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录自传1

《宣录自传》连载之一
本文为我的父亲王宣录亲笔所写（原稿保存在王小舟这里），在整理过程中仅仅是对字的错白、标点的符号、段落的分段进行。有些内容有删节，这里使用的是十二个点的删节号，以便与原文的六个点的删节号相区别。
今年11月1日是父亲诞辰的阳历百年纪念日（农历是九月九日），在这个时间点上我把《宣录自传》在网上公布，以作为对父亲的纪念。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寇侵华，爷爷毅然送父亲当兵保家卫国。1943年日寇扫荡，乡亲们藏在一个山洞中，爷爷把洞口用石头垒上，做了隐蔽。后爷爷不幸被日军抓住，与其他几个百姓一起在日军的三光政策下被杀害。
父亲用文字记录下了这段历史。
——王小舟
宣录自传
王宣录
…………
第一 幼年时期
我出身於1919年农历九月九日亥时二刻（阳历11月1日），也就是晚上十点半。为这个年月父母亲还有点小争执，母亲说是民国八年，即涉县闹灾荒的那一年；父亲说不是，是第二年。小时侯常在夏天晚间在院乘凉时争论。实际还是母亲说对了。
我的父亲叫王耕田，字伯莘，湖北军官学校毕业，毕业后，曾在某个旧军队任过连长。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曾在丁泗桥、驻马店等地作过战，他在一个手腕子上负了伤，回家后我还亲眼看见父亲手腕子上缠着纱布，当时，我已九岁，能记住一点事了。
到家不多久，大约是这年十月间（1927年）领我和母亲上了北京杨益众舅老爷家。在北京他又在一个部队干了一段副官，以后又不干了。到1929年2、3月间，又领母亲和我返回了涉县。这时我已经十一岁了，父亲到家后就再没有出去过。
到我二十岁，送我参加了革命，即参加了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涉县独立团，他随即与八路军合作，曾任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及太行区工商管理委员会委员。到1943年农历四月初七他被日寇在身上刺了七刺刀惨死而终，只活了四十四岁。
我母亲叫李福云，娘家是城里东街的，早年家境还是可以的，到我记事时已经破落。我姥姥很是贤慧，所生四男二女。
我只记得三舅死时，母亲领我去看过。长期侍奉外祖母的只有二舅，叫李治文。四舅从小就在武安，只有过年才回来，也不是每年都回来。大舅早殁生二子，大的叫如其（后来大名叫李洪飞），小的叫同其，这个小的从小过继给二舅，可惜先於二舅早死了。我大姨嫁给城里营子街王希贤，大姨夫为人和善，母亲常领我去他家拜年，她也常来外祖母家相遇。
母亲安分守己，从到我们家来就受曾祖母的气，这位曾祖母动不动就训母亲一顿，很会治母亲的，弄得母亲一辈子谨小慎微，常常怕有什么差错，就是以后从大家庭分成自己小家庭也依然担心与邻居们的关系，为人忠厚老实，克勤克俭，吃糠咽菜。一辈子生了八、九个孩子，只活了三个，我是老大，下面一个弟弟叫荷生，最后生一个妹妹叫石梅，我们都间隔九岁。
涉县这个地方地瘠民贫，女人生孩子，也没有鸡蛋吃，只是熬点小米粥吃上个白面馒头就算是好饭了。就是这个馒头母亲还是省下来放在篮子里，到第二年第三年馒头干了再用棒槌敲开哄孩子用，常常干馒头敲开里边还有绿毛。
母亲会做一手好针线活，还会绣花，会用线用钩针钩鞋面。母亲有一个用窗户纸表的纸夹子，里面满满的夹着一些鞋样、花样、底样。邻居妇女常去找母亲学钩鞋面，去替鞋样、花样。
后来我长大了，在河南店（即漳南镇）熊耳寺（这个寺院已经被烧了）念书时自己洗衣服，母亲总说我洗不干净。

《宣录自传》连载之二（原创作品）
冬天常常是吃二顿饭，早饭是糠饽饽，晚饭则是南瓜稠饭（比稀饭干点，比干饭稀点）。
1943年父亲惨死之后，母亲的生活更难维持了，孤儿寡母，我又不在家，财政没有来源。后来石梅来东北，告诉我：母亲曾叫她去向六叔借半碗米，都没有借来。到194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得食道癌去世，享年五十岁。
我的祖父叫王玉衡，在他们堂兄弟中排四（堂兄弟是一个曾祖父）。以我的曾祖父王钦来说，只此一子。
清朝末年祖父曾任湖北县丞（据《历代官制简释》清代县丞为正八品官），还任过河南审判庭推事，可能是相当於现在省法院审判员，县丞可能是相当於现在的县政府政务秘书之类的官员，长期住在武昌。我六叔王耘田字仲莘，就是生在武昌，小名也叫武昌。
我爷爷什么时候去世的，我记不得了，只知道父母亲常对我说：我小时候常去爷爷的床头要东西吃，爷爷床里面有个墙柜，里面经常放些饼干、糖果之类好吃的东西，我一到爷爷那去，就用手指那个墙柜，爷爷就给我拿吃的。我的奶奶有两个，都姓杨。生我父亲的这个奶奶是漳南镇人，也就是杨益庭的亲姐姐，去世很早；生我叔父的这个奶奶是涉县杨家山人，何时去世也不知道，来往较少。
现在说一说“东西院”。我们都住在涉县南关王家胡同，住在胡同东边的叫东院（即我们家），住在胡同西边的叫西院（即王西军、王国华他们家）。东西院一个祖先，就是十一世祖王良臣，良臣生二子，一为尚德，一为敬德，这哥俩分居后，尚德为西院，敬德为东院。
尚德生子法政，法政生子玉奇，到玉奇才生了五个儿子，所以我常听西院五大爷王味三说：他们祖上三世单传，直到我父亲这一辈，他们才分为五家。
东院是怎么样呢？从敬德起生子四人，四人又生五子，其中三人我根本不记得，唯独记得二爷爷王玉盘（家谱上写的是王玉壁），这是个顶顶的大好人，这个东院全靠他的维持。他主持公道，为人正直，才一直把东院延续下来，死於1928年，当时我十岁，正在北京。
接到家信之后我母亲哭了好多天，而且哭的很伤心。为什么呢？当时我也不知道，母亲只说是好人啊！现在我想：很可能是和我曾祖母欺负我母亲有关，他是当家人说了点公道话。
我还记得一个六爷爷叫王玉璋，…………。二爷爷死后就是他当家，他当了四年的家，到1932年，我十四岁，他就把家分了。他什么时候死的，是抗日战争后，我已参军出走，就不知道了。1956年我第一次回家时他已不在世了。
我就是出生在这个“东院”。
“东院”是个什么样子的呢？土地大约有百亩左右，房子很多。关里的小房子，四合院，大约有十二、三个可以住人的院。不住人专门放柴草并有围墙的院子，大小不一，也有八、九个，多数可以盖房子，个别少数太小。
家里人口约有近四五十多口。雇长工五人。还雇一个老头，给挑水打扫卫生。还雇一个女人做饭，这个女人还带个女孩子，实际做饭一个人不行。到农忙时还常雇用二十多短工，就有近六、七十人吃饭，所以家里的年青媳妇们就轮班帮工做饭。
我记得可以装四桶水的锅就好几个，真是钟鸣鼎实之家。家里还养活五个骡子，三头牛，一、二口猪。
因为家里活计很忙，所以媳妇们生了孩子都雇有奶妈，这样一个大家庭，一个开了头就大家都雇，不叫谁雇也不好。
可以住人的院子很多，一般说每个院都有个名，如前院、小中院、南院、东院、南后院……等等。我就是生在这个小中院的东厢房，我的曾祖母就住在小中院的上房（东北叫堂屋）。
和这个东院有点关系的，就是还有一个“万镒成”药铺，在南关正大街路东，大门在房子一头开着，进大门一拐弯就是前院。
前院的一头有个小石桌，人们常在这个小石桌上唠嗑、喝水、下棋，年终时又常看见伙计们在这上面结帐，算盘叮当直响。中间一个过厅，过厅的一边是厨房，再走就是后院。
后院上房是一个五间七檩的大房子，满满的装着药材，都是用席子捆的大包，一包挨一包，一包摞一包，直到屋顶。
“万镒成”用多少人呢？说不清。前屋有一个李掌柜，武安人，我小时候他也有五、六十岁了，园团脸，留个白胡子，总是笑哈哈的。
六爷（即王玉璋）代表东家在柜上管事，大伯父王莘田、二伯父王甫田经常在柜上吃饭。
在柜上的伙计可以看得见的也就十人左右，除了在前台抓药的就是在后院制药。经常看见他们切药的，两个脚瞪碾药面的，在厨房火上炒药的，用一根绳子系在过厅的梁上或前院的房檐上，下面栓着一个平底很细的竹筐在制丸药，如梅苏丸等一类的小丸药。大粒丸则是用人工和成象面一样，用手搓成细长条，再用一个一样大的板隔一压，就成了一样大的块，用手搓园再包装好，如六味地黄丸等。
一到快年终了，外面买药的伙计回来了，也该年终结帐了，看见他们整天忙着，帐本子一大摞一大摞的，一个念帐，五、六个人打算盘，大家都对了算，有一个人不对再从算，就这样差不多要忙个半月二十天的。算完帐了，会一次餐，柜上留下看门的，就各自回家了。
后院上房前面有一个大花坛，是用木版架起来的，前边的矮，后边的高，上边满满的放着各种花草，约有数十盆。花坛的两边各有水缸几个，里面养着金鱼，平时也用这个水浇花。从春到夏到秋，鲜花盛开，冬天该谢的谢了，该进屋的进屋了。冬天快到了，看见伙计们在后院用无烟煤掺上黄土和煤，准备各屋烧炉子用。
从“万镒成”后院上房南头一个过道再往里走，紧挨着上房后面，隔着一米多远还有一趟小破房子，放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房子北头是厕所，南头是猪圈，养着二、三个猪。通过这个猪圈再往后去，下去七、八个台阶又是一个小院，这个小院就是我们的书房。
东西院的小孩一般都是虚岁七岁上学，就在这儿念书。因此从小就和这个“万镒成”有关系。
放学了，大家排成一行，上了这七、八个台阶，通过猪圈，经过那个过道，再到后院，到过厅。
常常在夏天，就在这个过厅口，李掌柜来了，拿着一盒又甜又凉又爽口的“梅苏丸”说：“过来，每人打一巴掌，给三个梅苏丸。”我们这些小孩子个个伸着个小脑袋等着李掌柜打，实际打是假的，给梅苏丸是真，吃了之后消暑止渴。
我们这些小孩一到春天每人都要喝一、二两大黄泻肚，据说是泻了之后一年不闹病。别人喝一两都能泻下来，我喝二两有时还泻不下来，还要先喝下芒硝才能泻下来。
大人们呢，反正谁有病“万镒成”的先生就来给看，看后就抓药吃。
象我曾祖母这个人，我就常看见她嘴里嚼着药丸子。我问她：“你吃的啥？”她说：“六味地黄丸”。还有女人们用的月经纸，小孩子们就从柜上给拿回来了。还有我们去念书经过后院库房时，也偷偷跑进去，逮住大山楂包，就往兜里装一下子，一边念书一边吃山楂。
有时候柜上伙计还告诉：“使君子好吃、香。”还告诉把皮扒了吃里面的瓤，孩子们吃着真好吃，拼命的吃啊，几天之后就拉虫子了。原来使君子是打虫子的药，是他们有意告诉孩子们吃的。
还有就是一到八月十五日，万镒成就自己打月饼，给东院各家分一些。
到过节这一天，晚上男人们领着孩子就到万镒成去中秋赏月。在花坛前边放上一个桌子，桌子上放着月饼及各种水果，葡萄西瓜都有，满满一桌子，还烧着香。而后掌柜东家们一桌子，伙计们几桌，男人们几桌，小孩子们既在当院放上些小桌子小板凳，坐好之后，由伙计们把月饼一切四半，梨一切数半，即给端到各个桌子上。吃一口月饼吃一口梨，当时吃糠的嘴遇到这样美餐真是好吃的很哪！
完了之后，大伙到院里把供桌上的西瓜葡萄各种水果分吃了，就算赏月完毕，然后大人领着自己的孩子回家。这时候我记得很晚了，穿着夹衣服还有点凉意呢！

《宣录自传》连载之三（原创作品）
“万镒成”在涉县的名气还是很好的。它实际是涉县所有中药铺的批发商店，也是全县人民的零售药店。来买药的人多的很。
药铺柜台前有二个板凳，来买药的都是先坐下，有药单的当即抓药，没有药单的先找先生看病，看完之后按处方抓药。
抓完药一般都是交现钱的，有的没有钱，记上帐也给药。这种拖欠的帐要不上来的就太多了，要不上来也不硬逼人，所以“万镒成”、老王家在涉县名气很好。
有一年正月十五涉县各村的秧歌队、武术队、龙灯、旱船、王二小赶脚等文艺节目都到城来玩，街道两边人山人海。
一个武术队在“万镒成”门口耍拳，有一个节目是“滚枪”，即一个人拿枪扎一个人，这个人一不小心枪头扎到那个人的眼睛里去了，鲜血直流，幸好在我们药铺门口，赶快弄进药铺上了止血药进行了包扎。武术队感谢的不得了，一直要给钱，柜上说啥也不要，这个场面我都亲眼所见。
记得我小时候六叔刚结婚，小孩子们都去耍新娘子。六婶那年也不过十五、六岁，也是个小孩，她就从屋往外撵我们。门栏很高，小孩们都往外跳，人家都跳过去了，我却没有跳过，一下子跌到了，头碰在了门墩上，头上的血直淌。父亲抱着我到药店上了药，很快就长上了，至今左上额依然有一个伤疤。
这个“万镒成”实在是为我们家、为全县人民造福不少。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药铺呢？听家里老人们常说：“是以前清同治年间开业，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实际没有一百多年，同治十三年，光绪三十四年，宣统三年，到分家时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为止，统统算上不过七十一年。从爷爷的爷爷算起不过三辈人，这个“万镒成”没有西院的股份，可以断定是从那时分家而后开业，也就是这个年月了。
“万镒成”后面的书房有几辈子了我不知道，到我们这一辈子，小孩东西院的约有二十余个，请一个先生，在这念书。西屋是正房，屋里南面一铺老师睡觉用，进屋门对着的正墙上供着一个“至圣先师孔子之位”，一上学就得和孔子磕头。
开始先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以后逐渐的就是《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书。练习字叫写仿。开始写的是“一去二三里，沿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又认字又识数。
天天背书，我只顾玩天天背不上。
有一天没有背会书，老师不让回家吃饭了，大家走后很久才让我回去。我刚走进王家胡同，两边蹲在街上吃饭的人都说我：“九生没有背会书。”我一气之下不吃饭了，就回书房来了，半头晌，我父亲给我买两个馍，拎着一壶水，给我送吃的来了。
我在这里念书不多，虚岁九岁（1927年）那年冬天父亲就领着我和母亲上了北京。在北京我上的是小学，又念了几个月英文。十一岁春天从北京回来又继续在这里上学。
小时候不懂事，回来后说话也学点京腔，还瞎吹北京是什么样的。升堂哥就问我：“你到过北京，你说北京城墙是什么样的？”我说：“和咱县的城墙一样也是有城垛子呢。”他说：“不对，我问的是方的圆的。”我说是“方的”，他说：“也不对，是凸字形。”我以后才再也不瞎吹了。
到我十二岁那年，这个书坊就黄了，都考入了涉县城里第一高等小学（既有初小也有高小）。书房解散了，再也没办。
北京的老舅父（即父亲的舅舅）东北叫舅老爷杨益众是我奶奶的亲弟弟，我们到北京主要是去投奔他。他那时候住在北京一个什么嘎嘎胡同的四合院。他在北京任陆军监狱监长。家里雇着一个厨师两个丫环。一个胖胖的一个瘦瘦的，也都二十三、四岁的人了，其中有一个叫雅惠，那一个叫啥忘记了。
当时我的太姥（即父亲的姥姥）还在世，舅老爷没有儿子，我一去成了全家的掌上明珠，那二个丫环就让我和她们一块去睡。每到吃饭时间，太姥总让我挨着她坐。
在这个地方住了一个短时间又搬到东直门内板桥胡同六号。到这里后舅老爷他们自己住一进二套院，中间有一个过厅的地方。我们紧挨着他这个院的南边也有一个院只有一套西厢房，我们在这个房子的北头住了一间，自己起伙做饭吃。
我早晨上学早，父亲给我二个大铜板，到街上买一碗豆汁二个火烧一小碟咸菜，吃完了就上学。学校离家很近，拐弯就是。
这年夏天，校门口有个卖冰激凌的，就动员孩子们买着吃，我说：“没有钱。”他说：“赊给你。”我就吃起来，今天吃一碗，明天吃一碗，也不知道吃多少了。
有一天他给我要钱，我一说没有，他就要去找家长，当时父亲不知何处去了，到家后母亲只得领到舅奶那去。当时钱是给人家了。
舅奶认为我的胆也太大了，敢在外面赊几元钱的帐，狠狠的打了我一顿。当时母亲在旁边也不敢说什么，回来她也伤心的掉泪了，我说：“妈！别哭了，我再不赊就是了。”妈说：“咱们没有钱哪，你爸在家你也不能挨打呀。”从此我再也不乱花钱了。
这个舅奶后来给杨益众离婚了，杨益众又找了一个比她更漂亮的人结了婚。不久即生了二个男孩子，大的叫大憨，二的叫二憨。这都是我们从北京回家以后的事了。
在北京的一年多时间，去逛过一次隆福寺庙会，去看过几次电影和戏。看戏时都是和舅老爷坐在楼上包厢里。看罢了，天已很晚，再进饭馆吃上一顿。
有一次在舅老爷的带领下全家从东直门出去，沿着城墙根散步。城墙外全是农田、菜田，走着走着竟走到了西直门，这时全家人都累急了，他们雇车回家了。
舅老爷的警卫员有电车免票，就领着我又坐了半天有轨电车。我真开心，又逛了整个北京城，快到傍晚了，才回到了家。
在北京时有一天门口过来个算卦的，妈就把他领进来，坐在我们小屋的床上，给他们老俩口算卦。算卦者说：“你们两个的命可不怎么样，但是也能过得去。”
算完之后，母亲说：“给我们孩子算算。”他们报了我的生辰八字，算卦先生嘴里嘟嘟囔囔，手指头还切着，然后说：“唉呀！这孩子可不错，将来大富大贵呀！”
老两口一听说就特别高兴，随即问道：“我们能不能借上光？”算卦先生又切指算算说：“只怕你们命短呀，恐怕借不上光。”
真是事有凑巧，父亲活了四十四岁，母亲只活了五十岁，於1948年冬天逝世，那怕她老人家再多活上一年，我就能接出来孝敬一年，真是我的终身遗憾！
在北京我十岁那年（1928年）我舅舅去了，舅舅李治文爱唱京剧，一天到晚拿个剧本唱《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舅舅走了，六叔又去了。六叔王耘田去的那天晚上，我俩上街上去玩，看见街上那么多人，商店的霓虹灯一闪一闪真好看，沿着大街走啊，走啊，不只不觉街上的灯一个个的开始闭了，才知道很晚了该回去了。
可哪是家呢？怎么也找不到，真着急。正在二个人都没有办法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家在板桥胡同六号，叫了个人力车给拉回来。到了家门口，全家人也都在四处寻找，并且也报告了公安局，一见我们回来了真是喜出望外。
住在一个大城市首先要告诉孩子家的地址，让他背熟，这是个极重要的经验。
在北京住到我十一岁那年春天，父亲领我们返回了涉县。
从北京到邯郸的火车比之现在的火车简陋得多了，坐人的座位都在车厢两边，顺长一条大板凳。一个大网篮一些行李怎样发回的不记得了。只记得我扒在一个车窗口往外看，只见道边的树一个个的往后到，我稍微一动， 把热水瓶撞倒了，当即就打了，开水撒了一地，妈妈打了我一巴掌，爸爸什么也没说。
在邯郸一个小店住了一天，第二天就到了武安。到武安后我和妈住在一个店里，父亲又出外不知办什么事去了。我整天在东门外一个大戏台子前边玩。
等了半个月，父亲回来了。才又雇了个驮骄，就是前后两个牲口的鞍子上一边一个木杆，中间绑着绳套，上面铺着草，草上铺着被褥行李，人在上面可坐可躺，上面后面都有席棚罩着，前面用布帘子挡着，有人给赶着牲口。
第一天走到阳邑，第二天又从阳邑出发，过了阳邑就是涉县管界。那时候根本没有路啊！有的是羊肠小道，不是上山，就是在枯河滩上走。走多远也不见一个人家，真是一片荒凉。
从邯郸到涉县一百八十里路就得走三天，记得在天要黑的时候终于算到家了。
我的曾祖母姓李，是城里营子街娘家，是我曾祖父王钦的第二房夫人。她中年守寡，在这个大家庭里她的辈数最大。她身边有一个侍女叫荣华，她就住在小中院的上房，她是家庭内当家的总管，那时候点灯的煤油都在她屋，各家小股每晚点灯都得到她那去领油。
各家都睡的凉炕，唯有她天天晚上烧炕，在家里也没有人敢惹她，对她像一尊佛似的毕恭毕敬。但她还嫌不够，封建意识太浓，“多年媳妇熬成婆”。
自从我母亲到家以后，和她住上下屋，也非常方便，她就施展起她那一套整治媳妇的办法来：
①天天骂。她站在上屋窗台下，大声大叫的指名道姓骂我母亲，稍一不合适，就成了骂的口实。我母亲又有对公婆孝顺的美德，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时候我给她说话，她说：“不要吵吵，你不听见又骂了吗？在自己屋里偷偷的听人家骂，好知道那是自己的错，下次改了呀！”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错，而是人家在骨头里挑肉。有一天晚上，我父亲在说话中叫了一声“你老人家”，这就不满意了，为此骂了一个晚上。
②到街上哭。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晚饭后，天黑下来了，街上还有人，她就坐在门口大哭大叫，哭她的男人死的早，没有人孝顺，还天天受气……等等，父亲、母亲和我就跪在人家脚下求情：“求求奶奶！回去吧！千错万错我们的错，以后不敢了！”哀求半天也不回来，旁边围着一大堆人，他就末门去扩散这种影响。
③搬出去住。动不动就不在家住了，“你们不让我在家住！我走。”到前院对门的一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不回来，父母亲领着我到邻居家去，跪在人家面前往回请，一边跪着一边磕头，就那样也不回来，一直去个三、五回才算好容易请回来了。这些情况，到我能记事时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从小就给我养成了一个唯唯诺诺的性格，不敢有一点反抗。
今年我回家去一趟（1985年3月），上一辈人就剩下一个五婶，今年也七十八岁了，我无论如何也得去看看，她老人家说了一句实心话：“现在社会好，不论有钱的还是没有钱的都好过，过去可不行，有钱的不好过，没有钱的更不好过。”这是她一辈子的切身体验。
现在的年青人见了些不正之风动不动就说：“现在的社会还不赶旧社会。”实际上他见过旧社会吗？你一说旧社会，他就说：“你又忆苦思甜啦！”。实际上旧社会和新社会根本不成比例，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再加上半殖民地给留下来的，实在是一言难尽。
旧社会抽大烟，抽海罗英，扎玛啡的比比皆是，而卖这些东西的人，既不劳动，又挣大利润，坐享其成，为此倾家荡产者也大有人在。
还有卖淫的，大城市有公开的娼妓馆、街，小城市也有公开的娼妓人家，还有暗娼。
就是农村地主老财抢男霸女，侵占土地房屋，逼得穷人流离失所，也比比皆是。
还有兵荒马乱，官匪一家，家家户户只要一查房子就要你说出几个可以藏东西的暗窖。土匪一来了，老太太老头留下看门，其余的人把东西藏起来，门一锁，一逃而光。
每是“逃反”都是夜里出发，小时候啥也不知道，骑在妈妈的牲口屁股上，两手抱着妈妈的腰就跑了。随后听说官兵来了，土匪走了，土匪在前面走四十里，官兵在后面也走四十里，官兵还把子弹卖给土匪，土匪给官兵大洋钱。土匪走后，官兵回来，就要你慰问，要钱，要粮，要女人，对人民非打即骂。
有一回，我已经十九岁了，那年冬天（1937年）逃难在池耳村。
街上过兵了，别人都跑回家躲着，我心思过兵有什么可怕的，看看怕啥。谁知从队伍里就向我走来一个兵，见我就拉着走，我不去也不行，拉到他们的队伍里，替他们扛上枪，走出三里多地，到了庙峧。队伍原地休息了，也不放我走。
幸好我父亲听说我叫兵抓走了，随后就撵上来，一直到连部见了他们连长，送上一块现大洋，才把我原回来。
我父亲经常外出，在家就给我讲外面青红帮的事。那些青红帮全有的是，他们互相保护，合伙做恶。比如你住店，他们看你的东西好了，就可以随便拿走。他们可以合伙打人，可以暗地杀人。而他们自己的东西在那放着，别人都不敢动一动，原因是他们有一个放东西的样式，如将帽口朝上，把零碎东西放在里边，上边用手绢一蒙，怎样放法，怎样蒙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只要你放对了，就有人给你远远的看着。

