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角度看历史

鸦片战争的惨败，搅动了人们重复、麻木的生活，击碎了天朝上国朝贡体系的旧有天下秩序的思维定势，岁月不再静好，中国迎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龚自珍之前刚刚暴亡，不能对形势评估了。魏源还在，林则徐委托他编书，使得他得以了解海国，成为睁开心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科技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再是妖术，夷人器物比中华物事法器先进强大得多太多。再现圣祖的武迹，那就得学习夷人的技艺，“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主张当然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向师学艺，是为了打倒老师，这也太不地道了吧。欺师灭祖，大逆不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的地位在中华文化中那是相当地高。师夷长技，无异于认贼作父。这样的文化变迁方式中，精神文化体系就自觉关闭了物质文化吸收外来先进文化资源的路径。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在大清传教合法化，教徒的社会地位空前地提高了。屡试不第抑郁后的洪秀全，在梦中打倒了自己从前的圣象孔夫子，并认为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他病愈的后遗症是他把梦当成了现实，而冯云山也真信。冯云山在广西山区里创办了拜上帝会，奉洪秀全为教主。当太平天国在金田村降临的时候，官府的态度还是很暧昧的，也搞不清真假，怕得罪了洋人。太平军战士所向无敌，是因为精神的力量。他们被镇压下去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认识到了洋枪的厉害。太平天国消灭了南方的满州城，满清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削弱了，曾拥有私人军队的地方督抚自主权力相对增大。他们开办工厂，采买夷货，掀起了一场洋务运动。这时，物质文化的进步是以制度文化的削弱为偶然条件的，师夷长技，目的是“制寇”。在精神文化上，当然还是中国的道德学问好。
同治中兴，大清拥有了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强大的海军舰队。甲午一战带来的心灵震撼是之前的战争所不及的，小小的日本是怎样学习西方的，我们也要向他学习，制度文化层面的变法展开了。外部环境的改变，文化有机体的自洽要求，促进了文化有机体内部组织结构形态从外到内、从低级向高级改变和演化的实践探索。新的文化元素的引入或生成总是受到维持旧有格局现状的文化元素的对立和抵抗，这是由文化有机体自身安全性要求所决定的。慈禧太后复归训政，就是制度文化变迁的反动。天主教在乱力怪神的故齐之地遭遇文化的免疫反应，义和团运动爆发。
在对待中西文化的关系上，民间自发的实践造成两个极端：以农民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而占据官方主流文化地位的儒家学派开始发生思想动摇和根本制度变革是从康有为开始的。
戊戌变法虽然是制度文化的变迁尝试，但更深层次上，它改变的是旧有的精神文化元素的形态，晃动了现有制度文化赖以存在的精神文化基础。康有为提出了大同世界的学说，梁启超给出了新民的道路。康梁开创了中国新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中西交融结合的自我维新模式，这也是之后一直延续的作为主流的新文化的模式。
孙逸仙的作反开启了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道路。当颟顸的满州朝廷始终不情愿政治改良的时候，政治革命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旧的制度文化被抛弃了，但新的制度文化并没有被有效地建立起来。一个皇帝倒下去，千百个军阀站起来。从西方引进的民主政治，在中华文化的资源库中找不到扎根的土地，民主制度运行依赖的行为文化乃至精神文化与原有的中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国民性的改造和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也就逻辑地高涨起来了。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赢得人心，一方面它是西方现有主流文化的对立面，它要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这些帝国，这种历史任务就与中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富国强兵来反抗外来帝国侵略的历史使命完全地契合了，另一方面，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学说在康有为大同说广为传播的基础上，极易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上引起共鸣，毕竟大同世界一直就是儒家乃至中华文化追求的理想和极致的目标。
