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王莽祖籍何在
鲜虞郭峰
1楼
关于王莽祖籍，《汉书?王莽传》并未载明，而是班固在《元后传》中引用王莽的《自本》说：莽为黄帝—舜帝之后，周武王封舜后沩满于陈，为胡公。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移居齐，姓田氏。十一世田和取代了姜齐，子为侯、孙称王。传到齐王田建时被秦灭。项羽封建孙田安作“济北王”。到汉代，田安失国，但仍被当地人称“王家”。其后索性改姓了王。文景时，安孙王遂居东平陵，生子王贺。贺字翁儒，为武帝的绣衣御史，负责缉捕魏郡盗贼。由于他不象其他御史那样逼供、株连而纵活万余人。被视作不称职，遭罢免后移居“魏郡元城委粟里”。贺在那里生下王莽的爷爷王禁，禁又在那里生下元后王政君等四女八男。
而《王莽传》仅说“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仅凭此说就认定王莽祖籍大名、封地新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一是《汉书?地理志》说：魏郡为高帝刘邦时设置。辖地包括豫北、鲁西到冀南十八个县。但到王莽时被废作“魏城”，归属了冀州。东汉是否恢复了旧制不详，谨案《后汉书?章帝本纪》记载，恰在班固撰《汉书》期间的公元86年章帝刘旦有过一次“北巡”。出发之前的“元和三年春二月壬寅日”，就向常山等地的地方官发出通知“---今将礼常山，遂徂北土，历魏郡、经平原，升践堤防，询访耆老---”。似乎说的“魏郡”是在常山之北而非指冀东南。且范晔所记的这趟北巡实际行程--“戊辰，进幸中山。祠北岳、出长城；揆酉，还幸元氏。祠光武、显宗于县舍正堂；明日，又词显宗于姓生堂。皆奏乐；三月丙子，诏高邑令祠光武于即位坛，复元氏七年徭役；己卯，进幸赵；庚辰，祠房山于灵寿；辛卯，车驾还宫。”—也就是说：发出通知的“第十五日”到达定州；“第二十日”返到元氏；“第二十三日”在高邑；“第二十七日”进赵—不过此“赵”非邯郸，而是战国时的“赵地”藁城。范晔未说刘旦在赵干啥，参详《资治通鉴》等史料：刘旦是为了笼络其隔山叔伯—即乃父刘庄的异母兄弟—前废太子刘强、沛王刘辅及其娘舅家族—藁城诸郭，而在今石家庄飞机场一带用太牢祭祀了“郭主墓”—即刘秀的开国皇后郭圣通的父母合葬墓。并赐御宴诏请诸郭，还“赐粟万斛、钱五十万”；“第二十八日”在穿新乐达灵寿词过房山后开始南归，历十二天于“第四十日”达洛阳。只是，不知是南朝范晔的笔误还是刘旦随行秘书、拟或《后汉书》抄传、翻刻者笔误，把刘旦“祠房山”的“己辰日”弄成了“庚辰”。可庚辰日已是刘旦回到洛阳的“辛卯日”第二天了。至于刘旦是在往程的“十五天”、还是在返程的“十二天”中绕行了大名，范晔没说，足见刘旦此行还是集中在冀西一带的。那么，是否王莽在废冀东南、鲁西北的魏郡为“魏城”后，又在常山、中山之间的新乐、平山一带重置了魏郡呢？一是王莽本就患有“复古癖”；二是，整个战国时代，此域一直是被司马迁的《史记》记做“魏地”的。如：《赵世家》敬候六年“伐魏，取棘浦”是说的-381年赵从魏人手上夺占了赵县南平棘；《魏世家》景缗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阳、衍”是说的-240年和-238年秦分别拿下了魏国的平山三汲，黄壁庄水库一带和石家庄长安区的东垣故城。足说明着自-448年魏桓子伙同赵襄子、韩康子消灭知伯荀瑶分得赵县、石家庄市区到平山一带又于-406年征服并殖民了中山以后，魏人就一直视冀西为自家地盘儿。包括中山由新乐迁都灵寿也属于子国在母国体内搬家。尽管后来赵武灵王灭中山“起灵寿，代道大通”，可从《秦本纪》庄襄王“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37城。”是说的-247年，蒙骜攻克了魏国的新乐曲都和平山三汲；又夺占了赵国的榆次等37座城邑来看，秦人也是认同新乐、平山是魏地的。所以王莽否定西汉设置，按战国归属重新命名兹域也是不无可能的。
