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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秦汉两朝那些事,原创长篇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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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秦汉两朝那些事,原创长篇连载

漢血宝馬
1楼
前言
本人喜欢看历史,读关于秦、汉两朝的历史书籍也已经有多年了,也喜欢读别人写这一段历史的文字。当然,多数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本人怕是难以望其项背了。
但是,我发现一些人写这段历史的时候,虽然写得十分精彩,读之令人神往,却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一笔带过,没有细加探讨和解说。
本人鉴于此,决心突出细节地去解说这一段历史,文风尽量严谨,当然也会带有一些幽默诙谐的语言,使读者读之颇感有趣,但不是全面无厘头、搞笑的写法。对一些历史事件和问题,本人会依据史书,仔细予以叙述,尽量讲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而不是泛泛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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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血宝馬
2楼
本文是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开始写起,第一部分主要写秦朝的历史,从秦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开始到秦朝灭亡。
这一部分将详细讲述一些历史事件和问题,比如: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执政的情况,是不是正如史家所言:秦行暴政?
秦朝统治之下的社会生活是个什么样子的。
秦始皇发动的焚书坑儒运动的本来面目,以及儒法之争的前世今生。
对秦始皇的统治思想、性格心理的分析。
秦国传统统治思想有一些什么内容使得秦朝排斥打击儒家?
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
始皇帝在最后一次巡游中的权力安排,和沙丘阴谋的细节,李斯与赵高从合作到决裂的过程。
蒙恬、蒙毅兄弟在大秦帝国权力中心的地位。
扶苏和胡亥,始皇帝到底是立谁为继承人?
大秦帝国的财政问题。
陈胜吴广起义失败的根源。
章邯对农民起义军作战的一些详细地细节过程。
刘邦、项羽起义的经过。
项梁立楚怀王是对是错?
巨鹿之战详细的经过,和项羽取胜的原因。
巨鹿之战后期,章邯在能与项羽相持对峙的情况下,为什么选择投降项羽?
刘邦西行入秦的路上都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
有人提出子婴退往巴蜀还能延续秦国社稷,这行得通吗?
项羽划分天下格局的得失问题。
等等很多问题在第一部分里都有详细的探讨、解释和叙述。下面就从秦朝初年开始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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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血宝馬
3楼
第一部 大风起兮 秦朝那些事
一 始皇初政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二十六年,秦灭六国中最后一国——齐,最终完成对中原大地的兼并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秦王嬴政自立为皇帝,废除谥法,自号始皇帝,欲传天下于二世三世至千万世,可谓是非常之彪悍霸气。
秦始皇采用阴阳家邹衍的始终五德之运的说法,以为秦属水德,于是改十月为岁首,尚黑色,进行了服制改革,以示大秦代周,天下改朝换代。
秦始皇以法家学说为统治思想,在全国推行法治,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以行统治,统一文字度量衡,史称“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关于秦始皇的种种伟大创举就不详细列举,这个可以参阅中国古代历史教科书,这里主要谈一谈秦始皇在灭六国后的其他举措。
由于秦朝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不多,在此主要就《史记》和《资治通鉴》上记载的史料加以分析。
从秦始皇兼并六国到秦始皇驾崩,即始皇二十六年至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10年)这十二年间,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以秦始皇三十二年为分界点,前六年为一个阶段,后六年为一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的对内对外政策可以说是明显不同,下面就这在两个时期中秦始皇的作为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始皇二十六年至始皇三十二年间,秦始皇的举措。
秦始皇在六年中共出巡四次:
二十七年(为行文方便,纪年数前省略始皇二字,后文同例,皆指始皇纪年,至二世时会标出纪年),出巡陇西、北地。
二十八年,东行郡县,登峄山,至鲁,登泰山、粱父,封禅。沿山东半岛海岸至琅琊,再到彭城,从旧楚之地南郡由武关归咸阳。
二十九年,东行,登之罘,至琅琊,从上党归咸阳。
三十二年,出巡至碣石,行北边,从上郡入咸阳。
秦始皇四次出巡,目的明显:一是向天下宣示秦得天下,示以威风,登泰山封禅,又在各处立石刻碑,以纪功德;二是巡游六国故地以示威,震慑反秦残余势力,镇抚百姓:三是祭祀山川,求仙问药,如二十八年派齐人徐巿入海求仙:四是观览各地风俗,宣扬政策,整治习俗,巩固统治。
再看秦始皇兴起的国家工程。
二十六年,向全国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此为一项行政建设工程。
土木工程方面,骊山帝陵工程自即位起即开始。
二十六年,修筑宫殿,主要仿建六国宫室,这属于帝都建设工程。
二十七年,作信宫,甘泉前殿,治驰道。这个驰道就是当时的高速公路,治驰道属于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二十八年,兴修琅琊台。
国家安全工程方面,主要实施寝兵政策。
二十六年,收缴兵器,熔铸铜人十二,迁徙六国富豪至咸阳十二万户。
三十二年,堕毁六国旧城和军事防御工事,“堕毁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
经济民生工程方面。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此即是命百姓自报所占耕地,以确定租赋。
在发展个人爱好方面,秦始皇也启动了一项国家长期项目,到他死时都没有停止,那就是寻仙求长生药工程。
秦始皇求仙药希望能长生不老,除兴趣爱好外,可能跟他的身体状况有关。
《史记》记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
据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郭曾在日本学医科)的推测:秦始皇有软骨症,身体素质并不好。此处引用郭沫若先生所著《十批判书》中原文加以说明:
“挚鸟膺”,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豺声”是表明有气管炎。软骨症患者,骨的发育反常,故尔胸形鼻形都呈变异,而气管炎是经常并发的。有这三种征候,可以下出软骨症的诊断。
联系秦始皇并不快乐的童年来看,嬴政也是‘从小缺爱,长大缺钙’,这么看来,秦始皇求个仙找点什么药来吃吃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方面具体的动作有:
祭祀名山大川。
二十八年,命徐巿入海求仙。
三十二年,使燕人卢生寻找仙人羡门、高誓。
分析秦始皇这六年来的这些动作,其中推行的行政建设方面、国家安全工程方面、经济民生工程方面,基本上是有利于国计民生,并无失误。
行政建设自不必说,各项政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国家安全工程方面,削弱地方势力,加强统治,无可厚非。
迁徙六国豪强至咸阳十二万户的移民工程,削弱了六国残存势力。
销锋镝,堕城郭,决川防,夷险阻,同是寝兵政策的实施,这些都是好的举措。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这项经济民生工程就是让百姓上报所占耕地面积,这也很好,清查土地,确立土地私有,发展小农经济。
当然,这也是为更好的保障国家税收,发展小农经济,能增加财源、劳动力、兵源等等,也是当时经济发展的趋势。
