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前30年(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大实验(转载)
klssykc
1楼
新中国前30年(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大实验
2016-04-13 09:46:08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作者：张广柱
我要评论点击：348次
摘要
被颠倒的历史又被颠倒了过来。当年被打到的走资派，正是中共党内最实事求是的务实派，是后来改革开放的领导力量;当年割断的“资本主义尾巴”“三自一包“，就是后来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当年狠揭猛批的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后来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编者按】环游世界曾是很多人的梦想，他们在年逾六旬开始这样的旅程。在瓦拉纳西的恒河边看生死轮回，在巴尔干半岛感受苍茫历史，在佛罗伦萨追忆文艺复兴，在南美大陆上陷入文明的迷思。品尝了各地的不同风土人情，回到中国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后，对她开始了重新的一番审视。经“花甲背包客“——张广柱先生授权，共识网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陆续发布他在旅行中所写的《历史弯道上的中国》系列文章。
张广柱：背包客，文化观察者。曾在山西社科院从事经济研究十年，后下海经商。发表过《劳动力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交通运输结构研究》(中国财经出版社)、《中国上市公司实证研究》(立信会计出版社)等专著以及数十篇论文，其中《冗员：中国劳动制度改革的难题与出路》获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联合举办“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优秀论文奖。旅行著作有：《花甲背包客》、《读享世界:花甲背包客眼中的各国文化性格 》。
本文为：《历史弯道上的中国》系列文章之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后，建立了新中国，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主导下，从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论”转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来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其要点，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打倒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解放生产力，为实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新中国的前30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落地生根的30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付诸实践、进行宏大社会实验的一段历史。
1、“一化、三改” 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借鉴苏联模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和指令性计划的经济制度，目标是向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新中国初期的工业化景象
毛泽东设想，过渡时期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时间，实行“一化三改”总路线。“一化”是工业化;“三改”是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在推动工业化即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私有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历史地看，一段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
1929-1933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随后蔓延到资本主义各国，企业大批破产，工人大量失业，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体上下降了37.2%;其中美国下降40.6%，法国下降28.4%，英国下降16%，日本下降8.4%。一些国家的经济退回到20世纪初、19世纪末的水平。
苏联经济却没有受到冲击，反而蓬勃发展，仅用 1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 100年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奠定了后来与美国争霸的基础。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模式也成功经受了考验。50年代前半期，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均超过了同期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
对于一穷二白、迫切想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新中国来说，苏联无疑是最好的榜样。新中国学习苏联体制，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使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并快速发展。统计资料表明，1952～1978年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7.9%、8.2%、6.0%。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并且具备了生产原子弹、氢弹的能力，国防力量大大增强。
实行计划经济 20余年，在苏联援助下，以 156个重大项目为中心，在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同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与1949年相比， 1978年国民收入中工业所占份额从12.6%上升到 46.8%;农业份额由 68.4%下降为 35.4%。财政收入增加，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
相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更为迅猛。到1956年底，只用了五年左右时间，就基本完成了“三改”:
农业改造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阶段，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
手工业改造以生产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形式逐步推进，全国90%以上的个体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多种形式，全部改造成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政策，把资本家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从理论上说，“三改”完成后，新中国已进入了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从“大跃进”到“文革”
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下一步，中国将向何处发展?按最初设想，过渡时期是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但随着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左倾冒进思想逐渐抬头，过渡时期总路线演变成了“三面红旗”的总路线。
大跃进标语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最终到达共产主义，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按照“五段论”观点，资本主义在中国尚未得到充分发展，脱离封建社会后，本应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然后进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促进生产力发展，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必要的物质基础。
