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帖】毛彭关系：“袁、王事件”考辨

献词：
只有在迷雾中徘徊彷徨过的人，只有在死神来临前饱受过煎熬的人，
只有背负着难以承受的压迫在大地上展翅飞翔过的人，才会心有所悟。
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

大家好～～一点一点考据。
比起58年军委扩大会，其实本来"袁王事件”的性质很清楚、过程也很简单，不需要多费口舌。

（一）“袁王事件”考
革命是什么？ 牺牲！
袁文才、王佐是井冈山革命时期的两个关键人物，两人虽绿林出身，但早在秋收起义前就已参加宁冈地区的革命活动。1927年迎接德胜公秋收部队上山，对井冈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所部编为红四军32团，在红五军上山前，32团与朱总28团，德胜公31团，并列红四军三大台柱，二人也成为名副其实的红军高级将领。
1930年2月24日发生在永新的“袁、王事件”，毫无疑问是个悲剧，此事件在井冈革命根据地引起了极大震动，后来，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与王佐的哥哥王云龙即收拢残部，“电省反赤”，导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随之丧失。 红军部队数次力图恢复，均未奏效，反遭严重损失。
但这一事件的发生也并非偶然。在1930年代，左倾思想横行，革命队伍内部追求“纯化”的大环境下，当时错杀“袁、王”的性质，与江西苏区后来发生的富田事变，打AB团肃反中的错杀，性质上完全一样。
“袁、王事件”解放后被定为错杀，1950年两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是对袁、王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合情合理。因此，1950年给袁王二人平反，此事件直接间接相关的人等，包括毛、彭、陈正人等，无一异议。
但既然定性为“错杀”，严格讲确实有责任问题。但1959年庐山会议后，为批臭彭，就不顾事实，将此事责任全部扣到彭总头上，就过分了。为此不实指控，彭不得不在上交的自述中，声明要求组织调查澄清此事：
“在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有人说彭德怀为吞并袁、王所部，不惜杀害袁、王。此案必须请求审委弄清楚，我要是从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枪，甘愿偿命赔罪。此事还有陈正人活着可查明。
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特委同志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假设这些合于当时事实，那么就同一九三○年敌人进行第一次“围剿”之紧急关头时，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
彭自述中说的“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一事，就是指第一次反围剿前发生的“富田事变”，德胜公领导的总前委临机决断解散反对派赣西南红二十军，后在苏区于都桥头地区，将该部副排级以上干部约200余人以“AB团分子”的罪名处决一事。
彭上文提到的陈正人，1928年1月“万安暴动”后上的井冈，是德胜公的老井冈班底之一。陈在“袁、王事件”发生前后，是当时的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兼秘书长，当然是“袁、王事件”知情人。

（二）“袁王事件”考
因“朱毛红军”盛名和井冈割据特殊地位，“袁、王事件”发生后，当时长沙大公报有关于袁文才、王佐被杀的消息报导(据1930年3月27日长沙《大公报》：
“彭德怀枪毙袁、王两匪:原因疑袁、王有反动行为，捉获宁望队长不杀。茶陵特约通迅:袁文才、王佐两匪，被彭德怀枪毙一节，已志本报。至彭匪诱杀袁、王原因，外间尚未明瞭，兹据本报茶陵特讯云:
袁匪文才，原系一江湖客，与茶陵罗君少华，初本相好，且有相当交情。自后袁为匪，罗办团务，二人遂从此隔阂。罗君前任守望队长，雇枪工修理旧枪，制造土炮。袁、王二匪，即联合派赤军，在坑口将罗君少华和家属及枪工多人捉去。当时袁匪念昔日交好，遂许罗以不死。原袁、王二匪，系受彭匪德怀指挥，彭匪闻此消息，疑袁、王有反动嫌疑，即令召袁、王，佯称开会，袁、王到后，很分别枪决。又一面派人捉拿罗君，罗君闻讯，即运动一般看守兵，一同拖枪10余枝逃走，遂得脱险。袁、王逆部，被彭匪缴械大半，其余残部，现有进退维谷之势，拟向挨户团投诚。而彭德怀则发出为杀王佐、袁文才告民众书，大意为袁、王系反动派，非共党。云云。(分子)丙三二三。”
从大公报报道看，外间显然并不完全了解红军内部的领导体系，但也从自己的情报来源，推测事件起因：彭怀疑袁文才勾结茶陵靖卫团罗少华，计杀之。
“袁、王事件”后, 1930年4月9日,赣西南特委有一个正式通告：“袁文才、王佐反对分田，反对建立苏维埃，并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大会正式批准西路行委枪决袁、王两个叛徒”。
通告中提到的“西路行委”即指“湘赣边特委”。赣西南特委通告中写了三个原因,其中第三点,“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与大公报一致。