《宣录自传》连载之四（原创）
涉县这个地方，处在太行山东麓，虽然地脊民贫，但确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因此，经常是兵匪交杂，谁都想去。
我十五岁那年冬天（1933年）刘桂堂土匪去了，我们全家都跑到山西东阳关去呆了。象孙殿英这样的队伍，本来就是兵匪不分，也多次进犯消息，弄得民心不安。
还有涉县本地的冯贵德，合漳人，天门会头子，天门会由几十人发展到五百余人，最多时到过三千余人，从1925年起就占领了涉县城，他为团长，城里王首模为团付，在漳南镇设税卡，供作军需，统治涉县达数年之久。
后来温村一带发展了一部分长枪会，与天门会对抗，长枪会战败，被天门会抓住十多人，全部押到北门外，城北小海一带砍了头，他们砍头的刀子不快，一边砍，被砍的一边骂。砍了之后，头挂在树上，惨不忍睹。这个天门会在涉县几起几落。
涉县还有一个漳北派，漳南派，一直斗争不断。涉县还有一种村、屯之间的矛盾，村、屯之间相互打群架，你集合的人多，我集合的人更多，相互乱打，有死有伤，实际都是为了地主之间或派别之间的个人利益而动员群众为之效力而已，使人民痛苦不堪。
还有地主高利贷的剥削，地租的剥削，有四、六的（佃户得六，地主得四），也有倒四、六的。高利贷的剥削更重，有月息五分，有加一的，所以只要你借了债，就没有个还，最后又是倾家荡产，到处逃荒要饭。象“白毛女”杨白劳那样的事，在旧社会是真有的。
以涉县而论象北关任聚武是资本家（开过万盛魁杂货店）兼地主，拥有土地一万二千多亩，从涉县到西戊五十华里内所辖土地70-80%都是他的。他还开过放债钱荘32个，全是高利贷。本人有五个老婆，无子女。
1936-1937年期间，涉县一部分人告他的状，在涉县没有打赢，到河南省又没打赢，一直告到南京，也没有打赢。正在难解难分之时抗日战争开始了，官司也终结了，可见这个人的势力有多大。一直到抗战以后，八路军到了，任聚武欺压人民的事才算解决。
这些黑暗事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实际比这大得多的有的是。
我从小不好好念书，一心只想贪玩，真是好好的玩，如体育运动之类闹个好成绩也行，不，尽是和一些小孩在一起瞎玩，因此念书就没有好成绩。我本来是和本家一些孩子一块考上小学的，考上小学后，私塾就解散了，这是1930年，那年我虚岁十二。
上了小学之后，玩的心更切了。那时候每学期终了，学习成绩都粘榜，二年高小四次粘榜，我都是最后一名。
记得有一学期，一个学生告诉我：“九生，九生，这一回你可考好了，考到乙等去了。”我心想：“既然到了乙等，怎么也不能是最后一名了，还能没有丙等吗！”我高高兴兴的急忙跑到学校门口去看榜，一看，这学期只有甲等乙等，没有丙等，我仍是乙等最后一名。真非常扫兴，我低着头又回来了。
在上小学期间最得意的一次是全县开运动会，我担任童子军，手执军棍，是一根园木棍，半截白半截蓝，童子军衣服下身蓝色半截裤，上身白色衬衣，围的蓝围巾，戴的白布帽。穿上衣服，拿上军棍，真是神气十足。童子军的任务就是维持会场秩序，这个事我干得很有意思，也很积极，也很负责。运动会开完了，童子军的任务也结束了。
小学毕业后，我连信都不会写。随即我就去考本县北关师范学校，象王西军、王升堂、王吉寿等人家都考上了，我却没有考上，这是1932年的事。这年秋天父亲就请六叔父教我念书，实际那年他也不过二十四岁，哪有心教我，竞领着我玩。第二年又换了一个先生，教一些没有考上学的小孩，先在西后地一个庙里，我现在只记得念过一篇《王冕传》印象较深，其他也根本没有学什么。这年下半年又换了一个先生，书房移到了南后地一个院子，天天去念书，天天也念不好。
有一天老师回家，学生都去送老师。到了漳河边，有一个大陡坡，学生们都往下跑，我也往下跑，谁料坡度太陡，跑下去竟然站不住了，前边来了一个卖盐的，挑一担子盐，我一下子就撞了上去，盐撒了半挑子。这下子卖盐的抓住我，非要去找家不可，不得已，我领家去了。
可把父亲气坏了，叫我进院跪在当院子里，他赔人家钱，钱赔完后，进院里拿起个棍子就照我打来，这一回可打得不轻。
我大声的哭，隔壁曾祖母听见了，过来狠狠的说了父亲一顿：“盐已经撒了，打孩子干啥，快去把盐扫回来，泡在缸里化成水还能吃。”又说我：“起来，跟我过那院去。”我这场灾才算免了。
以后家里整天吃盐水，吃了好长时间。
这一回书是念完了，也还是不行。到我十六岁这年（1934年），父亲又与各方面商量，请了一个先生叫李清廉，是涉县云平乡人，在河南店四道街文昌阁念书，学生二十多人，自己从家带粮食，带上行李，住在那里，学生自己轮班做饭。
这时候我很惭愧自己太笨，怎么总是念不好呢？有心求学了，另方面这个老师也会教，教的很得法。三则，这个书房在一个孤零的庙里，想不念上书也没有可玩的地方。
这时候，突然间我自己也聪明起来了。每天一早起来，先是洗漱，打扫卫生，吃早饭后，先是写字，每天照刘公权的字帖，写一定数量的字，老师每天把写的那合适那不合适用红笔给勾出来，第二天照着再改再写。写完字就是念文章，老师告诉今天念那一篇文章，学生们都照着抄到自己本子上，有的一天背会，有的二、三天背会，我呢每次都能背的滚瓜烂熟。
冬天都在屋子里睡，夏天在院子里地上睡。有一天早上起来，街上甚传，昨晚一个豹子进了河南店街里，咬死谁家猪了，咬死谁家鸡了，就离我们书房不远，从此再也不敢在院子里睡了。可见那个时候，河南店虽然是一个大镇子，但临近山区虎豹豺狼也依然是有的。
到1956年初，我已参军离家十八年了，第一次回故乡看看，六叔领我去看了看这个地址，已成一片平地了，房子据说叫日本鬼子烧了，土改时群众又扒了个彻底。当年院里一个很粗的丁香树，我还经常上树上玩，也没有了。我站在那里凝望，久久不愿意离去。

《宣录自传》连载之五（原创）
到1935年春节，我父亲叫我去给李老师拜年，我骑上一个骡子，路过固新一带，有一段路是在半山腰人工打通的，路的宽度不超过二米，上面也不高，骑在牲口上有的地方不小心能碰着头，头顶上是山，脚下面往下看，是万丈深渊，真是险峻得很。
全国解放后据说这段路已经封闭了，已在漳河这边修成了宽敞的柏油路。
去给老师拜年的学生唯有我一人，老师特别高兴，中午留着吃了饭，下午回到家时太阳还没有落，妈妈坐在北屋楼上，开着窗户，做着针线活，晒着太阳。
过完春节，过完十五，也还是这个老师，又在熊耳寺后院开学了，学生也还是这些人，这年又念了一些今古杂文，总计一年半共念了一百四、五十篇。
有一天老师回家了，告诉学生“你们好好的把过去所有念过的文章重新温习，等我回来要从头背到底。”
他走了，有的念有的不念。我不知那来的念书兴趣，整天念哪背哪！我成了一种兴趣，我肚子里的词有的是多的很，真可以出口成章。
等老师回来之后，果真挨个的背，一年半我念了自己抄的有六、七本，我把这本子放在老师桌上，从第一本第一篇，一直背到最后一本最后一篇，背的中间有时老师提问“背到几本了”，我说“几本”，老师拿出来一看，果然在那。全校20多学生只有我和李吾亭二人背了下来。
以后老师就给讲地理，历史，有时也讲点数学之类。到来这年暑假，这个书房解散了，老师到区政府当助理员去了。
我们好多人考上了涉县师范学校附属初中。这时候，王升堂、王西军等人正在师范毕业，王升堂、王吉寿去河南安阳考上了河南省立第十一中学高中部。我呢，已经整整耽误了三年，才上了初中。
考上中学了，一开学就要十八元钱（当时布卖七分钱一尺，肥皂四分钱一块）。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父亲有点拿不出来了（这些钱中我记得保证金六元，学杂费二元），怎么办呢？去不去呢？不去吧又好容易考上了。正在为难之际，让曾祖母知道了，这老太太说：“既然考上了怎么不去呢！我给拿二十元钱，十八元交学校，二元钱留着买纸笔用。”
曾祖母亲手交给我二十元银洋。我拿回家后，母亲说：“交学校的钱，纸币也一样，可以拿这些银洋到“万镒成”去换成纸币，还可以找回点钱来。”
当时一块银洋换纸币还可以找回二角钱。
我拿到“万镒成”（这时已属于六爷王玉璋了），正碰上六爷，我把银元换纸币事情一说，他说：“可以。”可是只给了我二十元纸币，却没有往回找我四元钱，这钱就白白的给他贪污了。
上中学后，我的学习成绩已在同学中占上游了，数理化课程稍差，在文科方面尤其突出。英文因为我北京曾学习过半年，有基础，语文因为李清廉老师已教过一年半，基础甚厚，成绩在全班也是最好的。
1956年我第一次回故乡时，曾在家的楼上旧箱子里发现了我中学时的作文本，老师的批语都是赞美的，记得有一篇文章老师批“文如暖风细柳，柔荡轻浮”。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有一篇文章题目为“骂汉奸”，我写了一篇长诗，老师批“骂得痛快淋漓，可为汉奸当头一棒”。其他我记不起来了。可惜这个作文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丢失了。
所以语文老师王XX就特别喜欢我，他吸收我加入了“白红社”，另有交代。其他如地理、历史都是我最感兴趣的。
到1937年秋冬，日本鬼子还未到，国民党的溃军入境，占领了学校。我从此失学，第二年就参加八路军了。
我还记得，在我念中学，成绩最好之时，父母亲真是高兴得很，又怕我身体不行，在南关村西街河神庙内有一个武术老师在教武术，父亲就送我每晚去练武术，锻炼身体。
每晚回来很晚，有时父亲还给几个铜板，在十字街口一家豆腐店喝一碗炖豆腐，当时吃糠的嘴，这碗豆腐真是香的不得了。
这里可以看出：
①我的幼年时期李清廉老师是我学习好的关键人物；
②这一年半是我学习成绩转好的关键时期；
③我从七岁上学到十九岁失学，断断续续读书从未间断，足可见父亲对我培养的一片苦心；
④以后父亲又送我参军，把我引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说起我父亲这个人，正如六叔父在父亲灵牌后面所写的“一生刚直和蔼，恤孤怜贫，为其本能。”
在1932年分家时，别人都在挑挑拣拣，争争托托，能多捞一点就不要少得，而且还要好的。父亲则不然，告诉我们：“咱不靠祖宗留下的过日子，要靠自己，分给啥咱就要啥。”
果然，我们分到的房子是南院小后院（最破最小），现金、银元、元宝没我们的分，在我们这一大股中，基本上是让曾祖母贪了，一部分给六叔了，我们分到的则是“万镒成”的一些烂账（烂账也当现金分）和一些铜字钱（中间有眼，已经做废的铜）。
父亲什么也不说，家里起个名叫“能忍堂”，可是自己还不服穷劲，硬要装出个响当当的样。分家的第二年就盖房子，没有钱就借钱。先后欠“万生社”即任居五600元，欠任光三400元，欠晋玉和200元，欠李国栋150元，这些仅就二舅六叔李洪龙等人知道的即达1350元，其他还有别人不知道的呢，现在也没法考究了。
盖新房子时，父亲经常不在家，全是母亲料理，母亲不仅给工人们做饭，白天监工，晚上还得记账，一个识不了几个字的女人，邻居们都夸母亲能干。
房子盖了一个小四合院，上屋（北面）楼房，南屋临街也是楼房，东厢是平房，西厢是瓦房，院子是青砖铺的，四壁全是青砖，进院不见土气，油照大门在老萧家小门里边，外面还不显眼，里边却是青堂瓦室。
1934年我们就搬进去了。刚搬进去，杨益众回涉县搞“国大代表”竞选，就住在这个院里近一个月之久，当时我们家真够神气的，有杨益众这个大后台，当时杨任天津保安司令部参议，亲朋来往者络绎不绝，再加上这个漂亮的房子，我父亲又到处替杨益众活动，当时我在熊耳寺念书，曾回家亲眼看见。表面上轰轰烈烈，殊不知背后确有一千多元外债呀。
后来家境很不好过，有一天我母亲说“分家时那点烂账，去要要试试，如果能要上一点来也行么。”我父亲不辞辛苦去了，奔波了好多天，一个钱没要回，到贴给了人家两元钱。
进一家不仅没有钱还你，自己家里没有吃的，孩子还闹着病，父亲一看，不忍再要，从咱身上又掏出两元钱给了人家。从此，再也不去要了，把一堆烂账一焚了之。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南关火神庙戏台上来了一些逃荒的，我父亲看见了，回家后叫长工送去两捆柴火。
我的外祖母家很穷，正好我的六爷大儿子福寿在南关圈外开了一个纺织厂，经我父亲说合，表哥李洪龙去当工人了，靠点月工资维持家庭生计。在工厂干了二年多，手艺也学成了，再干可能就得涨工资了。一天我姥姥有病，请三天假回来看看，不料竞呆了一个礼拜，再回工厂，却被福寿给开除了。
当时李洪龙要求我父亲去给说说情，再去上工，谁知竟然没有说下来，人家坚持不要。这个资本家真是二眼无情，六亲不认。
这可把我父亲气坏了，就给李洪龙投资做了一个木机器，买了点纱，慢慢的织起布来了，而且一到集市都比福寿的工厂的卖的快，这样就维持了好几年。
在街上邻居间，还爱管点闲事，什么事对了，什么事不对，父亲都要插插嘴，我母亲又常常为此事担心受怕，街上一有什么吵的声音，母亲就叫我“快出去看看，有没有你爹，快叫他回来，”怕他在外面惹事。
父亲要办点么事，是真有点办法。有一年涉县自卫队缺少武器，县长亲自找我父亲给想办法买点枪支弹药，这事他真答应下来了，不久，他就出去了，是在邯郸还是在什么地方我记不清了，弄回来八十条枪一些子弹，这枪是真好，据父亲说：“这枪个个都是经过我一个零件一个零件亲手检验并做了试验的。”
当时的条件，从涉县到邯郸就得走三天，而且到处皆有土匪散兵，平平安安的弄回来，也确实不是一件易事。弄回来之后，县里面对我父亲就另眼看待了，具体细节我说不清楚，反正常有人到家里去，我父亲顿时在涉县成了了不起的人物。
父亲除了农忙务农外，什么都想干。曾经用一个人开过一年裁缝铺。还弄来过一台弹棉花机，在家里想做弹棉花手工，这个事没干几天就拉到了。
以后合资开了一个“大顺椒店”，这个时间比较长，原来我以为我们家没有股份呢，“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调查我的三代，查明我父亲是“人股”，也就是说这个椒店依仗我父亲的名声而合资经营的。
我父亲也曾在这个椒店熬过肥皂香皂，企图生产这种东西，也未成而告终。
他常常给我讲旧社会的黑暗，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都是从我父亲那里听来的，所以我上学的时候根本就不想出外做事。
在我的印象中，混点事也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在中学时有一篇作文“谈谈将来自愿”，我写的是在家做买卖，实际真是经商也脱离不了那个“人吃人”的旧社会，也是很难的啊！难怪八路军一来，父亲立即送我参军，他自己也很快与我们党合作了。
1932年正是六爷王玉璋当家四年之际，在他的主张之下，这个大家庭分家了。六爷真是一个会跟上形势的人，当时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大封建家族势必要破裂。民族工商业也正在发展，六爷趁势力主分家。当时我正在念高小六年级，具体如何分的不详，只听说是按老四股分的，老四股分后，又按小股分，一共分了九家。
二爷王玉盤下面分了三家，即大伯父王莘田，也就是王升堂、王献堂他们的家，分到了西后地，他们自己盖的房子，还有四叔王万祥已去世，他儿子念堂顶一股分了小中院，五叔王万福一股，分了前院，五叔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家中哥们只有他一人务农，从小就着跟长工们一块在地里干活，什么怨言也没有，分家时也什么话也不说，老实厚道，1985年春天，我回去时，已去世了，只剩五婶还在，所生三子只剩二个了，菊堂任涉县防疫站站长，华堂任南关村生产队长，二个孩在原来上屋地址一个人盖了一个小楼，五婶自己住在她原来结婚时的西下屋，家境很好，觉悟很高。
六爷、五奶奶他们是一大股分成两家，六爷爷分了南后地的南院，五奶奶分了南后地的北院。分家后“万镒成”的名字不改，但却成了六爷爷自己的药铺了，分家后他立即在西后地（离王家很远）自己又盖了一个很好的院子，很快儿子福寿开了个纺织厂，雇用很多工人，有一次我和禄寿到他们家去玩，发现他家零用钱（即用现洋换的铜板）有一煤油桶（五十斤装的方形桶），我大吃一惊，我们家的零用钱是用一个小铁罐儿装的，顶多能装二元钱，他们怎么那么多钱，一桶能装上百元，真了不起呀！
我从此悟出了一点小道理，分家时他是当家人，他主分，好钱好地及万镒成的老底可能让他贪了不少，所以他家立即成了暴发户。
五奶奶这边和他就大不一样了，分家后也没有盖房子，只是王益林在分家前后上了五年河南艺术大学，分家后他从大学毕业，会画一手好画，而后又任“城寨招西南联保办事处主任”办公地点在南关村东南角，和火神庙挨着。
这个人在1938年也参加了八路军涉县独立团，任一营副营长（王西军任营长），后来队伍往山西开，他就向后转了。
全国解放后，听说他在上海卖烟卷，后来又到了郑州。本来在外面混的也还可以，不知怎样他又回到了涉县南关，这一下被群众管制了起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高潮时他被迫自尽在虎头山上。很好的一个人才，却没有能发挥出来，一生连一本画册，一副画也没有留下来。1956年我回家时，只见到五奶奶，他那时还在外面未归，我1985年再回去时他已去世数年了，我参军后再也没有见着过他。
分家时分得最多的一分是二大爷王甫田，他原是二爷的二儿子，过继给了玉赞爷爷，这就成了王鏻的后代，因此按老四股分，他自己算一股，他分去了整个家庭的四分之一，他家人口不多，分的东院也很宽裕，因此分家后他也没盖房子，他曾经考取过县长，但他又畏惧地方势力而未去上任，因此在南关村也算是一个知名人士。
再就是我们这一股了，我父亲是什么也不要，凭自己本事过日子，不靠祖宗给留下的过日子。我六叔是个无能之辈，上面还有个曾祖母又奸又刁，这种情况下自然是曾祖母说了算，谁也不能给她争，她自己捡好地好房子，银元元宝她自己都留下，她自己起火，住在了南院七檩庭大上房，上房有厚檐，有月台。六叔住在了南院东下屋，整个南院是六叔的，我们分给了南院的小后院。分成了三家，分成之后限期搬走。这个封建大家庭从此结束了。