二是尽管《汉书》成书与王莽离世时距不远，但书中仍有不少与史实相悖之说。比如《元后传》篇尾所赘的“红阳侯立就国南阳，与诸刘结恩，立少子丹为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为将军---”其王丹是哪年当的太守？当时的哪位“诸刘”有立太守之权？再说，既然是南阳的诸刘所立，当为南阳太守。咋成中山太守了呢？这些都是疑点。在《王莽传》中，记载着一位“大司空士王丹”，因地黄二年—即公元21年举报“巨鹿男子马适求等谋举燕赵兵以诛莽”而致此兵变流产。保护王莽有功，被封“辅国侯”。此王丹是否彼王丹，不得而知。只是由此上溯20年，皆由王莽主宰朝政，期间若有哪位与王立相厚的“诸刘”绕开王莽去任命太守似乎不大可能。而这位当比王莽晚生多年的小堂弟儿早在王莽之前就任职太守，并一直当到向刘秀投诚就更不可能了。当然，我们不能苛责班固。浩瀚巨著《汉书》倾老班20年心血，至其公元92年死于狱中也未脱稿，还是靠其妹子“曹大家”—班昭等人为其补撰、统稿才完工。至今又历1900余年，期间难免又经过了不少人的抄传、翻刻、解读和润色，添加赘入一些私货也在情理之中。还有前边提到的王莽被封新都侯后，“国于南阳新野之都乡”。查《汉书?地理志》，南阳郡中虽有新野，但并无“都乡”。而所谓的“都乡侯国”是被班固记载在“常山郡”中、并曾被王莽名之作“分乡”的。可当今的《辞海》又把“都乡”一词解释为“古区划名，东汉封有都乡侯”并引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集古录：宋宗悫母夫人墓志》：‘涅阳都乡安众里人。又云：窆于秣陵县都乡石泉里。都乡之制，前史不载’按：都乡盖今之坊厢也。”予以诠释。《日知录》和《集古录》一是明末清初的大考据家顾炎武撰、一为曾独撰《新五代史》的北宋大史学家欧阳修所撰。俩大师均搬出南朝刘宋政权的豫州刺史宗悫的老妈墓志来发议论，说明其或是直接对《汉书》有关说法的质疑、否定；或者那些说法本来就是欧阳、老顾之后才有人给《汉书》加的酱油。反正要说他俩都没看过《汉书》是不会有人相信的。
三是我国古代的行政区划，绝非都是今人意识中的那样简单明晰、一成不变的。当今的非洲大陆被殖民者用直线划界区隔出非洲诸国，可我国的区划却由于自然的、人文的诸多因素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变动无常的。比如，自秦武公十年—即-688年“伐甗、冀戎，初县之”始，秦国就一直保持了在冀东南400余年的战略存在，并以此为支点逐步蚕食六国最终统一了天下。你能抹掉“冀县、陶邑”的秦国记忆吗？比如-259年赵孝成王还曾“以灵丘封楚相春申君”。这不明确记载着晋北还曾有过楚国领地吗？还有《新乐古志》明载：笔者祖籍“西王”--明代名之“王伯和村”，归属“东庄社”。而东庄到西王30余里间的十数个村庄却是分属他社的；再就是新乐腹心的回族聚居村彭家庄清代却不属新乐而是归属定县管辖的。甚至当今井陉县腹心的“矿区”仍不归井陉统辖，而是隔过井陉、鹿泉属石家庄市直辖的。再就是要了解当时的“封国”与郡县是两套体制，“国相”一般是只负责协调本家与外部联系、而不直接参与“郡守、县令”的地方行政管理的。一个县令可能同时向几个封国提供爵禄，而一个侯国也可能同时需要几个不相邻的县令为其各提供一部分爵禄。特别是多次增封的采民户，情况更是千差万别的。不会都能连成一片，说不定今年在山东封你一块，几年后又在山西封你一块，你会不要新的或扔掉旧的吗？
