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连长高辉亭
长发随风飘逸
1楼
一
高辉亭属虎的，今年应该66了。当上连长那年——1977年，27岁。
山东人个头大，老高1.78，一身的贼肉。特别是那两个屁股蛋子，咳，一般的男人还真长不出来，就那么向后向上撅着，跟那奥运会上赛跑的黑人差球不多。他当新兵、当班长、当排长和副连长都在四连，连长的命令却下在了六连。反正一个营五个连离得都不远，干部们彼此也熟悉，晚饭后扛上背包到六连报到就是了。
老高这个伙计，是咱山东荣城大疃（音：团）镇东塔后村人。荣城大疃镇是个好地场，离海不远，海风带来的空气都透着那么一股子诱人的鲜腥气。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荣城盛产鱼虾、海货，你看吧！每年鱼讯季节，渔船一靠岸，新鲜肥美的各种海鱼、海虾、螃蟹、蛤蜊多了去了。收海带的季节，尺把宽几米长厚厚的紫色、绿色的海带堆得小山一样。老天爷的恩赐，高辉亭自打1950年10月离开娘胎，到1969年3月入伍来271团二营，楞是没挨过饿。六十年代最困难的那几年，家里也确实穷。内地人家的贫困，第一位的表现是没东西吃，而他回忆起那时家里的贫困，主要在于没钱买东西。吃的问题大海包圆了，网小鱼、挖蛤蜊、拣海菜，弄什么有什么，就是拿把小撬锥到礁石上收海蛎子，一晌午也能搞一大碗。
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高辉亭在吃的问题上没给爹娘增加负担，就是衣服始终是破烂的，而且从来没有兜。他讲，自家做衣服时为省布，买来的衣服有兜也剪掉当了补丁。“家徒四壁，形容我们家，一点也不过分”，有次老高喝酒后神侃，“家里除了电灯泡和手电筒，什么家电也没有，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传达最新最高指示，上面出钱为村里每户安装了一个话匣子，算是又多了一样家电。那时什么都怕，就是不怕偷，因为贼也偷不到东西，偷到东西也没地场卖。人家贫农，但往上几辈兴许还有作官的、当财主的，我们高家祖坟就从没冒过烟，真他妈是一穷到底，穷得纯粹，穷的地道”。正是因为穷，高辉亭读书只到高小，没上中学。辍学后，就在村里参加农业劳动，混到19岁头上，当了兵。
大概由于从小食物构成的原因，老高不缺碘，不缺动物蛋白，皮肤虽黑，但挺光滑，不像城里有些男女年青人，一张小白脸满是痤疮，红疙瘩带脓疙瘩，最后还落下一地的黑斑。他体质好、底子强，闽南的夏天，日头毒辣的能把人烤出油来，训练完后，大家满身大汗回到营房，脱掉衣服歇歇凉，等汗水干后才敢到井边洗澡。老高根本不忌讳，直接到井边，脱得只剩个黄裤头，用桶打上冰凉的井水，兜头就冲，还放开喉咙喊“痛快”！到了菜地，见着萝卜、茄子、黄瓜、辣椒，有嘛算嘛，摘下来在军裤上蹭蹭，“吭、吭”放嘴里就嚼，吃得是有滋有味。怪就怪在，这家伙当兵后谁也没见他生过病。
一次营里开党委会，人没到齐时，副教导员老翟出了个题目：全营干部谁最能吃、最能抽、最能喝？翟副教导员是安徽人，大高个，白净脸，能说会道，一表人才，很有女人缘。来二营前在师直高炮营当了几年教导员，就是因为裤腰带拴不紧，与地方女青年搞婚外恋，受处分被降了职。老翟一出题，大家热闹了，评来选去，一屋子人的目光渐渐聚焦在高辉亭身上。
老高能吃是有名的，平时顿顿米饭四大碗，菜好还能多干一碗。在四连当班长时，八一改善伙食吃包子，连队的包子，馅粗、个大、皮厚，每个三两以上，里面的肥肉丁都切成指甲盖大小。包子出笼后，炊事班的火头兵们用箩筐抬到饭堂，老高怕不够吃，一气儿用饭碗装了六个，手上还捏着四个。刚好被连长看到，连长当即宣布，包子不准带出饭堂，谁敢扔处分谁，眼睛还一直瞄着老高看，大家的目光也朝向了老高的饭桌。高辉亭知道连长的话是甩给自己听的，心里直犯嘀咕，到这时再嘀咕也没用，他索性沉下心，甩开腮帮子吃肉包，前面五个下去后，他喝口菜汤，润润嘴，接着站起来又吃下两个，拿起第八个时，老高打了一个长长的饱嗝，他活动活动脖子，一气又吞了二个。吃第十个时，桌前桌后围了一圈兵，他每咽一口皱一下眉，硬是把包子全给吃了下去。事后有人朝他竖大拇指，他说，十个包子搞得他二个多钟头弯不下腰、坐不下身来，只能曲腿依墙用背顶靠着，但包子味道好，吃得确实真痛快。
老高烟瘾也了不得。他自己说，小学就学大人样，用报纸卷树叶抽，后来不知怎样就上瘾了。当兵第一年六块钱津贴费，四块钱笃定不能动，攒够五十元后邮回家去。每月二块钱，除交团费一毛，牙膏买福建出的“丰收”牌、肥皂买汕头出的“灯塔”牌，都是最最便宜的。剩下一块五毛多，不吃一点零食，全买烟抽了。团里军人服务社，有香烟、毛烟二种，香烟贵，老高几乎不碰它，只买毛烟抽。什么是毛烟？就是烟丝，把整张烟叶晒干或烤好，一张张叠在一起，用专门的夹板夹紧，再用烟刨子刨成细丝，形状如同毛发。漳州烟厂出的毛烟叫“荔枝”牌，烟叶是永定烤烟，油黄油黄的，刨成丝后，软软的、挺细挺长，喷上香精，包成四四方方。包装纸上盖着红色边框木刻画，里面是一串垂挂的荔枝，旁边三个行楷大字“荔枝牌”，每包一两，一毛七分，配二本烟纸。别人抽毛烟，一张烟纸卷一个烟喇叭，他是两张烟纸错开卷一根烟，不到烟火烧到嘴，烟屁股绝不丢，所以他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都是熏得黄中透着黑。全国各地的人，不是说“抽烟”，就是说“吸烟”，胶东半岛有些地方偏叫“吃烟”。高辉亭把“吃烟”演绎的很明白、很彻底。他烟吸进嘴后，半天不出来，等出来后却又贴着上嘴唇分成二股被抽进了鼻子，最后喘出气来已经全然不见烟的白色了，旁人只能闻到淡淡的烟味。真是一点儿不留，真邪乎，全“吃”干净了！自己买的烟往往不够抽，就蹭别人的，再不够，就叫家里寄叶子烟，用烟斗嘶拉嘶拉地抽，熏的旁人直咳嗽，躲他远远的。
