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中越战争，那些压箱底的故事（一群参战老兵的轮番讲述，保证新鲜）

【开场白】苏武牧驴，当然是化名了，但他的身份是真的——一个负伤的参战老兵，近年来，他写出了《参战老兵》《一个越战老兵的北漂》两部纪实作品，出版社正在抓紧编辑出版。年后，他心血来潮，召集一大帮对越作战的老兵，搜集了一大批真实、新鲜和好看的战争故事，稍加整理，陆续发在网上。有感兴趣的可以直接跟他联系：微信号28660393255.欢迎战友继续提供素材！
一、中国军队秘密调动，苏联间谍在太空偷着笑
中国调兵惩罚越南，是从1978年12月27日开始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日子，因为两天前越南18个师闪击柬埔寨，打得波尔布特军队满地找牙，所以起初我军战争动员的口号是“支援柬埔寨，打击侵略者”，当时我在野战军任副班长，接受作战动员后，我的第一份请战书就标注了前头的口号，可是交给指导员不到两个小时，又让改为“保卫边疆，自卫反击”，当时我问指导员：“自卫反击，那得人家打过来呀。”指导员瞥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克劳塞维茨说过：进攻行动，隐秘是突然的重要因素 。我30万大军调动，当然是秘密的，战士不让写信，也不让出营房，一级战备后荷枪实弹地等待开拔命令。这次战争的行动方案实际的操盘手还是“中国第一参谋”王尚荣副总参谋长。共和国的历次战争行动都离不开这位谋略家，周恩来欣赏他，毛泽东欣赏他，邓小平也欣赏他，况且他对越南非常熟悉，抗美援越就是他制定的计划，除了林彪，中国将领没有不服他的。但这次往西南边境调兵，虽然周密、细致，但也犯了经验主义的高级错误。内陆地区的部队，铁路运输三四天就可以到达战役集结地带，可是为了所谓的隐蔽，我和我的战友们却躲在闷罐车里，东拐西拐，九天九夜才到达云南边境的金平县山坳。我当时也算个军事发烧友，看过一些杂书，觉得这样运兵（应该称为战略输送）等于自欺欺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时苏联的间谍卫星在空中飞来飞去，坐着闷罐车虽然把人藏起来了，但到了车站你得下车吃喝拉尿吧，呼啦啦下来了成千上万的大军，人家的间谍卫星能逮不到你吗！与其这样折腾，倒不如直接到达目的地，争取时间上的主动。战争，多熟悉作战区域百利而无一害。到达云南边境的头天晚上，一位大首长大讲特讲隐蔽接敌，速战速决的重要性，他在下连走访时，我质疑了这次军事行动的突然性，他说：“敌人发现不了我们，我们的运兵车辆昼伏夜出，侦察卫星毫无办法！”我提出红外线热成像，他不理不睬地走开了。
三十四年后，我在北京参与一部影视作品的创作，他是军事科学院退下来的将军，担任这部作品的军事顾问，我们旧话重提，他承认了卫星的红外线热成像功能，但不承认当时苏联的科技水平，于是，我拿出了俄罗斯《红星报》记者波奇塔廖夫上校的文章，他一看，傻眼了，因为在波奇塔廖夫上校的文章里，别有意味地指出，中国军队1979年2月19日凌晨向越南发起进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奥巴图罗夫大将就在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的同时乘专机到达了河内，加之飞机运行时间、临行准备，不就证明奥巴图罗夫大将是有备而来的吗？

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奥巴图罗夫大将在中越战争前线。

【二、司令换了，连长也换了】
还在我们开拔云南的路上，西线总指挥、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突然换成了杨得志，大家莫名其妙，这是临战换将啊！直到2011年8月1日胆大包天的《合肥晚报》才透露，原来东线总指挥许世友跟王必成在文化大革命中解下了冤仇，邓小平才换上了杨得志。