陈独秀、李大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因为缺少经费而被迫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早期的中共党员没有一个是纯正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的从经济成分里自然产生的，他们仅仅是从思想上入党的人，作为“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他们的阶级成分都不是无产阶级或农工阶层，家里没钱就念不了书，不念书上哪里去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呢？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决意去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牺牲一切，这不是经济决定论所能解释的，而历史上的“横渠四句”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种士子情怀。
毛泽东饱读诗书，他放弃去留学，只因为他觉得还不够了解中国。写得一手好“梁体”文章的他，终生没有摆脱康梁的彻骨影响。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科班出身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不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得益于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进攻，作为军事专业人才的的毛泽东在屡遭打击中脱颖而出。到了延安下功夫读了些马列及苏联的书，毛泽东总算入门了，于是有《矛盾论》、《实践论》出笼，他的这些哲学怎么看都是披着马列词语外衣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另类表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延安整风侧重于前者，文化革命致力于后者。中国到底向何处去？这个探索过程构成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内容，但是直到如今也没有一个终极稳定的答案，也就是说，中国新文化仍不定型，型塑人生的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远达不到“以文化人”的目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叫做“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蒋介石也搞过新生活运动，汪精卫下气力推进新国民运动。所有这些行动的思想初源都可以回溯到梁启超的“新民说”，新民如何产生？无非“淬厉所本”和“采补所无”。中国新文化中“中”“西”成分的配比、构成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况且，西学如此之杂，公婆自说，互相攻讦，英法德美日制度各异，这就使得医治国情的药方千人千面，路数多端。

文化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在林则徐销烟的过程中，与英国人存在一些文化上的冲突，并且还很严重。但是，这并不是引起战争的直接原因。在这次战争以后，表现在中国人眼中的世界秩序改变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和藩属朝贡体系的格局被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秩序所代替。世界秩序都是由战争结果缔造的，自古以来直到二战，与文化的冲突基本没有什么关系。文化的不同只在相互接触的人们的交往中带来沟通的困难，和相互理解的偏差，很少成为战争的起因，战争大多情况下只是利益争夺的手段。
林则徐与英国人的接触是从1839年3月19日颁布收缴鸦片的条例开始的。条例颁布以后，林则徐就开始等鸦片贩子主动把鸦片交上来，但是一等不来，二等不来，林则徐就坐不住了。
按照大清规定，十三行有管理约束在华夷人的责任，他就督促行商催促外商赶紧上交鸦片。外商哪能听行商的，根本不理，林则徐怒了。他将负责联络的行商绑在黄埔外国商馆的广场上，威胁砍头给外国人看。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系统思维方式的表现：中国是集体主义观念的国家，人是集体的人，一人犯罪，全族株连，连坐联保是治安的常态手段。行商管理夷人，夷人违反法律，行商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这个行动所暗含的意思就是：你们这些夷人不服从管理，致使行商被砍头，都是你们这些夷人造成的，你们的良心好受吗？如果你们继续顽抗，还会有更严重的后果。而在外商看来，砍你们自己人的头，关我们屁事？杀鸡给猴看，此处行不通。西方文化的人，是上帝独立的孤独的子民，只有上帝的有无存在和尊严，才是关联西方人切身利益的，其他人的死活与另外的人是不相干的。