论喝酒，二营更得数老高了。他自己号称“四个不知道”，不知道醉是什么感觉，不知道喝什么酒能醉，不知道喝多少酒能醉，不知道谁能把他喝醉。作战值班部队不准干部战士随意饮酒，如果喝酒误事或者醉酒出洋相，处分没跑儿。平日连队经费紧张，没酒招待客人，偶尔上级来人，也轮不到副连以下人员作陪。过节会餐，连队在每个饭桌上摆一瓶福安酒厂出产的“蜜沉沉”，老高一口不喝，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那酒甜不唧的，是给老娘们喝的，我一仰脖一瓶全得下去了，你们还喝什么？！福安“蜜沉沉”酒，是福建地方特色酒，也有几百年历史了，它用糯米发酵酿成，属黄酒系列，三十度上下。福建本地能喝酒的人不多，“蜜沉沉”正对福建人的口味。老高酒量到底有多大？一直是个谜。听四连熟悉他的干部说，70年大拉练，部队离开营房从福建走到江西，再转回来，一路上老高没少偷着喝酒。在江西瑞金休整和参观学习那几天，高辉亭用军用水壶买散装“四特”酒喝，还告诉别人，江西“四特”酒算好酒，有劲儿，够味儿。离开瑞金前，排里另外三个班长每人也各买了一水壶，第二天早晨，三人水壶里的酒都只剩了个底。问老高，他赖皮着脸讲，也不能怪我，昨天夜里站岗，是你们的酒馋得我没招没招的，本想只喝一两口润润，没承想几口下来就没了。听完高辉亭的话，三个班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半天说不出一句话。部队军用水壶一个能装二斤多水，三水壶白酒，至少六斤，“四特”酒五十多度，酒鬼？酒仙？酒圣？看看人家，还能说什么呐！
在当年二七一团二营500多口子弟兄里，高辉亭绝对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他的知名度不是来自吃、抽、喝，也不是训练和生产，而是结婚娶媳妇。
这话还得打头儿说。
老高当排长后，不知经什么人介绍，认识了在漳浦工作的一个胶东老同乡。这个老同乡是解放战争的南下干部，在漳浦县民政局是个副科级。高辉亭到过老同乡家里两次，“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一张嘴，满是胶东口音，弥漫着大葱和海蜊子的浓浓气息。两人都是直性子，喝酒又都是海量，透着实诚和亲近，真对脾气。一来二去的，两人越来越近乎。
老同乡有个闺女，个子1.68，块头也不小，小名“胖妞子”，长相一般，但是细眉大眼会疼人。姑娘当年19，上过中学后就在县办工厂当临时工。解放军那时地位高，排长行政23级，月薪54.50元，一家三、四口子，生活不成问题。胖妞儿对老高渐渐有了几分意思。开始老高去同乡家是稀罕乡情，后来嘛，就是奔着“胖妞子”去了。时间一长，老同乡也看出个眉目，不用说，全家外带老高没有一个不同意这事儿的。可就是组织不同意。那位说了，老高、“胖妞儿”要结婚，为什么组织还要同意？因为军队有规定，干部一建立恋爱关系，就要先报组织批准，结婚要再打报告，组织发函调查，批准后才能结婚。这些都没问题，老高该报告都报告了，但到营教导员哪儿，就是过不了关。教导员叫吴宗合，处理问题十分刻板，又很左，到他这里没有“通融”二个字，干部战士背后都称呼他“老教”。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面临台澎金马，是对敌斗争的前线，那时人们都习惯用“福建前线”称呼福建省。福建驻军多，陆海空全有，野战军最多时有三个。所以部队规定一条严格纪律，军人不准与民女谈恋爱。想想也是，几十万军人，都是见过点世面的年轻人，要是在福建找起对象来，还能有当地傻小子们什么事？都得打光棍去！所以这条纪律，为的是保护本地男青年的切身利益。关键是“胖妞子”算不算“民女”。
吴教导员说话，怎么不算驻地民女，我们部队的防区北到泉州湾，南至诏安、东山岛，漳浦县那不正在我们自己管辖范围之中，“胖妞儿”就是一县工厂临时工，不是民女还能是皇上公主？！教导员的话，有棱有角，噎得高辉亭直翻白眼。老高回去对“胖妞子”一学，“胖妞儿”细眉倒立、杏眼圆睁，气得满脸通红。第二天直接去营部找“老教”理论。
“胖妞儿”话，大姑娘我是山东威海人，不是福建吃地瓜长大的“吉郎”（闽南语：孩子），不信你们二营本事大，还能管到山东威海去！再说了，我爸爸是南下干部，行政19级，好歹我也算个干部子女，怎么到你教导员这儿就成民女了？这次翻白眼的该是吴“老教”了，他自知说话不严谨，让人家抓住了把柄，“男不跟女斗”，一个正营职干部与一个大姑娘吵架，多没面子。教导员叫来营部书记绊住“胖妞子”，自己推说团里开会，急急离开了是非之地。
老高气是出了，但结婚报告还是拖着没批。营里领导把高辉亭当成典型，大会小会教育干部不准找“驻地民女”。副营长陈大嘴福建莆田口音的普通话不标准，常常把“驻地民女”说成“驻地美女”，会后，有的连长开他的玩笑说，“副营长啊，我们不准备找美女，找个丑女你批准吧”。逗得大家笑成一团。
接着，计划生育政策又来了，要求晚婚晚育，并对结婚年龄有了硬性规定。一直拖了老高三、四年，才算把婚结上。婚礼上，知道底细的人，对新媳妇“胖妞子”说，打现在起，你才从“驻地民女”提拔成了军属。听到这话，喝酒后脸蛋红彤彤的“胖妞儿”依偎在高辉亭的身旁幸福地笑了。
