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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秦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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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秦汉史

samwang996
1楼
秦汉为中国二千年历史之基础,不知秦汉,无以明中国何以为中国。取数种秦汉史读,随记所感,以志其学术特色及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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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wang996
2楼
一、钱穆《秦汉史》,钱穆作品精选,三联书店,2018年8月第一版
据“序”,钱穆先生《秦汉史》为其一九三一年秋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所撰讲义,一九三二年写至王莽。因专力撰写《近三百年学术史》及讲通史,《秦汉史》搁置。此书即据北大油印讲义,“校其讹文,稍稍补申其语气未足,而以仍其内容旧贯”。《秦汉史》有另一版本为钱穆先生兼课清华所讲,“清华油印,尚在此本之后,或于此本文字有异同”。陶元珍持赠钱先生,为友人借去遗失,无可校核,为一憾事。
钱穆先生《秦汉史》虽为其早期著作,其付印也晚,而为秦汉史最知名之著作。断代史,秦汉钱穆先生当仁不让。何以此未终稿讲义终成经典,钱穆先生序中陶君所言(或钱先生借陶君之言),正点出此书特色:
“此二十年来,虽不断有关于秦汉史之著述问世,然师此稿所创见,实多并世学人所未及。且师此稿,其行文体裁,亦属别创,堪为后来写新史者作参考。”
钱穆先生《秦汉史》在“行文体裁”和“创见”两方面,正是此书经典之所在,为他书所不及。
先谈“行文体裁”。
钱穆先生向来为胡傅一系认为是旧派,而何以此处言“堪为后来写新史者作参考”。细读《秦汉史》多遍,钱穆先生此《秦汉史》除了绝非史料摘抄,而经过其系统整理外,实有其内在的行文逻辑在,即其所说的“行文体裁”,亦即其史观及史观下的方法论。
史观之新与旧,大与小,实不在于对于新史学、新方法之应用。有应用新史学、新方法而实际旧者小者。钱穆先生借司马迁《史记·六国表序》有所批评:“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钱穆先生《秦汉史》于文字事实之外,能观古今,而“明治道隆替世变往复之所以焉”。此为其结果,亦为其史观及治史特色。也是钱穆作为通史大家,为他人所不及之处。
而此书虽略去许多重要节目,也未结合最新考古成果,而其行文逻辑自在,环环相扣,重重推演,以名古今之变。和其通史失之于简略,专使失之于繁复(亦通史专史必然之特色),此书则于社会情态、经济、学术思想、政治、武功等不失于一端,察其变化,彼此发明,以见时代趋势及一代之特征。以社会情态及经济见社会之变化,以社会之变化观学术思想之演变,以学术思想之演变明政治武功之根基,政治武功又复影响社会民生、经济及学术思想。此一逻辑正是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之关系。
而其中之核心,犹在于学术思想。学术思想为社会经济之反映,而复作为思想根基,又以政治形式作用于社会经济。此是钱穆着重点,亦是钱穆特色。而此时钱穆对于学术思想之关注,以考据为基础而察其演变,更具史学家的客观眼光。而不是后来之为故国招魂,成为思想家了。
而其著述,于通行史书之中,以其炬眼,择其扼要,以名古今之变。几无一字多余。所用材料,以历史之事实,察其始终,而不计较于一二细行及人物之奸贤。于史观之,影响史者,实为具体之行为,而非人物之品性。谈及王莽结尾提到:“至于其人之贤奸诚伪,犹是对于王莽身后一人之评骘,可无斤斤焉深辨为也”。和现今不少史学家以一人之评骘为史学的批评,高下立判。
复谈其“创见”。其创见,亦实和其史观有关。
如其对秦皇汉武之评价。传统史学一般非秦皇而誉汉武,钱穆于史观之,以为不当。如其废封建而设郡县,“秦之群臣,有昧于时变,而欲恢复古代封建之旧制者。始皇李斯,则循时势之推迁,因现状而为政,特未狥当时群臣复古之议耳”。“故自秦之亡,而上古封建之残局全破。自汉之兴,而平民为天子,社会阶级之观念全变。此诚中国历史上一绝大变局也。秦皇汉祖,均为历史大潮流所驱策,其兴亡久暂之间,当局者不自知。后世论者,徒据一二小节,专于指对私人下评断,则亦断断乎其无当矣。”“故汉初高惠文景之治,乃真所以代表社会下层一种简约恭谨之平民,诚有以易夫古者贵族世袭之传统。而武帝则代表平民社会中一种骄奢纵肆之资产阶级,遂以渐成以后之新统也。由此言之,汉武虽雄才大略,亦自飘转于时代潮流之鼓荡中,而有其所不自知。凡其措施之为功为罪,胥可本是而观也。”
如其对于西汉博士之设,以辨析汉武独尊儒术,以及学术之变。谈及文景两朝博士言道:“惟其时博士既不限于儒生,则诸博士之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不得专以文景不好儒说之。……然其学风则大抵可论,治黄老则主清净无为,治申商则务循名且实。”文景时博士以黄老申商为主,而儒术既潜伏于内,又有王国发起,两方合流,至武帝置五经博士,而儒术独盛。“故自武帝建元五年之后,博士官之性质,乃与前迥异。前之博士章通五经,而后之博士,则掌通五经。此其异也。”而五经和儒术,有关联亦有差异。“然则武帝立五经博士,谓其尊六艺则可,谓其尊儒术,似亦尽未然。特六艺多传于儒者,故后人遂混而勿辨耳。”
而其卓见并不仅于此。随写如上,以见其精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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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wang996