但是，毛泽东压根儿就不喜欢资本主义，也不大重视经济发展。他曾多次批“唯生产力论”，对经济的关注，顶多是“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永远放在生产的前面。毛泽东真正关心的是“斗争”，试图通过斗争挣脱“五段论”规律，直接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快速跨入共产主义社会。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行动纲领和政治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规模开展群众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解决了“敌我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赢得革命胜利。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坚信，阶级斗争理论仍然是无往而无不胜的利器。
但是，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划分阶级的依据已不复存在，还能再根据什么标准划分阶级?阶级在哪里?阶级斗争在哪里?按照毛泽东后来的解释，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一有机会就要兴风作浪，复辟资本主义是很容易的。
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资产阶级“思想”，就成了划分阶级的依据，这就为阶级斗争任意化、无限扩大化开了先河。1957年反右就是以思想划线、任意扩大阶级斗争的一次实践。
正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指引下，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派、四清运动、反修防修，群众运动一个紧接一个，从未中断。
“三改”完成后，继续“拔高”公有制程度，农村搞起了人民公社，有的地方和单位，不仅生产资料公有，生活资料也公有，取消商品交换，大锅饭吃饭不要钱，脱离生产力和人的道德水平，直接就从按劳分配跳到了按需分配，一步到位全面消灭私有财产。
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层层加码、不断提速，最后终于演变成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号召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1957年，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赫鲁晓夫提出15年内人均产品产量超过美国;1961年又提出 “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而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被调侃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
也许是受苏联的启发或刺激，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钢产量“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接着，有人提出超英赶美，15年实现共产主义的设想，雄心勃勃、豪情万丈。
大跃进“以钢为纲”，全民大炼钢铁，很多地方为了完成高指标，把农具、铁锅都砸碎作为原料，放在小土高炉里练成一堆毫无用处的废铁。
对农业来说，1958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粮食大丰产。然而，丰产不丰收，很多粮食烂在地里。许多地方不组织农民收粮食，却热衷于虚报产量“放卫星”。“小麦卫星”、“水稻卫星”、“包谷卫星”一个接一个。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报》报道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的消息，居然毛泽东都信了。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农业部公布的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 %，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句当时的流行语，反映了人们对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却不知，共产主义概念，本来就与基督教天堂概念有某种渊源。一句流行语，无意间透露了人们所期盼的，可能只是一个虚幻的海市蜃楼。
时过不久，出现了大饥荒，国民经济陷入三年困难时期。
然而，暂时的困难，并没有浇灭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继续革命的决心和热情。那些年代，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直到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全民斗争”达到最高潮，上上下下，无人能置身度外。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阶级划分却走了样。同样是“广大革命群众”，分化成了“ 造反派”与“保皇派”，阶级斗争演变成两大派之间势不两立的派性斗争。
在全国各地，造反派与保皇派相互攻击、激烈斗争，先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后来从“文斗”发展到“武斗”。“文攻武卫”、天下大乱。然而这一切，尽在毛泽东掌握之中。他认为天下大乱是乱了敌人，只有乱了敌人，才能战胜敌人，达到天下大治。
坚信通过天下大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这就是毛泽东“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领袖气概。他牢牢把握着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大方向，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3、国际共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追索历史隐蔽处的真相乃至个人因素的细枝末节，但更需要把握大历史大潮流，否则视野狭隘、格局太小，难免迷失方向。
国际共产运动
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结束了旧中国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状态;在中共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政权已经稳固;生产力有所发展，工业体系已具雏形;自上而下形成了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已经完成。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不断上升，成为无可撼动的最高权威。
从国际上看，上世纪五十年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中，一度“东风压倒西风”。 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落到了后面，社会主义阵营和包括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共产党深受鼓舞，革命热情不断高涨，国际共运达到历史高峰，共产主义成为当时影响整个人类文明走向的强大意识形态。
在国内国际一派大好形势下，情况却悄悄发生了变化，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
中苏矛盾由来已久。
早在建国前3年，毛泽东就多次要求访问苏联，寻求结盟，被斯大林一再拒绝。斯大林不相信“中共游击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毛泽东是“半个铁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斯大林才不情愿地邀请毛泽东访苏，经过一番曲折，终于同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代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苏共对中共的成见有历史的渊源。从国际共运的视角看，毛泽东并不是机械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世界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毛泽东思想却不为国际共运的主流所承认。
