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殇（三十二）：财税专家杨炎之死
流水星晨
1楼
唐德宗李适登基后，提拔的第一位宰相是崔祐甫（见前帖）。崔祐甫能力还不错，但身体不好，担任宰相时已经五十八岁，宰相只做了一年多时间。所以，唐德宗一直寻思着再提拔两名宰相。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两名宰相确定了，他们是道州司马杨炎和怀州刺史乔琳。
乔琳除了说话诙谐外别无所长，他能拜相只是因为他是唐德宗老师张涉的朋友。满朝文武又被唐德宗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魄力而惊倒了一回。乔琳宰相只做了三个月，尸位素餐，对他我们就不多说了。
杨炎与元载同乡，是元家的外甥，元载一直把他当接班人培养。元载垮台，杨炎被贬为道州司马。唐德宗与崔祐甫商量宰相人选，崔祐甫推荐了杨炎。
应当说，崔祐甫这次推荐完全是出于公心。杨炎有三大优点：一、长得帅，风度翩翩；二、文章写得好。他撰写的《李楷洛碑》深受唐德宗的喜爱。唐德宗把它挂在墙上，天天欣赏；三、擅长理财。除此之外，杨炎还有一个特点，对官员来说，可以说是缺点，那就是恩怨分明，有仇必报。
杨炎曾被一个叫李大简的县令酒后污辱。杨炎出任河西节度使书记官时，李大简正好归河西节度使管辖。杨炎带了几个人，把李大简反绑起来，打了二百余棍，差点把李大简打死。因为杨炎有才，当时的河西节度使对他这种公报私仇的行为竟然装作没看见。
在宰相任上，杨炎做了两件大事。由于这两件事，他一度被人称作贤相。
第一件事是解决国库空虚问题。唐朝的国库主要指左藏库。左藏库贮藏钱币、绸缎等天下正税。行政费用、官员俸禄和军费开支都是从左藏库支出。有左藏库，当然就有右藏库。右藏库贮藏各地进贡的金银珠宝等特产。
除了左藏库和右藏库外，皇帝还有一个自己的小金库，叫大盈库。开国伊始，唐王朝就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每年，负责管辖国库的太常寺会对各地上缴的钱帛分批点验，悉数存入左藏库，然后拨一部分进入大盈库，归皇帝支配。
所以左藏库和大盈库，一个是国家公藏，由太常寺主管；另一个是皇帝私藏，由官官主管，两者泾渭分明。
但安史之乱后，一切都乱了。
居功自傲、手握重兵的武将们自恃对国家有功，不断向朝廷索取各项费用，毫无节制。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第五琦应付不了武将们的巧取豪夺，干脆建议将左藏库的钱帛存于大盈库，由宦官掌管。如此一来，固然阻止了悍将们的贪婪索取，但又带来了另外一个恶果。那就是皇帝用起钱来方便多了，而官员们，包括宰相连国库里有多少钱都不知道。
这种情形持续了二十多年，主管大盈库的宦官增加到三百多人。利益所在，他们中饱私囊，相互袒护，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利益团体，不可动摇。历任宰相深知其弊，可谁也不敢说。
杨炎任宰相后，决心解决这个难题。大历十四年（779年）十二月的一天，他跪在唐德宗李适面前，说：“财赋，国家根本，民生命脉。社稷兴亡、朝廷安危，莫不与它有关。历朝历代都由重臣掌管国家财赋，仍然无法避免无谓的消耗和帐目不清。如今国库由宦官管理，收入多少，支出几何，是盈余还是亏损，大臣们一贯不知道。为政之弊，莫甚于此。臣请求把公赋从宫中迁出，交有关部门主管。宫中所需，请估计一个数目，国库如数拨给，不敢缺少。只有这样，朝廷才能施政。”
唐德宗正励精图治，听杨炎一番话后，二话不说，下令将天下财赋全部移入左藏库，遵照过去的规定管理。每年只需精选三五千匹上好绸缎，作为宫廷用度送交大盈库。
杨炎一席话就恢复了唐朝的财物管理制度。接下来，他要做第二件大事了。
建中元年（780年）正月，在杨炎的推动下，唐德宗下诏，实行“两税法”。
这是中国赋税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标志着我国古代赋税开始从“以人口税为主”向“以资产税为主”进行转变，对唐朝以后历代税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朝前期赋税实行“租庸调”制。“租庸调 ”制以土地的均田制为基础，即政府向农民分配一定的土地后，农民要向政府交租、纳调（一定数量的绢布）、承担力役（庸）。“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表面上看，“租庸调”与土地联系在一起，似乎是一种资产税，实在不然。“租庸调”以人丁为本，不论政府有没有向农民分配足够的土地，也不论农民财产多少，每个地方的每个男丁都需交纳同等数量的绢、粟，承担同样的力役。
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政府渐渐无法按规定向农民提供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无力承受繁重的赋役，于是开始逃亡。大概从唐高宗后期开始，逃户现象已经很严重了。虽然朝廷多次括户，但只能治标不治本，因为均田制遭破坏的趋势已经无法改变。