《宣录自传》连载之六（原创）
第二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人民从1940年鸦片战争起就遭受西方和东方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进行过多次英勇反侵略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结果都没有达到目的。直到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又扩大到全国，中国人民为抗击外国侵略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到1945年8月，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这样一举洗刷了一百多年来屡战屡败的历史耻辱，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历史奇迹和光辉范例。
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的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人民迅速取得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仅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而且使此后想继续骑在中国头上的帝国主义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那些想依靠帝国主义的中国反动派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我又正在写这一部分历史，回忆起来，真是感慨殊深。
一 参加八路军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军大举进攻，九月我八路军在平型关歼灭敌人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一千余人，缴获汽车一百多辆，给了敌人一个震惊中外的狠狠打击。
而在正面战场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到十月间，国民党五十三军万福林退到了涉县，而后又是骑兵第四师溃退涉县，还有一些别的什么军来往涉县，侵扰民众，占据学校。
就是学校也不得不在溃军的骚扰下解散了。这时我正在初中三年级上学期，从此结束了我的学习生活。
日寇还没有到，家里人就先跑国民党的反。也是在黑夜里全家逃住到了池耳村，离县城只有十八里地。
逃难时，家里还是曾祖母给看门。城里的姥姥舅舅表哥等则都和我们一块逃到池耳村，在一个群众家的小院子住了下来。白天我和表哥一块去打柴，供家里做饭用。看着形势好一点，又回家来。
没多久，刚过了春节，日本鬼子对晋东南实行九路围攻，占领了涉县。我们全家又逃到池耳村。到3月31日八路军打响了响堂铺战斗，二个多小时歼灭四百多敌人，两个汽车中队，一百八十辆汽车，缴获各种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四月份九路围攻粉碎之后，八路军129师光复涉县城，日本鬼子撤走了。
日本鬼子撤走以后，听说来了八路军，也就是当年的红军。我父亲说：“你们先不要回去，我先回去看看这个队伍怎样再说。”
他回来之后，不几天又返回池耳村，说：“这队伍好极了，买卖公平，街上有人宣传，还在城里戏台子上演戏呢。纪律非常好。回去吧！”我们全家从池耳村回来了。
有一天，一个八路军到我们家借几个碗，用完之后，很快又洗得干干净净送了回来，口里还不住的“谢谢”。我妈也交口称赞：“哪有这样好的队伍呀！”
（王小舟注：1987年8月23日晚在哈尔滨通达街10号的家里父亲与我有几十分钟的谈话，这个谈话有录音，这个录音带已经被我儿子王越进行了数字保存。谈话内容主要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爷爷送父亲当兵报国以及后来父亲在部队成长的一些经历。）
不多久，孙殿英的队伍又开来了，城里面又乱乱腾腾。这时候涉县是个什么局面呢？听说，原来的国民党县政府在日军未到之前，已席卷全县财政跑道西过林去了；现在城里是孙殿英的县政府；八路军的县政府已搬到西辽城一带改为县委会（对外称涉县工作团），在南关村还有一个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派出的涉县工作团，这个工作团专门从事扩军工作，工作团长叫孙觉。
这时城关附近基本上是孙殿英的势力范围。我们的同学之中正在国难当头，报国之心甚切，纷纷参军，不少人就参加了孙殿英的队伍。去了就当上政训员，换上新军衣，还发了小手枪。我的心也活动了，就是一心要走，也要去参加，父亲说啥也不让去，我托人给父亲说也不行，并且当我面说：“不许你去，你敢去我打断你的腿。”我就整天在家呆着。
正在这时，孙觉这个工作团在涉县扩军。他先找着河南店王蓬仙（也叫王锦章）为涉县独立团团长。王又找着他的一些老同学为营长，如一营营长王西军，是西院五伯父的儿子，王艺林为副营长。他们又找人当连长，连长又找人当排长。这样就出去宣传。一个半月扩军一千余人。
我在家呆不住，又要参加这个涉县独立团。就找父亲去说，谁知这事父亲答应的很痛快，他说：“你去吧，这个部队坏不了人。”在他的支持赞助下，很快，我同王国华（西院大伯父老三）通过王西军的关系到涉县独立团参军了。参军后我任团政治处宣传干事，王国华任宣传队长。
部队住在温林，即没有军衣也没有枪。团、营、连的编制是都有了，各连队天天出操上课。团里的各种工作也都在开展，如宣传队就演戏唱歌。卫生队长也是涉县胡峪人，是山西医科大学毕业。团供给处数十人也都是涉县人，整天出去搞粮搞钱，也都有办法。整个独立团就孙觉一个外地人。
温林这个地方频邻漳河岸上，街里各家门口都有个小渠沟，从漳河引进水来，日夜潺潺流过，农民下地回来，先在门口洗洗脚洗洗脸再进院。真是山明水秀，景色秀丽。
队伍在温林住了三五个月从八路军里派来三个干部，一个团政委叫高农斧，一个团政治处主任，名字我忘记了，一个团组织股长叫程世清（这个人文化大革命时为江西军区司令员，成了林彪的腿子）。
这三个人到后部队就有了点舆论，有人问我：“你说委员大还是主任大？”我说：“那当然是主任大。”完了此人又说：“不对，派来这三个人是政治委员大。”又有人说：“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
当时虽说是八路军涉县独立团，然而团里都是涉县人，对八路军了解甚少。
1938年阳历7月的某一天，主任找我：“国香（我那时叫王国香）给你二元钱，你去城里看看，有没有胡琴，口琴之类的东西，给宣传队买点乐器。”说着，掏给我两块银洋。我拿着这两块银洋就回家了，到家后没有三天，突然听说队伍开走了。又过一、二天不少开小差的纷纷回来，说队伍开到山西了。
这成了我一个大问题，刚参军了，队伍又开走了，怎么办呢？去不去找呢？去吧，上那里找呢！不去吧，日本鬼子打进来了，在家呆着怎么能行。正在难下决心之时，我父亲果断决定叫我去找。
这一天，老两口给了我一吊钱铜板（约合当时两角二分钱），母亲给我一个小包袱，里边包了二件随身换的衬衣，告诉我：“先到东阳关，再一步步打听涉县开来的八路军。”
二人把我送到大门口，还告诉我：“你路过神头，告诉石梅（我妹妹）奶妈，把孩子带回来住几天。”
我背着小包袱，拿着这一吊钱走了，已走很远了，回头望望，老两口还站在门口向我望呢！万万没有料到，这就成了永别。
我背着小包袱，一直往前走，到漳河边了，正赶上漳河涨水。我坐在一块石头上，仰天看看，才发现今天又是个阴天。不走吧，再晚了又怕找不到队伍，走吧，这里已过不去了。
我沿着河边往上走，不太远，看见还有“拉河”的，我也无暇思索请了个拉河的二个人把我给抗起来一前一后把我送过了这个河汊子，我给了他们二百钱就跑着赶快去上船，我刚上了船，船就开了，摆过河去，再摆回来就停摆了，我付了船钱，有幸算过了这条漳河。
神头村离家十里地，石梅那年还不满一岁。我看了看石梅，完成了神头的事就继续走。
到了响堂铺，旱河滩的道上躺着日本鬼子的破汽车，看了很高兴。再往前走，天已阴得很沉了，又是两边高山，夹着一个小道，前不临村，后不临店，我突然间有点害怕了，万一有个狼、豹子之类，我可就没命了。
眼看着又掉起雨点来，到哪去避雨呀。一边想着一边只顾往前走。雨下大了我还是往前走，正在犯愁的时候，在道边遇上了个山神庙，不管三七二十一，走进去避避雨，一边避雨一边想，这雨要下个不停可怎么办。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没奈何的时候，从我来的路上又上来四、五辆大马车，也来到这个山神庙避雨。一边避雨一边闲谈，才知道他们也是要上东阳关去的。雨停之后，我搭上这个车，心里边就比较坦然了。
到东阳关下了车，给了人家车脚费四百钱。天已经中午过去了，我到饭馆吃了一顿饭，又用去二百钱。吃饭间就打听附近有没有从涉县开来的八路军，蒙饭店人告诉：“头几天从涉县开来的八路军，住在常宁”。
吃过饭之后，天也晴了，身上也有劲了，也得知部队的消息了。一路上的危难境遇，也都过去了。我高高兴兴地直奔常宁大道而去。
进了常宁村一打听，果然是涉县独立团。我直奔团部，直接到政治处主任那去，我报告，进屋，主任正在床上躺着呢。一看我来了，立即起来，同我亲切的握手，忙说：“你回来了，东西买到了没有？”
我说：“没有，我哪里还顾得上买东西呀，只顾找队伍了”。
主任说：“好，好，买不上就拉倒”。
我随即从身上掏出主任给我的两块现洋，还给了主任。主任说：“你怎么一个钱也没有花呀？”
我说：“这是公家买乐器的钱，乐器没有买，还交公家”。
主任说：“好哇，快去休息吧！”我转身从主任屋出来，摸摸我的兜，父亲给我的一吊钱只剩下五、六个大铜板了，幸好在常宁找到了队伍。一旦找不着，我就得要饭去找啊！
部队在常宁住了七、八天，这时，部队减员很大，原因是：部队扩大太快，又叫涉县独立团，以为这个部队就在涉县活动呢，没有开走的思想准备。而这个团又在涉县时间很短，走得太快，教育太差，结果开小差者几乎一半。
随后，开到了高平一个部队营房，在这里又开始改编了。
在改编中，营以上的一些主要干部，被送往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去了，其中有王西军；王国华在玩手枪时不幸走火从左腿上打了一个眼，送卫生队住院去了；我和江金铎（更乐村人）陈永年分配到了三四四旅旅部教导营当文化教员。江在一连，我在二连，陈在三连。我们随即背上行李到屯留县余吾镇去报道。
后来听说这个部队整个的编成了六八八团第三营。
我们三四四旅旅长是徐海东，政委是黄克诚。徐旅长身体很不好，六月份就得肺结核，八月份我们分配到教导营时，他已经去延安养病去了，我一直没有见过。
教导营住在余吾镇的东门外。很凑巧，旅卫生队就住在镇里。一天在街上就碰见了王国华。他这时已经伤愈，被卫生队长留在了卫生队，教他学药名字。他本是懂英文的，一学就会。只当了一个月调剂就当上司药了。他叫我上他那里去，我叫他到我这里来。
我说：“文化教员是排级干部。”他说：“那当啥用，我不干了，可以回家开药铺，你回去能干啥！”这反映了刚参军时的一种幼稚气。那位山西医科大学毕业的卫生队长也到卫生队当医生去了。
陈永年小个子，会打球，工作也好。我在这里只工作了三个多月，就调旅部去了。1939年我从冀鲁豫回山西，在平顺又见着陈永年一次，以后就再没有见着。1957年王震同志带队伍开垦黑龙江三江平原。陈永年也来了，我们通过信，他告诉我江金铎在云南，任军政治部副主任，也曾通过信，他也来过信，以后又中断了。
这个教导营是什么样子呢？调来的学员都（是）部队里老红军战士、班长、个别排长，主要是来提高文化、政治素质、学一定军事知识。学习三个月，出去以后，就可以当连、排长。我发现很多人身上都有负伤之处，可见当年斗争的残酷。
我们三个教员，一个军事教员叫黄忠诚（1973年去北京听黄良诚说他调南海舰队去了），是老红军，他爱讲红军斗争故事，我也爱听。我去以后不久，从延安抗大分配来一个政治教员，叫李亚丁。
我们三个人住一个屋子，连长指导员他们住一个屋子。小鬼打饭都用洗脸盆，头天晚上还洗脚呢，逐渐也习惯了，因为不吃糠了，毕竟还是好吃呀。
有一天我发现一个排长和连长闹意见了，去找指导员要党的关系，要走，回部队去，我就想，原来党的关系要自己带。指导员曾经对我说过：“你好好干，我介绍你入党。”可是我在连时间太短，未能如愿。
本来在教导营可以学到很多军事政治常识，而我则根本没有问津，只完成我的文化教学任务而已。当时我们的教导营营长是芦绍武，后来东进之后，曾任冀鲁豫支队参谋长。

