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千0三十八帖 读《腹地》
中国读书达人
1楼
读书破万卷（5038）·《腹地》
《腹地》，现代长篇小说。儁闻著。天津新华书店1949年9月初版。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5037）·<幽僻的陈庄>》。
闰立飞的《<腹地>:历史的‘原生态”想象与再现》选录：
王林的《腹地》是一部反映冀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后斗争历史的民篇小说，建国伊始因《文艺报》的批判而受到文学史的遮蔽。但作为迄今为比描写抗日战争最真实、最有生活气息的作品，《腹地》不仅展示了王林独特的艺术创造，及其向“伟大的作家”迈进的雄心，而且它对历史的“原生态”想象和再现，使其成为具有经典性意义的小说文本。
1937年底，王林在家乡参加了吕正操建立的人民自卫队，担任了军政治部宣传队长。此后八年的抗战中，王林一直没有离开冀中革命根据地，尤其是在最为艰苦的1942年，敌人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对冀中根据地进行野蛮“围剿”，王林坚持留下，以“历史的一个见证人和战斗员”的身份参与了这场残酷的斗争，并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中写就了反映这一段斗争历史的长篇小说《腹地》。这部作为王林当时“遗嘱”的作品，尽管受到《文艺报》的否定，成为建国后被批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而给王林带来了不尽的厄运并受到文学史的压抑，但是，它对冀中革命根据地“原生态”历史的想象和展示，使其不仅具有了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功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显现出其真正的价值和文学史的意义。
王林1909年生十河北衡水县，他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很早，三十年代初期就在《现代》《大公报》《北平晨报》和《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小说。1935年1月王林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
这些小说中，王林以鲜明的创作取向引起人们的瞩目，他用“乡下人”的眼光近距离地观察乡村生活，细致地描述了三十年代冀中乡村社会的面貌及其乡民的生存与精神的状态。他的第一篇小说《岁暮》以冷静的笔调叙述了暗娟春芝与赶车人胡三的爱恋故事，揭示了农村青年寡居女性的悲惨命运。《这年头》则以村民黑丑行为和思想的转变，表现了北方农村传统道德观念的瓦解和精神的赢贱《二瘾士》叙述了两名“瘾君子”前赴后继走向堕落的过程，显示了乡村社会不可避免的衰贱《小粮贩陈二黑》以“土圣人”陈二黑的可笑又可怜的贩粮经历，昭示出传统农村经验和智慧的末跟《怀臣的胡琴》在怀臣和四黑两代人的孤苦命运中，描绘了农村社会的变迁和人情的冷漠。王林小说这种扎根北方农村社会所表现出的“泥土气息”，受到沈从文的好评，他指出:“中国倘如需要所谓用农村为背景的国民文学，我以为可注意的就是这种少壮有为的作家。这个人不独对十农村的语言生活知识十分渊博，且钱庄、军营以及牢狱、逃亡，皆无不在他生命中占去一部分日子。他那勇十在社会生活方面寻找教训的精神，尤为稀有少见的精神。”事实上，王林正是凭借着他对“农村的语言生活知识”的渊博和“在社会生活方面寻找教训的精神”，不仅写就了这些以“北方乡下的故事”为表现内容的“很好的短篇小说”，而且在此基础上写作了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
这部作品以地主陈老仲和富农浪荡子弟田成祥对贫困而貌美的小白寡妇的争夺为线索，不仅巧妙地把农村中的生产、劳作、天灾、人祸、人情、世态以及乡村风俗穿插其间，构成一幅颇具北方特色的农村风俗画，而且还调动起贫雇土双牛、二起、二流子杨三镰子、经纪人老斗、地保金生、土圣人陈二黑、商铺掌柜胡尽臣、警官马得标、讼棍刘二嘎古等各色人物，在这个“幽僻”沉闷却纷扰不断的陈庄村里组成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真实社会。王林在极力塑造和描绘“田家生活”画卷同时，特别展示了他在乡村日常生活的观察和表现上的才具，并以乡村日常生活的描绘和再现成为小说表现的主要方面。罗烽在《评(幽僻的陈庄>》一文中指出，“这部作品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那少’一幅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在这上面，作者一显示了那种对日常生活的丰富兴味和不懈努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创造源泉，这预示了作者一可能成为一个坚实力强的现实主义作家”，不过，他同时批讳“在这部作品，作者一所描写的日常生活，差不多只是照原样的誊录。作者一没有能够发掘到日常生活的深处，从这里找出形成人物的心理和性格的要素”。从现代小说观念和人物塑造的角度来说，罗烽的批评不无道理，王林的小说确实存在“只写了日常生活的平面的现象”和“只描写了他们的表面的性格”的现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罗烽批评的短处恰恰是王林小说创作的长处，它反映了王林独特的小说观念和历史意识。
