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巫宁坤逝世：“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转载)

著名翻译家巫宁坤逝世：“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2019年08月11日 00:05 新京报
原标题：著名翻译家巫宁坤逝世：“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据家人消息，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于北京时间2019年8月10日下午15:20在美国逝世，享年99岁。
巫宁坤出生于1920年9月，江苏省扬州人，是中国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1938年，巫宁坤作为扬州中学的一名流亡学生来到了武汉，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三个月。
1939至1941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的翻译。1948年3月，巫宁坤从美国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1951年，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巫宁坤回国从事英语教学，巫宁坤决定放弃博士学位，毅然归国出任教授。
回国之后，巫宁坤先后在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校担任英美文学教授。1957年巫宁坤被划为右派，被开除公职，送北大荒劳改农场劳动。1962年，巫宁坤前往安徽大学英语专业任教。“文革”期间，巫宁坤被下放到生产队劳动。1974年，巫宁坤被调到安徽师范大学任教。1979年之后，巫宁坤返回国际关系学院任英文系教授，1991年退休后定居美国。
巫宁坤的翻译作品包括了《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萨尔曼•拉什迪、约翰•斯坦贝克、克里斯多夫•依修伍德、亨利•詹姆斯、狄兰•托马斯等英美名家的小说和诗歌。此外，巫宁坤在晚年还著有回忆录《一滴泪》、散文集《孤琴》等。
晚年的巫宁坤曾用纠葛字总结自己的人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经历了曲折艰难的一生，巫宁坤对于苦难表现出一种超然和豁达：
“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串着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个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
撰文 | 李永博

一般来讲，最多也就是文学界、翻译界的人知道及了解巫宁坤先生。但若干年前在国外的“新语丝”论坛上对巫宁坤的一部翻译作品有过激烈的争论。而那个“新语丝”论坛则是不少理工科人士也常涉足的论坛，那争论的结果也就导致了包括我在内不少理工科专业的人也知道了巫宁坤及他的作品及生平。对当时的争论，在我的沪江博客中也有不少记载、评论及讨论。下面转载几段以作回忆纪念。

[转] 小狐狸漫谈翻译
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及其它
送交者: 找爱的小狐狸于2006-11-17, 08:24:56 :
在新语丝潜水已经五六年了，从来没有想过发表什么意见。一来新语丝这里高手云集，本狐狸才疏学浅，在这儿只有虚心学习的份，不敢自找板砖；二来本狐狸虽然也有近十年的网龄，但从来不在网上与人辩论，无它，学不会网上骂人的那些套路而已。所以，看了新语丝这么多年，有什么意见我都是当下与我老公（也是新语丝的忠实读者）讨论一下就罢了。就算我逻辑不清，语无伦次，他也不敢真拿板砖砸我，最多好男不跟女斗，让我一边歇着了事。
这次之所以主动跳出来找砸，是因为昨晚看了新到里方舟子先生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译本的文章以及读书论坛里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一系列帖子之后辗转反侧，竟至失眠。有些话实在是不吐不快了。
本来一直就在关注新语丝最近对于翻译的讨论。我虽说不是完全靠翻译吃饭的人，但中学上的是外国语学校，大学里继续读的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专业，好歹也算是受过几年专门训练。从96年上大学开始也利用自己的英文技能做过些零星翻译，赚过些外快。所以对于翻译的问题，自然十分上心。之前李继宏先生关于翻译的“高论”已经被诸位大侠们砸成了一片瓦砾场，我也无心再给他添砖加瓦了。对于这种能把 “twenty-five hundred”译成“二百五十个”的半瓶子醋，也实在没有什么好再说的了。李继宏先生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对翻译界前辈进行攻击，老实说也与我无甚相干。自从看原版《傲慢与偏见》可以会心一笑以来，只要找得到原著，我基本上已经不读英文名著（或畅销书）的中译本了，所以也算不上是什么翻译家的粉丝。但是现在方舟子先生也参与到这场讨论里来，在新到和读书论坛里都对巫宁坤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译本优劣发表了意见，我也想跟着凑个热闹、说上两句了。因为李继宏的意见大家都知道错漏百出，但是方舟子先生在网上却自有威信，他的话还是很值得一驳的。（我猜已经有人想用借批方舟子自己出名的板砖来砸我了。不如耐心看我说完了再动手？反正我一介弱质女流，不会还手，不差这一会的说。）
