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个诗坛在 杞人转载 寥天排版重贴
寥天
1楼
另有一个诗坛在●舒 芜
你来到一家变压器修造厂，遇着一位青年职工，大概二十岁过一点，有人介绍他爱好文学，勤于写作，他说要拿作品给你看。这时你不会意外，青年职工写写新诗、散文、小说的多得很。可是，他说写的是旧体诗词。你也许立刻作了估计：可能是起码的格律都不懂，凑成五字七字一句就行吧。于是，他拿出一本《海岳风华集（修订本）》，说这上面就选录了他的诗词。他翻到第221页，先请你看他的小传，是这样写的：
张树刚，字引之，号哑僧，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生于辽宁鞍山，原籍辽宁海城。现任职于鞍钢电气制造工程公司变压器修造厂。十九岁师从津门王蛰堪先生，词宗南宋。有《莺天笛夜庵词》。
原来，粉碎“四人帮”那年，他才两岁，今年才二十四岁。可是，竟然就有“词宗南宋”之说，居然就有《莺天笛夜庵词》之名！这时，你调整了你的估计，赶快认真翻看。最便捷之法，是看他的词填的是哪些词牌。原来是：《踏莎行》、《鹊踏枝》、《浣溪纱》、《石州慢》、《高阳台》、《台城路》、《渡江云》、《霜叶飞》、《庆春宫》、《满江红》。你当然明白，《石州慢》、《高阳台》、《台城路》已经不简单，至于《渡江云》、《霜叶飞》、《庆春宫》，尤其不是一般会填几句词的人敢试的，即使词宗南宋，倘非走梦窗一路者，也不大会感兴趣的。其《霜叶飞》一阕题下注云：“丙子重九用梦窗韵”，果然亮出了梦窗的旗号。你再看《庆春宫》：
庆春宫（丁丑重午）
筛月榴阴，移窗蒲影，藓衣皱绿帘前。灯梦低摇，嫠蟾偷视，倦怀怕忆当年。翠屏深护，乍新浴、肤凝蕙兰。瞒愁杯酒，鸳枕余薰，诉与花笺。
歌云散尽谁怜。罗扇邀凉，尘瑟慵弹。角忝萦芳，霜刀分玉，素纤曾荐冰盘。故园心眼，料望断、清铅暗潸。漫思遥夜，彩缕关情，渐褪香瘢。
看了这样的烹词炼字，你也许一下子还说不准他升梦窗之堂，入梦窗之室，已到什么进境；但是你完全可以告诉他，假设疆村、蕙风诸位词宗尚在，他送这样的词去请教，是完全拿得出手的。
《海岳风华集（修订本）》，是毛谷风、熊盛元合编，浙江文艺出版社在1998年3月第2版第1次印刷，专选中国当代中青年作者的旧体诗词。作者年龄最大的生于1940年，今年58岁，最小的生于1975年，今年 23岁；其中，今年35岁以下的有十三位，看他们的作品再看小传，令人大感意外的，还不止张树刚一位。例如：
翠楼吟（丙子新秋与蛰堪、梦芙、成纲、引之诸君聚于柏森先生双枣书屋，相约同赋此调）
选韵邀秋，衔杯属客，匆匆饯了残暑。吟边重执手，漫同听、京华风雨。津桥沙浦。是断雁来时，孤云归处。关山路，秣陵烟水，灞陵烟树。
小聚。心弘三分，作一分欢乐，二分凄苦。一分相见好，二分是、临歧愁语。多情多苦。怕梦与花飞，魂随花舞。花知否，几人流涕，与卿为主。
这位作者的小传是：
魏新河，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生于河北河间。空军飞行学院毕业，现为空军职业飞行员。十五岁学诗，十七岁学词，宗白石、玉田。师从北京孔凡章、天津王蛰堪先生。有《小红楼吹笛谱》、《孤飞云馆诗抄》、《秋扇词话》。
原来是一位空军飞行员；今年才三十一岁。粉碎“四人帮”那年，他才九岁。他十五岁学诗，那是1982年；十七岁学词，那是1984年。好像记得那还是小青年们追求喇叭裤虾蟆镜之时，却有这么一个中学生沉下心来学诗学词。这又没有使他成为文弱书生，他也没有上大学中文系，却进了空军飞行学院。能写出这样清幽绝俗“梦与花飞，魂随花舞”的好词的，竟是一位雄姿英发的二十九岁的空军飞行员，我是无论怎样想不到的。还有另一位也是飞行员：
徐先龙，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日生，安徽望江人。大专文化。现为空军某部飞行员。词宗姜白石。师事北京孔凡章先生、天津王蛰堪先生。
