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熙凤为什么不相信“阴司报应”？
洞烛
1楼
（本文首发于《红楼梦学刊》微信公众号）
《金瓶梅》里西门庆有一段名言：
“咱闻那西天佛祖，也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在《石头记》中，王熙凤公然宣称：
“我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 的，凭什么事，我说行就行！”
西门庆和王熙凤，都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其成功的人物形象，在这两部书中，两人性别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但论才干足可比肩，其思维方式和行为做派，也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极富个人魅力和行动力的超级强者，同时也是典型的“恶”的代表。这两段话中所包含的嚣张和狂妄，都堪称“石破天惊”，但是，如果说西门庆的“豪言”，还代表了“作恶”可以赎买的商人意识和一点点的小心翼翼，而王熙凤则是对所谓的“报应”表达了一种彻底的不屑。
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中部分罗列了中国文化在社会层面的表现特征：
“中国人能够非常冷酷地控制博爱之心，甚至对骨肉同胞，这同谨小慎微的自私的鬼神敬畏，恰成鲜明对比。”；
“中国人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严重缺乏同情心，即使对最亲近的人，也少有恻隐之心，这同社会团体的强韧的团结，似乎是一种明显的对立。”
在第一段话中，韦伯认为中国人重鬼神不重人情，在第二段话中，韦伯认为中国人重团体而不重个体。在韦伯看来，中国人身上的这种“鲜明对比”和“明显的对立”，来源于作为正面的、儒家文化的、以“孝”和“礼”为价值核心的等级制宗族社会，和作为背面的、以巫术和泛灵论为特征的道教文化的双重塑造，其结合点则是双方所共同认可的“天人合一”和“祖先崇拜”。因此，与以西方新教，尤其是“加尔文宗”为代表的清教徒不同，中国文化无法内生出科学和理性，也无法出现通过个人努力获取财富进而荣耀上帝的资本主义伦理。
但是，从西门庆和王熙凤的表述中，我们看到了“冷酷”和“严重缺乏同情心”，如果从书中看，两者勉强还算是“强韧的团结”的秩序建构者，不过，所谓“谨小慎微的自私的鬼神敬畏”，至少在王熙凤身上，我们完全没有看到。
韦伯的判断错了吗？
在以日本与“四小龙”为代表的“泛儒家文化圈”的经济腾飞以后，“韦伯问题”在大陆学界就遭到了不怀好意或者过于善意的各种诟病，这是相当不公平的，事实上，我们从《儒教和道教》中可以得知，韦伯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分析主要是通过先秦典籍和西方传教士的文字记录，其研究目的是“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因此，韦伯对汉代，尤其是宋代以后历代儒生对儒家文化的理论贡献了解不多。
于是，这其中产生了一个观察上的疏漏，即韦伯客观上忽略了中华文明在明朝中后期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被广泛地记载于中国正史，更是被明代戏曲和小说等各种文艺作品津津乐道，在当代中国官方历史上，这段时期甚至被表述为“资本主义萌芽”。
正是这一变化，几乎重塑了当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虽然在中国大陆，这一变化因满清的入侵被打断，但却为日本得以在“明治维新”时顺利“脱亚入欧”扎下了理论根基，并促进了日后整个东亚地区的大发展。
这个变化，就是可以和西方宗教改革等量齐观的阳明心学。
中世纪的欧洲，笼罩在以天主教廷和各国贵族为核心的思想和行为管制之下；在中国，自秦以后的历代社会，都被皇帝和以儒生为代表的文管系统所把持。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与欧洲的教皇一样，本身也同样具备了儒教的大祭司身份，而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则出于主要由儒生系统所创建的各种典籍。
历史的巧合在于，当马丁.路德在欧洲以“因信称义”展开宗教改革，彻底瓦解了天主教廷对《圣经》的垄断性解释权，解放了欧洲人的心理樊笼，揭开欧洲现代化序幕的同时，以“心即理也”、“知行合一”为核心诉求的阳明心学，也在明帝国的龙场腾空出现。
