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视角看孔子的历史贡献

第一节，社会学流派的产生。
大约春秋时代，随着粗糙铁器的更广泛应用，公有的井田制逐步瓦解，慢慢进入私有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产生大量平民。一个有一定人数的平民阶级出现了。
这时的社会已经区别于之前的社会，在之前的奴隶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更多的是所有者与被所有者的关系。社会构成极其简单，只需要法令和一点点迷信活动，便能驱使整个社会。
西周后期发生“平民”起义，撵走了周天子。这一事件证明了平民阶级的崛起，是个时间节点。
井田制瓦解之后，产生的是更多的平民，他们与统治者并非所有者与被所有者的关系，社会构成趋于复杂，如何全面协调更多的平民社会的关系。探索社会成为思想的主流。这便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这一时期百家齐放，探索规律社会是核心，最典型的是道、儒、墨、法。道、儒、墨、法全都是研究社会规律，探索社会发展的方法。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把人当作一个集体看待。（两晋，随着庄园经济的繁荣，出现了富裕阶级，探索“人性”成为主流，玄学兴起。）
轴心时代形成了两大流派：一派是人类发展服从自然规律；一派是人服从社会规律。
这两派作为人类社会的思想主导一直延续到现代，也争论到今天。
在中国，人服从自然，是由老子为代表的。不一定由老子首先提出，但却是由老子形成道、法两个流派的。
《老子》的核心哲学结论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里重点不是道法自然，而是推导出“人法自然”。
“人”指人类，熟悉《老子》一书的人不难发现，《老子》中的“人”这个字都可以用“民”来替代。《老子》的核心哲学结论其实是指：人类社会服从自然世界的规律。
老子曰:“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没有人可以完全控御自然规律。
老子又进一步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万物得一以生”。那反过来就是“万物无以生将恐灭”，指不服从客观规律就只剩下灭亡了。
说到此，有人会纠结于老子的自然规律和我们今天认识的自然规律不同。其实不管老子认为自然是一阴一阳的，还是变换无常的，还是神秘的，这只是他自己对客观自然的认知。对此不必过分解读。
玄学崇尚老子，就是崇尚老子的“人法自然”。但是晋朝人对自然的认知已经变了。老子认为自然玄而又玄，而玄学家认为自然规律是“以无为本”。因此玄学家便认定人要服从以无为本的自然规律。这还是人法自然。因此冯友兰把玄学看做道家的一个分支。
东晋玄学家孙盛在《老聃非大贤论》中批评老子不仅不是圣人，甚至连“大贤”都不算。孙盛第一个批判点就是“（老子）故冥体之道，未尽自然，运用自不得玄同。”指老子没有看懂自然（规律）。为是么孙盛这样说，其实质是玄学和老子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不同了。同一宗旨的人法自然，却因自然认知变化了，最终结论也不同。
而今天的人认为自然规律就是客观科学，今天再讲人法自然就是社会服从客观科学。
因而 老子的《道德经》论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需顺从客观世界，强调社会观服从世界观。老子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世界，即从人类的角度看。
《道德经》最大的贡献就是阐述了客观 世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需顺从客观世界，强调社会观服从世界观。所谓“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人顺应自然无心作为，却能不为而成！
道德经把客观世界（道）对人的影响力，阐述的淋漓尽致。道与德，以世界观、社会观来规划这个世界，对后世各种思想潮流产生巨大影响。
社会服从自然规律，这个观念很好理解。
古代就是造一条小船，不符合浮力等自然规律，那是要出人命的。西亚的富国有的是石油美元，他们再信真主，可他们也知道不能去独立建造核电站、原子弹。这东西不是虔诚的做祷告，就能造出来的。都是巴掌大的国家，一个核泄漏就国将不国了。
人类本就是自然万物的一部分。道家因循变化，实事求是都是社会对自然的服从。西方自由主义者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这一理念的最高体现。
虽然人类也是自然的一份子，可是人类从人群升华到社会，变得庞大复杂，有其独特特性。可是不能拿猴群的规律来规矩人类，也不能拿狮群的规律来规矩人类。人类社会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拿长方形的标准去画正方形，是很容易走偏的。

第二节 儒学---人服从社会规律
在中国，人服从社会规律，是由孔子确立的。并且孔子确立了发展社会规律的主线。
社会化发展的规律主线是什么？就是仁、义二字。
孔子从来没有说过人要服从社会，但怎么看出孔子的理论是人服从社会的呢？
在孔子时期，儒学还没有成熟，孔子的儒学核心便是仁，礼。仁是儒学的服从核心，而这个“仁”字便是指“与人”关系，孔子把它解释成忠、恕而已，之后细化为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
儒学的核心是仁，仁指人人关系，这便是孔子对社会的服从。在孔子那个年代，儒道还没产生激烈的竞争，因此对各自的关系没有做出细致的分块。真正体现儒学以服从社会为核心的言语是从荀子那里开始的。荀子讲，天人相分，天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君子以自强为强，不可以怨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明确的提出，人服从人道，天服从天道，人服从人道，人道便是社会规律。
早期学习儒学的墨子，后来批判儒学，墨子曰：“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往往敌人的眼光是最犀利的，这从侧面说明儒学是一个“人服从社会规律”的学说。
人服从社会规律，比较难以理解，因此儒学重要文献的开篇都是学习。必须学习理解了，每个人尊重了别人的权利，便是间接维护了自己的权利；每个人尊重了别人的自由，自己便有了自由。
西方社会每个人都在辛辛苦苦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就像沙漏，使劲儿往里挤沙子，却未必挤得进去。如此辛苦，却没想到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当你维护了别人的权利，自己才有了权益。理解万岁这句话。要每个人都理解你，这个要求太苛刻了，很难；反而每个人都去理解别人，反倒自己被理解了。
孔子总结出社会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规律是“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先不说在当时宗教总结出来的并不是仁（宗教总结出来的是善和忏悔），中国的墨家也是人服从社会这个流派的，但是它的兼爱与人相去甚远。
爱是分等级的，两晋时期，谢晋曾经说，他的哥哥病危前，他千里迢迢跑去伺候，但每天晚上都能很快入睡；一次他的儿子重病时，即使仅在几十里之内，可他一次也没去看过，但他每天晚上紧张的睡不着觉。这说明爱是有等级的，这是自然规律。
有一个作家，写了一篇优雅的散文《一哈解千愁》，他爱自己的哈巴狗，因为它可以使自己解除千愁。这从侧面说明，人对宠物的爱，源自于它给你带来的兴奋，参照我们对子女的爱，却完全相反。当你看到哈巴狗时，你首先要求它要让你开心，它若是老是不吵理你，你一定不再喜欢它。当你看到自己儿女时，你首先想到的是，他今天开心不开心，我怎么才能使她开心。这两种爱怎么能相等？在这里，爱宠物只能被规划进孟子的“仁人爱物”的“爱物”之中。不管是宠物还是牛羊，还是树木，我们应该爱惜它。博爱应遵循孟子的---仁人爱物。
山寨了“仁”的博爱真不咋的。西方的动物保护主义者还是不要那么暴力，有那个时间，还是带块“肉”去孝敬孝敬好久未见的父母吧。

老子认为社会应服从自然规律，因此否定社会规律。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在这里老子否认的不是仁义，而是不认同“社会规律”。
把老子的说法解的俗一点，就是讲：这人若不按自然规律办，就只能用“德”来保护自己；这人若是还没有道德，就只能搞人际关系（仁）；连仁心都缺失了，就只能靠拜把子（义）；不仁又不义，那就得在神明面前发个誓了（信）。
以此反推，你只要是个有德的好人，做事前不用满脑子仁啊，义啊，很自然的就会做好事。服从德，自然有仁义，服从道自然有德。
在理想状态下，只要按客观的自然规律办事，就可以把社会治理好，可是这个物理实验室中的“理想状态”不存在。社会有自己的规律。

个人认为既要承认自然规律的普遍性，又不能否认人类社会的独特性。
其实人们说中国文化“儒道相溶”也就是这个意思。《老子》作为道家一门“理论”经典，自然要精而又精。但是道家的“行动”经典是《管子》。这里面并不完全排斥社会规律。《管子》中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荀子虽然说圣人不需知天，但还是承认要适应自然规律。天冷了，还是要多穿件衣服。

这时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出道家与儒家最基本的区别。
道家信奉社会观服从世界观。
儒家信奉人生观服从社会观。

第三节
而儒学信奉个人服从社会规律，儒家总结的社会规律就是儒学的仁义。人必须向社会妥协，我们的父母都有老了，没用的一天，我们也不能因此把他抛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世界的客观规律，却不是社会规律。
服从自然规律是人类的共性；服从社会规律是人类的个性。
道与儒，分开看则互抵，并排看则互补。因此中国文化是儒道相溶的，在社会道德“确切”的时代是外儒内道；在社会道德不确切的时代是外道内儒。（今天我国社会正从小农社会转向商业社会，社会道德的细节在变化，文化趋向外道内儒）。
人本就因该适应自然而又尊重道德。玄学家跳出儒道之外，提炼出“笃道尊儒”，别开生面。
即使在玄学最昌盛时期，老子的地位也没有孔子高，玄学家们还是称孔子为圣人。在必须要把孔子拉进玄学圈时，甚至批评老子对道是一知半解，所以才嚷嚷个不停。（这是一个著名的典故，他代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在以后我们遇到的时候再细讲这个典故。）