这位词人今年三十三岁，粉碎“四人帮”那年他才十一岁。请看他的词吧：
花犯（秋兴依碧山四声）
柳腰肢，谁怜瘦舞，孤村暮鸦乱。玉关低晚。正地卷惊沙，吹度归雁。戍楼挂冷青芦短。离怀谋醉遣。料篆缕，也应知我，无魂和梦浣。
凝思淡月藕花洲，风荷似唤起，凌波歌扇。空自喜，西风恶，翠华都换。苍苔共、夜霜半老，窗暗锁、灯花聊自剪。漫看取，一川秋草，斜阳山外远。
故词人吴白教授有一次谈起今人填词依四声，颇不以为然，他的理由，惜当时未曾详问。但在今天，报刊上的五七言诗不必说了，连号称词的也有根本不知平仄为何事的，现在看到居然有依四声的词，且出自青年飞行员笔下，不能不敬佩其认真严肃。遥想“凝思淡月藕花洲，风荷似唤起，凌波歌扇”这样隽句的灵感的闪现，也许正在他驾军机凌长空之时，更不能不惊叹人的无限的丰富性。还有近年来常常闻名的靳欣女士，一九七二年生，今年二十六岁，现在首都机场海关工作，她的年龄和职业，大概使你立刻想象出一位非常现代化的女士形象，你很难想象她的诗是这样的：
无题绝句三十首（选六）（录三）
尘缘未了自心知，几度红楼梦醒时。我是多情天上客，人间随处种相思。
归雁声高向碧空，一林幽梦一林风。眼前心事凭君问，笑指山间枫叶红。
情天飞鸟去难留，梦断香魂几度秋。欲觅六朝金粉迹，空怜风月满红楼。
如果去翻《全唐诗》、《全宋词》，作者的职业身份，什么样的都有，本不希奇；年纪轻更不希奇，李贺也才只二十六岁哩！但是，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大潮之中，居然还有这么多青年人，其中包括空军飞行员、变压器修造厂职工、首都机场工作的女士，都这么认真勤奋地在作诗填词，成绩且如此可观，这就很不一样。这本《海岳风华集（修订本）》，大大改变了我的一些想法。
我是安徽桐城人。桐城在清代和民国初年，以“桐城派”闻名。桐城派是散文的一个流派，而亦自有其诗学。姚鼐的诗，在清朝是一位名家。曾国藩的《十八家诗抄》，是影响很大的选本。姚鼐的弟子方东树的《昭昧詹言》，被认为桐城派诗歌理论的代表作。方东树是我的曾祖父方宗诚的老师，他们又是本家远房兄弟辈。我的伯祖父方守彝，我的祖父方守敦，可以说是桐城派诗人的殿军。到了我父亲一辈，作诗填词自然都会，但没有成名成家的诗人。倒是两位新诗人出在我家，一位是方令孺，最初以新月派女诗人的身份出现，是我的姑母；一位是方玮德，当年与陈梦家齐名并称为新月派的两个后起之秀，是我的堂兄。我幼年非常崇拜这两位。我注意到，祖父明知他的这个女儿，这个孙儿，（特别是玮德大哥是祖父最钟爱并亲自教育成长的长孙）是在写新诗，祖父丝毫没有反对的表示，而与他同辈的桐城诸老，大抵都还是视白话诗文为不能容忍的异端邪说。玮德大哥在抗战前不幸早逝，祖父有沉痛的挽联，第一句就是“才名风度早惊人”。我特别注意这句话，认为这是祖父以文字形式肯定了大哥的新诗，这“才名”当然主要是作为新诗人的才名。
从家庭的这种影响中，我从小就形成了几个观念：一、新诗要代替旧诗词，是自然的，无足怪的，必然的，无法阻止的。二、并不是不会作旧诗词的才去写新诗，许多新诗人本来能作很好的旧诗词，他们是在新时代，觉得新诗才更适合表达自己的诗情诗意。三、现在既已有了新诗，你要有诗意诗情，而不愿受旧诗词格律的束缚，你可以写新诗，不必勉强作旧诗；如果要作旧诗就得遵守基本格律，那是历史形成的，不能也不必改变。
我也知道，新诗兴起以后，仍有一直认真作旧体诗词，以此为主要事业的，包括我的同辈，甚至比我还年轻的，其中有的达到了相当成就；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努力，并不能改变中国旧诗词要被新诗代替的总体命运。我更没有忽略，中国新文学家，从鲁迅、周作人开始，旧诗词作得好的，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但他们的主要事业仍是新文学；即使郁达夫那样发表旧体诗最多的，也仍是以余事为之。这些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全都遵守旧诗词的全套基本格律，没有谁在这上面再搞什么“新格律试验”。
