春秋》或《越绝书》中关于大禹治水行程经历。也就是牵连到龟、洛书、洪范禹碑、金册玉牒、古南岳衡山天柱山……这些相关因素。
换言之，《禹贡》毕竟是据大禹治水事功之行程经历，而随之特意标岀各地地理名词由来始终、相互关系。脱离、不考虑大禹治水行程，恐怕不行。
而考虑大禹行程，则"过九江，至于敷浅原。"这一句，与前一句"岷山之阳，至于衡山"，再前两句"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恐怕都是归结于禹帝在天柱山的一次大活动。是用"荊山、大别、衡山、敷浅原"这几个名词来限定金册玉牒、洪范禹碑、古南岳祭天地这桩大事。
《禹贡》中这一段话，行止皆在江北之地，方向皆自西向东。故“过"字，并非自北向南过大江，始终不及江南之地。
后人或有见文中"衡山"之名，而以为禹帝行止已有涉足江南之地，则谬矣。
隋唐之前，衡山即江北之天柱山。
而山西秦陕霍山之谓，概因古之霍山亦曾有以天柱山名之者。考《禹贡》之文句上下因承，显然非是秦陕之地后来之霍山。而此谬之由来，亦恰可反证此段文字禹帝行止之落脚点，始终皆在天柱山。
敷浅原既与禹帝治水行程走向相关，系此一节治水行程终点所在，又处处着落于天柱山，则其地何所指，明矣。
所以，"至于敷浅原“，还是应以大别尾闾、天柱山麓、濒江高地平原这些地名为正解。毕竟，祭告天地这件事与庐山没什么关系。
隋唐之前的古人书中偶而提及的说法，应该才是《禹贡》中“敷浅原"三字的正解。
隋唐之后，诗词中的敷浅原多指庐山，则为另外一码事。
另：
倘敷浅原三字为敷潜原之误，则后世当无此番纠葛。
《禹贡》中潜水(或潜山)亦有提及，此三字究竟是否后人抄录时所误，或尚待先秦古本之岀世再作证明。

为工农而起，为工农而谋，是谓真革命
为士商而起，为士商而谋，不过改姓换家而己。汤武之革命尚且如此，后世之革命，等而下之矣。唯汉继陈吴啬夫，光武继绿林赤眉，朱明亦稍为农夫，差强人意。

士商一体，以元末论，当时士人多厚张士诚而薄朱洪武，可见一斑矣。盖张氏以盐贩起，而朱洪武以农夫为重。

汉高朱洪武皆鄙儒士而强拉上船，强扭之瓜耳。
黄巢，商耶？儒耶？
唯赵宋最得儒士之欢心，无他，商贾耳，重商耳。

杂谈"儒本是商，商才是儒"
1，赵宋一朝最得儒士心，无它，重商耳。儒商如鱼得水。
元末，士人厚张士诚而薄朱洪武。亦无他，张以贩盐起家，朱以农夫起义。朱洪武重儒士而多以武力强绑强拉，张士诚重商而士多自归之。
朱明建政之后，多有儒士以大元遗民自傲。亦无它，蒙元虽蛮夷而重商，朱明虽复汉官威仪而重农抑商。
近现代士人多爱柿油，柿油者，商人之最爱者也。
2，夫子《论语》中厚子贡而薄樊迟。筑庐守孔子墓三年者，子贡也。为纣王作翻案文字者，亦子贡也。盖棺而论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者，依然子贡也。
《论语》中孔子于众人中下考语，唯樊迟以农艺事问而定"小人哉"。何为小人儒？夫子早有定论。
孔子问志，最后来一句“吾与点也"。那么，曾点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呢？他说的那种日常生活状态，古今中外，哪种人能活成那样？什么人是那个样子呢？
两种人，一为祭司教士之流(包括诸位象牙塔中人)，一为附庸风雅财务自由之商人。
3，《三国》与《水浒》。都算是儒生之大作，名著焉。
三国拥刘反曹。曹重农，而刘起于贩席，桃园三兄弟都是小商贩。第一次出山就是找大商人投资，后主舅家更是汉末两大巨富豪商之一糜氏。
水浒号称农民起义，却不见几个农夫。头领大都是大小市民大小商贩商户。替天行道，为谁辛苦为谁忙？
儒生作者眼中，有农夫么？
4，汉高承陈胜吴广之余绪，明祖以农夫为根基。两人皆鄙儒而用之，儒生亦鄙两人而投之。强扭之瓜两相厌弃而无奈相合。汉明皆至中后期，儒生方得畅快。无它，商事兴而农益微耳。
历代流民起事，唯黄巢流窜败亡之中亦时有士人随之。黄巢者，农夫耶？半似士人又半似商贩，独不是农夫。观其所为，待农夫如驱牛马，与历代其它起事之人颇多异趣。
书生造反十年不成，大多非为工农谋，亦皆非真革命。大多投合于士商之所求，只求改家换姓耳。汤武革命且如此，后世更等而下之。唯汉高明祖依重于农，差强人意。光武承绿林赤眉，再差强一筹。
五千年来，真革命者，唯百年前耳。
5，商六百余年，宋三百余年，明嘉靖后百数十年。
周八百年，汉四百余年，唐?二三百年，明正德前百数十年。
五胡五代隋元清民国，胡夷虏洋或主之或杂之。
历代更替治乱之原由，气数之所决定者，兼并乎？士商与工农之天壤何以愈离愈远？损下益上因何终究至于否极不交而后颠倒泰来？
从"儒本是商，商才是儒"论断切入观察，以此论展开分析，似可别开新面，或得一新天地。
至少由此论可知，数千年来每数百年改姓易朝，绝非原地打圈圈。另有它线交相杂乱错织，多线共存之中，孰主孰从？虽百代皆秉秦制，而代代有差别区分甚明晰矣。

