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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杨天石:给蒋介石吹喇叭就能促进两岸统一?(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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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杨天石:给蒋介石吹喇叭就能促进两岸统一?(转载)

随意说说2014
1楼
质疑杨天石:给蒋介石吹喇叭就能促进两岸统一?
作者: 长河红阳
台湾能否与大陆统一,在李登辉上台之后到陈水扁执政,形势越来越清楚:只能取决于大陆高层对武统台湾的安排。即便马英九执政时似乎有些希望,可是,从他对“一中各表”中只强调“各表”绝不言“一中”的言行看,台湾的国民党主流也都齐刷刷的向独派转移立场。所以,台湾能否回归祖国,只能看大陆对武统的准备。除此而外什么样的幻想也不能有。可是,在大陆,还就是有这么一个奇葩级别的学者,有惊人神论如题:给蒋介石吹喇叭就能促进台湾统一。
此人为谁?
杨天石。
他的这个神论并非是他的一句原话,而是在他一个讲座的发言中的归纳。这个讲座——《燕山大讲堂81期实录 杨天石 蒋介石其人》http://view.news.qq.com/a/20100915/000044_1.htm
本来,这是个老文章。TX上的发表时间在2010年09月15日。可是最近有个微信公众号:“老衲兜史”又从一个《温故》总第25期上挖出来放在微信上散布,可见这个谬论还要造妖作恶祸害一些人的脑筋。所以拎出来吊打吊打。
杨天石的“神论”是在好几段文字里断续的表述的,所以,我引用他的话语免不了要分段引述,中间用“……”隔开,用意仅在于此,而不是我要断章取义,事先声明:
【如果不给蒋介石一个实事求是、科学的评价,那么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国共关系史、抗日战争史、台湾史都没法写,甚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没有办法写。……所以能不能正确评价蒋介石,能不能给他一个科学的定位,牵涉到能不能给我们的民族、子孙后代留下一部真实的、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来。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关涉到海峡两岸和平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果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评价是科学的、正确的,那么台湾人民、包括领导就会很高兴。如果我们的评价有偏差,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那么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就不高兴。我们常讲,要争取台湾的民心。争取台湾民心,争取两岸和平关系的建立,争取海峡两岸和解和谐,不仅仅是靠做生意。做生意确确实实让人感到大陆对台湾的友好,但还要让台湾人心里面感动。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评价蒋介石,评价国民党,对两岸和平关系,国家统一大业,促进中华民族和解都具有重要意义。】
文字里的意思呈这样一个递进关系:“实事求是、科学的”评价蒋介石就能写出“科学的、正确的”近现代史,就能让台湾人民、台湾领导高兴,就能“对两岸和平关系,国家统一大业,促进中华民族和解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句话,给蒋介石说了好话吹了喇叭,台湾人就很高兴,统一有望了!
那么,怎么做就是为蒋介石说了好话吹了喇叭?杨天石这样表述:
【比如说讲到抗日战争,过去我们对蒋介石的评价通常是八个字:“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假定我们今天还用这个调子来写抗争史,那这部抗战史显然是不真实的。大家可以到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去看,展牌上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换成了“正面战场,积极抗战”,完全颠倒过来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消极抗战的蒋介石夸成一朵花,说他是积极抗战的,那么,这就是“实事求是、正确的”评价蒋介石了。如果不这么评价蒋介石,还和过去一样指责他消极抗战,在这样的在前提下写出的抗战史就是“不真实的”,“台湾人民,包括领导”是会不高兴的!会影响我们统一台湾的。
那么,我们有必要问:
蒋介石积极抗战了么?
关于这个,在杨天石的叙述中,作为论据的居然是“卢沟桥纪念馆”的展牌上的文字“正面战场,积极抗战”。展牌上现在的文字是不是能经得住历史事实拷问那是很有疑问的。因为是否“积极抗战”,那是有硬指标的!是有一个极端严格的“认证体系”在管着的!蒋介石是否“积极抗战”必须拿这个用指标做筛查,用这个“认证体系”来考核!那么,“硬指标”与“认证体系”是什么?
很简单:你从日寇铁蹄下解放了多少沦陷的国土,你从日寇的刺刀下解放了多少人民?这就是硬指标么,这就是认证体系么!你要对日主动攻击,把战场渗透、深入到日寇的占领区内才算积极抗战!“积极抗战”这个概念本身也有主动攻击的一面,不是说和日寇对峙无战事就是抗战了!沦陷区的人民你不管了么?我国的资源被掠夺你不管了么?日寇动不动就轰炸机凌空轰炸重庆你就不想着想法子报复了么?你要争,你要夺,你要对日寇发起主动攻击!这才是积极抗战呢!以这些指标来认证,蒋介石的“抗战”,真有那么回事?且不说从日寇铁蹄下、刺刀下争夺国土,解放人民,就是一个“豫湘桂”大会战就漏了所谓“抗战”的老底!蒋介石真的“积极抗战”了?这可不能张嘴胡说!展牌的文字本身就是个经不住严格论证的东西,怎么好拿来做支持你的论据呢?国共两党的抗战战国,谁是积极抗战的,谁是消极避战的,美国人亲自用脚丫子“丈量过”,容不得某些人泯灭良知胡说八道!这些美国人就是美国政府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和被成功营救的美军飞行员。这些美国军队的精英人物亲自走遍了中国在华北、华中所有的重要根据地,向国内发回了大量的关于中国抗战的详细报告。
如“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从亲历的行程和事实中得出结论:
【共产党控制着华北和华中的敌后广大农村。他说:“我们以前认为这是‘日军占领的’地区,这个概念需要修正,日本人只占领了狭窄的地带,其他地方是为我方力量所控制。”】
“美军观察组”成员用脚“丈量”的这些地方难道是日本人拱手出让的?!哪一块不是和日寇血拼来的?杨天石盛赞的蒋介石有这个能耐和作为么?当然,包括杨天石在内的“果粉”们会拿22次“会战”说事,可是,反问一下,这22次“会战”哪一次是蒋氏的军队主动发起的?尤其要问:每次“会战”之后,民国政府是收复了国土解放了人民呢,还是丢失了国土抛弃了人民?这也是一个硬指标!那这个硬指标量一量,卡一卡,到底民国政府、蒋介石是不是在“积极抗战”一目了然!容不得别有居心之辈泯灭良知信口雌黄!
蒋氏从不曾“积极抗战”,但是,有一样事情他却十分地积极。那件事?叛国通敌对日“和谈”!
抗战态度透露通敌行为
蒋氏的叛国通敌,是和他对抗战的态度分不开的。他对抗战的态度集中反映、透露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庐山谈话)》中。这个“谈话”发表在1937年7月17日。在这个谈话里蒋介石这样说:
【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这就是蒋氏对抗战的态度——“应战而非求战”——“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也就是说,日本人打来,我是要和你打上一打的;不过你日本不来打我,我也不会去进攻你,在中国的国土上,我们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原因呢,“我们是弱国”。
因为中国是弱国,所以抗战的方针只能是消极被动的“应战”?已经践踏中国国土的日本不再主动进攻民国政府,民国政府就可以与死敌“和平共处”???这可真是无耻至极的理由。这个“应战”其实就是退让妥协的意思。就是叛国卖国的勾当!有了这层意思,蒋介石再有和日本媾和的叛国行为那也不足为怪。
蒋氏通敌第一次
蒋记民国与日本的第一次妥协“和谈”,就在1937年10月-1938年1月中旬间开始,由日本发起,通过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牵线促成。时值淞沪战役剧烈之际到南京沦陷期间。对于德国做中间人的“和谈”,蒋介石反应“迅速”,而且开出了他的“和谈”底线:
【只有日本人准备恢复战前状态的情况下,他才能开始同他们谈判】
也就是说,“七七”事变之前中国被日寇侵占的东三省和热河、察哈尔、冀东可以不向日本讨回,日本可以和民国政府在中国的国土上相安无事!这正是蒋氏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庐山谈话)》中所说的“应战而非求战”的注脚。这是不是叛国通敌的卖国勾当?
这就是!因为蒋介石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上述领土的侵占!
可是,这个“谈判”,这个卖国通敌的“和谈”居然就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进行!什么样的无耻与冷血才能安之若素的把这个谈判拉扯到第二年的一月???旧仇未报,新仇——南京的尸山血海居然被无视了,这样的谈判就是在通敌卖国!而这样的通敌卖国“和谈”日本当然不接受,南京都拿下了,你中国都“亡国”了,还有底气和我来回在谈判桌上讲条件?谈判破裂,日本继续势如破竹般追打“国军”。而且,日本更看不起蒋介石,当时的日本近卫政府在“和谈”破裂之后宣布“不以民国为对手”。被羞辱的蒋介石当然要找回些颜面,所以接连在徐州、武汉、广州战役中连下血本。可是,这样的作战方式无非是欧式一战的烂打法,用中国轻装步兵的血肉和日本的重火力优势硬碰硬地死磕。在这方面,蒋记民国根本站不到半点便宜,所以败绩连连。
对于这次通敌卖国的“和谈”,蒋介石是有完全的责任。不过,对这一次和谈,杨天石却有篇幅长达34页的“辨析”文章为蒋介石洗地——《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人民大学出版社《抗战与战后中国》2009年11月版186-220页)。文章里明确的说到陶德曼的牵线和谈蒋介石是同意的,不过,杨氏根据蒋介石的日记把这个无耻的行为解释为“利用”,并引用蒋介石的日记为蒋介石的通敌行为辩护:
【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而!】
“缓兵计”,何为“缓兵计”?那是说,为了延缓日军进攻的势头才会“和谈”。既如此,那么起码就当时情境而言,蒋氏与日本的“和谈”应该达到如下目的:日军对上海的进攻力度应该减小,推进速度应该减缓,甚至于暂停对上海“国军”的攻击。但是,日军的进攻力度、推进速度因为所谓的“和谈”稍有减弱了么?说抗战史,那也是在讲说军事史,讲说者应该有些军事常识的!根据史实描述的战况,结合一些最最基本的军事常识,日本在“和谈”期间什么时候、如何地延缓了对上海、南京的进攻了?上海沦陷就是能狠抽蒋介石的脸!南京的沦陷更能扒了蒋介石的底裤!这是个畏刀避剑一心出卖国家利益的无耻的托词!倒不知杨天石怎么就好意思为蒋介石吹喇叭!