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彻底瓦解，战乱频仍，农民流离失所，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也随之崩溃。为了解决财政来源问题，各级政府巧立名目、加重摊派，对百姓横征暴敛。面对这一状况，富人还可以通过捐官、当假和尚等手段逃避赋税，而穷人避无所避，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逃亡。
穷人逃了，富人又不纳税，如果继续实行“租庸调”制，各级官府的大老爷们估计很快就得喝西北风了。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杨炎开始了他的税制改革。
两税法因赋税分夏、秋两季征收而得名，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税收原则：量出制入，也就是朝廷每年先估算出各州各县所需费用，以及他们应上缴朝廷的税额，以此来确定各州各县应征缴的税收总额。这个原则打破了自西周以来“量入为出”的传统经济思想，开创了中国财政预算制度之先河。
二、纳税人：“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两税法不再将百姓区分为土著和客户，凡是居住地的人口都必须纳税。
三、征税对象：“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两税法是按土地和资产的多寡征税，这对无地少地的农民比较有利。对孤独鳏寡、生活困难的百姓实行免税。对于商人，按收入的三十分之一纳税。
四、征收物品：“租庸调”法以征收实物为主，铜钱为补充。两税法包含户税和地税，户税按资产等级纳钱；地税纳粮，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均平征收。
五、交税时间：夏税不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一月。
两税法实行后，“租庸调”制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穷人负担减轻了，国家税收反而增加了。随后，朝廷又制定了税收的分配办法，将税收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即一部分归朝廷，一部分送节度使或观察使，还有一部分留州县自用。
两税法让杨炎获得了广泛赞誉。恰好在这个时候，崔祐甫患病，基本不理政事，杨炎大权在握。他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性格特点暴露出来了。
有多少人对杨炎有恩呢？我们不知道，但元载肯定是一个。元载对杨炎有知遇之恩。
有多少人跟杨炎有仇呢？我们也无从得知。刘晏是其中的一个。刘晏是元载案的主审官，元载被杀，他脱不了关系。还有，刘晏任吏部尚书时，杨炎是吏部侍郎，两人关系不好。
所以，杨炎现在要拿刘晏开刀。这样既报了恩，又报了仇。
现在的刘晏官至尚书左仆射，掌管天下财权十几年，可以说位高权重，要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正由于他长久把持财权，引起了不少人的嫉妒，有人甚至风言说刘晏当初曾经劝唐代宗立独孤氏为皇后。
独孤氏是唐代宗李豫最宠爱的妃子，她死后，李豫伤心不已，把她的灵柩停在内殿差不多三年。因为受皇帝宠爱，所以独孤氏生前有一帮趋炎附势之徒一直怂恿唐代宗立她为皇后。这帮人以京兆尹黎干和宦官刘忠翼为首。
如果独孤氏被立为皇后，那她的儿子李迥就成了嫡子，唐德宗李适的太子之位就危险了。
所幸的是，黎干和刘忠翼的阴谋没有得逞。唐德宗即位后，将他们赐死，但这件事始终是他心里的一根刺，扎得他的心隐隐作痛。
在一次政事谈论完毕之后，杨炎谈起了外面的风言风语，突然痛哭流涕，对唐德宗说：“刘晏与黎干、刘忠翼同谋，臣作为宰相不能讨逆，罪该万死。”
崔祐甫当时在场，赶紧说：“这件事暧昧不清，陛下已经下令大赦，不应当再追究这种风言风语。”
崔祐甫话音刚落，杨炎就知道没有确凿的证据，仅凭外面的流言是不可能一下子打倒刘晏的。于是他话风一转，说：“尚书省是国家的政治中枢，近些年设置了很多使职，大大地分割了尚书省的权力。臣建议还是恢复原来的体制。”
杨炎的这个建议显然是针对刘晏来的。尚书左仆射只是一个虚职，刘晏有权，是因为他兼任了转运使、盐铁使、租庸使、青苗使等多项使职。把这些使职撤了，刘晏就什么权力都没有了。
杨炎前面的话已经拨动了唐德宗心里的那根刺。虽然流言无法证实，不能仅凭此定刘晏的罪，但也没有证伪，完全不理会不是唐德宗的风格。他没有那个度量。
建中元年（780年）正月底，唐德宗下诏，将全国的钱粮工作收归户部下属的金部、仓部，罢免刘晏兼任的各项使职。