@wgljw2000 2018-10-09 12:03:15
据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英魂》记载，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曾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过秋收起义之前他在浏阳的历险记，期间有个人借了20多块大洋给他，这个人就是潘心源。
1927年，秋收起义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潘心源把浏阳工农义勇队带到了铜鼓后，独自去安源寻找党组织遇到了毛泽东，并带去了3支武装力量。毛泽东将浏阳工农义勇队编为3团，并决定和潘心源赶赴铜鼓，亲自指挥。
潘心源陪同毛泽东赴铜鼓途中，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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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强悍，潘心源是德胜公秋收起义的核心骨干之一。

袁王事件中，潘心源是个关键人物。但多数人不知道德胜公与潘的渊源。下面是毛年谱的关于秋收起义一段。

看过往的历史，后人要有种“观戏人”的觉悟，才能大致保持客观的距离，看清藏在表面背后的真相和真理吧。
看近代历史，真相君等人太入戏了。
辩辩也好，煮酒论事嘛。

（三）“袁王事件”考
什么是革命，占有，还是献身？
按当时苏区权利结构，从上往下：总前委书记德胜公-中央巡视员潘心元-湘赣边特委书记朱昌偕，最后是参与平叛行动的红五军彭滕二位。
因为潘心元及湘赣边特委主要负责人朱昌偕、王怀、龙超清等抗战前均牺牲。这样，建国后平反“袁王”，最敏感的事，就成了毛彭两位担什么责任？
从彭自述和各方回忆看，彭与德胜公都未参与具体决策，但德胜公在当时就立即背书“承认了平叛行动的合法性”，也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从1950年就能平反袁王看，可以肯定，毛彭两位都不是错杀袁王的主要责任人。这样，毛彭两人构不成平反袁王的障碍，而平反还能彰显德胜公的事实求是,海纳百川的心胸,何乐而不为?
但解放前后,德胜公本人对”袁王”的评价并不一致。这一点，从彭、毛自述、陈正人回忆的内容，可以印证。
按1937年德胜公对“袁王”的评价：“一九二七年冬，两个以前盘据井冈山附近的盗魁加入了红军。这使我们的力量增加三团左右。这两个人虽然以前是盗匪，曾率领部下投效国民革命军，现在更准备与反动势力斗争。当我留在井冈山上的时候，他们始终是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执行党的一切命令。可是到后来，到他们单独留在井冈山时，他们又回复了昔日的强盗脾气，结果被农民杀死。因为那时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已经苏维埃化，能够保卫自己了。”
上文引自斯诺1937年采访记录撰写的《毛泽东自述》，第三章-揭开红史的第一页。
斯诺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每次和德胜公谈话时"全由一个留学生吴黎平任翻译。我的记录用英文写出后，交吴氏译为中文，然后让毛泽东加以修正。毛氏对于任何条文节目，都一定要求其详尽和精确?
而据吴黎平1979年所讲："关于毛泽东个人革命经历部分，斯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译成中文，经毛泽东仔细审阅后做了少数修改，交黄华照改后退给斯诺。"
按德胜公1937年的说法袁王被杀，是因为“到他们单独留在井冈山时，他们又回复了昔日的强盗脾气，结果被农民杀死。”通俗讲，死于“党纪军纪”。

@教外私淑 2018-10-12 13:58:48
来源：湘赣边区的社会矛盾与苏区革命
通常利益集团编造的故事只说遂川于都会议决议解决袁王，却不提具体内容，好往土客矛盾上诱导，但是拿出会议内容，我们看到什么呢？
遂川于都会议上开会的土籍干部，虽然主张坚决解决袁王问题，但是考虑杀掉袁王对革命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反对杀人的，而且是得到与会者赞同的；这种考虑，是表现了合格共产党人以党的事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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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王，作为烈士是有些成色不足，所以七大时没有给平反。
但袁王也确实是没有造反实际行为，有造反动机被怀疑。
因此是“可平可不平”的情况，毛给了平反吧。