二
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事频发的年度。1月8日、7月6日、9月9日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相继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福州军区还多一件，7月7日中午司令员皮定钧坠机牺牲。这一切对二营来讲，都距离很遥远。76年整整一年，二营除每连留一名干部十五个兵看营房外，悉数进驻师紫泥农场种水稻。
紫泥农场是九一师最大的农场，地处龙海县东的海边，是65年部队围海造田搞起来的，有土地二千三百多亩，水面八百多亩。主要种水稻、养猪和养鱼。向海的一面，修建有基宽15米、顶宽5米、高3米、长4公里的海堤。到紫泥农场后，二营接受场部领导，五个连分散在农场不同的角落，平均每连管理近500亩稻田。
军队种地，讲究科学种田、精耕细作。老高对种水稻是外行，好在副连长刘早林是浙江衢县人，农活很在行。加上场部有技术员，定期指导育秧、整地、插秧、施肥、除草、烤田、收割、烘干入仓等一系列环节，带领全连种稻子倒也不难。
紫泥农场地面大，不少地块都是五亩见方，耕地、耙地、插秧、收割使用机器，但大量农活还得靠人。最辛苦的是中耕除草、施肥和双抢。为了按时完成场部下达的任务，老高天不亮就吹哨起床，吃过早饭，带队下了地。到地头按建制单位分配任务，他按照场部要求做示范，中耕除草不能像当地农民拄根木棍用脚扒、往前走，必须一律用手扒、退着走，要做到兜松、地平、杂草净，标准很高。如果达不到标准，还要返工。
干一天下来，大家腰酸背痛，手脚都被泡得又白又皱。施肥最难在拌肥料，尿素太贵，一般不用，多数使用碳酸氢氨和过磷酸钙，搅拌在一起后撒入稻田。碳酸氢氨挥发性强，为保持肥效，老高严格按照农场要求，不在露天拌肥，他带上口罩，带头冲进库房，边拌边装，强烈的氨气熏得大家睁不开眼，喘不过气，十几分钟就得扔下铁锹跑出库房透透气，准备好后再冲进房间干一、二十分钟。七、八月份抢收抢种那半个多月，活忒多，累死人。老高招呼炊事班每天做五顿饭，烧两次绿豆汤，大家每天顶着酷暑干十二、三个小时农活，腿上胳膊上被稻叶割得净是血道子，晚上躺在床上个个睡得像死猪。
秋天一个凌晨，天还没有完全放亮。哨兵猛敲高连长房门，老高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起来，没顾上穿衣穿鞋就拉开房门。敲门的是八班副班长罗福生，他紧张的有些结巴“报~报告连长，房头有情况”！“什么情况”？老高问。“好大一个东西，看不清啊”。高辉亭穿好衣服和鞋子，左手拿手电，右手拿着子弹上膛的“五四”式手枪，来到靠海堤的房东头。借着手电光，抬头一看，好嘛，一个如同降落伞样的东西随风起舞，下面坠着一大包东西，中间的绳子绞到房头电线上。把电线拉的一会儿紧、一会儿松，好像随时都会挣脱飞走。看清是海峡对面放过来的空飘物，老高来了精神，他叫起指导员、副连长和连部几个兵，招呼文书拿梯子，指挥理发员上去摘下了“大气球”。这个东西有一间房子大，是既耐火又轻盈还结实的一种织物做成，气球下面是个机械装置，有火焰喷口。与常见的“孔明灯”原理相似。再下面挂着一大包约有三十斤重的东西。拿回房间，打开一看，十听罐头，每个罐头上写着“精炼猪油 随捡随食”八个大字，还有一行小字“中华民国大陆灾民救灾总署”；五包大块饼干，没有商标没有文字，用硬纸盒包装，块块又香又脆，拿起一块往桌上一放，“啪啪”碎成几块。还有一百个蒋介石像章、二百个十只装纸质火柴，外加一堆宣传台湾繁荣、叛逃人员生活幸福等的画页、小册子。老高看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国民党还是有点儿先进玩意嘛。他拿起老蒋像章，摆弄起后面的旋钮，当时我们做的像章后面一律都是别针，老蒋那儿已是螺丝针加螺母了；火柴梗是硬纸做的，火药头比我们的大一倍，十个一组，磨擦面在扇形纸外壳上，起燃后防风能力强。
怎么处理这些东西？指导员刘如光说，“一切缴获要归公，全部上交营部”。刘指导员是北京人，68年入伍，高干子弟。老高不干，他说“好不容易缴获一次老蒋的东西，怎么能全部上交？缴获归公没错，只要不是你、我自己留下，大家吃了，不也是归公了吗？！再说，饼干、猪油谁吃也是吃，不吃扔了多可惜”！
三排长林国星说，“吃了老蒋的东西，我们不都成大陆灾民了吗”？老高眼一瞪“胡说！夺取日本鬼子的武器装备部队，八路军就成日本鬼子了？！缴获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大炮武装自己，解放军难道也会变成国民党？！我还真不信，这些东西是四大家族亲自养的猪种的麦子，蒋家父子挽袖子炼出猪油做成的饼干。还不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他吩咐副连长，猪大油送炊事班，饼干见者有份都尝尝，火柴让抽烟的分了，其余东西上缴。
有人说了一句“吃的东西有毒怎么办”？老高拿起一块饼干边放进嘴里咬，边说“奶奶的，国民党也是中国人，还会比日本鬼子更坏，连老百姓也要毒死？！他送东西过来，无非是想让内地百姓念他个好儿，把人毒死了，老百姓还不更恨他”！过了一会儿，文书拿起所有东西走到门口，老高还是吩咐下了：“告诉司务长，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猪油下锅前，先弄出一点儿让狗吃吃看”。