《宣录自传》连载之七（原创）
二 东进冀鲁豫
我调到旅部后，分配到旅政治部宣传队当宣传员，我一到宣传队就看见了闫平波，他是涉县晋家岭人，也是涉县独立团的。他很欢迎我去，因为宣传队里涉县人就他一个，我去了，有又伴了，我很高兴。
1938年底，我们就开始准备东进了，东进前，部队还开了大会，朱总司令穿着一件皮大衣在大会上讲话，我第一次看见朱德，而且看的很细致，印象很深。总部宣传队还给我们演了文艺节目。我们离宣传队很近，宣传队还到总部宣传队去学习了十多天。总部宣传队长陆定一同志还给我们讲了话。
回到旅部后，即由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带领我们由屯留路过长治，在长治的柳林镇过了新年，到壶关，作了短暂停留，即到凌川的山边，准备下太行山。
到了凌川，也就到二月了，开始下太行山。记得过路的那天晚上，刚到路边，敌人的火车来了，火车也发现我们了向我们打探照灯，照的通明，队伍就乱了。不少人向后跑，双方都没有打枪。火车很快走了，我们又从新集合队伍，再继续过路。
这次过路是从河南合涧经汤阴以南的宜沟过的路（引自《横戈马上》226页）。过路就到了五陵集，不久到了内黄县境。这是民族英雄岳飞的老家。大家讲岳飞的故事，以岳飞激励自己。过路后很快又过春节，这年的新年春节很有意思，一在路西，一在路东，是斗争中过来的。过了路主要活动地区是在内黄、滑县、东明、曹县、定陶、成武、巨野这一带。
我在宣传队的名字还叫王国香，但我讨厌这个名字，因为在教导队时，军事教员黄忠诚同志老开我的玩笑，他是四川人，故意把嗓子捏的尖尖的叫我“桂香”，引起了我改名的动机。那时侯离家远了，也有点思乡之情，即改名王宣录，但没有叫开。
（王小舟注：父亲的曾用名还有王萱禄，也经常使用。
父亲对黄忠诚印象极为深刻，曾经对我说过，黄忠诚天生就是爱开玩笑的人。有时候唱个小曲：“你穿个红鞋你好看，叫我当兵的心缭乱，我穿我个红鞋我好看，与你那个当兵的球相干。”
此事在我与父亲的谈话中有过文字记载，见1992年12月15日我与父亲的谈话记录。）
这时我（被）提拔为二分队副，分队长是张子仪（是山西五台人，到东北后他曾任辽宁省民政厅长，已去世了）。我在宣传队不是个主要角色，唱歌是合唱的，演剧尽是配角，我不会跳舞，我是吹口琴伴奏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队员调出去了，他竟然把宣传队的口琴带走了，被队长焦叔延（大家都叫他焦大哥，崔田民也叫他焦大哥）知道了，他立即撵上去又要了回来，并在全队宣布：“以后不论谁调走，必须把公家的东西留下，公家的东西一丝一毫不能带走。”
使我肃然起敬，真象个焦大哥的样子，不久我也调出宣传队了。
（王小舟注：据1993年1月31日我与父亲的谈话记录记载：焦竟雁，344旅宣传队长，老大哥，听陈钧才讲在广州。）
过了铁路，部队的名字就叫冀鲁豫支队了，司令员是杨得志，政治委员是崔田民，参谋长就是卢绍武（原来我们教导营营长）。支队为了培训干部，又从连队调上来一批老红军战士组成了一个教导队，经过短期训练，也是出去当排、连长的。四月间我就调到了这个教导队当文化教员。
教导队没有几个干部，连长兼军事教员，指导员兼政治教员，我兼文书，还有一个事务长管伙食，排长都是学员。我到这正式改名为王宣录。
值得特别一题就是指导员李占奎，是雇工出身，家是陕南人，1936年参加红军，他文化不高，但觉悟很高，很有一套党培养起来的政治水平。
他经常给我讲他当雇工时赶着牲口出去驮盐、驮煤的情景，实际是在提高我的政治觉悟。他动不动就叫我“小知识分子”。
一到月终或月初，就把我叫到他跟前，告诉我：“咱们得写总结报告、写工作计划。”并且告诉我：“我说你记下来，再整理一下，写出来，念给我听。”我照办了。有时他还要改几个字。并且不断的夸奖我写得好。
严格的说，我就是跟着他几个月学会了什么叫总结、什么叫计划。而且我们的报告在直属队是最及时写的也是最好的。指导员为此也欣然有喜色，我们工作干得也有劲。
这年五月，队伍住在成武县某村，经他的介绍，我参加了党组织，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谁知月初党支部通过后，报到直属队党总支，批下来乃是候补期二个月，当时一般贫、雇农没有候补期。我一看就不十分太高兴，觉得我工作这么好为什么还要二个月候补期，实际当时我不懂。指导员向我解释：“你这小知识分子是应该有候补期的。”我不再讲什么了，但我仍积极工作。就在月终支部开会时，在指导员的提议下，提前转正了。
后来教导队解散，我调支队直属队办公室任教育干事，他调特务连还担任指导员，他见我就说：“你们小知识分子进步快呀！”后来南下时，我们一块南下，以后我调到师部，就不知他的下落了。一直到1969年，“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问我李占奎的下落，我只提了可以找到他的线索，仍不知他在何处。后来造反派告诉我：他已不在人世了。
大概是这年六月下旬，部队打开了定陶县城，直属队全开进了城内，住了三天。
一天下午敌人来了，一边打一边就往外撤。后面枪炮声不绝于耳。我们一直往西走，走了大约五、六十里地到达“一千王”（村名），当天夜里，立即把学员分配回原部队。这个任务都是我的，我按照学员的原部队添了登记表、写了介绍信，找出负责人带上，一批批的送完了。到天亮只剩下我们连部几个干部了，立即跟随政治部撤到了鱼台县南洋集一带。一大批伤员就留在附近打埋伏。
到南洋湖转了一圈，大约已有半个月了，再回来，伤员们已经好了，又拉起了好多队伍。我就调直属队任教育干事了。
当教育干事还没有去，我闹了一场严重的“阿米巴”痢疾，一天一夜拉七十次，真把我难受坏了。到卫生队住院也就是半个月，病情刚好，敌人来了，就连续行军。队伍转到了曹县青崮集一带才算安定下来。
一天杨得志同志给我们讲话，讲这次粉碎敌人大扫荡我们是怎样从敌人的围子跟前（离围子二里路）钻过来的。当时围子还打着梆子，口里还喊着“太平无事啦”。
那时，山西也常送些干部人员过来，每逢来一批，杨司令员都向他们讲话，我们怎样和敌人战斗，还把敌人的大炮都夺了过来，他用手比画着大炮的口径长短，还打开了县城……，等等。打消初到平原来的人一些顾虑，坚定他们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信心。
教育干事主要是给直属队的连、排干部上文化课、政治课。
每次上课时，有的干部总是迟到影响按时开课。我向宣传科汇报时，谈到了此情况，科长告诉我：“你写一个纸条叫‘迟到席’，贴在太阳地，谁迟到了叫太阳晒他。”
当时正是七、八月天气可把这些迟到的干部晒苦了。他们就纷纷反映我意见，没有迟到的也不赞成我的办法，闹的我立刻脱离了群众。不得已我又去找焦大哥研究，蒙焦大哥给我指正，叫我检讨检讨去掉了事。我照此做了，果然效果很好。群众反映：“这小知识分子还能当面检讨，不简单。”
后来南下以后，到苏北了，不知听谁说的，这位科长是个“托派”，不知传言是真的？还是极左路线下搞的？当时“微山湖”一带却有极左路线打击了大批好干部。
到1939年9月支队又成立了一个教导中队（即教导营），中队长是黄忠诚，我是很熟悉的；教导员是地方党调来的一个同志，此人没有在军队干过，一见我们面总是客客气气。
中队下属三个连，我调到二连任指导员，连长李志烈（李志烈同志从离开教导队就再没有见过，“文化大革命”中听造反派说他在解放长春时牺牲了，忠骨就埋在长春外围小合隆镇附近。）是刚从延安抗大分配来的。一连指导员也是刚从延安分配来的，他来时还有个老婆，分配在政治部宣传科当干事。
连队的学员老红军不多了，相当一部分是在冀鲁豫新参加的班、排长。我们开始了这个连队的建设。
到十一月了，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要部队当天赶到五陵集，并且说什么都不用带，那里晚饭也给你门预备好了，我们立即整队出发，走了一天，待到下午五时左右到了五陵集。在外边原地休息，过了一个来小时，确实有部队给送饭来了。饭没有够吃，吃了个半饱，没有了，天也黑下来了，也不再做了，就准备过平汉路去山西。
五陵集离铁路五十里地，早晨只吃了一顿饭，走了一天，晚饭还没有吃饱，已经确定了任务也只好跟着走。
大约七时许出发，我作为指导员负责在二连后尾收容。开始还好，到走出三十里地时发现部队走的就慢下来了。学员们又渴又饿，就在路边抓一把雪吃进去，我渴了也去抓一把，谁知这玩意不能吃，越吃腿越软。
实际一出发不久就有掉队的，开始我只收容二连的，后来越走掉队的也多起来了，我自己也掉队了。眼看着后尾部队已经走完了，这时我已收容了三十来人。这天晚上没有月亮曲黑的天，我只看路标前进。
刚迈上铁路就看见北面一辆火车的灯直射过来，我立即招呼大家“快走”。又走出百米多远，看见了后卫部队有一排人正埋伏着，准备打火车。问我们：“干什么的？”我们答：“掉队的”。他们说：“快走。”
我们也实在走不动了，勉强走过去不远，火车来了，战士们举枪打上了。火车也停下来照这边打枪，子弹嗖嗖的从头顶飞过，我们只顾小跑一样的往前走，说是小跑，实际比走也快不多少。一会，打火车的部队也过去了，只剩下我们这些人。
我领着这些人继续走，到离铁路八里地的一个村子，叫开一家老百姓的门想进去喝水，休息一下。这家老乡可太好了，一听说是八路军，大娘把水烧开之后又放上了两碗苞米面，做成苞米面糊糊，我们每人喝了两碗。我掏出一点钱，大娘说啥也不要，后来勉强算是给了。
我们这些人立刻就觉得身上添了无穷的力量。大娘把我们送出了家门天还没有亮，我们朝西走，出了村，约莫走了六、七里路，天就亮了。再往前又走了约八、九里地撵上队伍了。大队正在休息，实际也准备宿营了。这里离铁路不过二十多里。我回头一想，太不容易了，实际我领着这一小批队伍单独行进了约四十里，占整个这一夜里程的一半。
这以后就是白天行军。又走了两天，到了太行山的脚下，正是中午，吃过午饭，正是下午二时许了，就开始上山。而这个部队多数是冀鲁豫平原的人，没有见过山，一到山上就迈不开脚步，走的特别慢，这山也特别高又是壁直立陡，天要黑了，刚上到半山腰，没有办法再上了，只得依着半山腰露营。
半山坡只有二、三户人家，大家打开干粮袋吃了一点，盖上被子就睡，第二天早上醒来，被子外边几乎全湿透了。顾不了那么多，背包照样打上，吃完早饭，再继续上山。一直走到十一点多钟，才到了山顶。回头望望，山东面一马平川太行山象一道墙壁，高出万丈，而山西面则有缓缓的小坡又下又上，看出了山西地势之高。
队伍一边前进，“我们在太行山上......”的高歌队前队后层层起伏不绝于耳。上山后没有走上两天就到了平顺县的某个村庄，目的地到达了。
我们进的村子就是原来我工作过的教导营的驻地。我听说到了教导营，就象回到了家一样，教导营的教职员学员挤满了街道的两边，前来欢迎我们，口号声鼓掌声不断。
我目不转睛的瞅着两边的人们，想看看或许还能认识的老同志。也真巧，陈永年同志突然过来紧紧的握着我的手：“老王呀，你好啊！”我立即察觉：“哎呀！这不是老陈啊，你还在教导营么？”“是啊，我一直没有动还在三连。”
多么好的老战友啊，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的勤奋工作。我已到冀鲁豫绕活了一年，他还在这个原单位，一动没动。我们边走边谈，不远也就宿营了。
歇了几天，队伍全部交给了教导营。一连的学员交给教导营一连，二连的学员交给二连，三连的学员交给三连，队伍交代完了就剩下干部了，还是负责掩护我们来的这个营，再继续掩护我们返回路东。
临出发前，每人发了二十五排子弹四个手榴弹，再加上自己的背包、米袋干粮袋、挎包也满够载的，再带回路东。我们又出发了。
这次回来大体还是照原路回来的。上了太行山顶，沿山南行，找路下山。这时已经看见山东面的大平原了，到了下山路上，往山下看，村庄的房子都象个小火柴盒似的。山间的羊肠小道曲曲弯弯，直泻而下。高山气势触目惊心，顺着这个小道慢慢的往下走稍不小心被石头子一滑就立刻掉下山涧，粉身碎骨。
下了山，再过铁路，又到了五陵集。
队伍在五陵集住了下来。听到了两件事：
①在我们从五陵集向西过路的那天晚上，我们队伍刚走，敌人就占了五陵集。不多久，我们一连指导员因为惦念老婆，队伍走不多远，他就向后转了。来到了五陵集，他以为这队伍还是自己的队伍呢。到围子门口，敌人问啥他就如实的回答啥，被敌人发觉，将他五花大绑并且绑在身上一块石头，沉到卫河里了。可惜这位从延安抗大来的干部，竟这样牺牲了。
②我领着一些掉队的人，过了路，在一个群众家休息，喝了两碗苞米面糊糊的人家，在我们刚走出村不远，就来了一伙敌人，到这个群众家硬说他家私通八路，问八路军哪去了，走多远了，他死也不说，把他家的一个小孩给拉出去枪毙了。
我听到这两件事，使我深感：当时的斗争残酷，争夺一个村镇老是你进我出，是多么严重啊！而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对八路军的鱼水之情又那么亲密无间。使人感到毛 说的“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真理，增强了我们必胜的信念。
回到支队部，我们都到政治部待分配，一连指导员的爱人就四处打听他男人怎么没回来。开始大家还保密，等他来问我时，实际她已经知道了，我只得将我听到的告诉她，她已泣不成声了。后来这个女同志又嫁给了一大队大队长刘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调查我的历史还找到了她，而她还记得清清楚楚。这时刘震同志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她也在乌鲁木齐。
在1940年1月我分配到冀鲁豫支队司令部任指导员了。
司令部除了司令员、政委、参谋长之外，还有一、二、三、四科。一科是作战科，科长席庶民（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强度大渡河的英雄）。二科是侦察科，科长是唐毅山。三科是通讯科，科长是闵金德。四科是管理科，科长是李锡铭，右手负伤，用左手写字。各科里均有参谋。此外有机要班，班长付文杰（后来是军委机要总局局长），测绘班有个乔子扬（后来听说调民航总局了），侦察班、通讯班、勤务班、饲养班（专门给首长养马的），此外还有个管理员杨XX和我算是机关首长，还有个卫生员。这就是司令部的组成。
我兼任机关支部书记。各班各科到时候照样开小组会，我到时候照样开支部大会。进行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的报告，司令员及各科科长均到时参加。
那时，我刚参军一年半，虚岁也二十二了。由于我勤学苦练对部队基层工作的一些知识似乎也懂了一些。我不知道是那来的这么大的胆子，什么也不怕，该干啥就干啥。当时直属队总支书记叫江大余，他对我的要求亦很严格。司令部的工作在直属队是上游。
各科的工作直接由司令员指挥。
一到行军作战，作战科早把地图和计划都预备好了。
侦察班的人多数经常不在家，他们在二科领导下经常骑车子出去侦查。要行军了，他们常常在部队没有出发之前已先头走了。
通讯班在三科领导下为首长通信所用。机要班与电台联系，与上级下级联系，与首长联系。
地图归测图班负责。每到一个地方，测图班即到周围测量，补充地图之不足。
我经常到各科去，也到各班去。我并不去了解他们的军事机密，但他们也不避我。比如机要译电本付文杰同志就告诉过我，实际是个明码本怎样又成了密码本；测绘班告诉过我怎样看地图，比如山那边是陡坡那边是缓坡，什么叫万分之一；作战科有什么情况了，也不避我。
可惜我认为我只是个指导员，完成自己的基层工作就是了，那些大事我不想更多的了解，没有那个雄心壮志。我的行政首长就是四科，党的首长就是江大余，我主要听从他们的指挥。
杨得志司令员那时候不过三十岁，正如他自己说的“当时我们也都是年近三十的光棍”（引自《横戈马上》226页），正是精力旺盛之时，常常是骑马不纫蹬，一跳就上去了。
这年春天他病了，他的勤务员每天向我汇报他的病情，我也告诉了卫生员常在他身边，注意去请大夫，也告诉了管理员注意司令员的伙食。尽管我做了很多工作，可是就没有亲自去看看。
一天司令员叫我去，我一进屋，司令员就问我：“你知道我病了没有？”我说：“知道了。”“那你为什么不来看看我？”我说：“我是没有来，不过对你的照顾我每天都有布置。”司令员又说：“你是不是看我官大了，害怕我呀。”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不久，反顽斗争开始了，先是打石友三。先向部队宣传石友三这个反复无常的东西，这次又来反共，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击他。他一到冀鲁豫来就接上火了，开始还是以硬对硬。
有一次战斗，他周围的都打开了，敌人退到一个炮楼里，顽强抵抗。司令员把炮兵调来，指着那个炮楼说：“给我把那个炮楼打下来！”我在跟前亲眼看见一发炮弹过去，立刻炮楼土崩瓦解。
（王小舟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父亲就对我讲过这个故事，并且说过，这次调炮兵的传令任务就是杨得志司令员下命令后，由父亲去完成的。
上个世纪90年代父亲又对我提起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已经注意保留与父亲的谈话记录了，我这里保存有当时与父亲关于这件事情谈话的文字记录。
见1992年7月20日我与父亲的谈话记录。）
司号长吹起了冲锋号，四周的冲锋号声此起彼伏，部队蜂拥而上，一会战斗也结束了。紧接着就追了过去。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顺路往前赶，路边挖的地沟里也有敌人的尸体，有的已被群众把衣服扒光了。有时刚刚追上，敌人又走了，敌人做饭用的炉灶的火还在燃着，这个东西真是个兵痞流氓。有一天正在追赶中行进，只见战斗部队把背包放在路旁就跑上去了，上去就打响了，打着打着敌人又走了。
接着就是到东明长坦打丁树本。丁是河北人，曾是直南专员兼保安司令。我们开始到冀鲁豫时关系尚好，后来这个人逐渐变化，和国民党日本人勾结上了，反顽斗争势必要解决他。我们去了直南不久，“两万多人及直南五里的顽军绝大部分被歼，他本人只带了千把人逃往豫西去了。连他的大衣和印章都没有带走。”（摘自横戈马上239页）
我们到冀鲁豫大量的时间是争取群众。争取那些“牛毛司令”。我们刚去时冀鲁豫平原各村多数都有个土围子。开始不让你进去，我们就不进去。有时候我们路过，只让你在围子外面走，我们就从围子外面过去。慢慢的有时候围子门就开了，我们进去很注意群众纪律，逐渐的群众对我们就有认识了。
有个围子，弟兄五个，就有三个在开封当汉奸，老头子就坚决抵抗我们，我们就一举打开这个围子，当场枪毙了汉奸份子，群众为之振奋。紧接着建立地方政权，挖沟破路。这些多如“牛毛”的“司令”也在一年时间内该争取的争取过来了，该打击的打击了，也都纷纷瓦解。我们的冀鲁豫支队到1939年秋冬即已发展到正规大队（团）五个，一般的大队也有七、八个，总计人数“到了一万七千多人”（引自《横戈马上》234页），相当的正规化了。
1940年6月，敌人一万多人分十一路对冀鲁豫边区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天上是飞机，地上是坦克、大炮、汽车、摩托——机械化加骑兵。来势极为迅猛。”（引自《横戈马上》241页）我们在敌人的空隙钻来钻去。“虽然失去了整个濮阳地区，却歼灭了敌人（特别是伪军）大批有生力量，胜利还是不小的。”（引自《横戈马上》241页）十三天反“扫荡”胜利结束。
反“扫荡”刚结束，黄克诚同志从山西来了，统称第二纵队。我们冀鲁豫支队一、二、三大队改编为二纵队第二旅。副旅长是常玉清，政治委员是吴信泉。我们的支队司令部就成了第二旅的司令部。
原苏鲁豫支队（是三四三旅的）也抽出三个团为第一旅。还有黄克诚同志从山西带来的部队可能也有几个团。为了支援新四军，在黄克诚司令员率领下浩浩荡荡的从徐州以东以西分几路向华中前进了。