四是总有一些人--特别是所谓的“文人”酷爱以古地名称时址。比如蒙古学正—相当今教育厅长的巴拉哈，曾撰《碑铭表》称元代隐居于新乐西张村的甄壁为“鲜虞巨儒”；比如出生自正定高平—成德军中的北宋大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也曾自我标榜生自“唐虞故里”。而王莽《自本》中的“魏郡”也可能并非指的西汉魏郡，而是指的战国“魏郡”—因新乐一带的中山国是有着史料明确记载的魏国所附庸的头一个“听命于己的小君主国”—亦堪称“天下第一郡”--除此还能找到比其更早的“郡”在哪里、并何以称其为“郡”呢？所以，单凭一个“魏郡元城委粟里”就认定王莽祖籍大名，是颇值硏考的。
一、从王莽自编的“砂麓崩”神话看
《元后传》中，王莽借元城建公之口说：“昔春秋砂麓崩，晋史卜之曰：阴微阳雄，土火相乘，故有砂麓崩。后645年宜有圣女兴。其齐田乎！今王翁儒徙，正值其地。日月当之，元城郭东五鹿之虚，即砂麓地也。后80年当有贵女兴天下。”显然，这是个美丽的神话。不过，但凡编织神话也是力求要人信服的。以王莽个性，决不会学赵高“指鹿为马”的。尽管王莽也非常迷信，可他要想哄骗自己和他人也必然要在时空和情节上符合一定逻辑。迄王政君当上皇后的-48年上溯80年是汉武帝元朔元年，那时王贺迁魏还倒说得过去；上溯645年是曲沃武公杀晋君“小子”立其叔“缗”作晋君的第14年。当时的晋国是一直被控制在曲沃武公手中的，其影响力超不出晋南百里、难达冀东南。而大名其时处在齐鲁卫宋之中。四国的文化功力都远远超越在当时的晋国之上，即便是后来的《春秋》《国语》等也都是出自鲁人之手的。所以，纵然是王莽在那时的大名请人卜地，也是该请鲁人而找不到晋国史官的。尽管魏人在冀东南一带留下了魏郡、魏县之名，但晋文化对彼域的侵润还是相对不足的。至-662年晋献公才突破晋南一带南并虢、虞，北吞霍魏耿，之后又经百年发展、特别是晋悼公重用魏绛“九合翟戎”才使其影响力东扩至冀西、豫北一带。到-562年魏绛由霍州迁居安邑，才仅仅是“逼近”了大名。之后晋国又经历了“六卿强、公室卑”“范、中行作乱”，至最厉害的知伯荀瑶主政期，也不过是靠其前辈荀吴灭肥、克鼓，占有了晋州、藁城以西的冀西地区。而古“午道”—即今伏羲台经九门、赵县至隆尧一线以东仍是大部控制在齐秦鲁卫手中的。一直到-385年前后，魏武侯靠着对冀西、豫北两大经济板块的经营积蓄了一定实力后，又趁着当时的秦国数易其主、无暇东顾才逐步蚕食到了大名一带。只是未过三、四十年，重用商鞅富国强兵的秦国不仅又从魏人手中夺回了冀东南，还迫使魏惠王不得不从安阳迁都去了开封。而新乐、平山一带自晋献公灭霍魏耿接壤兹域—魏绛九合翟戎涉足兹域—魏斯派乐羊子征服中山、派儿子魏击和赵仓唐殖民兹域—一直到秦始皇派蒙骜占有兹域的三、四百年间都是与晋国及其派生的“三晋”之魏赵交融在一起的。以400年皮尅40年，如果您是王莽，会在哪里请晋史相祖宅呢？
二、从王莽家族的封地看
王莽家族号称“五将十侯”。其所受封国：一是王莽爷爷王禁始封、大伯王凤嗣封的“阳平侯国”；二是王莽四叔王崇的“安城侯国”，因其与元后同母，所以始封即万户；三是同日受封的“五侯”—即三叔谭的“平阿侯国”、五叔商的“成都侯国”、六叔立的“红阳侯国”、七叔根的“曲阳侯国”和八叔逢时的“高平侯国”。五侯始封均食三千户；四是王莽堂叔王音始封、纵堂弟王舜嗣封的“安阳侯国”，始封亦三千户；再就是王莽嗣封的“新都侯”，始封1500户。所谓“十侯”，还应包括王莽表哥—即大姑妈王君侠之子淳于长的“定陵侯”，因其与莽同辈儿又同期受封，封户亦当不超1500户。