东西交上去后，团政治处通报表扬了六连，发现“气球”的八班副受到连嘉奖。这件事，让全连兴奋了好几天，以后不断有战士想再发现、找到“气球”之类的东西，它却一直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农场，六连住的房子后面有一口井，全连吃水、用水都靠它。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井”，因为井都是打下去后，水从地里渗出，人们取用渗出的井水。而紫泥农场靠海太近，打多深下去也是咸水，不能用，只能把九龙江水引进农场浇地、养鱼和人用。这口“井”，实际是个储水窖，多年没清过，水挺混，还老见到小鱼上水面换气翻身。炊事班有个兵，拿段丝线拴个鱼钩挂点米粒一试，一会儿钓起一条小鲶鱼，一会儿又钓起一条小鲶鱼。兵们管这种鱼叫“胡子鱼”，没事也把这当个娱乐，谁去钓都有收获。
一个星期天早晨，查看苗情回来的副连长看到引入井里的水流比以前小了很多，就用棍子捅铺设的碗口粗的陶瓷引水管，谁想“呼啦”一声，从管道里冲出来几十条半尺长的“胡子鱼”，他找了根芦苇穿上鱼让老高看他的战利品。老高听说原委后，一拍大腿，兴奋地说，井里肯定有不少鱼，反正也要清清水井了，不如说干就干。早饭后，他俩带着几个弟兄，先将进水封死，然后轮番将窖里的储水用桶打出，干了一个半钟头，如同一个房间大小的储水井现了形，到水还剩下半米深时，无数条大大小小的“胡子鱼”浓密地翻滚其中，让患有“生物密集恐怖症”的人看了都害怕。老高一声吆喝，早已按奈不住兴奋心情的二个战士争先跳入水池，用竹簸箕撮，用铁桶打，忙活了半个多小时。连里四个大行军锅装得满满的，还占了七八个脸盆，估计得有二百五十斤以上。炸、炒、煮、炖，一个星期里，六连餐桌全有胡子鱼，直吃得兵们听到“胡子”和“鱼”这两个词就直犯恶心。
十月底的紫泥农场，秋高气爽，不时有成群的候鸟从空中掠过，往南飞去。水稻收割完毕，地里只剩无数稻茬默默地在等待来年的耕耘。按说进驻农场的部队该悠闲一阵，好好歇歇了吧，没想到，分管生产的田副师长带后勤部一帮人来农场视察，在田头地边一顿比划，随后命令下来了，从十一月开始，二营“学大寨平田改土”大干100天。
紫泥农场原本是滩涂，二千多亩地其实很平坦，就是有一定的自然坡度对稻田灌溉和排水也有好处。但领导为了将农场搞得气派、宏伟，不断将小地块变成规范的大地块，所以每年冬天都抓基本建设，不是修渠、补堤，就是建房、种树。今年轮到二营挖土方平田地，这可是个出大力、硬碰硬的死任务。具体点儿说，就是西面500亩地比东面500亩地高70公分，要把西面挖下35公分垫到东面，开挖前先要将地面熟土分别收集归堆，地平好后熟土再铺到地面，最后打造田埂，修好机耕道路。六连老高去营部领受任务，三个步兵连一家120亩，机枪连、炮连人员少，各70亩。工具只有锄头、铁锹、扁担、麻绳和竹簸箕。
俗话说“寸土难移”。高辉亭回连里一算，三个月几乎每人要挖一亩多地面，平均挑出60米，再填一亩多地面，还有修路造埂，任务实在不轻。当晚，他和指导员召开班排长会议，进行动员，并将任务分解到班，要求每个人每天完成三方土，以排为单位，完成的收工，完不成加班，直到干完定额。
一个月下来，全连早出晚归，没有休息一天，每天苦干十小时以上，许多人手掌水泡加血泡，肩膀被扁担磨破了皮，每个班都有带病坚持上岗的。老高叫炊事班想法改善伙食，今天炒米粉，明天吃包子，后天红烧肉，吃的司务长直“心痛”，但任务完成的确实不错。第二个月出现了一个问题。区分任务时，六连与五连结合部是用石灰划出的线，六连人老实，从白线中间开挖；五连只挖白线以外部分，开始看不出什么，随着工程不断推进，当初一条小边线就形成了一条越来越宽的土堤。一天快收工时，吴教导员到工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叫来六连高连长和指导员，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什么“自私自利”，什么“投机取巧”，什么“完成任务不坚决”等等。开始六连两个头儿还忍着，只是说明情况。后来“老教”指着高辉亭鼻子的一句“你总是会强调自己的理由”把老高惹火了，老高满脸涨得通红，脖子比平时粗了一圈，额头、颈部血管“突突”搏动，他可能又想起与“胖妞子”婚恋所受的刁难，出口一句“你是个什么东西？！怪不得大家都喊你‘老教’，我看你就是个教条主义的东西！”刘指导员也大声对“老教”嚷，“你为什么不调查一下就横加指责？”弄得吴教导员下不了台，还是营部书记会来事，及时“提醒”教导员到场部“开会”，“老教”才悻悻离开六连工地。后来，五连、六连结合部剩下的土方，还是两个连队的弟兄一块儿给挖掉了。
现在看来“老教”完全没必要那样处理问题，他只要将两个连队的连长叫到一块，一句不说，当他们面动手挖留下的土堤，就足以让两个连的领导无地自容了。六连的老高和指导员，与“老教”干了一仗，冷静下来也很后悔，到底是自己的直接领导，关系搞僵了肯定没好处。好在吴教导员虽然死板、教条，但不整人、不搞阴谋诡计，也没给六连两个主官穿小鞋。老高后来还当上了副营长，指导员也到一营当了副教导员。“老教”吴宗合后来升到271团当了几年副政委，转业回老家安徽泾县任纪委书记、专项水利工程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高辉亭属虎的，今年应该66了。当上连长那年——1977年，27岁。