对于明亡清兴的研究，历来研究者大多着眼于失败方大明朝的制度得失、政策缺陷乃至主政者各方势力的各种个人错误、缺陷、责任。几乎到了用放大镜显微镜努力寻找越找越多的地步，陷入一种成王败寇的观察思维窠臼。失败者承担一切过错、责任，研究者观察者一旦思维陷定在这窠臼中，就难免失去了客观中立，有失偏颇。
对于其中的很多客观因素，"死因素"，人们往往忽略了其意义价值作用影响。对于胜利者获利方历史书写者的观察，也往往多有不足。
因为研究者对于失败方大明朝的各种问题，以前已有够多乃至过多、不无夸大的检讨，这里就不再赘述。本文仅从以前研究者较少注意的客观因素、外来可能因素切入分析，以补不足，聊备一说以资参考。

从"儒本是商，商才是儒"切入观察"明治维新""洋务运动"
一、长期以来一些人脑子里的成王败寇式思维定式并非偶然，因为胜利者才是历史书写者。
西方文明是近四百年的胜利者，所以一切都是中国古人的错。
史大林坦然而谓胜利者不受指责。
子贡就只能弱弱地说：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君子耻居下流(不能做失败者)，因为会众恶归之。
发覆历史，说白了，就是找胜利者历史书写者们的漏洞，被他们隐藏在背后的真相。他们才要隐藏，他们才能隐藏。如此而己。
孔子生前是个失败者，隐藏的还很浅，一旦揭开便一目了然。但他死后，儒学儒家却越来越成功。同样，儒家越到后来，也就隐藏了越来越多。
孔子时的儒家儒学，本质就是"儒本是商，商才是儒"。但在周鲁姬姓一王天下统治下，只能打起"吾从周""复礼""述而不作"等旗号。
宋代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赵普一生，帮赵大以宋代周，帮赵二完成兄终弟及(殷商继承规则，宋代开国就搞这个，后来还有几次。周礼所反对)，结束五胡乱华以来武人乱世。赵普除了搞这些"类革命"，又是如何半部《论语》治天下呢？无它，“本朝祖制不抑兼并"，重商而致太平兴国。
到了明代中后期，东南商业大兴，历史教科书上号称资本主义萌芽。当时东南儒学以王阳明心学为宗，与朱元璋钦定朱子理学从朝堂到学术界，争斗不休。本质无非还是重商与重本抑末之争。
二、不脱离胜利者历史书写者西方文明划定的成王败寇思维窠臼，很难真正发掘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成败根由。
按西方文明历史胜利者划定的思维窠臼，很多人以为明治维新成功秘诀在于西化乃至是全盘西化。
然而，其一，明治维新其实引入西方的术很多，引入西方本质的东西、"道"，很少。西化，完全西化要到战后麦克阿瑟当太上皇，才算大体是个半调子西化。
其二，中国从未提倡西化向来反对全盘西化，但四十年七十年，中国就大体走完乃至压倒胜过西方。又怎么解释？
或者以为是其它技术物质生产力层面差异乃至某些偶然原因，就更是难以令人信服。
其实，日本明治维新说穿了，不过是明末心学(在日本，又混杂了日本自己特色)为体，西学为用罢了。
明治维新的那些人祖师爷都是明末亡国遗民带去的心学。
以明末心学为本，在明末、清初就有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等等一大堆堪称思想解放革命先驱的异端。
不考虑势易时易技术生产力物质层面变迁，明治维新在本质上，不过是明末东南心学在日本的翻版。
明末局势如能维持更久(哪怕南明偏安)，东南地区也会逐渐向明治维新方向发展。
明治维新，不过是把明末中国没有走完就被强行中断的道路，隔了二百多年，由日本添加了若干日本特色变异之后，走岀来了而己。
从根本而言，日本明治维新以明末亡遗流传日本的心学为体(经过日本"水户学"等根据日本特点有若干变异)，它那套东西(其核心、`道'，来自明末心学。新儒学？乃至新商学？)本质上就是重商求实开放。
当然也就与满清的中学为体，本质上仍是重农务虚守旧封闭，根本有别。
日本明治维新那些人仇清，视满清儒学为奴学、死学。但并不排斥王阳明心学，奉之为圭臬，乃至反而以为自己是正宗嫡传。
孙中山等人倡导王阳明，一度以反清复明为旗帜拉扰民间江湖社团。皆非偶然。