与马丁路德相似的是，王阳明提倡所有人可以由自己的“心”去领悟善恶，不必拘泥于先贤及各代儒生的耳提面命，这同样使中国人得以摆脱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依赖，间接宣告了各类经典的失效。在广大的心学门徒的推动和发展下，这一思潮，在士人层面，逐渐发展为对皇帝、对圣人，对等级制度的质疑；在社会层面，则是打破了原先各阶层相当严格的身份界限。
在明朝的整个中后期，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商人阶层开始崛起，他们积累资本，开拓商路，通过行贿或者“报效”的方式赎买权力，由此，工商业取代农业，成为明帝国全新的经济热点。这些商人以金钱为武器，以奢侈性消费为标志，不断地在语言上和行为上突出自己的价值，成为独立的“第二权力”，他们以民间的身份，与既有秩序边合作边抗衡，他们依然试图进入官场，但与传统的官员士大夫不同，他们对官场有畏惧，但全无敬意，也谈不上有什么荣誉感，只是当作一门特殊的“生意”来看待。在《金瓶梅》里，西门庆会嘲笑新科状元所付的嫖资太低是因为穷，看不上贪婪而下三滥的顶头上司，正是这种心态的最典型的写照。
与此相呼应的是，以官僚和士人为核心的官僚阶层（如传说中的《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原型严世藩，甚至包括《金瓶梅》传说中的作者王世贞）也在迅速“下海”，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通过“寻租”和垄断专卖等方式，与新兴的商人阶层或合作、或竞争、或敲诈勒索，由此获得了更高的经济回报。但是，在他们获得无数财产的同时，传统士大夫的道德光环从此褪色，类似“教士”或“神父”的崇高感以及自我期许，自然也因此荡然无存。
这是个野蛮却生机勃勃的时代，是个不见硝烟的战场，是由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隐秘的共谋与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家长制宗族体系被慢慢消磨，各色人等开始从土地中挣脱出来，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因为人员流动性变大的原因，稳定性逐渐降低。
传统儒家构建的价值体系从顶层和底层同时动摇了，而一种原始的、草莽的东西却开始滋生起来，如同旧体制上的癌细胞，它由个人利益所驱动，不择手段、极端利己，表现得相当血腥而丑陋，但同时，它又如同雪莱夫人笔下的“弗兰肯斯坦”，以急切地摆脱束缚、达成个人尊严，个人自由为目标。这是一场价值观的革命，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都在重新被定义，新的、健康的社会关系正在酝酿之中，到了晚明，与儒家天定的“性”相对抗的人间的“情”，终于脱颖而出，被推崇到了相当高的地位，人性的绽放，已然曙光乍现。
由西门庆们与严世藩们共同创造的恶之花，被明末的流民和满清的入侵中断了，同样被中断的，也包括阳明心学及其后继者黄宗羲等人的民本思想，和以“情”为链接的新型人际关系。而中国原先的宗族社会结构之上，又加上了以王熙凤们为代表的部落统治。
有清一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推崇儒家的统治集团，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为严酷的统治集团。但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阳明心学所掀起的万丈波涛，已经深深消解了中国人对于传统礼教的尊重和宗教式的虔诚，圣贤的光辉与皇帝的权威，徒具形式上的象征意义和暴力上的威慑力，再也无法在意识形态层面形成凝聚力和创造力。
在整部《石头记》中，无论圣贤还是鬼神，都成为被调侃的对象:
宝玉上私塾，其实是为了和秦钟鬼混，薛蟠则是完全把私塾看作了“相公堂”。“文死谏武死战”被宝玉玩成了逻辑游戏，《姽婳词》里朝廷君臣的勇气还比不上一个女流之辈。
凤姐固然是不怕“阴司报应”的，但贾琏也不遑多让：
那媳妇故作浪语，在下说道：“你家女儿出花儿，供着娘娘，你也该忌两日，倒为我脏了身子。快离了我这里罢。”贾琏一面大动，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我那里管什么娘娘！”