山东人个头大，老高1.78，一身的贼肉。特别是那两个屁股蛋子，咳，一般的男人还真长不出来，就那么向后向上撅着，跟那奥运会上赛跑的黑人差球不多。他当新兵、当班长、当排长和副连长都在四连，连长的命令却下在了六连。反正一个营五个连离得都不远，干部们彼此也熟悉，晚饭后扛上背包到六连报到就是了。
老高这个伙计，是咱山东荣城大疃（音：团）镇东塔后村人。荣城大疃镇是个好地场，离海不远，海风带来的空气都透着那么一股子诱人的鲜腥气。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荣城盛产鱼虾、海货，你看吧！每年鱼讯季节，渔船一靠岸，新鲜肥美的各种海鱼、海虾、螃蟹、蛤蜊多了去了。收海带的季节，尺把宽几米长厚厚的紫色、绿色的海带堆得小山一样。老天爷的恩赐，高辉亭自打1950年10月离开娘胎，到1969年3月入伍来271团二营，楞是没挨过饿。六十年代最困难的那几年，家里也确实穷。内地人家的贫困，第一位的表现是没东西吃，而他回忆起那时家里的贫困，主要在于没钱买东西。吃的问题大海包圆了，网小鱼、挖蛤蜊、拣海菜，弄什么有什么，就是拿把小撬锥到礁石上收海蛎子，一晌午也能搞一大碗。
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高辉亭在吃的问题上没给爹娘增加负担，就是衣服始终是破烂的，而且从来没有兜。他讲，自家做衣服时为省布，买来的衣服有兜也剪掉当了补丁。“家徒四壁，形容我们家，一点也不过分”，有次老高喝酒后神侃，“家里除了电灯泡和手电筒，什么家电也没有，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传达最新最高指示，上面出钱为村里每户安装了一个话匣子，算是又多了一样家电。那时什么都怕，就是不怕偷，因为贼也偷不到东西，偷到东西也没地场卖。人家贫农，但往上几辈兴许还有作官的、当财主的，我们高家祖坟就从没冒过烟，真他妈是一穷到底，穷得纯粹，穷的地道”。正是因为穷，高辉亭读书只到高小，没上中学。辍学后，就在村里参加农业劳动，混到19岁头上，当了兵。
大概由于从小食物构成的原因，老高不缺碘，不缺动物蛋白，皮肤虽黑，但挺光滑，不像城里有些男女年青人，一张小白脸满是痤疮，红疙瘩带脓疙瘩，最后还落下一地的黑斑。他体质好、底子强，闽南的夏天，日头毒辣的能把人烤出油来，训练完后，大家满身大汗回到营房，脱掉衣服歇歇凉，等汗水干后才敢到井边洗澡。老高根本不忌讳，直接到井边，脱得只剩个黄裤头，用桶打上冰凉的井水，兜头就冲，还放开喉咙喊“痛快”！到了菜地，见着萝卜、茄子、黄瓜、辣椒，有嘛算嘛，摘下来在军裤上蹭蹭，“吭、吭”放嘴里就嚼，吃得是有滋有味。怪就怪在，这家伙当兵后谁也没见他生过病。
一次营里开党委会，人没到齐时，副教导员老翟出了个题目：全营干部谁最能吃、最能抽、最能喝？翟副教导员是安徽人，大高个，白净脸，能说会道，一表人才，很有女人缘。来二营前在师直高炮营当了几年教导员，就是因为裤腰带拴不紧，与地方女青年搞婚外恋，受处分被降了职。老翟一出题，大家热闹了，评来选去，一屋子人的目光渐渐聚焦在高辉亭身上。
老高能吃是有名的，平时顿顿米饭四大碗，菜好还能多干一碗。在四连当班长时，八一改善伙食吃包子，连队的包子，馅粗、个大、皮厚，每个三两以上，里面的肥肉丁都切成指甲盖大小。包子出笼后，炊事班的火头兵们用箩筐抬到饭堂，老高怕不够吃，一气儿用饭碗装了六个，手上还捏着四个。刚好被连长看到，连长当即宣布，包子不准带出饭堂，谁敢扔处分谁，眼睛还一直瞄着老高看，大家的目光也朝向了老高的饭桌。高辉亭知道连长的话是甩给自己听的，心里直犯嘀咕，到这时再嘀咕也没用，他索性沉下心，甩开腮帮子吃肉包，前面五个下去后，他喝口菜汤，润润嘴，接着站起来又吃下两个，拿起第八个时，老高打了一个长长的饱嗝，他活动活动脖子，一气又吞了二个。吃第十个时，桌前桌后围了一圈兵，他每咽一口皱一下眉，硬是把包子全给吃了下去。事后有人朝他竖大拇指，他说，十个包子搞得他二个多钟头弯不下腰、坐不下身来，只能曲腿依墙用背顶靠着，但包子味道好，吃得确实真痛快。
老高烟瘾也了不得。他自己说，小学就学大人样，用报纸卷树叶抽，后来不知怎样就上瘾了。当兵第一年六块钱津贴费，四块钱笃定不能动，攒够五十元后邮回家去。每月二块钱，除交团费一毛，牙膏买福建出的“丰收”牌、肥皂买汕头出的“灯塔”牌，都是最最便宜的。剩下一块五毛多，不吃一点零食，全买烟抽了。团里军人服务社，有香烟、毛烟二种，香烟贵，老高几乎不碰它，只买毛烟抽。什么是毛烟？就是烟丝，把整张烟叶晒干或烤好，一张张叠在一起，用专门的夹板夹紧，再用烟刨子刨成细丝，形状如同毛发。漳州烟厂出的毛烟叫“荔枝”牌，烟叶是永定烤烟，油黄油黄的，刨成丝后，软软的、挺细挺长，喷上香精，包成四四方方。包装纸上盖着红色边框木刻画，里面是一串垂挂的荔枝，旁边三个行楷大字“荔枝牌”，每包一两，一毛七分，配二本烟纸。别人抽毛烟，一张烟纸卷一个烟喇叭，他是两张烟纸错开卷一根烟，不到烟火烧到嘴，烟屁股绝不丢，所以他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都是熏得黄中透着黑。全国各地的人，不是说“抽烟”，就是说“吸烟”，胶东半岛有些地方偏叫“吃烟”。高辉亭把“吃烟”演绎的很明白、很彻底。他烟吸进嘴后，半天不出来，等出来后却又贴着上嘴唇分成二股被抽进了鼻子，最后喘出气来已经全然不见烟的白色了，旁人只能闻到淡淡的烟味。真是一点儿不留，真邪乎，全“吃”干净了！自己买的烟往往不够抽，就蹭别人的，再不够，就叫家里寄叶子烟，用烟斗嘶拉嘶拉地抽，熏的旁人直咳嗽，躲他远远的。