马克思逝世后，国际共运发生分裂，形成三大派：一是伯恩斯坦领导的第二国际，走社会民主主义和议会道路，为后来西北欧的“福利国家”提供了思想政治资源;二是列宁领导创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后来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国际共运的主流;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成了毛泽东思想诞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准确观察到，中国共产党是处在旧中国小农经济汪洋大海包围之中。农耕社会的现实，工人阶级不成熟，根本不具备“在大城市领导产业工人起义夺权”的条件，于是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却一再被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予以无情的批判、干扰、阻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与苏共在意识形态上形成对立，两党关系逐渐恶化。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同时提出了“三和、二全”路线。“三和”即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促使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两全”即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这条路线在中共看来完全是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1959年中苏两党最高领导人在北京举行会谈，毛泽东当面批评赫鲁晓夫路线是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虽然对斯大林的“老子党”作风强烈不满，但他与斯大林的政治思想是相通的，因而更不满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与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三和、二全”路线南辕北辙，当然不为苏联共产党所承认，埋下了矛盾斗争的火种。
两党关系恶化，苏共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废除所有双边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立即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逼迫中国偿还债务包括抗美援朝时对中国的援助。这对于正经历大饥荒的中国来说，无异是雪上加霜、落井下石。俄罗斯人做事走极端的性格又一次暴露无遗。
国际共运进一步分裂，后来演变成各国共产党的公开论战。1963年，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抨击苏联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在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国际共运发生分裂的大背景下，毛泽东越来越警惕国际修正主义对中共自身的影响，提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一命题。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清除中共党内的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确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生死决战。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但中苏关系并未改善，反而持续恶化。看到中共越走越远，苏共老羞成怒。在中苏边界、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并准备使用核弹，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像入侵匈牙利、捷克那样，把中国“拉回”到苏联阵营。
面对来势汹汹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一方面号召“深挖洞、广积粮”，积极备战;另一方面调整外交战略，与美国接触并恢复中日邦交。这一重大战略调整，不管是否出于毛泽东本意，客观上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国际条件:一方面，打破了美苏两霸冷战格局，世界进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代;另一方面，这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过程，恰恰为中国摆脱苏联束缚、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创造了难得的战略机遇。
我毫不怀疑，毛泽东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历史潮流的一脉。毛泽东思想不仅对当时的中国具有决定性影响，对世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世界上仍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信奉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政治动机，是为了“反修防修”，按照自己所理解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跳过资本主义，以“大跃进”的最快方式，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问题是，这条路行得通吗?
4、“革”而不死的文化之“命”
如果说，国际共运的大背景提供了发动文革的外部条件，但真正促使毛泽东下决心采取行动的关键因素，是国内社会上和中共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发现，坚持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面临来自党内和社会上的巨大障碍，必须搬掉两块绊脚石、拦路虎。
第一个拦路虎是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
文革中的破四旧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意识形态上的最大敌人，不是资本主义，因为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大障碍，是儒学为主导、儒释道合一的国学思想体系。儒家学说在中国已有数千年历史，深深植入了中国人的骨髓、血液，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基于悠久传统的儒家学说，核心价值是皇权本位下的等级秩序。孔子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倡导人们节制个人欲望，恢复君臣、父子、夫妻间的礼制，就能达到“仁”的理想社会。后来又发展为“三纲五常”即“仁君清官、慈父孝子、夫唱妇随”，加之“仁义礼智信”，共同构成完整系统的思想道德体系，为中国人设计了一个和谐贤明的人治社会理想。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消灭私有制，实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显然，这与儒家学说追求“仁”和“礼”等级秩序的社会理想截然对立。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持续发酵，复兴儒学日渐时髦。有一个声音呼声很高，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学说并不矛盾，二者可以融合，宣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家学说社会主义化”的需要。然而，在文革时期，当时的主流政治倾向，毫无疑问，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彻底消灭、完全取代儒家学说。
我至今保留着许多文革时期的文件、报刊、传单、大字报。这些白纸黑字的印迹，忠实记录了那个年代从上到下、党内党外、社会的各个犄角旮旯，处处充斥着对儒家学说的批判。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矛头所指，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每一波运动高潮打倒一个“走资派”或揪出一个“阶级敌人”，都要与“孔老二”挂起钩来。