林则徐杀鸡儆猴的行动以及夷人的反应，是深层次中西文化差异的表层映象。屡试不爽的连坐方式，是秦法以来从不曾改变的治安策略，背后的理念当然是行为文化里的儒家思想，只不过它被法家当成了制度文化里制服人的工具。对于摆脱了家庭集体观念的人，这一大招就没什么奇效，如项羽以刘父和吕雉威胁刘邦。这种连坐方法现实中仍然比比皆是，如“电信诈骗户”、“军属光荣”、“ 光荣之家”等等，专家教授们就认为这些超出了西方移植过来的现代法律的范围。这种差异是不同的精神文化下，文化有机体结构的不同造成的，中华文化有机体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一盘散沙，而基督教国家是以个人为独立单元的乌合之众。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林则徐指挥民众包围外商会馆，撤走里面所有的中方服务人员包括橱子、杂工等等。勒令外商交出鸦片，一日不交，外围一日不撤。外商会馆里的夷人，也做好了民众冲击会馆的准备，后门用砖头垒死，前门的院子里洒满了碎玻璃，因为南方民众都是光脚丫的，至今国内单位大院的墙头还堆满了玻璃碴，不知是不是这次事件的遗风。英国负责远东贸易的商务代表意律听到讯息后从澳门赶到了广州，进入会馆。劝说商人上交鸦片，商人们死活不听，没办法，意律以国家的名义代表政府收购商人们的货物，将每个人鸦片的数量、等级登记在册，发给白条，让他们之后找英国政府报销。这样，持续了数十天的商馆之围撤除，林则徐收到意律交出的鸦片贩子的所有鸦片。
在这次事件的过程中，埋下了鸦片战争的种子，也从中看到了东西方文化在沟通上的巨大差异。在制度文化方面，鸦片在中国是被禁止的，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被赋予绝对的权力来推行此事，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阻止，禁绝鸦片是林则徐的职责，放任鸦片是林则徐的失职。林则徐很好地履行了他的职责。另一方面，鸦片在英国是合法的，而不是禁品，法无禁止即可行，贩卖鸦片获利是商人正当的权利和崇高的天职。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作为英国人，应该遵守英国的法律，在中国的土地上，是要遵守英国的法律还是中国的法律呢？世界或国际间的新秩序如何产生？当然要取决于战争的结果，胜利的暴力机构才有实力推行自己的制度文化。
意律假冒政府的名义收购鸦片，他是否有此权利的授权？显然没有。这样，他就是越权，超出政府授予他的权利，显然滥用职权。这是他出于关心英国公民生命健康的考虑的临时变通行为。他替政府承担的债务，政府承认吗？如果政府不承认，这笔钱从什么地方出呢？正是利益相关方的鸦片贩子的院外活动，使得英国议会批准了进行战争的议案。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在中国取得了法外治权，进而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外国的租界，一个国家多种制度，这就解决了其法律适用范围的问题。即使现在国与国之间可以和平解决争端，也有了国际间的约定—国际法，但这个国际秩序背后必须要有暴力机构的支持，如果没有主导国际秩序的国际强国的背书，那么这些国际法就是一纸空文。大清帝国没有能够保持自己朝贡体系的暴力力量，所以就只能纳入到以大英帝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中来，成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当虎门销烟之后，中英间的贸易在官方是断绝了。林则徐要求意律呈具甘结，写保证书，保证以后永不贩卖鸦片，一旦发现，发现一批，处理一批，货即没收，人即砍头。意律当然拒绝了。很明显，意律的权利职责没有力量来行驶如此巨大的监管职能。他也不能代表广大的中小微企业主签订这样的合同，因为他没有得到这些企业主的授权，也不可能得到授权。意律这个商务代表所拥有的有限权利与中国的父母官的绝对权力是不同的。这些仍然是文化的差异。
意律率领商人们躲到了海上。当随护商人的战船上的士兵登上九龙岛的时候，酒后将一个渔民打死了。林则徐当然要求意律交出凶手，按照中国的律法审判。意律却自己审判犯人，仅给予纪律处分，遣送回国了。这又是国别法律的适用问题，这样，一切问题都指向了制度文化本质上的暴力。看来，所有问题唯一的解决方式也就剩下了最有效的暴力的方式。鸦片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偶然中的必然，没有林则徐，还有其他人，没有鸦片，还会有其他商品，这是扩张中的资本主义的本性和据守自己传统制度的专制帝国相遇之后的必然结果。

虎门销烟与波士顿茶案
林则徐到广州之后，邓廷桢已经把烟民的烟枪等等用具都收缴了。有商人向林则徐行贿，被拒绝了。林则徐表明自己禁烟的决心：鸦片一日不绝，本大人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大家这下都明白了，看来是要动真格的了。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收缴了外国鸦片贩子的鸦片共计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从1839年6月3日开始，到6月25日结束，这批鸦片的销毁过程历时23天。销烟结束的次日6月26日，在1987年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部长级禁毒国际会议上被规定为国际禁毒日。