再看看土木工程方面。自古帝王自登基就开始给自己挖坟修墓,这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并不是从始皇帝开始,所以帝陵工程也不算滥兴。
至于修筑宫殿台榭,就像现在农村的老百姓赚钱了,修修自己家的房子,钱多的建别墅,还在城里购置房产,这也说的过去,更何况是一个统一天下的新造之大帝国,建设首都,以彰显帝国气势,也是可以的。
治驰道,就是建高速公路,当然这是为方便秦始皇自己巡游和加强对各地的控制,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便利交通和加强各地联系的作用。这个修驰道应当是在所在郡县分段承包,百姓服役出工也不用离家太远。
在秦汉时代成年男子每年要在农闲的时间里到官府服役一个月,客观的说,这些土木工程的施行,是没有滥用民力。
秦始皇出巡和求仙费用虽花费巨大,却也在国家财政承受范围之内。
可以说,这六年期间全国局面还是不错的,经济恢复,生产发展,大秦统一天下,符合天下百姓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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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血宝馬
4楼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喜欢刻石立碑,其中记载了始皇帝所刻文字,可以看到秦并天下初这几年的施政纲领和社会气象。
如,二十八年,禅梁父,刻所立石,刻文中有;
“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
第一句是说在我大秦统治之下,各种生产活动得以进行,都在有序发展。第二句是说,我统一平定天下,做了皇帝,要努力不懈地治理国家,早起晚睡,不怕吃苦,为天下形万世之利云云。
二十九年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刻文中有:
“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尤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戈……”
这是说,要重视农业生产,把农业放在第一位,要使百姓富足,要搞好社会团结,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要时刻体恤百姓,制定合情合理的法律,让百姓安居乐业,实行寝兵政策,不发动战争。
在二十九年之罘刻石文中又重申‘永偃戎兵’。
三十二年刻文碣石门,刻文中有:
“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即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这段话是说毁坏旧六国的军事设施、工事,以示天下再无战事,百姓再不用去打仗,男丁乐于农耕,妇女致力女红。生产有序进行,各行各业都得到发展,各阶层皆获得实惠,无不安居乐业。
可以说上面这些刻文正是对这段时期社会状态的描述。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始皇帝所刻文字,肯定对自己进行歌功颂德,对自己有所美化,甚至粉饰太平,拿来说明问题似乎不足以使人信服,那我们就来看看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具体情形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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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血宝馬
5楼
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贾(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
翻译如下:
现在一位农夫一家五口,种地一百亩。一年收成是,一亩产量是一石半,一百亩则收获一百五十石粟。除去上交政府十分之一税率的地税十五石,还剩下一百三十五石。每个人都要吃饭,平均每人每月食用一石半,五个人一年就要吃掉九十石,剩下四十五石。一石粟,价值三十钱,一家剩下的四十五石粟就可以卖得一千三百五十钱。除去社闾之间尝食新收的粮食和春秋祭祀用去的三百钱费用,还剩下一千零五十钱。每个人穿衣服,大概一个人要花费三百钱,一家五口就要花费一千五百钱,家里的钱不够花费,还差四百五十钱。不幸有病死丧葬的费用,以及政府征收其他赋税,又都还没有算在这个里面。这就是造成农民贫困,没有勤勉耕种的心思,而且使得谷物的买进价格太贵的原因。
因此,善于按平价收购粮食的人,必定会仔细观察发现,有上、中、下三种不同丰收程度的年岁。上等丰收之年(上熟)能收到原来的四倍,最后剩四百石;中等丰收之年(中熟)收获是原来的三倍,最后还剩三百石;下等丰收之年(下熟)是原来的一倍,最后还剩一百石。小饥荒之年能收一百石,中饥荒之年能收到七十石,大饥荒之年能收到二十石。所以上等丰收之年则买入一般年景三倍的粮食而留一份给百姓,中等丰收之年则买入二倍,下等丰收之年则买入一倍,使百姓有足够的粮食,粮价平稳不贵不贱就中止买入。小饥荒之年就拿出下等丰收之年时所征的赋税,中饥荒之年就拿出中等丰收之年时所征的赋税,大饥荒之年就拿出上等丰收之年时所收购的粮食,去卖掉它们。所以,即使遇到荒年和水旱灾害,民众买进粮食时,价格就不会被抬升,也就不会造成民众的离散了,这是用有余的去补充不足的。
年岁粮食丰收,总有些奸商从农民手上收购粮食时,就会压低谷价,容易导致谷价下跌,这时政府平价收购农民多余的粮食,就会稳定粮价,不至于谷贱伤农;而年岁饥荒或水旱灾害,粮食歉收,大家都要买粮食,这些奸商向民众出售粮食时,就会非常缺德地哄抬价格,导致谷价飙升,以至很多人买不起粮食而挨饿,这时政府平价出售在丰收之年收购上来的粮食,由于供给充足,就可以平抑粮价,大家也都可以买得起粮食,就不用逃荒了。这就是李悝‘平籴法’的精髓所在了。
魏文侯元年是公元前424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兼并六国共经历二百零三年,自春秋逐步推广牛耕、铁农具以来,农耕技术在这段时期并没有太大改进了,亩产量在相同的地力之下,只有提高耕作技术才能增加。
换言之,战国初至秦统一的这段期间,亩产量提升不大,也就是上面引用的史料中对农田亩产量的相关数据也基本适用于秦统一前后。
现在要确定的是粮食价格问题,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秦律十八种-司空》中有记载:系城旦舂,公食当责者,石卅钱。意思是拘系服城旦、舂劳役,官府给与饭食应收代价的,每石收三十钱。在这里明确给出了一石粮食的官方价格,即每石三十钱。
在此我们还要考虑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间的租税税率问题。上面引用的史料中,提及的税率为十分之一,而在秦朝史料中对这一时期的租税税率并未提及。
在我们的印象中秦朝的赋税是很重的,有所谓‘收泰半之赋’的说法,具体的说,亩产一石半,要收去一石的产量,税率为三分之二,加之其他税费,秦朝政府要剥夺劳动人民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
但是仔细考究史料,情况不尽如此。查‘收泰半之赋’这句话的出处,有《汉书.食货志上》记载:
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
而比《汉书》更早的文献《淮南子》中有《兵略训》篇记载:
二世皇帝势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为郡县。然纵耳目之欲,穷奢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泰半之赋,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
《汉书.食货志上》将’收泰半之赋’置于‘外攘夷狄’之句后,秦始皇出兵进攻匈奴正是在三十二年,而《淮南子.兵略训》将这一赋税政策归之于二世皇帝当政期间。
可见,秦朝初年,并未有‘收泰半之赋’,也就是三分之二的税率。客观的说,秦朝税率的提高有一个过程,并非一开始就收泰半之赋。那么此时秦朝的田租税率是多少呢?依照秦国传统,我认为是十分之一。
为什么呢?因为秦国当初实行土地私有制是在商鞅变法期间,确定田租地税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而商鞅变法中的土地改革多继承魏文侯相李悝的‘尽地力之教’,李悝在魏国主政时收的是什一之税,因此,商鞅变法在秦国确定的税制应该也是收什一之税。
到秦始皇时代,史无记载税制变化,依据传统当是收什一之税。
参考李悝的分析,按照不丰不歉的粮食产量和最低生活水平来计算,收支相抵仍有四百五十钱的亏空。
按上熟,就是大丰收之年,粮食产量是一般年景的四倍,收六百石,交租六十石,余五百四十石。一户五口一年吃掉九十石,余下四百五十石,一石粮食价格为三十钱,可卖一万三千五百钱,扣除各项生活费用一千八百钱,可剩收入一万一千七百钱,当然交一下其他赋税,所剩肯定不足万钱。