抗日战争烽火的燃起，打破了“陈庄世界”的幽僻与沉寂，改变了冀中人们的生存轨迹，也改变了王林的生活和写作环境，却没有改变王林以小说记录历史和再现现实的艺术冲动和历史意识。在长篇小说《腹地》中，王林依然关注冀中这一地方，他以细致的笔触描摹了处在极端残酷环境下冀中人们生活上的“常”与“变”。因此，透过战争的硝烟，不仅可以在《腹地》中发现“陈庄世界”的前影，更能看到40年代初期这一地方的现实形态与历史影像。
小说以负伤荣誉军人辛大刚的归来为开端，以他的见闻和感受展示了这个地处日军华北“占领区”腹心地带辛庄村的环境及其人们的生活与精神面貌。抗战伊始，辛大刚组织起游击队，1938年队伍被改编正式的八路军，他“在抗大分校受了训，派到冀中二十七团当副连长，后来代理连长”，四五年的时间里，辛大刚“前后轻重伤受过七次，最后这一次是今年秋季反扫荡，右脚踩骨中了子弹，伤口治好以后成了瘸子。平原上部队游动性太大，他已经不能再跟着队伍东征西战，只好回家来体养”。但是，滤沱河畔这个承载着他儿时记忆的熟悉的村庄，给子辛大刚的竟是“一种奇怪的矛盾的思想’:“我都残废了，这里还是老样子，真他妈的!……二十来里地以外，就是敌寇的据点和公路岗楼，再远点就是敌人的铁路、兵站、粮库、飞机场、兵土厂。等不到一两月，敌人就得来烧杀一回，年年春冬两季还有几回扫荡……可是这地方，却这样安生，这样清静，仿佛跟战争一点儿粘连也没有，它好像在一旁晾干坯一样!”处在侵略者一铁蹄践踏与烧杀掳掠威胁之下的辛庄，竟然还保持着这样暂时的苟安和僻静，保持着日常的生活状态，不仅不能不让久经战火洗礼、精神保持高度警觉的辛 大刚感到气闷和压抑，而且它的“安生”与“清静”也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幽僻的陈庄”。
作为军人的辛大刚，“有的是赤胆忠心，又勇敢又积杨”‘可惜脾气太暴躁，不会团结人，一见事不公就发火，出发点都是不错，可不管别人能不能接受。虽然在几次大战斗里得到表扬，可是鉴定表上老是写着‘个性太强，英雄主义，纪律性计划性差’的字眼，就是最末一回受伤，也受了批评”。辛大刚的性格特点，蕴涵着作家王林与土农老干部亲身交往的经验与体会，比较从陕北过来的经过长征的土农老干部和冀中新干部，王林发现尽管土农老干部身上存在着种种缺点，但他们的长她“是新干部望尘莫及的”，他们那种“积极直爽、不客套、不应付、不将就、不敷衍了事的精神，实在是比新干部的折中派、中庸主义温和因循、敷衍、马马虎虎算了，要伟大的多”，因而王林从他们身上看到，“这不是中国传统的人生观，所以弄得冀中老百姓反感，而这正是鲁迅平生所梦想的不妥协、不苟且、不中庸的新人格”。王林同样以此标准来塑造辛大刚，小说中，他通过曾任二十九团政治主任的刘屏来分析和评价辛大刚:‘辛大刚平素常闹脾气犯错误，但是在战场上非常沉毅果敢，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和战士们真能共患难共生死。刘屏对十他的豪放顽强性格，感到烦恼，同时却暗暗喜爱他。他受鲁迅的影响很深，鲁迅希望青年们的灵魂要‘粗’，盼望中国多出一些‘闯将’。梦想新人的典型是‘敢哭，敢笑，敢打，敢骂，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刘屏认为大刚正是这种新型的人物。”
辛大刚在组织性、纪律性严格的革命队伍中如鱼得水、生活愉快，八路军中相对单纯的同志关系、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精神和紧张危险的战斗生活不仅有利十他发挥自己的特长，使其成长为连队的指挥官，而且也使得辛大刚习惯并喜欢上这种非常状态的生活。当辛大刚遭受打击，精神最为苦闷和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是八路军战士给了他“这些日子未曾有的激动，，“突然看见了八路军，简直像闪电一般，像电影换一个镜头似地，使他想起了他在连队时的愉快生活:那么多热情，多么充满着幻想!同志间跟亲兄弟一样，是平日学习、出勤也好，是战时冲锋也好……”。在对连队生活的回忆中，辛大刚恢复了信心，找到了生活的方向。但是，负伤回乡之后，辛大刚不仅离开了熟悉的连队，而且身体的残废也使得他的性格发生了改变，成为一个“反常的人”。他和县委谈话时，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残废军人各村都有几个，再一说，我们受伤了，身体不用说是特别了。可是脾气也和别人两股劲。对十我们这样反常的人，是不是有特别的教育和特别的组织?”因此，面对“比军队里要复杂得多了”的“正常的”乡村社会，作为“反常的人”的辛大刚必定与其发生激烈碰撞，并将经历痛苦的思想与精神的“炼狱”过程。他所看到的问题，也将是村里人们习以为常与习焉不察的事情，或者一群众想说却不敢说而上级又未曾了解的问题。
对于辛大刚反映的群众不满意村干部的情况，县委曾训诫他说:‘起初，他们不相信我们能够在敌后方坚持抗战，公开反对我们，主张妥协投降。公开反对我们反对不了，就阳奉阴违，敷衍支应，想法叫我们的土作停留在标语口号上，不能具体执行，不能贯彻到村级去。现今我们在村级里的土作，也有相当的基础了，他们就依附在我们的政令底下，利用双十纲领给他们的人权财权，向我们反攻。表面上军权政权是操在人民手里了，可是落后势力的潜伏力量，还很大，时时想反攻。同志，一个问题，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看法。群众的意见是要听取的，可是自己的立场，也要站稳了。”实际上，尽管作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辛庄村在抗战以来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进步，但从人们的思想意识、经济状况到村政权的建设等各个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反映应了不同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但并非以界限分明与截然对立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一种复杂与混合的形态交融在乡村社会的人情世故与生活常态中，表现在各色人物的性格、语言及其行为等方面。辛大刚正是以其“反常的人”身份与感受发现了这些问题，通过他“归来”，小说在复杂性格的塑造和人物关系的设置的过程中展示了一个尚未被阶级话语“规训”和政治意识形态“净化”的冀中乡村社会。