临战训练期间，我曾经登上了跟越南隔山相望的“1396”高地，看到越南军队修筑工事的场面，而且军区老司令员王必成也来过这个高地，给出的结论是：“越军防御体系已经完成。”但1979年1月11日上午，我跟几个老兵正在“1396”高地放哨，忽然来了一群穿着雨衣（当时下小雨）的人，拿着望远镜观察敌人阵地，他们在临走时，一个微微发胖、雨衣遮脸的人将望远镜地给了一个参谋形状的人，用简短、有力的南方话说道：“没形成体系嘛！”
这是谁在否定王司令的结论？等他们走了，我才知道是杨得志。大战来临，号称儒将的杨得志也表现得斩钉截铁。

司令员换了，似乎跟我们没关，但一个连长不换，可就把我们急坏了。我跟27个老兵从野战军编到了云南省独立师1团，来的第一个印象就让我们忧郁了，一切皆因为是那个又黑又矮的连长。在这里，我首先高呼，这个连长虽然其貌不扬，但是一个大大的好人，尤其是对待我们这些北方来的老兵，格外照顾，北方人爱吃面，他下令炊事班早上下面条、晚上蒸馒头，弄得老连队的南方兵闹起了情绪，吃不上大米，人家能高兴吗！

【中越战争】当然喽，好人也不能掩盖他的缺点，他千好万好，就是缺乏阳刚之气，歪着头，小声小气地喊口令，不竖着耳朵，你根本听不清，怎么端详也不像个连长，跟着这样的人打仗，我们这些闯野战军的人难免心里打鼓。更要命的是，连长这么软，老连队的战士也让我们失望。搞个连进攻演练，黑压压的一片，乱糟糟的一团，到处乱跑乱串，要动作没动作，要队形没队形，细打听才知道，这个连队是搞内卫的，驻守党政机关，看押犯人，打个擒击拳，追捕个逃犯，他们有武艺，“三打三反”，搭乘坦克、跟随炮火，都傻眼了。不行，得让上级了解连队情况，这样的部队根本就不是野战的材料。

【中越战争】也不知道是谁，反正不是我，给了团部一封信，不几天，连长换了，是团里的一个姓杨的参谋。杨连长一上任，抓训练、抓士气那是废话，主要是他愿意跟我们这些“野战军大哥”搿伙计，我就是他的统战目标，经常给我好烟抽，还带着我到兄弟连队喝酒，我当时虽然才19岁，却是个老兵，还闯过师机关，见过大世面，野战军的那帮弟兄们多数都能给我面子，所以，我归顺杨连长后，他这支队伍也就好带了。临战前夜，杨连长给了我两个承诺：一是将来送我进军校，二是把他小姨子说给我，可惜这两条都没实现，打仗我残了，没了进军校的资格，后来，杨连长牺牲了，我也就不可能见到他小姨子了。

这是我们云南省独立师二团参战老兵的近照。

谢谢大家关注，我将加快更换！

【三、飞机躲起来了，坦克没人要】
我们独立师的出境作战目的一直不好意说，就是配属11军进攻越西北重镇柑塘市，占领那里的磷肥厂，因为那里的磷肥厂有一整套苏联产生的先进设备，啥意思你明白，当然喽，对外还得说是为了歼灭越军的有生力量。防守柑塘的是越军的345师，是个生产部队，编制不全，活力有限，我们拿出13军、14军和11军三个主力军对付345师，号称杀鸡用宰牛刀，可是一交手，我们这把宰牛刀就有点吃力了，原因很简单，我们多年没打仗，战斗素质不高，这么说吧，我们11军的营连排干部，三分之一的不熟悉军用地图，班长一半没有经过全年训练，打仗主要靠班长啊！所以，跟越南一个三流部队交手之初，我们相当被动。

越军渡河偷袭我军

越南军事资料关于中越战争的评述——“在北部边界打败侵略战争。2月17日,中国出动60多万军队,数百辆坦克装甲车,数千门大炮,在广宁至莱州的整个北部边界全线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经过30个昼夜(2.17-3.18)的英勇战斗，我军民消灭和重创了3个团 18个营 击毁和击伤550辆军车(坦克装甲车280辆),击毁115门大炮和重型迫击炮,缴获大量武器.”