我后来做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编辑、研究工作，我常向学生说：第一，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目的，不是要成为旧诗词文言文的作家。但是，第二，为了研究，都应该学着写旧诗词，作文言文，写得好不好在其次，重要的是你自己尝过此中甘苦，对古人的作品才有亲切体会，否则总隔一层。第三，现在的青年人，除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要写诗还是应该去写新诗，完全不必把精力用在束缚太多的旧诗词上；即使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如果他想兼搞诗歌创作，也还是应该以写新诗为主，上述为了研究而写旧诗词，仍然是辅助的研究手段而已。第四，谁要是真对旧诗词写作感兴趣，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当然都有自由，但是希望他们对于旧诗词的基本格律要遵守，不能不管，不能随意改变，诗中情意则应该是新的，现代的。概括起来，也可以说就是要做到“旧瓶装新酒”。
近二十年来，旧体诗词在报刊上发表的很多，出专集的也不少，我接触的有限，只知道平生师友当中，能作很好的旧体诗的，大约可归为两个系列：一是聂绀弩、荒芜、黄苗子、邵燕祥、吴祖光、杨宪益（以交游先后为序）这一系列，以聂绀弩为代表。他们的共同点是“以杂文入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形式上近似“打油”，而皆遵守旧体诗词的基本格律，聂绀弩的对仗之精工新颖，每令人拍案叫绝。老诗人虞愚论聂诗曰：“放马驰骋，有意跑到‘打油’的边界，一勒马就兜回来，一步也没有过界。”此评多少都可以适用于其他几位。他们的旧体诗词，可以说是当今“旧瓶新酒”的最高成就：这不是我一人之私言。另一个系列是吴孟复、吴白、台静农、姚奠中、柒德赓、管劲丞、启功、陈迩冬、顾学颉、钟敬文、吕剑、虞愚、程千帆、沈祖、霍松林、刘峻、刘逸生、胡希明、钱仲联、常任侠、王以铸、宋谋、孙玄常、陈次园、林锴、陈兼与、宋亦英、刘柏丽、何永沂、彭拜、李汝伦（以交游先后为序），他们的旧体诗词不像聂绀弩等那么“异端”，而亦有新意，艺术上各有相当成就，有的完全可以列入历代名家之林。这里面，吕剑主要是新诗人，沈祖、程千帆、常任侠、陈迩冬年轻时都曾是新诗人，刘柏丽、刘峻也写新诗，他们都是写新诗就是新诗的样子，写旧诗就是旧诗的样子。启功近二十年大写白话的词，他可以兼入“以杂文入词”的系列。
上述师友的旧体诗词，近二十年，除个别情况不详的，我知道都有专集或合集出版，（包括油印和手稿影印），绝大部分都承惠赠，我都喜欢。我不喜欢的，则是报刊上那些应制应教应令应令应景应酬应付之作，口号标语表态交心之作，叹老嗟卑、工愁善病、顾影自怜、恨恨而死之作。还有那些既要作旧体诗词，却连平仄对仗都不懂不讲，连入声都不辨，连大致相近的韵都不押的，我认为，大可以不作，或者去作新诗。旧体诗词本来就是“带着镣铐跳舞”，如果不肯带一点镣铐，又要来跳这个舞，跳又跳不像，那是何苦呢？
几年前，我曾写小文发表这个意见，招来一些反对。我觉得我说的是常识之谈，想不出有什么不对，但是也没有再去申说。因为，我估计，旧体诗词横竖要“断种”，提倡也好，反对也好，坚持起码条件也好，随意乱来也好，都没有实际意义。今后还会有哪个青年人对此感兴趣呢？至于希望研习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要学着作旧诗词和文言文，那恐怕也只是幻想。不是听说七十年代出生的小说家，公然宣称他根本不看中国作家的小说，从鲁迅到“知青”作家的都不看吗？