辛大刚最初接触的是父亲和老明叔等老一代贫农，他们对村政持批评和敬而远之的态度，并完全以现实利益的角度看待抗战，以保守的小农意识和标准衡量抗战以来农村发生的变化。他们的言行实际上代表了农村少’一大贫困农民的真实想法，有着少’一泛的现实基础。从父亲那里了解到，家里的经济状况比事变前改善了不少，‘种着一亩本族的坟地，村里又拨了二亩逃亡地主的地，自己赎回来了一亩多很多年当出去了的老地。拿不着多少统累税，又有抗属的优待，总算由赤贫升成下中农了。但是父亲仍然是一肚子愤慨。他愤慨自己死契地还太少，中等年月就不够吃的，也养不住牲口，愤慨别人家比自己过得好。后来从一般的不满意，又说起对十某件事、某个干部的不满意”。总之认为抗战以来村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动，“还不是那样!好过的还是好过，不好过的一样不好过”。
父亲的论调在老明叔那里得到了响应，这个一辈子窝窝囊囊年轻时给财主家扛长土老了只能打短工的贫农“一有闲功夫就是絮叨不清的牢骚，发泄不尽对人对世界的不平”。他对辛大刚讲了一套理论:“反正是我这一步棋看透了，不论到什么年头，不论改变成什么派，反正是有了钱享福，没有东西窄瘪。别人有，当不了自己有。自己挨饿，白看着人家肚子撑得慌。说来说去，还是人敬阔的，狗咬破的。你天是无产阶级，也是吃不饱肚子饿，穿不暖和了身上冷!不用说远的了，就拿自己村来说吧，你们去吃苦耐劳去啦，人家可自己解放了。你吃半天苦，耐了半天劳，回来照旧还是个穷光蛋!饭只得自己做，锅得自己刷，衣裳破了得露着通红的肉!况说自己残废啦，干不了庄稼活啦!谁肯养活咱这一辈子，谁肯养咱到老?公家那点优待够干什么的!天塌了不光有咱，咱为人家谋解放，咱倒了霉，懂事的至多来说个你光荣;不懂事的背地里还许说是活该，自己找的呢!可是嘴里说个你光荣，有什么用处呢?嘴是两张皮，反正都使的，说话累不死人。况说庄稼人见识太浅，就看见脸面前的了。你说什么好听的就许听不见，你给他一点儿光沾，立刻乐得合不上嘴。人，哎，就是这么一回事!”最后老明叔劝说辛大刚借县里区里阔朋友的势力做半公半私的买卖，实在不行的话“我看你还是做个小买卖，烙馅饼卖，或者一是摆摊卖花生、脆枣，卖钢笔、墨水、手巾、胰子，也是好买卖。一天就讲究剩个十块二十块的”。
老明叔的理论虽然“落后”，却是这位贫困老农切身生活经验的总结，表现了其性格特征的同时也从某种角度揭示了村民的思想状况与价值观念，它包含着辛大刚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鼓动性。王林在抗战日记中说:“当过兵的人，到家干不了庄稼活，即开茶馆，或做些需要相当魔力的事情; ，即回乡军人做买卖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受伤回家做小买卖赶集烙馅饼的连队战士对辛大刚说，不干这个，干什么去，“干这个总比闲着强”，“别的咱也不图，发财更是不想，混个满手油，嘴里香喷喷的就行了”。这也直接验证了老明叔的话，并间接显示了革命伤残战士在当时的生存状况。因而，每当受到挫拆“父亲的阴郁”和“老明叔的一套牢骚”就会在辛大刚的脑海里不自觉地映现，成为影响其思想情绪的一个主要动因。
父亲的愤慨和老明叔的牢骚，很多针对的是村干部。辛大刚对村干部的印象和意见，最初是满意的，他对村里土作和干部们的进步感到“惊讶”，随着接触的深入，这种印象发生了变化。他回答县委的问询时说:“我从各种不满意的口气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意见:就是人们对八路军比对地方土作人员印象好。地方土作人员呢?尊重政权比尊重各团体大些。若是从上下级关系来说呢，就是对上级，比对下级强，对县级比对区级强，对区级比对村级强。最不满意的，是对村干部。”辛庄村的土作问题，发生在主要干部身上。前任村支书辛宝发出身贫农，在游击队当司务长时一就被人告发贪污，回家后，他又利用职权敲诈财主们的钱财和土地，通过“架弄官可，‘霸占”了曾让辛大刚属意的姜红文，尽管后来被县里革职，他却一跃而成为村里的暴发户，开起了油坊，成为老明叔等人羡慕的能人。继任支书范世荣是地主破落户的子弟，共产党的到来为他报了家仇，他通过钻营进入党内并获取了上级信任和重用，篡夺了村里的领导权，又利用权术打压其他村干部，树立了自己在村中的个人权威。为了夺取漂亮的村剧团演员白玉兽，范世荣根据别人的诬告，召开“反淫乱”群众斗争大会批斗辛大刚，在破坏辛大刚在群众中的形象与威望的同时坚持要给子他处分，并强迫白玉兽和自己订了婚。范世荣的行为，不仅给子辛大刚伤残归家以来最为沉重的一击，使得辛大刚几乎陷入绝境，而且导致了村里土作的塌台，给党的土作和形象造成了重大损失。