敷浅原

《竹书纪年》这本书，看来很有点名堂。
前1027、前1028年之说，所据即是《竹书纪年》及天文星相及考古碳检测资料。
《全球通史》取此年代，也是因为它符合这三方面要求。
较之于前1070、前1046，也显然更合理。
尤其是《洪范禹碑》解读后，易书传《春秋》都面临重读情况下，与《春秋》颇多异趣的《竹书纪年》，可信度、价值都看涨。

《全球通史》取前1028年商周断代之说，有三大依据：
《竹书纪年》史料记载可明确推断；碳14测定范围上下限，此年最近中值；天文星相日月食记录推定的三个年代，它恰在其中。
三个最可能年份中，它甚至是唯一一个先有史料可确定，后有旁证可证明。
而非另两个，先选定范围，再据资料(可靠性存疑)一点点推断。
此外，笔者《洪范禹碑》解读后，《易》《书》《春秋》《三传》需重读，可靠性大打折扣，反不及《竹书纪年》可靠。此亦为一弱效力旁证。此666年怪异周期虽暂不知其所以然，但亦可作一更弱效力之旁证。

广州(03)、北川(08)、武汉(20)→吴忠?(34？)→?(62?)
5.12 14：28 8.3级

666

前362一295，656年？

1，鸦片战争以来，西洋船坚炮利"文明先进"打破了华夏文明几千年的骄傲自大。五胡乱华之后，汉人"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狂妄"，也一扫而光。但是，这两次沉重打击，也让当时一些人养成了凡事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毛病越找越多的良好谦虚习惯。直至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除了仰望"强者"跪下臣服，他们看不到一点岀路。这个好习惯，现在有些人仍然保持着。
这并非是总把失败原因推给失败者之外的其它人、别人。
失败者能推掉自己的责任、缺陷、错误吗？很难。
千万年来，总把原因推给别人，那恰恰是强者的权利，如当今的美帝。把失败者的原因全都推给失败者自己，他们什么都是错的，这确实很容易。这也是胜利者获利者历史书写者们的惯例，成王败寇而已。
总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失败者自己也是更常见更容易的，因为那是弱者的无奈选项。
五胡乱华之后，胡骑纵横中原胡教遍布中国几百年数千年，胜利者早就把华夏汉族失败原因死死钉入华夏自身灵魂。以至于历史上，一些善于寻找自身毛病，越找越多几近自虐的聪明人，如状元秦桧，见胡骑即跪。智慧生命的本能，让他们自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华夏文明天然就该自信。然而，面对山沟里钻岀的落后野蛮凶兽，他们自动放弃了智慧，甚至把智慧用在批判自身而不是野兽们身上。
汉魏西晋时代，佛教徒是一批拥有"世界"眼光、有着智慧文化自信骄傲、有着宗教徒特有的狂热的开拓者。这一特征与十七世纪耶稣会士如岀一辙。
而西晋的中国人、明末中国人，与十六世纪的印第安人、印加帝国人相似，他们对这些外来者一无所知、知之不多不深。
明末中国曾有最好的率先进入近代文明机会，但这个"机会"掌握在耶稣会士们手中。他们阴掉了中国人的机会，还把原因留给中国人自己。
隆庆时已经开边开海，大方向已经基本正确。嘉靖以来历次抗倭防虏，已让明朝高度重视火器军工生产、战场应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军事人材已为明军积累了丰富的火器作战经验。
大一统王朝只要方向正确，发展跃进速度远非碎片化西欧可比。现代中国重新一统后，四十年七十年就走完西方三百年历程。
中国不是没有机会，但这机会大概率是被一群有"世界"“全球"眼光的殖民者开拓先锋阴掉了。
当人们还在继续寻找自身原因毛病时，胜利者获利方的眼光格局冒险精神(这些也恰是许多人惯常赞扬敬佩仰望的)让他们一眼就看到了击溃打垮中国的要害死穴。精确定位精准打击，一击毙命。小成本获取巨额回报。这是他们共同的手段方式。皮萨罗绑架斩首印加皇帝，佛图澄火烧武库，耶稣会士炸掉王恭厂，如岀一辙。
就是这么简单直捷有效。