蒋氏通敌一而再
在整个1938年,日本的攻势凌厉,相继攻下徐州、武汉、广州后,进攻战线逐渐由华东、华中、华南地势平坦的平原地区向西推进到中国的第二级台地边缘。此时被日军占领的华北,中共八路军为主力的游击战异军突起,成为抗击日军侵略的最主要的作战方式,与日军展开了长期、残酷、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日军不得不抽调精锐兵力北上在华北对中共八路军发动“扫荡”。而且日军的攻势受阻于多山多丘陵的云贵高原边缘与四川盆地东边的险峻山峦地带。受制于这样的多山、多丘陵地势限制,日本强于蒋记民国的炮兵优势发挥不出作用——山峦、丘陵遮蔽、阻隔了炮兵远射的视线以及炮击效果;而日本更加优势的航空兵在山地、丘陵也很难象在平原地带一样方便的辨认出地面上的中国军队阵地、集结区域,这个优势也大打折扣。这样一来,日军再向前扩展战果基本上也无能为力。日军对躲在“山那边”的蒋记民国也实在无可奈何,于是寻机与民国政府开启“和谈”。此时,蒋记民国直面的日本军事压力骤减,他这个政权的生存不再是个问题了,于是响应日寇再次展开“和谈”。这个“和谈”在1938年6月16日开始第一次会谈,蒋记代表孔祥熙。这个“和谈”,日本吸取了第一次“和谈”的教训,居然以民国为对手了。可是,这样的“和谈”还是以日本对民国的军事优势为依仗的,所以,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接受中国当时中央政府的投降”。而且这个投降还有个要紧的前提:蒋介石下台。
在蒋介石看来,民国政府就是他,他就是民国政府。日本以他下台为条件的谈判,实际上和日本近卫政府在1938年初“不以民国为对手”的鄙视没两样,这还是摆明了看不起蒋介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霸陵”姿态的“和谈”,蒋介石还是能含垢忍辱,和日本鬼扯到9月1日!可见这个蒋介石对日和谈的心思有多重!在国难当头之际,如此和谈就是通敌卖国!失去的国土不打算夺回么?!被奴役的人民不打算拯救么?!
对于这一次和谈,杨天石在《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中彻彻底底把锅甩给孔祥熙了。杨天石的言语:
【23日,孔祥熙向蒋介石汇报此事(对日和谈),声称“在此时期,似不妨虚与委蛇,以分化其(日本)国内主战派与反战派之势力”。此函发后,蒋介石迅速回电批评。蒋电未见,但其基本精神从孔祥熙6月25日复蒋电可以窥知。孔电云:“顷奉手示,至佩卓见。第前接贾生(替日本牵线人)来电,当即复电切戒。兹承尊嘱,已又去电严谕。”孔特别向蒋表白,为避免发生意外情况,已预留地步,本人所有致贾存德之电,均系秘书具名;前致萱野(日人萱野长知)函,也是采取另附名片的办法,并未签字盖章,希望蒋宽心。】
杨天石的文字里一句“此函发后,蒋介石迅速回电批评。蒋电未见,但其基本精神从孔祥熙6月25日复蒋电可以窥知”,把锅甩给了孔祥熙。但是,我们从孔祥熙回复蒋介石的电文内容看,也找不到蒋介石断然拒绝对日“和谈”的半点证据!蒋介石对这次谈判还是认可的,同意的!而且从孔祥熙“预留地步”的安排看,孔祥熙已经把这次蒋介石同意的对日“和谈”用尽手段包裹得严严实实。那么,可知,这次“和谈”,依旧是一次不得人心的对日妥协!乃是卖国通敌!而且还是蒋介石求和心切自取其辱的一次外交上的惨败!
蒋氏通敌二复三
之后,蒋记民国的日子变得不好过了:汪精卫受蒋氏与日寇两次谈判的“鼓舞”(蒋能与日媾和,我就不能?)在1938年11月派代表在上海与日寇谈判媾和,讨论建立“新政府”;与之同时,汪氏拉拢陈济棠、龙云、何健、张发奎等人以及部分川军高级军官共参与“和平运动”,但是,无人响应。汪精卫的美梦成了泡影,只好在12月18日晚从重庆出走,19日由滇越铁路出逃越南,28日发表声明公开拥护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公开叛国。蒋记民国的声誉跌至低谷;1940年7月,英国迫于日本压力,关闭滇缅铁路和香港边境;法国也顶不住日本压力,紧随英国参与到对中国的边境封锁中。蒋记民国赖以支撑自己抗战底气的西方外援物资的通道彻底断绝,蒋介石抗战的玻璃心碎了一地。而此时,日本又不失时机对之诱降,对蒋氏展开了名为“桐工作”的策反。这个策反也是以对日“和谈”的形式进行的,来回往复一年之久。
当时参与了对日“和谈”的张治平在1953年到日本访问战犯今井武夫时,露了民国当时的实底。日本战犯今井武夫也在他的回忆录里记下了张治平的原话:
【这个会谈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直接领导下的极秘密的事情,重庆政府也是寄予极大的期望的,但是中途泄露了秘密,因此受到行政院副院长和驻美大使的责问式的批评,进行上也势必延缓了。】
蒋氏与日寇的秘密媾和一变而成为人不齿的公开的叛国行为,这让汪精卫的支持者,如上海《南华日报》主笔林柏生找到了攻击的口实:
【重庆正在干它称汪所干的大逆不道的事情,重庆和汪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重庆是偷偷摸摸地追求它的目标,而汪则直接把和平问题公诸于世。】
所谓“和平”,其实就是对日媾和的叛国勾当!
杨氏长文来洗地
不过呢,杨天石氏对已有的历史史实就是不认可,他要做翻案文章。而他的“学问”上的理由竟然只是这么一段话:
【日本侵华期间,曾多次向中国方面“诱和”,其中,最为重视的是1940年铃木卓尔、今井武夫在香港和张治平、“宋子良”等人所进行的谈判,日方称之为“桐工作”。至今日本文献中还留有大量资料,有些史家即直接、间接地据此证明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在对日抗战方面的动摇和妥协。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关系重大的谈判却始终缺乏中文资料的证明。】
杨天石氏的就是用“始终缺乏中文资料的证明”来认定蒋氏的这个通敌叛国行为乃是子虚乌有。于是呢,杨氏跑到台湾从台湾保存的蒋氏档案中硬是爬梳出一个惊人“真相”,并把这个“真相”写成了一个篇幅46页的长文——《“桐工作”辨析——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三》(人民大学出版社《抗战与战后中国》2009年11月版221-266页):
【日方所谓“桐工作”,就中国方面来说,不过是军统在香港的几个小特务对日方的玩弄,目的在于刺探情报。谈判中出现的“宋子良”以及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有三等人是假货,所出示的蒋介石“亲笔”委任、备忘录等文件是赝品,所转达的蒋介石意见是假“圣旨”。(杨氏书266页)】
一句话:小孩子的耍闹,不关大人的事情!“桐工作”不关蒋介石的事情,蒋氏的羽毛很干净!
我们先假设杨天石真的研究出了“桐工作”的真相:蒋介石未曾与闻其事,可是也难打消这样的质疑:如果蒋氏从来不与日寇进行出卖国家利益的“和谈”,把他对中共那种“汉贼不两立”的决绝态度用来对付日本,何至于几个“小特务”就敢拿“和谈”这个能祸及蒋氏声誉的大事情随便“耍闹”呢???而且以蒋氏、戴笠对特务系统控御之高效严厉看,区区几个“小特务”有胆量干这样有损蒋氏声誉的事情么?而且,在杨天石氏提到的他查到的“中文资料”中有这样的记录:
【中方资料载:戴笠收到张治平7月26日的汇报后,正拟向蒋介石报告……8月12日,代理将上述情况输面报告蒋介石,请求指示(杨氏书236页)】
如上中方资料看,蒋介石对这个“几个小特务对日方的玩弄”是知道的!当然也就会有相应的指示。换句话,在香港前台表演的固然是几个“小特务”,但是,在幕后指挥操纵者正是蒋介石!这几个“小特务”作为木偶的表演,实际上就贯彻着蒋介石对日“和谈”通敌的意志!是由蒋介石直接操纵的!在抗战时期,任何形式的对日“和谈”都是叛国卖国行为!张治平访问今井武夫是说的话是实话!这个“桐工作”问题没必要再纠缠出面者是不是够层级的大人物,无论出面着是谁,都不能否认蒋介石就是对日媾和通敌!
这个“几个小特务”的把戏,可以是刺探情报的对日欺瞒,但是,亦可以演变为蒋氏借“小特务”这个渠道对日进行货真假实的“和谈”卖国行动。假戏可以假唱,也可以真做。到底向什么方向演变,这里有个条件:患有歇斯底里般的外援饥渴症的蒋介石要看西方外援是否真的枯竭,真到了那一步,蒋氏与日本媾和出卖国家利益也不是没可能!中国的抗战成败后果不堪设想!
另一方面,客观的讲,日本对英法关闭中国的外出通道早有施压,最终见效于1940年7月,英法对中国的封锁导致的西方外援枯竭的恐怖景象,绝对会让蒋氏抗战信心动摇乃至于崩盘!日本的“桐工作”在此时段发动可算是知己知彼的攻心上策!
通敌暂止为哪般?
地球的背面是美国,它也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态势。当英法顶不住日本的压力相继对中国实行边境封锁断绝蒋记民国的外援通道之后,美国适时的出台补救措施:1940年7月实施了针对日本的贸易限制制度,两个月后,废铁被列入美国对日禁止出口商品。
这样的消息给蒋氏打了强心针,美国驻重庆大使纳尔逊·詹森向罗斯福在做汇报时,转述了蒋氏的外交部长徐谟的话:
【委员长以及中国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现在感到,美英两国正日益认识到,中国的斗争可能对于这两个民主国家未来的安全其重大影响;而且远东的渣场战事与欧洲的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中国目前比开战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不愿意接受和平建议。】
在美国的影响下,英国在10月18日宣布重新开放滇缅边境所有交通。
有了美国这个强力的外援,也由于张治平所讲的“和谈”消息泄露,蒋介石借由“桐工作”这个机会对日“和谈”通敌的行为才止步。
改头换面仍通敌
解决了西方外援枯竭担忧的蒋介石似乎就应该停止对日“和谈”,专心“抗战”了,或者说专心和日本“对峙”了。然而,事实让人切齿心寒,蒋介石对日寇一方的通敌卖国行为一直在进行。1944年豫湘桂大会战,蒋记民国一败涂地,此时,蒋氏勾结日伪的传闻又有。此时的美、英大感紧张:在太平洋战场上,尽管美军开始尝试蛙跳攻击新战法越岛攻击日军,可是日军的坚韧顽强也时常让美军的攻势受挫,美英一方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如果蒋介石和日本媾和,日军就有更多的兵力补充到太平洋上的岛屿,美军在大洋上的处境可就悲催了。不过,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也约翰·巴顿·戴维斯倒认为这个结局不可能发生:
【“蒋从我们这里可以比日本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想同日本人战斗。他所要的是(而且也许已经有了)一项与日本人互不侵犯的协定,从而可以给他积蓄力量的时间,以对付他认为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内战。”】
蒋介石需要的与日本互不侵犯的“和平”状态,在蒋、日之间实际上已经达成。蒋氏不向日寇发动进攻,日本也不向蒋氏发动攻击,而这样做的最直接结果就是日本侵略者继续蹂躏我人民,践踏我国土,掠夺我资财!这是改头换面的通敌,事实上的对日媾和!不知道对于这样的历史史实,杨天石会用什么样的“中文资料”研究出什么样的“历史真相”???
蒋介石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积极抗战的!倒不知那个杨天石怎么就要认为蒋介石是“积极抗战”的!
