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毛泽东思想与现代中国的几个碎片
快刀丁三
1楼
略论毛泽东思想与现代中国的几个碎片
一、引言
40年代中期,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与黄炎培进行着著名的“周期律”对话。当毛泽东轻轻吐出“跳出周期律的道路,是民主”时,延安事实上对“城市中立阶层”做出了一个许诺。这个许诺的意义是如此简单,又如此重大,以至于后来为国共双方众口相忌。
这个“城市中立阶层”,生活在上海、南京、汉口、重庆等。这是广漠的农业中国背景下的几个孤岛,孤岛上同样孤单、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是记者、教师、工程师、医生、作家、学生、学者、小私有企业主、经理……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中产的,市民的,温和的,某种意义上也是隔绝于苦难国土的新生活方式的代表者。
这些人,大多数生活在口岸城市,即使是他们的社会身份,本身也是“舶来品”。但就历史来说,他们也并不是毫无渊源、横空出世的一群人。他们的上一辈,事实上是那些拖着辫子或剪掉了辫子的中下层士绅,这一点,不论从地位、作用还是血缘,都可以找到依据。30多年前,正是中下层士绅、新军和秘密会社的结合,终结了一个2000多年的帝国。
他们的上辈本身是无力的:这种无力表现在他们只有给奄奄一息的古老帝国致命一击的能力,却丝毫没有重新建设一个国家的能力。破坏性大于建设性。虽然中下层士绅代表了一种几千年的传统、代表了数以亿计的人民,但恰恰是这个“代表”,使他们无法挣脱和超越他们的身份属性,无力去建设一个新中国。而到他们这一辈,毫无疑问,更加的无力,因为随着一代人的成长,与口岸世界更加严密的结合,与广漠国土极其严重的隔绝,他们已最终沦为古老中国肌体上的一层油脂,和肌体不再关联,只要政权稍微强大,就随时可以剥离掉它。
但,在40年代中后期,争取这样的一个人群,却是毛泽东的战略目标之一。为此,他甚至不顾党的理论和传统,许诺“民主”;为此,中共最被这个阶层接受的人物------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已频繁往来延安和重庆、南京将近10个年头。
原因惊人的简单,又惊人的重大。这个阶层,事实上是南京、国民党的基石。
从南京政权、国民党出现的第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组织涣散、成分复杂、能力极其低下的政党。留学生、新军、宪政学者、秘密会社成员、华侨、地方士绅,是它第一阶段的主要党员构成。其中,有真正社会影响力的,是地方士绅和秘密会社。但,这是两个先天不足的群体,留念过往的生活,狭隘视野,地方思维,乃至固步自封,使他们不可能对抗列强、军阀、鸦片、腐败、农村破产、人民蒙昧、国家一盘散沙等延续百年的顽疾。甚至,很大程度上说,他们本身就是这一幅中国图景的“添加剂”。
这群人的名义上领导起国家,也正是那十几年地方主义盛行的根本原因。而后,随着欧战的结束、地方军阀的摧毁农村组织,中国社会的重心,至少是表面上看,迅速转移向了几个孤岛般的城市。20年代上海的迅速崛起,从一个角度折射了这个变迁。国民党的组织基石,也就从地方士绅、秘密会社,转向了上述的“中立阶层”。
西山会议派、孙科等,没有注意到这个变迁,他们失败了;汪精卫、胡汉民等,无力把握住这个变迁,他们失败了。蒋介石了解着这个变迁,并以各种手段争取着这个阶层,包括笔者曾详细描述的“蓝衣社运动”,事实上都是面对这个阶层的努力,于是,当几十万新市民新阶层被控制在他的组织之下时,他也就以三大势力------黄埔、买办和新阶层,成为了国民党的头号强人。特别是这个“中立阶层”、新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30年代民国名不副实、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特别是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就是由这个阶层推动的。