为什么不能不能接着发了呢？

《宣录自传》连载之八（原创）发了两遍，都是成功了，过后内容又都不见了。

《宣录自传》连载之八（原创）
三 南下苏北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是1935年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抗战开始后，直到1937年10月12日才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布命令，正式在南昌组成的，当时军长是叶挺。
抗战开始后，组织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国民党顽固派一直没有忘记了反共，曾经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
1939年底，闫锡山在山西发动反共的十二月兵变，利用旧军消灭新军（即我党领导的决死队）。（引自《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65页）
1940年春反击顽军石友山部队对冀鲁豫的进攻，结果顽军大部被歼，少数逃窜”。（同上书66页）
在顽固派积极反共的高潮中，中央命令黄克诚同志组成第二纵队，率领原三四四旅三个团，冀鲁豫支队三个团，苏鲁豫支队三个团，从徐州东西两侧兼程南下，去支援新四军。开辟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东西两侧，长江以北，大海以西这一大片抗日根据地。
1940年6月，敌人一万五千人正在冀鲁豫扫荡，冀鲁豫支队司令部立即变为第二纵队新二旅司令部，旅长田守尧同志当时尚在延安，即由副旅长常玉清、政委吴信泉率领一、二、三大队，立即从单县一带南下华中。
这一带离陇海路很近，只经过一、两天夜行军，一天夜里吴政委在前面领着旅直属队，一直行进到离铁路只有十四里路，天色已经鱼肚白了，才宿营。部队休息做饭吃。刚吃过早饭，准备休息，敌人来了。村外已经枪响，和哨兵接上火了，掩护部队立即应战。队伍迅速集合，向北后撤，后撤了二十里地，中间路过了战斗部队驻地，我们才知道，旅部指挥机关已经走到了战斗部队的前边。等到了住地时，已过了中午。
部队只休息了小半天，当天晚上接着过陇海路。路北三十五里，路南五十里，共八十五里地。这晚在铁路没有碰到什么事，路上还算可以。
六月天，白天正长夜里正短，也是天快亮了，才到宿营地——张大屯。这个屯子很大，周围都有土围子。进屯子即找房子休息。打开背包，洗洗脚，稍一歇，即开了早饭。饭也吃的很好。刚撂碗，也刚好准备睡觉，怎么西边又有枪声？这是鸣枪报告。
常玉清副旅长听到枪声，就往西门跑。跑到西门口，一问哨兵，知道敌人来了，立刻把哨兵的枪拿过来，上了围墙。只见敌人从一辆小汽车上下来四个日本鬼子吆三喝四的举着枪往围子上跑。常司令举枪瞄准，一枪一个，两枪打倒两人。（剩下的）那两个鬼子回头就跑进了小汽车，开走了。
（王小舟注：常旅长两枪打倒两个鬼子这件事情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就对我说过，此事是当时的哨兵亲口告诉父亲的。）
这时吴政委立即命令部队：马上集合，从南门撤走。这一走又是一天。有时看见左边有战斗部队，有时看见右边有战斗部队。与我们并行南进，后面留下一个营掩护。就这样边走边打，一直走到天黑，才算住下来。
队伍进了村子，没有进屋，吃了饭，又继续走了一夜。天亮了，部队在一个树木较多的地方集合。吴政委走来给大家讲话。原话记不清了，大意是：此地离敌人还很近，在此不能休息，这样大部队，作饭都不行，大家吃点干粮，立刻出发，再走一天就到了新四军六支队的根据地了，大家辛苦点吧，不流汗就得流血。
讲过了话，大家议论纷纷。然而，不走又不行，只好下决心再走。稍事休息，即启程，又走了一天，到晚上，才算宿营了。
算计起来，这次过陇海路，前后一直走了三天三夜，没有休息，而且还吃不上三顿饭。几乎是饿着肚子急行军，这是几次过敌人封锁线情况最严重的一次。
我们过路是在丰、沛、萧、砀四县之间过的。过了路后即渐向西南，从夏邑、永城之间到永城县境。这一带过去新四军苏皖游击纵队活动过，叫永夏商亳，人民群众对我们还是有一定认识的。
有一天吴政委找我，我进屋后，吴政委正在看地图，给我谈了谈形势，并指出我们现在的位置，敌人的所在地，意思是征求我对部队动向的见解。我当时只知把自己部队带好，多做思想工作，对于大政方针，我根本没有想过，我无言以对。
可以看出了，这一段时间部队是在待命。部队没有事，又不能在一个地方呆长了，一、二天就换个地方。
有一天到了一个村子，只见家家妇女都在哭孩子，一打听，原来是日本鬼子前不久从飞机上扔下一个炸弹在村东头，没有炸。不几天，一大批孩子在玩这个炸弹，正玩间，突然爆炸了，炸死二十多孩子，又正是部队到达的那天。
在这一段时间，二纵队受八路军总部命令，与彭雪枫部队合编。改为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黄克诚任政委。不久中原局少奇同志来电，要黄克诚同志立即带队过津浦路到皖东北。这时黄克诚同志不得不电请中央毛 “仍由十八集团军总部指挥，还是由中原局指挥”。毛 立即回电：“由中原局指挥。”（摘自《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67页）
这时部队留下六八八团、六八九团给彭部。这时部队进至皖东北，编为五纵队。到改编新四军三师时，把在淮海的张爱萍、韦国清旅编为九旅，原来留给彭部的旅编为四师十旅。后来归还原建制时，将留给彭部的旅调来淮海区归三师指挥。九旅归四师指挥，这就是九旅十旅调换建制的由来。
从永城西南转到涡阳东面，继续向东南。一天正在向蒙城方向走，突然停下来，又转向东北，经过双堆集一直向东，过了津浦铁路，再经任桥，直达淮河边上的双沟。
记得进双沟的那天正是半夜，为了不打扰群众，部队就在街里街外露营。正是八月间，大热天，走了一天，解开背包就睡。谁知睡醒后，可了不得，本来盖的夹被子，却叫蚊子咬得可身是包。实际是叫蚊子咬醒了，醒来就和蚊子斗争。找些湿柴禾点着，用烟熏。谁知熏也熏不走，依然到处乱飞。然而又困的没法子，只好仰脸躺着，被子全盖上，用手指头和膝盖撑着，又睡了。再醒来，手指间上膝盖上又都咬成了包。这蚊子也太大了，是有一个手指头肚那么大。没有办法，好歹对付到天明。
（王小舟注：人这一生，总有许多事情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这次在双沟被蚊子咬和前面常玉清旅长开枪打倒两个鬼子的事情就是这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北京到父亲战友杨炳权叔叔家聊起往事的时候，这两件事情杨炳权叔叔也记忆犹新。
杨炳权叔叔是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位置上离休的。）
天明了，群众起来一看，满街都是军队，把老百姓感动的直叫好，哪有这样好的军队呀！刚到一个新地区，群众纪律，至关重要，如不能取信于民，怎么能够站得住脚打胜仗呢！
在双沟住了几天，也到淮河边上去看看，只是河边杂草丛生，河水象泥汤一样黄。街上虽有些商店，也都不景气，一片凄凉。本来国家不富，再加上日本鬼子遭踏，即使这样一个大双沟镇，也是十分荒凉。
八月下旬，部队继续行进到大石集子。我突然得了一场“流行性感冒”，高烧，昏迷不醒，我被送到了洪泽湖里一个小岛上的部队医院。首长还派了一个小鬼招顾我。怎样送到医院的我不知道，走在洪泽湖里，我清醒了一小会，知道在担架上，听见下面脚夫淌着水哗哗直响，一小会，又昏迷了。等到医院病房，已是半夜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罗胤同志（司令部作战参谋）和我在一个屋。过了二天又来了一个人，叫郑文晋（他原是三大队的，到东北后，在前郭旗时他任县民政科长，后到省法院当院长，反右派时成了右派，含冤去世）。
在这里住院二个月，当我病快要好的时候，罗胤才告诉我：“咱们这个屋是重病区，你抬进来的那天晚上就抬出一个（死了）。”
这里没有菜吃，整天都是吃鱼。我不会吃鱼，罗胤教给我：“吃鱼不能象吃猪肉那样，要顺刺往下撸，撸下来再吃。”说实在的，我吃鱼就是在这学会的。罗胤同志转业到地方很晚，一到地方就进了林业，现在是合江林管局局长。
也正在我的病刚要好的时候，一天，刚吃完早饭就听说“有情况”（既敌人要来），医院就决定让我打埋伏（既换上便衣藏在群众家里），我带的小勤务员，姓名可惜给我忘记了，进屋就对我说：“指导员，咱们得跟部队走，说啥也不打埋伏。”我很赞成，立即回答：“对，快收拾行李。”小鬼把我的东西、他的东西，都装在我的马褡子里面，这时村东头已经枪响了。队伍纷纷出来，也顾不上集合，即向村西面往外撤。
小鬼把我的行李背上，给我找了一个棍子，我一手扶着他，一手拄着棍子，出门就跟上队伍向西走。
村东边敌人和掩护部队打得很激烈了。刚出村口，后面上来一匹马，驮着点东西，小鬼很机灵，叫：“马夫，站住，把指导员的行李给放上。”马夫也急忙接过马褡子即仍在了马背上。这样，我们两个都成了空行人。
走了一天，接着夜里又走。第二天早上才宿营。接着又走了几天，才脱离了危险。从此我又得了一种病，两条腿迈不开，走大步不行，更不能跳。每次过壕沟，别人一跳就过去了，而我，只得爬过去，再求别人从另一边把我拉上来。
在我住院期间，原部队已经到了淮海地区。我从医院出来，被留在了湖北大队政治处任组织干事。郑文晋也留在了政治处，任教育干事。罗胤先出院，已回原部队去了。
湖北大队大队长童世民，政治处主任是黄立华。部队活动在淮海一带。当时这一带敌、伪、顽、匪、会（小刀会、大刀会之类）五样俱全，他们都反共。因此，斗争形势很复杂。常常是湖西紧张了，我们到湖东，湖东紧张了，再过湖西来。
（王小舟注：黄励华1946年牺牲在东北，安葬在西满军区烈士陵园。黄励华墓碑上记载有：三师兼苏北军区特务团政治处主任，江西省崇义县人。
西满军区烈士陵园当时是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亲自选址，现在已经改名为齐齐哈尔烈士陵园了。）
当时，政治处有一个青年干事，叫林立（后来全国解放后，听说他曾任武汉市委组织部长），是从抗大分配来的青年学生，他很羡慕我，（说）：“你才21岁就当了组织干事。”当时我负责全团的组织工作，他一方面反映了现实，另一方面也在有意的吹捧我，但我因为身体不好，实际也没有做多少工作。
1940年10月间，由于黄克诚同志已带主力部队南下盐阜区，住在东坎。我们湖北大队在1941年新年前后也全部进至淮海地区。这时我因为右脚前掌上因走路打泡而感染，又第二次进医院。
就在一月六日——十三日国民党重庆当局指使顾祝同以七万之众，聚歼我新四军军部在泾县之茂林。军长叶挺被俘，项副军长牺牲，酿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奉党中央指示，陈毅为代军长，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将整个新四军重新编为七个师。八路军南下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为师长兼政委兼苏北区党委书记。我原来所在的部队编为第八旅（全国解放后为39军115师）。
二月份我病愈出院，调师部教导队任支部书记，五月调师政治部任指导员。这时政治部主任是吴法宪（南下时他为一支队政委），组织科长付平，宣传科长王衍，敌工科长王央公，锄奸科、民运科副科长南階池。干事之中有组织干事李亚丁，汤ＸＸ，宣传干事贾秀生、朱鸿、长工。机关管理股长李益民和我是机关首长。
直属队总支书记是丁仲，是从延安马列学院毕业来的，为人正直忠厚，是我的直接首长，全国解放后曾任空军工程部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遭吴法宪的迫害，将其夫妻（杨易立同志）一个放在山西、一个放在牡丹江劳动改造。后调回中央任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可惜两只眼睛已经瞎了，含冤死在医院。
李亚丁同志，我们先后三次共事。一是在三四四旅教导营二连，二是在新四军三师政治部，三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调大兴安岭任副专员，他在军分区当政委，数年之久。以后他离休到沈阳居住，我到了哈尔滨，他还来看我一次。
朱鸿同志在建国后曾任空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以后任解放军报社社长，“文化大革命”中也遭到了吴法宪的迫害。到1973年底我去北京看病，见到了他，当时他住在他老婆的一间房子里。后来听说他带一个班子给黄克诚写回忆录，未知可否。
贾秀生同志解放战争初期曾任黑龙江省龙江县县长，以后南下了，他南下时，我们在白城子见一面，以后就不知其下落了。1983年秋，我从天津看病回来，路过沈阳，听杨泽民说他在沈阳，学武领我去看他一趟，他在外地疗养未遇，见到了他爱人。原来他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现在虽已平反，然仍销声匿迹不愿见人。我回哈尔滨后，他一直也未来信。
（王小舟注：学武即丁学武，是我的姑父。）
常工同志1973年冬曾在北京见一次。他当时在一个出版社仍搞写作。“文化大革命”说他是假党员，真是荒唐，他的党籍是我在政治部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时发展的，我记忆犹新。“文革”时曾为此写出证言。
付平、王衍等同志，曾听说王衍在青岛，付平在北京，未见过。这些老同志，当年战争年代，生死不知，在一起为革命奔波，感情之深，真是终身难忘。
六月政治部也开进盐阜区，驻在了阜宁县硕集子。
“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晋冀鲁豫边区人民的代表机关----边区临时参议会开幕。这次会议选举了边区政府要员，成立了边区政府，晋冀鲁豫边区的各项工作更进一步展开了！”（引自《刘伯承回忆录》第一集27页）
这个重大事件，延安新华社向全国发了消息。就在七月份，我在盐阜区地方报纸上看到了。当时报纸上还登了少数几个参议员的名字，其中有我父亲王耕田。
我看到之后，当然很高兴，立即写了一封家信，询问这个情况。不久收到了回信，父亲说是他，一点儿不错。这次信来信往一共三十二天。部队也还是在硕集子，没有换地方，真是太好了。
难怪父亲在我小时候给我灌输的旧社会的黑暗知识。八路军一到涉县，立即送我参加了革命，而他自己亦很快与我党合作，成了晋冀鲁豫知名的党外人士了。
一九四一年七月下旬，敌人对苏中进行“扫荡”，接着又向北来，占领了盐城阜宁，遇到了我军的处处打击，疲惫不堪。我们师部机关向北移了。八月份“扫荡”结束，师部组建后方医院，王成旭任院长，丁仲同志任教导员兼分总支书记，我任组织干事兼分总支副书记。
（王小舟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编纂《新四军第三师卫生史》，此书的编委中有沈友竹、高良，都是父亲的亲密战友。她（他）们二人我都分别去拜访过。书中第157页有父亲的文章《三师后方医院组建之初》，这篇文章后面有王小舟整理的字样。）
院部约六十余人，有药局、化验室、手术室、政治办公室、炊事班等组织。下设一、二、三队，一、二队为原来新四军来的人，文化程度高，不少是医专医大学生；三队是由八路军来的人，多数是部队成长的红小鬼看护。各部队都有一个休养连，每连一百二三十人，全院为营级单位，所管连级单位七个，总人数约七百余人。
医院驻在大许庄，离羊寨镇十二里地。师部驻永和庄，离我们也很近。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也在这附近。当时我们还走着去军部，听过一次少奇同志的报告——《论党内斗争》，这是我第一次见少奇同志，很瘦，但讲话精神很好。
在医院工作时，在药局有个叫汤泽民同志家是羊寨人。他告诉我，他家的地址。让我往家里写信时，回信可寄到他家，由他转给我。我确实通过这个线路，给家里通了不少信。这使我很难忘却。以后数十年和汤泽民同志没有联系。在1983年北戴河休养，遇上了大兴安岭一个同志，谈起了我，这样我们又联系上了。1984年9月，我从天津看病回来，住沈阳，学武领我去他家看了一次，这时他已满头白发了。
医院里有不少女同志，恋爱就成了不可避免的问题，当时结婚条件是“28五团”。即28岁，五年党龄，团级干部，三者具备才可以，否则就叫做不正当男女关系。
我的办事也太机械，开始为“左”，见有恋爱者即反对，如丁仲同志和杨易立同志（二队队长）。二队的一些“小鬼”曾尾追取闹，我没有制止，而且还向总支反映过。我们办公室一位青年干事和一位女同志恋爱，也被搅黄了。后来我又有点右倾，部队一些年青同志纷纷托我给找对象，我就将张贯勇介绍给刘超同志（司令部组织干事），我当时主要是看上级对这些事也不处理，就以为是合理的了，实际这些问题也真难处理。所谓“28五团”是当时战争形势所决定，所谓恋爱问题，在女同志多的单位里也叫必然。后来我才逐渐认识了这个问题的真理所在。
当时真发生了一件大事。刘超同志虽然和张贯勇恋爱了，不知怎么搞的，张贯勇同志也调司令部卫生所工作了。司令部三个女同志住在一个屋里。有一天，星期六，那两个女同志都去过星期六了（即到爱人那住了），屋里只剩小张一个。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司令部作战科长（曾参加过长征，是强渡大渡河十八勇士之一）来敲门，小张以为女同志回来了，即起来开门，科长进来了，二话没说就要抢奸，小张可吓坏了，那经过这个呀！不答应不行，答应又不行，小张忽然计上心来，说：“可以，我出去解个手就来。”这位对敌斗争的勇士，却没有料到其中之计，小张出去就跑到刘超那里去了。去了之后，啥也没说。这位科长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眼看天亮了，不回去也不行，回到自己宿舍，把新衣服、新鞋都穿得整整齐齐，躺在自己的床上，用手枪从下额打进去，子弹从头顶上出来。原来他以为小张去黄克诚司令那里报告了，就自以为见不得人而自尽了。
这个人立刻被抬到了后方医院，到医院虽然还未断气，但已不知人事了，经抢救无效，终至死亡。死了之后，找这个死亡原因，怎么也找不出来。可把小张吓坏了，这个怎么办？这么大一个干部（实际当时他够结婚条件）为这么点事儿尽自杀了呢？过了数天之后，不得已，她向刘超谈了，刘向黄司令反映了。不仅小张没有错误，还开了全师团以上干部会，批判了这位科长，并且还向全师发了文件以警效尤。
（王小舟注：这个故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就对我讲过，但是父亲从来不告诉我科长的姓名。上个世纪父亲的许多战友也都向我讲述过他们在新四军三师战斗过的亲身经历，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所有人也都不告诉我科长的姓名，于是我明白了，他们所有人都视科长为英雄，都为科长的自杀而惋惜。）
当时的医疗条件，较之现在差多了。那时治结核病根本没有办法，犹如现在对癌症一样。结核病是在1949年前后才有外国进口的链霉素，而且当时对此药的认识也还很差，认为不能杀结核杆菌，只可将其包围，使之不能发展。以后才逐步有了认识，直到五十年代末期国内才能开始生产。
在战争年代，伤员多于病员，类似红汞、雷弗纳尔、龙丹紫都是好药。消炎药最好的是黄安，而且还没有长效黄安。药膏都是用猪油和的，蒸馏水是自己烧的，手术室就更简单了，在一个群众家里上面和四周用白布挡住，象个大蚊帐似的。地下用水浇湿了，即可手术了。那时均为战伤，手术也是锯腿锯胳膊，一般也还是可以的，类似开膛破肚就根本不行。现在一个破腹产已成为十分普遍，可那时真难于上青天。
记得军部有一个女同志难产送来我们医院，而且奥地利医生罗生特也跟着来了，破腹产主要术者也是他。来到医院之后，王院长是助手，主要医生是护士，其它的人根本不能靠边。
手术是在院领导及主院高明大夫的共同严格操作招顾之下进行的。孩子是生出来了，手术也完成了，最后罗生特说：“要经心护理，如果能活过一个礼拜，就没有问题了。可是这位女同志只活了六天就去世了。罗生特也回军部去了。
就是这样简陋的医疗条件，在当时我们医院来说，也还是比较完备的，很了不起的。大致上符合当时年代的医疗条件，而八路军和其它兄弟部队则差得更多了。
有一个时期医院进来一批好药，杨泽民同志就私下送给了我两盒，这件事情叫王院长知道了，对杨进行了批评，给我也谈了话。我又把药送了回去。
而且药局子里有一种舆论，不能长吃药，药吃多了等有病时就不管事了，这一点确有点真理。为当时战争年代对节约药品也的确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到医院时身体就不十分好，长期下肢浮肿，也影响心脏不好，杨易立同志曾给我检查一次，怀疑我有肾脏病，有的大夫告诉我：“晚上睡觉脚部垫高一些。”这样睡觉之后，早晨腿脚确实消肿了，不多一会儿照样浮肿，鞋穿不进去，只好托拉着走。
以后院长给看看，化验室验验血，血色素只有55%，院长给开了一大瓶子“拘绿酸亚铁”，我吃了一个月，再一化验，血色素上升到84%，从此，我的病全好了。以后数十年再没闹什么病。
1973年底，我在北京看见丁仲同志，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听见我说话声音，就老远的喊我“萱禄同志”，我走到他眼前，他用双手摸着我的脸、身上，还说：“当年你在医院，整天拖着个鞋。”给他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这样庞大的医院，在那战争年月，又处在敌后环境，想必不能长久存在，一旦敌人“扫荡”，这么多伤病员就很难处理，鉴于这种情况，到1942年3、4月间，这个医院就解散了，大部分调走了，师部只留下了以原来三队为基础的一个休养所。
我亦因此调师卫生部任组织干事，党内为分总支副书记，总支书记叫张克威，一条腿，那一条腿负伤锯掉了。分总支管三个单位，一个是卫生部，一个是卫生学校，一个是刚编进来的休养所。在卫生部不过二个月，我又到休养所兼这个所的政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又过了三个月，到1942年9月，我到师部中干队学习去了。
卫生部长是吴之理，下面有医政科、药政科、保健科等组织。在卫生部工作期间，我和一个原来曾在医院工作过的一个女同志叫王若松发生了一点爱慕之间的关系，当时我考虑一则我是已经结过婚的人，另方面我又不够结婚条件，再则工作又调动频繁，一旦有点什么问题，自己犯错误是小，又怎么能对得起你相爱的人。为此，我紧紧把握住不能做什么越规行为。
十分可惜，这位女同志在我们离开一段时间之后，她竟和一个医助叫张孟龄的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且还怀了孕。严格地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又身为医务工作者，这个问题是好解决的，可是她却没有解决了。
就在怀孕初期，部队一个团长叫詹易贵到医院来找对象来了。他们两个就谈上了，不久即结了婚，结婚半年生了孩子。在这个军事干部的立逼连问之下，她不得不坦白交待。这个经过长征的工农出身的老红军，那能容得了这个，就整天的打她。
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她一次，已经被打得消瘦不堪，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以后再也没有见着，那位医助张孟龄建国后听说在沈阳某工厂当卫生科长。
在“苏北的东北部，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于1940年挺进到滨海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择《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86页）在1942年我们三师派了一个二十三团，也去到了滨海地区，由他们建制指挥，二十三团有一个连指导员叫钟家泉，晋东南人，曾和我一块在宣传队，在1943年敌人大“扫荡”时，在赣榆县某地，他这个连负责掩护，与敌人激战到全连皆壮烈牺牲，最后剩下他们五个人等敌人冲上来时，他们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个光辉事迹在1943年6、7月间，盐阜报纸有长篇详尽报导。
我们中干队，是集中了三师营连干部一百多人，经短期培训后，出去都是做营级领导的，是三师的精华，队长兼指导员是丁仲同志，先是由师部直接领导，后来归并到抗大五分校。
学校虽然以提高文化为主，但也调了一些小知识分子，好便于辅导。我去了以后为五班副班长，刘超同志也去了，为六班副班长，还有韩绍卿，都是副班长，我在这里学习了将近四个月。
在一次集训中，要走天桥，一个一个都走过去了，我也上去之后往下一看，眼晕，往前一瞅，很高很长一块板子，我就不敢过。这时，全队人员在下面看着我，又笑又鼓掌，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更不敢过了。大家高喊“爬过去”，我要下来，又“不准下来”，没有办法，我只得慢慢的爬过去了。
在十月间，全师开运动会，总指挥是副师长张爱萍，我们中干队也参加。一天运动会已开始了，八旅代表队晚了五分钟，张副师长很生气，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并且罚该队在场外立正五分钟。
当时给我印象很深，感到这个军事指挥员真了不得，而且也感到了时间的重要，张副师长还说：“如果是战争，时间就是生命，谁先抢占了这块高地，这就是胜利，因为你晚到了，你就要全军覆没。”
运动会正开到最后一天，敌人来到了单家港，离会场只有十二里地，当时二十二团拉上去了，和敌人激战一天，战斗是打胜了，运动会也开完了，可是团长童世民同志却牺牲了，从此这个村子改名为世民港。

