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左转？
快刀丁三
1楼
说明：本篇的由来------一把老刀兄建议我以“中国，向左转”为主题，谈一些看法。但我对历史懂一点，其它所知有限。因此，算是抛砖引玉，请各位网友多提意见。
中国，向左转？
2003年3月18日，新任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以“社会主义是大海，大海是不会枯竭的，大海可以容纳百川。只有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和完善”的语句，回答了美国记者关于“文革”等问题的提问。当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并不是一句空话，相反，它立意深远、落笔寥廓。因为这寥寥几十字的背景，是长达近百年的一个中国梦。
小实验
1912年起，以北京为中心，中国进入了惨淡的宪政实验期。几乎与此同时，主要发生在遥远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开始瓦解中国青年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心：无数的死难、鲜血让人认识到，一种强调个体、鼓励竞争的社会思潮，也会导致“文明世界”的空前战争。
自严复传播《天演论》以来，几十年里，对中国人来说，“宪政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很少有人是为宪政而宪政，相反，只是因为亡种亡族的忧患，只是因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接受，中国人才接纳了宪政这个“药剂”。既然如此，到1918年前后，当中国宪政之路显得如此荒诞可笑，而宪政的来源地---西方世界---本身都已陷入巨大危机的时候，有几个人还愿意相信什么宪政呢？。
1918年以后，开始席卷中国青年的思潮，主要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些小实验在北京、上海等地出现了。互助主义、“新村实验”、社会主义青年小组……这些青年社群的规模都很小，人数从几十到几百不等，就时间来说也都昙花一现。但，它却包含了几乎所有中国现代史的大人物。 这些小实验的领导者的心中，都有一种清新而懵懂的对新世界的向往和冲动：儒教社会是老态龙钟、腐朽不堪的，西方世界是弱肉强食、粗野罪恶的，那么，能不能缔造一个朴素、平等的新世界呢？
在这股新思潮中，年轻的巴金投身于“美丽的安琪那的旗帜”。终其一生，事实上都可以把他看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年长几岁的毛泽东，为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写了长长的批注。后来，他虽然领导起了最大的、号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但终其一生，他却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儒教、反对西方，并在这二者中寻求新的出路，这就是他给自己赋予的、一生的使命。
中体西用
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从一小群列宁主义者的手里，转移到了毛泽东的手里。从这时起，特别是延安整风时期，毛致力于对党的新“中体西用”的改造。马克思主义是好箭，但它必须射在中国的靶子上。换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只是“用”。
那么，中国的“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当然不是儒教。1935年，当长征路上的毛还无暇思考这一问题时，在南京的蒋介石还在进行着以儒教礼仪为核心诉求的“新生活运动”。在这里，蒋设计了一个奇特的世界秩序：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分为二，在人际关系上，应以儒教礼仪为秩序，但精神内核却应该是尚武的。由此去建构一个内部彬彬有礼，也可以适当运用特*务政治，对外则是军国化的社会。
无疑，这是一百年来“中体西用”实验的新版本：“用”已从西方的武器科技（李鸿章）、政治制度（孙中山）深入到了心灵与精神（蒋介石）。但或许也是最拙劣的一个版本。到次年，蒋就黯然宣布运动失败了。
在1937年到1949年的漫长战争后，毛终于有时间来思考中国的“体”了。与100年来的政治家都截然相反，他的前辈思考的都是如何保存以儒学为核心的儒教世界，而他思考的却是如何彻底根除儒教世界。
大实验
1952年到1959年的中共党史，是一部共产党在各个领域都取得绝对权威地位的历史。流民替代了绅士、祠堂，领导起了乡村，并被党视为基础；30年前的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的梦想，不仅在乡村，而且在城市的一部分领域，有了它的组织载体，并进一步过渡到“公社”---公社理想同样是30年前的产物；公私合营开始消抹西方世界在中国的脆弱基础；反右运动轻而易举地根除了半个世纪来始终孤独、但延绵不绝的自由主义思潮……毛和他的训练有素的党，在短短十年间到达了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权力顶峰。