我并不是要向任何人叫板翻译或英语的能力，因为我深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我的翻译水平也许还不如李继宏先生。但是谈到翻译，我自觉就算按照李先生“宜懂得比较历史和现实”的“高”标准，我也还是有资格说上两句的。翻译无非是把一种语言说的话用另一种语言再说一遍而已。这样做的目的也很简单。这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要在不同语言使用者之间进行沟通，翻译就是桥梁。而能够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翻译的基础简单说来是：1 、任何人类语言都是按照一定客观规律形成的符号系统，且都反映着相似的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所以有把一种符号转换成另一种符号的可能；2 、人类都有语言学习的能力，所以只要有适当机会，有人就可以掌握两种以上的语言，这样的人就可以承担翻译的工作。但正是因为不同语言是产生于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环境，且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必然有些东西是只存在于一种文化中，或在这种文化中是不言自明的，而对于有另外一种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就是天方夜谭了。我不打算写一篇语言学的论文，我的语言学知识也只是皮毛。我只是想说明，就目前人类的水平而言，翻译是可能的，但是要做到百分之百的完全翻译却是不可能的，就是说有些东西只能归结为untranslatable或是hard to translate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莎士比亚诗云：“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如果直 译为“我可否把你比做一个夏日”，对我这种在火炉城市里长大的人来说，指不定还以为他老人家是生动地形容了一火爆脾气的女郎呢。只有了解英国气候的人才能体会这里“夏日”的可爱及短暂。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而这还只是翻译时会碰到的较容易解决的困难，一可以直译出来之后再加注释，也可以意译为“春日”（中国人的春日都是短暂而美丽的）或“美丽而短暂的日子”（然后就看到有人拿着上书“你蠢啊，连春夏都分不清”或是“原文非常简单，流畅，但译文体现不出这个特点”的板砖冲着你就来喽。）翻译中还有许多其它的困难，比方说语言结构不完全对应，行文习惯不同等等。英汉互译还不算是最难的，也有很多因为中文没有时态和单复数、行文不若英文逻辑分明、句式结构不同等等等造成的难译之处。也正是因为翻译有这样的困难，所以不是谁都能做好翻译的，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因为一部译著或是一句话翻译的优劣进行口水大战，所以我才会因为做一篇英译汉翻译暴走，通宵不睡的在这里写自己的第一篇网帖（离题了，汗！）。
既然要评价翻译的好和坏，就不能不祭出严复先生“信（faithfulness）、达（expressiveness）、雅（elegance）”的三字真言。当年大学上翻译理论和语言学的时候少打点瞌睡的话，可能还可以再多卖弄一些。就我自己阅读和翻译实践的经验来看，我对这三个字的体会是：“信”既是“准确 ”，不跳译，不误译，即便不能百分之百的准确也不能对作者原意进行任意的发挥；“达”就是“通顺”，尽可能符合目标语言的使用习惯，让阅读翻译的人能够理解；“雅”有人解释为“文雅 ”，本狐狸窃以为除“文雅”之外也还有深意，就是有自己的风格，且与原文的风格相贴近。（至于“信、达、雅”是不是最好，最客观的标准，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不想浪费口水再去说这个了，我也不想被自己的口水淹死了，更不想被忍着性子看到这儿的诸位使板砖。）不过，一切文科的东东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没有一个可以一刀切的标准。“信、达、雅”这三个字说着容易，到底什么样的译文才算得上“信、达、雅”，我 们并没有一个如一加一等于二般清楚的公式可以套用。一篇译文是优是劣，也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判断标准。我们不能说一篇一百字的译文，分别有八十个字做到了“信”，有七十个字做到了“达”，有六十个字做到了“雅”，这就是一篇好的译文了。尤其是文学翻译，更加不能这样来评判。如果只是翻译个产品说明书，大致的术语不错，做得到“信 ”，估摸着连猜带蒙不会弄出个事故来也就算过的去了，“达”和“雅”的标准可以完全理会。但是文学翻译就难了，你做到了“信”和“达”就会有人说你翻得不够“雅”，为了做到顾及“达”和“雅”，牺牲了一定程度的准确性，又会有“冬烘先生”来挑字眼，说着“你看你看，连基本的‘信’都做不到，什么英文阅读理解能力，就这样还当翻译家，语感太差了”之类的话。
好了，诸位的板砖可以上了，我拐弯抹角地说了半天无非是想说方舟子先生这次也就做了一位“冬烘先生”而已。对照原文比较他的译文和巫先生的译文，不仅翻译腔极重，而且就准确性而言也不是没有硬伤的。比方说，原文说的是“to reserve all judgments”，是翻成“保留判断”（巫译）好，还是“不对（任何人）做出批评”（方译好？这里reserve没有什么引申意，就是“保留”的意思。从上下文来看，“我”不是对别人没有看法，只是不说出这些看法而已，且后面的情节中“我”还是发表了对别人的看法的，所以应该只是保留意见，而不是没有意见。而“judgments”译成“判断”好像更符合“信”的标准，方先生将之译为“批评 ”应该是为了衔接上下文吧。再说对“more vulnerable”的理解，窃以为“更易受影响”（方译）和“阅历不深”（巫译）都不是对原文的直译（也很难直译）。在这里 vulnerable 应该可以解做 Liable to succumb, as to persuasion or temptation（易于屈从于劝告、诱惑的），方先生译出了“易受影响”的部分，但是没有说明受什么的影响，而这里可能受到的影响不仅是别人的劝告，也可能是 诱惑，而巫先生译为 “阅历不深”看起来倒像是经过了一番推敲，“阅历不深”就是没有经过什么风浪，所以没有经验，才会听从别人的劝告或者是容易受到诱惑，要是经过世面，有自己的想法，就不是那么好劝也不是那么好诱惑的了。
当然，会去读译著的人是不会像我们这样根据原著挑字眼的。就读本小说而已，又不是上美国文学课，不用这么仔细吧。那么从阅读时的快感来说，从“达”的角度来说，说白了，就是从读着不那么别扭，不那么不像人说的话的角度来 说，巫译读起来是顺溜多了。方先生因为强调对原文的忠实，一定要译出比较级和时态来，读着反而就别扭了。比方说：翻译“In my younger and more vulnerable years”一定要用“更”或“较”这样表示比较级的字眼吗？我看未必。原文说“younger”，是因为说这话的人这时并不是七老八十了，撑死也只能算做中年，所以就是“更年轻的时候”。我现在还不到三十，如果我说“我小时候如何如何”，我相信即便没有用比较级，大家也都明白，说的是我“更年轻一点”，十几岁或是几岁的时候。这只能说是中英文表达习惯的不同。中文倾向含糊，英文相对精准，方先生的译文读起来还只是显得太老实了点。再加上，中文惯用短句，英文则相对喜用长句，要完全照着英文的句式来，反而丧失了原文那种娓娓道来，讲故事的感觉。大家只要读一下这句原文“but we've always been unusually communicative in a reserved way”，再读一下方巫两位对应的译文，体会一下就是高下立见了。老实说，读了方先生的译文，我实在是怀疑自己的中文阅读理解能力，那句是怎么看怎么别扭。其实人家英文的原话也没有那罗嗦，人家说的也就是他们父子俩一向是在说话有保留的情况下反而沟通地更好。