勾结日伪仍通敌
除了直接与日寇“和谈”,蒋介石也在与日伪势力勾勾搭搭,还是上文那位美国大使馆的二秘戴维斯,在一份备忘录里揭露:
【蒋介石要在国内继续掌权,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与日本支持的傀儡们进行合作。坚定美国(也许还有英国)会把日本人从华东赶走或使日本从华东撤走,蒋介石要重新保住特捏重要的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城市的最稳妥战略,就是同傀儡们进行合作,而这些傀儡很可能在日本撤走之后,蒋介石来到之前这段真空期间谋求对上述地区的控制权。因此,对于有些将领向敌人“投降”并将部队编入伪军,蒋介石如果不是觊觎批准的话,至少也是听之任之、心安理得的。与此同时,它还通过代理和其他特务同傀儡们经常保持联络。他通过这些渠道,可以接触日本方面的和平试探者以及其他和平建议并给予答复】
根据历史事实,蒋介石根本没有“积极抗战”,通敌叛国倒是乐此不疲!真看不出杨天石氏有怎样的“学力”,居然就能研究出蒋介石“积极抗战”了???
如杨氏研究:蒋介石“积极抗战”了,那么就算退一万步讲,我们真的昧着良心说蒋介石“积极抗战”了,就能让“台湾人民”、“(台湾)领导”高兴了?其实这是胡扯,因为:
“两蒋时代”结束后的台湾对蒋介石极端不认可
杨天石的如上“神论”必须有个前提:台湾岛中人大部分人都对蒋介石十分认可。没这个前提,那个“神论”是不可能成立的。可是,有事实表明台湾岛内对蒋介石极端不认可,这可以从蒋介石的塑像、雕像的下场看到——《蒋介石铜像遍布岛内 屡遭砍头被讽“亚洲砍城”》:
【(台湾)到底有多少蒋介石雕像,岛内没有完整统计,但有人估计,如果仅限于公共场所,应该有千余尊。如果算上民间铸造的蒋介石雕像摆件,可能会多达4.5万余尊。这些雕像大多都是在蒋介石去世后塑造的。“两蒋时代”结束后,台湾出现“倒蒋”运动,摧毁蒋介石雕像是运动的内容之一。尤其是2000年后,民进党上台执政,各地的蒋介石雕像纷纷被拆。慈湖所在的桃园县政府收集各地蒋介石雕像,建成一个雕塑公园,当时被讥笑为“雕像收容所”。后来随着开放陆客,桃园的两蒋文化园区成了热门景点。对于最近铜像破坏事件频频发生,桃园观旅局表示,还有空位“收容”。】
两蒋时代一结束,台湾就有“倒蒋”的运动,这能证明蒋介石在岛内被高度认可么?台湾的“倒蒋”运动之所以在“两蒋”结束后就勃然而发,就是因为“两蒋”,尤其是蒋介石在台湾岛内延续国共内战时的“白色恐怖”高压统御岛内,把特务手段渗透进台湾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无限期地把国共内战时的“戡乱动员”在台湾岛内延续。台湾人民固然在美国刻意的输血下物质生活上有了比日据时期高的多的生活质量,但是无时不有的精神高压和人身安全担忧却从1949蒋氏败退台湾延续到了蒋经国去世。近40年的持续高压在“两蒋”去世后被掀掉了盖子,而别有居心私营态度李登辉又“适时”地宣布取消“戡乱”以及接触“党禁”,台湾岛上那股久被压抑的愤怒爆发出来之后,“两蒋”尤其是蒋介石的“声望”一下子从天上被打入到十八层地狱。李登辉的接棒者陈水扁上台后的大力教唆,岛上损毁蒋介石雕像用“砍头”这种很极端的象征手段来泄愤,这里头对蒋氏的敌视与仇视不用多解释了吧?在此种情形下,有大陆学者却要给蒋介石说好话,还要传达给台湾岛内,这是在给台湾岛上对蒋介石的愤怒民意火上浇油!你怎么可能让“台湾人民、包括领导就会很高兴”???你怎么可能“让台湾人心里面感动”???
杨天石的这个文章是在2010年做的,那个时候虽说是国民党执政,但是,在台湾是“统”还是“独”上,国民党主流与民进党沆瀣一气!对于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国民党中以马英九为代表的主流除了“拿香跟拜”外,毫无半点民族气节大声高呼统一!这就是台湾岛内2010年的舆情!而台湾民众的人心也被台独裹挟蛊惑,多数人在享用了大陆惠台政策的诸般好处后,嘴一抹头一晃,指着海峡西面大呼曰:你中国!这就是当时台湾的民情!
说这个话的杨天石是不是对台湾岛上的舆情、民情一无所知啊?是不是对台湾的基本时势常识一无所知啊?既如此,你就不要乱讲话么!如果你有所耳闻还要这样胡说八道,那么,你说这个话无非是为你的“学问”扯虎皮拉大旗!什么样的“学问”有必要用扯虎皮拉大旗的手段予以张扬?那就是欺世盗名的假学问!你杨天石就研究的就是个假学问!
“能够正确地评价蒋介石,评价国民党,对两岸和平关系,国家统一大业,促进中华民族和解都具有重要意义”——杨天石,你的这面破旗怎么好意思举得起来???
台独乳母蒋介石!
为蒋介石说好话,杨天石高举着的是“能促进统一”的破旗,但是,按着台湾在两蒋时代的历史看,这个说法绝对的造谣!为什么?因为蒋介石就是台独台独的乳母!是台独分子、台独意识在台湾岛内滋生、壮大的第一罪魁祸首!
如台湾“统派”学者石佳音《如何理解马关条约以来的台湾史?》所言:
【国民党始终坚持无条件反共。两蒋的反共,出于民族主义的成分少,出于一党之私的比重太高,于是成为“为反共而反共”,以不共戴天的仇恨心反共。结果,不仅不惜与日本战犯合作,而且为了反共而长期将两岸隔绝,丑化大陆的一切事物。如此无条件反共的后果,一方面使国民党在1971年失去联合国代表权后立即转向独台,开始抗拒统一;另一方面“无条件反共”与台独的“反中”、“仇中”难以区分,在事实上为李登辉开始推动的去中国化打下基础。当大陆结束文革……受国民党反共教育的台湾人(包括外省人)并不是乐观其成、共策统一,反而很容易从习惯性的反共、疑共扩大成反中、仇中,使台独搞的去中国化在这个岛上几乎不分族群地所向无敌,媚日台独成为主流。在这样的氛围下,马英九连自己的和平协议都不敢推动,对台湾有利的服贸协议居然还惹出一场学乱,连抗战胜利及台湾光复70周年都不能堂堂正正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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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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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蒋介石:为了当中国最好的老师,我加入共产党,用机关枪上课
乌鸦上尉
热衷于研究中国工业和军事发展昨天 20:52
大家好
我是乌鸦上尉
今天是教师节
在此,上尉向各位老师致敬
你们辛苦了!
看到大家都在祝福老师们
我不由得想起了
曾经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老师
他的几门课程
为新中国的成立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就是黄埔军校首任校长
——蒋介石
500
很多怀念蒋公的人总是说:
“国民党在抗战中没有投降
就是最大的贡献”
依我看,这简直是在侮辱蒋公!
蒋介石最大的贡献
是他给全中国人
上了很多场有教育意义的课
为新中国的成立
做出了突出贡献
蒋介石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不但一手创办了黄埔军校
为中国培养出了无数优秀人才
还开发了两门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课程
《蒋子兵法》和《军事物流学》
500
这本《蒋子兵法》非常好懂
只有“风林火山”四大准则:
转进撤退其疾如风
迂回包抄其徐如林
打家劫舍侵略如火
支援友军不动如山!
解放战争的时候
美国人是支持国民党的
美国人支援了一大批军火
要送给国军打内战
没想到的是
蒋校长撤退的速度
竟然比军火追他的速度还快!
撵都撵不上!
辽沈战役时
美军就急匆匆把军火送过去
没想到刚赶到辽沈战场
蒋校长就败退了
美国人只好跟着跑去华北战场
没想到刚到华北战场
蒋校长又败退了
傅作义还投降了
美国人又赶去淮海战场
结果淮海战场还没赶到
蒋校长又双叒叕败退了
70万当地部队直接投降了解放军
这批军火从头到尾
就没有追上过蒋校长逃跑的步伐
500
撤退的时候追都追不上
到了围堵敌人的时候
国军又变得“其徐如林”
1948年6月,晋绥军有一个“亲训师”
是阎锡山的精锐部队
按照计划要去包围解放军
然而,因为国军的侦察兵
都是强征来的,派他们出去
他们肯定会借机逃跑
根本没办法侦查战场情况
这一个师只好放慢速度
其徐如林慢慢走
结果,这一个精锐师
愣是排着整齐密集的队形
走进了解放军的包围圈
此战,晋绥军阵亡7千
而徐向前部几乎无人伤亡
500
包抄的时候慢吞吞的
到了打家劫舍抢老百姓的时候
蒋校长又摇身一变
成了“侵略如火”
1947年,中国GDP是30多亿美元
但蒋校长和四大家族
居然能贪污出60亿家产!
光是存在美国银行里
就有20亿美元的现金
这是为啥呢?因为蒋校长
不仅搜刮咱们老百姓
就连美国爸爸的援助
国民党也一视同仁,绝不客气
而且贪污了美国人的钱之后
他们还拿去投资美国的房地产
让美国人是哭笑不得
一般人贪污起来是“雁过拔毛”
但是国民党贪污是
“没有一只大雁
能带着毛从我眼皮底下经过!”
气得美国人自己在采访里面
声泪俱下地控诉蒋介石是贼:
他们是贼,每个人都是贼,从我们援助的十多亿美金里,偷取了将近7.5亿!再把这笔钱投资于纽约的房地产!
——美国总统杜鲁门《纽约时代杂志采访》
500
到了友军有难需要支援的时候
国民党就“不动如山”
让解放军放心地各个击破
在孟良崮时,陈毅和粟裕大军
派出了6万部队
把国军张灵甫1万人围住
困在孟良崮
国军方面派李天霞前往支援
然而,面对6万人的部队
李天霞愣是只派了一个连
也就是100多人
去前线侦查了一下
就跟上级说“共军火力太猛,无法支援”
然后就带兵撤退了
导致74师孤军被全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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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于是他又宣布:
“解散国民党的农村党部”
上头不管了
基层的国民党遭遇了灭顶之灾
蒋校长一宣布解散基层党部
很多乡村的土豪劣绅
就大肆杀害国民党员
光是1927年
20万基层的国民党员
大多都被地主杀害了
幸存的少数人没活路了
就去投奔共产党了
蒋委员长这一通操作
直接帮助共产党
在农村扎下了根
500
很可惜,蒋校长的苦心
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
蒋校长的大儿子蒋经国
就深深地误会了父亲
得知这两件事之后
蒋经国就在苏联真理报上
写信痛骂自己的爸爸蒋介石:
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战友,现在他是反革命了,就变成了我们的敌人
500
只有蒋校长自己
知道自己这两堂课的效果显著
从此之后,共产党有了枪
也有了基层党员
仅仅几个月以后
共产党员们就带着部队
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500
不过,这样还是不够的
蒋校长还发现
当时中国红军的领导人
是一群迷信苏联
只会照搬苏联经验的书呆子
队伍也很散漫
这样下去,共产党怎么成大事?