第四节 荀子为何尊孔
荀子改变了儒学的政治方向，孔孟支持世袭世禄 制，反对私有化改革，而荀子支持郡县制，支持私有化改革。在荀子以后儒家由守旧派蜕变为激进的改革派，甚至董仲舒激进地希望推行完全的消除奴隶。
经过荀子的改革，荀子完全可以独树一门，他在书中否定了庄子、墨子，甚至否定了孟子，但唯独没有否定孔子，反而是更加的尊孔。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没有改变儒学的根本，这个根本便是人服从社会规律，而这个社会规律仍然是孔子总结的仁与义。
读到这里，大家不要以为社会规律就真的是仁与义，不同的宗教总结出的社会规律各有各的成体系的社会规律，他们之间是不同的。比如说基督教，它总结的就是求善，求忏悔，希望人们不要去记恨地主，老老实实的工作，修完功德下辈子也能去做地主。
因此，社会规律最终演变为社会道德，而这个社会道德在各个社会中是有差异的，有儒学道德，有基督教道德，还有伊斯兰和佛教道德观。

荀子改变了儒学的政治方向，孔孟支持世袭世禄 制，反对私有化改革，而荀子支持郡县制，支持私有化改革。在荀子以后儒家由守旧派蜕变为激进的改革派，甚至董仲舒激进地希望推行完全的消除奴隶。
在铁器已经被大量运用于生产之中，农业生产已经不需要官员的督导，你只要不管理他，他就会自己大量的开发田地，使国家粮食充足。这样使公侯伯子男等世袭官员失去优势，一个国家也可以变成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官员只向国王负责，没有了一层一层的盘剥，既可以做到减少赋税，还大大增加了国家财富。又可以加强中央集权。
社会在向东走，而儒学所持的政治理论，是要维护西周的政治体制。这使其产生了‘方向性’的大错误，给儒学带来不可逆转的颓势。而在理论上改变这一颓势的是荀子，荀子在仁义的基础上，并举礼法。尤其是其“法后王”的理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不慕往，不闵来’， ‘当时则动，物至而应，事起而辨，治乱可否，昭然明矣！’使儒学的最终思想产生方向性的转变。儒学从反对改革者，一举成为改革的先锋。
“天行有常”荀子以为，天不是神秘莫测、变幻不定
“天人相分”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礼论》）“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天论》）
荀子引进“法”这个理论是非常大胆的。在西周土地和人民，被公侯伯子男一级一级的管理，就是说王很难管到‘公’，公很难管到‘候’，基本上属于一种人制为主。法制改变了这一切，但是“法”这个词，并非出自儒学，而是出自法家。
百家争鸣，一马当先，这个一马当先的就是法家。随着法家李悝在魏国的率先成功，称霸天下，使各国纷纷效仿。法家借用黄老之术，是在理论上对西周制度的最大打击。
黄老之术区别于后面的老庄哲学，他是假借黄帝治国方案。用老子的天道无常，人只能更加的适应。这一理论来推行改革，谁又知道黄帝推行的是什么治国之术，但肯定不是西周的治国之术。这是法家在推行土地改革和官员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拥有的巨大舆论利器。
孟子使儒学成为完善的学说 以德治国。像《老子》一样，但缺乏行之有效的办法。正所谓：　虽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荀子‘重礼尊法’的思想使‘仁义’的推行现实可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用道德自律。
荀子说人皆可以为大禹—用礼、法约束（其礼义，制法度。涂之人可以为禹）。
而荀子并非抄袭法家的法，而是嫁接，使法走入正途。法家的法的基础是“道生法”，社会经常变化，应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制定具体的法律。（这种方法对吗，这种说法不对）。
荀子以为，礼义是立法的精神，如果人们爱好礼义，其行为就会自然合法，甚至不用刑罚，百姓也能自然为善。总之，荀子的礼法兼施、王霸统一，是对对礼法、王霸之争的总结。其实质是：社会文明程度越高，法律越不严酷。
儒家的法律是法出于礼（礼：乃是正人身之法也。处事有规），法出于道德。法律是用来维护道德基础，这被后世广泛认可，即使在西方法律也是出自基督教道德。所以在美国大法院的浮雕塑像上，所描绘的法律先知中，东方的代表是孔子---以德为体，以法为用。
《荀子·非十二子》中大骂‘法家’。道家的“道生法”，只是法的宗旨的一半。
秦朝的崩溃使法家变得臭名昭著。指鹿为马的法家被人憎恨。西汉时，一位学士对崇尚道家的窦太后说他崇尚法家，窦太后马上命人把他扔进野猪圈，再扔给他一把匕首，让他和野猪拼命。他不是崇尚法家吗，窦太后的法律就是叫持有这一论点的人与野猪拼命。这是对法家最大的讽刺。法必有心，法上必有法。
荀子嫁接了法家的法，使儒家在其‘仁义’理论思想不变的情况下，政治拥护方向一举改变，政治方向几乎和孔孟的政治方向完全相反（当时则动，物至而应）。这是一个巨大的有胆识的改革。儒学从保守，转变为支持改革。甚至有人支持极端改革。像董仲舒等汉儒甚至要全面‘解放’奴隶。这在当时就过于激进，无法实现。
孔子开创儒学，孟子将其完善为一个思想体系。荀子使儒学行之有效， 现实可行。他的行事法则不再是‘适应天道’，而是‘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深入研究，广泛对比）。至此儒家学徒成为---进则可安天下,行则能明礼义。
荀子开始吹牛，即使俗儒也可治理‘万乘之国’；雅儒可以治理‘千乘之国’。说到大儒，他更吹的没边没沿。但不管怎么说，儒家开始崛起。

远离崇拜法家的人，他崇拜的不是法而是暴力，他认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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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对笔者大谈道德不以为然，认为只要‘法制’便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笔者不否认法制极端重要。可是法治条文的依据却是适合社会的道德。
比如有一个以前出现过得真是“故事”，一个人去市场上卖鸡蛋，有一群人认为张三偷偷到市场上去卖一篮子鸡蛋是应该被允许的，而另一群人认为是不应该被允许的。这样，不管是规定处罚张三，还是不处罚张三，都会有一般的人认为这是不法制的。
纳粹党规定：骂一句希特勒坏话的人，就要被枪毙。您认为这样的‘法制’对吗。
法制必须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没有道德约束的法制是专制恐吓。
所以，没有较明确的道德，就没有较完善的法制。今天社会的最大问题不是不法制，而是没有建立明确的较适合这个社会的道德，社会处于改型、发展时期，社会的道德认识一直处于改变之中，较完善的法制不好建立。
汉朝时期，有一个儒法合一，以荀子的“法后王”为基础，法家成为儒学的一部分。所以有的学者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这个说法本身就没有看清儒和法的关系。
从汉朝起，法是儒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荀子的“法后王”。
《颜氏家训》的主张就是“学贵能行”
其对法在教学中的作用之重视令人震惊，“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
美国联邦大法院门楣上的浮雕上竟然有孔子，排在第二位。第一位也是代表西方的是摩西，美国官方解释---世界最伟大的‘立法者’！
这就说明，在中国古代法是儒的一部分，法律的基石是社会道德。在酒桌上有人说他最崇拜法家，这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这个人不懂法。

儒学强调的是尊重社会秩序。

那么有人会问：“荀子的地位如此之高，《荀子》一书又被评为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那么《荀子》为何未能进入经书？”
荀子为法立心，为道竖德，树立了中国两千年的治理模式。‘君，臣不得不尊’表明荀子重君思想。正因为看中君主的作用，所以反倒是对君主有要求。这本书最激进的地方，就是‘为统治者加箍’。‘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这一观点充斥于很多章节。如《荀子·君命》和《荀子·天道》。《荀子·正论》中号称：
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
天下者，至大也，非至辩莫之能分；
天下者，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见。
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
这一观点即使是自认为符合条件的最强人秦始皇、刘邦也不能认同。他们还要把皇位传给子孙。谁知道子孙会不会还是强人。
还有，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
主暗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俱害之道也。
（皇帝）好利多诈而危。
荀子推行儒学的仁义道德，作为社会观提纲挈领的总原则，要限制社会上每一个人，包括皇帝。这是历代统治者都不能容忍的。而他的这一思想又贯穿在荀子的整本书里，这使得无法更改，因此《荀子》这本书无法成为经书。但是大小《礼记》包括《大学》、《中庸》中有荀子的思想。（礼记总体上还是早于荀子的）
像统治者也要被约束，也要是最有能力和最有道德的人，在今天这个社会是更广泛的被认可了。因为今天的总统、 都是选上来，而且还有任期。选上来的是笨蛋或者是没有道德的人，是不被接受的，而且他也需要遵守法律。
荀子三大历史贡献：为法立心；为道竖德；为权加法。
但是荀子却被宋儒开除了，为什么？