金部和仓部的工作停废得太久，资讯缺少，人才不足，接手全国钱粮工作后，无从着手。所以两个月后，唐德宗又下令恢复了转运使、盐铁使等使职。只是兼任各项使职的不再是刘晏，而是换成了其他人。
刘晏在当年的二月已经被杨炎找了个借口，贬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
乔琳除了说话诙谐外别无所长，他能拜相只是因为他是唐德宗老师张涉的朋友。满朝文武又被唐德宗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魄力而惊倒了一回。乔琳宰相只做了三个月，尸位素餐，对他我们就不多说了。
杨炎与元载同乡，是元家的外甥，元载一直把他当接班人培养。元载垮台，杨炎被贬为道州司马。唐德宗与崔祐甫商量宰相人选，崔祐甫推荐了杨炎。
应当说，崔祐甫这次推荐完全是出于公心。杨炎有三大优点：一、长得帅，风度翩翩；二、文章写得好。他撰写的《李楷洛碑》深受唐德宗的喜爱。唐德宗把它挂在墙上，天天欣赏；三、擅长理财。除此之外，杨炎还有一个特点，对官员来说，可以说是缺点，那就是恩怨分明，有仇必报。
杨炎曾被一个叫李大简的县令酒后污辱。杨炎出任河西节度使书记官时，李大简正好归河西节度使管辖。杨炎带了几个人，把李大简反绑起来，打了二百余棍，差点把李大简打死。因为杨炎有才，当时的河西节度使对他这种公报私仇的行为竟然装作没看见。
在宰相任上，杨炎做了两件大事。由于这两件事，他一度被人称作贤相。
第一件事是解决国库空虚问题。唐朝的国库主要指左藏库。左藏库贮藏钱币、绸缎等天下正税。行政费用、官员俸禄和军费开支都是从左藏库支出。有左藏库，当然就有右藏库。右藏库贮藏各地进贡的金银珠宝等特产。
除了左藏库和右藏库外，皇帝还有一个自己的小金库，叫大盈库。开国伊始，唐王朝就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每年，负责管辖国库的太常寺会对各地上缴的钱帛分批点验，悉数存入左藏库，然后拨一部分进入大盈库，归皇帝支配。
所以左藏库和大盈库，一个是国家公藏，由太常寺主管；另一个是皇帝私藏，由官官主管，两者泾渭分明。
但安史之乱后，一切都乱了。
居功自傲、手握重兵的武将们自恃对国家有功，不断向朝廷索取各项费用，毫无节制。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第五琦应付不了武将们的巧取豪夺，干脆建议将左藏库的钱帛存于大盈库，由宦官掌管。如此一来，固然阻止了悍将们的贪婪索取，但又带来了另外一个恶果。那就是皇帝用起钱来方便多了，而官员们，包括宰相连国库里有多少钱都不知道。
这种情形持续了二十多年，主管大盈库的宦官增加到三百多人。利益所在，他们中饱私囊，相互袒护，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利益团体，不可动摇。历任宰相深知其弊，可谁也不敢说。
杨炎任宰相后，决心解决这个难题。大历十四年（779年）十二月的一天，他跪在唐德宗李适面前，说：“财赋，国家根本，民生命脉。社稷兴亡、朝廷安危，莫不与它有关。历朝历代都由重臣掌管国家财赋，仍然无法避免无谓的消耗和帐目不清。如今国库由宦官管理，收入多少，支出几何，是盈余还是亏损，大臣们一贯不知道。为政之弊，莫甚于此。臣请求把公赋从宫中迁出，交有关部门主管。宫中所需，请估计一个数目，国库如数拨给，不敢缺少。只有这样，朝廷才能施政。”
唐德宗正励精图治，听杨炎一番话后，二话不说，下令将天下财赋全部移入左藏库，遵照过去的规定管理。每年只需精选三五千匹上好绸缎，作为宫廷用度送交大盈库。
杨炎一席话就恢复了唐朝的财物管理制度。接下来，他要做第二件大事了。
建中元年（780年）正月，在杨炎的推动下，唐德宗下诏，实行“两税法”。
这是中国赋税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标志着我国古代赋税开始从“以人口税为主”向“以资产税为主”进行转变，对唐朝以后历代税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朝前期赋税实行“租庸调”制。“租庸调 ”制以土地的均田制为基础，即政府向农民分配一定的土地后，农民要向政府交租、纳调（一定数量的绢布）、承担力役（庸）。“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表面上看，“租庸调”与土地联系在一起，似乎是一种资产税，实在不然。“租庸调”以人丁为本，不论政府有没有向农民分配足够的土地，也不论农民财产多少，每个地方的每个男丁都需交纳同等数量的绢、粟，承担同样的力役。
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政府渐渐无法按规定向农民提供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无力承受繁重的赋役，于是开始逃亡。大概从唐高宗后期开始，逃户现象已经很严重了。虽然朝廷多次括户，但只能治标不治本，因为均田制遭破坏的趋势已经无法改变。