但“组织”是为“路线”服务的。毛要的是怎样的一个“路线”呢？“新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换而言之，中国的“体”应该是什么呢？
在整个50年代，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并无进展。于是，喧嚣一时的，是一个与此差异巨大的论断---“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但毛却不仅反感苏联，更知道中国不可能变成苏联，无论就历史、文化还是经济资源。
50年代，党的权力仍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毛和他的军官们（军事）；刘少奇和他的财经、行政干部们（行政）；王明和他的理论家们（意识形态）。但1959年的中苏论战及其后的决裂，却意味着莫斯科派的最终垮台。苏联的今天不再是中国的明天，毛必须尽快地寻求着中国的“体”。
毛从经济着手，试图以中国人千年未有的激情，创造一个人间乌托邦。但其后果却是长达3年的大饥荒。在大饥荒后，财经、行政干部渐渐处在权力的中心。它不仅威胁毛的地位，而且让毛恐惧不已的是，这些人和历史上的官僚似乎并无不同。
60年代初、中期，一方面，特权阶层在中国出现了，它引发了人民的不满；另一方面，毛不动声色地开始接管宣传舆论，并以四清等运动抵制着官僚的扩张。1966年，宣传、青年结合这种不满，成为文革的导火索。
文革最终成为一场浩劫。它反官僚、反儒教，并试图一劳永逸地培育出一代“新人”，这些“新人”不仅将持续监督官僚，最好还能取代官僚，领导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些新人将和历史、和西方毫无瓜葛，朴素、尚武、充满献身精神，在他们领导下，中国社会平均、有力，并将担负起使“环球同此凉热”的责任，去实现大同世界……
毛没有描述这个中国之“体”的具体形态，他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不破不立”，而“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他用他充满民粹倾向的脑袋，认为中国人在“破”中，能焕发出他热衷的一切“美德”。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不过三年，中国社会变得那么粗俗、邪恶，以至于他只能动用军队，开始全社会的军管。
官僚的回归
文革“打倒”了大部分的财经、行政官员，树立了他真正的嫡系---军队的绝对权威。但一个没有官僚的中国社会是可以想象的吗？更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军队就真的那么靠得住吗？
70年代初，特别是在林彪叛逃后，官僚又悄悄地回到了社会。在基层，是所谓的三结合，那些个人品格近似于他们在中南海的代表江*清一样的、恶劣无知的“新人”，被迫与官僚、军队分享着权力；在高层，则以邓小*平复出为标志，财经、行政干部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这开启了官僚回归的潮流。在邓小*平的努力中，中国人发现了，绝对的平等往往是最恶劣社会的幌子，有官僚的世界比无秩序的世界要好的多。毛的影响开始退潮了，特别是在城市。70年代后期，邓开始彻底根除“新人”们的影响，这就是清查“三种人”等努力；而80年代初期开始，军队也渐渐被削弱了。一个财经、行政文官主导的世界又出现了。
改革开放
我出生于70年代中期，并亲身阅历了以1984年为顶峰的，中国人200年来没有过的清新、和谐、充满激情的时代。在1984年进城前，我看到共青团组织有力地引导着乡村的移风易俗，乡村教师为许多失学女童扫盲，虽然仍很贫穷，但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却代表了无数中国农民的心声。这一年冬天，老家数百壮丁在滩涂地上，顶着寒风、喊着号子开出了数千亩的鱼塘、养殖场。而进城后，我亲眼看到我的邻居，一个叫“丽英”的青工每天早上自学日语，弄巷里的许多青工也进入夜校、开展生产竞赛、考取各种文凭……那时，希望在每一寸土地上都荡漾着。
但这个时代却为时短暂。8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府主要在两个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失误。一是商品经济管理、金融管理的经验缺乏，这导致了消费品工业的匮乏，物价横飞。可以说，几乎一夜之间，城市的人心就变得骚乱不已；另一是知识分子政策，普遍的低待遇结合宪政思潮的回流，使经济诉求化而为政治诉求，并以城市的骚乱人心为基础，导致了六*四风波。