毛泽东之所以把“文革”定义为“文化革命”，目的就是“革”传统文化的“命”，“革”一切封资修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命”，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取而代之。
2016-04-13 09:46:08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作者：张广柱
我要评论点击：348次
摘要
被颠倒的历史又被颠倒了过来。当年被打到的走资派，正是中共党内最实事求是的务实派，是后来改革开放的领导力量;当年割断的“资本主义尾巴”“三自一包“，就是后来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当年狠揭猛批的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后来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编者按】环游世界曾是很多人的梦想，他们在年逾六旬开始这样的旅程。在瓦拉纳西的恒河边看生死轮回，在巴尔干半岛感受苍茫历史，在佛罗伦萨追忆文艺复兴，在南美大陆上陷入文明的迷思。品尝了各地的不同风土人情，回到中国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后，对她开始了重新的一番审视。经“花甲背包客“——张广柱先生授权，共识网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陆续发布他在旅行中所写的《历史弯道上的中国》系列文章。
张广柱：背包客，文化观察者。曾在山西社科院从事经济研究十年，后下海经商。发表过《劳动力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交通运输结构研究》(中国财经出版社)、《中国上市公司实证研究》(立信会计出版社)等专著以及数十篇论文，其中《冗员：中国劳动制度改革的难题与出路》获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联合举办“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优秀论文奖。旅行著作有：《花甲背包客》、《读享世界:花甲背包客眼中的各国文化性格 》。
本文为：《历史弯道上的中国》系列文章之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后，建立了新中国，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主导下，从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论”转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来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其要点，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打倒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解放生产力，为实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新中国的前30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落地生根的30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付诸实践、进行宏大社会实验的一段历史。
1、“一化、三改” 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借鉴苏联模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和指令性计划的经济制度，目标是向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新中国初期的工业化景象
毛泽东设想，过渡时期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时间，实行“一化三改”总路线。“一化”是工业化;“三改”是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在推动工业化即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私有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历史地看，一段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
1929-1933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随后蔓延到资本主义各国，企业大批破产，工人大量失业，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体上下降了37.2%;其中美国下降40.6%，法国下降28.4%，英国下降16%，日本下降8.4%。一些国家的经济退回到20世纪初、19世纪末的水平。
苏联经济却没有受到冲击，反而蓬勃发展，仅用 1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 100年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奠定了后来与美国争霸的基础。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模式也成功经受了考验。50年代前半期，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均超过了同期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
对于一穷二白、迫切想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新中国来说，苏联无疑是最好的榜样。新中国学习苏联体制，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使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并快速发展。统计资料表明，1952～1978年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7.9%、8.2%、6.0%。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并且具备了生产原子弹、氢弹的能力，国防力量大大增强。
实行计划经济 20余年，在苏联援助下，以 156个重大项目为中心，在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同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与1949年相比， 1978年国民收入中工业所占份额从12.6%上升到 46.8%;农业份额由 68.4%下降为 35.4%。财政收入增加，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
相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更为迅猛。到1956年底，只用了五年左右时间，就基本完成了“三改”:
农业改造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阶段，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
手工业改造以生产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形式逐步推进，全国90%以上的个体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多种形式，全部改造成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政策，把资本家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从理论上说，“三改”完成后，新中国已进入了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从“大跃进”到“文革”
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下一步，中国将向何处发展?按最初设想，过渡时期是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但随着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左倾冒进思想逐渐抬头，过渡时期总路线演变成了“三面红旗”的总路线。
大跃进标语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最终到达共产主义，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按照“五段论”观点，资本主义在中国尚未得到充分发展，脱离封建社会后，本应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然后进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促进生产力发展，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必要的物质基础。