这么大量的鸦片用什么方法销毁也是需要仔细考虑的。浇上桐油用火烧，不仅污染空气，鸦片膏还会浸入地面，很难彻底销毁；丢进大海，像鸦片贩船遇到官府盘查时所作的那样，但是，这么大的量难保有亡命之徒深潜打捞，也难保执行之人偷偷藏私。擅长河工的林则徐设计了这样的销毁方式：在虎门的海边，挖了许多方池，将鸦片丢入池中，铺上石灰，将方池的入口打开，涨潮的海水灌入池中，石灰遇水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生成碳酸钙，放出二氧化碳和热。工人们不断地搅拌，以使鸦片充分细化，溶解在滚烫的石灰水溶液中。据记载，在这个操作过程中，有数个工人伤亡。当海水落潮以后，打开方池的入口，让携带了鸦片溶液的石灰水随潮流回大海。当海潮来时，重新开始这个循环过程。
林则徐邀请了许多外国商人和当地百姓观看、监督销烟的整个过程。每一箱鸦片的开封、验货、过秤都在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的注视下进行，这是一堂生动的禁烟教育课。
当林则徐、邓廷桢将销烟的盛况汇报给道光时，道光兴奋地在奏折上朱批道：可称大快人心一事！知道了！
同虎门销毁大量的鸦片商品类似的事件，是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只不过销毁的茶叶是东印度公司这个国企的或者说是政府的，销毁的鸦片是流通环节的鸦片贩子这些小微企业或者说是私人的。
当英国战胜法国，获得北美和印度的殖民权的时候，是日不落帝国辉煌的开始。战争是耗费钱财的，英国政府想把战争的费用通过税收摊派在北美殖民地的身上，遭到了他们普遍的反对。1773年，英国国会颁布《茶叶法案》，将茶叶的关税一下子降低了很多很多，并允许东印度公司垄断北美市场的茶叶贸易。这样到达北美市场的东印度公司积压的茶叶的价格就比走私茶便宜一半还多，损害了殖民地分销商和走私商的利益。北美殖民地原先的90%以上的茶叶都是走私的，东印度公司的倾销不仅会使原来的茶叶公司破产，通过茶叶税的征收还会无形中强化政府的管辖。因为殖民地借口在国会中没有代表自己权力的议员，一直拒绝交税。1770年，英国军队在镇压波士顿游行时开枪，打死四人，打伤六人，造成了“波士顿事件”，英国政府和波士顿市民的关系一直以来高度紧张。为了抵制东印度的茶叶，人们放弃喝茶嗜好，改喝咖啡和其他饮料，并将为东印度公司装卸茶叶、储存茶叶、销售茶叶的人视为公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抵制英茶”。
1773年11月，东印度公司7条茶叶船开往殖民地，四艘开往波士顿，其余的开往纽约、费城，因这两地的工人拒绝卸货，三艘船就开回英国去了。波士顿的四艘船几次三番拒绝开回，继续停留。12月16日，波士顿8000人集会抗议。当天晚上，60名自由之子打扮成印第安人将三条船上342箱瓷罐包装的武夷山茶全部倾倒入海。英国政府不能容忍对殖民当局的挑衅，1774年3月议会通过了惩罚性的法令，即《波士顿港口法》、《马萨诸塞政府法》、《司法法》和《驻营法》。
但是，这些依法治国的措施，并没有得到善意的回应，1775年4月9日，来克星顿打响了第一枪。177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宣告诞生。
同样的历史再次发生，当英国政府得到林则徐销烟的报告，同样不能容忍帝国的尊严和本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丝毫损害。尽管有不少人认为出售鸦片这种毒品违背道德，违背贸易国的法律被没收货物罪有应得，但在自由贸易商查顿先生的院外活动下，出兵的议案还是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了。
1840年6月，懿律率战舰16艘，蒸汽军舰4艘，运输舰28艘，士兵4000余名，来到了中国。英军首先封锁了珠江口外的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拉开了序幕。
6月30日，英军除留5艘舰船继续封锁珠江口，其余43艘北上。7月5日，攻陷浙江定海。8月11日，英舰船抵达天津大沽口。懿律交给琦善英国外相巴麦尊致中国皇帝的书信。8月20日，琦善被授权告知英方：林则徐禁烟措置失当，朝廷会重治其罪，替你们出气。劝英军返回南方。10月3日，林则徐革职，留粤听候处理。琦善署两广总督，11月29日到达广州。1841年1月，琦善与英军谈判无果，英军占领香港。1月27日，清廷下诏对英国宣战。2月，英军攻占横档、南山的炮台。琦善被锁拿进京，抄没家产。3月英军登陆占领商馆。4月停战通商，璞鼎查取代义律，准备扩大战争。
5月3日，林则徐降为四品卿衔，赴浙江镇海听候谕旨。6月28日，林则徐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8月，接旨赴河南祥符河协助治理水患。1842年3月19日，坝口合拢，林则徐接旨仍往伊犁。王鼎进谏不成，愤怒碰死。1843年秋，林则徐遵从布彦泰建议捐工程履勘垦地。至1845年11月，丈量和查勘垦地884068亩。1845年12月，诏四品京堂候补。1846年1月，进京途中奉旨以三品顶戴先行署理陕甘总督，1846年5月，陕甘巡抚邓廷桢病故，继任陕甘巡抚，1847年5月调任云贵总督。1849年8月，奏请开缺回乡治病。
1850年10月17日，咸丰起用为钦差赴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11月22日病死广东途中，66岁。

