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眼里的郭沫若
关粉儿
1楼
前几天写了篇黄裳看周作人的小文，应该说他对周氏稍显苛刻，不过，情论真伪，理纠是非，也没什么可说。
闲翻了一下书话关于黄裳的帖子，见一篇十年前的旧文《黄裳·谢国桢·郭沫若》，里面说黄裳在《采石·当涂·青山》一文中论及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得风气之先，并勇于‘改过’的聪明的学者，在一本文学史中，使出了殡仪馆特级化妆师的全套本领，把李白打扮成一个响当当的‘法家诗人’，同时下死地把杜甫推入了另册，更狠狠地踩上了几脚。”
后面的跟帖是一通附和，但最后一个回复说“黄裳这里说的学者并不是指的郭沫若，而是著《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复旦大学教授刘××。黄裳对郭老其实是蛮尊重的，可参见《珠还纪幸》。”
楼主对此并没回应。
黄裳那篇文章写于1979年，郭氏的《李白与杜甫》出版于1971年，此书颇令时人侧目，多认为是拍毛氏“扬李抑杜”马屁的跟风之作，与黄文前后时间上也相合，估计这是多数网友附和的原因。
但说此书把杜甫打入另册是对的，书内证据比比皆是，可并没把李白打扮成“法家诗人”。另外，就在写作《采石·当涂·青山》的当年，黄裳还写过一篇《郭沫若》，这在他的很多集子里都有收录，文中以“郭老”相称，对其颇为敬重，就此完全可以否定黄裳说的是郭沫若。最后那个回复“可参见《珠还纪幸》”，想来说的就是这一篇。
此回复还说，实际上黄裳针对的是《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作者刘大杰，确实如此，这本书初版于解放前，之后一版再版，直到06、07、11年还有新版问世，但在1973年的第四版中，作者迫于压力曾做过“翻天覆地”的修订，也就是黄裳所说的“使出了殡仪馆特级化妆师的全套本领”，但后来作者也为此深深自责。
以上算是澄清一个错讹。
其实黄裳很多文章有提到郭沫若，有的着墨较多，有的则一笔带过，用的最多的称呼就是“郭老”（当然，时人多以此相称），如《不是抬杠》《“ 山中一半雨”及其他》《忆施蛰存》《阿英的一封信》《马叔平》等等，再有就是“沫若同志”“郭沫若先生”，约略可见对他的敬意，要说黄裳对他的为人一无所知，怕难令人相信。
沈从文因《斥反动文艺》一文对郭氏可谓恨之入骨，黄裳与他有不少书信往来，也公开发表过几封，1975年沈从文曾致信黄裳，其中有谈及对郭沫若书法的看法——“昨寄几张习字，想能收到。此道本不‘在行’，且搁笔已廿五年。由于社会新，要求严，除主席外，作家中死去的有鲁迅先生，活着的有郭沫若院长，可称‘并世无敌，人间双绝’”，以黄裳对文字的敏感，不难看出其中的讥嘲，但这封信黄裳并没发表，不发表，这自然也是一种态度，对吧？
另外，沈从文的高足汪曾祺，表侄黄永玉与黄裳可谓至交，闲谈中臧否人物想必是免不了，有论及郭氏更是情理之中，所以黄裳不可能对他没有入骨的认识。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黄裳对他只一味赞誉，实际上也有批评。八十年代初黄裳与姚雪垠有两篇论战文章《陈圆圆》和《不是抬杠》，那确实是“才学识”并举的佳作，里面有提到郭氏的《李白与杜甫》——“我想不管是谁，就如被视为‘偶像’的郭沫若同志，说了错话，办了错事，也要受到公正的批评，没有任何理由为之回护。郭老的治学是有缺点的，有时甚至有很大的缺点，因而导致不小的错误。如《李白与杜甫》那样的作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可能是他说得最重的话了，然而，也就如此。
那么，如果说是因深受反右、文革之苦，对当时重压下的知识分子的“奴颜媚骨”有些理解之同情呢？也不尽然。