3楼
@吕家严 @关粉儿 @草桥关 诸兄好。
惭愧。随记所感,看到有什么错误的,还请随时指出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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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wang996
4楼
二、劳榦《秦汉简史》,中华书局,2018年9月北京第1版
劳榦《秦汉简史》,原名《秦汉史》。据编后记,《秦汉史》为劳榦先生四十年代为普通读者写的一部通俗读物,而《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书后附任长正编辑的“劳榦教授著作目录”则记录:“《秦汉史》(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二辑)(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年)”备注1952年初版,1964年四版,1980、1985、1986年陆续再版。而其实际初版于1946年。不知台湾数版是否有文字异同,亦不知中华书局依据的是哪一年版本。
劳榦为秦汉史名家,其研究上溯先秦,下及魏晋南北朝,涵盖政治、思想、社会、地理、历法、文字、文学等,专著及论文数量及质量皆可观,可谓著作等身,尤其以居延汉简及汉代政治研究最为著名。在“从儒家地位看汉代政治”一文,劳榦谈及汉代政治之缘由及重点:“近代政治制度大多始于秦汉,至今虽有若干受西方影响,但中国传统还是存在的。……我过去之所以研究汉代历史,就是想研究中国历代制度与汉的关系。”可见劳榦虽为秦汉史专家 ,涉及亦广泛,其关注和着重点还在于政治制度。
中华书局《秦汉简史》包括两部分,一为原《秦汉史》一书部分,一为放入了若干战国及秦汉相关论文。秦汉史初版于抗战胜利之后,为其早年著作;论文多见于《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写于一九七六年后,为其晚年著述。后者远比前者精彩。劳榦先生长期工作于史语所,其学术方法深受傅斯年“史学与史料学”影响,其方法核心为就史料谈历史,就史料谈问题。其进入史语所研究汉史,即从研读两汉史并做资料之摘抄整理开始,后又整理居延汉简并做实地考察,其后乃有内外朝制度、察举制度、边塞兵制及居延汉简释证等专论及专著。《秦汉史》可以认为是其读两汉史及专论后之另一成果,跳出史料及繁琐考据,而作大胆之论断,其长处与不足也都因于此。
因《秦汉史》为普通读者所写,其文为白话文,甚至引文也同样翻译成白话。而其叙述基本采用类似讲故事的方式,而少资料为之逻辑论证。其后则多有一代史事之评论。而无论是叙事或评论,以己意出之,有真知灼见,亦有粗疏及可商榷之处。但整体来说一以贯之。劳榦先生以治专史知名,一生致力于此,而对于通史实有兴趣,亦有通史之才。晚年专论题材之广泛,正如《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自序提及“因为各篇论文是彼此相关的,只有集合起来,才可以互相补充和互相比较,来现出一些问题中比较完整的形貌”。惜专注于专史,未能在通史上充分发展。
其可商榷之处试举一点,即刘邦之阶级。其时普遍的观点是刘邦代秦,其重大变化是刘邦代表的是平民阶级。而劳榦则以为“凡做群众领袖的,无论他原来所属的阶级高低,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个人爬上更高的阶级,为取得富贵。得到富贵以后,自然成为贵族,无论何人并无任何的阶级自觉”。同时承认“项羽原先也是世家,只有刘邦是平民,这是不错的”,但又认为“刘邦意识中却很清楚的仍然愿做旧时的贵族……所以现在有不少的人认为刘邦是平民革命的创始,实在是限于时代错误的”。
此处以一人之意识和目的来看历史,和钱穆以时代趋势来看历史,可做一比较:
“实则无论一民族,一国家,一团体,其文化之积累既深,往往不足以应付新兴之机运。故东方邹鲁齐粱诸邦,转败亡于文化落后之秦国。殷鉴不远,正与六国后裔及其故家世族,转失败于一群无赖白徒之手者,先后一理。正以彼有成迹,有先见,有夙习,此等均属暮气,转不如新兴阶级之一无束缚,活泼机警,专赴利便者更易于乘势得意耳。故自秦之亡,而上古封建之残局全破。自汉之兴,而平民为天子,社会阶级之观念全变。此诚中国历史上一绝大变局也。”
历史诚不以一人之意识和目的为转变。汉代秦,其制度几全用秦制,其不同惟平民为天子,与民生息。其后其平民出生之宗族功臣逐渐替代六国后裔之世家而成为新的贵族豪强。虽同为贵族豪强,而其性质固已不同。所以从政治制度而言,秦汉为一体,而其从阶级而言,秦汉之际自为时代之一大转变。秦上承先秦为王族世家时期,汉为新兴地主下开中古近古时期。
《秦汉史》前劳榦已有内外朝论文之阐述,钱穆《秦汉史》内外朝亦作为重要内容,而劳榦此书写至汉武帝时反而将内外朝这一重要话题轻轻放过。但亦有重要内容钱穆未提及而劳榦提及者,如霍光。霍光实在是西汉承上启下之重要人物,并影响及东汉政治。劳榦对此有深刻之认识,认为昭宣之治固然是国家元气累世积蓄,但也有相当人为的力量,“而和这一个时代最有关系的人,便是霍光”。霍光以自内朝以大司马大将军受命托孤。昭帝即位年幼,其政实出于霍光。而迎废昌邑王,又立宣帝,影响东汉及后代政治甚巨。在《秦汉史》中劳榦对于此一复杂现象阐述相对较为简单,霍光更多是以“公忠体国”的形象出现。而在其晚年“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对霍光有更为立体的阐述:
“霍光当政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创局。汉武帝的内朝政源,是天子的秘书室。但因为将军也可以加入内朝,所以霍光是以大司马大将军的名义,来做内朝领袖的。自从建立了这一个制度的惯例,到东汉时许多外戚,就以大司马大将军或者大司马车骑将军秉政。魏晋南北朝以后,大司马大将军就变成了篡夺的阶梯。……其次,关于霍光平生最重要的事迹,还有废君立君这一项,其中仍以废君一事,最为耸人视听。在传统标准上,废君是不可以的,不过像昌邑王这种愚昧而荒谬的君主,不堪继承大统。在传统的史家观点,也不能不承认这件事是一个从权的处置。……昌邑王这一个例子,一直到明代的朱由嵩(福王)、清代的溥儁(大阿哥)的被指定,一样的‘覆车重轨’。……”