论喝酒，二营更得数老高了。他自己号称“四个不知道”，不知道醉是什么感觉，不知道喝什么酒能醉，不知道喝多少酒能醉，不知道谁能把他喝醉。作战值班部队不准干部战士随意饮酒，如果喝酒误事或者醉酒出洋相，处分没跑儿。平日连队经费紧张，没酒招待客人，偶尔上级来人，也轮不到副连以下人员作陪。过节会餐，连队在每个饭桌上摆一瓶福安酒厂出产的“蜜沉沉”，老高一口不喝，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那酒甜不唧的，是给老娘们喝的，我一仰脖一瓶全得下去了，你们还喝什么？！福安“蜜沉沉”酒，是福建地方特色酒，也有几百年历史了，它用糯米发酵酿成，属黄酒系列，三十度上下。福建本地能喝酒的人不多，“蜜沉沉”正对福建人的口味。老高酒量到底有多大？一直是个谜。听四连熟悉他的干部说，70年大拉练，部队离开营房从福建走到江西，再转回来，一路上老高没少偷着喝酒。在江西瑞金休整和参观学习那几天，高辉亭用军用水壶买散装“四特”酒喝，还告诉别人，江西“四特”酒算好酒，有劲儿，够味儿。离开瑞金前，排里另外三个班长每人也各买了一水壶，第二天早晨，三人水壶里的酒都只剩了个底。问老高，他赖皮着脸讲，也不能怪我，昨天夜里站岗，是你们的酒馋得我没招没招的，本想只喝一两口润润，没承想几口下来就没了。听完高辉亭的话，三个班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半天说不出一句话。部队军用水壶一个能装二斤多水，三水壶白酒，至少六斤，“四特”酒五十多度，酒鬼？酒仙？酒圣？看看人家，还能说什么呐！
在当年二七一团二营500多口子弟兄里，高辉亭绝对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他的知名度不是来自吃、抽、喝，也不是训练和生产，而是结婚娶媳妇。
这话还得打头儿说。
老高当排长后，不知经什么人介绍，认识了在漳浦工作的一个胶东老同乡。这个老同乡是解放战争的南下干部，在漳浦县民政局是个副科级。高辉亭到过老同乡家里两次，“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一张嘴，满是胶东口音，弥漫着大葱和海蜊子的浓浓气息。两人都是直性子，喝酒又都是海量，透着实诚和亲近，真对脾气。一来二去的，两人越来越近乎。
老同乡有个闺女，个子1.68，块头也不小，小名“胖妞子”，长相一般，但是细眉大眼会疼人。姑娘当年19，上过中学后就在县办工厂当临时工。解放军那时地位高，排长行政23级，月薪54.50元，一家三、四口子，生活不成问题。胖妞儿对老高渐渐有了几分意思。开始老高去同乡家是稀罕乡情，后来嘛，就是奔着“胖妞子”去了。时间一长，老同乡也看出个眉目，不用说，全家外带老高没有一个不同意这事儿的。可就是组织不同意。那位说了，老高、“胖妞儿”要结婚，为什么组织还要同意？因为军队有规定，干部一建立恋爱关系，就要先报组织批准，结婚要再打报告，组织发函调查，批准后才能结婚。这些都没问题，老高该报告都报告了，但到营教导员哪儿，就是过不了关。教导员叫吴宗合，处理问题十分刻板，又很左，到他这里没有“通融”二个字，干部战士背后都称呼他“老教”。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面临台澎金马，是对敌斗争的前线，那时人们都习惯用“福建前线”称呼福建省。福建驻军多，陆海空全有，野战军最多时有三个。所以部队规定一条严格纪律，军人不准与民女谈恋爱。想想也是，几十万军人，都是见过点世面的年轻人，要是在福建找起对象来，还能有当地傻小子们什么事？都得打光棍去！所以这条纪律，为的是保护本地男青年的切身利益。关键是“胖妞子”算不算“民女”。
吴教导员说话，怎么不算驻地民女，我们部队的防区北到泉州湾，南至诏安、东山岛，漳浦县那不正在我们自己管辖范围之中，“胖妞儿”就是一县工厂临时工，不是民女还能是皇上公主？！教导员的话，有棱有角，噎得高辉亭直翻白眼。老高回去对“胖妞子”一学，“胖妞儿”细眉倒立、杏眼圆睁，气得满脸通红。第二天直接去营部找“老教”理论。
“胖妞儿”话，大姑娘我是山东威海人，不是福建吃地瓜长大的“吉郎”（闽南语：孩子），不信你们二营本事大，还能管到山东威海去！再说了，我爸爸是南下干部，行政19级，好歹我也算个干部子女，怎么到你教导员这儿就成民女了？这次翻白眼的该是吴“老教”了，他自知说话不严谨，让人家抓住了把柄，“男不跟女斗”，一个正营职干部与一个大姑娘吵架，多没面子。教导员叫来营部书记绊住“胖妞子”，自己推说团里开会，急急离开了是非之地。
老高气是出了，但结婚报告还是拖着没批。营里领导把高辉亭当成典型，大会小会教育干部不准找“驻地民女”。副营长陈大嘴福建莆田口音的普通话不标准，常常把“驻地民女”说成“驻地美女”，会后，有的连长开他的玩笑说，“副营长啊，我们不准备找美女，找个丑女你批准吧”。逗得大家笑成一团。
接着，计划生育政策又来了，要求晚婚晚育，并对结婚年龄有了硬性规定。一直拖了老高三、四年，才算把婚结上。婚礼上，知道底细的人，对新媳妇“胖妞子”说，打现在起，你才从“驻地民女”提拔成了军属。听到这话，喝酒后脸蛋红彤彤的“胖妞儿”依偎在高辉亭的身旁幸福地笑了。