中熟之年,以此类推,粮食产量是一般年景时的三倍,收四百五十石,交租四十五石,余四百零五石,一户五口一年吃掉九十石,余三百一十五石,一石粮食价格是三十钱,可买九千四百五十钱,扣除各项生活费用一千八百钱,可剩收入七千六百五十钱。
下熟之年自倍,也就是一般年景时粮食产量的两倍,收三百石,同样的算法,一户最后可剩收入三千六百钱。
如果是小饥之年,收百石,交完租税,刚好够填饱肚子,中饥之年七十石收成,交完租,回家勒紧裤腰带,挖点野菜,勉强度过一年。大饥之年收三十石,那就要饿死人了。
这大概就是当时的大体状况。
另外要补充的是,秦朝政府对农业生产方面制定有详细的法律。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就有《田律》、《厩苑律》,是有关于农田水利、山林保护、牛马饲养方面的法律。
它特别规定:要在当年八月底以前向朝廷报告降雨后农田受益面积和农作物遭受风、虫、水、旱等自然灾害的情况。朝廷就可以根据年景收成来收取或减免租税,以保障百姓的最低生活水平和再生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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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血宝馬
6楼
先看本业——农业的情况。要分析当时的农业状况,就要搞清楚当时的亩产、粮价、农民生计等问题。由于秦朝遗留的相关史料匮乏,我们只有参照相近时期的相关数据资料加以分析。在《汉书.食货志上》载有魏文侯相李悝对于当时亩产、粮价和农民生计的分析: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
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贾(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
翻译如下:
现在一位农夫一家五口,种地一百亩。一年收成是,一亩产量是一石半,一百亩则收获一百五十石粟。除去上交政府十分之一税率的地税十五石,还剩下一百三十五石。每个人都要吃饭,平均每人每月食用一石半,五个人一年就要吃掉九十石,剩下四十五石。一石粟,价值三十钱,一家剩下的四十五石粟就可以卖得一千三百五十钱。除去社闾之间尝食新收的粮食和春秋祭祀用去的三百钱费用,还剩下一千零五十钱。每个人穿衣服,大概一个人要花费三百钱,一家五口就要花费一千五百钱,家里的钱不够花费,还差四百五十钱。不幸有病死丧葬的费用,以及政府征收其他赋税,又都还没有算在这个里面。这就是造成农民贫困,没有勤勉耕种的心思,而且使得谷物的买进价格太贵的原因。
因此,善于按平价收购粮食的人,必定会仔细观察发现,有上、中、下三种不同丰收程度的年岁。上等丰收之年(上熟)能收到原来的四倍,最后剩四百石;中等丰收之年(中熟)收获是原来的三倍,最后还剩三百石;下等丰收之年(下熟)是原来的一倍,最后还剩一百石。小饥荒之年能收一百石,中饥荒之年能收到七十石,大饥荒之年能收到二十石。所以上等丰收之年则买入一般年景三倍的粮食而留一份给百姓,中等丰收之年则买入二倍,下等丰收之年则买入一倍,使百姓有足够的粮食,粮价平稳不贵不贱就中止买入。小饥荒之年就拿出下等丰收之年时所征的赋税,中饥荒之年就拿出中等丰收之年时所征的赋税,大饥荒之年就拿出上等丰收之年时所收购的粮食,去卖掉它们。所以,即使遇到荒年和水旱灾害,民众买进粮食时,价格就不会被抬升,也就不会造成民众的离散了,这是用有余的去补充不足的。
年岁粮食丰收,总有些奸商从农民手上收购粮食时,就会压低谷价,容易导致谷价下跌,这时政府平价收购农民多余的粮食,就会稳定粮价,不至于谷贱伤农;而年岁饥荒或水旱灾害,粮食歉收,大家都要买粮食,这些奸商向民众出售粮食时,就会非常缺德地哄抬价格,导致谷价飙升,以至很多人买不起粮食而挨饿,这时政府平价出售在丰收之年收购上来的粮食,由于供给充足,就可以平抑粮价,大家也都可以买得起粮食,就不用逃荒了。这就是李悝‘平籴法’的精髓所在了。
魏文侯元年是公元前424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兼并六国共经历二百零三年,自春秋逐步推广牛耕、铁农具以来,农耕技术在这段时期并没有太大改进了,亩产量在相同的地力之下,只有提高耕作技术才能增加。
换言之,战国初至秦统一的这段期间,亩产量提升不大,也就是上面引用的史料中对农田亩产量的相关数据也基本适用于秦统一前后。
现在要确定的是粮食价格问题,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秦律十八种-司空》中有记载:系城旦舂,公食当责者,石卅钱。意思是拘系服城旦、舂劳役,官府给与饭食应收代价的,每石收三十钱。在这里明确给出了一石粮食的官方价格,即每石三十钱。
在此我们还要考虑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间的租税税率问题。上面引用的史料中,提及的税率为十分之一,而在秦朝史料中对这一时期的租税税率并未提及。
在我们的印象中秦朝的赋税是很重的,有所谓‘收泰半之赋’的说法,具体的说,亩产一石半,要收去一石的产量,税率为三分之二,加之其他税费,秦朝政府要剥夺劳动人民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
但是仔细考究史料,情况不尽如此。查‘收泰半之赋’这句话的出处,有《汉书.食货志上》记载:
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
而比《汉书》更早的文献《淮南子》中有《兵略训》篇记载:
二世皇帝势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为郡县。然纵耳目之欲,穷奢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泰半之赋,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
《汉书.食货志上》将’收泰半之赋’置于‘外攘夷狄’之句后,秦始皇出兵进攻匈奴正是在三十二年,而《淮南子.兵略训》将这一赋税政策归之于二世皇帝当政期间。
可见,秦朝初年,并未有‘收泰半之赋’,也就是三分之二的税率。客观的说,秦朝税率的提高有一个过程,并非一开始就收泰半之赋。那么此时秦朝的田租税率是多少呢?依照秦国传统,我认为是十分之一。
为什么呢?因为秦国当初实行土地私有制是在商鞅变法期间,确定田租地税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而商鞅变法中的土地改革多继承魏文侯相李悝的‘尽地力之教’,李悝在魏国主政时收的是什一之税,因此,商鞅变法在秦国确定的税制应该也是收什一之税。
到秦始皇时代,史无记载税制变化,依据传统当是收什一之税。
参考李悝的分析,按照不丰不歉的粮食产量和最低生活水平来计算,收支相抵仍有四百五十钱的亏空。
按上熟,就是大丰收之年,粮食产量是一般年景的四倍,收六百石,交租六十石,余五百四十石。一户五口一年吃掉九十石,余下四百五十石,一石粮食价格为三十钱,可卖一万三千五百钱,扣除各项生活费用一千八百钱,可剩收入一万一千七百钱,当然交一下其他赋税,所剩肯定不足万钱。
中熟之年,以此类推,粮食产量是一般年景时的三倍,收四百五十石,交租四十五石,余四百零五石,一户五口一年吃掉九十石,余三百一十五石,一石粮食价格是三十钱,可买九千四百五十钱,扣除各项生活费用一千八百钱,可剩收入七千六百五十钱。
下熟之年自倍,也就是一般年景时粮食产量的两倍,收三百石,同样的算法,一户最后可剩收入三千六百钱。
如果是小饥之年,收百石,交完租税,刚好够填饱肚子,中饥之年七十石收成,交完租,回家勒紧裤腰带,挖点野菜,勉强度过一年。大饥之年收三十石,那就要饿死人了。
这大概就是当时的大体状况。
另外要补充的是,秦朝政府对农业生产方面制定有详细的法律。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就有《田律》、《厩苑律》,是有关于农田水利、山林保护、牛马饲养方面的法律。
它特别规定:要在当年八月底以前向朝廷报告降雨后农田受益面积和农作物遭受风、虫、水、旱等自然灾害的情况。朝廷就可以根据年景收成来收取或减免租税,以保障百姓的最低生活水平和再生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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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血宝馬
7楼

前面是我们对当时农业情况的大致分析,下面我们选取当时各阶层中的代表人物来看看具体的情况。
代表一:陈胜。代表阶层:贫农。
陈胜同志是南阳郡阳城县人,年轻时估计家里田少,家里没钱,便和贫苦的小伙伴们一起受雇于地主家,给人家耕田,估计是打短工。这个陈胜同志干活干累了就坐在田垄上来了句:”苟富贵,勿相忘”
同伴笑话他:“你给人家耕田打工,怎么会富贵?”
没想到,陈胜同志一张口就是千古名言:“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陈胜同志虽然家里穷,给地主家打打工,挣些钱,补贴家用,这日子也还过得下去,要不早就去造反了,是吧?
代表二:陈平。代表阶层:自耕农。
陈平同志是阳武户牖乡人,自己名下有田三十亩,家里穷。
陈平同志喜欢读书学习,所学专业是黄老道家学说。
但是陈平同志比陈胜同志幸运,有一位好大哥。陈平大哥叫陈伯,把陈平带大,自己去耕田,却让陈平去游学。
陈平不仅长得高大帅气,还白白胖胖,有人就问:“家里穷,吃什么长得这么白白胖胖?”