@真相历史2015 2018-10-13 08:35:39
1930年8月，潘心元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提交了《巡视湘鄂赣三省红军之报告》。同年9月，由周恩来安排，潘心元赴浙南地区巡视党务工作和军事工作，同时任浙南红十三军政委。
我找的就是这份报告。一直没看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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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湘鄂赣三省红军之报告》很关键，大部真相有交代。应该是内容敏感，被有意隐去了。

我这也只找到同为中央巡视员的刘作抚的1930年7月22日给中央的巡视综合报告，其中有涉及袁王事件的单独一段。

@真相历史2015 2018-10-13 08:35:39
1930年8月，潘心元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提交了《巡视湘鄂赣三省红军之报告》。同年9月，由周恩来安排，潘心元赴浙南地区巡视党务工作和军事工作，同时任浙南红十三军政委。
我找的就是这份报告。一直没看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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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ujun1969 2018-10-13 10:23:37
《巡视湘鄂赣三省红军之报告》很关键，大部真相有交代。应该是内容敏感，被有意隐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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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魔法师2017 2018-10-13 20:08:07
你读过这份报告吗：没读过是如何认定“大部真相有交代”？
中央给江西省委信，明确派潘巡视湘赣边界特委，他的活动重心也主要是在赣西南特委和红六军，巡视湘鄂赣三省红军的题目是存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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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巡视员制度要求，潘巡视结束，应向中央提交巡视综合报告，说明袁王事件的处理，这是应有之义。

袁，王两位，民国一来，一直游走在官府和山林之间，两位自己早就成了井冈山大地主了，搞土地革命，首先会革了袁王团体自己占有土地的命。

“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1981年公开发表的《彭德怀自述》是在老总1970年写的一份自传式材料的基础上，整理补充而成，有部分删减，留下的基本保持原貌。
“袁王事件”是文革期间揭批的彭主要罪状之一。当时批判彭“一九三0年上半年为了扩大自己实力，使用军阀手段，武力吞并坚持井冈山斗争的袁文才、王佐地方部队，大大增加了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困难。”
在《自述》中，彭专门写有一节“袁文才、王佐事件”，提供了这一事件经过的说明。《自述》中关于“袁王事件”，能说的都说了，不能说的一个字也没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对不可言说的事，只能保持沉默。
但是，从《自述》内容可以看到，为什么建国之初，“袁王”可以认定为错杀，并给予平反。因为，当时湘赣边特委对“袁王”采取行动，是基于“怀疑”，而不是“袁王”真的造反了。
彭《自述》：
“在潘心元走后大约三四天内，一九三○年三月初，我们正将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吉安、安福边境，在进行夺取安福城的攻城练 晚深夜，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
当时公略已去六军，代远、邓萍和我在。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说袁、王在永新县城县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王佐讲话时，把驳壳枪在桌子上一摆。现在永新城内驻的是袁文才、王佐部队，如不承认这一条件，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老总文笔很硬，上来先将“时间、地点、人物，起因”，娓娓道来。“一九三○年三月初”这个时间记忆有误，“事件”发生确切时间是在2月24日。不过五军攻克安福确实是在3月。
来五军“请兵”的是地方党委负责人，请兵的原因是“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五）“袁王事件”考
在“袁文才、王佐事件”一节，彭言明“当时公略已去六军”不牵扯到此一事，这样，提到的另外还有8人：潘心源、德胜公二人，特委和五军的6个人。23日夜行动前，在现场的有6人，按彭的记忆是：“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五军一边则是彭、滕、邓三人在场。
彭文中提到的23日夜现场6人中，朱昌偕、王怀、邓萍三人1935年前已先后牺牲。而陈正人在建国后的个人回忆资料中，明确说自己23日夜不在场，陈表示2月24日的行动，特委事先也未告知他。
陈正人在《创立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文中记叙：
“1930年2月间，彭德怀同志带了红五军到了永新。彭把袁、王也调到了永新。这时有人又把袁、王的问题提出来了，并主张要缴袁、王的枪，王怀和龙超清竭力主张杀袁、王。结果在3月24日晚上，枪杀了袁文才，王佐逃跑淹死在永新河里。王佐死后，其哥哥王云隆就叛变投敌，敌人给了他井冈山特区主任职务。杀害袁、王那天晚上，在我听到打枪后，别人才告诉我这个决定。那时我已不再特委工作，到安福任县委书记。”
另一个当事人滕代远，对此事也有记录：
“黄公略到红六军当军长不久，红五军住在遂川、永新、泰和、吉安之间的一个地方。一天，特委书记朱昌偕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来到军部。说:湘赣边界特委在永新开会，袁文才、王佐把枪摆在桌子上，要特委把地方武装交给他们指挥。特委没有办法，要求五军支援，把他们解决，我们错误地只听一面之词，彭德怀同志当即下决心，派郭炳生这个纵队到永新去把袁文才、王佐部队解决了。解决袁文才、王佐部队不是预谋的，没有印象。”
这样大致可以确定，23日夜，来五军军部的人，王怀可能性最大。因为，解决袁王行动的地点在永新县城，王怀是特委委员、永新县委书记，同时也是武力解决袁王武装的主要倡议者之一。
而陈正人一直反对武力方式，另外，陈正人与王怀都是遂川县人，参加革命后，两人私交一直很好。这也可能是特委在决定行动前，没有提前告知陈的主要原因吧。