辛宝发和范世荣前后两任支书，尽管出身不同，但他们都是为谋取个人私欲而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身上都有着流氓无赖的本性。这一类的人物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农村政权中曾大量存在。1939年，王林在日记中写道:“村农会许多都被几个地痞把持着，而利用农会的名义，招摇撞骗，无恶不作，造成富农今天最怕的势力。请客先请他们坐上席，暗中送礼，甚至十暗中叫他们白种地。这种恶势力如何钻进我们的阵营中呢?起初组织农会时，老实庄稼人不敢贪，不敢出头，只有这种人敢出来试一试，试不好，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一试不错，县政府无论何事都听他们的报告，他们又成天和‘新贵’来往，称兄道弟，十是造成无上权威。而这时吃亏的富农分子净怕惹事得罪人，不敢上诉，以为法令即如是，只可暗中运动，施小惠。中农看哈哈笑，贫农也多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又一见他们胡闹，遂起戒惧之心，以为这长不了，(更有许多糊涂老太婆，偷向香门问神:“他们什么时候完了?)老是敬而远之，发挥不出积极性来。我们的同志，因为习而不察，熟，图方便，因陋就简，有什么事便找他们做。他们善十应付和招待我们，当面无不一团和气，扭身便向农民呈威作福”。可以说，范世荣们窃取党内的职权，固然与他们在根据地建政初期的“积极”表现有关，更是与群众保守与落后的思想意识和上级领导的纵容分不开的。从群众方面来说，即便辛宝发被革了职，但人们仍然畏惧他那余威还在的“霸道”，“把村里财主们叫去，问他们他净向他们敲诈了多少钱，白要过他们多少地，他们却谁也不承认。后来又把老朝的闺女传去，问她是不是霸占，她说是心甘情愿的”。从上级领导方面来说“县里听区里，区里听村里”的土作方式不无责任。区干部张昭就范世荣的问题向辛大刚作检体“他要开会斗争你，也问过我，我当时不了解情况，糊里糊涂地就上了他的当，，“范世荣欺上瞒下，成绩是自己的，出了问题就往别人身上推责任，品质非常坏。我呢，主观主义，人才观点，光看见他能哨一套，就指定了他负责任。相信他就光听他一面之词，感情一冲动就做决定，民主作风很差，也不调查研究!所以范世荣的错误，从领导上讲，我应该负责任”。
辛庄村工作的问题，其深层的原因在十根据地残留的“旧社会的各种不良的倾向”。这种不良倾向腐蚀着辛大刚“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洁性和战斗性”，激起了他的“旧意识”，同时也使他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农村社会复杂性，看到根据地干部群众身上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也印证了王林所谓的“以隐伏在农民心理中的旧意识、旧作风与新意识、新作风的斗争作为潜主题”的创作构想。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尽管有过犹豫和仿徨，但共产党员辛大刚最终不仅抵御了各种不良意识的侵袭以及敌人扫荡烧杀的考验，保持了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纯洁性”，而且在敌人越是疯狂的时候，越是发扬他的战斗性，从而成为“新意识”和“新作风”的代表。
“五一大扫荡”的到来，范世荣立即逃亡到敌占区藏匿，姜保年则组织起维持会，当了期颜事敌的伪村长，百般羞辱和刁难抗日战士。他们的变节，不仅展示了“腐化思想”对党的事业和根据地土作造成的巨大危害，而且从他们的身上也表现出只求苟且偷生而枉顾大义的旧的奴性意识。这种意识潜藏于冀中“腹地”农民的思想与行为中。为了向维持会征粮，父亲和辛大刚争吵:“你跟我说得着吗?你们完不完，十我有什么相干?人家维持会里，是怕你们给村里招祸。你们不想活着，人家还不想活着吗?你们不想混了，人家还不想混下去吗?”辛大刚为此悲愤地说:“呕，我们这些人，在你们的眼里，原来是一群这么一道人物，不想混下去!也不想活下去!”父亲的话有着现实的依据。王林在日记中记载，“前些日子有一二九师粮林处到我村征粮，皇协军来，他们西去，追了一段SR放了一阵子枪。于是日本皇协军说该村窝藏SR军人，要把村长都带走。结果花了一二百儿了事。我父亲说时慨叹不已，以为这些军队办不了正事，净给惹祸”。人们这样对待辛大刚等人，实际上如辛宝发告诫辛大刚所说，村里的人们把八路军看作是“一种势力”，他们表现的进步“是看着八路军站住了，看着八路军对他们有利益”。当八路军在大扫荡中受到冲击时，人们的态度就会随着自身利益的转移而发生变化。这也反映了当时冀中人们真实的心态与想法。
辛庄毕竟不是“幽僻的陈庄”，时代风云的突变和历史语境的更迭已经不需要辛大刚经历过多生活的锤炼和精神的成长历程，不容许他直面过多的社会的“落后”与“黑暗”并为此产生孤独、怅惘、寂寞、凄凉等个人情纵“今天需要的是发扬冀中如何能坚持到今天，能取得胜利”，因此，辛大刚必须走出“幽僻的陈庄”而立即成为一名“完成的”英雄，担负起党赋子他的责任，带领冀中人民“英勇斗争”，走向胜利。然而，王林当时“还没有这个正确打算”。在生死未卜的残酷环境中，王林只想把正在发生的真人真事“写入”他的小说中，以小说创作为历史保留一份真实的记录。他认为:“伟大的作家的伟大典型人物的创造，都离不了有真人真事做模特，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典型新人新事这般多，为何不先从伟大作家成功初阶的阶石上着手开始呢?这些初步基础的成功，即是现实与艺术的密切配合的成功。这部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长篇小说《腹地》就是“现实”与“艺术”成功配合的结果，尽管其因政治上的“落后”和“自然主义”的倾向而遭到批判，但正因如此，它突破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约束和现实主义的限制，不仅成为“迄今为止描写冀中抗日斗争的最真实、最有生活气息的作品”，而且为冀中抗战乃至中国抗日战争留下一部真实感人、生动形象的历史文本，这乃是它的真正价值所在。尽管王林为此成为解放区备受争议的作家，但他对“原生态”历史的想象和再现，使他向“伟大的作家”迈进的同时，也使得《腹地》成为具有经典性意义的小说文本。(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评：抗战组织游击队，改编八路当连长。前后轻重伤七次，无奈转业回家乡。