不止大清帝国整体外观表现得像一个木乃伊，组成帝国的人们也全都没有了生机和活力，好像一具具行尸走肉，徒具外形，社会规定性的人的功能丧失了，人的行动能力退化了。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龚自珍写到：“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整个社会死气沉沉，不仅没有有才能的王侯将相和士农工商，就是灵动机敏的鼠窃狗偷也没有了。强盗的蛮勇霸气，扒手的精巧算计都成了历史的传说。人们都像在铁屋子里睡着似的。这个铁屋子是怎样形成的呢？“在那样的世道里，如果有能干的读书人或老百姓出现，那就必然有百倍的庸夫俗子冒出来，监视他们，束缚他们，甚至于杀害他们。杀害他们，不是用刀锯，用水火，而是在文化上加以毒害，用名誉加以毒害，在日常谈笑中（不知不觉地）加以毒害。而取得杀害的权力，既不用向君主请示、向长官请示，也不用在法场当众布告。即使向君主和长官请示，他们也不会授权和负责。实行杀害的办法，用不着触及腰颈，只杀他们的心。杀他们会忧患的心，会愤怒的心，会思考的心，会干事的心，会发生廉耻的心，会消除杂念的心。杀害心灵的时候，又不是干脆集中于一天，而是采取慢慢杀害的手段。或者花三年工夫杀害，或者花十年工夫杀害，或者花百年工夫杀害。”这就是龚自珍描述的一种文化氛围，人们自我弱化、自我残杀的实际情景，当然他没有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满清武化政策尤其是文字狱的必然结果。国人这种麻木痴眛的状态，吃先进者或觉醒者亦即“才人”的人血馒头时的无知无觉，一直到鲁迅都有生动的描写。
头上始终吊悬着文字狱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人们当然要唯唯诺诺，不许争论，不敢折腾，自然也就自缚手脚，“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粱谋”，“万马齐喑”乃是寻常之事，以长上意志“病梅”“残梅”更加“可哀”的事情更非鲜见。官僚们推诿、敷衍、圆滑，无所作为，多叩头，少说话，只求保官固位。“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媚愈固”。龚自珍所以能在当时发出这些议论，一方面，嘉道时期皇帝的才能已经大大下降，一代不如一代，意志力也减弱许多，反反复复的性格致使执行力不足，对这些议论的危害警惕性不够。另一方面，龚自珍家族世代为官，人脉广泛深厚，本人行为癫狂，人们见怪不怪。但是到最后，龚自珍的言论还是触动时忌，被罚俸一年，造成居住京师的经济上的大不易。以至于1839年以叔父任职礼部当回避为由辞职，离京回了老家。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生于1792年8月22日（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世代官宦的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父龚丽正，字至极，号学路。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母亲段驯，著名文学家段玉裁之女。
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龚自珍应浙江乡试，始中举。
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龚自珍应会试落选，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时年28岁。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
1829年（道光九年），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外放到省任县令不就，仍为内阁中书。
1839年6月4日（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离京。9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龚自珍自幼聪慧，又兼家学和名师指点，才情艳艳，意气风发。其外祖父段玉裁评价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正因为龚自珍有如此才华，在满清窒息生气的文化氛围里，注定要处处遭遇玻璃门。屡试不第，对他的自负心态和人格形象是沉重的精神打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不甘忍受这样的打击，自然就会反击。反击的方式就是在狂傲的表象下对其他人的言语的攻击，也表现在无谓的争辩时死不认输，千方百计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论据。也许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潜意识中或可以慢慢修复遭到损伤的自尊。当书法成为他不入翰林的理由时，龚自珍让全家的女人包括媳妇、丫鬟统统练“馆阁体”，对外宣称“我家的女人个个都能入翰林”，这既是对满清僵化的摧残真正人才的潜规则的控诉，也是一种酸葡萄心理的折射行为。他真实的想法表露在教导儿子龚橙的时候，就希望他不要学习老子的样子，而要好好踏实地考科举，当官挣钱补贴家用。谁知儿子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有一次，他淘到自己用过的一本旧字帖，酒后在上面题记，如果当初好好练字，也不至于现在这样。第二天醒来，看到这些题记，不禁放声大哭，这应当也是真情流露。在摧残人性的酱缸或铁屋的文化氛围里，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是何其的辛酸悲哀啊！