话说对吴晗历史剧《海瑞罢官》，德胜公非要对号入座，到底是个什么心态？
看姚、戚的批判文章，真是奇怪的很很～～～

@ywujun1969 2018-10-25 22:27:56
话说对吴晗历史剧《海瑞罢官》，德胜公非要对号入座，到底是个什么心态？
看姚、戚的批判文章，真是奇怪的很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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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历史2015 2018-10-26 11:35:56
还有一点，你给大家一个解释，为何1959年的公告直到1967年才上人民日报，这事是谁阻挡的，理由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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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个田丰吧。

（六）“袁王事件”考
“真实的一种样式，不是向心凝聚，而是有棱有角、有裂纹的真实。”
德.昆西
对特委深夜来报告“袁文才、王佐要叛变”，彭持怀疑态度。这种事非同小可，一定需要证据。因为，1929年1月朱毛红四军撤离井冈后，五军与袁王部冒死守山，五军重返5月井冈后，又与袁王部协力恢复壮大边区，本是同患过难的友军，很有些交情。按彭的看法王佐还不错，怎么会叛变，彭质疑特委很正常。彭《自述》中写到：
“我说：“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至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
朱昌偕说，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红四军前委于一九二九年一月讨论“六大”决议时，将其中有关争取土匪群众，孤立其首领一段删去未传达（讨论“六大”决议，袁、王参加了，删去那段是四军前委常委决定的），袁文才在红四军政治部找到原文对出来了。”
上面这段，内容不长，但信息丰富。彭《自述》以朱昌偕之口点明导致“袁王事件”发生的一头、一尾两个关键会议。
朱昌偕讲的红四军前委传达“六大”决议事，就是1929年1月4～7日德胜公主持召开的“柏路会议”，此为头。按朱昌偕说法，错杀“袁王”一事，实际在 “柏路会议”传达“六大”决议时，就埋下了互不信任的“种子”。“柏路会议”的主持人是德胜公，他也是“六大”决议的传达者，当时袁、王两人，五军军委的彭、滕等人，湘赣边特委的朱、王、陈等60余人都参加了会议。
朱昌偕所言的“永新县城县联席会议”，指1930年2月22日夜，湘赣边特委在永新召开的边区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传达落实不久前德胜公1930年2月7日在吉安陂头（赣西特委驻地）主持的“二七会议”指示精神。在边区的中央巡视员潘心源（即彭清泉）参加并主持该会，五军领导人没有参加此次地方党委的会议。
五军当时并不在永新。按“二七会议”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目标，会议决定，集中四、五、六军，第一步先打吉安，打吉安的第一步则是先占领与吉安互为犄角的吉水、安福、泰和等县。为此，四军、五军商定分工，四军负责打吉安北的吉水，五军则负责先打安福。
袁王事件前，彭《自述》：“集结于永新、吉安、安福边境，在进行夺取安福城的攻城练习。”，就是这个背景。