赤胆忠心脾气暴，英雄主义个性强。两任支书倒台后，组织委任辛大刚。
《腹地》，现代长篇小说。儁闻著。天津新华书店1949年9月初版。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5037）·<幽僻的陈庄>》。
闰立飞的《<腹地>:历史的‘原生态”想象与再现》选录：
王林的《腹地》是一部反映冀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后斗争历史的民篇小说，建国伊始因《文艺报》的批判而受到文学史的遮蔽。但作为迄今为比描写抗日战争最真实、最有生活气息的作品，《腹地》不仅展示了王林独特的艺术创造，及其向“伟大的作家”迈进的雄心，而且它对历史的“原生态”想象和再现，使其成为具有经典性意义的小说文本。
1937年底，王林在家乡参加了吕正操建立的人民自卫队，担任了军政治部宣传队长。此后八年的抗战中，王林一直没有离开冀中革命根据地，尤其是在最为艰苦的1942年，敌人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对冀中根据地进行野蛮“围剿”，王林坚持留下，以“历史的一个见证人和战斗员”的身份参与了这场残酷的斗争，并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中写就了反映这一段斗争历史的长篇小说《腹地》。这部作为王林当时“遗嘱”的作品，尽管受到《文艺报》的否定，成为建国后被批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而给王林带来了不尽的厄运并受到文学史的压抑，但是，它对冀中革命根据地“原生态”历史的想象和展示，使其不仅具有了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功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显现出其真正的价值和文学史的意义。
王林1909年生十河北衡水县，他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很早，三十年代初期就在《现代》《大公报》《北平晨报》和《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小说。1935年1月王林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
这些小说中，王林以鲜明的创作取向引起人们的瞩目，他用“乡下人”的眼光近距离地观察乡村生活，细致地描述了三十年代冀中乡村社会的面貌及其乡民的生存与精神的状态。他的第一篇小说《岁暮》以冷静的笔调叙述了暗娟春芝与赶车人胡三的爱恋故事，揭示了农村青年寡居女性的悲惨命运。《这年头》则以村民黑丑行为和思想的转变，表现了北方农村传统道德观念的瓦解和精神的赢贱《二瘾士》叙述了两名“瘾君子”前赴后继走向堕落的过程，显示了乡村社会不可避免的衰贱《小粮贩陈二黑》以“土圣人”陈二黑的可笑又可怜的贩粮经历，昭示出传统农村经验和智慧的末跟《怀臣的胡琴》在怀臣和四黑两代人的孤苦命运中，描绘了农村社会的变迁和人情的冷漠。王林小说这种扎根北方农村社会所表现出的“泥土气息”，受到沈从文的好评，他指出:“中国倘如需要所谓用农村为背景的国民文学，我以为可注意的就是这种少壮有为的作家。这个人不独对十农村的语言生活知识十分渊博，且钱庄、军营以及牢狱、逃亡，皆无不在他生命中占去一部分日子。他那勇十在社会生活方面寻找教训的精神，尤为稀有少见的精神。”事实上，王林正是凭借着他对“农村的语言生活知识”的渊博和“在社会生活方面寻找教训的精神”，不仅写就了这些以“北方乡下的故事”为表现内容的“很好的短篇小说”，而且在此基础上写作了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
这部作品以地主陈老仲和富农浪荡子弟田成祥对贫困而貌美的小白寡妇的争夺为线索，不仅巧妙地把农村中的生产、劳作、天灾、人祸、人情、世态以及乡村风俗穿插其间，构成一幅颇具北方特色的农村风俗画，而且还调动起贫雇土双牛、二起、二流子杨三镰子、经纪人老斗、地保金生、土圣人陈二黑、商铺掌柜胡尽臣、警官马得标、讼棍刘二嘎古等各色人物，在这个“幽僻”沉闷却纷扰不断的陈庄村里组成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真实社会。王林在极力塑造和描绘“田家生活”画卷同时，特别展示了他在乡村日常生活的观察和表现上的才具，并以乡村日常生活的描绘和再现成为小说表现的主要方面。罗烽在《评(幽僻的陈庄>》一文中指出，“这部作品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那少’一幅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在这上面，作者一显示了那种对日常生活的丰富兴味和不懈努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创造源泉，这预示了作者一可能成为一个坚实力强的现实主义作家”，不过，他同时批讳“在这部作品，作者一所描写的日常生活，差不多只是照原样的誊录。作者一没有能够发掘到日常生活的深处，从这里找出形成人物的心理和性格的要素”。从现代小说观念和人物塑造的角度来说，罗烽的批评不无道理，王林的小说确实存在“只写了日常生活的平面的现象”和“只描写了他们的表面的性格”的现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罗烽批评的短处恰恰是王林小说创作的长处，它反映了王林独特的小说观念和历史意识。
抗日战争烽火的燃起，打破了“陈庄世界”的幽僻与沉寂，改变了冀中人们的生存轨迹，也改变了王林的生活和写作环境，却没有改变王林以小说记录历史和再现现实的艺术冲动和历史意识。在长篇小说《腹地》中，王林依然关注冀中这一地方，他以细致的笔触描摹了处在极端残酷环境下冀中人们生活上的“常”与“变”。因此，透过战争的硝烟，不仅可以在《腹地》中发现“陈庄世界”的前影，更能看到40年代初期这一地方的现实形态与历史影像。