第五节 程朱理学
到了宋代，宋代理学个个看着堂堂正气，却更加大胆了。荀子仅仅改变了儒学的政治方向，而程朱理学却是改变了儒学的学习目的。
我们看看在隋唐之前，儒学的用处是什么。
孔子曰：“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
荀子说：“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
因此，在隋唐以前，学习儒学最明晰的目的是经学致用，有为与修身是并举的。
这个原因是，在隋唐以前印刷术还没有出现，书本和教师的成本极高，儒学的学习者往往不是显贵就是大庄园主，他们学到这些就是用来管人的，或做县令，管理一县之众，或在庄园里调度生产。儒学的学习目的更多体现在“管”人上，因此经学致用是儒学的主线。
南北朝时，北朝的庄园主率先没落，北方朝廷也不允许庄园主们享受非世袭贵族待遇。从这一时期，儒学的学习目的从有为向修身转变，这个时候儒学的作用慢慢转移到修身安命上来。“德”的教育作用越发突出，经学致用逐渐成为儒学的一条暗线。
社会规律这个“人道”，不再是儒生学习的重点，学习的重点转移到“德”。儒学的前一千年研究“人道”，后一千年研究“人德”。
从此以后的一千年中，直到现在，儒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这个“德”。把“德”神圣化，穷理尽性。
在研究德的过程中，性本善被拿来当做所有理论的理论基础，以性本善衍生出人们的基本美德。人们的基本美德就是仁义，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
假定‘性本善’为起点，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讲，人的本性多是善德，要把善德的一面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人的行为要围绕着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插一句：所谓美德，没有‘天理’的美德，不管是基督教道德，佛教道德，伊斯兰道德，还是儒家道德，他都是发展于社会现实。
隋朝的文中子在这一时期起到了明显的时代转变。到了唐代的韩愈更加鄙视儒生过分的学以致用，反对以“有为”为核心的功利的做法，推广儒学的目的首先是学习道德品质。更加倡导“修身而非有为”。为此，韩愈甚至掀起了开除荀子的运动。
很多人不知道，荀子在隋唐之前，儒学地位非常高，而孟子的地位却比较低。在这一时期儒生在自己文章中引用的最多的经典还是来自于孔子，排第二位的便是荀子，荀子被引用的非常多。可以说从荀子之后直到隋唐，儒学走的是荀子改革后的儒学。而孟子是在宋之后才被提拔的很高。
程朱理学把以前的荀子的儒学推翻，改为支持思孟学派，孟子被提拔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而荀子被开除。
不仅如此，道貌岸然的理学家，甚至彻底否认孔子的《孔子家语》，把《孔子家语》定性为伪书。在三国时期本书失传了一段时间，战乱结束后被送到当时的儒学泰斗王肃手中。王肃是司马昭的老丈人，为了支持女婿的篡位活动，的确改了几句话。
通过考古，我们知道《孔子家语》是真书。但是宋儒反对的不是王肃修改的内容，而是要把修身，“崇德”的思想大竖特竖。《孔子家语》体现了早期儒学过分强调“有为”和经学致用观点。这个观点不是不好，但过分强调则显得粗鄙而功利。
这样，从董仲舒独尊儒学之后，影响中国文明一千年的荀子学派没落，而思孟学派昌盛。学习儒学的目的从有为与修身并重转向以修身为重。
因此程朱的学说甚至被更进一步的称为理学，很多学者都认为程朱学派可以独树一帜，自立门户。他改变了儒学的学习目的，但是他仍然不能自立门户，就是因为他的核心还是遵循孔子的人服从社会规律，这个社会规律还是仁义，这个大的方针没有改变。因此孔子的地位仍然最高。
这便是孔子的历史贡献。

从荀子，历史上儒学经历过两次大的改革，一次是荀子，一次可以说是程朱理学，在我认为这两次的变革，有个一共同特征，那便是社会出现大的变革，新的社会规律出现，儒学如果不跟随之探索新的社会规律，将会彻底被时代所抛弃，这些都是社会现实决定的。
荀子所在的战国时期，井田制和世袭世禄制的崩溃已经成为社会必然，私有制和郡县制代表了新的生产力，用道家的观念看，历史的车轮必然碾压一切阻挡着，只能顺势而变。荀子将儒学的政治方向改变为支持新兴地主，支持政治改革。
从隋唐之后，庄园制已经没落，虽然没有走到人去楼空，但是庄园势力已大大衰落，新兴的小农经济活跃发展，在自治的自然村中，已经没有可以统领整个农村的大庄园主，孟子的义被突出出来。

今天，我们都知道儒学被叫做‘孔孟之道’。可是没多少人知道，这只是宋朝之后的称呼，宋以前，这位孔子的隔世弟子，孟子的地位很不高。
直到隋朝文中子认为了产生战争和动乱的根源——为追求功利利欲，认为南北朝以来之所以战乱频繁，即是因为大家都争利而舍义。 才把孟子排在孔子之后，再提孟子的‘性善’，把‘义’拉到‘法’的前面。把荀子剔出去，只用不说。可是文中子的说法也不太被重视。直到唐朝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才被韩愈等名士重视。
到五代十国时，城头变换大王旗，在五十年里出现了五个朝代，还衍生出许多个小国（被史学家认可的就是十个）。这时君臣之义缺乏到极点，大庄园主阶级消失。底层社会秩序也被完全打破。《孟子》才被皇帝重视，称为《经书》。宋朝开始对孟子及《孟子》破格提拔。
我们惊奇的发现，孟子崛起的过程正是士族最后彻底衰亡的时代。为什么？为什么？！
孟子在宋代被竖立起来，不是他自己变得高深了，也不是人们突然读懂他了，而是社会需要他了。在贵族被中国社会彻底抛弃之后，不管是上层还是社会最底层都失去了原有的‘秩序’。这样‘义’被深刻引入社会。‘义’在社会上层引申为‘忠义’。
而‘义’在社会底层开放出正义之花。我们知道封建社会是无力管制到农村的。一直走的是农村自制的路。随着士族在社会中消亡，宋朝之后的小农社会的农村中，宗族长老既没有士族的法律特权，又缺少管制村民的财力、人力和威望。‘义’成为其管制村民的伦理基础。‘义’在这时起到了‘法’的基础。社会出现更高一级的公正。淡定点儿，我们不能以今天对‘公正’的心理准绳来衡量他。
在不讲法律的组织或集团当中，‘义’都不约而同的被赋予‘法’的基础。如水泊梁山上的黑社会组织；如一个争天下的集团，一开始是义薄云天--提三尺剑，替天行道；再后来是义不容辞---除暴安良；最后是见利忘义。
“义”被列入到社会道德的核心，从而形成了我们熟知的‘仁义’道德。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因为士族消亡，只有在中国内陆士族消亡。所以我说，东西方分道扬镳之后，中国的道德核心是公正，中国走向以公正为主流的发展社会。
而西方由于士族没有消亡，走成以自由（流动、竞争）为主流发展的社会。在人与人的竞争上越走越远，西方社会道德的核心是宽容。
自由只能是被包容。因为每个人只是世界人口的70亿分之一。每个人只有包容别人的自由。
你的儿子逃学，女儿早恋，媳妇出轨。不得不说，这也算人家的自由。你不能鞭棍交加。你就包容一下吧，不然非被别人的自由气死　。追求自由的顾城，因无法包容别人的自由而成为扼杀自由的魔鬼。
而今天社会高度科技之下，商业社会，人与人的竞争在减弱，生活物资充实，人与人的合作却在更多的加强。责任和个体利益越来越突出。
儒学应以社会责任为根本，以正义、仁爱为主干，以人的权益为轮廓。
就是，仁爱、正义、人的权益，使人修身、齐家、立业。

孔子的历史贡献就是率先总结出中国古代的社会规律，仁义成为哲学中人服从社会的社会核心理念，这里需要重点点名的是，孔子不是西方的基督、默罕默德，不是西方的先知，而是中国的先师。
先知是无所不知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句话先知是不能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更不能说啦。
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宣传自己是无所不能的神，可以拯救每一个人。今天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神棍”。他叫耶稣

中国近两千年来的历史就是儒道相容的一段历史，当最核心的社会规律模糊化时，便是外道内儒，当社会规律比较明显时，便是外儒内道。他们一个是服从社会，一个是服从自然，两个合在一起才比较完善。
我在《解析玄学-----管锥西方》写到，西方却是个人主义苟合宗教，个人主义就好比中国的玄学家，他们也是个人服从自然规律，他们现在最高的理念便是物尽天择适者生存，而宗教的指导是人服从社会。那么可不可以将这四项交叉换位？比如个人主义融合儒学，或道家苟合宗教，这是不可以的！这一点我在上面书中详细解释了。
这里只简单地说一下，道与儒的世界观都是有为的，我们不说是唯物的，是因为不想引起更多的冲突，而个人主义和宗教的世界观都是唯心的、虚化的。这里只简单地说一下西方的个人主义，他们的源头完全可以说就是中国的玄学，将世界虚化，以自我为中心，所谓的核心理论就是 “我思故我在”，就是我的思考只证明了我的存在，其他的还要再次验证。
随着社会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东西方文明都出现了大量的贫民，使社会治理的难度加大，研究如何探索社会规律成为这一时期东西方文明的主流。而在公元三世纪上下，相当于中国的魏晋时期。
随着庄园经济的成功，较富裕的人群成几何倍数增加，人性的探讨成为主流。当富裕了，富裕人变为富裕阶级，他们有力量获得更高的权益，东西方文明同时进入了对人性的大讨论，这便是中国玄学诞生的土壤，也是西方个人主义诞生的土壤。
任何理念都要紧贴现实，事实其实，不能你认为好，就不顾现实的去推行。