@贡飞松 2018-10-30 12:33:04
@ywujun1969 ：本土豪赏1个 膜拜大神 （100赏金）聊表敬意，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我也要打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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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老兄赞贴观楼

（七）“袁王事件”考
“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 《旧约--阿摩司书》
“柏路会议”上将有关土匪首领政策一段删去不传一事，特委众人与五军彭滕等当时都在大会现场。大会后，德胜公又专门召开小会，讨论政策如何执行。因在小会上，如何执行六大政策意见很对立，所以大家印象都很深。
彭《自述》：“又过了两三天，党的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送到了。红四军前委召集了扩大会议，五军军党委常委同志均参加了这次会议。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逐段详细地讨论了这个决议。我对这次会议印象很深，～～～～～～
这次会议有王佐、袁文才两人参加。他们曾是当地两个绿林部队的首领，已加入了共产党。前委照顾他们的政治情况，把“六大”决议上关于争取绿林部队的策略，大意是争取其群众，孤立其头子这一段删去未传达。这件事以后被袁文才发现了，出了乱子。”
陈正人当时是湘赣边特委副书记，陈的回忆，对开会情况写的更翔实：
“1928年冬，江西省委送“六大”决议来井冈山。“六大”决议中有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大意）：对土匪要争取其群众，杀戮其领袖。接到“六大”决议后，毛泽东同志找了几个负责人，先开了个会，作初步传达。
会上毛泽东同志还逐段逐句地念了“六大”决议。当念到上述两句话时，由于当时王佐也在场，毛泽东同志突然不念了，说“休息一下”。毛泽东同志考虑决议中这条政策，在井冈山对袁、王怎样执行。后来，在小范围里开了个会，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我，还有永新和宁冈县委负责人等参加。
毛泽东同志说，决议是对的，但要根据具体情况执行，要对袁文才、王佐具体分析。毛泽东同志认为，袁文才这个人本来就是党员，不能杀。王佐这个人虽然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是和豪绅对立的，现在又经过改造，入了党，性质起了变化。他还谈到，由于王佐得到了改造，欢迎和拥护了我们，帮助我们在井冈山安下了家。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同志认为王佐也不能杀，没有理由杀他。
王怀和龙超清以前是袁、王的对头，在会上，主张杀。毛泽东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反复强调执行“六大”的决议，应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应机械地执行。最后，会议决定不杀袁、王。为了更好地改造他们两人，决定将他们两人分开，让袁文才随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王佐留在井冈山，协助红五军守井冈山。会上也决定宁冈县委负责人之一的刘辉霄（土籍人，和袁文才合得来）。随部队走。”
按陈的描述，小会上，按中央政策如何处理“袁王”，军队和地方干部产生尖锐对立。
毛、朱、陈毅反对杀。站在军方的立场，当时强敌环伺、红军弱小，袁王武装是很好的助力，袁王部已编为红军，两人还先后入了党，应引为革命同志，不能简单再以“土匪”待之。且28年11月红四军开完六大，刚公开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却又以“土匪”为由对袁王动手，岂非过河拆桥，失信于众？
王怀和龙超清等，从地方党委政府的角度看，袁王二人党的组织纪律淡薄，根本谈不上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红军只要继续与袁王的同盟，则湘赣边的地方政府工作、土地革命建设就得迁就二人的特殊性。因此，地方干部坚持，应遵从中央决议，彻底解决袁王问题。
当时，湘赣两省国军第三次“会剿”在即，打破“会剿”求存是第一位的任务，实在不宜搞什么内部整肃，反对派还是搁置争议，接受了德胜公一派的意见。

@死磕阿里1 2018-10-31 19:49:40

65年三线小平同志的胆量不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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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邓这个人，做君子是真君子，做小人是做真小人，胸襟是够的。