二
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事频发的年度。1月8日、7月6日、9月9日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相继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福州军区还多一件，7月7日中午司令员皮定钧坠机牺牲。这一切对二营来讲，都距离很遥远。76年整整一年，二营除每连留一名干部十五个兵看营房外，悉数进驻师紫泥农场种水稻。
紫泥农场是九一师最大的农场，地处龙海县东的海边，是65年部队围海造田搞起来的，有土地二千三百多亩，水面八百多亩。主要种水稻、养猪和养鱼。向海的一面，修建有基宽15米、顶宽5米、高3米、长4公里的海堤。到紫泥农场后，二营接受场部领导，五个连分散在农场不同的角落，平均每连管理近500亩稻田。
军队种地，讲究科学种田、精耕细作。老高对种水稻是外行，好在副连长刘早林是浙江衢县人，农活很在行。加上场部有技术员，定期指导育秧、整地、插秧、施肥、除草、烤田、收割、烘干入仓等一系列环节，带领全连种稻子倒也不难。
紫泥农场地面大，不少地块都是五亩见方，耕地、耙地、插秧、收割使用机器，但大量农活还得靠人。最辛苦的是中耕除草、施肥和双抢。为了按时完成场部下达的任务，老高天不亮就吹哨起床，吃过早饭，带队下了地。到地头按建制单位分配任务，他按照场部要求做示范，中耕除草不能像当地农民拄根木棍用脚扒、往前走，必须一律用手扒、退着走，要做到兜松、地平、杂草净，标准很高。如果达不到标准，还要返工。
干一天下来，大家腰酸背痛，手脚都被泡得又白又皱。施肥最难在拌肥料，尿素太贵，一般不用，多数使用碳酸氢氨和过磷酸钙，搅拌在一起后撒入稻田。碳酸氢氨挥发性强，为保持肥效，老高严格按照农场要求，不在露天拌肥，他带上口罩，带头冲进库房，边拌边装，强烈的氨气熏得大家睁不开眼，喘不过气，十几分钟就得扔下铁锹跑出库房透透气，准备好后再冲进房间干一、二十分钟。七、八月份抢收抢种那半个多月，活忒多，累死人。老高招呼炊事班每天做五顿饭，烧两次绿豆汤，大家每天顶着酷暑干十二、三个小时农活，腿上胳膊上被稻叶割得净是血道子，晚上躺在床上个个睡得像死猪。
秋天一个凌晨，天还没有完全放亮。哨兵猛敲高连长房门，老高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起来，没顾上穿衣穿鞋就拉开房门。敲门的是八班副班长罗福生，他紧张的有些结巴“报~报告连长，房头有情况”！“什么情况”？老高问。“好大一个东西，看不清啊”。高辉亭穿好衣服和鞋子，左手拿手电，右手拿着子弹上膛的“五四”式手枪，来到靠海堤的房东头。借着手电光，抬头一看，好嘛，一个如同降落伞样的东西随风起舞，下面坠着一大包东西，中间的绳子绞到房头电线上。把电线拉的一会儿紧、一会儿松，好像随时都会挣脱飞走。看清是海峡对面放过来的空飘物，老高来了精神，他叫起指导员、副连长和连部几个兵，招呼文书拿梯子，指挥理发员上去摘下了“大气球”。这个东西有一间房子大，是既耐火又轻盈还结实的一种织物做成，气球下面是个机械装置，有火焰喷口。与常见的“孔明灯”原理相似。再下面挂着一大包约有三十斤重的东西。拿回房间，打开一看，十听罐头，每个罐头上写着“精炼猪油 随捡随食”八个大字，还有一行小字“中华民国大陆灾民救灾总署”；五包大块饼干，没有商标没有文字，用硬纸盒包装，块块又香又脆，拿起一块往桌上一放，“啪啪”碎成几块。还有一百个蒋介石像章、二百个十只装纸质火柴，外加一堆宣传台湾繁荣、叛逃人员生活幸福等的画页、小册子。老高看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国民党还是有点儿先进玩意嘛。他拿起老蒋像章，摆弄起后面的旋钮，当时我们做的像章后面一律都是别针，老蒋那儿已是螺丝针加螺母了；火柴梗是硬纸做的，火药头比我们的大一倍，十个一组，磨擦面在扇形纸外壳上，起燃后防风能力强。
怎么处理这些东西？指导员刘如光说，“一切缴获要归公，全部上交营部”。刘指导员是北京人，68年入伍，高干子弟。老高不干，他说“好不容易缴获一次老蒋的东西，怎么能全部上交？缴获归公没错，只要不是你、我自己留下，大家吃了，不也是归公了吗？！再说，饼干、猪油谁吃也是吃，不吃扔了多可惜”！
三排长林国星说，“吃了老蒋的东西，我们不都成大陆灾民了吗”？老高眼一瞪“胡说！夺取日本鬼子的武器装备部队，八路军就成日本鬼子了？！缴获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大炮武装自己，解放军难道也会变成国民党？！我还真不信，这些东西是四大家族亲自养的猪种的麦子，蒋家父子挽袖子炼出猪油做成的饼干。还不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他吩咐副连长，猪大油送炊事班，饼干见者有份都尝尝，火柴让抽烟的分了，其余东西上缴。
有人说了一句“吃的东西有毒怎么办”？老高拿起一块饼干边放进嘴里咬，边说“奶奶的，国民党也是中国人，还会比日本鬼子更坏，连老百姓也要毒死？！他送东西过来，无非是想让内地百姓念他个好儿，把人毒死了，老百姓还不更恨他”！过了一会儿，文书拿起所有东西走到门口，老高还是吩咐下了：“告诉司务长，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猪油下锅前，先弄出一点儿让狗吃吃看”。