让我们把儒学拉出来晒一晒。看看儒学的起源。
其实，游牧民族，农耕民族，沿海的商业民族各有各的信仰，如果没有农耕社会就不会有儒学的产生。当然现在在新的商业社会形势下，儒学必须要再适应。
在游牧社会里，他们的宗教有非常适应他们的特点。比如说，兄长死了，他的妻子将嫁与他的弟弟。在游牧民族中，财富和生活资料就是牛马，这些东西是可以被轻易带走的。假如哥哥的妻子带上儿女和牛马嫁人，在辽阔的大草原上，东到韩国，西到莫斯科，你去哪里找他们。新的男主人是否把哥哥的儿女遗弃，谁又能知道？所以，兄终弟及保证了家族的健康生存和财产的不被分化。所以，自远古以来直到清初，孝庄太后嫁多尔衮，游牧民族这一特点是被他们的宗教道德所允许。
而在农耕社会里，生活资料主要就是农田，当哥哥死后，农田没有长腿，不能走，亲族们看住这个寡妇不再嫁，他儿女的田地就会完整的保留下来，儿子长大后直接继承这份田地。所以农耕民族保证了家族财富，不流失，保证了家族弱者的利益。
在沿海商业社会，人们忙忙碌碌，游走于各地寻找财富，但大多数人最终是碌碌无为，他们没有给儿女留下什么财富。当他们死后，他们大多剩下一个简陋的小木屋，和一叶小舟。经不起风雨的小木屋根本算不得是财富，而这一叶小舟，只要去山上砍一棵大树，就是一艘小船。所以商业社会里，父亲没有给儿女留下什么，而且流动性很大，他对儿子的关怀也不够。所以在基督的教育里，父子观念非常淡薄，像在路德的新教教义里，宣扬放弃父母，放弃儿女，放弃妻子，只相信上帝即可。人可以大胆的去办任何事，只要最终真诚忏悔了，上帝还会原谅你。——顺便说一下，他最后把放弃妻子这句话删除了，因为他自己想结婚。
在西方人们吃饭前，先要感谢上帝赐予食物，因为在商业社会中食物和工作的来源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这也是我们的农民认为‘没有田，心中就没有底’的原意）。而在我国广大农村，直到现在经常是第一碗饭先给祖宗牌位吃。因为古时大多中国人的食物来源很确定，就是上一代留下的良田里长出来的。
所以基督教一进入中国，就要求人们不要祭祖，单就这一点，在中国的农耕文化中就行不通。在农耕文化中，不管是父亲还是儿子，或是爷爷，他们共同的生活资料就是那几亩薄田。父亲用他那几亩薄田养育儿女，儿子也靠那几亩薄田为父母尽孝。父子亲族因为共同的生活资料被这几亩薄田捆绑在一起，家庭成为农耕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团结和伦理观念就必须有条不紊。所以，在农耕民族几乎都对孝很重视，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儒学统治当中，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可以找到一点点反孔孟的言论。但是，“孝”成为封建宗教礼仪，反“孝”的言论几乎很难找到。
儒学的发展史以“孝”为根基的。从“孝”引申出仁爱、正义，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把儒学比作一棵榕树，孝是根，仁爱、正义是树干，而人们从远处看到的树的轮廓是“礼”（三纲五常等）。
在文明达到现今的高度，“孝”这个根太狭隘，完全可以以社会责任做根，这个根部才牢固，厚重。
现在我们很多人不用养我们的父母，他们很多是靠“退休金”生活，而退休金是哪里来的，是从社会每一个工作的人中提取的。一个三十岁的人，你将来的退休金其实并不来自你现在缴了多少，而取决于将来社会的财富水平。今天拿到的四千元“退休金”的人，当年他们都缴这么多了吗？所以，你今天的工作是在感恩别人，而将来将被别人感恩。
所以当今社会是个福利社会，‘孝’不能包全你所应感恩的人。
所以现应把“孝”延伸为“社会责任心”。
我们不说深得，最显著的是一个人从出生到工作前，再从退休之后，是被社会关爱的人。
其实我们在方方面面都受益于社会，如果你出生在古代，即使你出生在大富之家。在你出生时，也就是一把剪刀，一盆热水。
那么将儒学的根，从“孝”延伸为“社会责任心”，是什么现实意识？答曰：就是一举改变了儒学对社会支持德方向。
一个人负有社会责任心，那么他要努力学习，才能更好的工作，回报社会。这一过程于无形中实现了“个人价值”。努力工作就是回报社会，努力工作也就是个人价值实现的过程。
这和商业社会追求个人价值的观念相吻合，不再反对流动与竞争。儒学将发生‘方向性’变革。使儒学适应商业社会，并且推进商业社会。
所以现在的儒学应以责任心为根，以仁爱、正义为干，以人的权益为轮廓。
因为不管是以人为本，还是国家任务为“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其实旨就是保障人的正当权益。
人民大众在这种道德理论（或者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于现实生活中是否得到更普遍的个人利益。道德理论普及的基础是由普遍的个人利益所决定的。这一观点由我个人提出。
就像现代人们大多“温文尔雅，不管你是工人也好，是商人也好，是官员也罢，他们大多是温文尔雅的，没见过几个人是见人就吹胡子瞪眼的。所以“温文尔雅”被认可，是因为这样做使大多数人受到益处。道德首先应维护‘人的权益’。
而在这棵儒学的大树，结出的果实就是人的修身，成家，立业。
而任何想把儒学充实的想法都是错的。我们的儒学不应该再像一棵枝繁叶茂到甚至看不清主干的大榕树。而应像椰子树，一眼就能看到主干和果实。越简单，对人们的束缚越少。
为什么基督教在西方能昌盛至今？这里又回到游牧、农耕、商业社会理论上来。他不是更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更适合商业社会。在西方的封建社会他的社会地位更重。
那他适合商业社会的原理是什么？就是他对人的行为、思想束缚最少。
基督教看起来就像一棵椰子树，其以上帝造物为根，以原罪为主干，轮廓就是十戒。戒杀人、戒枪、戒放火、戒偷等等。他对人们行为和思想束缚最少。
而我们的儒学发展到清代，食不言，寝不语，不吃辛辣。基本上，人从起床到睡着前，不管是行为还是思想都被束缚，太压抑。只有共性，没有个性。
所以儒学不能再像无边无际的大榕树，而应该像椰子树，坚固的根，高高清晰的树干，寥寥无几的束缚（枝叶），硕大灿烂的果实（修身、齐家、立业，是否应把“齐家”也删除呢？）。
再说一句基督教，在当今文明之下天赐之权是最大的缺点。因为后面还有评论，所以这里不再多说，只引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最著名的启蒙者托马斯·潘恩的一句话，“现在再说，人是上帝创造的，是对人智慧和常识的一个侮辱”。
所 以，我说儒学首先要做的不是宣扬，而是批判和发展。
首先，儒学要有危机感，其枝叶（三纲五常等等）一直是伴生于农耕社会。在农耕社会即将完成其历史生命的时刻，儒学遇到其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再不发出新枝，也有伴它西去的可能。儒家的困境，既不符合当代，不贴切时代，自身没有发展。
和谐为体，中庸为用是现在新儒学的主流。从清朝纯正的农耕模式提取出来。儒学如果这样发展，将被扔进历史的犄角旮旯。
儒学的发展方向应是向先进，甚至是斗争方向的，要解决当代人类社会最尖锐的社会矛盾，有的理论甚至应该是被执政者一时所不接受的。如儒学的第一个发展时期，儒家提出仁 、义、礼。这个义一开始就不被统治阶级所接收。
看到这个“礼”，更是让统治者如芒在背，恨之入骨。在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的最主要矛盾是侵略于反侵略。统治阶级自己的自律暂时属于次要矛盾 ，你让国王贵族们去守礼，他们就会把你轰出来。
而到了汉朝，国家形成了大统一，出现了七王之乱，从汉武帝的爷爷到他爸爸， 一直到汉武帝初期，王国受到最大的威胁一直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内部的自律，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最主要矛盾。统治者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和富贵，也 必须接受这个他们最痛恨的“礼”字。
其次，我们应当乐观。任何一次道德的升华和意识形态的提高都在社会安定，昌盛时。汉朝唐朝，宋朝，明清。
今天，当人们感叹世间风气不好时，并非人心不古，道德不再。而是社会安定，繁荣，其他跟严重的社会矛盾远离我们而去，如饥饿，战争。道德问题被突出。
我们也不必对当代社会悲观。反倒应乐观，道德的建立往往在社会的‘鼎盛期’。汉朝鼎盛‘尊儒’。朱熹，明王阳明。
乱世出枭雄，盛世出圣贤。现在不是出伟人的年代，而是出圣人的时代。修身，立业，你就是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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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再说一遍，儒学应以社会责任为根本，以正义、仁爱为主干，以人的权益为轮廓。
就是，仁爱、正义、人的权益，使人修身、齐家、立业。在社会中实现个体价值。