陈平得嫂子在旁边听到了,就回答道:“也不过是吃糠罢了。有叔如此,还不如没有!”
陈伯听到了,就和老婆离婚了。
我们可以分析下,陈平与大哥陈平占田应该不过百亩,陈伯自己耕作,可见陈家生活并不算太富裕,但陈平还是读得起书,还可以出门游学,也算不错了。
代表三:刘邦。代表阶层:富农,中小地主。
刘邦,砀郡沛县丰邑中阳里人。
刘邦生于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6年,刘邦比秦始皇小三岁,那时嬴政还与母亲困居赵国邯郸,过着并不算幸福的童年生活。
刘邦家的情况就要比陈平家好得多了,刘邦父亲刘太公,有一妻一妾,妻子生有刘伯、刘仲(名喜)、刘季(也就是刘邦),妾生有第四子刘交,刘太公还有一女(史失其名),应该比刘季大,比刘仲小。
刘伯早亡,但也娶妻生子了,叫刘信;刘仲也成家了,妻生有刘濞、刘广;刘邦未成家前,与寡妇曹氏私通,生有一子刘肥,刘家情况大致如此。
刘家的家业主要是刘太公带着老大、老二干出来的。
刘邦年轻时就喜欢四处游荡,曾经跟着大哥张耳游历,张耳曾在信陵君魏无忌门下为客,后又做了魏国外黄县令。
史书上说刘邦不事生产作业,可见他确实好吃懒做,也不太爱读书学习,整天带着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兄弟卢绾到处闲逛。
而老四刘交却是个好孩子,喜欢读书学习,多才多艺,是个文艺青年。刘交是在荀子学生浮邱伯门下学 有鲁人穆生、白生、申公等,这都是后来汉初有名的学者。
刘交出门在外学习,基本不用给家里干农活。刘邦就更不用说了,不仅不给家里干活,还经常带些社会上的兄弟到家里吃饭,刘邦的大嫂就曾为此事让他难堪过。
可见,刘邦家境颇为富裕,虽比不上本县的大户王陵家、雍齿家,也算得上是富户、中小地主了。
到秦灭魏进而统一天下,刘邦大哥张耳被朝廷通缉,刘邦也结束了他得游侠生活。
刘邦回到家乡沛县,考上了国家公务员,当了沛县泗水亭的亭长,相当于乡镇派出所所长,此时刘邦大概三十四五的年纪。
这里要介绍下在秦朝报考公务员(就是做吏,办事员)的条件:
首先,要认识数千字,还要懂得律法,刘邦同志虽然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由于他天资聪慧、悟性高,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还是略通文墨律法:
第二,家境要好,人品端正,像韩信同志就是’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刘邦虽然有些生活作风问题,但在那个年代,社会风气开放,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刘邦长期在道上混,有些武功,镇得住社会上的小混混,所以刘邦做这个亭长相当合适。
最重要的一点是,刘邦与沛县主吏(县人事部主任)萧何关系不错。这就是刘邦一家在秦兼并六国前后那些年的状况。
代表四:张良。代表阶层:大地主,富豪。
张良,韩国人,祖父、父亲相韩五世,是个官三代,也是个大地主。张良家产难计,家僮三百人,僮即是奴隶,可想而知那是相当的有钱。
张良父亲死得较早,而张良因年少而没有做官,因此在韩被秦灭时,张良未遭牵连,身家得以保全。
张良立志为韩报仇,所以用家财买杀手刺杀始皇帝。
始皇二十九年,秦始皇东巡郡县,于博浪沙遇刺,就是张良一手策划的。之后,张良逃亡至下邳,购置田庄,生活富足,要不怎么能安心学习圯下老人所授的兵法。
到陈胜同志起义时,张良也拉起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可见其财力还是相当雄厚。
通过对以上各阶层代表的家庭状况分析,可以看出,秦统一天下后这几年里,社会相对安定,百姓生活还过得去,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秦始皇的政策还是的人心的。
当然,六国残存的贵族除外,典型代表如张良、项梁、田儋兄弟、张耳等,都在暗中策划着反秦和复立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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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看完农业方面,我们再看看工商业的情况,我们也选取各行各业的代表来进行分析。
代表一:乌氏倮。代表行业:对外贸易。
乌氏是指秦朝北地郡乌氏县,在秦的西北边境。乌氏倮擅长蓄养牛马,牛马长大成群了,就卖掉,换购成优质丝绸布料器物,再买给戎王(北方少数民族首领),戎王给的价钱是内地的十倍,当然是用牲畜支付。
乌氏倮的财富由此爆发式增长,畜群数多的要用山谷来计量,可见是大牧场蓄养牛马羊等牲畜。
乌氏倮如此富有,很可能是为秦军提供了军马,始皇帝就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与受爵君侯一样,按时和大臣们一起朝见皇帝。
代表二:巴寡妇清。代表行业:采矿业。
巴寡妇清继承先辈几世开采的朱砂矿,家产不计其数。
清虽然是寡妇,却极善经营管理,能保守家业,用财来保卫自己不受流氓的侵犯。
秦始皇也给与极高的政治地位,‘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可见不一般,放在今天,也是全国闻名的女企业家。
代表三:蜀卓氏、程郑。代表行业:冶铁业。
卓氏的发家史颇具传奇色彩。
卓氏原本是赵国人,从事冶铁业而致富,秦灭赵,抄没了卓氏家产,还要将其流放至蜀地。
卓氏只得带着老婆孩子推着辆辇车去流放地。在同被流放的人中,只要是有点钱的主,都争相向秦官吏行贿,请求不要流放到边远地区去,到葭萌就好了。
只有卓氏极具商业眼光,说:
“葭萌处地狭窄,地力薄。我听说汶山之下有肥沃的土地,地下长有大芋头,物产丰富,至死都不会挨饿。老百姓常外出务工,很好做生意。”
于是,卓氏求迁远处,等到了临邛,卓氏大喜,就开始做起了老本行——开采铁矿、开炉炼铁。
卓氏本来就有行业经验,又善于经营,很快便富甲滇蜀,光私属的奴隶就有一千多人。
程郑,也是被秦流放至临邛的关东人,和卓氏一样在此地冶铁,财富可比肩卓氏。
代表四:班壹。代表行业:畜牧业。
班壹是班固的先人,原先是楚国人。
据《汉书.叙传》称:秦之灭楚,班氏迁晋、代之间,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至马牛羊数千群
。值得一提的是,班壹的后人之中出了相当多的名人,在西汉时有成帝的班妃,称得上是一代贤妃,到东汉班氏更是人才辈出,对我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班彪,班彪子班固、班超,班彪女班昭,可谓是名垂青史。
代表五:武负、王媪。代表行业:餐饮副食业。
武负、王媪在沛县各开了家酒馆,在刘邦当上了泗水亭长之后,就经常去两家酒馆赊酒喝。
刘邦下班之后,便去酒馆点上几个小菜,再喝上个几杯,这生活也很惬意。
刘邦好酒,性情豁达,喝醉了就趴桌子上直接睡觉。
武负、王媪就经常看见有龙附在刘邦身上,当然这是神化刘邦,不足为信。
刘邦还经常叫上一帮兄弟去两家酒馆大吃大喝,估计是刘邦请客、兄弟买单,因此每当刘邦来喝酒,这酒馆生意就红火,酒的销售额是平时的几倍。
这一年下来,武负、王媪二人竟然发现扣除刘邦的赊账,自己还大赚了一笔,因此也不向刘邦要账了。
可见武负、王媪的生意做得还是不错的,也反应出餐饮副食行业发展得相当好,像酿酒行业是相当耗费粮食的,两家酒馆生意红火,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农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这些资料看,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六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当时社会活力迸发,人心向上,也可以证明秦始皇刻石文中:‘诸产繁殖’、‘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并非都是溢美自夸之词,是符合当时社会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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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二 秦末急政