（八）“袁王事件”考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道德经《第四十九章》
“六大”文件有200页之多。常理，德胜公拿到文件后会提前翻阅一下，但很难全部细看。而其中《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决议案》“对土匪的关系”一段，原文实在是太刺激，摘录部分如下：
“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应。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坊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她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此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对迷信半迷信的农民武装（如红枪会等）组织，要求采取：“夺取其群众，孤立其首领，并乘机改变之。”
抛开组织信仰，此节内容确有悖人伦常情，予人卸磨杀驴之嫌。德胜公会前无准备，读到此节感觉不妥，跳过不传达，属正解。之后，德胜公主持开小会，面临“抚、瞒、杀”三策可选。
很显然，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杀”无异于自杀，没有可行性，众人不会拎不清此点。这也是小会上两派人争议虽激烈，但能很快就“不杀”达成一致的基本原因。
一旦决定“不杀”，则待之以诚，抚之！这是德胜公当时唯一正确的做法。选择瞒的策略，只是暂时回避了矛盾，徒然为日后事漏埋下互不信任的“祸根”，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呀！
因此，小会开完后，正解德胜公应推动前委形成一个组织决议，然后大方地告知袁王“六大决议”内容（袁王都是党员，按党章规定，本身就有知情权），以及前委对此事的看法和组织决议：袁王已经不是土匪，而是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是我们的好同志！。坦诚相待，将选择权主动交给袁王。两人如选择留，则指出其的不足，并要求他们今后用共产党人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进步～～丑话说前头；两人如选择走，则走有走的方式条件，双方谈妥，好和好散。
因为，只要组织上不公开正式地摘掉袁王头顶的土匪嫌疑，则“六大”决议就始终是悬在二人头顶的一柄夺魂刀，随时都可能爆发，要了二人的命，这对袁王孰为不公。如想彻底收服袁王，德胜公这个堂堂正正的胸襟应该有。
根据当时的情况，直接摘掉袁王二人的“土匪帽子”并非很难。“柏路会议”时，袁王二人都担任着重要的党政军职务，袁王都是湘赣边特委委员，以及红四军军委委员，红四军三十二团正副团长；同时，袁文才还是湘赣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宁冈县委书记。情理上，党能把这么重要的职务交给二人，他们当然是经过了党组织考验的好同志。既然事实上，袁王已经是“党内”同志了，他们身上的缺点错误，就应该按党内同志间的方式坦诚地对待处理。
中央“六大”决议给了前委一把杀人剑，但如何使用，地方领袖有很大的自主裁量权。实际中， 德胜公没有执行中央决议，却最终选择了“瞒”的策略。

@真相历史2015 2018-11-02 09:01:12
最近一直对楼主的民主很感兴趣，你一口一个民主，敢问在五六十年代你要啥样的民主？！封建贵族，个个分封吗？
呵呵，咱就是不理解，你的民主是谁上台？凭啥？这是你作为一个党员一直让我不解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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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宗教也好，主义也好，发明人一旦仙逝，门徒鲜有不四分五裂的。
争论谁的“XX主义”是真，谁的是假，不会有结果。还看各国人民用脚投票吧。
其实，后来者都是”修正“。非要打别人的旗号行事，既不自信，也没出息。
煮酒贴，考辨析清历史大关节中的一些事实、尽可能还原一些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做些思辨，就够了吧。
我写的就只代表个人观点。

@ywujun1969 2018-11-02 09:51:30
历来宗教也好，主义也好，发明人一旦仙逝，门徒鲜有不四分五裂的。
争论谁的“XX主义”是真，谁的是假，不会有结果。还看各国人民用脚投票吧。
其实，后来者都是”修正“。非要打别人的旗号行事，既不自信，也没出息。
煮酒贴，考辨析清历史大关节中的一些事实、尽可能还原一些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做些思辨，就够了吧。
我写的就只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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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历史2015 2018-11-02 10:53:16
让我来解读一下你的这段话啊。呵呵。
第一段，你这是废话，实际上，在开始，分裂都是正常的，比如在毛思想下，老干们和正常老百姓的解读就不同，还有你一再盲目歌颂的彭，这点，不需要我解释了。
第二段，争论主义是真，有两个层面，第一，就是你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你是还想借这个皮的，这点你是真不知道么？多少次你都是云共产主义等等等，你是啥意思？很简单，毛理解的共产主义是错误的，只有你理解的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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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与其要我回答，不如先把马恩的《共盟章程》和现实中的党章中规定的民主制度和相关的民主论述，拿出来，逐条对照。