同样是关于“扬李抑杜”的问题，看看前面对刘大杰的用词之严厉。再有，当评价与郭氏类似但并没那么露骨的吴晗时，黄裳说“他一直是紧跟，而缺乏自己清醒的思考，这是他的缺点。历次运动，直到‘反右’，他只是以一个忠顺的政治棋子活动。……直到《海瑞罢官》，陷入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政治漩涡，终于死去，真是一个悲剧” （致李辉信）。
黄裳为什么对郭氏这么客气，而对与其类似的却摆出另一幅态度？这就需要谈一点儿历史。
我们回头再看前面提及的《郭沫若》，里面讲了两件事，一是回忆了1946年听郭沫若对国民当局充满愤激的一个讲演，当时做为记者的黄裳曾笔头采访了他，于此到看不出什么。另一件事是1947年黄裳在上海编报时曾得到过郭沫若的大力支持，他做文汇报的副刊时，组织并发表了一些文化界“进步”作者的诗文，后来在白色恐怖下被查封了，郭沫若当时写的是一首七绝“偶语诗书曾弃市，世间仍自有诗书。周厉当年流彘后，卫巫勉业复如何”，第一、二句用典秦始皇“有敢偶语诗书，弃市”，就是但凡在一起谈论儒家诗书的，杀，但是“诗书”并没绝于世。第三、四句，用典周厉王以卫巫祝监视国人，让他“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那后果是“国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结果，周厉王还是被国人赶下了台。此诗主要是抨击“国民党反动派”钳制言论的罪行。文中说“当重新发现这诗稿时，我的惊异更是难以形容。如果不是原迹写着明确的时间，人们是有理由怀疑它是十年前的‘近作’的吧”，还说“他这首诗的抨击对象是一九四七年的国民党反动派，但诗人创作时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却使他的作品有了长久的生命力，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它仍然活着，而且还将更长久地活下去”，这就有些肉麻了。
闲翻了一下书话关于黄裳的帖子，见一篇十年前的旧文《黄裳·谢国桢·郭沫若》，里面说黄裳在《采石·当涂·青山》一文中论及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得风气之先，并勇于‘改过’的聪明的学者，在一本文学史中，使出了殡仪馆特级化妆师的全套本领，把李白打扮成一个响当当的‘法家诗人’，同时下死地把杜甫推入了另册，更狠狠地踩上了几脚。”
后面的跟帖是一通附和，但最后一个回复说“黄裳这里说的学者并不是指的郭沫若，而是著《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复旦大学教授刘××。黄裳对郭老其实是蛮尊重的，可参见《珠还纪幸》。”
楼主对此并没回应。
黄裳那篇文章写于1979年，郭氏的《李白与杜甫》出版于1971年，此书颇令时人侧目，多认为是拍毛氏“扬李抑杜”马屁的跟风之作，与黄文前后时间上也相合，估计这是多数网友附和的原因。
但说此书把杜甫打入另册是对的，书内证据比比皆是，可并没把李白打扮成“法家诗人”。另外，就在写作《采石·当涂·青山》的当年，黄裳还写过一篇《郭沫若》，这在他的很多集子里都有收录，文中以“郭老”相称，对其颇为敬重，就此完全可以否定黄裳说的是郭沫若。最后那个回复“可参见《珠还纪幸》”，想来说的就是这一篇。
此回复还说，实际上黄裳针对的是《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作者刘大杰，确实如此，这本书初版于解放前，之后一版再版，直到06、07、11年还有新版问世，但在1973年的第四版中，作者迫于压力曾做过“翻天覆地”的修订，也就是黄裳所说的“使出了殡仪馆特级化妆师的全套本领”，但后来作者也为此深深自责。
以上算是澄清一个错讹。