90年代初的“市场经济”政策，基本解决了这两个困绕着80年代的问题。消费品从匮缺转而鼓励消费、“拉动内需”；知识分子成为萌芽的中产阶级的主体。但与此同时，另一不和谐的旋律，却开始充斥着中国社会。那就是大量的社会问题。究其根源，这是因为对“社会主义”理想与实践的渐行渐远。
社会问题
“名左实右”是9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鸣锣开道，投机分子结合腐败官员上下其手，使中国新经济权贵的原始积累速度，快于任何一个国家、时代。以房地产为象征的行业，掏空了中国大部分市民的腰包。更多的国企在改制等名目下，或休克，或被掏空，制造了大批失业工人。与此同时，与城市对峙的广漠农村，仍基本延续着千百年来不变的小户生产、传统耕作的方式，他们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这结合古老的税费问题，使“三农”成为比“下岗”更为普遍的社会焦点。至少在经济领域，强调个体、鼓励竞争的思潮在中国，每一个毛孔里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与经济领域相对应，意识形态也进入了一个空前混沌的时期。毛时代的平均主义成了底层众多人民幻想的鸦片，一种怀旧式的鸦片，但在拥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乃至绝大多数的青年那里，这却是最荒谬的；一代人向后看，而他们的孩子却都截然相反地向前看，这几乎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现象。自由主义思潮不动声色、然而水银泻地一般地占据了中间阶层的脑袋，并表现出一种最矛盾、最令人哑然失笑的形态：一方面是鼓吹个人价值、自由市场竞争，同时却又把与此不可分割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事件，统统或有意或无意归结到党的头上；另一方面是继续应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宣扬宪政的必然性与“普世价值”，攻击国情论，而绝口不提上世纪宪政实验对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更有甚者为宪政而宪政，美化那些灾难性后果。最后，党本身的面目似乎也日渐模糊，它的语言是毛时代的，身体却象是古代的官僚，而一些行为则有点接近资本家。
一百年历史的不断割裂，造成了中国人普遍而空前的混沌形态。一百年前，几乎所有人都是儒教徒；五十年前，几乎所有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二十年前，几乎所有人都是社会主义者，而如今，几乎所有人都是实用者、利己者。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一个怎样的社会？除了实用、利己，我们还能不能找到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其它主特征？几乎没有人能够回答。
我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往事
1991年，我还是一个17岁的失学小青年。这一年开始，在福建省图书馆，我开始了自己两年的艰难自学。当身周世界进行着纷纭、浩荡的变革时，我却把自己埋进了故纸堆，除了大量小说的阅读之外，中国历史、中共党史始终象磁石式地吸引着我。我知道自己是在用心灵探求，探求一个平等、温情、朴素、美好的社会。
我知道这样的一个社会，被叫作“社会主义”。但我不知道这样一个社会的具体形态。接着，是游学北京，是22岁后辛酸、惨淡的自虐生活和养家糊口，一直到27岁，我才来得及回到书桌边。而此前一年，我已开始接触《论语》。最初，我以为在过往的儒教社会中，隐含着这样一个社会的痕迹。
这一年，我开始写我的《蓝衣社》。它的提纲之一，就是我3年前曾贴在这里的《民国对话》。在其中，我倾诉了自己对伟大祖先、中华文明的情感：
“在这样的急功近利、浮躁心态支持下，一种‘过去一定不好’、‘好的都在未来’的对遗产的态度，也迅速地席卷了这个国家、席卷了亿兆的苍生。孔子及其形象，《四书》及其思考，慢慢地面目全非。他们成了中国人讥笑的对象。中国人100多年来，都在讥笑着自己的先祖、那些伟大的充满智慧的先祖。
“上帝啊！你为什么这么安排我们中国人的命运！为什么这样嘲笑着我们那些虽然一无所有、但是还挚烈地热爱着生活和人类、贫穷而正直善良的父母亲们？上帝啊！你还要嘲弄我们这些青年吗？已经有那么多决心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美和自由事业的青年，灵魂被扭曲、尊严被践踏，甚至试图用法西斯和其它集权方式，最终让自己成为了文明的笑料了啊。
上帝，你不能略略地爱护一些我们这样的儒教徒吗？我们，生长在东方，我们爱土地，爱家庭，爱祖先，并愿意为自己的后代，做一切一切的牺牲！我们虽然因为盲目，曾经拒绝文明，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土地更加的丰美，民众更加的幸福。‘……由此上溯到公元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幸福……’。