而对于霍光的个人评价也从“公忠体国”更多的以“不学无术”代之。“霍光也只是时势所造成的英雄。当然他本人处事的能力是可以说相当优秀。但他在这个特殊情况,前所未有的局面中,也是随事应付,并无远见。这也就是《汉书》中批评他‘不学无术’这个评语所由来。”(这个“不学无术”并不是如今成功不学无术的含义,有关当初之思想学术,还可以有进一步的文章来阐述,以后有机会写写)。至于廖伯源则从托孤即怀疑霍光篡权,以及主动发起辅政大臣权利之争及废君立君,也是一论但似乎走到了一个险远之处。
要之,劳榦《秦汉史》可一读,而其更可读的还是专论,尤其是政治制度部分,如其论内外朝、霍光、汉代政治、边塞烽燧兵制等等,有严密之论证,又有大胆之推测,细密精深,不可不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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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wang996
5楼
放一下上面提到几本书的书影,图片取自网络(偷懒不拍了):)
钱穆《秦汉史》,钱穆作品精选,三联书店,2018年8月第一版

劳榦《秦汉简史》,中华书局,2018年9月北京第1版

劳榦《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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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wang996
6楼
三、吕思勉《秦汉史》,吕思勉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吕思勉为钱穆老师,此书本应当放在第一本谈及。但此书写于三十四年代,一九四七年三月由开明出版社出版,故放在第三本谈及。还有一个原因是本书实在厚重 ,史事多摘引史书,前后左右论及以求其实,再有夹注及札录做进一步证明探讨及引申,颇不易读。但此点也是吕思勉断代史和通史不同之处,也是其断代史精彩之处。
吕思勉史学的特点在于博通。这个博通不仅仅在于其著述涉及历史、地理、民族、思想、政治制度、文化、文学等多方面,就历史而言也涵盖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史学方法、史学劄记等诸多方面,更在于其史学著作能融诸多领域诸多方面为一体,对于历史之变迁,史事之发展有通盘之认识,对于一事之发生也多有自己的见解。历史之见解,一代之见解,一事之见解,用综合的眼光放在整个历史中去看,所得乃多。
吕思勉史学基于传统史书,一般人也把其归类为传统史学代表,但从其史学著作论述中也可以看到,吕思勉先生也在积极的吸收西方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等思想方法为己用。虽然吕思勉先生功底还是史书,但新思想对于其博通似乎也有不少作用。如《秦汉史》总论中对于社会组织、党类(Class,不知其所指为阶级或团体,或兼而有之)、资本等理论的阐述,其对经济工商的关注,都有此影响。
而本书之结构思路在绪论中有所揭示。本人的开头,即揭示社会组织之重要。“自来治史学者,莫不以周、秦之间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会组织而言,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由前之说,今人所谓封建势力。由后之说,今人所谓资本势力也。”秦汉之内政,即封建与资本之斗争。而民族关系,两汉魏晋之间,也是一大界。“自汉以前,为我族征服异族之世,自晋以后,则转为异族所征服矣。……以社会组织论,浅演之群,本较文明之国为安和,所以不相敌者,则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吕思勉《秦汉史》即以社会组织理论为潜伏线,以内政外交为结构展开时代之阐述。
而这种思路,其实我们也可以在钱穆《秦汉史》中看到。只是钱穆秦汉史社会组织及内政外交以思想学术为基础,其结构也不如此书之明显。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社会组织在其中的明显痕迹。同时,基于社会组织对于历史的观察,其对秦皇汉武以及王莽的评价,尤其是认为汉武过大于功、王莽是改革家等等说法如出一辙。是吕思勉为钱穆老师是表述过此观点为钱穆吸收,还是两人所见略同,也就不得而知了。
此书之创见,编者前言中提及吕思勉自谓:《秦汉史》在叙“西汉人之主张变革,直到新莽;及汉武帝之独尊儒术,为不改革社会制度而转入观点论之开端;儒术之兴之真相;汉武时物价及其时富人及工资之数;选举、刑名、宗教各章节,均有特色”。现就上面范围及范围以外看到的一些创见谈谈。
其一谈关于汉初吕氏用权。
吕思勉在“汉初功臣外戚相诛”一节开头即云:“内任外戚,外封建宗室,此汉初之治法也。知此,则可以言吕氏之事”。后世史家谈及汉代外戚,一般很少溯及吕氏,以为高祖得天下,吕氏出力甚多,理应如此,而不认为此为时势之必然,高祖之安排。所以,对于汉初功臣之诛,也以为是吕后之意或功臣之反,而不认为是高祖之意。对于历史之解读本有多种,而以秦末之乱及楚汉相争、汉初功臣列侯之势力恐不确。以高祖识人用人及对时势之判断,在内不得不用吕氏。唯吕后可制功臣。吕思满先生明言“高祖剪除功臣”可能更符合事实。至于吕后封诸吕,也是巩固势力 ,而非取而代之。“吕氏之败,正由其本无剪灭宗室、功臣之计,临事徒思据军以为固;既无心腹爪牙之任,齐兵卒起又无腹心可使,何至是乎?”也可见史书吕氏记述多不可信。
其二谈儒术之兴之真相。