小说以负伤荣誉军人辛大刚的归来为开端，以他的见闻和感受展示了这个地处日军华北“占领区”腹心地带辛庄村的环境及其人们的生活与精神面貌。抗战伊始，辛大刚组织起游击队，1938年队伍被改编正式的八路军，他“在抗大分校受了训，派到冀中二十七团当副连长，后来代理连长”，四五年的时间里，辛大刚“前后轻重伤受过七次，最后这一次是今年秋季反扫荡，右脚踩骨中了子弹，伤口治好以后成了瘸子。平原上部队游动性太大，他已经不能再跟着队伍东征西战，只好回家来体养”。但是，滤沱河畔这个承载着他儿时记忆的熟悉的村庄，给子辛大刚的竟是“一种奇怪的矛盾的思想’:“我都残废了，这里还是老样子，真他妈的!……二十来里地以外，就是敌寇的据点和公路岗楼，再远点就是敌人的铁路、兵站、粮库、飞机场、兵土厂。等不到一两月，敌人就得来烧杀一回，年年春冬两季还有几回扫荡……可是这地方，却这样安生，这样清静，仿佛跟战争一点儿粘连也没有，它好像在一旁晾干坯一样!”处在侵略者一铁蹄践踏与烧杀掳掠威胁之下的辛庄，竟然还保持着这样暂时的苟安和僻静，保持着日常的生活状态，不仅不能不让久经战火洗礼、精神保持高度警觉的辛 大刚感到气闷和压抑，而且它的“安生”与“清静”也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幽僻的陈庄”。
作为军人的辛大刚，“有的是赤胆忠心，又勇敢又积杨”‘可惜脾气太暴躁，不会团结人，一见事不公就发火，出发点都是不错，可不管别人能不能接受。虽然在几次大战斗里得到表扬，可是鉴定表上老是写着‘个性太强，英雄主义，纪律性计划性差’的字眼，就是最末一回受伤，也受了批评”。辛大刚的性格特点，蕴涵着作家王林与土农老干部亲身交往的经验与体会，比较从陕北过来的经过长征的土农老干部和冀中新干部，王林发现尽管土农老干部身上存在着种种缺点，但他们的长她“是新干部望尘莫及的”，他们那种“积极直爽、不客套、不应付、不将就、不敷衍了事的精神，实在是比新干部的折中派、中庸主义温和因循、敷衍、马马虎虎算了，要伟大的多”，因而王林从他们身上看到，“这不是中国传统的人生观，所以弄得冀中老百姓反感，而这正是鲁迅平生所梦想的不妥协、不苟且、不中庸的新人格”。王林同样以此标准来塑造辛大刚，小说中，他通过曾任二十九团政治主任的刘屏来分析和评价辛大刚:‘辛大刚平素常闹脾气犯错误，但是在战场上非常沉毅果敢，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和战士们真能共患难共生死。刘屏对十他的豪放顽强性格，感到烦恼，同时却暗暗喜爱他。他受鲁迅的影响很深，鲁迅希望青年们的灵魂要‘粗’，盼望中国多出一些‘闯将’。梦想新人的典型是‘敢哭，敢笑，敢打，敢骂，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刘屏认为大刚正是这种新型的人物。”
辛大刚在组织性、纪律性严格的革命队伍中如鱼得水、生活愉快，八路军中相对单纯的同志关系、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精神和紧张危险的战斗生活不仅有利十他发挥自己的特长，使其成长为连队的指挥官，而且也使得辛大刚习惯并喜欢上这种非常状态的生活。当辛大刚遭受打击，精神最为苦闷和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是八路军战士给了他“这些日子未曾有的激动，，“突然看见了八路军，简直像闪电一般，像电影换一个镜头似地，使他想起了他在连队时的愉快生活:那么多热情，多么充满着幻想!同志间跟亲兄弟一样，是平日学习、出勤也好，是战时冲锋也好……”。在对连队生活的回忆中，辛大刚恢复了信心，找到了生活的方向。但是，负伤回乡之后，辛大刚不仅离开了熟悉的连队，而且身体的残废也使得他的性格发生了改变，成为一个“反常的人”。他和县委谈话时，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残废军人各村都有几个，再一说，我们受伤了，身体不用说是特别了。可是脾气也和别人两股劲。对十我们这样反常的人，是不是有特别的教育和特别的组织?”因此，面对“比军队里要复杂得多了”的“正常的”乡村社会，作为“反常的人”的辛大刚必定与其发生激烈碰撞，并将经历痛苦的思想与精神的“炼狱”过程。他所看到的问题，也将是村里人们习以为常与习焉不察的事情，或者一群众想说却不敢说而上级又未曾了解的问题。
对于辛大刚反映的群众不满意村干部的情况，县委曾训诫他说:‘起初，他们不相信我们能够在敌后方坚持抗战，公开反对我们，主张妥协投降。公开反对我们反对不了，就阳奉阴违，敷衍支应，想法叫我们的土作停留在标语口号上，不能具体执行，不能贯彻到村级去。现今我们在村级里的土作，也有相当的基础了，他们就依附在我们的政令底下，利用双十纲领给他们的人权财权，向我们反攻。表面上军权政权是操在人民手里了，可是落后势力的潜伏力量，还很大，时时想反攻。同志，一个问题，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看法。群众的意见是要听取的，可是自己的立场，也要站稳了。”实际上，尽管作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辛庄村在抗战以来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进步，但从人们的思想意识、经济状况到村政权的建设等各个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反映应了不同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但并非以界限分明与截然对立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一种复杂与混合的形态交融在乡村社会的人情世故与生活常态中，表现在各色人物的性格、语言及其行为等方面。辛大刚正是以其“反常的人”身份与感受发现了这些问题，通过他“归来”，小说在复杂性格的塑造和人物关系的设置的过程中展示了一个尚未被阶级话语“规训”和政治意识形态“净化”的冀中乡村社会。