《西方自由式社会必定与宗教媾和》
西方社会在今天还是以自由为主。公正也讲，但要往后靠一靠。现今女王、天皇的存在，只有一个社会意义：世界原本不公平，人民必须承受。
恐怕很少有中国人知道，除了美国，西方总统制国家虽然没有国王，却还又真正的贵族存在。德国人恩斯特·奥古斯特是汉诺威亲王，他的头衔已不被政府承认，却还是被民间广泛认可。1987年恩斯特·奥古斯特的父亲去世，他继承了家族遗留下来的1.5亿欧元财产、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万顷土地、森林以及数座城堡和大量稀世珍宝。他娶了摩纳哥长公主卡洛林公主。恩斯特·奥古斯特生活奢侈、挥金如土、粗话连篇、动辄拳脚相向、丑闻不断。人送外号“打人王子”。
古代西方自由社会一定要借助宗教，因为不管你自由派说破天，就算是再伟大的逻辑辩驳，再严谨的科学的推演，也不能说服人们---贵人富命，卑人贱命。只有宗教可以做到。宗教可以说“不要羡慕贵人，人家上辈吃过苦，你这辈子好好干，下辈子也当贵人，要么上天堂。宗教是先“信”后理解的。
直到今天，自由派哲学由于没有建立系统的道德伦理学，而不能单独存在。轰轰烈烈的西方启蒙运动，最后也是和宗教道德相互妥协。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反对君权神授。他把罗马教皇比作魔王，僧侣比作群鬼，但主张利用“国教”来管束人民，维护“秩序”。
法国伏尔泰尖刻地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他把教皇比作“两只脚的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的恶棍”，说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但他最后也认为宗教作为抑制人类情欲和恶习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要统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在宗教问题上，德国的康德承认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认为，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
可见，最终启蒙派还是与宗教妥协了。当然在媾和的过程中，宗教也作出极大地妥协、改善。1962年教皇宣布不再把其他基督教派视为异教徒，就是一种妥协。到处喊着‘宇宙围着太阳转’的布鲁诺被教皇烧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再有谁向教皇说‘宇宙围着太阳转’。教皇会说：“无知的可怜孩子，太阳围着银河转。”
自由社会不是不要道德和公正，而是自由排在第一首要的位置，他还是要道德和公正的。只是自由和公平有冲突时，一般由“公平”来作出一点牺牲。今天女皇、天皇的从在，只剩下一个社会意义---社会是不完全公平的，您必须承受。
过分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是不被任何社会认可。西方的自由也是以经济自由为核心的。西方自由的基石是1961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这里讲的是自由经济，但是他们对外却宣称自由是普世价值。当你若想信之后，他会把你推进教堂，说墙上的老头才是普世价值。因为西方的道德来自宗教。笔者认为真正的普世价值只能是仁爱、正义和人的权益。
美国1962年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的名著，确立了商业社会自由市场的新原则。而1971年问世的《正义论》，调合了自由社会与正义的关系。美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美国在兼容公正上不是其他西方国家可比的。
西方的选举制是大企业主控制政客的最佳手段。先不要看总统竞选，不被大企业主认可，没有竞选赞助，他连个‘市长’都选不起。起步都别想。
公元2014年，西方经济发表了一篇惊世骇俗的大论，引发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界震动。本书名为《21世纪资本论》，本书用大量的数据分析了西方社会的不公平。西方经济学界的传统学界认为，随着科技进步，大企业主统治社会会自然的被改造。可是《21世纪资本论》举出大量事实和数据，指出西方自身无法平稳走出大企业主统治社会。社会将越来越不公平，矛盾会越来激化。
《大晋孤烟之山河破碎》

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

圣诞节应该正式改叫 神诞节。因为耶稣不是圣人，而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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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明末进入中国。开始自称西僧，后来看到宗教在中国地位低，在上层社会受鄙视。老地主一开口就是“孔圣人怎么这么养”。
后来基督徒自称 西儒。神棍也就变成圣人了。

道德理论普及的基础是由普遍的个人利益所决定的。这一观点由我个人提出。

宋以前，儒学是学以致用于社会的一种学说。不管是学习道德还是学习射术，都是为了有为于社会。
宋以后思孟儒学，修已致用于心。想找寻人性中的永恒真理，以至于有了心学和理学之争。
作者认为：儒学只是社会学的一种，探索人类所需要遵循的社会规律。
这个论点相对于宋儒已经离经叛道。儒学是人如何服从于社会的一种科学学说。不用参杂唯心的东西，所谓的心学还是理学，那还是交给像弗洛伊德这样的科学家分析更靠谱。
任何理念都要紧贴现实，事实其实，不能你认为好，就不顾现实的去推行。
爱有差别，在尊重事实的情况下，　道德理论普及的基础是由普遍的个人利益所决定的。这一观点由我个人提出。
程颐说，儒学最重要的便是理解这个“仁”字。而这个“仁”字的理念在如今起了很大的变化。
“仁”首先指的是：忠、孝、信，就是如何对待社会、对待父母、对待他人。

重新解 仁
程颐说，儒学最重要的便是理解这个“仁”字。而这个“仁”字的理念在如今起了很大的变化。
任何理念都要紧贴现实，事实其实，不能你认为好，就不顾现实的去推行。
中国进入商业社会，人最重要的关系不再是那一亩三分地，人和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仁的内涵发生巨大转变
爱有差别，在尊重事实的情况下，　道德理论普及的基础是由普遍的个人利益所决定的。这一观点由我个人提出。
“仁”首先指的是：忠、孝、信，就是如何对待社会、对待父母、对待他人。
第一，人与社会
由于物资的极度贫乏，古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太大的不同利益。
古代社会往往把义转化为忠。而现在的“忠”应该是忠于社会，义于人民，主观意识上向社会妥协。因为，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个人的。
这里引申出一个义务和权利的关系，我认为，义务与权利虽然看似相对，但是它却有深刻互通的一面。
你想得到的最大的权利是什么？是幸福的生活。
那么你是否想到你的义务也是幸福的生活！
只要大多数人们能幸福生活，退休的老人就有养老金，宇宙飞船就能飞上月球。
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幸福的生活，就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最大的贡献。你的权利是幸福的生活，那么你的义务也是幸福的生活。

随着商业社会的高速发展，现今中国社会又处在从农耕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的大变革之中。儒学藤绕于农耕社会的发展，受到了近乎灭顶的冲击。
儒学要有危机感，其枝叶（三纲五常等等）一直是伴生于农耕社会。在农耕社会即将完成其历史生命的时刻，儒学遇到其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再不发出新枝，也有伴它西去的可能。儒家的困境，既不符合当代，不贴切时代，自身没有发展。
和谐为体，中庸为用是现在新儒学的主流。从清朝纯正的农耕模式提取出来。儒学如果这样发展，将被扔进历史的犄角旮旯。
从这一点上看，我们新的道德理论能不能在现实生活中使全国人民受益呢？
不能使大多数人受益的理论，再高深、只要脱离了现实利益，就不会被人们接受。
说这么多与我们今天的现实社会有什么关联呢？我说过，孟子时期是儒学第一个低谷，而如今是儒学的第二个低谷。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像其第一次低谷一样，社会在向商业社会改进，而儒学的指向还是农耕社会，商业社会要求人流动（开放的心态），竞争，当然农耕社会要求人安定，无为（只要老老实实耕种）。（我在《独一无二的魅力中国》中有评说）
用我的观点看，第一，儒学要有方向性转变，促进商业社会发展。
第二，儒学要使民众得到更多的现实利益。
对于第一点，我是这样想的：儒学发展到清朝，基本上演变成以“孝”为根，以“仁、义”为主干，以繁杂的“礼”为其枝叶、轮廓的一棵参天大树。
现在我们很多人不用养我们的父母，他们很多是靠“退休金”生活，而退休金是哪里来的，是从社会每一个工作的人中提取的。一个三十岁的人，你将来的退休金其实并不来自你现在缴了多少，而取决于将来社会的财富水平。今天拿到的四千元“退休金”的人，当年他们都缴这么多了吗？所以，你今天的工作是在感恩别人，而将来将被别人感恩。
所以当今社会是个福利社会，‘孝’不能包全你所应感恩的人。
所以现应把“孝”延伸为“社会责任心”。
我们不说深得，最显著的是一个人从出生到工作前，再从退休之后，是被社会关爱的人。
其实我们在方方面面都受益于社会，如果你出生在古代，即使你是地主家的，在你出生时，也就是一把剪刀，一盆热水。
那么将儒学的根，从“孝”延伸为“社会责任心”，是什么现实意识？答曰：就是一举改变了儒学对社会支持德方向。
一个人负有社会责任心，那么他要努力学习，才能更好的工作，回报社会。这一过程于无形中实现了“个人价值”。努力工作就是回报社会，努力工作也就是个人价值实现的过程。
这和商业社会追求个人价值的观念相吻合，不再反对流动与竞争。儒学将发生‘方向性’变革。使儒学适应商业社会，并且推进商业社会。
说到这里就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商业社会和农耕社会比，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商业社会的“不确性”。
农业社会很稳定，你的食物来源就是，家里祖辈开垦的那几亩地，只要老天不和你作对，虽然很穷，但你不用考虑明年是否挨饿。
但商业社会不同，你甚至不知道下个月，是否还能在这个工厂上班，或许下个月这个单位就不要你了，或许它破产了。所以商业社会里人们心里压力更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比以前更富有了，可更加牢骚满腹，怨言更大。原因是人们比吃‘铁饭碗’时，对未来有更多的‘不确定’，心中更恐惧。
这就要求商业社会向更深得‘福利社会’发展。只有更完善的福利社会，才能使人们更放胆的追求个人价值。
一时失业有救济金，有医疗，有养老等等。
福利社会的完善使社会更加有活力，反过来，又推进了福利社会纵深发展。
所以儒学的根—由‘孝’衍深为‘社会责任心’。这在‘福利社会’完全可以做到。　在文明达到现今的高度，“孝”这个根太狭隘，完全可以以社会责任做根，这个根部才牢固，厚重。
那么将儒学的根，从“孝”延伸为“社会责任心”，是什么现实意识？答曰：就是一举改变了儒学对社会支持的方向。由支持家族理念改为支持‘个人价值’；进而由支持农耕社会改为支持商业社会。