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彻底瓦解，战乱频仍，农民流离失所，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也随之崩溃。为了解决财政来源问题，各级政府巧立名目、加重摊派，对百姓横征暴敛。面对这一状况，富人还可以通过捐官、当假和尚等手段逃避赋税，而穷人避无所避，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逃亡。
穷人逃了，富人又不纳税，如果继续实行“租庸调”制，各级官府的大老爷们估计很快就得喝西北风了。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杨炎开始了他的税制改革。
两税法因赋税分夏、秋两季征收而得名，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税收原则：量出制入，也就是朝廷每年先估算出各州各县所需费用，以及他们应上缴朝廷的税额，以此来确定各州各县应征缴的税收总额。这个原则打破了自西周以来“量入为出”的传统经济思想，开创了中国财政预算制度之先河。
二、纳税人：“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两税法不再将百姓区分为土著和客户，凡是居住地的人口都必须纳税。
三、征税对象：“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两税法是按土地和资产的多寡征税，这对无地少地的农民比较有利。对孤独鳏寡、生活困难的百姓实行免税。对于商人，按收入的三十分之一纳税。
四、征收物品：“租庸调”法以征收实物为主，铜钱为补充。两税法包含户税和地税，户税按资产等级纳钱；地税纳粮，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均平征收。
五、交税时间：夏税不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一月。
两税法实行后，“租庸调”制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穷人负担减轻了，国家税收反而增加了。随后，朝廷又制定了税收的分配办法，将税收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即一部分归朝廷，一部分送节度使或观察使，还有一部分留州县自用。
两税法让杨炎获得了广泛赞誉。恰好在这个时候，崔祐甫患病，基本不理政事，杨炎大权在握。他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性格特点暴露出来了。
有多少人对杨炎有恩呢？我们不知道，但元载肯定是一个。元载对杨炎有知遇之恩。
有多少人跟杨炎有仇呢？我们也无从得知。刘晏是其中的一个。刘晏是元载案的主审官，元载被杀，他脱不了关系。还有，刘晏任吏部尚书时，杨炎是吏部侍郎，两人关系不好。
所以，杨炎现在要拿刘晏开刀。这样既报了恩，又报了仇。
现在的刘晏官至尚书左仆射，掌管天下财权十几年，可以说位高权重，要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正由于他长久把持财权，引起了不少人的嫉妒，有人甚至风言说刘晏当初曾经劝唐代宗立独孤氏为皇后。
独孤氏是唐代宗李豫最宠爱的妃子，她死后，李豫伤心不已，把她的灵柩停在内殿差不多三年。因为受皇帝宠爱，所以独孤氏生前有一帮趋炎附势之徒一直怂恿唐代宗立她为皇后。这帮人以京兆尹黎干和宦官刘忠翼为首。
如果独孤氏被立为皇后，那她的儿子李迥就成了嫡子，唐德宗李适的太子之位就危险了。
所幸的是，黎干和刘忠翼的阴谋没有得逞。唐德宗即位后，将他们赐死，但这件事始终是他心里的一根刺，扎得他的心隐隐作痛。
在一次政事谈论完毕之后，杨炎谈起了外面的风言风语，突然痛哭流涕，对唐德宗说：“刘晏与黎干、刘忠翼同谋，臣作为宰相不能讨逆，罪该万死。”
崔祐甫当时在场，赶紧说：“这件事暧昧不清，陛下已经下令大赦，不应当再追究这种风言风语。”
崔祐甫话音刚落，杨炎就知道没有确凿的证据，仅凭外面的流言是不可能一下子打倒刘晏的。于是他话风一转，说：“尚书省是国家的政治中枢，近些年设置了很多使职，大大地分割了尚书省的权力。臣建议还是恢复原来的体制。”
杨炎的这个建议显然是针对刘晏来的。尚书左仆射只是一个虚职，刘晏有权，是因为他兼任了转运使、盐铁使、租庸使、青苗使等多项使职。把这些使职撤了，刘晏就什么权力都没有了。
杨炎前面的话已经拨动了唐德宗心里的那根刺。虽然流言无法证实，不能仅凭此定刘晏的罪，但也没有证伪，完全不理会不是唐德宗的风格。他没有那个度量。
建中元年（780年）正月底，唐德宗下诏，将全国的钱粮工作收归户部下属的金部、仓部，罢免刘晏兼任的各项使职。
金部和仓部的工作停废得太久，资讯缺少，人才不足，接手全国钱粮工作后，无从着手。所以两个月后，唐德宗又下令恢复了转运使、盐铁使等使职。只是兼任各项使职的不再是刘晏，而是换成了其他人。
刘晏在当年的二月已经被杨炎找了个借口，贬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