现在，一本《海岳风华集（修订本）》，一下子推翻了我的估计，这些粉碎“四人帮”那年才十一二岁，甚至两三岁的青年，干的职业是空军飞行员、变压器修造厂职工、首都机场海关职员，本来似乎离任何诗词远而又远，却写得出这样精工细致的旧体诗词，我当年相仿年龄时远远做不出，现在仍然自愧大大不如，这还能说旧体诗词横竖会“断种 ”么？此集入选作者五十二人，诗七百八十七首，词四百零四首，我读一过，不敢说有什么深的领会，但是敢说这里除了个别篇章，例如有一首称美陈立夫的诗，实在非我所能理解欣赏而外，没有应制应教应令应节应景应酬应付之作，没有一首口号标语表态交心之作，诗品之高，首先令人佩服。这些作者之中，颇有些互相往来、切磋交流的关系，其中隐隐有几位中心人物，可以说有一个“诗坛”。前引这几位青年词人，显然都与这个“诗坛”有密切关系，而且都师从北京孔凡章先生、天津王蛰堪先生，互为同门，共承薪火之传。这些事实，更加否定了我的 “断种”的估计。
看来，中国诗歌的攸长连绵的历史，已经在中国人的文学艺术生活中植下了深深的根。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真正爱好这个传统，肯下大功夫苦功夫去学的人，总还是有的；尽管这些人会越来越少，但不会绝迹的；尽管他们在全国文学界所占的比例很小，但以中国之大，“基数”之大，这个比例的绝对数还是可观的。他们肯学，肯钻进去沉下去踏踏实实地作吟哦讽咏、推敲烹炼功夫（没有这个功夫绝对学不好），无利可图，无名可求，只是由于兴趣所在，由于有诗情诗意而非此不足以表达之，这不是文艺创作的最纯正的动机、最强劲的动力么？我先前认为今之青年除了研究古典文学的，要写诗最好写新诗，不必费功夫学旧诗，这个主张现在还不变。但是，现在要补充的是，有些青年只对旧诗词有兴趣，只认为旧诗词适宜表达自己的诗情诗意，宁肯下苦功去学，自然有他的自由，我也完全尊重他们的选择，赞赏他们的成就。并且，我因他们已有的成就，更坚定了我的要做旧体诗词就要做得像个样子的主张，更不赞成不守起码格律的胡做乱做。我的“旧瓶新酒”的原则也不变，所以私心甚望《海岳风华集（修订本）》中这些青年诗人，在力除陈味，特别是根除一切“恨恨而死”气味，酿出全新之味这方面，更进一境。
我还想了一些问题：既然旧体诗词的薪火之传，至今未绝，那么，我们讲现代中国诗歌史，是不是不能单讲胡适、周作人、郭沫若、宗白华、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艾青、田间等等，也应该讲到王运、陈三立、郑孝胥、陈衍、樊增祥、易顺鼎、苏曼殊、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吴梅、夏承焘、胡小石等等呢？过去大都没有这样讲，我自己也没有这样讲。现在，如果说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应该是这个时代一切文学现象的历史，研究者可以有评论，有品量，有褒贬，有爱恶，但不能根据任何成见来剪裁事实，不能把确是存在的文学现象硬排到文学史之外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改变过去的讲法了。不仅如此。过去我讲中国古典文学史，也照流行的讲法，认为“唐以后无诗，宋以后无词”。明明宋诗有那么大成就，明诗清诗清词也有很显著的成就，我们讲的文学史里，却给他七折八扣，大大贬低，草草带过，乃至一字不提，这也不是科学的态度。文学史要重写的地方实在多得很，为什么有的论者深恨“重写文学史”的提法，实在难以理解。
作者：杞人 回复日期：99-12-30 1:12:09