那么社会怎样鼓励这个道德思想的实现呢？
第一，是开放，开放！使人们能更好的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第二，加快建设福利社会，使人们减少后顾之忧。

人类的文明是我们不完美的祖先创造的，宁可崇拜不完美的祖先，也不崇拜完美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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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一直不明白，西方为什么要烧死 ‘日心说’的人。
学了儒学才知道：因为上帝是完美的，不能有错。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话只有儒学能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 不管是释迦牟尼佛、耶稣、慕寒都不敢说，因为他们是无所不知的神。
一个人走到哪里都说自己无所不能，天生来拯救世界，你知道他是个神棍。
不不不，你猜错了，他是耶稣

一句话阐明---儒释道
佛教针对人群是社会底层。不要眼红地主，人家上辈子吃苦、求善。你这辈子好好吃苦，下辈子也做地主。
儒学针对社会中层。没人帮你，全靠自己。学习、修身才可发达、安命。
道家针对社会富贵。最高形式是‘守静去燥’。什么也不需要做，安安稳稳多活一天，就是在‘人间天堂’多快活一日。试想，一个家中没有粮，老婆在闹，三个孩子在哭，你让他怎么‘守静去燥’。
劳苦大众要社会公平。不要克扣工资、血汗钱；辛苦半生，升个小科长，别被他人算计了。
精英要社会自由，来吧，是骡子是马，来出来溜溜，看谁会挣钱。极端自信，好似没有社会制约，他马上变成比尔·盖茨。

下面探讨 仁 的核心 孝
人们总认为自己最懂 孝，恰恰相反中国人最看不清的正是这个 孝。
本文最大的难点，儒学最大的困惑

看不懂的“孝顺”
首先要肯定“孝顺”是人类知恩图报的美好品德。
早期儒学肯定孝道，但孔孟，荀子还是把孝看做“小义”。《荀子•子道》有充分阐述。
真正把孝道礼教化是在进入封建社会之后，到了小农社会的宋朝，孝道被赋予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
“孝顺”俨然成为儒学的根，抬升到宗教礼仪最高的地位，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今天看来如同黑暗的宗教，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但是古人为什么如此痛苦地坚守着？
因为每个人都有老的一天，而且他今天义务于长辈，是明天被儿孙所义务的理论基石。
表面上孝被作为小农社会每个人最大的义务，但他又是每个人最大的权利。
小农社会中我们的道德标兵不再是英雄好汉，而是二十四孝。（别的地区不是这样，还处在‘庄园社会’的日本的道德标兵还是三大为主报仇事件的主角，这样的人物就像我国春秋战国的豫让。）
在小农社会中，不可以有一丝悖逆的孝，看似是一种义务，而其实是一种权利，维护“孝”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看似是一种义务，其实是一种权利。
在小农社会中，被孝成为人最大的权利，除此之外孝还是社会组织和生产 的核心理论基石。这是很多人忽略的问题。
第一，小农社会的生产以家庭为单位，以最有经验的老人为生产的组织调度者和财务的分配者，以孝维系秩序，孝维护着小农社会的生产组织重任。孝在生产中的作用，只这一点便完成了它在小农社会中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
第二，由于科技水平底下，古代政府无力直接管理农村，在实力强大的庄园主消失之后，以孝为理论基石，宗族长老成为农村秩序的维护者。孝还维系着社会秩序。
在小农社会中，孝维护社会秩序，孝还维护着小农社会的生产组织重任。孝被宗教化，被神秘化便不言自明了。
依此看至少在小农社会，‘孝’并不是鲁迅先生口中的吃人的封建礼教。但是中国进入了商业社会的初期，社会将进入第一次深刻转折。
孝对于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影响几乎不复存在。商业社会也转为社会养老，努力工作，实现自我价值才是真的养老，老人老，以及吾之老。
儒学再过分强调孝顺的礼教则成为儒学最大的缺陷。
儒学是一种人服从社会发展的的学说，儒学应该遵守新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孝顺的‘顺’太沉重，我们根本负担不起，于当代流动、竞争的社会现实也有所悖逆。不再多述，而对于孝，个人认为应该遵循感恩图报的理念，三分尊重，七分关怀。
对待父母，三分尊重，七分关怀，已经非常不容易。
一个个人观点，媳妇对公婆不需要孝顺，她有没有受到抚养之恩。但是，但是她应当比老公更加尊重公婆。对于一个不认识的老人，或是邻居老人都要尊重，那么老公的父母就需要更尊重。我曾经对媳妇说，她对公婆有七分尊敬，我就满足了。如果再有三分关怀，则感恩不尽。
母亲于我感情更密切，可以打成一片，甚至是指出不足哦，所有有三分尊敬则可，更重要的是要有那“七分关怀”。
说白了，尊敬还是嘴把式，没有实质的付出，因此老婆要七分以上的尊敬。

从人类文明史中任意提取50年，几乎没有一个是真仁真义的；
但是纵观人类文明全景，仁爱、正义还是人类发展的主线。很清晰。
股市任何一个小时间段都不是价值投资；可是纵观25年中国股市，价值投资的主线很清晰。

自由只能是被包容。因为每个人只是世界人口的70亿分之一。每个人只有包容别人的自由。
你的儿子逃学，女儿早恋，媳妇出轨。不得不说，这也算人家的自由。你不能鞭棍交加。你就包容一下吧，不然非被别人的自由气死　。追求自由的顾城，因无法包容别人的自由而成为扼杀自由的魔鬼。
而今天社会高度科技之下，商业社会，人与人的竞争在减弱，生活物资充实，人与人的合作却在更多的加强。责任和个体利益越来越突出。
儒学应以社会责任为根本，以正义、仁爱为主干，以人的权益为轮廓。
就是，仁爱、正义、人的权益，使人修身、齐家、立业。