但是，毛泽东压根儿就不喜欢资本主义，也不大重视经济发展。他曾多次批“唯生产力论”，对经济的关注，顶多是“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永远放在生产的前面。毛泽东真正关心的是“斗争”，试图通过斗争挣脱“五段论”规律，直接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快速跨入共产主义社会。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行动纲领和政治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规模开展群众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解决了“敌我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赢得革命胜利。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坚信，阶级斗争理论仍然是无往而无不胜的利器。
但是，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划分阶级的依据已不复存在，还能再根据什么标准划分阶级?阶级在哪里?阶级斗争在哪里?按照毛泽东后来的解释，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一有机会就要兴风作浪，复辟资本主义是很容易的。
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资产阶级“思想”，就成了划分阶级的依据，这就为阶级斗争任意化、无限扩大化开了先河。1957年反右就是以思想划线、任意扩大阶级斗争的一次实践。
正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指引下，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派、四清运动、反修防修，群众运动一个紧接一个，从未中断。
“三改”完成后，继续“拔高”公有制程度，农村搞起了人民公社，有的地方和单位，不仅生产资料公有，生活资料也公有，取消商品交换，大锅饭吃饭不要钱，脱离生产力和人的道德水平，直接就从按劳分配跳到了按需分配，一步到位全面消灭私有财产。
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层层加码、不断提速，最后终于演变成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号召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1957年，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赫鲁晓夫提出15年内人均产品产量超过美国;1961年又提出 “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而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被调侃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
也许是受苏联的启发或刺激，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钢产量“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接着，有人提出超英赶美，15年实现共产主义的设想，雄心勃勃、豪情万丈。
大跃进“以钢为纲”，全民大炼钢铁，很多地方为了完成高指标，把农具、铁锅都砸碎作为原料，放在小土高炉里练成一堆毫无用处的废铁。
对农业来说，1958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粮食大丰产。然而，丰产不丰收，很多粮食烂在地里。许多地方不组织农民收粮食，却热衷于虚报产量“放卫星”。“小麦卫星”、“水稻卫星”、“包谷卫星”一个接一个。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报》报道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的消息，居然毛泽东都信了。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农业部公布的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 %，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句当时的流行语，反映了人们对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却不知，共产主义概念，本来就与基督教天堂概念有某种渊源。一句流行语，无意间透露了人们所期盼的，可能只是一个虚幻的海市蜃楼。
时过不久，出现了大饥荒，国民经济陷入三年困难时期。
然而，暂时的困难，并没有浇灭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继续革命的决心和热情。那些年代，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直到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全民斗争”达到最高潮，上上下下，无人能置身度外。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阶级划分却走了样。同样是“广大革命群众”，分化成了“ 造反派”与“保皇派”，阶级斗争演变成两大派之间势不两立的派性斗争。
在全国各地，造反派与保皇派相互攻击、激烈斗争，先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后来从“文斗”发展到“武斗”。“文攻武卫”、天下大乱。然而这一切，尽在毛泽东掌握之中。他认为天下大乱是乱了敌人，只有乱了敌人，才能战胜敌人，达到天下大治。
坚信通过天下大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这就是毛泽东“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领袖气概。他牢牢把握着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大方向，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3、国际共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追索历史隐蔽处的真相乃至个人因素的细枝末节，但更需要把握大历史大潮流，否则视野狭隘、格局太小，难免迷失方向。
国际共产运动
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结束了旧中国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状态;在中共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政权已经稳固;生产力有所发展，工业体系已具雏形;自上而下形成了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已经完成。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不断上升，成为无可撼动的最高权威。
从国际上看，上世纪五十年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中，一度“东风压倒西风”。 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落到了后面，社会主义阵营和包括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共产党深受鼓舞，革命热情不断高涨，国际共运达到历史高峰，共产主义成为当时影响整个人类文明走向的强大意识形态。
在国内国际一派大好形势下，情况却悄悄发生了变化，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
中苏矛盾由来已久。
早在建国前3年，毛泽东就多次要求访问苏联，寻求结盟，被斯大林一再拒绝。斯大林不相信“中共游击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毛泽东是“半个铁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斯大林才不情愿地邀请毛泽东访苏，经过一番曲折，终于同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代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苏共对中共的成见有历史的渊源。从国际共运的视角看，毛泽东并不是机械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世界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毛泽东思想却不为国际共运的主流所承认。