辛大刚最初接触的是父亲和老明叔等老一代贫农，他们对村政持批评和敬而远之的态度，并完全以现实利益的角度看待抗战，以保守的小农意识和标准衡量抗战以来农村发生的变化。他们的言行实际上代表了农村少’一大贫困农民的真实想法，有着少’一泛的现实基础。从父亲那里了解到，家里的经济状况比事变前改善了不少，‘种着一亩本族的坟地，村里又拨了二亩逃亡地主的地，自己赎回来了一亩多很多年当出去了的老地。拿不着多少统累税，又有抗属的优待，总算由赤贫升成下中农了。但是父亲仍然是一肚子愤慨。他愤慨自己死契地还太少，中等年月就不够吃的，也养不住牲口，愤慨别人家比自己过得好。后来从一般的不满意，又说起对十某件事、某个干部的不满意”。总之认为抗战以来村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动，“还不是那样!好过的还是好过，不好过的一样不好过”。
父亲的论调在老明叔那里得到了响应，这个一辈子窝窝囊囊年轻时给财主家扛长土老了只能打短工的贫农“一有闲功夫就是絮叨不清的牢骚，发泄不尽对人对世界的不平”。他对辛大刚讲了一套理论:“反正是我这一步棋看透了，不论到什么年头，不论改变成什么派，反正是有了钱享福，没有东西窄瘪。别人有，当不了自己有。自己挨饿，白看着人家肚子撑得慌。说来说去，还是人敬阔的，狗咬破的。你天是无产阶级，也是吃不饱肚子饿，穿不暖和了身上冷!不用说远的了，就拿自己村来说吧，你们去吃苦耐劳去啦，人家可自己解放了。你吃半天苦，耐了半天劳，回来照旧还是个穷光蛋!饭只得自己做，锅得自己刷，衣裳破了得露着通红的肉!况说自己残废啦，干不了庄稼活啦!谁肯养活咱这一辈子，谁肯养咱到老?公家那点优待够干什么的!天塌了不光有咱，咱为人家谋解放，咱倒了霉，懂事的至多来说个你光荣;不懂事的背地里还许说是活该，自己找的呢!可是嘴里说个你光荣，有什么用处呢?嘴是两张皮，反正都使的，说话累不死人。况说庄稼人见识太浅，就看见脸面前的了。你说什么好听的就许听不见，你给他一点儿光沾，立刻乐得合不上嘴。人，哎，就是这么一回事!”最后老明叔劝说辛大刚借县里区里阔朋友的势力做半公半私的买卖，实在不行的话“我看你还是做个小买卖，烙馅饼卖，或者一是摆摊卖花生、脆枣，卖钢笔、墨水、手巾、胰子，也是好买卖。一天就讲究剩个十块二十块的”。
老明叔的理论虽然“落后”，却是这位贫困老农切身生活经验的总结，表现了其性格特征的同时也从某种角度揭示了村民的思想状况与价值观念，它包含着辛大刚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鼓动性。王林在抗战日记中说:“当过兵的人，到家干不了庄稼活，即开茶馆，或做些需要相当魔力的事情; ，即回乡军人做买卖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受伤回家做小买卖赶集烙馅饼的连队战士对辛大刚说，不干这个，干什么去，“干这个总比闲着强”，“别的咱也不图，发财更是不想，混个满手油，嘴里香喷喷的就行了”。这也直接验证了老明叔的话，并间接显示了革命伤残战士在当时的生存状况。因而，每当受到挫拆“父亲的阴郁”和“老明叔的一套牢骚”就会在辛大刚的脑海里不自觉地映现，成为影响其思想情绪的一个主要动因。
父亲的愤慨和老明叔的牢骚，很多针对的是村干部。辛大刚对村干部的印象和意见，最初是满意的，他对村里土作和干部们的进步感到“惊讶”，随着接触的深入，这种印象发生了变化。他回答县委的问询时说:“我从各种不满意的口气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意见:就是人们对八路军比对地方土作人员印象好。地方土作人员呢?尊重政权比尊重各团体大些。若是从上下级关系来说呢，就是对上级，比对下级强，对县级比对区级强，对区级比对村级强。最不满意的，是对村干部。”辛庄村的土作问题，发生在主要干部身上。前任村支书辛宝发出身贫农，在游击队当司务长时一就被人告发贪污，回家后，他又利用职权敲诈财主们的钱财和土地，通过“架弄官可，‘霸占”了曾让辛大刚属意的姜红文，尽管后来被县里革职，他却一跃而成为村里的暴发户，开起了油坊，成为老明叔等人羡慕的能人。继任支书范世荣是地主破落户的子弟，共产党的到来为他报了家仇，他通过钻营进入党内并获取了上级信任和重用，篡夺了村里的领导权，又利用权术打压其他村干部，树立了自己在村中的个人权威。为了夺取漂亮的村剧团演员白玉兽，范世荣根据别人的诬告，召开“反淫乱”群众斗争大会批斗辛大刚，在破坏辛大刚在群众中的形象与威望的同时坚持要给子他处分，并强迫白玉兽和自己订了婚。范世荣的行为，不仅给子辛大刚伤残归家以来最为沉重的一击，使得辛大刚几乎陷入绝境，而且导致了村里土作的塌台，给党的土作和形象造成了重大损失。
辛宝发和范世荣前后两任支书，尽管出身不同，但他们都是为谋取个人私欲而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身上都有着流氓无赖的本性。这一类的人物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农村政权中曾大量存在。1939年，王林在日记中写道:“村农会许多都被几个地痞把持着，而利用农会的名义，招摇撞骗，无恶不作，造成富农今天最怕的势力。请客先请他们坐上席，暗中送礼，甚至十暗中叫他们白种地。这种恶势力如何钻进我们的阵营中呢?起初组织农会时，老实庄稼人不敢贪，不敢出头，只有这种人敢出来试一试，试不好，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一试不错，县政府无论何事都听他们的报告，他们又成天和‘新贵’来往，称兄道弟，十是造成无上权威。