在统一天下的最初几年里,秦始皇的政策还是相对宽松的,百姓的日子还过得下去。然而始皇帝并没有将这些政策延续下去,就在三十二年改弦更张,自此,大秦帝国这艘巨舰开始一路狂奔地驶向黑暗的深渊。
我们来看下,自三十二年(公元前二一五年)起,秦始皇启动了哪些国家工程项目:
三十二年 北击匈奴。
三十三年 统一南方越族聚居之地,继续向匈奴进攻。移民南方新辟之郡和北方新辟之县,以谪遣戍。在北边修筑长城(部分为燕赵北边旧长城)以及亭障等军事防御工事。
三十四年 在文化政策方面,实施焚书愚民政策。
三十五年 修筑直道。开始修建阿旁宫,规划帝都建设工程。加快骊山帝陵工程进度。移民三万户于骊邑,五万户于云阳,皆免除赋税徭役。坑杀议论时政的方术士、儒生。
三十六年 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短短四五间,秦始皇浩大的国家工程项目就有七项:北击匈奴,南攻百越,以谪遣戍(移民工程),修筑长城亭障,修建直道,帝都工程,骊山帝陵工程。
每一项都要耗费巨大的民力和财力、物力,这必将给老百姓造成沉重的负担,最终使得大秦帝国覆亡。
下面将以时间为轴线,对始皇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发生的大事展开细述,并分析秦亡的原因。

三十二年,秦始皇东巡郡县至碣石(今河北省昌黎县北碣石山),派燕人卢生入海寻找仙人羡门、高誓,求取仙药。
这位卢生作为方术之士,估计也知道根本没有什么神仙、不死药,只不过是些虚无缥缈的传说罢了。自己也只不过是想骗点钱财而已。然而入海一趟花费巨大,不搞点业绩出来是不好向皇帝大人交代的。
找不到神仙和仙药,卢生就想找点别的什么东西来转移皇帝的注意力,以求自己能安全脱身。
于是,这位卢生兄驾船在海上转了几圈,回来之后就和始皇帝大谈所遇神鬼之事,最后卢生兄说:“仙药是没有给你带回来,倒是抄录了一本图谶书籍,带回来给你看看。”这个图谶是指一些政治预言,属于封建迷信。
秦始皇一看,上面竟然说:“亡秦者胡也。”这还了得,我大秦难道要被胡人给灭了吗?这胡人在当时是指游牧于今蒙古高原的匈奴人。
秦始皇自然把大秦帝国的国运看得和自己的生命同等重要,当然从地理上看,此时的匈奴已活动于关中北面黄河以南地区,的确威胁到大秦帝国心腹地区的安全。
于是,始皇帝派内史蒙恬统帅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攻取河南地(即今内蒙古河套平原及该段黄河以南地区)。而这三十万大军之中应该配备有很大一部分骑兵,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涉及后面军费的计算,在此暂不涉及。
三十三年,征发诸尝逋亡人、赘婿、商贾攻取陆梁地(陆梁地指今两广丘陵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这里的诸尝逋亡人是指曾经因犯罪而逃亡的人;赘婿指上门女婿,在当时上门女婿地位极低,在女方家如同奴婢。
在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帝就发动了攻取南方百越的战争。根据《淮南子 人间训》的记载,始皇帝任命尉屠睢为总司令,调兵五十万,这五十万应该是以步兵为主,南方地区多丛林,不适合骑兵作战。这五十万兵力分为五部,每部十万人。一部进至镡城之岭(镡城在今湖南清州),一部进至九嶷山之要塞(今湖南宁远县),一部进至番禺(今广州地区),一部进至南野(今江西南康县西南),一部进至余干水(今江西余干县余水河处)。秦军分路进军,略定东南沿海越族聚居之地。在当年,进至余干水的十万秦军就攻占了东瓯(今浙江温州地区)、闽越(今福建福州地区),秦在今福建地区设置了闽中郡。
由于进击岭南南越、西瓯(今广东、广西一带)途经多山地丘陵、河流,行军和运粮十分困难,四路进攻岭南的秦军在各越族部落的顽强抗击下进展缓慢。于是,始皇帝又派监禄开凿灵渠以连接湘水(今湘江)与离水(今漓江)以便向秦军运输军粮等军需物资。而得到后勤补充的秦军在屠睢的指挥下击溃越军多部,西瓯首领译吁宋战死。越族部落便藏进深山老林,钻山沟、绕树林,与秦军打起了游击战,在新任首领桀骏的指挥下,越军乘秦军不备,出其不意,夜袭秦军,造成秦军重大伤亡,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总司令尉屠睢也力战而死。
于是,在三十三年,始皇帝征发诸尝逋亡人、赘婿、商贾组成军队由新任总司令尉任嚣、副将赵佗的率领,向岭南诸越族进击。任嚣率军南下进入岭南地区,会合屠睢部残兵,经过艰苦作战,击溃越族各部,完全占领岭南诸越地区,直抵南海。
秦在这些地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诸郡,而始皇帝任命任嚣为南海尉,驻南海郡治番禺,主管驻守在岭南三郡的数十万秦军,而且岭南三郡一律不设郡守,只设监御史主管一郡事务,这就给了南海尉统制一方的大权,相当于一方诸侯,而那位副将赵佗也被任命为龙川令(在今广东龙川县)。
而在北边,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继续向匈奴进攻,夺取了从榆中至黄河再向西至阳山(阴山西段之狼山)一带地区,并在那里设立了三十四个县(一种说法为四十四县),同时在黄河南岸筑城作为关塞。
随即,始皇帝又令蒙恬渡过黄河,攻取高阙、阳山、北假一带地区,并开始修筑长城、亭障等防御工事来防备匈奴人的侵扰。
此时匈奴正处于头曼单于的统治之下,头曼单于打不过秦军,只好北撤以避秦军锋芒。
此时的大秦帝国南开数郡、北辟数十县,版图扩大,而新战领的地区不仅需要大批的人去守卫,还要大批的人去搞开发,而谁又会愿意去这些在当时还未有开发的蛮荒之地呢?然而秦始皇创造性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以谪遣戍。
所谓‘以谪遣戍’,简而言之就是以社会罪犯戍边。而以谪罪者充戍,一般是终生戍边制,就是谁去了就别回来了,在那里好好戍边搞开发吧。
且不说南方丛林在当时尚属原始状态和北方荒无人烟、环境恶劣,在当时交通落后没有火车、飞机、汽车等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全靠步行或骑马,沿途还要应付诸如老虎、豺狼、毒蛇等野兽对你的照顾,估计就算放你回来,也不一定能安全回来,所以在当时人们把谪戍看成是比弃市更为严重的刑罚。
因为弃市就是把犯人押到菜市口斩首示众,咔擦一刀了事,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而谪戍就不同了,首先要走上千万里路到达边疆,其间要翻过无数座上、渡过无数条河,身体素质不好的可能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挂了,等人历尽千辛万苦到达边境,所面对的还是千辛万苦,既要戍边筑城,又要垦荒,所有的重活、累活都要干,还经常吃不饱,加上环境恶劣、疾病流行,基本上就是和判了死刑一样。与其饱受折磨而死,还不如来一刀痛快,所以人们对谪戍是十分恐惧的。
然而当时社会上的犯罪分子毕竟数量有限,谁没事去犯法呢?秦朝刑罚之重是人尽皆知,动不动就是斩首、连坐什么的。但是始皇帝又一次创造性的解决了问题,搞出了个‘七科谪’,在此七科之内,都发配去北边戍边修长城或发配去岭南新开郡县去搞开发。
第一科是上文提到的逋亡之人,包括‘盗亡者’、‘囚亡者’、‘兵士亡者(逃兵)’、服徭役逋事者及‘乏徭者’(逃避徭役者)、隶臣妾亡者、刑徒亡者等犯罪奴隶者。
第二科是有罪官吏。
第三科是赘婿,即上门女婿,上文有介绍。
第四科是商贾,即商人。
第五科是尝有市籍者,即曾经做过商贾的人。
第六科是父母尝有市籍者。
第七科是大父母尝有市籍者,大父母是指祖父母。
据《史记集解》说,始皇帝共发动有五十万人,分守五岭。‘五岭’说法不一,据《舆地志》记载五岭为: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诸岭、越岭(今越城岭)。这个’七科谪’并非秦朝专用,一直到汉代都在沿用。到三十四年,那些被查出判了冤假错案的官吏,也发配到北边或岭南地区戍边修长城搞开发,当然这些人去那里也是做官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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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三十四年,在北击匈奴和南征百越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大秦帝国实现海内一统之后,始皇帝在咸阳宫设酒宴大会群臣,以示庆祝。七十位博士在博士仆射周青臣的带领下上前向皇帝祝酒。这个博士不是指今天的学历学位,秦汉时代是指学官名,隶属诸卿之一的奉常,战国时就有设置,由学识渊博之士出任。