他妈的，到底谁胜？都在庆祝胜利！你看这是越南的胜利大阅兵，噢，他妈胜了！

【续上】记得攻进越南的当天，站在山头上放眼瞭望，咱们的部队就像蚂蚁似的，漫山遍野，到处都是，但整个上午都窝在山头上、山沟里。我们营的一营攻打“1298”高地，从中午到黄昏，打了整整一个下午，后来，把我们九连调上去了，协助一营攻打“1298”高地，这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了：战士们都背着60多斤重的背囊，攻打山头背囊如何处理？教材上没有，杨连长犯愁，问我怎么办，我说扔了，反正有后勤支援，杨连长瞅了我一眼，说：“鬼才听你的！”他命令大家背着行囊进攻。第一次面对面跟敌人干，害怕是正常的，不怕子弹，主要怕地雷，幸好，进攻发起后，我是五班，可以跟着别人的脚步走。

这个高地并不险，由于前头数次炮火支援，这次上级让我们朝上摸，杨连长右手拿着冲锋枪，左手拿着小喇叭，大声喊着“交替掩护”，可许多人都不会这个基本的战术队形。也真奇怪，我们拼命朝上爬，敌人就是不还击，等临近敌人的战壕，按规定要扔手榴弹，可是没人仍，就这样，把阵地占领了，一看，整个阵地就一个敌人，守着一挺高射机枪，一动也不动，我到了跟前一看，这个敌人闭着眼睛，一脸土灰，像是震死了，在看敌人的战壕，很窄，中国人进去活动都困难，我们一个排长骂越军修筑公事不合格，我却告诉他：“人家这才精明呢，你占了他的战壕也不能使用。”大家恍然醒悟。

第二天清晨，我们部队浩浩荡荡朝着柑塘开进，忽然部队停了下来，说是越军王牌316A师沿着7号公路杀来了，要协防柑塘，听说这个师第一个打进的西贡，号称“决战决胜兵团”，我方出现了暂时的动摇，很快，上级拿出决心，派13军两个主力师迎战316A师，我连在一个小山包上休息时，杨连长拿出军用地图，给我讲解敌人316A师的运动位置，我看到他们是沿着公路来的，指着地图说：“派出一个中队的飞机，敌人就吃大亏了。”可杨连长却告诉我：“杀鸡焉用宰牛刀。再说，用了飞机，战争规模就不好控制了。”我不敢顶撞他，只能在心里反驳：纯粹是诡辩！

大约十点左右，上级命令我们三个连分别在三个山头布防，截击敌人一个营的进攻，我看到山头土质松软，不利于构筑工事，便提议杨连长申请三辆坦克，他听后没有说什么，而是仰在山坡上感慨道：“你可真有意思，上哪里找坦克啊。”我说军里不是有个坦克营吗？他苦笑道：“咱们的首长啊，习惯于用炮，但不懂得步坦协同，所以在战前会议上，都没有争抢坦克的。坦克兵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他苦笑，我大笑。后来我讲述苏联卫国战争红军为了争夺坦克使用权动枪动刀，杨连长骂了我一句：“狗日的，就你懂得多！”

攻打柑塘的指挥会议是摆拍的，但人物、事件都是真实的。

【四、战争期间的怕死、自残、逃跑和叛变】
说战争不能不提怕死的问题，至少我认为这是天字一号的大问题。从战争动员到开赴前线，怕死的问题真正纠缠我是在战前训练结束时。最后一场临战训练科目是山地射击，我本来枪法很臭，冲锋枪十发子弹顶多命中五发，为了逃避战斗班，实弹射击时我故意乱开枪，却不料十发子弹包括两个点射，中了八发，成绩优秀，这还有什么理由不上战斗班！到了进攻出发阵地，也就是跟越南一山之隔的山坳里，我发现战友们纷纷写日记，当作遗书那样认真地写，我暗暗发誓：不写不写就不写，我不会死不会死不会死！