儒术盛行始于武帝人人能言之,而“武帝非真知儒术之人”。然儒术因武帝之提倡而盛行,何哉?“风气既成,受其鼓动而不自知也。”其事始于建元元年之举贤良:“建元元年,冬,十二月,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请皆罢,奏可。此与后来之立五经博士,为置弟子,同其功。利禄之途,一开一塞,实儒术兴盛之大原因也。”“法制度,定教化,乃晚周以来言治者之公言。自秦始皇至汉文、景,非有所未皇,则谦让而不能就其事耳。至汉武帝,则有所不让矣。夫欲法制度,定教化,固非儒家莫能为。故儒术之兴,实时势使然,不特非武帝若魏其、武安之属所能为,并非董仲舒、公孙弘辈所能扶翼也。”
由此可见,吕思勉以为儒术之兴,还在于其法制度、定教化之特性。其他诸子都不具备此一特性。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希有所治也,则儒术必兴(虽然儒术之兴五经博士前之发展有所阐述而不充分,史料缺乏故,钱穆著作此方面也略有所补足。观其阐述,吕钱对于儒家思想的看法也有一脉相承之处)。武帝恰风云际会而已。非一人一言之功。
吕思勉《秦汉史》,其史识如此,而其对于史料之辨析,史事之认识,以历史社会政治眼光观之,也见卓识。其观点有正统处,也有正统之外,观其分析,服其判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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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吕思勉《秦汉史》,吕思勉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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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四、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2017年12月第1版
按照“整理者说明”,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写于抗战重庆时期。皖南事变后,党中央为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制定了“三勤”方针,即“勤业,勤学,勤交友”。翦伯赞开始撰写其准备已久的中国通史工作。1942年完成《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1943年开始撰写第二卷《秦汉史》,1944年年中完成,1946年7月由重庆大呼出版公司出版。
翻阅翦伯赞《秦汉史》,我们会有一种神奇的体验,既陌生又熟悉,既新颖又陈旧。陌生的是和前三本论述完全不同的角度,熟悉的是其史观,社会模型,分析方法,内容阐述等。新颖的是和吕思勉钱穆等潜伏在后面的现代史学理论不同,这次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走到了史学著作的前端,构建了整个著作的框架和体系,陈旧的是这种体系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发扬光大,形成一个套路,更多只存在于教科书而渐渐被修订或放弃。
而此点是本书最大的特色,也是其最大的价值。虽然其史料也极为丰富,不但包括史书,也包括了最新考古及研究成果。但这个史料也是为理论服务的。虽然史料也有少量的辨析,但和传统史料考据辩证,以及史语所傅系“史料即史学”不同,史料更多是为证明理论用的。所以我们更多看到的不是史料的考证辨析判断,而是史料的展示。这也成为后来同类著作的一个特点。我们将这种展示直接作为一个结论接受,来认识这个时代。
要理解翦伯赞史学著作的价值,不得不再深入谈谈理论、史料和史学的话题。翦伯赞在1946年4月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出版公司出版过《史料与史学》一书,共收论文三篇《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论司马迁的历史学》和《论刘知己的历史学》。后补充加入《关于历史学的“三基问题”》、《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以同题书名作为大家小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而最能体现其理论、史料和史学观点的是其1961年批判“理论挂帅”《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第八章《理论、史料与文章》。由于其中的观点很重要,就多抄录一些。
“理论挂帅,不是只要理论不要史料,不是用空洞的抽象的社会发展史的一般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只是说要用这样的原理原则分析具体的历史。
理论挂帅,不是用一般原则去套历史,把史料硬塞进原则中去作为理论的注脚;而是用理论去分析史料,通过史料的分析,对历史事件或问题,作出理论的概述。不是用原则代替历史,而是从历史引出原则。
理论挂帅,也不是先写一段理论,再写一段史料,或者先写一段史料,再写一段理论,使理论与史料分离;而是要把史料溶解在理论之中,或者说把理论体现在史料之中,使观点与材料统一,让读者自己从史实的叙述和分析中看出理论。”
翦伯赞的论述看似似乎很有道理,很好的解决了理论和史料的问题,但细读,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
一、理论始终是挂帅的。无论史料如何处理与理论的关系,史料的应用如何进行优化,理论始终的主的,是基础的 ,史料是辅的,是服务的。
二、不用空洞的社会发展史的一般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但理论本身必然不仅仅包括原则,而是原则和内容的一体。原则和内容如何进行区分,原则抽象到什么层次才可称为原则。这不仅仅是马K思主义史学作为权威在很长时间内的问题,在其他史学理论中也多少有这个问题。