灌水。抱歉，版没有排好。
你来到一家变压器修造厂，遇着一位青年职工，大概二十岁过一点，有人介绍他爱好文学，勤于写作，他说要拿作品给你看。这时你不会意外，青年职工写写新诗、散文、小说的多得很。可是，他说写的是旧体诗词。你也许立刻作了估计：可能是起码的格律都不懂，凑成五字七字一句就行吧。于是，他拿出一本《海岳风华集（修订本）》，说这上面就选录了他的诗词。他翻到第221页，先请你看他的小传，是这样写的：
张树刚，字引之，号哑僧，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生于辽宁鞍山，原籍辽宁海城。现任职于鞍钢电气制造工程公司变压器修造厂。十九岁师从津门王蛰堪先生，词宗南宋。有《莺天笛夜庵词》。
原来，粉碎“四人帮”那年，他才两岁，今年才二十四岁。可是，竟然就有“词宗南宋”之说，居然就有《莺天笛夜庵词》之名！这时，你调整了你的估计，赶快认真翻看。最便捷之法，是看他的词填的是哪些词牌。原来是：《踏莎行》、《鹊踏枝》、《浣溪纱》、《石州慢》、《高阳台》、《台城路》、《渡江云》、《霜叶飞》、《庆春宫》、《满江红》。你当然明白，《石州慢》、《高阳台》、《台城路》已经不简单，至于《渡江云》、《霜叶飞》、《庆春宫》，尤其不是一般会填几句词的人敢试的，即使词宗南宋，倘非走梦窗一路者，也不大会感兴趣的。其《霜叶飞》一阕题下注云：“丙子重九用梦窗韵”，果然亮出了梦窗的旗号。你再看《庆春宫》：
庆春宫（丁丑重午）
筛月榴阴，移窗蒲影，藓衣皱绿帘前。灯梦低摇，嫠蟾偷视，倦怀怕忆当年。翠屏深护，乍新浴、肤凝蕙兰。瞒愁杯酒，鸳枕余薰，诉与花笺。
歌云散尽谁怜。罗扇邀凉，尘瑟慵弹。角忝萦芳，霜刀分玉，素纤曾荐冰盘。故园心眼，料望断、清铅暗潸。漫思遥夜，彩缕关情，渐褪香瘢。
看了这样的烹词炼字，你也许一下子还说不准他升梦窗之堂，入梦窗之室，已到什么进境；但是你完全可以告诉他，假设疆村、蕙风诸位词宗尚在，他送这样的词去请教，是完全拿得出手的。
《海岳风华集（修订本）》，是毛谷风、熊盛元合编，浙江文艺出版社在1998年3月第2版第1次印刷，专选中国当代中青年作者的旧体诗词。作者年龄最大的生于1940年，今年58岁，最小的生于1975年，今年 23岁；其中，今年35岁以下的有十三位，看他们的作品再看小传，令人大感意外的，还不止张树刚一位。例如：
翠楼吟（丙子新秋与蛰堪、梦芙、成纲、引之诸君聚于柏森先生双枣书屋，相约同赋此调）
选韵邀秋，衔杯属客，匆匆饯了残暑。吟边重执手，漫同听、京华风雨。津桥沙浦。是断雁来时，孤云归处。关山路，秣陵烟水，灞陵烟树。
小聚。心弘三分，作一分欢乐，二分凄苦。一分相见好，二分是、临歧愁语。多情多苦。怕梦与花飞，魂随花舞。花知否，几人流涕，与卿为主。
这位作者的小传是：
魏新河，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生于河北河间。空军飞行学院毕业，现为空军职业飞行员。十五岁学诗，十七岁学词，宗白石、玉田。师从北京孔凡章、天津王蛰堪先生。有《小红楼吹笛谱》、《孤飞云馆诗抄》、《秋扇词话》。
原来是一位空军飞行员；今年才三十一岁。粉碎“四人帮”那年，他才九岁。他十五岁学诗，那是1982年；十七岁学词，那是1984年。好像记得那还是小青年们追求喇叭裤虾蟆镜之时，却有这么一个中学生沉下心来学诗学词。这又没有使他成为文弱书生，他也没有上大学中文系，却进了空军飞行学院。能写出这样清幽绝俗“梦与花飞，魂随花舞”的好词的，竟是一位雄姿英发的二十九岁的空军飞行员，我是无论怎样想不到的。还有另一位也是飞行员：
徐先龙，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日生，安徽望江人。大专文化。现为空军某部飞行员。词宗姜白石。师事北京孔凡章先生、天津王蛰堪先生。
这位词人今年三十三岁，粉碎“四人帮”那年他才十一岁。请看他的词吧：