往日不可追，来日犹可待。人是如此，社会也是如此。已是衰世的生机和希望在哪里呢？龚自珍在《尊隐》中为我们描绘了一片希望的田野：“山中”。
“山中”与“京师”相对。在日之将夕的衰世，京师的力量衰微，山中的力量增强。“京师黄沙满天，流水污染，雾霾迷漫，山中却和风拂煦，山清水秀。京师的人生活压力山大，尔虞我诈蝇营狗苟，山中之民却互相劝勉，讲求礼貌风度。京师的人孤独无助，亲情淡漠，山中之民却一人唱来百人和，一人有病百人慰问。京师的人苦闷度日，苟且眼前，私底下犹豫着是否跳槽，山中却过着保障齐全的安定日子。那些称赞暴昭、侯泰的人，路过山中的人，看到山中兴旺的景象，就产生了盼望新朝代的念头。看到山中儿童欢乐呼叫，路过山中的人，就祝福老人健康长寿。京师的祖先悲叹说：我死后是不指望有阴福了，我断定你们就是末代。山中的山林之神也说：我不会再愤愤不平，我认为你们的苦难已经到头了。这时候，周围突然沉寂下来，灯烛推动了光明，人们停止了言语，只听到打鼾的声音长夜漫漫，畏寒啼晓的鹖旦也不号叫，而山中之民却发出宏大的声音，天地给他们敲钟擂鼓，鬼神为他们推波助澜”。
如果说“京师”是主体文化，那么“山中”就是子或反文化有机体。龚自珍在《尊隐》中的思想认为：主文化有机体衰落，反文化有机体就自然兴盛，“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长”。但是，反文化并不是凭空得来的，它必须有自己赖以产生和生存、成长的文化资源，“山中”存在于哪里以及如何存在？龚自珍没有回答，他只是想象了这样一种可以替代“京师”的桃花源般的乌托邦。事实上，“京师”正是既得利益者拼命维护的僵死的现行体制和利益格局，“山中”是自古以来业已成为自然本性的自由活泼充满生机的大同世界的精神家园，以“山中”对“京师”，以农村包围城市，借古讽今，“彼可取而代之”，这就隐晦地吹响了埋葬满清腐朽政权的号角，也为后世种下了思想启蒙的种子，成为“三百年来第一人”。梁启超的“新民”，鲁迅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应该与龚自珍的“山中之民”是一脉相承的。

林则徐从浙江去新疆发配的路上，7月到扬州去见了魏源。他把此前为准备对付英国人挑起边衅而收集到的关于英国的资料都交给了魏源，希望魏源能编一本书，可以让国人对外部的世界有一个了解。魏源和林则徐以前是性情相投的好朋友，经常一起聚会研究经世之学。此时，魏源在裕谦府上任幕僚，在编撰书籍方面，魏源比较有名，他曾经帮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撰《皇朝经世文编》120卷。面对纷乱的时局，两个人徒唤奈何，彻夜长谈，悲痛莫名。
魏源，字默深，1794年生，湖南邵阳人。1829年，与龚自珍同时会考，时任主考官的刘逢禄极力推荐，但最后两人同时落榜，人们纷纷感到惋惜。从此后两人齐名，并称“龚魏”，他们先后拜入刘逢禄门下，学习今文经学。
魏源与林则徐见面一年后的1842年10月，根据林则徐《四洲志》等资料编撰的《海国图志》50卷本完成出版，却遭到时人的攻击。五年后，随着资料的增加，魏源又把书扩充成100卷本。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隔虚而之实也”。魏源说拿这本书就可以抵御外侮吗？也有点用，但是不够的。这些只是微末的一些知识，关键是唤醒人们心中的愤与忧，摒弃虚谈，走向务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经世学派的本色，微言大义的本能，使得“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主张的提出本是自然而然，但是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下，本质上却是极度的离经叛道。这一主张从根本上颠覆了正统的主流思想。
从精神文化层面来说，“天地君亲师”，是千家万户中国人所祭祀的对象，这个牌位要贴在堂屋正壁的神龛里，是高于一切的普遍信仰。作为根文化，对自己的来源当然是极其看重和崇拜。《荀子礼记》中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雍正年间，正式确定天地君亲师的顺序，为清朝的统治地位的稳固增加了理论基础，这也是雍正禁绝不事祖先、不拜偶像的天主教的原因。在中华文化中，具有如此崇尚牌位的师，怎么可以被学生来“制”呢？
从行为文化的层面上来说，这也不符合道德规范。中国人讲究饮水思源、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也就罢了，还要恩将仇报、以怨报德、欺师灭祖，这不是天人共愤的标准小人行径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清朝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摒弃陆王心学，为维护统治秩序不遗余力，自然是不能允许背叛师门的行径发生的。道和佛既然出家，就更注重师承的重要，但是也非常讲究“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这个意义上说，儒佛道三教相通。逐出师门，使其失去立足社会之根本，则是对弟子最大的惩罚。