三、当一个理论居然凌然不可侵犯、不可修改的地位时,史料无论如何丰富,如何分析,如何和理论进行融合,史料和理论的地位都不是对等的,史料都只是理论的一个注解,去得到这个理论。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否定将西方史学理论引入到中国新史学的价值。如果说“史料即史学”是新史学的第一阶段的话,以史学理论指导史学研究是新史学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还在方兴未艾的发展中。史学理论不是说不重视史料,而是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科学的最新理论应用于史学,以期对史学进行更具哲学、历史和人类的高度考察,以对历史做整个或某个角度的把握。而不是就史料谈史料,及问题谈问题,陷入历史的碎片中。
即使在如此早期的阶段,在理论不纯熟,理论和史料融合粗糙的情况下,翦伯赞《秦汉史》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收获。如其应用马K思唯物史观对土地所有关系的考察,分析了先秦到秦汉土地所有权和阶层的变化。
“当太古之初,中国的土地和今日之阳光空气一样,是一种人人得而用之,人人并不据而有之的东西。到传说中的‘皇帝’、‘尧’、‘舜’、‘禹’以致‘夏代’,中国的土地,遂为当时各氏族分别占领,而属于各氏族全体成员之所公有。到殷代,殷代的奴隶主贵族征服了黄河腹地的诸氏族,收夺其土地,于是中国的土地之一部,遂有氏族的所有,转化为奴隶主国家的所有,亦即奴隶主贵族之全体的所有。到周代,周族克殷,没收了殷代奴隶主国家的土地,并继续收夺当时诸氏族的土地,把这些土地转化为封建国王的所有;再由国王以其名义上所有之土地,分赐于其左右从属。由是中国的土地遂由奴隶主国家的所有,转化为封建领主之个人的所有。自春秋末叶起,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土地所有的形态,这就是商人地主的土地所有。……到战国时,随着都市经济之发展,商人地主的土地所有日益扩大,甚至影响到封建领主的经济管理机构之改变……但直到战国末页,中国的土地在名义上,还是属于封建领主之所有。……到始皇二十六年,秦国吞并了六国,统一了天下,旧的土地所有者,国破家亡,身为奴虏;而新的土地所有者商人地主,遂完成了土地收夺的历史任务。”
翦伯赞不愧为经济学专业出身,如果我们将理论中奴隶制国家等概念拿掉,我们必须承认,翦伯赞的这段论述是基本符合事实的。虽然这里把土地所有者和阶层直接一对一的对应,商人地主的说法以及秦统一后商人地主完成土地收夺有待商榷。而这种社会的论述,我们在钱穆、吕思勉等人的论述中其实也可以看到。虽然钱穆把商人地主称为商人阶级,吕思勉称为资本势力,对于其兴起取代时间观点也不相同。
翦伯赞对于史料的广泛应用,尤其是考古史料的使用,很大的丰富了人们对于汉代社会的认识。如其对于西部边塞的描述,其对各经济门类发展的描述,其从汉画像石展现的人们生活状态的描述,不止展现了历史的演变,也展现了秦汉更为全面的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时代风貌。
而其浪漫的文笔也让人印象深刻。如其对于秦皇汉武的描述:“当始皇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已经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受到了教育,他已经具有一个国王应有的机警和老练。但他并不如后世所想象的他是生长着一幅严肃得可怕的面孔,假如他多少有些母亲的遗传,他应该是一位英俊而又漂亮的青年。即因他的英俊,所以他才能运用商人地主的力量,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说到汉武帝,也会令人想到他是生长得怎样一副严肃的面孔。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位很活泼、很天真、重感情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黩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旅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徒,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决不是除了好战之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
不知道这个表述是否和那个著名的秦皇汉武的词有关。但读着,也觉得翦伯赞可爱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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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2017年12月第1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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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五,何兹全《秦汉史略》,大家小书,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4月第1版
据“导读”,何兹全《秦汉史略》1955年5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面向广大历史爱好者的通俗易懂的普及型读物。
在当时的条件下,《秦汉史略》并不能畅所欲言。在“后记”中何兹全提到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