花犯（秋兴依碧山四声）
柳腰肢，谁怜瘦舞，孤村暮鸦乱。玉关低晚。正地卷惊沙，吹度归雁。戍楼挂冷青芦短。离怀谋醉遣。料篆缕，也应知我，无魂和梦浣。
凝思淡月藕花洲，风荷似唤起，凌波歌扇。空自喜，西风恶，翠华都换。苍苔共、夜霜半老，窗暗锁、灯花聊自剪。漫看取，一川秋草，斜阳山外远。
故词人吴白教授有一次谈起今人填词依四声，颇不以为然，他的理由，惜当时未曾详问。但在今天，报刊上的五七言诗不必说了，连号称词的也有根本不知平仄为何事的，现在看到居然有依四声的词，且出自青年飞行员笔下，不能不敬佩其认真严肃。遥想“凝思淡月藕花洲，风荷似唤起，凌波歌扇”这样隽句的灵感的闪现，也许正在他驾军机凌长空之时，更不能不惊叹人的无限的丰富性。还有近年来常常闻名的靳欣女士，一九七二年生，今年二十六岁，现在首都机场海关工作，她的年龄和职业，大概使你立刻想象出一位非常现代化的女士形象，你很难想象她的诗是这样的：
无题绝句三十首（选六）（录三）
尘缘未了自心知，几度红楼梦醒时。我是多情天上客，人间随处种相思。
归雁声高向碧空，一林幽梦一林风。眼前心事凭君问，笑指山间枫叶红。
情天飞鸟去难留，梦断香魂几度秋。欲觅六朝金粉迹，空怜风月满红楼。
如果去翻《全唐诗》、《全宋词》，作者的职业身份，什么样的都有，本不希奇；年纪轻更不希奇，李贺也才只二十六岁哩！但是，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大潮之中，居然还有这么多青年人，其中包括空军飞行员、变压器修造厂职工、首都机场工作的女士，都这么认真勤奋地在作诗填词，成绩且如此可观，这就很不一样。这本《海岳风华集（修订本）》，大大改变了我的一些想法。
我是安徽桐城人。桐城在清代和民国初年，以“桐城派”闻名。桐城派是散文的一个流派，而亦自有其诗学。姚鼐的诗，在清朝是一位名家。曾国藩的《十八家诗抄》，是影响很大的选本。姚鼐的弟子方东树的《昭昧詹言》，被认为桐城派诗歌理论的代表作。方东树是我的曾祖父方宗诚的老师，他们又是本家远房兄弟辈。我的伯祖父方守彝，我的祖父方守敦，可以说是桐城派诗人的殿军。到了我父亲一辈，作诗填词自然都会，但没有成名成家的诗人。倒是两位新诗人出在我家，一位是方令孺，最初以新月派女诗人的身份出现，是我的姑母；一位是方玮德，当年与陈梦家齐名并称为新月派的两个后起之秀，是我的堂兄。我幼年非常崇拜这两位。我注意到，祖父明知他的这个女儿，这个孙儿，（特别是玮德大哥是祖父最钟爱并亲自教育成长的长孙）是在写新诗，祖父丝毫没有反对的表示，而与他同辈的桐城诸老，大抵都还是视白话诗文为不能容忍的异端邪说。玮德大哥在抗战前不幸早逝，祖父有沉痛的挽联，第一句就是“才名风度早惊人”。我特别注意这句话，认为这是祖父以文字形式肯定了大哥的新诗，这“才名”当然主要是作为新诗人的才名。
从家庭的这种影响中，我从小就形成了几个观念：一、新诗要代替旧诗词，是自然的，无足怪的，必然的，无法阻止的。二、并不是不会作旧诗词的才去写新诗，许多新诗人本来能作很好的旧诗词，他们是在新时代，觉得新诗才更适合表达自己的诗情诗意。三、现在既已有了新诗，你要有诗意诗情，而不愿受旧诗词格律的束缚，你可以写新诗，不必勉强作旧诗；如果要作旧诗就得遵守基本格律，那是历史形成的，不能也不必改变。
我也知道，新诗兴起以后，仍有一直认真作旧体诗词，以此为主要事业的，包括我的同辈，甚至比我还年轻的，其中有的达到了相当成就；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努力，并不能改变中国旧诗词要被新诗代替的总体命运。我更没有忽略，中国新文学家，从鲁迅、周作人开始，旧诗词作得好的，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但他们的主要事业仍是新文学；即使郁达夫那样发表旧体诗最多的，也仍是以余事为之。这些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全都遵守旧诗词的全套基本格律，没有谁在这上面再搞什么“新格律试验”。