@ywujun1969 2018-11-02 10:58:04
你与其要我回答，不如先把马恩的《共盟章程》和现实中的党章中规定的民主制度和相关的民主论述，拿出来，逐条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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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历史2015 2018-11-02 11:07:26
你说你吧，你都要用资本主义用脚投票来证明你的优越性了，你还好意思拿马列章程来扯淡？
马克思主义还说巴黎公社原则呢，你认为这事靠谱吗？你干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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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预设了你对，别人是错的，那还讨论个啥？
老兄，社会科学领域，”绝对真理“存在吗？

（九）“袁王事件”考
“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门徒。 爱子女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门徒。
为我献出生命者，能得到生命。”
《马太福音》
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内心世界最真实的写照。从德胜公大会上、小会后，都选择对“袁王”瞒的做法看，在德胜公内心，袁王是“特殊党员”，并未真把二人引为“同志”，完全地信任他们。
在对袁王的看法上，德胜公与特委其他人并无区别，差异只在对待袁王的具体方法上。德胜公是地方一把手，要对成事负责，客观上就必须更讲策略和实效。
毛朱彭陈等人和特委的龙王朱等人，投身革命前就不愁吃穿，他们在大革命失败后仍坚持革命不动摇，非为求个人荣华富贵，而是献身信仰。在具体工作中，大家虽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本质上却是“一类人”。德胜公等人追求和境界，与袁王有本质上的区别。以德胜公后来的成就看，其内心的“党员”标准，只比龙超清等人高，而不会低。
献身信仰是一种苦修，入者必超越凡俗，为真理随时准备牺牲。袁王都没这个觉悟，也无法约束世俗的欲望爱恨，这不是他们的错。袁王加入革命队伍，本意是抱团取暖，求利而已。他们对德胜公的革命武装有明显认识上的误解，袁王只看到，德胜公的队伍表明上成员主体是与他们一样的贫苦农民，就想当然地以为这也是一支农民“造反武装”，不过是领头人有本事、见过大世面而已。带着这个误解在革命队伍中混，或企图脚踏两只船，都足以“招死”。
在经济落后，民生凋敝的旧中国农村，袁王一类土匪武装司空见惯。土匪武装其成员多来自破产的周边贫农，这些破产贫苦农民为求生计，被迫铤而走险，结帮为匪与官府豪绅对抗。土匪武装通常选择官府治理的薄弱地带，作为自己的驻营地，这些地带要么是边缘蛮荒山区，要么是几省边界地区，天高皇帝远。官府认为其威胁不大，而讨伐成本高，一般选择无视或招安，要么因地跨几省边界，在出人出钱和责任问题上，互相推诿观望，难成合力进剿。
大革命失败后，我军残存的力量不得不远离中心城市和平原地区，撤退到偏远山区和边界坚持武装斗争。在这些地区，红军与当地绿林土匪武装发生交集不可避免。土匪武装的反官府性、贫民成分，对同样以贫苦农民为主体、被官府打压的中共部队有天然的同情，这是结盟的基础。
另一面，刚退入农村的红军在自己很弱小，没有稳固根据地的情况下，通过收编当地土匪武装或双方结盟，迅速壮大革命军队，站稳脚跟，几乎是必然的选择。但土匪武装毕竟与红军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武装，他们很难做到“服从纪律，听党指挥”。革命高潮时，跟着一起跑，形势严峻时，逃跑反水，当时是常态。因此，收编的土匪武装必须经过信仰和组织改造，以使其脱胎换骨，成为听党指挥的红军。
土匪武装“与红军共舞”，要么诚心接受彻底改造，要么被最终清洗出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在永新联席会议上，面对中央代表和特委，袁、王坚持改编后的地方武装必须由他们统领指挥，以至于拔枪相向的行为，无异于试图“枪指挥党”，已经突破了中共的底线。和平改编路不通，就只能武力改编。
逻辑上，红军领导人要“与狼共舞”，就必须知己知彼，必要的时候，需要比狼更狼性～
乱世中的领袖，天使与魔鬼两张面孔，通常他会教人做坏事，但睿智者，自己并不出手。