总的来说，方先生的译文也不是不好，也没有什么不对，只是看着有点像英汉翻译课后作业，什么语法点都得顾上。实在是不像消闲时看的文字。我挑了这么多的刺，并不是想贬低方舟子先生的阅读理解、翻译或是写作能力，也不是想说巫先生就是高山仰止，不可超越。方先生科普方面的翻译也好，写作也好，我都是仔细阅读的。做为一个文科学生，我对于一个理工科专业出身的人有如此深厚的文字功夫，除了佩服，还是佩服。我想说的是，在新语丝潜水这么久，我学到了最重要的三件事，一是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承认不知道；二是对的就要据理力争，如果确实错了，就要敢于承认；三是不对自己不明白的事情指手划脚，说东道西。我想无论是做人也好，做学问也好，这才是老老实实的态度。我只希望新语丝能一直保持这种态度。
如果有人觉得我其实也只是在对自己不明白的事情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欢迎砸砖。我之前已经说了，我不还手，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还手。

也说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中译
•方舟子•
这几天网上在讨论《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本的优劣，恰好网上就有这个译本，于是我把它下载和原文做个比较。比较了开头几句就发现翻译得实在是不怎么样，没有再往下比较的必要。我觉得开头就有问题是很能说明问题，不像在中间出现的差错，还可说是疏忽导致。何况开头这几句话其实并不复杂：
【原文】
In my younger and more vulnerable years my father gave me some advice that I've been turning over in my mind ever since.
"Whenever you feel like criticizing any one," he told me, "just remember that all the people in this world haven't had the advantages that you've had."
He didn't say any more, but we've always been unusually communicative in a reserved way, and I understood that he meant a great deal more than that. In consequence, I'm inclined to reserve all judgments, a habit that has opened up many curious natures to me and also made me the victim of not a few veteran bores.
【巫译】
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
“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那些优越条件。”
他没再说别的。但是，我们父子之间话虽不多，却一向是非常通气的，因此我明白他的意思远远不止那一句话。久而久之，我就惯于对所有的人都保留判断，这个习惯既使得许多怪僻的人肯跟我讲心里话，也使我成为不少爱唠叨的惹人厌烦的人的受害者。
【方译】
在我较为年轻，更易受人影响的年月，我父亲给了我一点忠告，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
“每当你想要批评谁的时候，”他告诉我，“就记住，世上并非人人都有你有的那些优势。”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但是我们一直就是很不寻常地以不把话说透的方式进行沟通的，因而我明白他的言外之意要多得多。结果，我习惯于不对任何人做出评判，这个习惯让很多性情怪异的人向我敞开心扉，也让我成为不少向来无聊的人的受害者。
－－－－－－－－
这几句话的逻辑关系很简单：“我”当时容易接受他人忠告，所以“父亲”的话对我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我”养成了不爱评判他人的习惯。巫译没有弄清楚这个行文逻辑，对“vulnerable”和“In consequence”的翻译都不准确。对“advantages”的理解也不妥当（此处指批评者自己具有的种种优势，包括下文所说的天生就有的道德感（"a sense of the fundamental decencies"），不止是优越条件）。此外，“younger and more vulnerable”的比较级没有译出，把“all the people in this world haven't had the advantages that you've had”这一现在完成时译成了过去时，对这种语法细节的把握，是颇能反映一个人的语感的。
这些都算不上大错，基本意思还是准确的，不过说译得如何如何好，甚至捧之为“大师”，“只要翻译一篇文字，就能当得起翻译家之称”，那就太过了。对前辈翻译家，我们固然不要去蔑视，却也没有必要过分仰视。在中国封闭的年代里，精通外文的人本来就不多，有条件接触到外文原著的人更少，没有条件去比较译文与原文的差异，难以对译本的精确程度做出评价。有些翻译家从前之所以出名，乃是中文的功底好，译笔优雅，却未必是外文的功底好。他们也是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容易接触到外文材料，没有好的外语环境，语感就要差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他们那一代人当中，他们还是很杰出的，无需太过苛刻，所以他们还是值得我们的尊重的，但是没有必要把他们当成难以企及的高峰。
2006.11.16.