而对待他人，应该善意，宽容。不用去爱。
现在你的邻居和你卖一样的商品，直接竞争，怎么去爱。
但是可以善意，宽容。
全是恶意的，睚眦必报的，那是都会完蛋

摘录
传教士所译介的儒家经典，在客观上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诱因之一，也是启蒙主义者反对封建神权的思想武器。
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出版了《孔子与中国之道》。在这本书中，他对中国儒学在17至18世纪对欧洲的影响，尤其是对法国启蒙学者的影响，做了极其翔实的论述。他在该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耶稣会士是促成中华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发生联系的媒介。他们对中国人文经典著作进行翻译和介绍，构架起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桥梁。"借一斑而窥全豹"，我们可以通过德国的莱布尼茨、法国的伏尔泰、魁奈等人可以看到儒家经典在欧洲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先看看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从澳门回去的一批耶稣会士把大批儒家典籍送给了在欧洲享有盛名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激起了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兴趣。莱布尼茨在《论中国哲学》一书中，给予中国传统文化极高评价:"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中国儒家的德性论有相通的地方；他所提出的"预定和谐"说和中国的"道"非常相似。至于说到莱布尼茨受中国《易经》的影响，尽管学界对于《易经》在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算法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还存在争议，但《易经》六十四卦图曾深刻影响过莱布尼茨的"二进制"，这却是不争的事实。莱布尼茨发现易图与"二进制"相通，这在当时具有数学和宗教学的意义。二百多年后，"二进制"成为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数学基础。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对以后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人，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和精神领袖伏尔泰，出于反对宗教神学和开展启蒙运动的现实需要，对中国的历史和哲学大加赞扬，并对中国的伦理道德给予高度评价，声称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他非常欣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甚至在自己的礼拜堂里挂上孔子的画像，朝夕膜拜。伏尔泰在《诸民族风俗论》中这样赞美中国文化:欧洲的贵族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知道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伏尔泰指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伏尔泰还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加以评论。在他看来，中国的行政组织各部分互相联系，官吏是经过严格考试才产生的，皇帝虽然高高在上，却也不便擅自专制，加上中国设有谏议制度，是不能以专制国家称之的。他指出，"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因此，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当然，伏尔泰为了达到反对宗教神学的目的，对中国文化和孔子思想的赞美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就其结果而言，他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极度赞美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倒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魁奈也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魁奈在《中国专制制度》一书就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制度的钦佩。魁奈主张的"以农为本"思想，正是来源于儒家的重农思想。魁奈的《中国专制制度》出版的那一年，也就是1767年，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到了法国，富兰克林以后的许多经济思想，都是在受到魁奈的影响下形成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魁奈的重农主义对于欧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魁奈在其《经济表》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谋求自然秩序和实际秩序合二为一的心理，跟中国"天人合一"的观念是相通的。尽管魁奈对中国的了解在今天还比较贫乏，他对中国的赞赏，也是建立在理想的憧憬之上的，但是他的著作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仍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除了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人对中国文化给与高度评价外，还有笛卡尔、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并有很深的研究，如笛卡尔在其著名著作《方法论》中热情颂扬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性；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中，专门撰写了"中国哲学"条目来介绍中国哲学的发展史；霍尔巴赫主张要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沃尔夫主张以儒家伦理来补充基督教的不及，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所运用的精神辩证法与中国儒家经典《大学》的辩证法思想相吻合；费尔巴哈也汲取了孔子的思想，强调对自己要进行自我节制，要以爱人之心对待他人，并试图把这种道德推广到家庭、集团、社会、民族和国家中去。

外媒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不断适应、不断讨论的过程。其概念的形成不是一个单纯的自我适应的过程，而是一个漫长的不断修正、概念变化、事件不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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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儒学不再适合这个社会时，中国紧抓“道家”，完成复兴。
中国的文化底蕴是儒道融合。
道家即世界观，指如何顺应和利用大自然。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不承认现实是不行的。（实事求是，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都是道家理论。）
儒家即社会观，指如何顺应和利用（人类）社会。尊重别人，才能保护自己；学习，修身才能发展自己；适可而止，才能成就自己。

中国的文化底蕴是儒道融合。
道家即世界观，指如何顺应和利用大自然。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不承认现实是不行的。（实事求是，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都是道家理论。）
儒家即社会观，指如何顺应和利用（人类）社会。尊重别人，才能保护自己；学习，修身才能发展自己；适可而止，才能成就自己。

道儒之辩

第十五章 公元317年 幽冀辽 内道 12
从东晋开始直到隋唐，道家的治世理念又显现出来，所谓‘笃道崇儒’。使我们必须看清儒道的关系。
儒家的核心是人性论（个人）需要服从社会。当时儒学人性论最高端是‘君子’。而君子就是完全服从社会的人。
道家的核心却是社会观需要顺从世界观，即社会要顺从‘道’这个自然规律。你要造个潜水艇，用社会的仁义‘道’做指导是不行的。
西周农具还是以铜器为主，平民用不起在当时还像黄金一样贵重的铜器，公有的井田制使其农业生产的必然。在战国时期，随着块炼铁（还是很落后）农具的普及和农业技术的发展。不用官员督导，就能家族就能生产更多的粮食，产生更高的赋税。这样由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的土地改革开启了。
以土地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为核心，任何阻碍这一转变的事物都要被扫入历史。生产不再需要更多的官员督导，采邑制便成为土地私有化的阻碍。公侯伯子男层层上贡更加削减了国家税负。那么如何打破世袭世禄的采邑制成为变法的攻坚。世袭世禄的贵族们有枪有人，也不会束手就擒。
这样，根据事实情况，制定现实办法的‘道家’的作用显现出来。
在战国时期，最先成功的是道家。道家不同于后来的道教，道家是实行黄老之说，而推行政治的一帮专业官员。他们宣传老子的世界观，审时度势的治理社会。
他们宣传老子的社会观绝对顺从世界观，政治随时而变。采用黄帝的办法来治理国家，这里最绝的就是黄帝的办法。黄帝已经逝去了两三千年，甚至有没有这个人都很难考证，他们的办法到底是什么，没有一个人具体的知道。所以，他这个说法，很适合专业官僚们‘揉捻’，看似追远，其实是用的自己的革新方法。
道家的核心就是社会观需要顺从世界观，即要顺从‘道’这个自然规律。
孔子建立儒学时，推崇周公，希望以周公的方法治理国家。现实中，孔子还未看清世间变化，不认同‘道’和万物有变化。崇拜近古人士的孔子却做了复古之实。因为周公的治理方法，非常明确。《周礼》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律书籍，周公的那一套就是公侯伯子男世袭贵族的采邑制。孔子这样其实是维护了旧的奴隶制。孔孟的治国方针出现‘方向性’错误，反潮流是早期儒学不张的主要原因。
而道家就是审时度势的来治理国家，成为新的改革家。战国时代由井田制改为私有制，官员的世袭世禄改为郡县制，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大势所趋。
百家争鸣，在战国，道家可谓做到了一马当先。他们在整个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最成功的。
也正因此，道家走出了更绝对的人物，这些人物甚至只以统治者为服务对象，以法为制约社会的最高原则，这些人就是法家。在中国很多时候法道混淆，笔者认为法家属于道家的极左派，可以分离出去。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韩非与老子的传写在一起，也代表了当时汉朝学者也认为法道不分。（司马迁的父亲是道家学者）。
道家在战国时期非常成功，推行了土地私有制，并以土地私有制为核心，任何不符合土地私有制的都得改革，以此破除了世袭世禄的采邑制。而法家属于道家中的极端派，其甚至不考虑道家的根据现实情况而治理国家的观念。在他们的心中，所谓的现实情况就浓缩为富国强兵，一切围绕着富国强兵这一理念开展。
从商鞅起，明确提出的国家理念就是耕战理念，一切围绕着更好的耕种，更有利于打仗来治国。这在争霸天下的战国后期还比较吃香，战争中国家不团结就没有明天，往往推行极端的专制。二战中，英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兵营，而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也连任四届，这都是战争时期的特殊现象。但是，这种极端的专制不适用于和平时期，极端的专政完全压制人性，完全顺从统治者的极端专制，这种极端专制不适合于和平时期。司马谈曰：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
秦朝的崩溃使法家变得臭名昭著。指鹿为马的法家被人憎恨。西汉时，一位学士对崇尚道家的窦太后说他崇尚法家，窦太后马上命人把他扔进野猪圈，再扔给他一把匕首，让他和野猪拼命。他不是崇尚法家吗，窦太后的法律就是叫持有这一论点的人与野猪拼命。这是对法家最大的讽刺。法必有心，法上必有法。
这样政权又回到了温和派——道家的手中。道家审时度势的提出来墨守成规，使得道家在治世的这个道路上又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就是文景之治。
汉朝之后，每当社会现实情况发生巨变，既定道德无法指导现实生产，道家便会崛起。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岂不都和道家的审时度势相通。
虽然仁义还是永远的道德核心，可是却没有更适合现实的‘礼’，旧礼却无法指导现实生产和社会生活。因此从东晋到隋唐，道与儒可以分庭抗‘礼’。
道家做事审时度势，很多时候表现得恰到好处，那还要外儒内道干什么？
道家的核心就是社会观需要顺从世界观，即要顺从‘道’这个自然规律。那么我们今天所能了解到的最高的自然规律是什么？无非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可以来指导大自然，对个人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他不能用来指导‘人类社会’。
这便是道家的缺陷。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不能全面认识社会本质。
人类社会的许多事情并非像自然界那样明确。大多时候界限是模糊的，并非非黑即白。比如言论自由，笔者认为自由是人类的一个基本权利，任何人都有评价甚至批评任何事物和人的权利。
但是言论自由可以批评，却不可以侮辱。而在这批评与侮辱之间，界限是非常模糊的，那么这个界限由什么来区分，只能用道德认知来区分。
道家的治世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如文景之治，唐朝盛世。审时度势的治世原则不可或缺。
但是，自然界有自己的‘道’（自然规律），而人类的社会又有自己独特的‘道’（社会规律）。道家只关心自然万物的道，忽略社会规律是其重大缺陷。（儒家则正相反）我们举两个道家失败的例子。这两个典故还都很著名。
第一个例子是李陵事件。
李陵在大漠战败投降后，大多数大臣认为，李陵战败投降，沉重打击汉军士气，如果他这样的行为不被惩处，那么以后所去的将领打了败仗，都可以投降了。
而司马迁认为，李陵战败投降，或有隐情，对他的处罚可以等等再看。
这两个观点分别代表了儒家观点和法家观点，成为儒法之争的重要事例。司马迁的观点根据道家具体事务具体分析，认为李陵投降可能会有更深层次的含义，认为对他的处分应该等等下发，但是我想一想，就算李陵杀掉敌人可汗，那么这个后果是什么？这个后果仅仅是匈奴又换了一个可汗，对于战争敌我双方几乎没有影响。而因为放过了投降者李陵，则可能动摇所有汉军中高级军官的战争决心。
战败比一定非要死，可以向苏武一样做俘虏。战败投降就是汉奸，此事非黑即白，没什么可谈的。
所以，从儒家的尽忠尽义的观点来处罚李陵是更加正确的。王夫之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第二个例子是淮南子事件。
淮南王刘安是西汉最著名的道家学者，其所著《淮南子》被称为道家巅峰之作。他还编著《淮南万毕术》，深入探索自然规律。他在淮南四郡不循先法，不守旧章，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效果也很好。
淮南王刘安因为子孙犯法，而被汉武帝割去了几个城邑，一时气愤准备造反。他是汉初的著名学者，他的首席助手伍被劝其不要造反。而淮南子以道家的观点对伍被说：“武帝执政，对外战争太多，人们开始生活痛苦，这个时候正好是起义的最佳时机。”
而伍被却用儒家的观点来劝说其不要造反，他意思是，各个小家庭还没有失去孝义，法律纲纪还未松弛，所以率先起义者不会成功。
刘安讥讽他说：“我们现在的实力难道说比陈胜吴广还要弱吗？陈胜吴广只有区区百人，揭竿起义应者数十万人。而我们一上来就有数万军队，而且可以抢先率兵控制虎牢关，军事家说只要控制虎牢关就等于控制了东方。（断绝成皋，隔绝天下）”
伍被仍然用儒家的观点来说明，汉朝人心未失，即使你有一定的军事才华，也不能成功。
在无奈之下，伍被给刘安出了个狠主意，这个主意直接要了他自己的命。他用儒家的观点看待这件事情，认为若使汉武帝丢掉天下，必先使其丢掉人心。不如假传圣旨，命东方各郡人民都去参加北伐匈奴，骗官员去捉拿年轻壮丁，这一下，必定天下汹汹。再利用这些捉来的壮丁起义，最后拉拢东方诸侯，或许能成功。这一招太阴毒，刘安又不敢用。结果仓促起兵，民心、军心都不在他这一边。连军队都调配不好，被杀。
淮南子看到了客观事实，朝廷征讨匈奴压迫了人民；攻下虎牢，隔绝天下。但他没有深入观察社会，见微知著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此事也能看出儒生坏起来，更加混蛋。越有才华的伪君子越恐怖。