“上帝，如果你要继续降罪于我们这个那么伟大、有着那样智慧的国家，那么，就到我们这一代吧！我们的子孙，要富足和安定，在阳光下享受人世的美好，然后，送走老人，带大孩子，最后自己躺在温暖的床上，安静地和祖先见面。上帝啊，我愿意做你最后的祭祀品，我愿意啊！
“在火车上的简易厕所里，和此时的宁静的凌晨，在写这些话的时候，作者一次一次地泪流满面。”
------《民国对话》，2001年旧稿
但这只是个体的情感，一种对历史的态度。在接下去3年的阅读里，我渐渐知道，《论语》能够安抚我的魂灵，指引我的人生之路，但它也只应限于这个形态，限于“儒学”而不是“儒教”。它不能引领出那个平等、温情、朴素、美好的社会。
2003年3月16日，《蓝衣社》最终改定后，我和我的妻子开始了在武夷山的小住。于是，我们也在武夷山的下榻处、我们一个朋友的宾馆，听到了温家宝的答记者问，并重新拣起了对“社会主义”的思考。
社会主义
中国是否在“向左转”？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扶助农工、废除恶法、打击豪强虽然都仅仅是开了一个头，它却显然是一个宏大战略的组成部分。在当代，只有一些带着社会主义色彩的措施，才能如此有力地获得社会均衡：不仅是对怀旧人群的精神慰籍；人数最多的工人农民，在90年代却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他们失去的最多，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及经济政策来予他们以补偿；最后，地方豪强、经济权贵必然得到打击，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些蠹虫的泛滥只会造成社会的崩盘。所谓“私产入宪”等自由主义者的呼声，不过是地方豪强、经济权贵试图使不义所得合法化的折射而已。
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向左转”。问题在于我们一定要“向前进”。这就又回到了经济的公平（社会主义）与效率（市场经济）、政治的集权与制衡（民主）、文化的坚持传统与兼收并蓄等等老问题。中国不能失去公平、集权与对传统的捍卫，否则中华民族不仅将再次陷入社会危机，而且也将丧失自己的身份感；中国也不能缺少后者，否则，在信息社会的前提下，一个停滞、封闭与僵化的社会，将更快、更可怕地崩盘。
这就又回到了开篇的内容。中国政府将如何容纳百川、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我们将如何通往那平等、温情、朴素、美好的社会？换而言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走得更快些，更稳些，更少曲折些？
愿上苍护佑我伟大的中华民族！
中国，向左转？
2003年3月18日，新任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以“社会主义是大海，大海是不会枯竭的，大海可以容纳百川。只有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和完善”的语句，回答了美国记者关于“文革”等问题的提问。当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并不是一句空话，相反，它立意深远、落笔寥廓。因为这寥寥几十字的背景，是长达近百年的一个中国梦。
小实验
1912年起，以北京为中心，中国进入了惨淡的宪政实验期。几乎与此同时，主要发生在遥远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开始瓦解中国青年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心：无数的死难、鲜血让人认识到，一种强调个体、鼓励竞争的社会思潮，也会导致“文明世界”的空前战争。
自严复传播《天演论》以来，几十年里，对中国人来说，“宪政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很少有人是为宪政而宪政，相反，只是因为亡种亡族的忧患，只是因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接受，中国人才接纳了宪政这个“药剂”。既然如此，到1918年前后，当中国宪政之路显得如此荒诞可笑，而宪政的来源地---西方世界---本身都已陷入巨大危机的时候，有几个人还愿意相信什么宪政呢？。
1918年以后，开始席卷中国青年的思潮，主要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些小实验在北京、上海等地出现了。互助主义、“新村实验”、社会主义青年小组……这些青年社群的规模都很小，人数从几十到几百不等，就时间来说也都昙花一现。但，它却包含了几乎所有中国现代史的大人物。 这些小实验的领导者的心中，都有一种清新而懵懂的对新世界的向往和冲动：儒教社会是老态龙钟、腐朽不堪的，西方世界是弱肉强食、粗野罪恶的，那么，能不能缔造一个朴素、平等的新世界呢？