蒋校长深深地明白
只有强大的外部力量的威胁
才能促使红军团结一心
于是,蒋校长开始“剿匪”
他对前线部队说
“江西的老百姓,都是共产党的铁粉”
让部队对红军根据地搞大屠杀
“茅草过火、石头过刀、人要换种”
500
在蒋介石签署的300份指令里
“就地枪决”、“见电立决”等字眼
出现了400多次
有时上午发文让部下去杀人
下午觉得不过瘾
又会再发一遍命令催促
国民党残暴的扫荡
让共产党的部队被迫团结了起来
很快,红军在农村迅速扩大了队伍
还建立了根据地
国民党每来扫荡一次
共产党的部队就壮大一次
到了这一步,共产党的队伍是统一了
可是他们还没有一个
雄才大略的领导人
这时,蒋介石看上了一个年轻人
他就是——毛主席
500
为了让毛主席上位
蒋校长故意一个精锐不派
把各路菜鸡军阀
排着队送到精锐红军面前
让红军练级
当红军的经验宝宝
打泸定桥时,面对菜鸡对手
红军一昼夜奔袭240公里
仅靠20多人
就在炮火连天里飞夺泸定桥
蒋校长用三波围剿的失败
衬托了毛泽东的实力
可是,立了大功的毛主席
却被苏联来的红军领导排挤了
红军被几个书呆子把持
作为毛主席的铁粉
蒋介石气不过了
为了替毛主席出气
他再次领着大军过去剿匪
这次他没有放水
而是正面狠击
把书呆子打得大败
直接促使遵义会议的召开
让毛主席重新指挥红军
到了这一步
共产党什么都有了
军队、农村根据地、优秀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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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问杨天石,蒋介石能否“尽可能维护中华民族领土主权完整”?——以西藏权益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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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9-19 19:31•来源: 察网 •作者: 长河红阳 •浏览:55评论:0 字号: 大 中 小
因为英国的威胁,美国人的提醒,再有被罗斯福说动心的宋子文的一次次报告,蒋介石无可奈何从青藏边界撤兵,在西藏修公路也做罢,本来想大干一场,结局却成了一出闹剧。“取消西藏关系之不平等特权”的初衷不但没能达到,反而还让西藏地方政权和英国黏糊的更紧了。前门打狼后门进虎,把美国当公道大王喊冤哀告时,却被美国人抄了后路与西藏地方政权连上了线,这个蒋介石啊,志大才疏,怎么现而今大陆就有人吹起了他的喇叭?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问杨天石,蒋介石能否“尽可能维护中华民族领土主权完整”?——以西藏权益为例
据杨天石讲,“蒋介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蒋介石的一生,从主要方面看,还是热爱中华民族,希望中华民族振兴,尽可能维护中华民族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个话的出处在杨天石在《燕山大讲堂81期实录 杨天石 蒋介石其人》这个文章里。
为了证明这个说辞,他除了举“例子”把苏联骂成“头号列强”外,又说了他与英国交涉“争回”西藏权益的漂亮事情。那么,蒋介石真有这个能耐么?事实真如杨天石说的那么漂亮么?这值得好好“端详端详”。
一、抗战期间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挑衅
先说一下和蒋介石对阵的英国。
作为一战中协约国的第一主力英国,在美国协助下“打赢了”德奥之后,声誉飙到了顶点。所以,国际外交第一官方用语也由法语转成了英语。法语作为国际外交第一官方语言是“路易王”们的折腾,还有拿破仑的强悍塑就的,但是,一战改变了历史,英语这种粗鄙无朋的低俗语言也成了“雅语”,武力的厉害可见一斑。所以,凭着这个飙到顶点的声誉,英国在北伐战争时期频频用炮舰政策对中国的统一横加干涉。然而“汉浔事件”中国对英国的反击不但让它颜面大丢,还是一剂清醒剂,英国副外交大臣、对华政策的主要设计者维尔斯利在1926年8月就表示对炮舰政策在中国是否还行得通表示怀疑:
【从陆、海军的观点来看,对付像中国那样的一大群混乱的民众,我们多少是无能为力的;必须排除任何强制性的东西,除非有可能与其他列强一起进行海军示威。】
紧随其后,英国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发表英国对华“新政策”备忘录——《圣诞节备忘录》,“张伯伦承认,当时中国的时局与各国缔结九国公约的时局已经完全不同了。因此,张伯伦宣布英国愿意就修改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进行谈判。”
由此可见苏联支援,中国共产党动员民意予以支持的国民党的北伐威力绝不可小视。但是,蒋介石叛卖革命,与大买办、大地主勾结之后,这样的苏联支援、中国民意的支持不复存在;而他依仗的大买办们对帝国主义国家深深地依附性也深刻的给蒋记民国打上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妥协与退让印记,更把国运寄托于列强的利益权衡的天平上。所以,尽管在有利的时机可以争回的国家权益,却因为这个政权的软弱性给轻易地放弃了。如抗战期间对西藏权益的争回。
抗战期间蒋记民国与英国在西藏权益上的冲突起于1940年7月。英国迫于日本的压力,关闭了滇缅公路,断绝了蒋记民国获得外部资源“抗日”的重要通道。作为应对措施,蒋记民国打算修筑一条由印度经由西藏,再通往中国内地的公路。但是,英国政府却授意西藏地方政府反对,堵截中国勘测人员入藏。英国对西藏素来有分裂企图,这个授意,意在堵截内地与西藏的联系,彻底把西藏隔绝孤立于中国主体之外方便日后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不仅这样,在1942年,英国更唆使西藏地方政府——噶厦政府成立所谓“外交局”,从事实上造成西藏地方政府与中、英政府对等平齐的“独立国家”的政治地位。与这样的授意同步的是向西藏地方政权出售军火。这样的军火买卖不止一年,不止一次,如1943年两家就做了一笔大买卖:“英国向西藏地方政府出售步枪弹500万发,山炮炮弹1000发。不过鉴于1940的十月,英国被动跟从美国的援华行动重新开放了滇缅公路,英国在1943年的挑衅还没能酿成大事故。
二、靠收买算计同床异梦的地方军阀刘文辉、马步芳,蒋介石能解决西藏问题吗?
当时中国的抗战,有赖于共产党的强韧游击战,与中国西南多山地形的阻遏助蒋记民国与日军呈僵持之势,拖住了百万以上的侵华日军,使美国的“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得以有时间实施,也使英国有了从德国兵锋下得到喘息的余裕。中国的抗战作用自然不容小视,美英事实上也有求于中国。这也是争回国权的一个机会,一心想做“予一人”的蒋介石自然也就有了和列强讨价还价的本钱。对于英国在西藏的这一连窜动作当然要有些回击。于是在1942年5月提出进兵西藏的作战计划,准备在次年10月进兵西藏。但是,这个计划仅是口头表示,因为顾及英国对中国金融系统的深度渗透与掌握、与援华物资须借道印度,蒋介石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到西藏噶厦政府成立“外交局”后,蒋氏虽然愤怒,但是,还是顾及英国对中国金融系统的强力控制与援华物资的原因,始终不敢下这个决心。延宕至10月,为了照顾自己“金口玉言”的脸面才下令研究武力进兵西藏的计划。恰逢美、英当月声称要放弃在华特权的机会,于是蒋氏向英国提出“取消西藏关系之不平等特权”的要求,以谈判手段解决西藏问题。之前的武力进兵计划依旧推行,准备在1943年10月前,出兵进驻西藏东北的昌都。以军事威慑的手段做前提:
【用政治方法解决西藏问题。】
计划的执行者是两路军阀——24军军长、西康刘文辉,青海马步芳。但是,这个计划的目的却很不纯然——借由刘文辉的24军进藏之机,以中央军接防刘文辉地盘。但是,视地盘为生命的刘文辉也不白给,没有就范,这一路计划胎死。剩下的青海马步芳这一路待命。
已经打定了叛离主意的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支持下先发制人,在1943年4月下令停止内地与西藏之间的“驿运”,切断了中国与国外的贸易交通线,部分援华抗日物资的运输受阻。得了外援依赖症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蒋氏令青海马步芳部移兵青藏边界以示威慑。可是干活儿不能不给钱啊,马步芳和蒋介石要工钱了。在领到巨额军费之后,马步芳骑兵压向青藏边界,西藏地方政权大感恐慌,英国也觉得事态不妙,已经无力再用“炮舰政策”的英国只能指令驻华大使薛穆向民国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表示对中国军队调动的“关切”:
【中国军队已经由西宁开至青海南边,西藏当局深感不安,希望中国政府能表示并无此事实,以便转告西藏当局,令其心安】
吴国桢的回答:一国军队在国内的调动,与他国无关。一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接洽事件纯属内政。无论“友邦”是如何的友好,都没必要做二者之间的中间人代为转达交涉事宜。英国人虽然碰了软钉子,但是还是再三再四的抗议又抗议。
借着马步芳威慑的声势,蒋介石紧跟着在5月12日再重庆召见西藏噶厦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阿旺坚赞训话,提出五项要求:
【1,协助修筑中印公路;2,协助办理驿运;3,(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商办事件直接与噶厦政府商量,不经外交局;4,中央人员入藏,凡持有蒙藏委员会护照者,须照例支应乌拉;5,在印华侨必要时须经西藏内撤。】
同时,蒋氏又训话说:
【“如西藏能对此五事遵照办到,并愿对修路、驿运负保护之责,中央军队当不前往,否则,中央只有自派军队完成之。”“中央绝对尊重西藏宗教,信任西藏政府,爱护西藏同胞。但西藏必须服从中央命令,如发现西藏有勾结日本情事,当时同日本,立派机飞藏轰炸。”】
日本势力渗入西藏活动,这是事实,虽然日本势力远不及英国势力,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能让蒋介石心里添堵。派飞机轰炸云云威吓而已。但是,做贼的心虚,西藏地方政府和英国却当了真,1944年就有西藏军火订单送到英国,订购高射炮。
三、求助美国,两头被坑:领土完整不是向帝国主义列强乞求可以得来的!
当时的情形,中、英两国在西藏问题上都处于一种麻杆打狼两头怕的尴尬:中国这里的蒋介石虽然陈兵青藏边界,但是,这仅仅是军事威慑而已,马步芳绝不会听他的话把自己的本钱——军队投入到进藏的远征上,而蒋介石对自己的中央军更是爱惜如命,劳师入藏绝非他愿意做。这可谓板砖举起不敢下落;英国这里早已没有了用“炮舰政策”解决问题的实力,还真怕蒋氏不管不顾派兵进藏。所以,两下里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山寨之主——美国,求美国给个公道与“公道”。对中国来讲,中国权益理当争回,求美国给英国一棍子,让它死心不再纠缠西藏,这就是公道;在英国来讲,不管西藏是不是我的地盘,我在那里下了功夫,贼不走空,我一定要在那里咬下一大块肉来,这才算公道,这就是“公道”!