但,抗日圣战使这个阶层元气大伤。他们失去了原本宽裕的中产生活,在严酷的民族决战中,事实上也失去了部分的话语权力。“国防文学”等的兴起就证明了这一点。军人特别是特务的权力被前所未有地加强了。而蒋介石更或有意或无意地,以轻蔑的态度面对这个阶层。
胜利和还都,给这个阶层以希望:宽裕生活、受人尊重的地位、话语权、乃至“建设”……这些他们渴盼8年的东西,似乎近在眼前。但,随后两年的历史表明,他们一个都没得到,他们也将一个都不会得到。“反饥饿”的口号、下关事件、“国大”选举和“反内战”的口号……1946年和1947年成为媒介焦点的这些词汇,正是他们处境的写照。
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组织了包括“民主同盟”在内的政党。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谁都一清二楚:比起他们的上辈,他们连破坏的能力都很有限了。他们只能在两股大势力中作出依附性选择。
1946年到1947年,毛泽东连他们的依附都不需要。他需要的只是“中立”。1946年到1947年,蒋介石也拒绝了他们的依附,只是,他不知道,没有他们的依附的话,即使他们只是“中立”, 虽然不会加剧延安、共产党的强势,但却会掏空了南京、国民党的躯体,让他们更加没有能力。
如果说,在此之前,只是南京的令人无法容忍的腐败和粗暴,让“中立阶层”一再失望,从而情感复杂态度模糊的话,那么,在一次次“访问延安”,而共产党又如此成功地缔造了自己爱国、清廉、开明、有力的形象之后,选择就变得简单。
久经苦难的中国人民,急于终结一个世纪的懦弱、动乱、战争,于是,历史简单到了“非此即彼”的地步。也于是,在四十年代中后期,南京失去了什么,延安就得到了什么。
于是,1947年夏天以后,一边是空前学潮,另一边是大军挺进。2年后,民国亡。
进行毛泽东思想研究,选择这个视角作切入,是一件冒险的事。但“引言”毕竟是“引言”,这第一个碎片,可以纽带此前和此后的毛泽东、中共和中国命运。
一、引言
40年代中期,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与黄炎培进行着著名的“周期律”对话。当毛泽东轻轻吐出“跳出周期律的道路,是民主”时,延安事实上对“城市中立阶层”做出了一个许诺。这个许诺的意义是如此简单,又如此重大,以至于后来为国共双方众口相忌。
这个“城市中立阶层”,生活在上海、南京、汉口、重庆等。这是广漠的农业中国背景下的几个孤岛,孤岛上同样孤单、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是记者、教师、工程师、医生、作家、学生、学者、小私有企业主、经理……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中产的,市民的,温和的,某种意义上也是隔绝于苦难国土的新生活方式的代表者。
这些人,大多数生活在口岸城市,即使是他们的社会身份,本身也是“舶来品”。但就历史来说,他们也并不是毫无渊源、横空出世的一群人。他们的上一辈,事实上是那些拖着辫子或剪掉了辫子的中下层士绅,这一点,不论从地位、作用还是血缘,都可以找到依据。30多年前,正是中下层士绅、新军和秘密会社的结合,终结了一个2000多年的帝国。
他们的上辈本身是无力的:这种无力表现在他们只有给奄奄一息的古老帝国致命一击的能力,却丝毫没有重新建设一个国家的能力。破坏性大于建设性。虽然中下层士绅代表了一种几千年的传统、代表了数以亿计的人民,但恰恰是这个“代表”,使他们无法挣脱和超越他们的身份属性,无力去建设一个新中国。而到他们这一辈,毫无疑问,更加的无力,因为随着一代人的成长,与口岸世界更加严密的结合,与广漠国土极其严重的隔绝,他们已最终沦为古老中国肌体上的一层油脂,和肌体不再关联,只要政权稍微强大,就随时可以剥离掉它。
但,在40年代中后期,争取这样的一个人群,却是毛泽东的战略目标之一。为此,他甚至不顾党的理论和传统,许诺“民主”;为此,中共最被这个阶层接受的人物------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已频繁往来延安和重庆、南京将近10个年头。