(XYS20061116)

本楼主的初评：
It is generally difficult and inappropriate to judge one’s aptitude of translation solely based on a few fragments or even one sentence of work. In my humble opinion, both 方舟子 and 小狐狸 are good at translation and are also good at reasoning in general. 方舟子 emphasizes “信” whereas 小狐狸 emphasizes “雅” in translation. The final concluding paragraphs show their commonality on this issue:
方舟子：这些都算不上大错，基本意思还是准确的，不过说译得如何如何好，甚至捧之为“大师”，“只要翻译一篇文字，就能当得起翻译家之称”，那就太过了。对前辈翻译家，我们固然不要去蔑视，却也没有必要过分仰视。在中国封闭的年代里，精通外文的人本来就不多，有条件接触到外文原著的人更少，没有条件去比较译文与原文的差异，难以对译本的精确程度做出评价。有些翻译家从前之所以出名，乃是中文的功底好，译笔优雅，却未必是外文的功底好。他们也是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容易接触到外文材料，没有好的外语环境，语感就要差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他们那一代人当中，他们还是很杰出的，无需太过苛刻，所以他们还是值得我们的尊重的，但是没有必要把他们当成难以企及的高峰。
小狐狸：总的来说，方先生的译文也不是不好，也没有什么不对，只是看着有点像英汉翻译课后作业，什么语法点都得顾上。实在是不像消闲时看的文字。我挑了这么多的刺，并不是想贬低方舟子先生的阅读理解、翻译或是写作能力，也不是想说巫先生就是高山仰止，不可超越。方先生科普方面的翻译也好，写作也好，我都是仔细阅读的。做为一个文科学生，我对于一个理工科专业出身的人有如此深厚的文字功夫，除了佩服，还是佩服。我想说的是，在新语丝潜水这么久，我学到了最重要的三件事，一是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承认不知道；二是对的就要据理力争，如果确实错了，就要敢于承认；三是不对自己不明白的事情指手划脚，说东道西。我想无论是做人也好，做学问也好，这才是老老实实的态度。我只希望新语丝能一直保持这种态度。

“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应该是他们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回国之后多数人的经历。这中间，巫宁坤的“我幸存”则又比绝大多数的受难之后的幸存者还又幸运不少。巫宁坤高寿，晚年还能回美国生活。在我所熟悉的领域中，归国知识分子最为国人所熟知的钱学森是中国的“导弹之父”，他没受难，但他回中国之后却再也无法重返美国。中国的“人造卫星之父”是赵九章，他没有幸存，在“文革”中自杀去世了。

类似于钱学森、赵九章等等的不少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都是在解放前民国政府的教育体制之下培养出来，又在国外先进国家深造之后才产生出的宝贵人才。对这项人材的有效使用，让他们作出应有的贡献，其实并不算是一件难事。真正的难事是怎样自己国家也能培养出这样的宝贵、顶尖人材出来。这就有点象别人创造了一个新产品，你把那个新产品拿来之后“山寨”出了同样的产品。其实这算不了什么利害了的本事。真正厉害的本事是要能自己也创造出新产品来。钱学森晚年临终前的最大感叹也就是为什么在他之后，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顶尖人才？
有时我就想，很多宝贵人材原本就不是自己千辛万苦、化了很大投资才培养出来的。那么让他们受苦受难又会是什么为难之事呢？

@我在楼上观風景 2019-08-13 19:47:19
巫先生译的几首诗，读了觉得挺好的。
了不起的盖茨比我看的乔译。主帖里提到的judgement一词，方和巫先生都没有抓住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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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judgement”一词的根本是什么，该如何翻译会更得体呢？巫先生把它翻译成“判断”，方舟子把它翻译成“评判”，小狐狸在负面评论方舟子的同时，把方舟子的翻译误读成了“批评”。“判断”和“评判”都是中性词语，故巫先生同方舟子对这一词的翻译并没有本质区别。但“批评”一词则含有负面含义。从这一点来看，文科生小狐狸显然缺乏理科生应有的仔细、认真、严谨的习惯或态度，呵呵。
在对他人的观点作出负面评论之前，一定要慎之又慎地先看清楚、正确理解人家的原始观点。在现实中可看到许多例子，先把别人的观点歪曲了，然后再义正词严地进行一番批判。从理科生的角度来看，许多宣传性质的批判行为也仅仅是作无用功而已。

巫宁坤和李政道(转载)
1951年新年，正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英文系读博士的巫宁坤，突然接到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邀请他到燕京大学任教的急电，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也来信表示欢迎。巫宁坤毅然抛下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回归故国。他在回忆文章《燕京末日》是这样表述的：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1957年，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年份。这年，李、巫两同学命运发生重大变化：李政道成了第一批荣获诺贝尔奖的华人，名誉声望如日中天，事业到达最高峰，迎来人生最光辉灿烂的时期;而与之相对应的巫宁坤却跌落于事业的最低谷，步入人生的最黑暗时期。他被定为名列全校榜首“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从1958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到1980年改正“错划右派”，巫宁坤耗费了黄金岁月二十二年，其间饱含了多少的血泪辛酸！
1979年10月，巫宁坤在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又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到北京饭店的国宾馆去看望老同学。在分别二十八年后两同学见面了。岁月无情，此时的他们都已进入中年，其身份有了天壤之别：一个是国之瑰宝、名扬四海的大科学家，一个却是来到北京办理“右派改正”手续的沧桑苦命人。两人晤谈了一番，临告别时，巫先生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假设两人调换一下位置，当年在旧金山是他送李政道回国而非李政道送他，结果会怎样?李政道能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吗?能坐在中国政府的重要国宾席上吗?