有关这十侯国的区位，《汉书》仅给出了“红阳侯就国南阳”和“新都侯国于南阳新野之都乡”俩址，余皆未载明。即便是这俩址也明显属于后人的牵强解读。不错，河南的确有着安阳、洛阳、淮阳、信阳等无数阳城，可辽宁还有沈阳广东还有揭阳、惠阳呢？咋都容纳不下一个小小红阳呢？“红阳”又凭什么等同于南阳呢？把“新都”解读作“新野之都乡”就更不靠谱了。按欧阳修之说是“都乡之制，前史不载”的，到南北朝时，才出现了江苏秣陵和河南涅阳的俩“都乡”。显然封王莽去南阳者并非汉成帝，而是欧阳，老顾之后的某位“大师”。或者是王莽家族的某位后人随着刘备、赵云逃亡去了哪里，拟或是随曹操大军“火烧新野”时流落于那里，才在刘秀的家乡建起了新的“都乡”，并把王家的故事带到了那里。
综合起来看，王家（包括外甥淳于长）的十个侯国均未在南阳，而是集中于正定、行唐、曲阳、定州和新乐一带的。十国中：王凤、王崇上万户；王根因辅政时接受定陶王付太后重贿、放水同意立定陶王作皇储而得到成帝增封五千、哀帝追封两千，亦达万户；王商先捐出千户，辅政后又增封两千户达四千户、王舜加上乃父王音辅政八年的增封五百达三千五百户；王谭、王立、王逢时各三千户；王莽辅政成帝一年多后为避哀帝外家请辞回家，被增封350户达1850户；淳于长1500户。按始建国五年—即公元12年的《王莽下书》的规定标准：“（公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则，众户两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即便一个万户公国也远远达不到一个县域的土地面积。大部属于乡级侯嘛！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抓住一个“红阳侯国”就盲目地硬套南阳、抓住一个“定陵侯国”就当成后来的定陵县—舞阳县。因那里频临“项城”—即淮南王刘项到刘安家族经营了一百多年的地盘，成帝是不会拿自己的六舅和表哥往远族皇亲枪口上去撞的。且定陵侯淳于长、红阳侯王立和平阿侯王仁都是因与莽子王宇一道串通中山王卫姬娘家人，向朝廷争地位被罪而狱死或自杀的。所以其居第也自然是邻近原中山王国的地盘上。在王莽征调中山王刘衎作平帝的前后，由于王氏家族的蚕食原中山国的地盘已仅剩下了古称“苦陉县”的今定州南部邢邑镇一带的七千户作中山王太后卫姬的汤沐邑。而原属中山国地盘的今定南明月店一带因是成帝敕定的中山孝王母—即曾为元帝挡熊的冯昭仪的陵寝之地，所以始称“定陵”，后被封作淳于长的“定陵侯国”—以致连其后被属的“虏奴县”也逐步改称“定县、定州”了。至今该域还传承着“陵北—灵北”地名；原属中山国的今新乐杜固、东王俩镇被封作王谭的“平阿侯国”—至明代这俩镇还被称之“平乡社”；原属中山国的田村铺、赤支、城关仨乡镇—今合并为“承安镇”当时被封作王立的“红阳侯国”—之所以称其“红阳”是因其地处“赤水—氐水—沙河”的北岸，至今这里的凤鸣村还被称“红门”；而王商的“成都侯国”则是被封在了今新乐的“曲都”一带，其辖土包括了彭家庄、大流和马头铺等乡镇的部分村野，恰恰是由于王商当初的大修侯府“坏决高都，连竟外杜”—挖渠引水、破拆原有围墙圈大园子，一直圈到了“杜卜村”的地边上，才使得原来的“庆都、高都”成了后来的“麃都、渠都--曲都”；王莽八叔王逢时的“高平侯国”是被封在了后来出生北宋大文豪范仲淹、又启迪了经典电影《地道战》灵感的正定“高平村”一带，辖土为今正定县的西北部及灵寿南部；七叔王根的“曲阳侯国”是被封在了正定“曲阳桥”一带，辖土包括今平山东部、鹿泉北部及石家庄新华区；堂叔王音的“安阳侯国”被封在今行唐的“安香”一带，辖土包括行唐南部到新乐的协神、化皮俩镇。其子“王舜”之名就是为纪念曾在兹域打造初始“中国”—即“唐虞中央帝国”的“虞舜”而来；四叔王崇的“安城侯国”被封在今新乐“岸城村”，其辖土包括了今新乐的大岳、正莫、木村仨乡镇及大半个行唐东部；大伯王凤的“阳平侯国”被封在今曲阳的“阳平镇”，辖土包括今整个曲阳南部及定州西北部。而王莽自己的不足两千户小侯国则是封在了距曲都东南不足十四、五里的“马头铺”，其辖土包括今马头铺镇及新乐市府所在的长寿街道办事处的部分属地。因该地时称“新市”、又曾是唐尧父亲喾帝的高辛都址--都乡，才被名之“辛都--新都侯”。又因其是五叔王商捐（分）土而封，故被王莽改称“分乡”—以示不忘五叔之恩。东汉虽推翻了新朝政权，但依然如周公保留宋国、民国政府保留满清皇室部分特权一样，在常山郡中的“平台”与“南行唐”附近保留了王莽后人的“都乡侯国”。