再发一遍。

《宣录自传》连载之九（原创）
中干队有一个女文化教员，长得中上等人材，我们这些学员中就有不少人背后论长论短，说“咱们学员都是营级干部，她教咱们她是那一级的。”有一天，张副师长来了，在向我们学员讲话时，就批判了这个舆论，他说，“你说是那一级的，她现在教你们，就是教你们这一级的。”
散会之后，这些学员们非但没有停止议论，而且又进一步发展了，等到晚上睡觉时就说：“现在是睡觉一级的。”到食堂吃饭了说：“现在是吃饭一级的。”就这点事情一直到学习终了。
已经到十一月了，也已经知道敌人要“扫荡”了。部队向八滩移动，到八滩后，整天修围子，准备敌人来了固守。到十二月中旬，一天突然接到师部命令，中干队在一天一夜之内赶到师部，接电报后立即启程，二百里地按时到达了。
在师部休息一两天，黄师长来给我们讲话了，大意是：你们是三师的宝贵财富，现在敌人要“扫荡”，你们怎么办呢？我们准备把你们分到地方上去打埋伏，你们到地方去，能带一个班就带一个班，能带一个排就带一个排，和敌人周旋，保住你们的命，就算完成了任务。等敌人“扫荡”完了以后，再回部队来。
有人就说了：“黄师长，我们要走了，给我们点东西不行吗？”黄师长当即答应：“可以，每人只准要一件。”散会后，我考虑要点什么好呢？有人要金笔，有人要鞋，我想要一个皮挎包。
第二天我们三个人一同到了黄师长的宿舍，向黄师长告别来了，我们又说了各人想要点什么。黄师长当即批了个条子给供给部刘炳华部长，我们立即到供给部领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我领了一个堑新的皮挎包。
我背上自己的刚领来的皮挎包，高高兴兴的到地委去待分配。
当时地委组织部长是喻屏。经过简单谈话，我分配到了淮安县。到了淮安县，我分配到了该县苏咀区任副区长，当时区委书记是孔祥祯，区长是王有才，区队长是王海。区中队约有40余人，区委、区政府工作人员也不过二十人，很精干的一个小队伍。
这个区是淮安县靠近阜宁县的边缘区，南临凤谷村。这里包围着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 韩德勤，区中队经常与韩部交火，因此也锻炼了这个区中队的战斗力。
韩德勤这个人是泗阳县人，当时有句流行话“学会泗阳话，就把皮带挂。”是个典型的封建官僚军阀。在江西“剿共”时他只带一个师，到抗日战争后，他的部队（包括李明杨李长江的地方实力派）号称十万人，蒋介石委他为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苏省 。
这个部队，战斗力不强，但反共坚决。经过新四军一师在黄桥一战，又经过一师三师的曹甸一战，他的部队就所剩不多了，被我军包围在凤谷村车桥、曹甸一带，蒋介石天天派飞机来给他送给养。这个包围从1941年初到1943年初，整整围了他两年，这年初敌人“扫荡”，他也趁机向西逃命，到了淮北，剩下三千人马，被淮北部队活捉了。请示中央，中央指示“放了他”，还给了他部分人枪，他回去后，被蒋介石一顿臭骂，撤掉了他一切职务，这就是反共玩固派的下场。
我到苏咀区上任后，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但整个根据地的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均已就绪。二月初，刚过春节，敌人集中了日本鬼子一万余人，伪军八九千人，号称三万人，向盐阜区进行了两个月的大“扫荡”。二月十四日进占我苏咀、东沟、益林，主力部队在其扫荡初期，避开其锋芒，与敌人兜圈子。待敌人在两个县的范围内布置了六十多个据点之后，我军即开始进行反“扫荡”作战。三月二十五日，陈集子围歼战，日本鬼子八十七人无一漏网，全部（被）击毙。这一战斗意味着反“扫荡”胜利结束。
在日本鬼子未到之前，我们已将苏咀镇的工作布置妥当，待敌人来了，谁当伪镇长、街长等都安排好了。可是我们安排的这些干部都为人老实厚道，敌人到后，还没等我们的人出来，街道上的一些流氓地痞就十分积极的跳出来了。敌人委以重任，我们不仅得不到情报，而且对我们在苏咀周围的活动威胁最大。
经过区委研究，决定除掉他们，重新按我们的计划组建伪政权。一天夜里，王海同志带几个人进了苏咀镇，当即杀掉了几个汉奸头了，并且在他们的门口贴上一个纸条子，上写“因为XXX当汉奸，所以杀掉他。”条子下边还有落款“淮安县执法队”。这一来，就再没有人敢出来了，敌人委派谁，谁也不敢。
这时我们原安排的咱们的人就站出来干了，这以后，苏咀镇敌人的情况我们天天收到报告，苏咀镇敌人的岗哨我们了如指掌，我们区队的人也天天进进出出，如入无人之境。我们这个小部队就在苏咀镇外，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出镇十里八里之地，敌人就象瞎子一样，我们则耳聪目明。
有一天，王海同志对我说：“宣录同志，咱两去取只枪呀。”我问：“到哪去取？”他说：“你不用管，你是区长，好说话。你直管跟我走，一切听从我安排，看我的眼色行事。”我素知王海的办事能力，知道他有胆有识，我说：“那好，一切听你的。走。”就这样在一个大白天。吃了早饭，我们两人一边议论着上路了。
一直走到苏咀镇西边，离镇上只有三里多路的一个村子。进了村，直奔村长家。村长出来接待我们。
我向村长说：“我们俩出来到各村检查一下枪支弹药，拿出来看看。”
他乖乖的把一条长枪和子弹拿出，我略略检查一下。然后我对村长说：“你的枪和子弹我先拿到区上去，以后你什么时候用再去取。”接着我对王海说：“咱们走吧。”
这位村长当时就有点不太满意了。这明明是来缴他的枪，可是他又说不出什么。我背着枪，王海同志在后，我们从容地走出了村子。
刚走出村子也没有半里地，这个坏蛋动员了一部分群众尾追上来了，就要上来抓我们俩个。王海同志回头一看，立刻计上心来，喝令他们：“站住。”
他们并不听你的招呼，继续上。我也回过头来，把枪栓一推。说时迟，那时快，王海同志当当两枪打在了群众的脚前。群众站住了，再没有人敢上来了。
王海同志在村子里时还和和气气的，看不出什么动静，这时他忽然怒气冲天，一只手端着驳壳枪，上去就一手把村长的衣领抓住，命令似的向村长说：“你跟我走！到区上去！”
又对群众说：“你们大家回去，这事和你们没有什么关系，区政府就在跟前，我们还来。”
就这样，群众回去了，村长被带走了。又继续走出五里地，到了一个路旁的小镇子上，进了一家店铺，我们俩把这个东西绑在了后屋，到前边来吃饭。一边吃饭，一边研究怎样收拾他。这里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村长投降日寇了。长期不给我们送情报，而且要什么也不给，知道他变节了，才去缴他的枪。
原计划枪缴了也就拉倒了，等粉碎敌人“扫荡”后再说，谁知道这家伙竟敢尾追上来，把他带来也实在不得已。
饭后，王海找了条破绳头子，向我说：“走吧，到后面收拾了他去。”对这个汉奸，枪毙他也可以。走到后屋，仍绑得严严实实，就照他的身上用绳子抽起来了，他是一个劲的哀求：“饶了我吧，以后再也不敢了。”王海问他：“你要死，要活，要死马上把你拉出去，你这个汉奸。”一边打一边说，一边例数他的罪状，还说：“你以为新四军都走了，告诉你，日本鬼子占不长，新四军很快就会回来的。回来后给你们算总帐。”他吓得直求饶。
我们说：“那好，你马上写个条子，叫你村ＸＸＸ地主来保你，他来就有你的命，不来马上就毙了你。”这家伙真写了个条子，我们派人送去。
一会那个地主来了，敢于保他。我们给他谈妥，你回去还当村长，以后：
①按时送情报来；
②派去的伤病员你们负责看管，如果有一个出个问题，不行；
③区上存在你们村的粮食，一点儿不许少了；
④我们派去的工作人员，你们要负责保护，妥善安置；
⑤……等。
他们一一答应，并且写在纸上，按了手印。如果出了问题，不仅村长要负责，地主更要负责。
明告诉他，枪不能给你了，如果你真的改恶从善，一心抗日，等“扫荡”之后，再论功行赏，不纪前仇。一切妥当之后，（把）他们一放走，我们立刻胜利返回区上，到区上天已傍晚了。
这就是在敌人“扫荡”之中，在一个大白天，离敌人只有三——八里地的地方，干了这么一件大事。我佩服王海同志的斗胆。
敌人对盐阜区的“扫荡”，前后历时二个月，等敌人锐气已尽，我三师八旅即分头出击，战斗从三月十六日开始，世明港战斗消灭敌人二百多人，陈集子战斗，全歼日军八十七人，无一漏网。此外还有八滩、东坎、东沟、蔡桥，及袭击阜宁城，到四月初，全根据地的敌人已经撤退干净，整个反“扫荡”胜利结束。我们到苏北，严格的说来，敌人大扫荡也就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次和这一次。以后除地区边缘之外，根据地中心区直到抗战胜利二年多时间太平无事。
反扫荡胜利了，淮安苏咀区也划给了阜宁县，我也就随着回到阜宁了。离苏咀不远有一个阜宁总队的休养所，我也顺便要求回这个所工作。经组织同意，六月份我又回部队了，在这个所当指导员。九月我从这个所调到阜宁大队担任副教导员，大队长姓魏，外号叫“魏杀猪的”，说他抓着坏人就杀，象杀猪一样。副大队长姓梁，过去也曾和我在一起工作过，教导员就我一人。下面三个连，分驻在东沟、益林两镇，开始大队部驻在益林镇，后来移到二镇之间的一个屯子，叫三里半，因为两镇相距七里，在这里驻防七、八个月。
（王小舟注：父亲说，阜宁大队魏大队长外号叫魏杀猪的，是土匪改编过来的，有人说他一笑就要杀人。我有一只手枪在皮带前边挎着，他说：“背前边像什么样，背后边好。”我没有听他的。他后来一直未有叛变。
后来部队到了东北，在通辽有一个土匪叫金龙，改编时派去很多干部，我们六连指导员梁方化也派去了。他叛变时把八路军干部叫到一块，说：“我要走了，你们回去吧。”
见1992年12月16日我与父亲的谈话记录。
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一支汉奸部队先是投靠了国军，后又投靠了新四军，这个部队头目叫郝鹏举。改编时候陈毅派去了许多新四军的干部。后来国共内战发生，郝鹏举判断共军要战败，于是又投靠了国军，郝鹏举这次叛变的时候把新四军派去的干部杀害了。
后来郝鹏举被新四军活捉，陈毅向他当面质问：“你投国军的时候为什么要杀我的人？”陈毅做诗《示郝鹏举》：教尔做人不做人，教尔不苟竟狗苟。而今俯首尔就擒，仍自教尔分人狗。
后来郝鹏举在一次国军空袭的时候试图逃跑，而被击毙。）
到了阜宁休养所，就听到群众反映：“这里可真成了三角恋爱了。”后来才知道这是指王若松一手拉着两个，我和张孟龄，我迅速和王若松断了这个关系。这时王若松已经有孕了，不久王即招到了悲惨的结局。
张贯勇同志也在休养所，他这时正在和刘超同志热恋。刘超同志在敌人“扫荡”期间，他分配在射阳县Ｘ区任区队长，他带着这个小部队和敌人周旋，打了不少胜仗，引起了敌人贴出布告，悬赏Ｘ万元买刘超的头。看出刘超同志是很勇敢机智的。
扫荡后，他因病住进了射阳县一个休养所，张贯勇同志长途跋涉地的去看他。后来刘超同志调建阳独立团任教导员，小张又路过益林，在我们大队部休息一天，再去建阳看刘超。
小张从建阳回来说，她母亲从华北来看她来了（实际是刘超母亲），临走时给她留下二十块钱现大洋。小张知道我要打银筷子，又特地到大队部来看我，给了我两块银洋。我也求益林的银匠，给打成了二根很漂亮的银筷子。
后来在八旅整风队整风时，她也在八旅整风队。离开整风队后，我又分到阜宁休养所任副教导员，抗战期间就再没有见到她了。待北上以后，我在前郭旗街里任工作队长，这时她已和刘超结婚了，也住在前郭旗，我们又见面了。后来刘超同志的部队一直开到黑河。
1947年冬，他带部队南下，这时他任团政治处主任了，听说我在白城子，两口子特意下车到白城子县委会找我，我们又见面了。那时他的大女儿叫炎征，已经二岁了，我的儿子叫小舟，刚出生二三个月。他们把炎征手上带的一对小银手镯子脱下来，带在了我儿子手上算个纪念吧。
他们南下后，1948年，在锦州战役中，刘超同志英勇牺牲了，当时他任四十四军Ｘ师政治部直工科科长。张贯勇此时还身怀有孕，不久生下了第二个女孩子叫孝征，…………，刘超同志牺牲时年仅三十岁（虚岁）。
（王小舟注：关于刘超的牺牲过程父亲对我是这样讲述的，在辽沈战役攻克锦州的战斗中，需要传达作战命令，先后有一个班的传令兵牺牲在路上，后来命令刘超上，刘超居然成功往返了七次，第八次终于被敌人机枪射中。
父亲对我说，刘超会打仗。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富广生，其父富维宇是四野的老兵，参加的部队就是刘超所在的七纵队。辽沈战役的时候富维宇在十九师，后来富维宇曾经在130师389团宣传股任正排级的邮务员。
富维宇叔叔对我与富广生都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在解放锦州的战斗中也是需要传达作战命令，也是有多名传令兵牺牲在路上，这一次赵团长命令富维宇上，富维宇成功返回后被团政委看到，政委当即与赵团长交换了意见，于是不再派富维宇去执行传令这样危险的任务。
部队中总有一些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保护，不被派去执行更加危险的任务，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可能是富叔叔参军前是学生，有文化，因此政委希望对他进行保护。
赵团长非常勇敢，曾经在攻克锦州的战斗中手握双枪率领士兵冲锋。
见1992年12月27日我与富维宇叔叔的谈话记录。
传令兵战死沙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当年日俄战争的时候，在我国大连的旅顺，日本指挥官乃木大将的儿子就是作为传令兵战死沙场的。）
1950年我在依安当县长，听说张贯勇同志在广州工作，我曾寄八十元钱请她给买一块怀表，她也曾打算托人到香港去买，事有不巧，她只得在广州给我买了一块“西马”怀表，我至今依然保存，走得很好。1966年3月，我去南方参观，路过武汉，这时她在武汉友谊医院任副院长，我见到了她，她已和韩守芳同志结婚了（韩是我们特务三团特务连长）。…………
说起刘超同志，我的话就多了。刘超同志是江苏丰县人，（张贯勇同志是江苏邳县人）…………，后来刘超同志参加了我军苏鲁豫支队，南下时，我在冀鲁豫支队司令部任指导员，他在苏鲁豫支队司令部任指导员，到江苏后，我们都调到了师部，我在师政治部任指导员，他在师供给部任指导员，后来我调后方医院卫生部任组织干事，他调司令部任组织干事。直到我替他找到了张贯勇，我们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刘超同志亦堪称我的亲密战友了。
在敌人的扫荡中，原卫生部一个指导员叫酒涛，他也放在了射阳县Ｘ区，他一个人正在群众的家中，忽然外面有报，敌人已进村了，他出去已来不及了，隐藏又没有地方，和群众商量，也没办法。他忽然急中生智，找板凳搭个梯子，爬到这个房门后的梁垛子上，一手把枪掏出来，心想，你看不见，两下拉倒，真要被敌人发现，也就同归与尽了。说时迟，那时快，转眼之间进来几个敌人，问老乡，有没有新四军，群众说：“没有。”敌人端着枪，在屋内巡视一周，什么也没有看见，走了，他在梁上一直蹲到敌人出了村子才下来。
在休养所工作，住院病人是什么人都有，有一个是阜宁县委宣传部长的爱人，这位女同志还身怀有孕，整天哭哭啼啼，我不能不去问问，她为什么哭呀。原来她的爱人在敌人扫荡中，经不起考验，叛变投敌了。
在抗日战争中，对每一个干部和党员都在时时刻刻考验着，敌人不来，他真象一个革命者一样，敌人来了，有的是铮铮铁骨，而有的却向敌人屈膝投降。经过我们的工作，有的动摇了又争取过来。在敌人的据点里，有的经过我们的工作，名为敌人干部却暗暗地在为我们办事。这就形成了敌战区的两面政权。而我们的阵营中当然也有敌人派来的，也有意志不坚定，敌人来了就叛变的。因此，敌人扫荡一次，敌我阵营中自然有些变化，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我们刚到苏北时，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徵不上公粮，地主老财也不给粮食，给了些山芋干头子（即地瓜两头尖尖的地方，削下来喂猪用的）开始就煮着吃，真不能吃，后来司务长拿去推成面，煮成圆团子吃就好吃多了，而且有了点儿甜味。
当时苏北这个水网地带，除了少数稻田外，还种一部分玉米。大量是地瓜（当地叫山芋）和花生。土地很溥，多数是沙土地，一到秋天就听见筛花生的声音，叮当叮当地从老远传来。
农民住的房子窗户很小，多数是三间房，也有小四合院的，一般是三间房的正中间会客，部队来了也都是住在中间，两边的房间是不能随便进去的。一般是老两口住这一头，小两口住那一头。
种地用的是水牛，这种水牛最怕热，因此，各家在院子外面都有个水坑，牛回来了先喂，随即很快泡到水里去，不泡进去蚊子也受不了，一进去牛就老老实实。一直到第二天再用再牵出来。
苏北群众当时好得一种里热病，鼓个大肚子，里面还有硬块，人渐渐瘦下去了，面色黄黑，得上了就没有个好。到一九四三年以后，才逐渐有一种药叫“杏霜”，是特效药，但很贵。
苏北要是谁家结婚，其它东西多少当然根据家庭状况而不同，但是不管穷富，女方家庭陪送姑娘有两样东西必须具备，一是马桶，二是澡盆。
说起马桶，这本是女人大小便用的，在里屋放着，厕所家家都有，但女的不去，都在第二天一大早端出去倒了，刷干净再凉一凉拿回来。
华北部队一到苏北，那里是见过这个呀，有的调皮战士就编了个顺口溜：“又红又圆三道箍，这个东西出江苏，侉子一见不认识，心想这是什么物，大概是个咸菜缸，里面淹着胡罗卜，揭开盖子往里看，一股滋味说不出。”
关于澡盆，是论套的，最外面是个大的，里面一个比一个小，象个宝塔似的。不同的是，有的是椭圆的，有的是正圆的，主要是那里天气热，天天晚上必须洗澡才能睡觉，大的给大人洗，小的给小孩洗。
（王小舟注：上个世纪6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柳堡的故事》，讲的就是新四军的事情，“九九艳阳天”的歌曲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歌，这部电影我陪父亲一起看过。看过电影后，父亲对我说，抗战八年，他先是当了三年八路军，后又当了五年新四军。在生活上八路军比新四军苦多了，八路军的军装是土布的，而新四军的军装是洋布的，吃的方面差距就更大了。）
苏北原是水网地带，差不多的村子都有河汊子或者水沟，因此独木桥也特别多。在阜宁大队时，我和魏大队长从一个村子的水沟乘一艘小船回益林，我在船后就自言自语地说“这小水沟也能通益林吗？”这老魏倒吒我一句：“说的什么话，那里有水路不通的？上了船那里都能去。”果然划着划着，东转西转地就到了益林。
部队住在益林时，益林在射阳河畔，一到晚间，整个岸边一个船挨一个船，几乎有两里地长，船上灯火辉煌，人们熙熙攘攘，这些人家就叫船上人家，在岸上是没有户口的，专门搞水上航运的。
也有点不小的缺点，早上你起来到河边散步，常看见上边往河里倒马桶，下边就从河里掏水做饭。就是在一般的村屯，吃井水的也很少，多数是吃河沟河汊的水，也是这边倒马桶，那边淘水吃。你要说脏，他说：“不脏，一烧开了就好了。”
群众吃饭长年的主食就是山芋干粥，早晚都是，中午吃点干饭，一般是白苞米查子，有一点熟菜，早晚都是咸菜，咸菜淹得很多样，到吃饭时，小桌小凳子搬到院子里，桌子上放上四五样至十几样咸菜碟子，一家人围着喝山芋干粥。
群众积肥主要是①厕所、②猪圈、③水牛塘，而且都用土灰拌上，晒干、碾碎再送到地里。
听说现在苏北已经比以前的生活条件好多了，而且经过人工修整，已经更加水利化了。群众种稻田的也多了，大米又成了主食。当年人穷地薄的穷困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苏北的气候冬天不太冷，但夏天特别热，那里的蚊子就特别多，所以家家的床上都有个蚊帐，有的穷人家则是没有的或者是破了又补补了又破的不知多少辈子的旧蚊帐。
我军一到苏北，连以上干部就每人发了一顶崭新的蚊帐，排长以下则三个人一顶圆型的大蚊帐。夏天的中午热得不得了，不会游泳也跳到水里去泡泡，不然就过不了中午。人人（不管男女）都穿一个短而肥的半截裤了，半截上衣。
部队到了苏北，夏天的军衣也半截裤子，绑腿就打在光腿的小腿上。
所以那里的房子窗户特别小，只是一个小方洞洞，而且还是高高的悬在房檐下，只是里间屋有，中间就是房门了，冬天屋里没有火，人们穿一双简单的棉鞋就可以了。在苏北五年，只有两年下了雪，其它几年则是下雨雪，或是上面下雪下面化，天气一晴即冰消雪化。
部队到苏北后，头一二年因政权未建立或不巩固，因而困难较多一些。后到二三年，特别敌人一九四三年“扫荡”前后，在部队供应上已大大地好转了。吃的方面供应是三分之一大米、三分之一白面、三分之一苞米。有的司务长会改善伙食，就大胆利用剩饭菜养猪，战士们吃肉多，粮食就省下来了，再把苞米卖了，换成细粮，结果就整天吃细粮。
穿的方面，全是上海运进来的细布。苏北猪多，群众把活猪卖给肉贩子，他们杀了之后都用盐腌上运到上海，有时也把粮运去，但是必须换回来棉布、药品之类。所以后几年部队药品也不缺，所以群众可用上“杏霜”。用的方面，后几年待遇按级别不同分发各类用品，当时供给制，真是一应齐全。
比较起来，我们在苏北较其它根据地应该说是在困难之中好多了，比如苏中，他们那里敌人扫荡就多了，比如华北八路军，不仅敌人扫荡多，使根据地军民在地上呆不了，不得不打“地道战”。比如太行区敌人扫荡虽不是太多，但是比苏北还是多，而且连年荒旱、蝗虫灾害，根据地军民也一样吃糠咽菜，穿的则是自己纺织的土布衣。
写到此，我不禁感念那些上海的地下工作者，部队的后勤工作者，地方工作者。
（王小舟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五十一号兵站》，这部电影也是我陪着父亲一起看过，看后父亲对我说，电影所述的故事不虚，抗战时期新四军在上海确实有兵站。当时他们部队驻地附近就有一个港口，父亲亲眼看见有整船的猪肉运往上海和从上海运回来的整船的物资。）
当时部队曾有一部分人看不起地方干部，黄克诚师长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批判了这种观点，说：“你一个部队同样干部领导几个人？地方干部领导多少人？管多大一片？没有地方干部能行吧！现在你在部队，将来调你去作生意，你去不去？难道做生意不是革命吗？”这以后才对地方干部有了一定的认识。
正是我在阜宁休养所的时候，大约是1943年6、7月间，在这个夏季的某个夜里，我突然做了一场恶梦，十分惊人。
我上小学的时候，文庙前院，东厢房是图书室，我经常去借书看，院中央是一个养鱼池，西厢房是学校的收发室，打更老头在那里住，白天老头负责摇上下课铃。鱼池后面是个过厅，东西两边都有房间。后院是个很大的院子，除有很长的东西屋外，上屋正大厅后原有孔子塑像，后来建学校塑像没有了，改成大礼堂。后院的西北角有角门，可通西院，前院西厢房旁边也有门可通西院。整个学校规模是很大的。
就在我做梦的这天夜里，梦见我父亲身穿长袍，脸色阴沉，站在了学校图书馆门口，我正从学校后院走过来，看见了父亲的形象，院内一个人没有，冷静孤寂，但他却一声不吭，两眼直视我，我越看越害怕，不禁毛骨悚然，惊叫起来。我一个人在屋子里睡，没有人喊我，只到在院里门口睡觉的人听到了才进屋喊我起来。醒来时我没有盖被子，已是一身冷汗。护士们把我弄到上屋，赶快弄点药吃，这一夜就再没有睡。
本来很久不见父亲了，梦着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根本没有去想什么，以为这是睡觉受凉所至。谁知1944年1、2月间接到二舅来一封信说父亲去年逝世。后来又听说：“梦见活人说话，梦见死人不说话。”我就想起为什么父亲不说话呢。
后来，王祝平到部队，才知父亲是被日本人剌了七刺刀，惨死而终。
应该说，我和日本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
（王小舟注：父亲梦见爷爷的这件事情，上个世纪60年代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讲过。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给涉县县委县政府去信说了爷爷被日寇杀害的事情，涉县县委县政府对爷爷的事情进行了调查。
本文后面附有当时现场目击证人李雨廷的证言，据李雨廷所述，与爷爷一起被日军抓住的共有七人，其中六人为平民，另一个是小八路。李雨廷、李雨廷的爷爷还有小八路被被日军押回据点，另外几个平民被日军当场杀害。这是日军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的犯罪行为。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涉县有过三次平坟，爷爷墓的碑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爷爷的尸骨还在，现代的法医学对爷爷的死亡原因也是可以鉴定的，尤其是日寇在爷爷身上刺了七刀，最后又开了一枪，这个证据是确凿的。
因此我希望有关部门对王耕田的墓作为文物进行保护，以保存对日寇侵华期间实行三光政策的历史证据。）