上面说了巫宁坤同李政道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同学以及后来选择不同人生之路导致不同结果的趣事。我来说一个听来的当时同一时间内在芝加哥大学的另三位中国留学生的类似的人生故事。
芝加哥大学当时有世界知名的气象专业，有三位中国留学生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在那里从事博士后研究，他们是叶笃正、谢义炳、郭晓岚先生。这中间，叶笃正先生当时的成就和名气就比包括谢义炳和郭晓岚在内的同代人中高出许多，是学霸，是新星。类似于巫宁坤的情形，这三位同学当时也收到了国内的邀请，他们三人也就相约一起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就在回国途中的第一站，也就是芝加哥机场或车站，郭晓岚开始犹豫、改变主意了。他说，还是你们先回去，我再等等看。你们回去若好的话，给我写信，我再回国加入你们。根据上面“巫宁坤和李政道”的故事分析，郭晓岚有可能也是在其他相送的人中给出不同看法或意见下才改变主意的。
之后，叶笃正和谢义炳分别在中科院和北大工作，郭晓岚则一直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也就是在1980年或1981年的暑假期间，原来在分别时的同学之约在30年之后变成了现实。郭晓岚教授受老同学叶笃正的邀请，回国到中科院访问、讲学一个月。
叶笃正和谢义炳回国之后对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从官位的大小来讲，叶笃正还曾担任过中科院的副院长。但在学术界，则原本并不突出的郭晓岚却享有很大的名气，做出了几个以他名字命名的重要的工作。
叶笃正和谢义炳回国之后好像并没有象巫宁坤那样受大难。但受些小难应该也是难免的。有一个故事是说，叶笃正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他的住房就很大，被批享受资本主义靡烂生活。叶笃正担心马上就会被要求搬出住处，就主动腾出房间让自己的学生住到自己家里来，这样自己名义上的住房面积也就不那么突出了。岂料那学生主动检举了他的这一（卑鄙）行为，使他反而受到了批斗。
关于重返美国的事。八十年代初刚开放时，中国第一个赴美的气象考察团，就是由谢义炳带队环游美国的。有五十年代时就非常崇拜当时学霸叶笃正的美国老同学、老同事，已成了世界知名的顶尖气象学家，他们就在八十年代初高薪聘请叶笃正回美国大学做了几年高级访问学者。

下面一首诗极有名，许多人读过之后也都会感叹一番，感叹不同的人生选择导致完全不同的结局。
The Road Not Taken
By Robert Frost - 1874-1963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郭中迅：巫先生 (ZZ)
发表于 2019 年 08 月 16 日
2019年8月10日，星期六，看到消息：巫寧坤先生去世，享年99岁。
因為时间久远，对他的记忆已成碎片。现仓促拾起来一些，希望多少能拼凑起几个能勉强识别出的画面。
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国际关係学院读研究生，他是我的老师。那年我的同班同学，加上我，一共六个人，三男，三女。
那时，在英语界，巫先生备受尊敬，主要因為他抗战时的经歷（飞虎队翻译），学术研究（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生，西方文学评论“亚里士多德”学派代表R. S. Crane 的门徒），作品翻译（《了不起的盖兹比》等）以及50年代回国后的19年牢狱之灾。
但对我来说，更具体的期待和惶恐是从学长那裡听到的关于他授课的深奥和对的学生“残酷”。这两点，后来我体会极深。有些影响伴随一生。
记忆中，开学很久，他才从美国回来。走进教室，并未太多寒暄，只是说“去美国了，让你们等了。我该出现了（make myself visible）”之类的话。那三个英文字我绝对没记错，包括声音和表情。
巫先生个子不高，厚眼镜，八字眉毛。头髮不整齐，给他增加了一点“狂气”。嗓门大，笑起来声音更大，感觉上大过他的身材。讲英文略用力，发音清楚，略带扬州口音。我们学校另一位黄教授调侃他说，你的英语发音是Yangzhou English。
他教的第一门课是“研究方法”，其中一个主要成分是如何使用参考书。这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课程，因為他留的这部分作业要求利用学校“教师资料室”中上百部英文的各种辞典（百科全书、名人录、典故集成、歷史索引、文学典故、分类参考书等）查找某个字或表达法的意思。都是在普通字典裡找不到的。那个年代要是有Google（谷歌）那个资料室就几乎是空的了。最早知道美国司法制度中警察抓人时说的那套“你有权利保持沉默……”的米兰达权利提醒（Miranda warning）就是从作业中学到的。
交作业不能手写。学校发给我们每人一台打字机。巫先生要求：作业不管字数多少，一律不许有任何一个打字错误。只要有一个字母打错了，他立刻退还。我们六个人都应该因為打字的错误被退过作业，至少我被退过。让人脸红的是，交作业前知道他的要求，也仔细检查过，还是有错。
记得他的课是一星期一次。有一次上课，他走进教室，发现六缺一，少了一个学生。他问為什麼这位学生没有来，我们说是请假。他不语，站起来就走了。我们五个无语。第二星期，他得知缺席是因為身体状况，还特地道歉。他当时对他离席的理解是：作為老师，我对教学有真诚的付出，希望你们作出同等的努力。