事实上有求于中国拖住日本百多万大军的美国,当然要给中国一点颜面,所以在5月15日英国告状告到美国门前时,美国下了一个备忘录:
【美国政府始终考虑到这一事实:中国政府一直声明它对西藏的宗主权,中国宪法亦把西藏列入中华民国领土范围之内。美国政府从未对中国政府的这些举措提出过疑问。美国政府认为,目前讨论西藏问题不会导致有益的结果。】
大概用眼扫一下这堆文字,似乎美国给了中国一个公道的,实则不然,我们注意美国人的说辞“中国政府一直声明它对西藏的宗主权”,美国人在这里埋地雷了!所谓“宗主权”类同于中国对朝鲜的那种大国对小国的关照与保护关系,大哥和小弟。可是再亲近也是两家:人;而中国对西藏是拥有“主权”的,是一家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人在这里刻意强调所谓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实际上和英国干涉西藏是一个调调,只不过,美国不承认英国应该插手西藏,那么,美国人的意思是什么?当然是它要有打算了。对于英国来讲,这是黑吃黑一嘴黑!英国强横了300多年,虽然没了往昔的铁拳,可是滚刀肉般的无赖还是有的,美国的一纸备忘录岂能让它闭嘴?在当月的太平洋会议上,丘吉尔就西藏问题发言:
【近闻中国有集中队伍,准备进攻西藏之说,使该独立国家大为恐慌,希望中国政府能保证不致有不幸事件发生。】
言语间还是把自己当作了日不落帝国时的大佬对别国敲敲打打。
代表中国出席会议的宋子文一张嘴就露了怯:
【我没听说这个消息……】
也就是说他不知道他姐夫屯兵青藏间的事情。和英国在外交上打交道,蒋介石对“藏独”和它们的后台英国打算用兵这么大一个事件怎么可能他不知道呢?用这样的言辞来顶对这个狂妄的丘吉尔,明白了的是矮了一头,自己先认了怂。该有的态度应该是——有这么回事,这是我家事,“干卿底事”?!
诡诈的丘吉尔听出了宋子文的怯意顺杆爬,把援华物资当成个棍棒继续在会议上敲打宋子文、以及宋子文代表的民国,这些敲打的话语分量太过于重,一贯心口不一的蒋介石也不由得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文字徒呼奈何:
【昨日傍晚,接宋电称:华会(太平洋会议)廿一日会议中,丘吉尔突称“西藏独立国,中国在此获得空军接济之时,不宜对藏用兵”……此诚帝国主义真面目暴露,不仅为流氓、市侩所不为,而亦为轴心、倭寇所不齿。】
无可奈何之下,蒋介石也只能指示宋子文再向“瓢把子”罗斯福哭诉。罗斯福也赶紧着安慰:我批评那个英国老汉了,他说话“殊不得体”,但是,你们也不要太过纠缠“千万勿因此酿成意外”。
所谓“酿成意外”,就指丘吉尔威胁的“中国在此获得空军接济之时,不宜对藏用兵”,——通过驼峰航线向你蒋记民国输送援华物资还得从我这儿过道,你掂量着点儿!罗斯福的话很明白,驼峰航线的起点就在英国控制下的印度阿萨姆邦,当然这也是美国援华物资的集散地,得罪了英国,它要做些手脚你扛得住么?你别多嘴多舌为好!
作为传声筒的宋子文明显被罗斯福的说辞打动了,对蒋介石的报告中也劝蒋介石退一步。但是,蒋介石大不满,还是压宋子文向罗斯福表达不满。罗斯福借力打力,把蒋介石的不满又移向英国,同时也对英国施加压力。用意:你英国闭嘴!
但是,这并不表明罗斯福就是什么好人,在中国与英国为西藏问题打嘴仗的时候,他却派两个代表去西藏拿着他的亲笔信与西藏地方政府接洽施加美国影响。桌面上是劝和熄火的和事佬,实际上撬砖扣边顺带挖土,给两家拆台!这个罗斯福可是个黑吃黑的好手、老手!
因为英国的威胁,美国人的提醒,再有被罗斯福说动心的宋子文的一次次报告,蒋介石无可奈何从青藏边界撤兵,在西藏修公路也做罢,本来想大干一场,结局却成了一出闹剧。“取消西藏关系之不平等特权”的初衷不但没能达到,反而还让西藏地方政权和英国黏糊的更紧了——连年的军火买卖让西藏地方政权有枪了,有对付“中国”的本钱了;“外交局”成立也让那个地方政权做了一回“独立国家”的美梦,叛离祖国的野心也越来越膨胀;前门打狼后门进虎,把美国当公道大王喊冤哀告时,却被美国人抄了后路与西藏地方政权连上了线,这个蒋介石啊,志大才疏,怎么现而今大陆就有人吹起了他的喇叭???
四、金融主权攥在英美手里,蒋介石有何底气敢争回西藏主权?
一分为二地讲,蒋介石争回西藏权益这个事情上,动机对,时机也不错。但是,这个事情由他来做可就勉为其难了,他根本做不到——脑筋不够用倒在其次,要紧的是,他的命门在英国人手里攥着呢,他能斗得过英国人么?最直接的是美国援华物资,在缅甸没有被日本攻下之前,这些物资在英国殖民地缅甸囤积从滇缅公路运输进蒋氏的口袋;缅甸沦陷之后,这个货场就跑到英国殖民地印度了,那点援华物资始终在英国人的手心里攥着。要在西藏问题上从心怀鬼胎的英国手里夺会些什么,你就要有豁出去的准备,宁可援华物资停运半年、一年咬牙忍住也要争回些什么,没这个横劲儿能么?反正蒋介石也不打算和日本开战,就计划和日本耗着,要那么多军火做什么?可是蒋介石不能,没了美援活不下去——他要囤积美援准备将来打内战呢!再者,更可恨的是,虽然用兵西藏是内政,可是,西藏那些“藏独”分子的后台是英国,这里就有对外的成分了。对外要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刘文辉是军阀没错,但是总还愿意出兵西藏呢。可是蒋介石把进兵西藏威慑“藏独”的计划当成了蚕食地方势力的堂皇借口,这就更不要脸了!这样的“领袖”连个街头混混儿都不如,他想办成些什么堂皇事情可能么?
蒋记民国还有一个更要紧的命门在英国人手里攥着呢——他这个政权发行的货币—法币是外汇本位制。以外汇作为发行货币的准备金,以某个汇率为基准确定发行多少货币。要维持这个汇率,必须大量储备要挂钩的外币。这个法币挂钩的是美元和英镑。这就必然导致法币被捆绑在美元和英镑之上。和英国人争回些国家权益,就要考虑英国人会不会在这个英镑和英镑汇率上面做手脚,打击蒋氏政权的经济。这么一副沉重的枷锁套在脖子上、手脚上,你想和英国争回些什么国权,可能么?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形,是当年蒋氏“币制改革”失败的产物。货币失败的第一祸根在美国,但是美国造成的祸害不是没有法子克服的,但是蒋介石不去做,这还怎么做大事?
说几句蒋氏的“币制改革”。蒋氏的货币改革“废两改元”,说来说去是银本位,绕着白银打转转。可是中国不是个产银大国,国内流通的白银是对外贸易中换取流入的。中国不可能主导白银定价权。而且白银还是种工业原料,也是商品,白银价格的波动因素也很多,你主导不了定价权还说什么白银本位制?蒋氏货币改革的风声一出,美国就准备扼杀,在国际白银市场上哄抬银价,引发中国国内白银海量外流。这其中,外国在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是绝对的作恶主力,在美国哄抬银价的时段里,中国金融中心上海的白银储量从最高时的2.75亿元大幅下降到最低0.42亿元。为了阻止白银外流,蒋政府开征白银税,但是,这样的做法更刺激了外国金融机构疯狂走私白银的勾当。怎么办?那就只有动用警察抓人了。不行的话军队也是可以的!可是蒋介石敢么?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但是,蒋介石这个兔子连咬一嘴的胆量都没有!任由外国金融机构配合罗斯福把他的货币改革踩踏崩盘,直到他向罗斯福磕头求饶。这时候英国人介入操盘,美国在幕后支持,把中国的货币发行大权都揽入这两个海盗国家手中。货币发行都成了外国人决定的事,中国,或者说蒋政府的存废就只在美英两国的怎么在利益权衡上取舍了。一个国家的国运到了这步田地,有存在的必要么?他还怎么争回国家权益?你杨天所谓的“蒋介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蒋介石的一生,从主要方面看,还是热爱中华民族,希望中华民族振兴,尽可能维护中华民族领土主权的完整”,能办得到么?从哪体现呢?“尽可能”是怎么体现的呢?
话说杨天石是研究蒋介石日记的行家,可是,蒋介石的日记告给他这些事情了么?告给他蒋政府的脖子被美英两国拿绳子套死了么?多看几本书就能知道的事情,这个杨天石就是不提一个字,是无知呢,还是无耻呢?他是怎么混到了XX院的?他又是怎么在XX院混了这么许久呢?这应该是个能研究出大成果的大课题,不知道有没有学者愿意研究这个?
【长河红阳,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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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鹿野:沈志华造谣“改革开放就是对美开放”,央视网予以批判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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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16 16:42•来源: 察网 •作者: 鹿野 •浏览:312评论:0 字号: 大 中 小
央视网对沈志华等人通过编造邓小平的谣言来干扰我国内外政策的批判是非常必要的。笔者个人建议,应该像《英雄烈士保护法》一样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取缔和打击这些打着“知名学者”、“权威人士”的旗号编造关于已故和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谣言,甚至以这些虚假信息为依据干扰党和国家的政策的行为。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鹿野:沈志华造谣“改革开放就是对美开放”,央视网予以批判非常必要!