在这股新思潮中，年轻的巴金投身于“美丽的安琪那的旗帜”。终其一生，事实上都可以把他看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年长几岁的毛泽东，为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写了长长的批注。后来，他虽然领导起了最大的、号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但终其一生，他却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儒教、反对西方，并在这二者中寻求新的出路，这就是他给自己赋予的、一生的使命。
中体西用
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从一小群列宁主义者的手里，转移到了毛泽东的手里。从这时起，特别是延安整风时期，毛致力于对党的新“中体西用”的改造。马克思主义是好箭，但它必须射在中国的靶子上。换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只是“用”。
那么，中国的“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当然不是儒教。1935年，当长征路上的毛还无暇思考这一问题时，在南京的蒋介石还在进行着以儒教礼仪为核心诉求的“新生活运动”。在这里，蒋设计了一个奇特的世界秩序：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分为二，在人际关系上，应以儒教礼仪为秩序，但精神内核却应该是尚武的。由此去建构一个内部彬彬有礼，也可以适当运用特*务政治，对外则是军国化的社会。
无疑，这是一百年来“中体西用”实验的新版本：“用”已从西方的武器科技（李鸿章）、政治制度（孙中山）深入到了心灵与精神（蒋介石）。但或许也是最拙劣的一个版本。到次年，蒋就黯然宣布运动失败了。
在1937年到1949年的漫长战争后，毛终于有时间来思考中国的“体”了。与100年来的政治家都截然相反，他的前辈思考的都是如何保存以儒学为核心的儒教世界，而他思考的却是如何彻底根除儒教世界。
大实验
1952年到1959年的中共党史，是一部共产党在各个领域都取得绝对权威地位的历史。流民替代了绅士、祠堂，领导起了乡村，并被党视为基础；30年前的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的梦想，不仅在乡村，而且在城市的一部分领域，有了它的组织载体，并进一步过渡到“公社”---公社理想同样是30年前的产物；公私合营开始消抹西方世界在中国的脆弱基础；反右运动轻而易举地根除了半个世纪来始终孤独、但延绵不绝的自由主义思潮……毛和他的训练有素的党，在短短十年间到达了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权力顶峰。
但“组织”是为“路线”服务的。毛要的是怎样的一个“路线”呢？“新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换而言之，中国的“体”应该是什么呢？
在整个50年代，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并无进展。于是，喧嚣一时的，是一个与此差异巨大的论断---“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但毛却不仅反感苏联，更知道中国不可能变成苏联，无论就历史、文化还是经济资源。
50年代，党的权力仍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毛和他的军官们（军事）；刘少奇和他的财经、行政干部们（行政）；王明和他的理论家们（意识形态）。但1959年的中苏论战及其后的决裂，却意味着莫斯科派的最终垮台。苏联的今天不再是中国的明天，毛必须尽快地寻求着中国的“体”。
毛从经济着手，试图以中国人千年未有的激情，创造一个人间乌托邦。但其后果却是长达3年的大饥荒。在大饥荒后，财经、行政干部渐渐处在权力的中心。它不仅威胁毛的地位，而且让毛恐惧不已的是，这些人和历史上的官僚似乎并无不同。
60年代初、中期，一方面，特权阶层在中国出现了，它引发了人民的不满；另一方面，毛不动声色地开始接管宣传舆论，并以四清等运动抵制着官僚的扩张。1966年，宣传、青年结合这种不满，成为文革的导火索。
文革最终成为一场浩劫。它反官僚、反儒教，并试图一劳永逸地培育出一代“新人”，这些“新人”不仅将持续监督官僚，最好还能取代官僚，领导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些新人将和历史、和西方毫无瓜葛，朴素、尚武、充满献身精神，在他们领导下，中国社会平均、有力，并将担负起使“环球同此凉热”的责任，去实现大同世界……
毛没有描述这个中国之“体”的具体形态，他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不破不立”，而“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他用他充满民粹倾向的脑袋，认为中国人在“破”中，能焕发出他热衷的一切“美德”。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不过三年，中国社会变得那么粗俗、邪恶，以至于他只能动用军队，开始全社会的军管。