原因惊人的简单,又惊人的重大。这个阶层,事实上是南京、国民党的基石。
从南京政权、国民党出现的第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组织涣散、成分复杂、能力极其低下的政党。留学生、新军、宪政学者、秘密会社成员、华侨、地方士绅,是它第一阶段的主要党员构成。其中,有真正社会影响力的,是地方士绅和秘密会社。但,这是两个先天不足的群体,留念过往的生活,狭隘视野,地方思维,乃至固步自封,使他们不可能对抗列强、军阀、鸦片、腐败、农村破产、人民蒙昧、国家一盘散沙等延续百年的顽疾。甚至,很大程度上说,他们本身就是这一幅中国图景的“添加剂”。
这群人的名义上领导起国家,也正是那十几年地方主义盛行的根本原因。而后,随着欧战的结束、地方军阀的摧毁农村组织,中国社会的重心,至少是表面上看,迅速转移向了几个孤岛般的城市。20年代上海的迅速崛起,从一个角度折射了这个变迁。国民党的组织基石,也就从地方士绅、秘密会社,转向了上述的“中立阶层”。
西山会议派、孙科等,没有注意到这个变迁,他们失败了;汪精卫、胡汉民等,无力把握住这个变迁,他们失败了。蒋介石了解着这个变迁,并以各种手段争取着这个阶层,包括笔者曾详细描述的“蓝衣社运动”,事实上都是面对这个阶层的努力,于是,当几十万新市民新阶层被控制在他的组织之下时,他也就以三大势力------黄埔、买办和新阶层,成为了国民党的头号强人。特别是这个“中立阶层”、新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30年代民国名不副实、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特别是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就是由这个阶层推动的。
但,抗日圣战使这个阶层元气大伤。他们失去了原本宽裕的中产生活,在严酷的民族决战中,事实上也失去了部分的话语权力。“国防文学”等的兴起就证明了这一点。军人特别是特务的权力被前所未有地加强了。而蒋介石更或有意或无意地,以轻蔑的态度面对这个阶层。
胜利和还都,给这个阶层以希望:宽裕生活、受人尊重的地位、话语权、乃至“建设”……这些他们渴盼8年的东西,似乎近在眼前。但,随后两年的历史表明,他们一个都没得到,他们也将一个都不会得到。“反饥饿”的口号、下关事件、“国大”选举和“反内战”的口号……1946年和1947年成为媒介焦点的这些词汇,正是他们处境的写照。
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组织了包括“民主同盟”在内的政党。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谁都一清二楚:比起他们的上辈,他们连破坏的能力都很有限了。他们只能在两股大势力中作出依附性选择。
1946年到1947年,毛泽东连他们的依附都不需要。他需要的只是“中立”。1946年到1947年,蒋介石也拒绝了他们的依附,只是,他不知道,没有他们的依附的话,即使他们只是“中立”, 虽然不会加剧延安、共产党的强势,但却会掏空了南京、国民党的躯体,让他们更加没有能力。
如果说,在此之前,只是南京的令人无法容忍的腐败和粗暴,让“中立阶层”一再失望,从而情感复杂态度模糊的话,那么,在一次次“访问延安”,而共产党又如此成功地缔造了自己爱国、清廉、开明、有力的形象之后,选择就变得简单。
久经苦难的中国人民,急于终结一个世纪的懦弱、动乱、战争,于是,历史简单到了“非此即彼”的地步。也于是,在四十年代中后期,南京失去了什么,延安就得到了什么。
于是,1947年夏天以后,一边是空前学潮,另一边是大军挺进。2年后,民国亡。
进行毛泽东思想研究,选择这个视角作切入,是一件冒险的事。但“引言”毕竟是“引言”,这第一个碎片,可以纽带此前和此后的毛泽东、中共和中国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