我对昨天的《宣录自传》连载之九中的后面内容进行了如下改动。
（王小舟注：父亲梦见爷爷的这件事情，上个世纪60年代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讲过。
1985年4月12日父亲曾经给涉县县委县政府去信《呈请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参议员王耕田立碑事》。时任涉县县委书记武永昌、时任涉县县长王树安均在信上有批示，之后涉县对爷爷的事情进行了调查和取证。
父亲去世后我曾经为爷爷事情专程回过涉县一次。2001年5月17日我与姑父丁学武、姑姑王石梅一起到了涉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陈英桥接待了我们。我们询问了王宣录致涉县县委县政府信的情况后，陈英桥告诉我们，涉县对王宣录来信非常重视，县领导有批示，同时，县里对王耕田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王宣录所言属实。并把父亲致涉县县委县政府的信及一些证言材料拿出来给我们看了。征得陈的同意，我们把这些材料当即进行了复印（复印后这些材料又当即返还了）。
这些材料中有一份是王耕田被害现场目击证人李雨廷在1985年9月26日的证言：“我现年55岁，43年的时候我才13岁，全村的人都跑了，只有我和我爷爷李国林，李菲春，还有太平庄一个人，城里二个人，其余有一个八路军共七个人被捕，到在我村以后，问王根田你是不是八路军，八路军在那里，仓库在那里，王根田说我不知道，我是个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当时把我七个人排成队，把王根田等四个人被枪打死，丢下我们三个人被押到索堡，第二天把我和我爷爷放出，小八路下落不明。”
1985年9月26日涉县后池耳村的村民李德芳也有证言：“……当他被杀后的当时，就听人说：当敌人来了，他把他家人和我村一些群众（大部分是妇女小孩）掩蔽进入事先准备下的石头垒成避乱洞子里，他把口垒好，做好伪装而后才走，不知怎样被日寇逮住。有好些人还惋惜的说，他如不是垒口早些走，或须（许）不致于被敌人逮住害死。……”
听涉县的老人说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涉县有过三次平坟。爷爷墓的碑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爷爷的遗骨还在，现代的法医学对爷爷的死亡原因也是可以鉴定的，尤其是日寇在爷爷身上刺了七刀，最后又开了一枪，这个证据是确凿的。
因此我希望有关部门对王耕田的墓或遗骨作为文物进行保护，以保存对日寇侵华期间实行三光政策所犯下罪行的历史证据。）
《宣录自传》连载之十（原创）
1944年春，阜宁总队成立了一个整风队，集中全总队可以抽调出来的连排干部一百余人，集中整风。我任整风队长，王国宝同志任政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
有一天早晨，总队直属队早操，总队长何文清当场点名叫我出来带队，我的天呀，我那儿干过这个事，我一贯是搞政治工作的。然而点到名就得出来，我站在整个队伍的前面，喊“立正”，“稍息”，“向右转”，“齐步走”，“跑步”，这都可以，一般也都还可以。
跑步完了，正在走步时，总队长又来了，“萱禄，唱个歌。”我心想，唱啥呀？我找了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就起了个头，喊“一、二”就开始唱了，谁知没有喊到步上，唱得乱七八糟，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没有办法，只得算了。这是何总队长开了我一次玩笑。
这个整风队存在一个多月，重新并到八旅整风队，开进了世明港，徐彬主任任队长兼支部书记，我和王国宝都是支部委员并兼一个小组的组长，同时负责两三个小组的工作。开始学习时没有什么问题，后来由于延安整风时的左倾路线，虽然已有纠正，但也多少影响到了敌后。整风后期，思想交代，向组织交待自己的一切。
队里有一个晋言信同志，原是我大队六连指导员，他不知怎么搞的，有个从敌占区来人，曾送他若干元钱，这本来算不了什么问题，而当时战争年代，一听说从敌占区来的人，那简直如临大敌，在大家逼问之下，硬要问成一个是不是特务，和他一块得利的还有排长，最后虽没有定什么，但也使他很不好交待。这是我的左倾思想造成的。当时很年青，好出风头，好迎合，好显示自己，这就极其容易不实是求是，不从实际出发，更不能如实地很好的保护干部，激发干部的积极性。
后来到我交待自己的时候，就涉及到一个家庭成份的问题，自有土地只十一亩多，可是我表上却填了二十五亩，房子填了四五十间，欠外债一千元。群众就问我：“你家雇过人没有？”本来参军前二、三年已不雇人了，以前是雇过一个长工，我如实的交待了，群众说：“出租土地是地主，雇工是富农，你家雇过人，应该是富农。”当时对于成份这个问题，根本谁也不理会，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总是说：“管你什么成分，也挡不了我革命。”当时地主富农都是统战对象，对他们是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对贫雇农是高租高息，所以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计较，随口就说“富农就富农”，在我认可的情况下，当然从此也就改成富农了。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就成了一个了不起的问题。
整风约有半年时间，到这年秋末结束，我分配到了休养所任教导员。这时正好全军学习“南泥湾精神”，搞生产运动，整个部队搞得热火朝天。
我开始养两只羊，第二年准备种地，我拣了一冬天粪。我拣粪的情况还登了总队办的报纸，第二年春天，我和群众换工种了一亩多地棉花，后来小苗也确实长出来了。
总队改编为阜宁独立团，编了两个营，我原来的那个大队编为第二营，在一九四五年的春天我调二营任教导员，副营长陈维明，营部约四五十人，下属为四五六连，总人数为五百人。一营教导员是王国宝（王国宝同志北上到东北后，于1948年因肺结核病故于齐齐哈尔）。何文清为团长，徐彬同志为团政委，还有一位钟副团长，原总队时参谋长黄良诚同志已调走了，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叫刘学礼，教育股长叫汪人骥，这时团里老红军只有团长、副团长、组织股长是老红军。其它就都是抗战时间的干部了。
我在休养所时，汪人骥叫我给他找个对象，我把药局调剂员吴珍介绍给他，到东北后，他们终于结婚了。一九五六年中央开工商业改造会议，我们在北京见面了，那时我在齐齐哈尔市委任统战部长，他在沈阳市任商业局长，到“文化大革命”中，他不幸含冤去世，留下两个男孩子，吴珍同志后来也回南方家去了。
何文清团长到东北后，在打四平时，他私自撤出战斗，受到了处分，以后就不知其下落了。后来听说他打仗时历来滑头，未进入战斗前就把退路准备好了。这一点在指挥战斗来说，也无可非议，问题是未接上级命令是不应撤出战斗的。
（王小舟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去北京拜访过父亲的许多战友，其中有一位父亲的战友对我说过，何文清因为患脑瘤很早就去世了。）
徐彬政委在一九七三年冬，我和老赵去北京看病住在了部队空军第二高等专业学校，彼时他在该校当政委，“文化大革命”中挨斗争罢官，尚未分配工作。我正在该校的一个房间住着。
一天54军一个团的几个干部来找他，调查团史，当天我没有在家，他对那位干部说：“正好，我们还有一个二营教导员王萱禄同志也在此住着呢。”后来也未来找我。实际我到东北后，我们团的两个营已经分开了，估计这个团可能是一营发展起来的，当时54军驻在河南安阳。
刘学礼同志以后调到铁道兵一个干部学校，驻在石家庄，后病故于石家庄。
阜宁总队时的参谋长黄良诚同志1973年冬在北京时也见到了他，他在打北京时，战斗已经结束，去打扫战场，一下把枪踩响了，子弹正打在脚脖子上，后来不得不动手术，把脚给割掉了。
(王小舟注：1992年3月21日和22日我曾经两次去过黄良诚叔叔家里，见到过黄良诚叔叔、刘浩阿姨和他们的儿子黄春光弟弟。
黄叔叔一共负伤过两次。第一次是在秋季攻势中的季家堡战斗，头部被敌人机枪射中，差点牺牲性命，当时黄叔叔已经是副团长了。第二次负伤脚被截掉后，虽然黄叔叔级别不够，部队还是给黄叔叔配备了一台吉普车，以便于行军。)
我见他时他已安上假脚，尚能走路。他爱人叫刘浩，也是三师后方医院护士。那时也去北京看他，他们住在装甲兵招待所，家在保定。当时硬要动员黄良诚转业，叫他去苏北，他说：“苏北尽独木桥，我走不了。”见面时他还念念不忘他二十三岁当团参谋长，实际我当营教导员时也不过二十四岁。看来当年八路军新四军所以战斗力强，当然是党的领导正确，部队的政治工作强，实际部队从战士到领导年青力壮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宣录自传》连载之十一（原创）
四 北上东北
1945年春，我到阜宁独立团二营任教导员。我一到二营，就天天从报纸上看到苏德战争胜利的消息。心中暗想：抗日战争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快胜利了。
…………
1945年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举行了无条件投降书签字仪式…………
部队进行了八年的艰苦抗战，东奔西走，南征北战，昼宿夜行，风餐雨露，一下子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真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发自内心的喜悦心情实在是难以用语言和笔墨所能形容的。…………各单位尽力改善伙食，不少人开怀畅饮，唱的唱，跳的跳，一片欢乐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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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朱总司令向各解放区发布第一号命令…………
我们二营住在阜宁县芦荡村，团部住在侉周村，相距很近。8月13日下午，我和陈维明同志带着部队到团部去开动员大会，准备当夜二时出发去打淮安城。淮安的日军已经撤退了，只剩下二千多伪军，由吴独膀子率领在淮安始终不愿意投降。我们遵照中央指示前去消灭之。
队伍刚到团部，看见何文清团长迎面而来。向我一举手说：“宣录，你老婆来了。”我心想这是那里的话，当即回答：“得了，别开这个玩笑。”“真的。”“什么真的。”“你去看看，在钟副团长宿舍。”我一直不以为真，总说他开玩笑，团长过来抓住我就推了一把：“真的，谁骗你。”我只好向钟副团长的宿舍走去了，一进屋，果然她和钟副团长的爱人在那里坐着。我只得说话了：“这样兵荒马乱，你怎么这时候来啦！”我的意思是，你一路辛苦了，眼看抗战胜利了，路上好走了再来不迟，这本没有什么坏意。却被她理解为：抗战已经胜利了，你又何必再来呢。坐了一会，我陪她回到了营部。
一回到营部，陈维明同志就说我是“双喜临门”，一个是抗日战争胜利了，一个是夫妻见面了。立即吩咐司务长炒几个菜，弄点酒，为王祝平洗尘，为我们团聚，为庆祝抗战胜利，要痛饮一番，并立即告诉“小鬼”把他的行李搬出去，给我们两个让出房子。这一切对她都没有什么感觉，她象有千重心事似的郁郁寡欢，对于所有同志都没有任何表示，饭后也就休息了。
夜里两点队伍集合出发，我起来把队伍送走，第二天一早起来把她安排在休养所，交给了王维义（休养所药局司药），我就一个人撵上队伍，去参加攻打淮安的战斗了。
淮安城和淮阴城（当时称清江）相距很近，三师主力已调去攻打淮阴了，地方部队则先负责把淮安外围敌人打扫干净。淮安城分内外两城，内城在南面，外城在北面。外城的东北角有一个下关镇，不过有百十余户人家。到淮安后就住在离下关几里的地方，我们二营就负责占领下关。这天夜里战斗开始了。陈维明同志在前面指挥，我负责督促和政治鼓动。
正在战斗中，六连来报告，指导员晋言信负伤了。实际上他是臀上负伤，伤并不重，我只顾战场整个情况，未详查，即命令卫生员包扎好抬下去。到天快亮了，部队已经从房子里打通道路，一直接近到城墙根。营部安在了路南一个大院内。这次战斗除晋指导员外，我营无任何伤亡。
在整个淮安战斗中伙食之好实平时所未见，可以说餐餐有肉，主食中油也多。难怪战士们都愿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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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关住了七、八天之后，部队调防，我们二营调到内城东关了。这里已被我军占领好多天了。交通壕，接敌暗道、房顶上的碉堡都已修得很齐全了。我们去之后的任务就是继续从城墙底下挖洞，目的是从下边挖进城去。城内的敌人也在城下挖洞，目的是从下边挖出来，好乘机跑掉。有时候就给敌人对面挖通了，而后又在堵上。经常有人在房顶的碉堡里向敌人喊话，这种碉堡还有一种作用就是监视敌人，使敌人不敢露头。我们在城墙脚下，敌人在城上，围着敌人，相安无事。
又过了二十多天，清江战斗已结束，敌人全部消灭。主力部队均已调来淮安。现在攻打淮安的部队到有六七个团。
在1945年9月21日，也就是农历八月十六日上午十时向淮安城发动了总攻击。这时我们团已调到内城西北角上，外城的进攻在头两天也已经解决，只剩内城的问题了。
头一天八月十五，这些伪军还在过团圆节，寻欢作乐，喝得酩酊大醉。十六日上午九时半即开始炮击，把城墙上的防御工事基本摧垮了。十时整在我们挖的那个洞里放进去敌人扔下的一个未响的飞机炸弹引爆之后，轰隆一声，真有点地动山摇，把淮安城崩了一个大缺口，主力部队从这个缺口就冲进了城。
这时所有围城部队冲锋号齐响，一齐用机枪掩护，架起云梯，向上攀登。所有部队都是这样攀登上去的，我也是这样攀登上去的。同时部队有比赛，谁第一个把红旗插上城去者为优胜，这优胜者当然是从爆破口冲进去的。
待冲锋号齐鸣，一齐爬上城墙之时，敌人已慌乱不堪，只顾没命的往城里逃了。当主力部队冲到吴独膀子公馆门口时，这个混蛋才昏昏沉沉睡眼朦胧衣服不整的跑到门口，被我们的战士一枪就击毙了。
从发起冲锋号到战斗结束时间不过四十分钟，整个战斗结束了。敌人全部就擒，无一漏网。沦陷多年的淮安城终于回到人民手中。
战斗结束之后，除留少数部队在城里外，其余全部立即撤出城外。我们团撤到了东关等外面的一个村子。没有二天师部来了命令，立即准备出发，上那去呢？“准备走吧，长途行军。”部队正准备第二天出发，第二天突然又来令了，我们团不走了，休息几天，返回原驻地。实际就是这个时候，黄克诚师长带三师的主力部队七旅、八旅、十旅、独立旅，还有建阳独立团（改编为三师特务一团）、射阳独立团（改编为三师特务二团）立即整军组成第一梯队北上东北出发了。