既然王莽家族的封地集中于该域，充分表明着其祖籍并非大名，而是在十个侯国的中心—与伏羲台隔河相望的岸城小东庄。
三、从王莽的用人上看
尽管王莽也搞“五湖四海”—重用刘歆为“国师”、举用数千各地知识分子充实各级“农官、学官”，但在涉及国家根本的政治、军事用人上却是“远定陶而亲中山”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邓小平的用人观首条还是必须得“领导熟悉”呢！所以王莽家族的“远定陶而亲中山”也是有其内在原因的。从王凤百般阻挠成帝立定陶王作皇储，到元后诏令王莽辞职—以避哀帝外家；从王莽让中山王刘衎作平帝，到立广戚侯的两岁儿子刘婴作“孺子”居摄。充分隐喻着他们王家是对定陶王外家并不熟悉、不托底，而对中山王外家却是了如指掌、控制在握的。另据《畿辅通志》载：-76年曾封广川缪王之子刘吉作“新市康侯”，-56年刘吉死后-52年又封其子刘义作新市侯。而刘义又传位给了其子刘钦。这位曾在新市为侯的“广川王曾孙—刘钦”是否就是《元后传》中的“广戚侯”呢？--因广川王的另一曾孙被封“广德侯”。而其时限上也都大致与王莽被哀帝罢职遣国居家的时间同期，是否是由于刘钦与王莽二人的封地重叠、相互照应、形成“抹泥”，才被王莽后来“重用”其子呢？王莽家族的“远定陶而亲中山”除了其对中山王的知根知底外，还应是透着他们王家对中山国地盘的觊觎。其时，王家已基本掌控了这块地方，以致王莽把沙河南、北原来分属新市侯国和中山王国的“新市、乐里”合并称作“市乐、新乐”，并将曲阳也囊括其中。还任命其小堂弟儿王丹当了“中山太守”—这在当时的“诸刘”是绝对无此能力的。一直到隋唐五代，新乐、曲阳还时合时分，并于兹域陆续产生出了王武俊、王廷凑、王熔、王处直等王姓历史名人。若非是基于王莽家族对兹域的占有，又是基于了什么呢？
综上所述，王莽既非祖籍大名、亦非国于新野，而是生自新乐岸城村的小东庄、并立国于石家庄飞机场北缘的马头铺的。岸城村西南面临广袤的沙河滩涂，西北到东南三面环绕着半径十里到六里的连绵沙阜，杂以枣杏果梨。不仅传承着喾尧舜及舜子商均葬地的大量遗传密码，同时也完备着“砂麓崩”神话的所有地貌特征。正是由于岸城汉初名“元城”，又是战国时的“魏地”—东距魏人乐羊子到乐毅家族的三代百年故里--“古乐里”不足20里、又与烙下魏人不朽印记的“梁庄—良庄村”为邻，才被王莽记做“魏郡元城”。这里的姑娘王政君生出颇受汉宣帝宠爱的皇太孙刘骜，才使得自己当上了“元后”。其子刘骜当上成帝后为讳父亲的帝号更“元城”名作“安城”并封四舅王崇做了“安城侯”。随着沙河的不断冲刷、塌陷，安城又成了当今的岸城。而其“郭东五鹿之虚”的“委粟里”则成了今天的“小东庄、十七队”。虽然当初王莽父辈的“四女八男”就陆续搬出了此地，至今这里因交通不便仍居民无多，可上世纪改革开放前后笔者作正莫公社团书到乡党委副书记的七、八年间，曾在岸城驻点包村五年，期间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十七队的枣文儿、杏厄尔、梨伊尔可没少让笔者打牙祭，以致30多年后的今天，笔者依然对那里怀有深深的景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