近日来,央视网一篇署名为董少鹏的文章《中国对外开放是对所有国家和地区开放》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该文开宗明义,不点名的批判了某些人编造“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本质上就是对美开放”的现象:
【自今年3月下旬,美国单方面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出现一些比如将责任推给中国,说我们不该“逞强”,不该“不听美国的话”的声音,本质就一点:对美国要认怂。为了强化这种“不该论”,有人甚至编造说,当年邓小平同志推动改革开放,是以“打越南”赢得了美国方面信任,才能够成功的;还说什么中国对外开放本质上是“对美开放”,不是对其他国家开放,等等。字里行间充斥着“恐美崇美”思想。
中国对外开放是对所有国家和地区开放_评论频道_央视网(cctv.com)
http://opinion.cctv.com/2018/10/12/ARTI9CNyCF6OMZP9MHGtytVP181012.shtml】
不过,文章当中有一点说的不太准确,即文中所说的某些人编造“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本质上就是对美开放”这种“恐美崇美”的思想并不是在今年3月才出现的。这种“恐美崇美”的说法由来已久,但是其真正得到广泛传播是在去年3月19日沈志华在大连外国语学院上针对萨德入韩引发的中国和美韩的冲突的讲话:
【(毛泽东时代)中国在与美国谈判中充分照顾盟友的利益,处处为朝鲜着想,为朝鲜缓解压力,比如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等。但到邓小平时代就不同了,中美关系直线上升。毛泽东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是策略,是必须采取的安全策略,在邓小平那里就是战略问题了。中国要搞改革开放,就必须依靠美国,西方的资金、技术,还有国际市场,没有美国带头,中国无法获得。所以邓小平说,二战以后跟着苏联的都穷了,跟着美国的都富了,改革开放就是向美国开放。
沈志华:从中朝关系史的角度看“萨德”问题_网易军事
http://war.163.com/17/0324/15/CGA7MRAC000181KT.html】
众所周知,沈志华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史学会理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而且他又用高价购买了大量的外国档案,号称所有的研究均出自原始档案,因此可以说是目前当代历史和国际关系研究当中“权威中的权威”。
所以,在他公开作了这个讲话之后,很多人相信邓小平真的说过“二战以后跟着苏联的都穷了,跟着美国的都富了,改革开放就是向美国开放”。近一段时间之内,也有不少人把这个讲话翻出来作为“具有权威性的依据”为“恐美崇美”的思想辩护。

然而事实上,只要我们查阅一下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原始档案记录编写的文献,就会发现邓小平不但没有说过“改革开放就是向美国开放”,反而严厉的批判了当时某些人认为对外开放单纯就是对西方国家开放的观点。具体说来,也就是他1984年11月1日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也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对外是开放,对内也是开放。而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昨天我跟缅甸总统吴山友谈话,讲到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哪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国家关系即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呀,搞技术合作呀,甚至于合资经营呀,技术改造呀,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的技术改造,他们可以出力嘛。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06,第85页】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是不是沈志华说的不太准确,邓小平的原话是“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对美国开放”的意思呢?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或许也不能算是造谣,只能算是一点儿口误性的偏差吧。不过我们只要查阅一下《邓小平文选》,就会发现邓小平也并没有特别把美国作为对外开放的重点。
在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同志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在强调对外开放时,明确指出应该把西欧和东欧国家作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点,后来这一部分以《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为标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
【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他们有一些技术比我们好,我们的一些东西他们也需要。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2页】
到了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时进一步明确强调,欧洲是和平的关键地区,也是技术上比较开放的地区,在中国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走向正常化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发展同东欧和西欧的友好合作关系:
【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我们不打别人的牌,就是说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我们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我们在分析国际状况时特别注意欧洲,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我们感觉,欧洲比较开放一些,特别是技术上开放,我们比较满意,当然不是完全满意。所以我们确定的政策是同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不仅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对荷兰,对整个欧洲共同体的政策都是一样的。我们同东欧也在发展关系,这是我们的新方针。
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33页】
因此,通过我们对以上原始文献的考察,基本可以确定所谓“邓小平说,二战以后跟着苏联的都穷了,跟着美国的都富了,改革开放就是向美国开放”纯粹是沈志华编造的,是彻头彻尾的谣言。
当然,如果沈志华先生不同意,也可以明确的回应一下,说明所谓邓小平说“改革开放就是向美国开放”到底是出自什么档案或有权威性的文献著作,总不会是邓小平同志私下跟他自己说的吧?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某些知名学者利用网上很大一部分人中普遍存在的不愿花精力阅读原始文献的浮躁心态,采用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的手法胡编乱造一些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家的谣言,产生了很大的危害。
比如说,不久之前笔者在《杨天石是怎样把蒋介石包装成“毛泽东承认的抗战领袖”的?》一文当中就指出,知名学者杨天石故意摘出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讲话中的个别字句,删除“国民党依然保存过去那样的老状态,那就对于抗战,对于统一战线,都非常不利的,抗战将不能获胜,全民族陷于危险”等大量批评国民党的文字的手法,把这一篇批判对王明等人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所谓领导抗战抱有幻想的重要文献,说成了对蒋介石的歌功颂德。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
而在这一些人当中,沈志华又是一个极为突出的代表,其不仅大量散布历史虚无主义的信息,而且公然以这些虚假信息干扰党和国家的政策。
比如说,在去年3月份其在大连外国语学院的这个重要讲话当中,除了“邓小平说改革开放就是向美国开放”,沈志华还编造了一个“中韩建交是邓小平打破西方制裁的突破口”的神话:
【中国与韩国建交,也是迫不得已。八九风波以后,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再次封锁中国,邓小平要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就必须打破这种封锁,韩国就是一个突破口。
沈志华:从中朝关系史的角度看“萨德”问题_网易军事
http://war.163.com/17/0324/15/CGA7MRAC000181KT.html】
然后,沈志华又以此为依据,一方面指责中国反对萨德入韩,另一方面宣称中国应该支持韩国吞并朝鲜:
【我对现在中国处理萨德的做法非常反感,我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你看干的事,把人家韩国店全给闹得关门了,然后又去砸这个,又去砸那个,中国知网把有关韩国的学术论文都给删除了。……关键是,以韩国为主体实现统一会不会对中国造成威胁呢?我们前面的分析对韩国的定位,他是一个潜在的朋友,如果定位正确的话,我觉得他的统一只会对中国有好处,而且受益最大的就是东北。
沈志华:从中朝关系史的角度看“萨德”问题_网易军事
http://war.163.com/17/0324/15/CGA7MRAC000181KT.html】
然而事实上,邓小平从来没有把韩国作为打破西方制裁的突破口,反而在1989年11月23日明确指出,美国支持南朝鲜挑起战争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罪行,打破制裁就要发扬抗美援朝精神:
【西方国家说我们侵犯了人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权。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中国人伤亡了多少?美国支持南朝鲜进行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了多少?还不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包括美国在内)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有多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困难很多,内战刚结束,国内问题成堆,又打了一场抗美援朝的战争,实际上是中国和美国打了一仗。美国是个庞然大物,力量对比起来,中国很弱,特别是装备差得多。但是,正义取得了胜利,美国只得坐下来同我们在板门店谈判。
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45页】
就打破制裁的相关史实来看,沈志华编造的“邓小平把韩国作为打破制裁的突破口”也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是在1990年日本率先恢复了对华贷款,到1990年11月和1991年11月,以中美两国外长实现了互访为标志,西方各国的制裁已经被彻底打破。而中国与韩国是在1992年8月24日才建交的,这恰恰反映了韩国的反华势力之大和对于美国的依附之深。
在现实当中,如果要是真的按沈志华的建议对于萨德入韩不闻不问,甚至支持韩国吞并朝鲜,那么只会导致美国大兵进驻鸭绿江边,对我国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因为韩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军队指挥权的国家,根本没有独立自主的力量。所以,沈志华这种通过谣言来攻击和干扰党和国家政策的行为是极为恶劣的。
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央视网对沈志华等人通过编造邓小平的谣言来干扰我国内外政策的批判是非常必要的。笔者个人建议,应该像《英雄烈士保护法》一样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取缔和打击这些打着“知名学者”、“权威人士”的旗号编造关于已故和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谣言,甚至以这些虚假信息为依据干扰党和国家的政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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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随意说说的爸爸 2018-11-26 19: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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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留着让你天天照照镜子,其实也真不错,这图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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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铁证如山!驳对九一八蒋介石不抵抗的掩盖与翻案http://www.cwzg.cn/history/201812/46180.html
时间:2018-12-15 18:33•来源: 察网 •作者: 叶劲松
九一八事件爆发约两个半月时,蒋介石政府仍然是无意采取武装抵抗日本侵略来保卫领土,也无意武装收复被日本侵占的领土,反而愿意把更多的中国领土让给日本占领,以设立一个使日本不能再进攻,中国也不用武装抵抗日本、也不能收复失地的隔离的“中立区”。如果日本人要进攻某地区,我们能不抵抗,而是退出这地区并设这地区为“中立区”来阻挡日本人的侵略行吗?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抵抗?国民党政府愿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 ,难道不是蒋介石政府在东北不抵抗的表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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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蒋介石的“抗日”语录
【 1.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1年9月)——摘自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2.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1931年8月22日)
5.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1933年9月23日)
6.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1933年4月7日)
7.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蒋介石对围剿红军将领的训话(1933年4月10日)
8.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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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二、抗战前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 1、《塘沽协定》
1933年4、5月,日军越过长城,进逼平津,并侵占察哈尔省(今分属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多伦、沽源等地。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5月31日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史称《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此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同年5月26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在张家口通电成立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先后响应加入者共有10万人。7月12日同盟军在吉鸿昌将军的指挥下一举收复多伦等四县,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支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的中国军队。8月5日冯玉祥在蒋、日双重围剿下被迫通电全国解散抗日同盟军,被迫离开部队,吉鸿昌最终被蒋介石逮捕杀害。可见,蒋统帅不想抵抗,国军再神勇也只能吃败仗。
塘沽协定内容:
【1.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2.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3.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4.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5.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印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关东军代表冈村宁 华北中国军代表熊】
2、何梅协定
1935年5月29日,日本侵略军为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域”,指为破坏《塘沽协定》,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于5月29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并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觉书”,限3日内答复。何与日方秘密会谈后,经请示蒋介石、汪精卫首肯,7月6日复函梅津,全部承诺日方无理要求,出卖华北大部主权,通称《何梅协定》。自此,中国政府撤走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按日方的指定撤换中国军政人员,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何梅协定》全文:
【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1935年6月9日)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
(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廿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廿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二)任命盛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或为不良之人物。(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