有一次在课上他提到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他用法文说的书名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之后，又提了几本别的名著，结果发现我们几乎都没有看过。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我很难忘记：“你们书看得太少了。”这可能也不完全是我们的错，但事实如此。
有一个作业是让我们读英国作家Saki（萨奇）的短篇小说Mrs. Packletide’s Tiger 《派克太德夫人的老虎》，然后写一个梗概。这个小说我在读本科的时候看过，用英文写个梗概好像并不难。结果我们六个人的作业被集体退货：你们写的梗概“不得要领。”
后来我想，在我二十多岁的人生当中，包括在大学学习英语专业，到底有多少次是读了一篇英文短篇小说，然后用得体的英文写一个像样的梗概？也许一次都没有。这是一种训练，需要积累的功夫，内含技巧和高级语言能力，所以当时的作业不是有没有文采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达标的问题。书读得少，写就免谈了。
有一个作业是发给每人一份不同的影印资料，都是西方文学名篇论述。阅读后，写报告。我拿到的是法国十九世纪文学理论家丹纳 (Hippolyte Taine) 的《英国文学史》前言的英译，好几十页。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读者对他的《艺术哲学》（傅雷译）比较熟悉。这个作业让我第一次感到应该考虑退学了。就是这个作业，把我在大学时代积攒的所谓“好学生”信用全部耗光，还透支。
我在班上做的第一次读书报告是“呕心沥血之作”，因為怕辜负巫先生。洋洋洒洒讲了一大堆，我想在他听来，应该是讲了一堆废话。他说，这不是作者的意思。再读一次吧。记忆中，其他几位同学都过关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当着全班的面，对我说，这不是作者的意思。如此往返三次，直到第四次才勉强过关。后来在《汤姆·琼斯》的作业中，我才找到丹纳的前言和新批评文学理论及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关係。
《汤姆·琼斯》，英国十八世纪作家亨利·菲尔丁的长篇小说。巫先生在芝加哥大学的教授 R. S. Crane 曾写过一个著名的文本评论，把小说掰开，揉碎，从比喻到反讽，详细分析。阅读这部长篇小说和Crane的评论是作业之一，挑战极大。阅读和分析这个作品，让巫先生花了很多时间，对我们认知文学理论和欣赏经典帮助极大。
菲尔丁这部小说结构类似中国章回小说，每章标题都是该章的梗概，英文也是半文半白。有一次，巫先生从英国请来了一个教授（忘了他的名字）和我们几个座谈，说到《汤姆·琼斯》，他分析了一大通。我提问时说，这种小说的写法在现代小说中不多见了，是否算过时？他辩解了一番之后，突然说 Who are you to say? （有点像中文的：你算老几？有什麼资格这样说？）我记得这个事情是因為吸取了教训：我们有时候结论下得太快，书读得不够，发言权也就站不住脚。
做巫先生的学生，如果作业能及格，就是巨大的成就，因為他让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和理想目标的距离，这个目标常常有可望不可及的无奈。但课程结束后，我们发现，所有人的总成绩都是A。巫先生的态度很清楚：平时要严格要求，绝不放鬆，但最后成绩一定是A，因為接下来你们也许要申请美国大学，他们很看重在学校的成绩。
当时我们的一个学长，也是巫先生的学生，在闹离婚。他太太採用了哭、闹、上吊的传统程序。只不过，上吊的部分，她是先服安眠药，然后打电话通知老公，老公赶回家，送医院。
我去巫先生家交作业（也许是送别的东西）。巫先生不知听谁讲了这个痛苦的离婚故事，对我说：“多好笑，老婆硬要丈夫操，丈夫说我不想操你。那就离婚算了，有什麼好闹的。”这个粗口从巫先生嘴中说出，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只好报以笑声。不过心裡想：操，巫先生说得对！
巫先生家裡常常来一些我们只能在书本或报纸上看到的人物。我问他墙上的国画是谁的作品，他说是短篇小说家汪曾祺送给他的。那时，我还没读过汪曾祺的小说。
一晚，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妻和几个朋友来巫先生家作客。我们几个学生也去了。杨戴因将《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名著翻译成英文而举世闻名。对我们这辈人来说，他们地位远远高于电影明星和歌星，属于见到真人腿会发抖那种。而且多数情况下，永远见不到真人。
聊天当中，戴老师用她带有外国口音的中文说起杨宪益不久前决定入党这件事。她说，当钱钟书听说后，淡淡地评论了一句：“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做了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杨老面带尷尬笑容，不语。戴老师讲这句话时的音容笑貌我终生难忘。钱老带刺的《围城》式的幽默光芒四射。
巫先生的老师之一是沈从文。有一次在学校大教室做讲座，主题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待遇之类。他提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前赫然摆放著的张秉贵雕像（百货大楼糖果部已故的售货员，劳动模范），然后说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沈从文的雕像时，泣不成声。