官僚的回归
文革“打倒”了大部分的财经、行政官员，树立了他真正的嫡系---军队的绝对权威。但一个没有官僚的中国社会是可以想象的吗？更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军队就真的那么靠得住吗？
70年代初，特别是在林彪叛逃后，官僚又悄悄地回到了社会。在基层，是所谓的三结合，那些个人品格近似于他们在中南海的代表江*清一样的、恶劣无知的“新人”，被迫与官僚、军队分享着权力；在高层，则以邓小*平复出为标志，财经、行政干部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这开启了官僚回归的潮流。在邓小*平的努力中，中国人发现了，绝对的平等往往是最恶劣社会的幌子，有官僚的世界比无秩序的世界要好的多。毛的影响开始退潮了，特别是在城市。70年代后期，邓开始彻底根除“新人”们的影响，这就是清查“三种人”等努力；而80年代初期开始，军队也渐渐被削弱了。一个财经、行政文官主导的世界又出现了。
改革开放
我出生于70年代中期，并亲身阅历了以1984年为顶峰的，中国人200年来没有过的清新、和谐、充满激情的时代。在1984年进城前，我看到共青团组织有力地引导着乡村的移风易俗，乡村教师为许多失学女童扫盲，虽然仍很贫穷，但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却代表了无数中国农民的心声。这一年冬天，老家数百壮丁在滩涂地上，顶着寒风、喊着号子开出了数千亩的鱼塘、养殖场。而进城后，我亲眼看到我的邻居，一个叫“丽英”的青工每天早上自学日语，弄巷里的许多青工也进入夜校、开展生产竞赛、考取各种文凭……那时，希望在每一寸土地上都荡漾着。
但这个时代却为时短暂。8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府主要在两个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失误。一是商品经济管理、金融管理的经验缺乏，这导致了消费品工业的匮乏，物价横飞。可以说，几乎一夜之间，城市的人心就变得骚乱不已；另一是知识分子政策，普遍的低待遇结合宪政思潮的回流，使经济诉求化而为政治诉求，并以城市的骚乱人心为基础，导致了六*四风波。
90年代初的“市场经济”政策，基本解决了这两个困绕着80年代的问题。消费品从匮缺转而鼓励消费、“拉动内需”；知识分子成为萌芽的中产阶级的主体。但与此同时，另一不和谐的旋律，却开始充斥着中国社会。那就是大量的社会问题。究其根源，这是因为对“社会主义”理想与实践的渐行渐远。
社会问题
“名左实右”是9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鸣锣开道，投机分子结合腐败官员上下其手，使中国新经济权贵的原始积累速度，快于任何一个国家、时代。以房地产为象征的行业，掏空了中国大部分市民的腰包。更多的国企在改制等名目下，或休克，或被掏空，制造了大批失业工人。与此同时，与城市对峙的广漠农村，仍基本延续着千百年来不变的小户生产、传统耕作的方式，他们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这结合古老的税费问题，使“三农”成为比“下岗”更为普遍的社会焦点。至少在经济领域，强调个体、鼓励竞争的思潮在中国，每一个毛孔里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与经济领域相对应，意识形态也进入了一个空前混沌的时期。毛时代的平均主义成了底层众多人民幻想的鸦片，一种怀旧式的鸦片，但在拥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乃至绝大多数的青年那里，这却是最荒谬的；一代人向后看，而他们的孩子却都截然相反地向前看，这几乎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现象。自由主义思潮不动声色、然而水银泻地一般地占据了中间阶层的脑袋，并表现出一种最矛盾、最令人哑然失笑的形态：一方面是鼓吹个人价值、自由市场竞争，同时却又把与此不可分割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事件，统统或有意或无意归结到党的头上；另一方面是继续应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宣扬宪政的必然性与“普世价值”，攻击国情论，而绝口不提上世纪宪政实验对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更有甚者为宪政而宪政，美化那些灾难性后果。最后，党本身的面目似乎也日渐模糊，它的语言是毛时代的，身体却象是古代的官僚，而一些行为则有点接近资本家。
一百年历史的不断割裂，造成了中国人普遍而空前的混沌形态。一百年前，几乎所有人都是儒教徒；五十年前，几乎所有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二十年前，几乎所有人都是社会主义者，而如今，几乎所有人都是实用者、利己者。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一个怎样的社会？除了实用、利己，我们还能不能找到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其它主特征？几乎没有人能够回答。