我后来做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编辑、研究工作，我常向学生说：第一，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目的，不是要成为旧诗词文言文的作家。但是，第二，为了研究，都应该学着写旧诗词，作文言文，写得好不好在其次，重要的是你自己尝过此中甘苦，对古人的作品才有亲切体会，否则总隔一层。第三，现在的青年人，除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要写诗还是应该去写新诗，完全不必把精力用在束缚太多的旧诗词上；即使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如果他想兼搞诗歌创作，也还是应该以写新诗为主，上述为了研究而写旧诗词，仍然是辅助的研究手段而已。第四，谁要是真对旧诗词写作感兴趣，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当然都有自由，但是希望他们对于旧诗词的基本格律要遵守，不能不管，不能随意改变，诗中情意则应该是新的，现代的。概括起来，也可以说就是要做到“旧瓶装新酒”。
近二十年来，旧体诗词在报刊上发表的很多，出专集的也不少，我接触的有限，只知道平生师友当中，能作很好的旧体诗的，大约可归为两个系列：一是聂绀弩、荒芜、黄苗子、邵燕祥、吴祖光、杨宪益（以交游先后为序）这一系列，以聂绀弩为代表。他们的共同点是“以杂文入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形式上近似“打油”，而皆遵守旧体诗词的基本格律，聂绀弩的对仗之精工新颖，每令人拍案叫绝。老诗人虞愚论聂诗曰：“放马驰骋，有意跑到‘打油’的边界，一勒马就兜回来，一步也没有过界。”此评多少都可以适用于其他几位。他们的旧体诗词，可以说是当今“旧瓶新酒”的最高成就：这不是我一人之私言。另一个系列是吴孟复、吴白、台静农、姚奠中、柒德赓、管劲丞、启功、陈迩冬、顾学颉、钟敬文、吕剑、虞愚、程千帆、沈祖、霍松林、刘峻、刘逸生、胡希明、钱仲联、常任侠、王以铸、宋谋、孙玄常、陈次园、林锴、陈兼与、宋亦英、刘柏丽、何永沂、彭拜、李汝伦（以交游先后为序），他们的旧体诗词不像聂绀弩等那么“异端”，而亦有新意，艺术上各有相当成就，有的完全可以列入历代名家之林。这里面，吕剑主要是新诗人，沈祖、程千帆、常任侠、陈迩冬年轻时都曾是新诗人，刘柏丽、刘峻也写新诗，他们都是写新诗就是新诗的样子，写旧诗就是旧诗的样子。启功近二十年大写白话的词，他可以兼入“以杂文入词”的系列。
上述师友的旧体诗词，近二十年，除个别情况不详的，我知道都有专集或合集出版，（包括油印和手稿影印），绝大部分都承惠赠，我都喜欢。我不喜欢的，则是报刊上那些应制应教应令应令应景应酬应付之作，口号标语表态交心之作，叹老嗟卑、工愁善病、顾影自怜、恨恨而死之作。还有那些既要作旧体诗词，却连平仄对仗都不懂不讲，连入声都不辨，连大致相近的韵都不押的，我认为，大可以不作，或者去作新诗。旧体诗词本来就是“带着镣铐跳舞”，如果不肯带一点镣铐，又要来跳这个舞，跳又跳不像，那是何苦呢？
几年前，我曾写小文发表这个意见，招来一些反对。我觉得我说的是常识之谈，想不出有什么不对，但是也没有再去申说。因为，我估计，旧体诗词横竖要“断种”，提倡也好，反对也好，坚持起码条件也好，随意乱来也好，都没有实际意义。今后还会有哪个青年人对此感兴趣呢？至于希望研习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要学着作旧诗词和文言文，那恐怕也只是幻想。不是听说七十年代出生的小说家，公然宣称他根本不看中国作家的小说，从鲁迅到“知青”作家的都不看吗？