从制度文化大的层面来说，中华文化的天下观是天下共主的朝贡体制，中国是天朝上国，具有“以夏化夷”的责任，以夷为师，则历史的趋势逆转为“以夷化夏”，则天朝威仪不存，朝贡体制瓦解，国将不国。另一方面说，“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会制造出“造反有理”的乱臣贼子，统治秩序就会大乱，不利于满清帝国的社会维稳。
所以，魏源的思想受到批判和攻击是难以避免的，毕竟这种思想有点惊世骇俗。这本《海国图志》在大清帝国没有卖出去几本。1851年，当有几本夹杂在船上被带到日本，日本海关官员例行检查时，随手翻了翻，不禁大开眼界，被如获至宝地买走了。此后与清帝国有贸易的货船经常搜集购买《海国图志》，在中国出版的这本书有一半以上是被日本人买去了，后来这本书还在日本反复翻印过，它对日本人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幕末时期的学者佐久间象山非常认同魏源的主张，击节感慨“真可谓海外同志矣！”。佐久间象山热爱兰学，在1854年进一步提出“和魂洋才”、“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改”的主张，这影响了一些后来重要的维新志士的思想，一度战无不胜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就是“西方先进的装备、技战术”和“日本武士道精神”这种“和魂洋才”的产物。
物质文化的差距却决定着人们不得不“师夷长技”，既然如此，那么所有抵挡、阻碍、反对“师夷长技”的文化系统就不能不作出改变。这是物质文化作为基础层次的变迁需求，基于文化有机体自洽原理所推动的对上层各文化做相适应的变迁的必然结果。
梳理一下此后的中国以及日本近代历史，可以发现历史的走向确实就是按照这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线路不断地从表面向深层、从简单到精密地演化过来的。
洋务运动开始了引进西方先进的器物，甲午一役证明仅有器物是不够的，人们的目光投向更高一层的制度文化，戊戌变法是根本性的制度文化的转变，它没有足够的文化资源的支持，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中体西用的讨论没有给出具体的中西结合的办法，沦为了一句空谈。随着时间的推移，足够的舆论氛围和新思想的人形成的文化资源能够有了力量改变制度文化。当建立起民国的新的制度文化时，人们又发现行为文化的国民性需要改造，“打到孔家店”就已经触及到精神文化的层次，所有这些历史现象的发生都有一个目的“师夷长技”。反观日本的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按照福泽谕吉的所说的从最难的上层文化的变迁和改造开始，新政府一经建立就几乎精英全出长时间考察夷国全面的文化，从夷引进的是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各方面的文化资源，是技术而不是简单的器物，是文化资源改造后的有机结合而不是简单地生硬地文化移植，这才“师”得夷之长技，达到了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制夷”目的。
中国近代史经过曲折在明治维新的启发下，也认识到：表现为夷之长技的强大的物质文化，是人的意志改造自然的强大能力，是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和掌握，并以此为基础长期发展积累的物质随人意而变形的工业化能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被认为是“师夷长技”的关键。历史选择了能够促使科学进步、社会化大生产能力提高的共产党政权，为适应普遍工业化的物质文化基础的需要，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完善、行为文化移风易俗、精神文化的批判和革命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实践和实验，为最终“制夷”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改革开放，无形中收割了西方世界的所有科技，中华文化就在各个方面重新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完成了“制夷”的历史任务。
“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仅仅是像一根针一样的一句话，但是它涉及到文化有机体运行和演化的深层规律，并且给此前深重苦难的中华民族指出了一条正确的历史发展的道路，而历史也恰恰是按照这根针所引导的一束线的方向来现实演化的。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魏源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百年国策的总设计师，甚至是后发文化群体向先进文化群体超越的战略策划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