我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往事
1991年，我还是一个17岁的失学小青年。这一年开始，在福建省图书馆，我开始了自己两年的艰难自学。当身周世界进行着纷纭、浩荡的变革时，我却把自己埋进了故纸堆，除了大量小说的阅读之外，中国历史、中共党史始终象磁石式地吸引着我。我知道自己是在用心灵探求，探求一个平等、温情、朴素、美好的社会。
我知道这样的一个社会，被叫作“社会主义”。但我不知道这样一个社会的具体形态。接着，是游学北京，是22岁后辛酸、惨淡的自虐生活和养家糊口，一直到27岁，我才来得及回到书桌边。而此前一年，我已开始接触《论语》。最初，我以为在过往的儒教社会中，隐含着这样一个社会的痕迹。
这一年，我开始写我的《蓝衣社》。它的提纲之一，就是我3年前曾贴在这里的《民国对话》。在其中，我倾诉了自己对伟大祖先、中华文明的情感：
“在这样的急功近利、浮躁心态支持下，一种‘过去一定不好’、‘好的都在未来’的对遗产的态度，也迅速地席卷了这个国家、席卷了亿兆的苍生。孔子及其形象，《四书》及其思考，慢慢地面目全非。他们成了中国人讥笑的对象。中国人100多年来，都在讥笑着自己的先祖、那些伟大的充满智慧的先祖。
“上帝啊！你为什么这么安排我们中国人的命运！为什么这样嘲笑着我们那些虽然一无所有、但是还挚烈地热爱着生活和人类、贫穷而正直善良的父母亲们？上帝啊！你还要嘲弄我们这些青年吗？已经有那么多决心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美和自由事业的青年，灵魂被扭曲、尊严被践踏，甚至试图用法西斯和其它集权方式，最终让自己成为了文明的笑料了啊。
上帝，你不能略略地爱护一些我们这样的儒教徒吗？我们，生长在东方，我们爱土地，爱家庭，爱祖先，并愿意为自己的后代，做一切一切的牺牲！我们虽然因为盲目，曾经拒绝文明，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土地更加的丰美，民众更加的幸福。‘……由此上溯到公元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幸福……’。
“上帝，如果你要继续降罪于我们这个那么伟大、有着那样智慧的国家，那么，就到我们这一代吧！我们的子孙，要富足和安定，在阳光下享受人世的美好，然后，送走老人，带大孩子，最后自己躺在温暖的床上，安静地和祖先见面。上帝啊，我愿意做你最后的祭祀品，我愿意啊！
“在火车上的简易厕所里，和此时的宁静的凌晨，在写这些话的时候，作者一次一次地泪流满面。”
------《民国对话》，2001年旧稿
但这只是个体的情感，一种对历史的态度。在接下去3年的阅读里，我渐渐知道，《论语》能够安抚我的魂灵，指引我的人生之路，但它也只应限于这个形态，限于“儒学”而不是“儒教”。它不能引领出那个平等、温情、朴素、美好的社会。
2003年3月16日，《蓝衣社》最终改定后，我和我的妻子开始了在武夷山的小住。于是，我们也在武夷山的下榻处、我们一个朋友的宾馆，听到了温家宝的答记者问，并重新拣起了对“社会主义”的思考。
社会主义
中国是否在“向左转”？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扶助农工、废除恶法、打击豪强虽然都仅仅是开了一个头，它却显然是一个宏大战略的组成部分。在当代，只有一些带着社会主义色彩的措施，才能如此有力地获得社会均衡：不仅是对怀旧人群的精神慰籍；人数最多的工人农民，在90年代却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他们失去的最多，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及经济政策来予他们以补偿；最后，地方豪强、经济权贵必然得到打击，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些蠹虫的泛滥只会造成社会的崩盘。所谓“私产入宪”等自由主义者的呼声，不过是地方豪强、经济权贵试图使不义所得合法化的折射而已。
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向左转”。问题在于我们一定要“向前进”。这就又回到了经济的公平（社会主义）与效率（市场经济）、政治的集权与制衡（民主）、文化的坚持传统与兼收并蓄等等老问题。中国不能失去公平、集权与对传统的捍卫，否则中华民族不仅将再次陷入社会危机，而且也将丧失自己的身份感；中国也不能缺少后者，否则，在信息社会的前提下，一个停滞、封闭与僵化的社会，将更快、更可怕地崩盘。
这就又回到了开篇的内容。中国政府将如何容纳百川、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我们将如何通往那平等、温情、朴素、美好的社会？换而言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走得更快些，更稳些，更少曲折些？
愿上苍护佑我伟大的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