始皇帝设博士官七十员,给与博士官六百石的俸禄。在战国、秦朝及汉初的博士之中,各学派的人都有,而各学派的人必以自家学说干预政治,因此博士又有议政官之能,成为博士还能收录弟子、传播学问,为人师长,受人尊崇,十分风光。而博士仆射是众博士的长官,一般由德高望重、年纪大的博士担任,当然这个拍马屁的功夫也是一流的。
此时,博士仆射周青臣上前拍皇帝的马屁,说:
“他是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古不及陛下威德。”
秦始皇一听,顿时大喜。这个时候,一般是众大臣随声附和、高呼万岁,大家高高兴兴地吃菜喝酒,然后散会回家洗洗睡。然而总有个把人不识趣,出来搅乱这一大好气氛。儒家博士淳于越,原齐国人,就充当了这一角色。这个淳于越上前进言说: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淳于越的意思是说,殷周二朝统治天下一千多年,原因是推行封建诸侯之制。现在皇帝陛下推行郡县制,废除分封,一旦出现乱臣贼子,便无以相救。希望皇帝学习古代,恢复分封制,分封诸皇子为诸侯王。这个理论正是要改变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施行郡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根本政策。
其实,关于分封诸侯的议论早在二十六年秦统一六国就已经提出,当时丞相王绾等大臣进言:
“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镇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
秦始皇便下诏让群臣讨论此事,而绝大多数大臣都赞同、附和这个建议。唯独廷尉李斯发表不同意见: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奈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之,甚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这正合始皇帝之心意,始皇帝便发话: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从中可见,当时主张恢复分封制的议论甚嚣尘上,持此论者人数众多,与始皇帝政见相同者也就李斯等寥寥数人。然而秦始皇坚持己见,力排众议,毅然在六国故地推行郡县制。因为他相信大秦帝国有实力使统治扩及东方齐楚旧地,而当时的现实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周青臣在酒会上赞颂秦始皇功德之辞从侧面反映出残存于大多数人头脑中的分封思想有所清除,而此时博士淳于越提出分封皇子的建议使得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争端再次挑起。其实淳于越提出与现行政策相反的意见也没有多大关系,国家大事本就应该多讨论讨论,集思广益。况且如今大秦帝国疆域更加广阔,特别使向南已扩展至东南沿海地区,面临的情况比统一六国时复杂得多。而当你细读淳于越的发言时,你会发现这位兄弟说了一句非常不恰当的话:
“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诚如淳于越所言,博士仆射周青臣颂扬皇帝推行郡县制是面谀、拍马屁,不是忠臣。那么,当初建言推行郡县制如今的丞相李斯又是什么,是大奸大恶?那么当初毅然推行这一制度的皇帝陛下又是什么,是昏庸之主?还有什么叫‘以重陛下之过’,你淳于越就一定正确?淳于越提意见就提意见,干嘛要加上一句带有人身攻击的话,这么一句,不是要砸人饭碗、要人命么?也许言这无意,但旁人听来,这虽然是将矛头直指博士仆射周青臣,但实际上不就是奔着丞相李斯去的吗?还顺带把皇帝给骂了。
秦始皇收起了笑容,像上次一样,要群臣讨论。但是,在一旁的丞相李斯早已怒火中烧,李斯压制住自己的怒气,向始皇帝进言道:
“五帝不相复,三代(夏商周)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儒)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听完,给与的答复是,制曰:“可。”
这个‘制’,是指制书。制书者,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三公,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简而言之,就是皇帝下命令全国推行某项政策制度。这下确实玩大了,焚书——一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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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李斯建议焚书的第一项是: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也就是说,首先烧的是六国的官方史书,因为六国所写的史书多有涉及与秦相关的事件,其中多少有些讽刺贬损秦的话语。毕竟六国在与秦交战之中经常吃败仗,打不赢你,自然要在史书中骂你几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其次,焚书烧的才是各郡县民间所藏的诗书和诸子百家之书,要注意的是这句‘非博士官所职’,也就是说博士官所掌管的各家学派的书籍
是没有烧毁的,而是由官方保留了下来。除此两条之外,还有五条补充办法:
一、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二、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三、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四、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五、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这五条办法之中,处以刑罚最重的是第二条,不仅以古非今者要被灭族,就连知情不报
的郡县地方官吏都与之同罪受族诛。所谓‘以古非今’,就是称颂夏商周三代政治,以与当时秦朝政治相比较,认为秦不如古,议论当时政治。
典型的例子就是儒家博士淳于越所发的议论。这一条主要是针对儒家学派的,儒家的政治思想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宣传先王之道、提倡复古,即主张恢复周朝的政治制度,比如实行分封制,恢复周礼,认为过去的总是比现在的要好。当然,议论秦朝政治的还有六国史书,这点前面已经谈及。
其次,便是第一条‘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诗书是指《诗经》、《尚书》为代表的先秦时代的文化典籍。这一条便是直接针对儒家学派的,儒家以六艺为法,所用以教育学生的教材就是诗书。所谓‘偶语诗书’就是大家坐在一起研究讨论诗书等传统文化典籍,这也多是春秋战国时私学的教学方式,像孔老夫子就经常这样教授学生的。因此,这一条办法的目的也在于打击自春秋时开始盛行的私人办学的教育活动。
第三,禁止民间私藏书籍,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外,比如《易经》。这一办法使得儒家以外的其他学派也受到了牵连。当然,由于秦朝政府特别关照的是儒家学派,故此其他学派的书籍并没有遭到太大的损失。
秦始皇、李斯下令焚毁民间书籍、严禁私学,那么老百姓子女的教育问题岂不就没法解决了,毕竟秦朝政府还是要招公务员的,而要考公务员还是要识文断字的呀!