何应钦阁下: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昭和十年六月九日
何应钦复函(1935年7月6日)
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
何应钦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摘选自《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592页—59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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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三、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界
蒋中正在1937年8月7日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
【“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8月7日)】
1939年1月,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底”界说,正式提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他说:
【“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
——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 】
蒋中正就这样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说成是“抗战到底”的“底”界。他对内:试图以“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界说,来统一全国对抗战的认识;对外:“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议和的交涉条件。
1937年11月5日,蒋中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1937年11月5日)
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攻占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1月16日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3月17日,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9月13日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判告吹。——《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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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四、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1.“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2.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3.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4.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5.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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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五、蒋介石卖国投敌“档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中正垮台”。由此可见,在中日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直到1940年秋,蒋中正才中止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的对日言和,搁置他原来已经同意亲自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举行的“长沙会谈”。蒋介石转而决定采纳“苦撑”的方针,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这些事情发生在七七事变以后,但在蒋中正的心目中,东北是可以放弃的。虽然在七七事变以前,蒋中正没有明确表示,但一个人的指导思想总是会在其政策中透露出来的,比如1934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钱昌照:《纵横》民国八十八年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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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七、结论
综上所述,面对日寇入侵,蒋介石身为一国之统帅,本应抛弃个人利益,以民族大义号召全国各党派、各武装、各阶层放弃纷争,团结一心,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共御外敌、全民抗战。但事实上蒋介石却始终坚持“宁予外寇不给家奴”的卖国政策,企图以出卖长城以北国土为条件与日寇议和,为了维持自已的统治地位和个人利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出卖国土,抛弃人民。直到日寇侵华十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才于1941年12月9日正式对日宣战,但1944年蒋军仍然丢掉了豫湘桂大片国土,1945年8月7日抗战胜利前夕,仍被日寇攻占了江西清江县(今江西省樟树市),甚至到抗战胜利后还出卖了外蒙古和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要说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指挥的唯一的“胜仗”,就是发动“皖南事变”偷袭毫无防备的新四军。
有人会说,“九·一八”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的。那么请问,蒋介石为什么事后不对早已归顺中央的张学良军法追究,也不将正在剿共的中央军调往东北抗日作战,而是被张学良用枪指着光头被逼抗战呢?还有人要辩解,蒋介石指挥国军以劣质武器装备在正面战场组织了二十余场“会战”,抵抗日寇功不可没。那我问你,在外敌入侵时,军队不抵御侵略保家卫国,人民养军队干什么?二十余场“会战”那次不是以惨败失地而告终?同样劣质武器装备,为什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美帝侵略集团?五百万国军对一百二十万日寇,每战必败、丢城失地,从1931年至1945年8月15日的14年间,除西藏、西康、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外,我国其它省份皆遭日军铁蹄蹂躏,伤亡人数达3500多万,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共达5620多亿美元。请问国民党军队尽到了守土之责吗?蒋介石尽到了统帅之职吗?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表现,除了自欺欺人的“日记抗日,地图扩疆”,无任在参与者、后来者还是外国第三方眼里都丝毫看不出一点真心抗日的影子。
秃子就是秃子,不顾历史事实硬给其头上套上一付假发,那还是蒋光头吗?可笑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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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李零:民国根本不是什么“黄金时代”
民国时期是个天下大乱的时期
民国时期是个天下大乱的时期,根本不像现在人吹的,简直是黄金时代。天下大乱,最倒霉是谁?是老百姓,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没法比。你不能把全部历史都写成知识分子的受苦受难史。即使“文革”也不能这么讲。当时谁都知道,首当其冲是老干部,知识分子顶多是陪绑。更何况,整知识分子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
这是一段战争与革命的历史,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中国人受了很多苦。但这也是一个英雄辈出、大师辈出的时代。它既催生了武夫、政治强人和革命家,也催生了现在让人羡慕不已的“学术大腕”。国家多难,英雄和大师都是幸存者。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当中,知识分子并非神游物外,而是身在其中。他们或者被政治抛弃,想搞政治而不得,或者寄生于政治的夹缝之中,有如裤裆里的虱子(阮籍的经典比喻),躲避政治还来不及。很多人的学问都是逃避政治逃出来的。
中国传统,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热衷政治。天下有道,可以搞政治。但天下无道怎么办?孔子说,得保全自己,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但起不来怎么办?于是而有隐逸。隐是隐士,逸是逸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注脚是逃避政治。
比如王国维,他对政治本来很上心,革命绝了他的望,他才借学术打发时光,像鲁迅说的,“无聊才读书”(《赠邬其山》)。他根本看不惯这个时代,觉得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有什么好。他跟罗振玉东渡日本,就是出去躲政治。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在他看来,都是乱党。什么时候不乱?当然是大清朝,特别是早一点儿的大清朝,其父祖之辈的大清朝。陈寅恪也如此,他的感情也在民元以前。此人无党无派,要说派,是名士派,台湾不去,北京不来,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都不买账。现在有人说,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保存文化有功,这是对的。但说“万般皆下品,唯有保守高”,就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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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说说2014
16楼
真正的“民国范儿”是国民党的范儿
这两位大师,讲范儿也是“前民国范儿”。真正的“民国范儿”是国民党的范儿。
现在讲“新史学”,真是越讲越乱。梁启超讲进化史观,自称“新史学”。傅斯年尊兰克学派,台湾叫“新史学”。现在倒好,文化保守主义可以叫“新史学”,国民党史学可以叫“新史学”,唯独左翼史学不许叫“新史学”。其实左翼史学才一味求新。谁都知道,它最重考古学和民族学,最强调社会史和比较研究。你就是再不喜欢,也无法把它归入旧史学。
1949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逃往台湾。国民党不得民心,连挺蒋的美国人都大失所望,打算换掉他(文换胡适,武换孙立人)。现在倒好,有人说,大陆沦陷,文化断裂,传统文化全都去了台湾,不但人去台湾,东西也去了台湾。比如“中研院”,那才叫人才济济;台北故宫,好东西全在那儿。这不是胡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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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想上台湾?实在不敢留大陆,那也是去美国。1948年底,蒋介石有“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派人拿飞机接,谁都不去。1948年中研院选出的第一批院士,共81人,除郭沫若是左翼人士,一水儿全是“民国范儿”。他们,只有傅斯年、李济、王世杰、董作宾去台湾,陈省身、李书华、汪敬熙、林可胜、李方桂、赵元任、萧公权去美国,胡适先去美国,后去台湾,其他人全都留在了大陆。胡适幼子胡思杜、李济之子李光谟,还有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他们也留在了大陆。
文物,民国那点家底,跟大陆没法比。故宫南迁文物,只有1/4去了台湾,东西在他们的故宫。殷墟的标本,山彪镇与琉璃阁的标本,还有居延汉简,东西在他们的“中研院”。老河南省博物馆的收藏,东西在他们的历史博物馆。他们带走的东西,就这么多。中国的文物绝大多数还在大陆。更何况故宫搬不走,殷墟搬不走,中国的风水宝地搬不走。考古在大陆从未中断,新文物层出不穷,即使“文革”也未中断,真正的文化资源还是在大陆。
出版,大陆也未中断,即使“文革”也未中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整理古籍,翻译外文,印考古报告、文物图录,不知出了多少东西,台湾没法比。
当然,历次运动,大陆学者受冲击,不知遭过多少罪。他们,即使在监牢里也有人写东西、译东西。受委屈还有这等贡献,这叫什么?这叫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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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说说2014
17楼
民国的遗产
民国有什么遗产,咱们来看一看。
台湾学者的传灯录,杜正胜来北大讲过。他们的第一代学者是上述迁台五院士,以及北大、清华和中研院的个把老人,根子在大陆。第二代是留美的余英时(1930-)、许倬云(1930-)、张光直(1931-2001),也是从大陆走的。第三代是杜正胜(1944-)他们这一代。这一代才是在台湾长大。我记得,1990年“中研院”选院士,呼吁本土化。他们的院士,国籍多是美国。本土化的意思是台湾化。
余英时和许倬云,家庭背景都是国民党。因为人在美国,国籍是美国,他们更喜欢的身份是“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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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余英时是燕大历史系的学生,跟社科院考古所的陈公柔是同学。考古所的老所长徐苹芳先生也是燕大的。他跟我讲过余去香港的前前后后。余去香港是跟钱穆学,去美国是跟杨联陞学。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后来是蒋介石的“帝师”。余的历史研究,中心是士。《士与中国文化》,强调中国文化,命运系于士。他最恨“暴民造反”。比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经他索隐,处处暗伏玄机,全是骂共产党。他说郭沫若剽窃他老师,也是为了打倒左翼史学。他回忆说,他在燕大时,自由主义者分化,左翼向中共靠拢,右翼以胡适为首。他的表兄是北大地下党的负责人,劝他参加革命,无论左派、右派,他都不参加。他说他学过马克思主义,发觉全是骗人。他提到的“表兄”不是别人,就是1983年当过北大代理书记的项子明(原名汪志天)。项子明病故,他只写了几行字,说他本想写点什么,唯恐下笔不慎,产生副作用,现在不写,将来总会有机会写。
许倬云是台大历史系毕业,迁台五院士,胡适、傅斯年、李济、王世杰和董作宾,还有李宗侗,他都奉为老师。他在匹兹堡大学教历史学和社会学,性学专家李银河留学美国就是跟他学。王小波“以性交解构文革”。许说,王的作品经他推荐,才在台湾获奖。许的代表作是《汉代农业》和《西周史》。前书,我在农经所时,曾从农业科学院借阅过,我意外发现,此书是送给杜润生(中共负责农业的高官)。后书,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张光直教授的学生)写过书评,可参看。
他们两位对台湾影响很大。台湾的很多学者都是他们的学生。
张光直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考古,师从李济,人类学,受凌纯声影响最大。李济是中国考古第一人。离开大陆,无古可考,是他最大的遗憾。1960年,大陆策反李济,他没回来(夏鼐写过信)。他的学生圆了他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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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
张光直是李济最得意的门生。他是把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也是促成中美考古合作的第一人。1994年,“中研院”请两个本省人执掌该院,正院长是李远哲,副院长是张光直,两人都是有国际声誉的学者。当时,张光直已患上帕金森症。
张光直是台湾人,但他说,他也是中国人。他在台湾做过发掘,但更大的愿望是回大陆发掘,因为中国考古的基地毕竟在中国。李水城回忆,张先生和夏鼐联系过,想回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也跟宿白联系过,想回北大工作,都未成功。商丘考古是他的圆梦之旅,可惜已经太晚。当他终于站在商丘工地的探方里,已举步维艰。他比前两位小一岁,但早早离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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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说说2014
18楼
台毒势力坐大,小蒋是祸首,读过北大李零教授的文章,非常有说服力。李零:我的中国观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23375
abc12w:2019-06-20 22:47:43 评论
评论 潇潇叶林:李零:“耍钱”是美国的文治,“玩弹”是美国的武功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22592
陶涵说,蒋大虽赍志而殁,但可含笑九泉,因为在精神上,他的反攻大陆已经成功了。蒋经掌情治,替他爸杀人,杀共谍、杀左翼、杀本省人。反对的人,一个不留。他说,好,时机到了,一党训政可以结束了,咱们搞宪政吧。现在怎么说?时髦话叫“华丽转身”。
那些年,是为了迎合文化统一台海政策,所以,一路被忽悠了过去,当然,特别势力也因此借机企图搞文化变天,搞得很有声势了,倒也不一定是汉奸。
文化反攻大陆,利用新儒家掩护,全面虚无化革命历史,是美台合伙的一顶精细操作,渗透极深,这不是什么汉奸性质,而是完全的文化和平演变之一绝技。
有特殊势力挟改开而令天下,企图一举改旗易帜,好彻底洗白贪财。也融入美佬许下的美妙前景。要做到这一切,搞文化软变天,内外呼应,全面虚无化革命历史,是比较成本低的途径。
接近成功。如果完全成功,美国人就是新主子,贸易战也不必要打了。好了,现在只要有不肯认美国主子的倔强,一切还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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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说说2014
19楼
铁证揭秘,刚刚蔡英文曝光蒋介石手令,背后真相令国人一片哗然!
复兴纵横 6月17日
来源:乌鸦校尉
最近,我们台湾省的蔡省长
又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
事情的起因是2020年大选在即了
但是蔡英文处境很艰难
在民进党内部被人逼宫
在外部被国民党施压
可以说是内外交困
所以,蔡省长狗急跳墙
为了让民进党能赢得大选
放了一个大招
——她公布了一批封存了数十年的
蒋介石的手令!