@又到407 2018-11-06 08:48:52
你说的权利基础太弱是什么意思？政治素人？那川普这个素人很威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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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基础太弱”，是相对而言，看跟谁比。
他们要么能抓住群众，要么能抓住干部也行，要么能抓住枪杆子。
三样都一般般，就是基础太弱。

简单讲：
改革实践，有效果，就是真理。

单独讲德胜公有群众基础，老干们就没有群众基础了？这肯定不是事实。
各有各的群众基础吧。

德胜公改革，最后人亡政息，从结局和效果看，只能说他搞得太超前，脱离了当时中国的现实，脱离了中国几千年形成的文化历史现状。
老子下面这一句话，对期望“圣人出，天下治”的人而言，说的很深刻，很绝望吧：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呵呵，近代史，分析史料，梳理关系，就事论事，尽量不做道德评判好些吧。
否则，一开贴，不是开成批判会，就是开成追悼会。

东西方集权制崩溃后，精英草根们都在寻找自己心中更理想的政体，以求世界大同。
假设存在：下、中、上三策。如果“完全集权制”是最糟糕的，现已存在的各色“民主”制，则也几可肯定对大多数国家而言，不是最好的制度选择。
民主制，笼而统之讲：就是一船人出发，没有船长。船往哪开，大家就吵，吵不出共识，就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所以，民主制作为集权制崩溃后的替代，是无可奈何的下策，但却不是最糟的选择，这一点已被19-20世纪东西方各国的政治实践一再证明。

看一个政治人物，就是看他这个人，不要听的“主义”：他干了什么事，干的事留下了多少，留下的是好的多，还是坏的多。
在已经全球化的开放世界，东西方冷战也阻止不了这一点，德胜公团队建政后，最大的挑战是需要制度创新：简言之，至少要给出“中策”，体现出比西方民主制更优越的体制制度优势，长期竞争就是体制竞争。

传统东西方政治“求治”，有两个基本思路：
一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谓“先富后治”，语出管子，采用此思路，则必强调放权于民间，开放市场，民富民强必是果，皇权官僚不创造物质财富呀。但毛病是怎么限制“资本”无限膨胀导致的社会不公和异化？
一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是谓“先治后富”，语出孔子，采用此思路，则必然强调集权于上，而后厉行财富集中，思想集中”一元化“改造，很斗心中一个”私“字，则民贫民怯必是果。其毛病是怎么限制”权利“的无限膨胀导致的异化和社会不公？
映照下德胜公大药劲文革，德胜公的路子，接近管子，还是孔子？无论德胜公初心怎样，“先治后富”的实践改革碰壁了。
毫无疑问，走“先治后富”之路，必先要集权而后推动全民运动，此类社会改革成败，太依赖运动领导者团队的个人品德情操了。
当年进京，德胜公更应坚持不进”中南海“，而不是大谈”赶考“。要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防微杜渐。或可有很大的可能。

民主集中制，是一条中策，还是上策，这是一个问题，关键看对中国社会的疗效，也看能否真正贯彻到底。
因为曾经走样成了“集中制”呀。

@真相历史2015 2018-11-07 09:52:49
从道理上来讲，村民自治是几乎不可能控制和组织农民开展各种重大基建工程的，尤其是水利工程！
可以说，没有公社化，就没有足够多的水利工程！这是合作社和高级社都无法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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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按你的逻辑，中国古代就高不成水利建设了，国外没有公社化，就没有大型水利工程了。
国家收税，是干啥的。不就是干公共基础设施嘛。

@真相历史2015 2018-11-07 11:37:16
1952年，军队中128万排长以上的军官，达到大学文化程度的人为2.14%，具有高中水平的占12%，有27.21%的人是文盲。
1950年3月，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材料：
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领导人员中，近50%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
中共准备用2-3年时间在党的基层干部中扫除文盲，用5年时间在一般党员中扫除文盲。
国家统计局数字：
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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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说毛时代一无是处。
作为共产党人，普及教育，是在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你跟大清朝比有什么意思。
但说不好听的，怎么评价输出的质量。
毛时代工业建设，科技文化建设，主要的精英骨干力量，却是民国培养的一批人，欧美留学回国的一批人。
江青1967的一个对北京造反派的公开讲话，讲其女儿李纳在学校一事：
“ 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 。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 。”
《顿顿的静河》，这是当年的一个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