在芝加哥大学，巫先生的同学之一是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英语系教授赵萝蕤。巫先生请她来给我们做一次讲座，由我和学校的司机负责接送。讲座之后，在回程途中，赵教授半自言自语地说：我把他害了。当年是我叫他回来的。他的博士学位马上就要拿到了，我让他回来任教，结果他倒了大霉。说到此处，她泪流满面，哽咽不止。
他们这一代学者的泪水，部分浓缩為《一滴泪》，巫先生1993年初出版的英文回忆录。
对我个人来说，巫先生的影响在于开阔了认识世界的眼界，增加了分析问题的视角，部分挣脱了之前所受教育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毒害，同时激励了我毕业之后的“补课”之旅。
目标其实是可望不可及的。如果可以达到，旅程就会终止，就会获得安于现状的满足。安于现状无错，但会有一个声音说：你读过《追忆似水年华》吗？然后把书名换成另一本，如此继续，你才发现，这个世界原来美不胜收，绝非一生一世可以尽享的。
感谢巫先生！
2019年8月10日于洛杉磯

郭中迅：巫先生 (ZZ)
发表于 2019 年 08 月 16 日
2019年8月10日，星期六，看到消息：巫寧坤先生去世，享年99岁。
因為时间久远，对他的记忆已成碎片。现仓促拾起来一些，希望多少能拼凑起几个能勉强识别出的画面。
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国际关係学院读研究生，他是我的老师。那年我的同班同学，加上我，一共六个人，三男，三女。
那时，在英语界，巫先生备受尊敬，主要因為他抗战时的经歷（飞虎队翻译），学术研究（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生，西方文学评论“亚里士多德”学派代表R. S. Crane 的门徒），作品翻译（《了不起的盖兹比》等）以及50年代回国后的19年牢狱之灾。
但对我来说，更具体的期待和惶恐是从学长那裡听到的关于他授课的深奥和对的学生“残酷”。这两点，后来我体会极深。有些影响伴随一生。
记忆中，开学很久，他才从美国回来。走进教室，并未太多寒暄，只是说“去美国了，让你们等了。我该出现了（make myself visible）”之类的话。那三个英文字我绝对没记错，包括声音和表情。
巫先生个子不高，厚眼镜，八字眉毛。头髮不整齐，给他增加了一点“狂气”。嗓门大，笑起来声音更大，感觉上大过他的身材。讲英文略用力，发音清楚，略带扬州口音。我们学校另一位黄教授调侃他说，你的英语发音是Yangzhou English。
他教的第一门课是“研究方法”，其中一个主要成分是如何使用参考书。这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课程，因為他留的这部分作业要求利用学校“教师资料室”中上百部英文的各种辞典（百科全书、名人录、典故集成、歷史索引、文学典故、分类参考书等）查找某个字或表达法的意思。都是在普通字典裡找不到的。那个年代要是有Google（谷歌）那个资料室就几乎是空的了。最早知道美国司法制度中警察抓人时说的那套“你有权利保持沉默……”的米兰达权利提醒（Miranda warning）就是从作业中学到的。
交作业不能手写。学校发给我们每人一台打字机。巫先生要求：作业不管字数多少，一律不许有任何一个打字错误。只要有一个字母打错了，他立刻退还。我们六个人都应该因為打字的错误被退过作业，至少我被退过。让人脸红的是，交作业前知道他的要求，也仔细检查过，还是有错。
记得他的课是一星期一次。有一次上课，他走进教室，发现六缺一，少了一个学生。他问為什麼这位学生没有来，我们说是请假。他不语，站起来就走了。我们五个无语。第二星期，他得知缺席是因為身体状况，还特地道歉。他当时对他离席的理解是：作為老师，我对教学有真诚的付出，希望你们作出同等的努力。
有一次在课上他提到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他用法文说的书名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之后，又提了几本别的名著，结果发现我们几乎都没有看过。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我很难忘记：“你们书看得太少了。”这可能也不完全是我们的错，但事实如此。
有一个作业是让我们读英国作家Saki（萨奇）的短篇小说Mrs. Packletide’s Tiger 《派克太德夫人的老虎》，然后写一个梗概。这个小说我在读本科的时候看过，用英文写个梗概好像并不难。结果我们六个人的作业被集体退货：你们写的梗概“不得要领。”
后来我想，在我二十多岁的人生当中，包括在大学学习英语专业，到底有多少次是读了一篇英文短篇小说，然后用得体的英文写一个像样的梗概？也许一次都没有。这是一种训练，需要积累的功夫，内含技巧和高级语言能力，所以当时的作业不是有没有文采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达标的问题。书读得少，写就免谈了。
有一个作业是发给每人一份不同的影印资料，都是西方文学名篇论述。阅读后，写报告。我拿到的是法国十九世纪文学理论家丹纳 (Hippolyte Taine) 的《英国文学史》前言的英译，好几十页。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读者对他的《艺术哲学》（傅雷译）比较熟悉。这个作业让我第一次感到应该考虑退学了。就是这个作业，把我在大学时代积攒的所谓“好学生”信用全部耗光，还透支。