马克思逝世后，国际共运发生分裂，形成三大派：一是伯恩斯坦领导的第二国际，走社会民主主义和议会道路，为后来西北欧的“福利国家”提供了思想政治资源;二是列宁领导创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后来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国际共运的主流;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成了毛泽东思想诞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准确观察到，中国共产党是处在旧中国小农经济汪洋大海包围之中。农耕社会的现实，工人阶级不成熟，根本不具备“在大城市领导产业工人起义夺权”的条件，于是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却一再被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予以无情的批判、干扰、阻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与苏共在意识形态上形成对立，两党关系逐渐恶化。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同时提出了“三和、二全”路线。“三和”即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促使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两全”即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这条路线在中共看来完全是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1959年中苏两党最高领导人在北京举行会谈，毛泽东当面批评赫鲁晓夫路线是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虽然对斯大林的“老子党”作风强烈不满，但他与斯大林的政治思想是相通的，因而更不满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与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三和、二全”路线南辕北辙，当然不为苏联共产党所承认，埋下了矛盾斗争的火种。
两党关系恶化，苏共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废除所有双边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立即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逼迫中国偿还债务包括抗美援朝时对中国的援助。这对于正经历大饥荒的中国来说，无异是雪上加霜、落井下石。俄罗斯人做事走极端的性格又一次暴露无遗。
国际共运进一步分裂，后来演变成各国共产党的公开论战。1963年，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抨击苏联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在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国际共运发生分裂的大背景下，毛泽东越来越警惕国际修正主义对中共自身的影响，提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一命题。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清除中共党内的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确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生死决战。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但中苏关系并未改善，反而持续恶化。看到中共越走越远，苏共老羞成怒。在中苏边界、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并准备使用核弹，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像入侵匈牙利、捷克那样，把中国“拉回”到苏联阵营。
面对来势汹汹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一方面号召“深挖洞、广积粮”，积极备战;另一方面调整外交战略，与美国接触并恢复中日邦交。这一重大战略调整，不管是否出于毛泽东本意，客观上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国际条件:一方面，打破了美苏两霸冷战格局，世界进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代;另一方面，这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过程，恰恰为中国摆脱苏联束缚、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创造了难得的战略机遇。
我毫不怀疑，毛泽东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历史潮流的一脉。毛泽东思想不仅对当时的中国具有决定性影响，对世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世界上仍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信奉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政治动机，是为了“反修防修”，按照自己所理解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跳过资本主义，以“大跃进”的最快方式，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问题是，这条路行得通吗?
4、“革”而不死的文化之“命”
如果说，国际共运的大背景提供了发动文革的外部条件，但真正促使毛泽东下决心采取行动的关键因素，是国内社会上和中共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发现，坚持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面临来自党内和社会上的巨大障碍，必须搬掉两块绊脚石、拦路虎。
第一个拦路虎是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
文革中的破四旧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意识形态上的最大敌人，不是资本主义，因为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大障碍，是儒学为主导、儒释道合一的国学思想体系。儒家学说在中国已有数千年历史，深深植入了中国人的骨髓、血液，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基于悠久传统的儒家学说，核心价值是皇权本位下的等级秩序。孔子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倡导人们节制个人欲望，恢复君臣、父子、夫妻间的礼制，就能达到“仁”的理想社会。后来又发展为“三纲五常”即“仁君清官、慈父孝子、夫唱妇随”，加之“仁义礼智信”，共同构成完整系统的思想道德体系，为中国人设计了一个和谐贤明的人治社会理想。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消灭私有制，实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显然，这与儒家学说追求“仁”和“礼”等级秩序的社会理想截然对立。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持续发酵，复兴儒学日渐时髦。有一个声音呼声很高，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学说并不矛盾，二者可以融合，宣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家学说社会主义化”的需要。然而，在文革时期，当时的主流政治倾向，毫无疑问，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彻底消灭、完全取代儒家学说。
我至今保留着许多文革时期的文件、报刊、传单、大字报。这些白纸黑字的印迹，忠实记录了那个年代从上到下、党内党外、社会的各个犄角旮旯，处处充斥着对儒家学说的批判。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矛头所指，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每一波运动高潮打倒一个“走资派”或揪出一个“阶级敌人”，都要与“孔老二”挂起钩来。
毛泽东之所以把“文革”定义为“文化革命”，目的就是“革”传统文化的“命”，“革”一切封资修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命”，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