现在，一本《海岳风华集（修订本）》，一下子推翻了我的估计，这些粉碎“四人帮”那年才十一二岁，甚至两三岁的青年，干的职业是空军飞行员、变压器修造厂职工、首都机场海关职员，本来似乎离任何诗词远而又远，却写得出这样精工细致的旧体诗词，我当年相仿年龄时远远做不出，现在仍然自愧大大不如，这还能说旧体诗词横竖会“断种 ”么？此集入选作者五十二人，诗七百八十七首，词四百零四首，我读一过，不敢说有什么深的领会，但是敢说这里除了个别篇章，例如有一首称美陈立夫的诗，实在非我所能理解欣赏而外，没有应制应教应令应节应景应酬应付之作，没有一首口号标语表态交心之作，诗品之高，首先令人佩服。这些作者之中，颇有些互相往来、切磋交流的关系，其中隐隐有几位中心人物，可以说有一个“诗坛”。前引这几位青年词人，显然都与这个“诗坛”有密切关系，而且都师从北京孔凡章先生、天津王蛰堪先生，互为同门，共承薪火之传。这些事实，更加否定了我的 “断种”的估计。
看来，中国诗歌的攸长连绵的历史，已经在中国人的文学艺术生活中植下了深深的根。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真正爱好这个传统，肯下大功夫苦功夫去学的人，总还是有的；尽管这些人会越来越少，但不会绝迹的；尽管他们在全国文学界所占的比例很小，但以中国之大，“基数”之大，这个比例的绝对数还是可观的。他们肯学，肯钻进去沉下去踏踏实实地作吟哦讽咏、推敲烹炼功夫（没有这个功夫绝对学不好），无利可图，无名可求，只是由于兴趣所在，由于有诗情诗意而非此不足以表达之，这不是文艺创作的最纯正的动机、最强劲的动力么？我先前认为今之青年除了研究古典文学的，要写诗最好写新诗，不必费功夫学旧诗，这个主张现在还不变。但是，现在要补充的是，有些青年只对旧诗词有兴趣，只认为旧诗词适宜表达自己的诗情诗意，宁肯下苦功去学，自然有他的自由，我也完全尊重他们的选择，赞赏他们的成就。并且，我因他们已有的成就，更坚定了我的要做旧体诗词就要做得像个样子的主张，更不赞成不守起码格律的胡做乱做。我的“旧瓶新酒”的原则也不变，所以私心甚望《海岳风华集（修订本）》中这些青年诗人，在力除陈味，特别是根除一切“恨恨而死”气味，酿出全新之味这方面，更进一境。
我还想了一些问题：既然旧体诗词的薪火之传，至今未绝，那么，我们讲现代中国诗歌史，是不是不能单讲胡适、周作人、郭沫若、宗白华、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艾青、田间等等，也应该讲到王运、陈三立、郑孝胥、陈衍、樊增祥、易顺鼎、苏曼殊、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吴梅、夏承焘、胡小石等等呢？过去大都没有这样讲，我自己也没有这样讲。现在，如果说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应该是这个时代一切文学现象的历史，研究者可以有评论，有品量，有褒贬，有爱恶，但不能根据任何成见来剪裁事实，不能把确是存在的文学现象硬排到文学史之外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改变过去的讲法了。不仅如此。过去我讲中国古典文学史，也照流行的讲法，认为“唐以后无诗，宋以后无词”。明明宋诗有那么大成就，明诗清诗清词也有很显著的成就，我们讲的文学史里，却给他七折八扣，大大贬低，草草带过，乃至一字不提，这也不是科学的态度。文学史要重写的地方实在多得很，为什么有的论者深恨“重写文学史”的提法，实在难以理解。
作者：杞人 回复日期：99-12-30 1:12:09
灌水。抱歉，版没有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