这些手令包括让张学良不要抵抗的命令
给自己下属发的行军打仗的手令
命令手下不要管东北抗日义勇军
让他们自生自灭的手令
命令手下对抗日根据地执行大屠杀的手令
还有臭名昭著的卖国协定《何梅协定》
等等等等
蔡英文这一下等于是
把蒋委员长几十年前的“坟”都挖出来了
因为长久以来
有很多人热衷于吹捧蒋委员长
有人说他“领袖群伦”
有人说他为抗日深谋远虑
是“民族英雄”
甚至还有说他“爱民如子”
还一本正经地说:
“请你记住,蒋公没有课本
说的那么不堪”
然而,蔡英文这次的爆料
狠狠地打了这些言论的脸
目前,国民党对这件事的反应
只是在质问蔡英文放这些手令出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
却没有质疑手令的真假
那看来这些手令全部都是真的了
不得不说,这些手令的内容
实在是触目惊心
加上之前陆陆续续解密出来的手令
足以刷新所有人对蒋介石的认知
揭露了不少历史上疑案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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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说说2014
20楼
@独奏曲2008 2019-08-15 20:09:49
一群傻逼在这里反对杨天石,真可笑。老子要说的是杨天石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近代历史研究员,他研究蒋介石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懂不?一群傻逼,真鸡巴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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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台还请过袁腾飞开讲了呢,中宣部副部长鲁某人还成两面人了呢,你个缺智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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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说说2014
21楼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假手历史评价,对民国人物进行颠覆性阐释,集中表现为否定正面人物、美化负面人物,以偏概全,以及脱离历史语境衡量历史人物。这一问题的产生主要归因于现代化史观冲击,同时亦与评价者立场错置、坊间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相联系。对民国人物评价的颠覆性阐释,关涉做人立国的根本性问题,理应引起注意。
近年来民国人物评价的颠覆性阐释问题探析
得益于史料的丰富及民国史研究的兴盛,民国人物评价问题为坊间和学界所热议。然而,近年来,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民国人物评价出现了对正面的革命人物评价过低,甚至否定;而对一些负面的政治人物、知识分子等的评价过高,甚至完全颠覆的现象,这种情况应引起注意。就笔者目力所及,学界对这一问题虽有所关注,但多侧重于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检讨,涉及民国人物评价问题仅以个案或举例的形式散见于相关文章中,未有专文对其进行系统省察。[1]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民国人物评价中颠覆性阐释的表现及其成因,略作探讨。
一、何为民国人物评价的颠覆性阐释
民国人物评价的颠覆性阐释是指通过不严密的学术考证或网络传播方式,对已有定论的民国人物予以否定并重新加以错误的解释和评价,其表现形式多样。
1.否定正面人物、美化负面人物
一些文章或网络、微信专号从所谓科学考证或“还原真相”的角度出发,对广为流传的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等伟大革命先烈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以狼牙山五壮士为例,狼牙山五壮士是在遭受敌军围击时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革命英雄,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气节,深受群众爱戴,其英雄事迹已编入小学教材。但个别学者既不考虑回忆类史料的不可靠性,又无视回忆者个人主观性等问题,仅根据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推测出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地点早为日本占领而并非棋盘陀等猜测性言论[2],虽然已由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葛长生、宋福保起诉,法律人士郭松民撰文批评,认定其说法的错误与荒谬,法律也已给予公正审判,但该文经网络发酵着实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美化负面人物的观点则更为常见。汪精卫在抗日战争时期投敌卖国,是民族罪人,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之上,但依然有人为汪翻案,错误地认为“曲线救国”在当时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具备一定合理性,甚至荒谬地认为,汪之所以与日本“合作”,实出于“君为其易,我任其难”的权宜策略。例如,网络上就有人认为汪精卫自1940年始做了大量工作:“1.保持了占领区政权的统一性,避免了中国被分割;2.在占领区建立各级政府的管理机构,代替日军施行日常的管理,有效地保护了占领区百姓的生命和财产;3.在抗日战争期间为重庆国民政府输送了大量日军情报”,称其建立伪政府是“和平运动”,并赞扬汪精卫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已经不多见了”。[3]对于这样一个民族和历史的罪人,强行为其汉奸行径找出一些无根无据的理由来开脱罪名,其危莫大焉。
2.以偏概全
民国人物评价自当立足于该人物的主要行为表现,着重考察其是否顺应时代潮流,是否服从于民族大义。但有不少学者在评价民国人物时不以人物最主要的言论、行为、事迹作为主要评判依据,反而强调一些侧面因素或细枝末节,甚至以“碎片”代替全面,致使人物评价以偏概全。例如,有学者认为袁世凯称帝是外国使节怂恿、其子袁克定推波助澜而引起,其错并不在袁世凯。[4]还有人通过袁世凯发展经济、救济百姓、关注民生与教育等历史行为,得出袁世凯道德品质高尚、领导才能非凡的论点,并武断认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家,历史之大任“非袁莫属”,大总统的位置是“天赋王权”。[5]诚然,袁世凯并非彻头彻尾的十恶不赦之人,他的一些善举仍然值得肯定,但其复辟帝制、与日缔结《二十一条》等主要历史行为反映了其人其事的本质,不能因为这些小的善举而否定袁世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定论。
3.脱离历史语境衡量历史人物
民国历史的发展有其特殊历史环境,相应地,民国人物评价的首要前提就是立足于民国史的历史坐标。然而,有的学者却脱离历史语境对民国人物评头论足。个别学者就认为:
【“如果单就统一与抗战的相互关系而言,国民党蒋介石将安内(统一)视为攘外(抗日)的首要前提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与中国社会各界绝大多数看法也是相似的。”[6]】
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各界是否确实与此看法相似或一致,依据何在,并未明确指出。此外,历史事实亦证明,蒋介石在日本侵略中国初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致使1931年至1935年间中国先后丧失东三省、华北地区及上海周边等大部分领土,造成日本侵略者占据大半个中国的危险局面。正是蒋介石实施这一政策期间,日本人得以大踏步侵略中国领土。而直至1936年西安事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之后,才得以有效抵御日本侵略,使抗日战争逐渐走向相持阶段乃至取得最终胜利。事实胜于雄辩,上述说法忽略了日本侵略中国和中华民族危机的紧迫性以及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大好形势,错误地认为当年蒋介石先统一内政后举全国之力一致抗战是正确的选择。治史需严谨,不能脱离历史主义的原则无凭无据地任意解读。历史也不能“就事论事”,将历史语境束之高阁,仅就某一方面而谈某一方面的做法不可取。
二、民国人物评价颠覆性阐释的成因
对民国人物评价的颠覆性阐释,不仅是言论的问题,更是关乎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的问题,主要与现代化史观冲击有关,同时亦与评价者立场错置、坊间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相联系。
1.现代化史观冲击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否定近代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性,要求“去革命化”,强调应以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这一思潮影响,一些学者即提出当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的说法,有人认为这种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最大不同,即在于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待中国近代史,而不是把它仅仅看做一场革命史,从而从新“范式”出发重新审视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人物、思潮等。[7]也有学者极力赞同蒋廷黻之“现代化范式”,主张“在教学中还原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是体现教学内容真实性的客观需要”[8]。与此同时,“殖民主义是近代文明”“侵略有功”等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出现,甚至有人直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是否有利于中国走出中世纪,是否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就该成为分析、评判事件与人物的基本依据”。[9]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下,把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作为评价民国人物的标准,发展现代化的人物及其行为被赋予过度的正当性,而革命人物、英雄事迹统统变得不那么重要。以李泽厚、刘再复提出“告别革命”为代表的观点,即否认革命的正确性、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否认民国时期革命人物的伟大功绩,过度贬低如毛泽东、孙中山等革命人物的历史地位。[10]实际上,革命人物所代表的是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对革命人物的否定和负面人物的肯定就是对近代中国革命道路的否定和民族精神的解构,本质上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建国的否定,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核心和目的即在于此。诚然,革命虽然不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推动力,却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只谈“现代化”而“告别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是荒谬的。
2.评价者立场错置
从评价者本身出发,其立场的错误也极易导致颠覆性阐释。详言之,评价者没有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评价民国人物,而是错置于当事人的立场上为其辩护,从而预设观点,先在性地给予某些负面人物所谓“公正”的评价,实则是强加个人主观意志,妄图为负面人物“翻案”。而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评价者往往主观“裁剪”史料,刻意解读和放大与民国人物相关的旁枝末节的细节性史料或对历史发展影响不大的非主要历史行为,轻视甚至避而不谈历史人物所做出对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正如前文所述,一些学者为美化袁世凯而美化袁世凯,断章取义,有意深度挖掘和解读袁世凯救济民众、重视教育、发展经济等行为,对其大加称赞,实际上是有一分史料却说两三分话,夸大了这些非主要历史行为的意义,全然无视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日缔结《二十一条》等错误的历史行径。错置于这些负面人物的个人立场或错误的政治立场去思考和评判,自然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筛选和解读史料,迎合其自身预设的观点,从而颠覆历史评价。因此,评价者必须保持客观清醒的头脑,找准定位,立足于客观公正的立场,切忌主观随意裁剪历史。
3.坊间非理性因素影响
颠覆性阐释的发酵还与坊间非理性因素的干扰有关,即当前公共舆论缺乏引导致使“民国热”盛行。近年来,网络上诸多打着“还原历史”幌子的言论,通过所谓的“考证”得出一些不实信息,极力美化民国历史,影响了影视界、文学界等相关文艺作品的表达,使其出现很多不严谨甚至违背历史事实的叙述。如电视剧《少帅》对张作霖“草莽英雄”“重情重义”等人物形象特点的刻画着墨就很重;《南渡北归》这部作品也炒得十分火热,其封面语“大师远去,再无大师”[11]一言将民国知识分子追捧不已,这样过于绝对化的评价全盘否定了民国时期之外的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的主观臆想,并无根据。而通过媒体宣传、市场销售,此类标语流传开来,难免影响读者思考。有的学人即附和说: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是否有勇气不依附于任何势力或团体,不断拓展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进而以清醒的视野承担属于知识分子的公正与良知。”[12]】
但是,“民国大师”是否真的个个博学多识、铁骨铮铮,当下的知识分子是否皆无良知?这一问题是值得思考和深究的,不能妄下论断。历史评价应当符合社会价值,但并不意味着轻易附和、迎合所谓的“民国热”。
三、结语
民国人物评价的颠覆性阐释问题,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主要与现代化史观冲击相关,同时亦与评价者立场错置、坊间非理性话语的影响相联系。
当前,这一问题已经在坊间和学界造成很多负面影响,错误地引导了部分公众和学者对民国历史的认知。更为严重的是,对民国人物评价的颠覆性阐释实质上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假手历史评价,对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否定,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立国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前人有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13]】
民国人物评价的颠覆性阐释已然不仅仅是史学界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更是直接关乎做人立国的根本问题,如若任其发展下去,危莫大焉。因此,必须认清民国人物评价颠覆性阐释这一问题的实质与危害,增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自觉,发挥主流史学家的引导作用;从民国客观历史事实出发,立足中国学术话语和政治立场,以历史标准为主要标准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准确把握历史人物的历史定位,严防形形色色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渗透和干扰;同时,辅之以净化网络环境和正确引导公共舆论。唯其如此,方能走出颠覆性阐释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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