其实黄裳很多文章有提到郭沫若，有的着墨较多，有的则一笔带过，用的最多的称呼就是“郭老”（当然，时人多以此相称），如《不是抬杠》《“ 山中一半雨”及其他》《忆施蛰存》《阿英的一封信》《马叔平》等等，再有就是“沫若同志”“郭沫若先生”，约略可见对他的敬意，要说黄裳对他的为人一无所知，怕难令人相信。
沈从文因《斥反动文艺》一文对郭氏可谓恨之入骨，黄裳与他有不少书信往来，也公开发表过几封，1975年沈从文曾致信黄裳，其中有谈及对郭沫若书法的看法——“昨寄几张习字，想能收到。此道本不‘在行’，且搁笔已廿五年。由于社会新，要求严，除主席外，作家中死去的有鲁迅先生，活着的有郭沫若院长，可称‘并世无敌，人间双绝’”，以黄裳对文字的敏感，不难看出其中的讥嘲，但这封信黄裳并没发表，不发表，这自然也是一种态度，对吧？
另外，沈从文的高足汪曾祺，表侄黄永玉与黄裳可谓至交，闲谈中臧否人物想必是免不了，有论及郭氏更是情理之中，所以黄裳不可能对他没有入骨的认识。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黄裳对他只一味赞誉，实际上也有批评。八十年代初黄裳与姚雪垠有两篇论战文章《陈圆圆》和《不是抬杠》，那确实是“才学识”并举的佳作，里面有提到郭氏的《李白与杜甫》——“我想不管是谁，就如被视为‘偶像’的郭沫若同志，说了错话，办了错事，也要受到公正的批评，没有任何理由为之回护。郭老的治学是有缺点的，有时甚至有很大的缺点，因而导致不小的错误。如《李白与杜甫》那样的作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可能是他说得最重的话了，然而，也就如此。
那么，如果说是因深受反右、文革之苦，对当时重压下的知识分子的“奴颜媚骨”有些理解之同情呢？也不尽然。
同样是关于“扬李抑杜”的问题，看看前面对刘大杰的用词之严厉。再有，当评价与郭氏类似但并没那么露骨的吴晗时，黄裳说“他一直是紧跟，而缺乏自己清醒的思考，这是他的缺点。历次运动，直到‘反右’，他只是以一个忠顺的政治棋子活动。……直到《海瑞罢官》，陷入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政治漩涡，终于死去，真是一个悲剧” （致李辉信）。
黄裳为什么对郭氏这么客气，而对与其类似的却摆出另一幅态度？这就需要谈一点儿历史。
我们回头再看前面提及的《郭沫若》，里面讲了两件事，一是回忆了1946年听郭沫若对国民当局充满愤激的一个讲演，当时做为记者的黄裳曾笔头采访了他，于此到看不出什么。另一件事是1947年黄裳在上海编报时曾得到过郭沫若的大力支持，他做文汇报的副刊时，组织并发表了一些文化界“进步”作者的诗文，后来在白色恐怖下被查封了，郭沫若当时写的是一首七绝“偶语诗书曾弃市，世间仍自有诗书。周厉当年流彘后，卫巫勉业复如何”，第一、二句用典秦始皇“有敢偶语诗书，弃市”，就是但凡在一起谈论儒家诗书的，杀，但是“诗书”并没绝于世。第三、四句，用典周厉王以卫巫祝监视国人，让他“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那后果是“国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结果，周厉王还是被国人赶下了台。此诗主要是抨击“国民党反动派”钳制言论的罪行。文中说“当重新发现这诗稿时，我的惊异更是难以形容。如果不是原迹写着明确的时间，人们是有理由怀疑它是十年前的‘近作’的吧”，还说“他这首诗的抨击对象是一九四七年的国民党反动派，但诗人创作时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却使他的作品有了长久的生命力，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它仍然活着，而且还将更长久地活下去”，这就有些肉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