东西交上去后，团政治处通报表扬了六连，发现“气球”的八班副受到连嘉奖。这件事，让全连兴奋了好几天，以后不断有战士想再发现、找到“气球”之类的东西，它却一直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农场，六连住的房子后面有一口井，全连吃水、用水都靠它。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井”，因为井都是打下去后，水从地里渗出，人们取用渗出的井水。而紫泥农场靠海太近，打多深下去也是咸水，不能用，只能把九龙江水引进农场浇地、养鱼和人用。这口“井”，实际是个储水窖，多年没清过，水挺混，还老见到小鱼上水面换气翻身。炊事班有个兵，拿段丝线拴个鱼钩挂点米粒一试，一会儿钓起一条小鲶鱼，一会儿又钓起一条小鲶鱼。兵们管这种鱼叫“胡子鱼”，没事也把这当个娱乐，谁去钓都有收获。
一个星期天早晨，查看苗情回来的副连长看到引入井里的水流比以前小了很多，就用棍子捅铺设的碗口粗的陶瓷引水管，谁想“呼啦”一声，从管道里冲出来几十条半尺长的“胡子鱼”，他找了根芦苇穿上鱼让老高看他的战利品。老高听说原委后，一拍大腿，兴奋地说，井里肯定有不少鱼，反正也要清清水井了，不如说干就干。早饭后，他俩带着几个弟兄，先将进水封死，然后轮番将窖里的储水用桶打出，干了一个半钟头，如同一个房间大小的储水井现了形，到水还剩下半米深时，无数条大大小小的“胡子鱼”浓密地翻滚其中，让患有“生物密集恐怖症”的人看了都害怕。老高一声吆喝，早已按奈不住兴奋心情的二个战士争先跳入水池，用竹簸箕撮，用铁桶打，忙活了半个多小时。连里四个大行军锅装得满满的，还占了七八个脸盆，估计得有二百五十斤以上。炸、炒、煮、炖，一个星期里，六连餐桌全有胡子鱼，直吃得兵们听到“胡子”和“鱼”这两个词就直犯恶心。
十月底的紫泥农场，秋高气爽，不时有成群的候鸟从空中掠过，往南飞去。水稻收割完毕，地里只剩无数稻茬默默地在等待来年的耕耘。按说进驻农场的部队该悠闲一阵，好好歇歇了吧，没想到，分管生产的田副师长带后勤部一帮人来农场视察，在田头地边一顿比划，随后命令下来了，从十一月开始，二营“学大寨平田改土”大干100天。
紫泥农场原本是滩涂，二千多亩地其实很平坦，就是有一定的自然坡度对稻田灌溉和排水也有好处。但领导为了将农场搞得气派、宏伟，不断将小地块变成规范的大地块，所以每年冬天都抓基本建设，不是修渠、补堤，就是建房、种树。今年轮到二营挖土方平田地，这可是个出大力、硬碰硬的死任务。具体点儿说，就是西面500亩地比东面500亩地高70公分，要把西面挖下35公分垫到东面，开挖前先要将地面熟土分别收集归堆，地平好后熟土再铺到地面，最后打造田埂，修好机耕道路。六连老高去营部领受任务，三个步兵连一家120亩，机枪连、炮连人员少，各70亩。工具只有锄头、铁锹、扁担、麻绳和竹簸箕。
俗话说“寸土难移”。高辉亭回连里一算，三个月几乎每人要挖一亩多地面，平均挑出60米，再填一亩多地面，还有修路造埂，任务实在不轻。当晚，他和指导员召开班排长会议，进行动员，并将任务分解到班，要求每个人每天完成三方土，以排为单位，完成的收工，完不成加班，直到干完定额。
一个月下来，全连早出晚归，没有休息一天，每天苦干十小时以上，许多人手掌水泡加血泡，肩膀被扁担磨破了皮，每个班都有带病坚持上岗的。老高叫炊事班想法改善伙食，今天炒米粉，明天吃包子，后天红烧肉，吃的司务长直“心痛”，但任务完成的确实不错。第二个月出现了一个问题。区分任务时，六连与五连结合部是用石灰划出的线，六连人老实，从白线中间开挖；五连只挖白线以外部分，开始看不出什么，随着工程不断推进，当初一条小边线就形成了一条越来越宽的土堤。一天快收工时，吴教导员到工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叫来六连高连长和指导员，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什么“自私自利”，什么“投机取巧”，什么“完成任务不坚决”等等。开始六连两个头儿还忍着，只是说明情况。后来“老教”指着高辉亭鼻子的一句“你总是会强调自己的理由”把老高惹火了，老高满脸涨得通红，脖子比平时粗了一圈，额头、颈部血管“突突”搏动，他可能又想起与“胖妞子”婚恋所受的刁难，出口一句“你是个什么东西？！怪不得大家都喊你‘老教’，我看你就是个教条主义的东西！”刘指导员也大声对“老教”嚷，“你为什么不调查一下就横加指责？”弄得吴教导员下不了台，还是营部书记会来事，及时“提醒”教导员到场部“开会”，“老教”才悻悻离开六连工地。后来，五连、六连结合部剩下的土方，还是两个连队的弟兄一块儿给挖掉了。
现在看来“老教”完全没必要那样处理问题，他只要将两个连队的连长叫到一块，一句不说，当他们面动手挖留下的土堤，就足以让两个连的领导无地自容了。六连的老高和指导员，与“老教”干了一仗，冷静下来也很后悔，到底是自己的直接领导，关系搞僵了肯定没好处。好在吴教导员虽然死板、教条，但不整人、不搞阴谋诡计，也没给六连两个主官穿小鞋。老高后来还当上了副营长，指导员也到一营当了副教导员。“老教”吴宗合后来升到271团当了几年副政委，转业回老家安徽泾县任纪委书记、专项水利工程党委书记，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