不要紧,后面还有第五条办法,‘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要学习,就学习政府颁布的律法条令,老师也不用找了,就是当地的地方官吏。
秦始皇、李斯推行的这一教育模式,正是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子提出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模式。这一模式的推行,旨在恢复春秋以前周朝‘学在官府’——学术、教育为政府所垄断的传统教育模式,使‘政教不分,官师合一’,实行对思想文化的专制,以便于禁绝其他学派的学说思想,特别是儒家学派,从而达到控制人们思想、愚化百姓的目的。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一教育模式对于秦朝政府来说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它将向百姓普及法律的工作与教育事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
这样在解决教育问题的同时,又做好了普法工作,真是一箭双雕、一举两得,善莫大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前提,这里所谓的法律是由君主制定的,明白一点说秦朝的种种法律都是秦始皇的个人意志,而官吏则是秦始皇统治天下的爪牙和其意志的执行者,秦始皇任用的官吏都是做过治狱这类基层小官吏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法律方面的专家,诸如李斯、蒙恬、蒙毅都是如此。
那么,就是说秦朝的青少年们每天的学习的内容,就是这些法律专家对他们灌输的始皇帝的个人意志,而没有其他有思想价值的东西。
因此,‘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最大的危害就是取消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使得教育完全成为政治的从属,同时也取消了教育的认知价值,教育的职能只有一个,就是政治驯化的作用。
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成为秦朝统治者欺压百姓的虎狼,就是成为任由秦朝统治者宰割的牛羊。
像儒、墨两家提出的教育模式,虽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便是以圣贤为师。且不论其教育的实质内容,最起码有一点可以保证,那就是它与当权者的统治意志不完全一致。这就保持了教育与政治之间的一定距离,确保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教育的社会价值。
回到‘焚书’这一大问题上来,我们似乎太把注意力放在了秦始皇、李斯的身上,尽管此君臣二人的确负有毁坏民族文化的罪责,然而当我们去仔细品味一下战国时期的诸子学说,我们也不会全然责怪于二人。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罗贯中所说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先秦自春秋以至战国,天下分裂,正是分久之时,在思想文化上也表现在春秋时期诸子学派兴起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春秋争霸、战国兼并,天下大势趋于统一,也就是‘合’。而在思想文化上也表现为每一家学派都要求统治者采纳自家的学说以为治国之理念,并且独尊己见、禁绝他家学说,而所谓百家争鸣与诸侯并立也只不过是天下趋于统一的这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天下趋于统一的形势,在政治上表现为天下诸侯并立、相互兼并,在思想文化上就表现为各家学说兴起并干预政治。而各家学派在政治上所倡导的大都是天下一统、君主专制 ,产生的合力也是推进君主专制,从而促成思想文化的专制,只不过法家在这方面推进得更快一步。
当初秦国通过商鞅变法,推行法治,法家思想成为秦的统治思想,商鞅就主张‘法者,国之权衡,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其类也’、‘明君在上,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另外,《商君书》把诸子的学说,特别是儒家学说,视为虱子臭虫,提出要加以禁绝,当然那个时候秦国‘无儒’,法家外的其他学派似乎也没有在秦国扎下根基,商鞅这一政策无处作用发力。
而韩非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些主张,不仅视儒家为蠹虫,更要求禁绝其他学派,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主张‘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这些主张最终被信奉法家思想的秦始皇、李斯采纳施行,这就有了秦朝‘焚书’这一偏激的举措。这里要补充一句,秦始皇一开始并没有把‘焚书’——打压各家学派定为国策,这个后面有专门的论述。
再看儒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虽然没有提出禁绝其他学派的口号,但是儒家发展到战国时期偏提出了这一主张。如孟子的辟杨、墨,除耕战之论同样是禁私说,排斥其他学派的思想。又如荀子在《非十二子》一文中把诸子各家都批斗了一遍,就连自己儒家学派的其他分支也都没放过,说他们的思想是‘欺惑愚众’、是‘天下之害’,因此当务之急是‘务息十二子之说’。韩非子、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子能提出这样的理论,而李斯又将其彻底推行之,不得不说是有其家学渊源的。
又如墨家,墨子提出‘尚同’的主张,‘一同天下之义’也不外乎是禁绝其他学派的学说。墨子认为,天下之乱是因为一人一义,就是一人一个想法不一致,每人各有私义是天下祸乱的根源,所以墨子对私义是深恶痛绝。墨子要求通过‘一同天下之义’,使整个社会达到‘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的理想状态,这不是极端的思想文化专制么?
再看看看道家,表面上是清静无为、柔弱为用,实际上是更加极端的专制。像老子就直接提出了愚民的主张,所谓‘绝圣弃智’、‘掊击圣人,毁弃礼仪’便是道家后学提出来的,庄子的《齐物论》更是取消了各家学说的意义与价值。
所以说不管是哪一家学派的学说成为统治思想,都会打击、排斥其他学派。诸子的各位大师可以说都是那个时代智慧超群的大哲学家,他们一边殚精竭虑、绞尽脑汁地提出个人的创见,另一方面却又几乎众口一词地排斥‘私论’,打击其他学派的思想言论。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因此,百家争鸣随着分裂结束、天下一统必然会走向一家独尊、文化专制,这是其政治归宿。
百家争鸣不可能促进民主自由,只会强化封建君主专制,不管那一家学派的学说成为治国之术,都会独尊己说、罢黜百家,只不过以法家思想为治国术的秦始皇、李斯在做法上简单粗暴了一些,相比之下,后世的汉武帝的做法就高明得多。‘焚书’的问题暂且就谈论至此,由于后面还有‘坑儒’事件,是焚书事件的继续,所以一些问题放在后面再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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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血宝馬
12楼

三十五年,始皇帝为加强对北边的控制,命蒙恬修建直道,经九原郡直抵云阳,全程一千八百里,相当于今天七百五十公里。直道沿途要挖山填谷,要知道在当时是没有挖掘机、推土机、压路车等作业工具,可以推想工程量之浩大,这不比修筑驰道,可以在六国原有道路上加以扩宽整改,需要无数的劳动力长期进行挖填作业。
而此时的秦始皇不知道是不是嗑药嗑多了,认为咸阳人口太多了,先王的宫廷小,又要在丰、镐两城一带营建朝会用的宫殿,地址选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于是先建造了整个宫殿的前殿,由于宫殿离咸阳近,而‘阿’有近的意思,便暂名为‘阿旁宫’,而且咸阳宫与阿房宫之间又建复道相连接。
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可以坐下万人,下面可以竖立五丈高的大旗,换成今天的长度单位,为东西长693米,南北宽116.5米,五丈为今11.65米,则内高近15米(内可竖五丈旗,殿高必高于五丈)。据何清谷教授撰写的《三辅黄图校释》中记载:现存前殿遗址在今西安市两郊,西起古城村,东至巨家庄,留下一座巨大的长方形夯土台基,东西宽约一千三百余米,南北长五百米,台高约七米,面积约十六万平方米。据王子今教授所著的《秦汉交通史稿》一书中的分析,光是夯筑前殿台基就得十万人近一年的工作量。
然而始皇帝的规划并不止于此,他还计划从阿房宫的宫殿下开始兴建阁道,一直通道南山峰顶,在南山顶峰建立宫殿的门阙,加上分布在咸阳及其周围二百余里的‘离宫别观’,便构成了一个规模恢宏的大帝都,以体现出统一的大帝国首府的宏大气魄。补充一下,南山就是终南山,海拔两千四百余米,而关中平原平均海拔为五百米,阁道的工程量之巨大,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同时进行的还有骊山帝陵工程,关于秦始皇陵的资料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在此就不细说了。如此两项巨大的工程所用人力就达七十余万人,建筑材料的用量也是十分巨大,史书所记是:‘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除关中宫观三百,关外还有四百余。另外,在三十五年进行的工程还有‘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徙三万家郦邑,五万家云阳’二项,真可谓是‘天下骚动’。
始皇帝嬴政兴修如此壮丽豪华的宫殿,也得有时间来享受呀,这个享受权力的时间期限当然是越长越好,虽然他为自己准备好了奢华的地宫和上好的棺材,但是更希望自己再活个五百年,所谓‘生尽其欢,死复续之’,正是如此吧。于是,始皇帝便催问方术之士的业务情况:“这个仙人仙药寻找的如何了呀?怎么还没有一点成果?”