而这时吃亏的富农分子净怕惹事得罪人，不敢上诉，以为法令即如是，只可暗中运动，施小惠。中农看哈哈笑，贫农也多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又一见他们胡闹，遂起戒惧之心，以为这长不了，(更有许多糊涂老太婆，偷向香门问神:“他们什么时候完了?)老是敬而远之，发挥不出积极性来。我们的同志，因为习而不察，熟，图方便，因陋就简，有什么事便找他们做。他们善十应付和招待我们，当面无不一团和气，扭身便向农民呈威作福”。可以说，范世荣们窃取党内的职权，固然与他们在根据地建政初期的“积极”表现有关，更是与群众保守与落后的思想意识和上级领导的纵容分不开的。从群众方面来说，即便辛宝发被革了职，但人们仍然畏惧他那余威还在的“霸道”，“把村里财主们叫去，问他们他净向他们敲诈了多少钱，白要过他们多少地，他们却谁也不承认。后来又把老朝的闺女传去，问她是不是霸占，她说是心甘情愿的”。从上级领导方面来说“县里听区里，区里听村里”的土作方式不无责任。区干部张昭就范世荣的问题向辛大刚作检体“他要开会斗争你，也问过我，我当时不了解情况，糊里糊涂地就上了他的当，，“范世荣欺上瞒下，成绩是自己的，出了问题就往别人身上推责任，品质非常坏。我呢，主观主义，人才观点，光看见他能哨一套，就指定了他负责任。相信他就光听他一面之词，感情一冲动就做决定，民主作风很差，也不调查研究!所以范世荣的错误，从领导上讲，我应该负责任”。
辛庄村工作的问题，其深层的原因在十根据地残留的“旧社会的各种不良的倾向”。这种不良倾向腐蚀着辛大刚“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洁性和战斗性”，激起了他的“旧意识”，同时也使他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农村社会复杂性，看到根据地干部群众身上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也印证了王林所谓的“以隐伏在农民心理中的旧意识、旧作风与新意识、新作风的斗争作为潜主题”的创作构想。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尽管有过犹豫和仿徨，但共产党员辛大刚最终不仅抵御了各种不良意识的侵袭以及敌人扫荡烧杀的考验，保持了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纯洁性”，而且在敌人越是疯狂的时候，越是发扬他的战斗性，从而成为“新意识”和“新作风”的代表。
“五一大扫荡”的到来，范世荣立即逃亡到敌占区藏匿，姜保年则组织起维持会，当了期颜事敌的伪村长，百般羞辱和刁难抗日战士。他们的变节，不仅展示了“腐化思想”对党的事业和根据地土作造成的巨大危害，而且从他们的身上也表现出只求苟且偷生而枉顾大义的旧的奴性意识。这种意识潜藏于冀中“腹地”农民的思想与行为中。为了向维持会征粮，父亲和辛大刚争吵:“你跟我说得着吗?你们完不完，十我有什么相干?人家维持会里，是怕你们给村里招祸。你们不想活着，人家还不想活着吗?你们不想混了，人家还不想混下去吗?”辛大刚为此悲愤地说:“呕，我们这些人，在你们的眼里，原来是一群这么一道人物，不想混下去!也不想活下去!”父亲的话有着现实的依据。王林在日记中记载，“前些日子有一二九师粮林处到我村征粮，皇协军来，他们西去，追了一段SR放了一阵子枪。于是日本皇协军说该村窝藏SR军人，要把村长都带走。结果花了一二百儿了事。我父亲说时慨叹不已，以为这些军队办不了正事，净给惹祸”。人们这样对待辛大刚等人，实际上如辛宝发告诫辛大刚所说，村里的人们把八路军看作是“一种势力”，他们表现的进步“是看着八路军站住了，看着八路军对他们有利益”。当八路军在大扫荡中受到冲击时，人们的态度就会随着自身利益的转移而发生变化。这也反映了当时冀中人们真实的心态与想法。
辛庄毕竟不是“幽僻的陈庄”，时代风云的突变和历史语境的更迭已经不需要辛大刚经历过多生活的锤炼和精神的成长历程，不容许他直面过多的社会的“落后”与“黑暗”并为此产生孤独、怅惘、寂寞、凄凉等个人情纵“今天需要的是发扬冀中如何能坚持到今天，能取得胜利”，因此，辛大刚必须走出“幽僻的陈庄”而立即成为一名“完成的”英雄，担负起党赋子他的责任，带领冀中人民“英勇斗争”，走向胜利。然而，王林当时“还没有这个正确打算”。在生死未卜的残酷环境中，王林只想把正在发生的真人真事“写入”他的小说中，以小说创作为历史保留一份真实的记录。他认为:“伟大的作家的伟大典型人物的创造，都离不了有真人真事做模特，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典型新人新事这般多，为何不先从伟大作家成功初阶的阶石上着手开始呢?这些初步基础的成功，即是现实与艺术的密切配合的成功。这部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长篇小说《腹地》就是“现实”与“艺术”成功配合的结果，尽管其因政治上的“落后”和“自然主义”的倾向而遭到批判，但正因如此，它突破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约束和现实主义的限制，不仅成为“迄今为止描写冀中抗日斗争的最真实、最有生活气息的作品”，而且为冀中抗战乃至中国抗日战争留下一部真实感人、生动形象的历史文本，这乃是它的真正价值所在。尽管王林为此成为解放区备受争议的作家，但他对“原生态”历史的想象和再现，使他向“伟大的作家”迈进的同时，也使得《腹地》成为具有经典性意义的小说文本。(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评：抗战组织游击队，改编八路当连长。前后轻重伤七次，无奈转业回家乡。
赤胆忠心脾气暴，英雄主义个性强。两任支书倒台后，组织委任辛大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