战争的前一晚上，我带三班岗，面对山岗上茂密的草丛，我曾产生了一个非凡的想法，弄点有毒的花草咀嚼，也许能药昏自己，这样明天的战争就不用参加了。我甚至弯着腰，借着可怜的月光，寻找开了有毒的植物，可指导员来查岗，破坏了我的行动，当然，我之所以没走那条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母亲的一封信。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母亲曾给我写过一封短信，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当了逃兵跑回了老家。别的没再说，母亲这种暗喻，等于在告诫我，我觉得当逃兵是没有脸面回家的。

当然，有比我傻的。我团有个新兵在执潜伏哨时，朝着自己腿肚子开了一枪，声称越南特工队摸上来了。这种近距离自残很好查，保卫股的人一瞪眼，自残的新兵就说了实话。由于上边的大首长有话，这次战争对胆小鬼尚有温情，自残的新兵只做了退伍处理。

但携枪逃离战场的两个山东老乡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俩被逮住后，关了很久，等部队胜利凯旋，团里召开宣判大会，军事法庭以战争脱逃罪判了他俩，各领了两年徒刑。我当时已经做新闻，去采访他们，一个几乎变成了傻子，一个痛哭流涕。三年后，两个人相继得病死了，真奇怪。或许不奇怪，人是群体动物，让群体抛弃者，很快将会被孤单的魔绳勒死。

叛逃者往往不受待见的。

战争本来是2月15日打响，由于连续大雨，推迟了两天。一天晚上，我们团相邻的一个山头突然传来了枪声，很快连长吹响了紧急集合的小喇叭，这才得知，兄弟部队一个老兵跑到对面越南去了，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今后不准独立行动，解手也要以战斗小组为单位。
叛兵逃走后，越南并没有广播，也没有撒传单，直到二十年后，我在北京天安门事件现场遇到了一个当记者的战友，才知道那个逃兵已经客在越南，据说还娶了个越南媳妇。

【重要预告】明后天，将请老山作战的二等功臣、副团长姚卫东（也是济南陆军学院教官之子）讲述老山作战的独特见解和亲身经历，同时对话还有越军当时指挥老山作战的越南313师参谋长裴尼乐，主持：苏武牧驴（军事记者、《军事学术》杂志特约撰稿人）。现在先发布姚卫东的部分现场照片——

这张照片也许很平常，但姚卫东讲述的故事那是不平常的。你等着吧！

姚卫东负伤了，住进了师医院，战地天使漂亮的多多，但是，你可不能往那方面想噢！严肃点，故事很不一般，你听说过，我就是合格的笨蛋！

这是怎么回事？对，越军的尸体，故事超出了你的想象。等着，我正在整理姚卫东的叙述呢。

【五、贺龙的警卫员一耳光，救了多少条命】
我们独立师攻打柑塘，却在“551”高地给越军掐住了。敌人不多，也就一个连，没有重炮，只有几门迫击炮和几挺重机枪，我们一个连一个连地往前冲，但总是冲不过一条小山路。你集体冲锋，他迫击炮轰你，你分组跃进，他重机枪扫你，我就是在“551”被敌人的炮弹炸伤的，那是1979年2月19日下午一点左右，伤了左脚，唉，不提了！

我们团打了一天也没冲过“551”高地，师部把副师长王金水派来了。这个王副师长，12岁当兵，曾是贺龙元帅的警卫员，侦察兵出身，打仗特别鬼怪。他拄着根木棍，到了我们团后先查看敌情，觉得前期指挥不当，挥手就给了一营教导员一耳光（当然战后作了检讨），然后重新部署，采用“蛙跳战术”，避实就虚，一举攻克“551”，打开了柑塘的大门。我们团完成了作战任务，奉命就地转入防御。说实话，当时大家对胜利的感受不是很大，但对脱离了残酷的进攻战都喜形于色。总算保住命了嘛！可以这么说，王副师长这一耳光，避免了多少士兵的牺牲啊！
战争给我的体会是，当官的看成果，当兵的看命运，不是吗？

1979年2月21日，王金水在“551高地。中间持木棍者。

92岁的王金水依然精神矍铄。他住在昆明某干休所。

【六、伤票，你所不知道的秘密】
打仗总是有伤亡的，但你知道负伤之后怎样脱离战场吗？先别说外行话，什么担架抬呀、战友扶呀，这些都不是关键的关键，关键的关键就是脱离战场的手续，没有手续你是下不了战场的，因为你过不了后方警戒线。那么手续是指什么呢？就是一张小小的伤票。