这个燕人卢生,就是上次向始皇帝上奏图谶书籍的那位仁兄,这次又向始皇帝进言说:“臣等去寻找灵芝奇药及仙人,经常是遇不到的。这并不是臣等不尽心尽力,而是好像有什么东西侵犯了他们。求仙方法正确之时,陛下应该隐藏行踪来躲避恶鬼。躲避了恶鬼,真人才会降临。陛下所在的地方如果让臣下知道了,就会冒犯神灵,真人才会降临。那真人,进入水中不会打湿,进入火里不会烧伤,凌驾于云气之上,与天地同寿。如今皇上治理天下,日理万机,不能得以清静。希望皇上所居处的宫室不要让别人知道,如此,或许在以后可以求得仙药。”
始皇帝一听,这个长生不老还是有希望的,便说:“我羡慕真人,就称自己为‘真人’,不再称‘朕’了。”虽然还没有成仙,希望还是有的,那就先自我安慰一下吧。然后始皇帝下令将咸阳周围二百里以内的二百七十座宫观用复道和甬道相互连接起来,把帷帐、钟鼓、美女安置在各宫观之内,并分别登记在册,不准移动。始皇帝临幸之处,假若有人泄露出半点消息,便要处以死罪。
这位卢生兄是相当的高明,上次入海求仙不成,便搞了个什么图谶书籍来转移皇帝陛下的注意力,现在又一通忽悠,把责任推给了皇帝。这个仙药求不到不是我们的责任,都是皇帝陛下你太忙了,天天召见这个那个的,把神仙给吓跑了。卢生劝始皇帝把行踪隐藏起来,这样一来,当他拿了始皇帝拨给他的巨额求仙业务经费后卷铺盖跑路时,就算被人发现了,通报的人也不知道皇帝在哪个宫里潇洒,要让皇帝知道也要好一阵子,到那时,卢生早就跑没影了。
果然,过了一些日子,始皇帝临幸梁山宫,在梁山上看见山下一行车骑正经过,看那派头不比自己差。这还了得,始皇帝派人询问是什么人打这路过,下面回报是丞相李斯出门正好经过此地。始皇帝一听,这脸色顿时变得阴晴不定,嘴里说了几句,虽然没有说什么严重批评、警告的话,但在旁边服侍的宦官宫女都知道:皇帝陛下生气了!于是,侍从的宦官宫女中有人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丞相李斯。李斯得知皇帝很生气,那后果是很严重的,便吸取教训,出门低调了许多,不敢再带那么多随从车骑、搞那么大的架势。
始皇帝知道后,大怒道:“这一定是宫中有人把我的话泄露给丞相了!”这还了得!始皇帝便亲自立案调查此事,一审问却没有人招供认罪。就多说了几句话,就要死,,这也太不值了,这些人众口一词地否认,以为皇帝陛下就拿他们没有办法了。要知道这位皇帝大人自幼多磨难,十三岁登基,宫廷变乱,血雨腥风,统一天下,刀光剑影,不知经历了多少的风浪都没有翻船,还会被这些个宦官宫女给糊弄了?
于是,始皇帝就下诏逮捕了当时在他身边侍从的所有宦官宫女,把他们全部杀掉。不是你,就是他,反正这个泄密的人就在你们这些人之中,把你们全部杀掉,就谁也跑不掉了,‘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反正有的是人来服侍我,杀几个还能省点粮食。
如此一来,就再也没有人敢把始皇帝行踪泄露给宫外的人,始皇帝的行踪就少有人知道了。但是国家大事这么多,需要始皇帝处理,而大臣又不知道皇帝在哪里,怎么办呢?这个好办,大臣有什么事就写在奏书上,然后把奏书送到咸阳宫,由侍从皇帝的宦官收集在一起送到始皇帝的住处去,交由始皇帝处理,始皇帝有什么决策指示就批示在奏书上,再由宦官送回咸阳宫,这个大臣就在咸阳宫取回自己的奏书,遵照始皇帝的决策批示去办事。这样一来,大臣也就不知道皇帝的行踪了,虽然不能面见皇帝,却也不会耽误国家大事。始皇帝一边修仙一边工作,也是两不耽误。
始皇帝的行踪只有少数侍从的宦官宫女知道,这样一来始皇帝与群臣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隔阂层:下面有什么事情要上报便要费一番周折才能让皇帝知道,皇帝有什么命令指示也要费一番周折才能让下面的人去执行。这期间便形成了一个时间差,中间就可以玩很多的猫腻,这也正好给了卢生跑路的时间,这位骗吃骗喝的仁兄见时机已成熟,便开始计划逃跑的事情了。
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卢生兄,竟然能想出如此完美的计划。首先,这位卢生兄紧紧地抓住了始皇帝想得到仙药的急切心理,才使得他提出的修仙建议得到始皇帝的采纳,造成始皇帝和大臣之间的距离拉开、联系不便,为自己逃跑创造了条件。其次,这位卢生兄在主攻求仙业务的同时,应该还研究了韩非子的法家理论思想,对韩非子思想中‘术’的部分有非常深刻的理解,这个‘术’是指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
众所周知,始皇帝对韩非子的法家理论思想极为推崇。当初,嬴政还是秦王时,看到韩非子的著作,就感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子的主张就是始皇帝的施政纲领、治国之术,始皇帝控制和驾驭群臣的办法就是在实践韩非子‘术’的思想。换句话说,只要卢生参透了韩非子理论中‘术’的精妙之处,就可以了解始皇帝的心理活动,猜到他下一步的动作。就拿卢生提出建议始皇帝隐藏自己行踪来修仙来说,这一建议就与韩非子所提出的‘术’中的‘备内’之术相契合。
在韩非子看来,君主要控制和驾驭群臣,首先要防备的就是后妃、太子、宗亲、左右、大臣等亲信之人,要防止被他们迷惑、控制、利用或走漏机密。要做到这些,君主就要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保持距离的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便是把自己隐藏起来,深藏而不露,君主不仅要隐藏自己的心思,还要隐藏自己的行踪。所以,卢生的建议一提出来,就得到始皇帝的重视和采用,宫人透露了消息给丞相李斯,始皇帝就诛杀了当时所有在场的宫人。正是因为这其中有人泄露了皇帝的机密,有勾结大臣之嫌,不仅搅乱了始皇帝修仙这项伟大的事业,还干扰了始皇帝控制和驾驭群臣之法术,才招致了杀身之祸。也正是卢生提出的建议与始皇帝统御群臣之术相合,始皇帝才会相信他的忽悠。不得不承认这位卢生兄是位天才啊!当然,卢生兄能忽悠成功的前提是始皇帝极端地迷信长生不老。
回到卢生这里来,这位卢生兄见时机已经成熟,便和同事方术之士侯生一起秘密地商议道:“始皇帝之为人,天性刚烈狠毒,刚愎自用,原本是一国之诸侯,却吞并了六国,统一了天下,可谓是心志得以满足,却也越发为所欲为。认为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能超过自己的。始皇帝专门任用治狱的官吏,使之得以亲近和宠信。博士官虽有七十人,只是备员充数,并没有得到信任和重用。。丞相和各位大臣也只是领受皇帝的决策指示行事,一切军国大事都要依靠皇帝来决断办理。皇帝喜欢用刑罚杀戮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天下之人都因害怕获罪而只想着保住自己的俸禄而已,没有人敢于竭忠尽智。皇帝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日益骄横自满,臣下惧于皇帝权威而欺瞒皇帝以取得宠信。秦法规定,一种方术不能实验两次,一次没有应验,便要处死献方之人。那些占侯星象云气的方术之士有三百人,都是贤良而有才能的人,却因为畏惧皇帝的忌讳而阿谀奉承,不敢直言皇帝的过失。天下之事无论大小都要由皇帝决定,以至于皇帝每天批阅奏书时都要在旁边放上一把称,称的一端放批好的奏书,一端挂上一石的重物(一石为秦汉时一百二十斤,相当于今天五十九斤左右),没日没夜的批阅奏书,批阅的奏书不达到一石重使称的两端平衡,就不得休息。皇帝贪恋权势到如此地步,我们不可以为他求取仙药。”
于是,卢生和侯生拿着巨额的业务经费、卷起铺盖,假装又要去海上求仙药,一起开溜逃出了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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