我在班上做的第一次读书报告是“呕心沥血之作”，因為怕辜负巫先生。洋洋洒洒讲了一大堆，我想在他听来，应该是讲了一堆废话。他说，这不是作者的意思。再读一次吧。记忆中，其他几位同学都过关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当着全班的面，对我说，这不是作者的意思。如此往返三次，直到第四次才勉强过关。后来在《汤姆·琼斯》的作业中，我才找到丹纳的前言和新批评文学理论及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关係。
《汤姆·琼斯》，英国十八世纪作家亨利·菲尔丁的长篇小说。巫先生在芝加哥大学的教授 R. S. Crane 曾写过一个著名的文本评论，把小说掰开，揉碎，从比喻到反讽，详细分析。阅读这部长篇小说和Crane的评论是作业之一，挑战极大。阅读和分析这个作品，让巫先生花了很多时间，对我们认知文学理论和欣赏经典帮助极大。
菲尔丁这部小说结构类似中国章回小说，每章标题都是该章的梗概，英文也是半文半白。有一次，巫先生从英国请来了一个教授（忘了他的名字）和我们几个座谈，说到《汤姆·琼斯》，他分析了一大通。我提问时说，这种小说的写法在现代小说中不多见了，是否算过时？他辩解了一番之后，突然说 Who are you to say? （有点像中文的：你算老几？有什麼资格这样说？）我记得这个事情是因為吸取了教训：我们有时候结论下得太快，书读得不够，发言权也就站不住脚。
做巫先生的学生，如果作业能及格，就是巨大的成就，因為他让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和理想目标的距离，这个目标常常有可望不可及的无奈。但课程结束后，我们发现，所有人的总成绩都是A。巫先生的态度很清楚：平时要严格要求，绝不放鬆，但最后成绩一定是A，因為接下来你们也许要申请美国大学，他们很看重在学校的成绩。
当时我们的一个学长，也是巫先生的学生，在闹离婚。他太太採用了哭、闹、上吊的传统程序。只不过，上吊的部分，她是先服安眠药，然后打电话通知老公，老公赶回家，送医院。
我去巫先生家交作业（也许是送别的东西）。巫先生不知听谁讲了这个痛苦的离婚故事，对我说：“多好笑，老婆硬要丈夫操，丈夫说我不想操你。那就离婚算了，有什麼好闹的。”这个粗口从巫先生嘴中说出，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只好报以笑声。不过心裡想：操，巫先生说得对！
巫先生家裡常常来一些我们只能在书本或报纸上看到的人物。我问他墙上的国画是谁的作品，他说是短篇小说家汪曾祺送给他的。那时，我还没读过汪曾祺的小说。
一晚，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妻和几个朋友来巫先生家作客。我们几个学生也去了。杨戴因将《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名著翻译成英文而举世闻名。对我们这辈人来说，他们地位远远高于电影明星和歌星，属于见到真人腿会发抖那种。而且多数情况下，永远见不到真人。
聊天当中，戴老师用她带有外国口音的中文说起杨宪益不久前决定入党这件事。她说，当钱钟书听说后，淡淡地评论了一句：“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做了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杨老面带尷尬笑容，不语。戴老师讲这句话时的音容笑貌我终生难忘。钱老带刺的《围城》式的幽默光芒四射。
巫先生的老师之一是沈从文。有一次在学校大教室做讲座，主题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待遇之类。他提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前赫然摆放著的张秉贵雕像（百货大楼糖果部已故的售货员，劳动模范），然后说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沈从文的雕像时，泣不成声。
在芝加哥大学，巫先生的同学之一是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英语系教授赵萝蕤。巫先生请她来给我们做一次讲座，由我和学校的司机负责接送。讲座之后，在回程途中，赵教授半自言自语地说：我把他害了。当年是我叫他回来的。他的博士学位马上就要拿到了，我让他回来任教，结果他倒了大霉。说到此处，她泪流满面，哽咽不止。
他们这一代学者的泪水，部分浓缩為《一滴泪》，巫先生1993年初出版的英文回忆录。
对我个人来说，巫先生的影响在于开阔了认识世界的眼界，增加了分析问题的视角，部分挣脱了之前所受教育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毒害，同时激励了我毕业之后的“补课”之旅。
目标其实是可望不可及的。如果可以达到，旅程就会终止，就会获得安于现状的满足。安于现状无错，但会有一个声音说：你读过《追忆似水年华》吗？然后把书名换成另一本，如此继续，你才发现，这个世界原来美不胜收，绝非一生一世可以尽享的。
感谢巫先生！
2019年8月10日于洛杉磯

上面我转发的巫宁坤女儿巫一毛在巫宁坤追悼会之后的采访录被小编给删了。其实我感到巫一毛的采访录总体上来讲还是相当平和的。对已过去的事情也没有很多的抱怨。采访录最后的一段应该也是比较客观地刻划的巫宁坤的个性，对目前还在海外的不少学者也还是具有包含有一定正能量的启发作用：
“他是一个很豁达的人，绝对不后悔。我们在家里有时候就说他，为什么要回国，受这么多的苦。他就会说，我要是不回去，就碰不到你妈，就没有你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