“一、在这本小书里,我对秦汉两代的历史只按照历史事实作了些具体的叙述,并尽我的能力做了一点分析;对于秦汉时期的社会的性质则没有明确提出。原因是:我对于秦汉时期社会性质的看法,与目前国内史学界一些师友们的看法并不一致。……
二、在这本小书里,我常用‘东方专制政体’来说明秦汉时期皇权的本质以及皇权和一般商人地主的矛盾。……书中分析秦汉时期皇权的性质,以及皇权和一般商人地主之间的矛盾,是在说明秦汉的皇帝本身是大地主,他和地主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秦汉的皇帝不单单是商人地主们政治上的工具。就他们同是地主说,对于农民劳动人民来说,皇帝和一般商人地主是同一的;但就地主阶级内部说,皇帝和商人地主又是有统一有矛盾的。”
何兹全在“辩证法是我观察历史的主要方法”访谈中剖析了其思想历程,谈到了30年代社会史论战对其的影响。其虽然1931年进入北大史学系,傅斯年、钱穆是其老师,但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陶希圣。“我在政治上是跟着国民党的,学术上是跟着陶希圣的。”陶希圣应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但和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社会阶层的分析、奴隶社会的有无等都深刻的影响了何兹全。1950年何兹全从美国回国,憧憬着政治革命后的文化复兴,但发现自己的观点和当时主流的并不相同。
何兹全在和主流思想靠近的同时,还保留着自己的思想、方法和观点。这在《秦汉史略》“后记”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这本书虽然从历史事实来说只是做了具体的叙述,但还是尽力做了点分析,隐含着他对秦汉时期社会性质的看法。而这个分析,即是后记中第二点提到的以经济为基础对于当时社会阶层和矛盾的分析,这个分析披上马列的外衣,而实质确是陶希圣的。(我们可以看到,吕思勉的分析多少也隐含着这种分析方法,可见30年代社会史论证及思想对当时学界的影响。)
在谈到秦的统一时,何兹全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这时有统一的出现:即什么力量、什么条件决定了统一帝国的出现;二、为什么统一是由秦来完成,而不是由其他的一个国家来完成。这两个问题既分开又有联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解释:秦的统一,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经济,即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春秋战国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加强了各个地区与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于是在政治上也就要求打破那种原来分散的诸侯国家界限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我不知道何兹全自己是否被这个理由所说服,所以必然要谈到第二个问题。“在东方各国,宗法制顽强地维护着旧的氏族贵族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特权,而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变革都是以诸侯、旧的氏族和贵族和新的商人贵族各阶层互相妥协的姿态出现的,并不是以变法的姿态出现,这就使得东方各国的诸侯不能彻底发挥国君集团的力量,即统一的力量。”
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大背景,统一的决定因素还是变法后国君集团的力量。这种力量逐渐发展成“东方专制政体”。
而谈到东汉豪强时,分析道:
“只要社会有分工,物品有交换,在私有制度下,那些拥有财富,了解各地供需情况的商人,就能够操纵物价,从交易中盘剥农民而取得高额利润。同时只要土地自由买卖制度存在,在重利盘剥和租赋压迫之下的农民,就必然会出卖他们的土地,而那些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也就必然会使用他们的财富购买土地。同时,只要有官僚机构存在,那些以官僚身份从国库中分得劳动人民的租赋的人们,也必然会用他们的钱财去购买土地。这样,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压制政策,这个豪强势力是仍会发展起来的,而且在发展中,商人、官僚、地主三者也会融为一体的。反过来,这个必然的发展也就必然会影响执行专制主义皇帝意志的官僚机构的性质,它会由皇帝的工具,到摇摆于皇帝和私家商人、官僚、地主之间,到更接近于私家商人、官僚、地主 ,并为他们服务。”
东汉刘秀大地主出身,政权是在各地豪强的拥护下建立起来的。“东汉政权建立后,豪族势力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势力更得到保障。可以说,整个东汉时代就是商业资本、官僚和地主经济三位一体疯狂自由发展的时期。”从这个角度,新汉之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所以吕思勉说“就社会组织而言,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东汉在衰亡的因子在他建立起来时就已经埋藏下了。东汉也直接开启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何兹全最知名的还是他的魏晋封建说(后来修改为汉魏封建说),在其主要著作《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社会的过渡》中有着更为全面的阐述。在这本书中,何兹全逐渐形成了辩证法下以史料为基础,以理论为指导的史学研究方法。通过对各个时代经济、社会阶层的史料分析,以“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作为参考标准,对古代社会的认识:
“西周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由部落到国家转化的时期,是早期国家时期。……被周人政府的商族和其他族,不是奴隶,也不是农奴,……仍是公民。
春秋战国社会的变化,起自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交换的发展,引出货币、城市的兴起,阶级、贫富的分化,出现商人和知识阶层。……交换的发展,产生了地区间在生产和生活上依附关系,产生大一统思想,产生统一要求。统一国家在此基础上出现。货币问题、土地问题、奴隶问题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时期西汉一代显著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汉末魏晋,自由平民逃亡、投靠,奴隶解放,依附关系发展起来。自由平民和奴隶的依附化,依附民、农奴成为魏晋南北朝的主要劳动人民。一个士庶天隔、身份等级复杂的中国典型的封建社会出现。”
主要的观点和《秦汉史略》一以贯之,具体的内容则结合史料有精彩的分析。跳开传统史学从政治、思想入手,带来不一样的角度和看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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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何兹全《秦汉史略》,大家小书,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4月第1版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社会的过渡》,中国上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商务印书馆,2013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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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六、田余庆《秦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名家文库,中国盲文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
田余庆《秦汉史》,为其1962年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授课讲义。
1950年田余庆从北大毕业后,进入北大文科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安排参加近代史史料编辑。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余逊先生过世,田余庆被指定讲授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1961年田余庆参与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教材工作,得以潜心读书和写作。中央党校《秦汉史》就是参与中国史材料后的一个讲义。
作为一个中央党校的《秦汉史》讲义,不可能有太多作者的个性和观点。但此讲义也有其特点。可能和讲授对象不同有关,也和作者后来的治学取向暗合,此讲义不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切入讲述,而更多的以史事政治来展开叙述。而其文字已经有了后期简练沉着的风格,前后勾连,清晰展开秦汉历史。
如其从政治角度而不是从后宫角度阐述了汉武帝晚年施政政策的转变:
“在农民反抗斗争逐渐兴起的时候,汉武帝刘彻认识到稳定统治,光靠镇压是不行的,还要施政上有所转变,使农民得以喘息。他寄希望于‘仁恕温谨’的‘守文之主’卫太子(即以后所称的戾太子)。……但是此时汉武帝还没有实现这一转变的决心。在他迟疑不决的时候,征和二年(前91)直指绣衣使者江充以穷治宫中巫蛊的名义逼迫卫太子,激起卫太子在长安的兵变。结果,江充被杀,卫太子也兵败自经而死。经过这一段曲折过程以后,武帝追悔往事,决心‘与民休息’。他在征和四年断然罢逐为他求仙药而伤民糜费的方士,拒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停止向西修筑亭障,并且下诏自责,申明此后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只求不乏武备而已。”
提到东汉豪强时,强调了豪强地主的庄园特性,是他们势力的基础。庄园圈划土地,宗族、宾客、平民及奴隶依附于庄园。尤其要者,大地主的庄园拥有私人武装,“在一定条件下它就能转化为公开的割据力量,转化为统一国家的对立面,东汉末年豪强地主武装割据局面的骤然出现,其根源也在这里”。
WG后,环境改变,田余庆“重新上路,从重新读书开始。旧史新读,有时能读出新义。学与思结合得紧一点,读书得间,能较快发现新问题,顺利进入研究过程。我秉持的理念,是求实创新。华而不实之作,无独立见解之作,无思想内容之作,趋俗猎奇之作,我都不去考虑。我知道能拼搏的时日毕竟有限,必须量力而为,心无旁骛,特别是在研究范围方面不容扩充。”
田余庆此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其《东晋门阀政治》一时洛阳纸贵。其秦汉史的论文主要收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中。田余庆提到书中文章大多写于1979-1989年间,本来还想以十年为题眼作为书名,琢磨许久放弃此一打算。因兴趣在“钩沉发隐”,遂以“探微”为名。