把自己代入西晋时佛图澄、明末天启六年时耶稣会士，当时他们面对太康盛世、朱明整体形势逐步企稳，如何破局入场？这才是有"世界胸怀全球眼光“的开拓者胜利方当时的所想所为。
所谓用全球眼光、世界格局睁眼看世界、放开胸怀，不仅是要学一点西方"先进文明”，用它来比较观察研究自己自身的种种落后封闭，找差距不足。还要代入当时拥有全球眼光的开拓者，想想、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干的。
否则就永远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跟在别人后面"象我者死"而已。甚至还常被"老师"亲自岀手教训或借刀杀人打伤打残打死、不许学。不可能真正做到"学我者生"更不可能青岀于蓝。
2，宋代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赵普一生，帮赵大以宋代周，帮赵二完成兄终弟及(殷商继承规则，宋代开国就搞这个，后来还有几次。周礼所反对)，结束五胡乱华以来武人乱世。赵普除了搞这些"类革命"，又是如何半部《论语》治天下呢？无它，“本朝祖制不抑兼并"，重商而致太平兴国。
到了明代中后期，东南商业大兴，历史教科书上号称资本主义萌芽。当时东南儒学以王阳明心学为宗，与朱元璋钦定朱子理学从朝堂到学术界，争斗不休。本质无非还是重商与重本抑末之争。
以明末心学为本，在明末、清初就有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等等一大堆堪称思想解放革命先驱的异端。
不考虑势易时易技术生产力物质层面变迁，明治维新在本质上，不过是明末东南心学在日本的翻版。
明末局势如能维持更久(哪怕南明偏安)，东南地区也会逐渐向明治维新方向发展。
明治维新，不过是把明末中国没有走完就被强行中断的道路，隔了二百多年，由日本添加了若干日本特色变异之后，走岀来了而己。
从根本而言，日本明治维新以明末亡遗流传日本的心学为体(经过日本"水户学"等根据日本特点有若干变异)，它那套东西(其核心、`道'，来自明末心学。新儒学？乃至新商学？)本质上就是重商求实开放。
当然也就与满清的中学为体，本质上仍是重农务虚守旧封闭，根本有别。
日本明治维新那些人仇清，视满清儒学为奴学、死学。但并不排斥王阳明心学，奉之为圭臬，乃至反而以为自己是正宗嫡传。
3，汉代生产力与科技水准都较低，四大发明里最重要的两个，还没岀现。晋代又遭洛阳武库大火，丧失了对五胡压制对抗能力，中国长期在战乱动荡中挣扎。此后六百多年里各种势力走马灯换场，破坏多而建设少，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准长期停滞徘徊，至宋代才稍有缓慢恢复。
这一时期谈进入近代化，其充分条件未免太不充分。
宋代时，四大发明都已有了。生产力条件与科技水准，也具备进入近代资本时代最低要求。制度融合创新后，其包容力容纳力也具有为发展跃进提供基本政治环境条件，商业发展条件、环境更是完全适合。
可惜，这一时期的边夷四凶辽夏金元，一个比一个狠。终究野蛮屡坏文明直至彻底摧毁。
中晚明内阁制度逐渐成熟，尤其是隆庆开边开海之后，发展跃进环境条件，甚至比明治维新、晚清洋务变法时期更充分。奈何王恭厂一炸，十万人八旗便能摧毁一个亿计人口帝国。再经来回折腾缓慢恢复后，已失去最佳时机，逐渐远逊西方。
汉晋宋明，每到重商宜兴之时，不是内乱外患严重到难以抗御不能平复，就是偶然性天灾意外事件突如其来而后果又难以承受。
国家太大，也有大一统的难处、缺陷。文明成熟度相对更高，也有其弊端。
中西两种模式，数千年来道途不同而终将同归于命运共同体。到现在，也很难说谁更好。比较过去历史进程，虽似已可盖棺，但其实仍难作定论。
毕竟，五千年文明未曾断绝只此一家，又复兴在即重归中心有望。谁笑最后，孰能前定？
近代文明进程即所谓资本主义，其关键无非是重商名正言顺，求实，开放。由此科技猛进工业革命随之而来。
中国宋代尤其是中晚明，其实均已有较充足条件可开启。
考儒学之本源，儒本是商商才是儒。至满清何以变异成"奇技淫巧不足恃“封闭务虚排外守旧，太半因由，在于满清特殊政治架构(以数十万满人治四万万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