《宣录自传》连载之十二（原创）
我们团回到侉周芦荡一带约二十余天接到命令准备出发了。原来我们团的任务是负责掩护三师的所有后方人员，如抗大五分校、工厂、家属、卫生医疗单位，……等，组成了第二梯队。司令员就是三师四处处长苏焕清（外号叫苏麻子）。原先黄师长带走的战斗部队共十四个团及四个旅部（七、八、十旅、独立旅），每个旅部均有一个特务营。我们团改为三师特务三团。这次大行军是整个三师大搬家。整个三师北上东北约计三万余人。
出发前有二件事值得提一提：一是我和副营长陈维明同志每人配了一个挑夫，为了减轻挑夫的重量，我叫王祝平给拆一拆被，减去掉点棉花，她不干，竟然遭了拒绝。后来经过工作，勉强拆了一个被子。另一件是出发的头一二天五连连长李文江的爱人来了（是一个农村姑娘），在连队住了二天，他要带着，可团部不让带。走的那天，两个依依惜别，女的含泪相送，而老李亦忍痛割爱了。
这个第二梯队大大小小也有不少个单位，男男女女，大人小孩，车马相连，拖拖拉拉。我们团共两个营，隔五六日换一次前后卫。当时正处在日军投降之后，沿途全是我根据地，内战还没有打起来，各个根据地又都在扩大解放区，缩小敌战区，因此一路行军比较太平。
即使有事双方都避免接触，就我们而言主要是行军而不是作战，对敌人来说，他们尚自顾不暇，那有心打仗呢。
当时到东北来的部队可谓多矣。离东北最近的是冀热辽李运昌部队，他们於八月中下旬即分三路出长城各口，迅速进入东北。山东的胶东部队一、二、七师在十月下旬也挺进到了东北。黄克诚师长带领三师到东北时，山海关已于十一月十六日失守。我们的两条腿毕竟赶不上国民党的飞机军舰运兵快。而国民党的军队又是蒋介石的王牌军即新一军、新六军（先后共派去八个军二十二个师的兵力），都是抗日时期到过缅甸并在那里与盟军一道共歼灭日军十六万余人的军队。可见当时国民党的锐气也很足。
因此我党中央也曾有过话：“谁先占有东北，谁就占有全中国。”所以从延安派来的中央领导也很多，如彭真、陈云、李富春、李立三、程子华、伍修权、林枫、林彪……等。还有延安派来的干部也特别多。到十二月初进入东北已有十一万部队二万干部。三师来的部队出冷口、喜峰口，也只好占有西满了。后来的发展结果，从中长路以西，北面一直到黑河，全是三师部队，几乎是东北的一半。
我们团从阜宁县侉周村出发刚走二天，到了涟东地界，团部特务连指导员牛XX是个老红军，忽然向后转了。据反映他在涟水有一农村姑娘，因舍不得离开而不上东北来了，给部队造成了不良影响。“文化大革命”后忘记了听谁说的，他在涟水某公司当经理。
过了涟水，再经淮海区沭阳东边，到陇海路洪庄石湖一带穿过去，直奔临沂，再经山东的蒙阴、莱芜、章丘、济阳、吴桥到达了河北。一路上全是解放区，所到之地群众夹道欢迎，送茶送水。
在山东所吃的都是煎饼，带的干粮也是煎饼。装在干粮袋时还是好好的，走着走着风吹日晒就都干了，走时来回揉动，也都碎了，饿了抓一把往嘴里一送，到了河北才改变了这个状况。
到河北后经献县、河涧、任丘、霸县（这里出一种没筋白菜长得细长，高有一尺半，很好吃）。而后过铁路，至鲁河境内再至玉田。
这一天正在越过通县至滦县的公路，前边尖兵报警，有从北平方向开来的五、六辆汽车，其中有几辆小车。我们整个队伍原地休息，战斗部队在公路两摆开，枪也架上，如果他们不动手咱也不动手，如果他们动手，就坚决消灭之。他们看见我们这种战斗姿态，迅速急驶朝东而去，里面还坐着几个美国佬呢。
快到喜峰口正在过滦河的时候，有几架国民党飞机在上空盘旋了几圈，我们也没有理它，继续一船一船的往河北面摆渡，也安全的过来了。
到了喜峰口，看见了万里长城。回想起1933年初日寇占领山海关后长驱直入，不费一枪一弹，…………随之热河全境沦陷。西北军旧部和长城内外的一部分义勇军掀起了长城抗战，大战喜峰口。既而冯玉祥将军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察北英勇打击日寇。真是感慨万千！…………那时我刚小学毕业。再看看如今，日本人投降了，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的胜利，这是百年来中华民族取得的一次真正的完全的胜利，怎不令人欢歌鼓舞。部队从喜峰口穿过，我在这个喜峰口的前前后后看了个够，思绪种种，不能禁止，才又跨步进入了东北。
出了喜峰口，到了平泉，过去这里属热河省，是东北四省，已之於日本十四年了。
部队住在平泉县城市，城里各户均有电灯，比那个小油灯亮多了。同志们坐在灯下，高谈阔论。想到这，日本鬼子真有点建设精神，如果是蒋介石这个大笨蛋，只知打内战，而不思建设，人民还不知何日才能用上电灯。
这里到凌源通火车，平泉到凌源一百八十里地。在这里等火车三天。当时火车没有煤，烧的是豆饼。提起火车烧豆饼，我又有了感觉，关里的黄豆多缺啊！即缺少豆油，当然也缺豆饼，这里却烧豆饼，一方面甚为可惜，另方面又觉得东北也实在富庶得很。
头一天晚上火车到了，我在炕上躺着怎么也睡不着。八年了，整整的走了八年，过火车道叫做敌人封锁线，有的战士不知道火车道是什么样，走到道轨上还要特地弯下腰去用手摸摸。而今我们要上火车了，高兴得我不时起来朝着火车站望个不停，看见火车在站上来回走动，噗噗做响。进屋来，自己欣慰自己：“快睡吧，明天要做火车了。”
第二天吃完早饭上车，车里的人挤得满满的，连行李架上都坐的躺的都是人。战士们为开辟了第一次坐火车不用腿走路了而高兴得又说又唱。然而就这个火车，这么一点道，一直到下午才到达。
而一部分到凌源了，却有后面一截车厢在二峡一沟的中间挂钩开了，就在这中间晃起来了，晃过来晃过去。直到前面到了凌源之后才发现后面缺少一截车，火车头再回去才接了回来。在那战后动乱年代，就是这种情况人们也不以为然，也感到好的了不得。
再走，经叶柏寿到北票，到达时天已经很晚了。再晚也得进房子，然而这个地方日本人很多，他们看见来了这么多的中国军队有点害怕。但我们由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他们依然很客气。他们都在电灯下吃晚饭，见了我们就站起来说话，点头哈腰，我们也不懂，这时真感做一个中国人的气派。
过了阜新即到彰武哈尔套，部队在这里过的新年，从出发行军到此也七十多天了。营部住在哈尔套附近一个村子。
白天我到连队去了，晚上回来很晚，人们都已经睡下了，把一个热炕头给我留下。我脱了衣服上炕就要睡。哈！这炕头白天做了一天的饭烫得特别厉害，根本躺不住，可怎么办呢。人们都已经睡着了，我坐在炕沿边没有办法。正好房东老头愿意睡热炕的，我给他换一换，而他呢，上去一会就睡着了。唉呀！我真佩服这东北人睡热炕的劲头。
也就在过了阜新到彰武前后，记不清什么地方了，发现敌人一个大仓库，全是各种布匹，就在行军道边堆积如山。命令部队休息，随便拿，谁能拿多少就带多少。我也上去拿了一些自己背着走。就是这么个大部队，每人都拿了很多，也没有拿光。
接着部队就到通辽了，在通辽以南，离通辽二十五里地，部队住下了。在通辽就听到群众反映，1945年是一个大丰收年，正好在秋天大收获季节日本人败了，八路军来了，该共产党好哇，共产党有福。
部队到通辽，对我来说也就算从苏北到东北的结束。在苏北出发前，我营共有450余人，临走的头一天，团部又拨来一百多新兵，分配到各个连队，全营总人数以达六百余人。北上途中开小差五十余人，我们一路上又收容六十余人，到了通辽部队总人数略多于出发前。这样大的长途行军，大体上说任务完成得不错，工作也还算可以。
过了春节不过半个月，部队往地方调干部，我们团共调下来三十余人。先一批有教育股长汪人骥，我营副教导员车友民。老车是老红军，在部队曾作过特派员工作，北上前是五连指导员，北上途中调营部任副教导员。还有王祝平已调到地方，本来调地方是没有我的，由于王祝平的拐带，第二批我也下来了。等我到通辽时只剩下十余人了，由我负责带队与地方联系。
从我参军到此，论年头也九年了，论周年也八年了！亲爱的党！亲爱的部队！亲爱的八路军新四军的首长和同志们啊！是您把我这个年幼无知的孩子锻炼培养成了能懂得革命道理，知道革命实践的人啊！回忆起来，有多少革命的细节、感情、同志的来往、学习、工作无不是首长的教诲，同志间的切磋帮助，给我树立了具体的样板。
我离开了学校，就参加了八路军，而且又都是工作在教导队、领导机关这些地方，旧社会我一天没有呆过，一接触社会就是崭新的八路军的一套。我的感情已被党融化了，我懂得的只有八路军这一套。现在我要离开部队了，又要开始另一种生活了，这种生活将是什么样子呢？所幸的这种地方工作依然还是共产党领导，但毕竟和部队不一样啊！我怀着和部队依依惜别的心情，又觉得有部队这些年的经验，反正到那也是党的领导，我甚至欢欢然踏上了新的征途！
一九八五年十月六日到十一月下旬完稿
于哈尔滨宿舍

宣录自传原稿保存在王小舟这里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参议员王耕田遗像（照片原件保存在王小舟这里）

父亲致中共涉县县委、涉县人民政府的信《呈请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参议员王耕田立碑事》
呈请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参议员王耕田立碑事
中共涉县县委
涉县人民政府：
刘伯承元帅回忆录亲自写了“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晋冀鲁豫边区人民的代表机关——边区临时参议会开幕。这次会议选举了边区政府委员，成立了边区政府，晋冀鲁豫边区的各项工作更进一步开展了。”边区政府 杨秀峰就是这次会议选举出来的。
我父亲王耕田曾是边区政府参议员，亦参加了这次会议。为此，延安新华社向各抗日根据地发过消息，提到了杨秀峰、王耕田……等几个人的名字。其时，我已参加八路军四年，在苏北阜宁县硕集子驻防，任新四军三师政治部指导员，我在苏北报纸上见到了这个消息。我父亲还曾任过太行区工商管理委员会委员。可见其跟着党积极抗战，已成为当时边区的知名人士了。
一九四三年日冠“扫荡”，我父亲不幸於四月七日被敌人枪杀于涉县池耳村，英勇牺牲，壮烈殉国。当时，池耳村群众置棺埋葬于该村，又念其身负重任，宁死不屈，报国有功，给起了一个别号为任之，以示其不负重任光荣完成了任务。一九五零年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又批给了一百万元（折合现在人民币一百元），将其墓迁於王家岗坟地。
父亲去世后，我母亲为了留存纪念，曾托我叔父王耘田亲笔写了如下记载:“先兄伯莘一生刚直和蔼，恤孤怜贫，为其本能，不幸於一九四三年四月敌冠犯境，惨遭杀害，虽敌百般威吓，至死不降，从容就义，堪称民族气节。今略述其大概行状，以贻来兹云。胞弟芸田沐手敬识。”
为了发扬当年边区政府参议会的英雄事迹；为了表彰王耕田壮烈殉国的革命精神；为了落实党的统战政策，团结全国人民，尤其晋冀鲁豫的各界人士；为了教育子孙后代提高报国之心，也为了动员群众献身四化建设。我请求以中共涉县县委、涉县人民政府的名义为“王耕田字伯莘号任之公先烈”立一块石碑，具体意见我当向各位领导同志呈述。
谨此呈请，望能批准实施是盼
谨致
革命的敬礼！
已故王耕田先烈长子 王宣录谨启
1985．4．12
哈尔滨
时任涉县县委书记武永昌与时任涉县县长王树安的批示：
统战部、民政局负责核对原王耕田参议员身份及其牺牲的情况，查阅各级政府关于立碑的规定，将意见提交县政府研究。 武 4/23
转交同志阅后交统战部民政局办理 阅 王树安 4.25
2001年5月17日我与姑父丁学武、姑姑王石梅一同到了涉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陈英桥接待并告诉我们：因为王耕田没有烈士身份，所以没有为王耕田立碑，而烈士身份需要由省一级政府授予。
随后把父亲的来信及一些调查材料拿给我看了，我当即对其进行了复印。
其中两份当事人的证言可以确定：一是爷爷把乡亲躲藏的山洞口用石头垒上，做了掩蔽后才离开（见李德芳1985年9月26日的证言），二是爷爷是被日军杀害（见李雨廷1985年9月26日的证言）。

王宣录致涉县县委县政府的信（信的原件保存在中共涉县县委统战部）

照片是胡广恩致涉县县委县政府关于王耕田证言材料的复印件，是前面提到的保存在涉县县委统战部的材料之一。
上面一行小字是我在复印件上的注：涉县志p546，1941.1-1944.4胡广恩任涉县县长。

照片是涉县井店镇后池耳村民委员会关于王耕田证明材料的复印件，证明材料的原件保存在中共涉县县委统战部。

开盘前与炒股票的朋友聊一下我对近期股票市场走势的看法。
近期股票市场中股价的下跌是与新冠疫情的事情有关。
本来股价的走势是不确定的，但是因为引起股票下跌的事件的走向是确定的，因此可以判断近期股票市场走势的趋势一定是向上（增加）的。想想看人类历史上的每次瘟疫不都是挺过来了吗。
不必恐慌，人类一定战胜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