外儒 上
虽然按自然规律办事很重要，但是我的孩子老是考鸭蛋，将来可能成为自己的负担，咱也不能把他扔到垃圾堆上。
可见，适者生存，物竞天择。虽然世界观的道好重要。但是社会还有自己的规律。
在儒学史上，由于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在世袭贵族即将没落但还未解体时，这一时期的历史走势还不明确。孔子的思想支持世袭贵族，虽然从今天看是逆潮流的，但是当时的世袭贵族还占有政治的绝对权力，面对这么一个世袭贵族大厦将倾，希望孤身支天的孔子，大多数世袭贵族对其的言论是充满理解和敬佩的。只是在‘利’的作用下不能实施。
但是孟子所处的时期，已经处在世袭贵族瓦解的中后期，世袭世禄的采邑制已经不被大多数人接受。所以，孟子虽然完善了孔子的学说，但是整个时期，儒学是非常的静默。虽然孔门七十二贤在努力推广仁义道德的社会观，但是那是一个儒学的黑暗时代。
而改变这一切的是荀子。随着道家、法家的成功，儒学不可能不深受其影响，而世袭贵族已明确为昨日黄花，儒家也彻底将他们抛弃。
荀子的法后王原则，将法融入进儒学思想。荀子说人皆可以为大禹—用礼、法约束（其礼义，制法度。涂之人可以为禹）。重法爱民而霸。
但是荀子将法引进儒学并不是简单的抄袭，而是法的一大进步，‘为法立心’，法上加法，使法真正融入文明社会。法必有心，法上必有法。法要有一个提纲挈领的总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仁义。不能是偷个馒头就砍手，骂了元首就枪毙。荀子将法引入儒学，使法律发扬光大。
道德是法律的一个重要基础，这被世界广泛认可。还是前面说的，美国大法院的浮雕上的三个人，第一位是代表西方的宗教人物摩西，第二位代表东方法律的先知是孔子，而真正的立法者梭伦却排在最后一位。简陋的说，法律就是保护好人，惩罚坏蛋。那么谁是好人，谁是坏蛋，还的是‘道德’说了算。因此摩西和孔子排在梭伦前面。
同样，在‘道’上，荀子明确提出，为圣人可以不知天，但治之要在于知‘道’。在具体问题上，仍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荀子甚至提出处理事务的最高战术原则：欲潜以深，欲伍以参（深入研究，广泛对比）。
荀子把道引入儒学，隆礼尊贤而王，为道竖德。使‘道’有的放矢。将‘道’（自然规律）引为‘道’（社会规律）。‘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这里的道是社会规律。道不再是“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为道竖德的说法有些牵强。荀子的‘道’更多的是社会规律。
在荀子之前，孔子只讲‘人道’。他所谓的‘君子之道’。君子就是完全服从社会利益的人。即人性论服从社会观。孔子大体上不讲天道（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因为他不能肯定世界和社会是变化的，否则他就不能‘复古’。
荀子荀子为法立心，为道竖德，树立了中国两千年的治世模式。
此后，荀子的学说影响极大，《荀子》甚至被尊为‘帝王之术’。而且其使儒家从社会的保守派一举变为改革派中的激进派。像以董仲舒为首的西汉儒家，在‘仁义’原则的指导下，甚至多次要彻底破除奴隶制，这在当时都过于激进，无法实现。
从荀子改革后，儒学也有了市场。甚至秦始皇‘坑儒’也算代表了他对儒学的重视。他怎么不去‘坑’别人。其实终秦朝一朝，朝廷上还养着很多儒生。查一查‘叔孙通’这个人就知道了笔者此言不虚。而‘坑儒’一事《史记》未载。秦朝还有‘商山四皓’，后世儒家把这四人打扮成反‘坑儒’斗士，其实张良原话是“（四人）皆以上（刘邦）嫚侮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
笔者参阅了大量的唐中期以前的政论性文章，被引述的最多的人，第一是孔子，再者便是荀子。
那么有人会问：“荀子的地位如此之高，《荀子》一书又被评为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那么《荀子》为何未能进入经书？”
荀子为法立心，为道竖德，树立了中国两千年的治理模式。‘君，臣不得不尊’表明荀子重君思想。正因为看中君主的作用，所以反倒是对君主有要求。这本书最激进的地方，就是‘为统治者加箍’。‘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这一观点充斥于很多章节。如《荀子·君命》和《荀子·天道》。《荀子·正论》中号称：
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
天下者，至大也，非至辩莫之能分；
天下者，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见。
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
这一观点即使是自认为符合条件的最强人秦始皇、刘邦也不能认同。他们还要把皇位传给子孙。谁知道子孙会不会还是强人。
还有，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
主暗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俱害之道也。
（皇帝）好利多诈而危。
荀子推行儒学的仁义道德，作为社会观提纲挈领的总原则，要限制社会上每一个人，包括皇帝。这是历代统治者都不能容忍的。而他的这一思想又贯穿在荀子的整本书里，这使得无法更改，因此《荀子》这本书无法成为经书。但是大小《礼记》包括《大学》、《中庸》中有荀子的思想。（礼记总体上还是早于荀子的）
像统治者也要被约束，也要是最有能力和最有道德的人，在今天这个社会是更广泛的被认可了。因为今天的总统、 都是选上来，而且还有任期。选上来的是笨蛋或者是没有道德的人，是不被接受的，而且他也需要遵守法律。
荀子三大历史贡献：为法立心；为道竖德；为权加法。
《荀子》这部经典，无可取代地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总结者、先秦思想集大成者。（不包括个人主义启蒙的《庄子》）
隋唐以前，学习儒家文化就是为了治理国家，或者治理家族。这一时期的儒学是一个治世儒学，在这一时期，荀子的学说成为儒学的重中之重。
从北朝隋唐开始，士族没落，大多数人学习儒学并不能直接带来官位，这样儒学慢慢的演化成主讲“德”的哲学。学习儒学的首要功能是学习修身，安身立命。这一时期后，思孟哲学被深入挖掘。
在德上，以孟子的性善为起点，推导出性本善，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假定‘性本善’为起点，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讲，人的本性多是善德，要把善德的一面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人的行为要围绕着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在社会治理上，更加深入挖掘孟子的义，在自然村、宗族围绕着义来治理，仍然采用无为之治，宗教仅以孝‘义’作为对村民的约束。
我们今天知道的孔孟儒学，是宋之后的孔孟儒学。在宋以前，孟子的地位非常低，到了元朝，《孟子》才成为十三经中的最后一本入选者。而荀子在唐以前的地位非常高。从韩愈开始儒家掀起了开除荀子的运动。

西方的社会哲学也是服从自然 交织着服从社会。
个人主义服从自然；宗教服从社会。他俩也是绝配。
巴菲特对仆人说，这辈子上帝认我做巴菲特，让你做我的仆人。好好干，下辈子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