这不禁让人想起郑天挺先生的《探微集》。不知田余庆先生的治学方法是否受过郑天挺先生的影响。翦伯赞的治学方法对田余庆有何影响?但田余庆先生明确表示过其治学方法直接得益于陈寅恪,“曹操一文的论点、思路和方法,实际上都是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这在当时并不是自觉的,却对自己以后的学术工作长期起着作用。”
《秦汉魏晋史探微》中“论轮台诏”一文对上面《秦汉史》轮台诏事情进入了更深入的讨论,引用《资治通鉴》汉武帝对卫青所说的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史料有争议,但田余庆以为文辞恳切,合情合理,符合历史实际可信。汉武帝变更制度、出师伐战,及最后轮台之诏都是有意为之,有其政治思路。为何迟到征和末年自己临死前,才有轮台之诏?田余庆以戾太子和开边时态两方面来剖析轮台之诏的背景。
田余庆通过对武帝和戾太子各自政见和关系的追溯,以为武帝和戾太子的矛盾,核心还在于武帝和戾太子政见的不同。而其公开冲突是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祸。“事端突起、头绪纷繁的巫蛊之狱导致改换继嗣的后果,而改换继嗣又同卫太子‘仁恕温谨’和‘守文’的禀赋有关。”马通、商丘成、景建、张富昌、李寿,是巫蛊事件中以迫害卫太子的得功封侯的全部五人,在汉武帝统治的最后三两年内,全部被杀或被迫自杀,“史籍上记有不同的罪名,但集中起来看,就知道都是出于为卫太子昭雪,为转变政策扫除道路的需要。”
而从元封五年,汉武帝诏“其令州郡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绝国大宛也。“汉武帝既然意在西域以图非常之功,所以放弃了改弦易辙的时机,继续筹划对西域的战争。”太初元年,李广利师出大宛。“汉朝势力向西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元封和太初;两个步骤,即楼兰之役和大宛之役 。这是战略形势使然。”“轮台诏前,桑弘羊等人上奏,除了请求于渠犁、轮台设置屯田以外,还请求把盐水亭障再向西方的乌孙延伸。按照上述汉军西进程序,这意味着将要在更西的某个地方实现第三阶段、第三步骤的战争。这就是轮台诏颁布以前西域军事形势的背景。”
开边、兴利、改制、用法和擅赋的结果,是天汉二年的农民大暴动,旋被镇压。“农民暴动既被压平,转变政策的问题也被搁置,几年以后,还发生了导致改变继嗣的巫蛊之祸。但是,酿成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并未消除,农民暴动随时有再起的可能……刘屈氂、李广利一案所见改变继嗣引起的统治者内部纷争,亦足以使汉武帝有所警觉。所以在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后,形势又围绕着为太子昭雪事而急转直下,导致轮台诏的颁行。”
轮台诏前因后果,涉及人物众多,但“真正左右局势的不是他们,而是汉武帝自己”。“历史动向向我们昭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要力图不蹈亡秦覆辙。在西汉国家大发展之后继之以轮台罪己之诏,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上面只是抽取了文章的骨干,但也可以看到田余庆以政治为纲,钩沉发隐,求实创新的为文特色。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下获得许多创见,也带来一些争议。田余庆的治学方法和文风很大影响了后来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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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田余庆《秦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名家文库,中国盲文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11年6月北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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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余话
现当代秦汉史的写作和出版,大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二三十年代,随着新思想新史学的进入,学人重新撰写秦汉史,基本都出版于四十年代抗战胜利后(钱穆著作出版于50年代)。著述有其思想背景,出版也有其时代背景。第二阶段是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初,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重写秦汉史。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由林剑鸣总其成的《秦汉史》。而海外知名的秦汉史著作有《剑桥中国秦汉史》、日本讲谈社的中国史中的秦汉史等。第三阶段后主要是专门史和专题论文。
上述主要谈了谈前两个阶段的代表性著作。第一阶段遗漏了李澄源《秦汉史》(巴蜀书社2019年4月有其新版),而林剑鸣《秦汉史》偏教科书没什么太需要谈的。读秦汉史到此结束,谢谢来看的书友。感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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