一般来说，进攻作战，在进攻出发阵地设一道警戒线，部队的进攻行动展开后，就不准擅自返回，能够返回的人除了烈士，再就是伤兵。伤兵受伤后，先喊卫生员，简单一处理，就交给担架队往后撤，走不多远，就是营团急救所，在这里，不但要分级处理伤兵，还要发放伤票。对越作战，我们的伤票仍然沿袭解放战争时期的，按轻重分为红、黄、绿三种伤票，拿到了伤票，才能撤往师医院，再由师医院分送到大后方。对越作战，由于伤亡太大，四川、重庆、武汉、湖北和湖南等地都接了伤员。我负伤有点蹊跷，一发炮弹，炸了我们六七个人，死了一个，重伤三个，我炸伤了左脚。喊卫生员，当时敌人一阵炮火袭击，全连伤亡了十几个，卫生员根本就顾不上我。一个拉祜族战士过来救我，让重机枪给打中了，我沿着一条土路往后爬（我们进攻也是沿着这条土路），忽然遇见了野战军的几个哥们，他们呼啦啦上来了几个人，架着我就往回跑，腚后还响着敌人的重机枪和迫击炮。
到了团急救所，一个卫生员撕给我一张绿色伤票就不管我了，因为伤员太多，顾不上我。我从下午一点多负伤熬到了天黑，才来了四个民工，说要转移我，可他们没有担架了。

这就是中越战争的伤票，没有他，你下不了战场，住不进后方医院。

【七、中国“兵油子”对付越南特工队】
几个民工一商议，在路边砍了几根竹子，用我的绑腿打了一个简易的担架，抬着我加入了二三百人的伤兵担架队。可走了没几步，担架松散了，我干脆撑在担架上，就像坐滑竿似的随着队伍前行。这是1979年2月19日的夜晚，山里飘着薄雾，没有一丝月光，但却有微光不时地闪着，那是附近山头燃起的山火，还有担架队的手电以及烟头。担架队六十多个伤员，二百多个担架员，还有护送的民兵。领头的一个是排长，一个是地方公社武装部的部长，部长挎着电影上才见到的盒子枪。我们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往北走着，头上不住地响着“啾啾”的声音，那是敌我双方飞行的炮弹。唉，这么晚了，还在打！

那天晚上，我们这支伤兵队真是多灾多难啊。刚翻了一个山头，就有人踩了地雷，死伤好几个，继续走，到了一片树林旁边，忽然从树林里和另一边的山上传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声，伤兵开始乱了。可是，我们这些伤兵大部分是经历过两天战斗的“兵油子”，一听枪声发闷，“噗噗”的，就知道是消音冲锋枪，这就是说，遇上了传说中的敌人特工队。在我身边的武装部长急着招呼民兵还击，我突然大喊一声：“别开枪，趴下别动！”

因为我听出敌人的枪声虽然激烈，但是人数并不多。在夜间作战，尤其是能见度低的条件下，人数多的对付人数少的，只要不慌乱，别暴露火力，对方是不敢贸然行动的。那个武装部长可能也是个老兵，他很快就理解了我的意思，随之下达了停止射击的命令，但他更进一步发挥了我的谋略，让民兵分成两路，左右应付敌人，离我不远的一个负伤的副连长，大声喊道：“准备手榴弹，防止敌人突袭！”紧接又喊：“来，唱支歌吧！”
他领着唱得什么我忘了，反正唱着唱着，武装部长喊道：“唱个球，敌人跑了！”

【八、别拿祖国不当事，到了时候你就明白了】
担架队在山沟里像爬虫似的蠕动，到了黎明才走出仿佛无边无际的大山，
来到了一条小河沟旁。这是哪儿啊，像边静河，又像防御阵地的水障，因为河那边就是一个山包，还有密集的树林。大家很累，也很惶恐，虽然手里有枪，但不清楚还会闹出啥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