阳明心学在中国大陆的出现，造就了大范围的“破”，却未能造就真正的“立”。从西门庆到王熙凤，本可以通过这一拐点，进化为现代意义的企业家，但是，由于缺乏向上获得自我解放和完善的环境，只好再次回归于财与色的积累和消耗。这种发展上的反动，使所有聪明而有活力的人，不单失去了原有的可能的建设性，终于连“谨小慎微的自私的鬼神敬畏”也一并失去了。
（最近拿红楼梦当抓手，用阳明心学为纲，所以搞了个微信公众号，名为“红楼梦研究”，欢迎关注，欢迎投稿，欢迎砸砖，都欢迎）
《金瓶梅》里西门庆有一段名言：
“咱闻那西天佛祖，也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在《石头记》中，王熙凤公然宣称：
“我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 的，凭什么事，我说行就行！”
西门庆和王熙凤，都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其成功的人物形象，在这两部书中，两人性别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但论才干足可比肩，其思维方式和行为做派，也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极富个人魅力和行动力的超级强者，同时也是典型的“恶”的代表。这两段话中所包含的嚣张和狂妄，都堪称“石破天惊”，但是，如果说西门庆的“豪言”，还代表了“作恶”可以赎买的商人意识和一点点的小心翼翼，而王熙凤则是对所谓的“报应”表达了一种彻底的不屑。
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中部分罗列了中国文化在社会层面的表现特征：
“中国人能够非常冷酷地控制博爱之心，甚至对骨肉同胞，这同谨小慎微的自私的鬼神敬畏，恰成鲜明对比。”；
“中国人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严重缺乏同情心，即使对最亲近的人，也少有恻隐之心，这同社会团体的强韧的团结，似乎是一种明显的对立。”
在第一段话中，韦伯认为中国人重鬼神不重人情，在第二段话中，韦伯认为中国人重团体而不重个体。在韦伯看来，中国人身上的这种“鲜明对比”和“明显的对立”，来源于作为正面的、儒家文化的、以“孝”和“礼”为价值核心的等级制宗族社会，和作为背面的、以巫术和泛灵论为特征的道教文化的双重塑造，其结合点则是双方所共同认可的“天人合一”和“祖先崇拜”。因此，与以西方新教，尤其是“加尔文宗”为代表的清教徒不同，中国文化无法内生出科学和理性，也无法出现通过个人努力获取财富进而荣耀上帝的资本主义伦理。
但是，从西门庆和王熙凤的表述中，我们看到了“冷酷”和“严重缺乏同情心”，如果从书中看，两者勉强还算是“强韧的团结”的秩序建构者，不过，所谓“谨小慎微的自私的鬼神敬畏”，至少在王熙凤身上，我们完全没有看到。
韦伯的判断错了吗？
在以日本与“四小龙”为代表的“泛儒家文化圈”的经济腾飞以后，“韦伯问题”在大陆学界就遭到了不怀好意或者过于善意的各种诟病，这是相当不公平的，事实上，我们从《儒教和道教》中可以得知，韦伯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分析主要是通过先秦典籍和西方传教士的文字记录，其研究目的是“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因此，韦伯对汉代，尤其是宋代以后历代儒生对儒家文化的理论贡献了解不多。
于是，这其中产生了一个观察上的疏漏，即韦伯客观上忽略了中华文明在明朝中后期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被广泛地记载于中国正史，更是被明代戏曲和小说等各种文艺作品津津乐道，在当代中国官方历史上，这段时期甚至被表述为“资本主义萌芽”。
正是这一变化，几乎重塑了当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虽然在中国大陆，这一变化因满清的入侵被打断，但却为日本得以在“明治维新”时顺利“脱亚入欧”扎下了理论根基，并促进了日后整个东亚地区的大发展。
这个变化，就是可以和西方宗教改革等量齐观的阳明心学。
中世纪的欧洲，笼罩在以天主教廷和各国贵族为核心的思想和行为管制之下；在中国，自秦以后的历代社会，都被皇帝和以儒生为代表的文管系统所把持。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与欧洲的教皇一样，本身也同样具备了儒教的大祭司身份，而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则出于主要由儒生系统所创建的各种典籍。
历史的巧合在于，当马丁.路德在欧洲以“因信称义”展开宗教改革，彻底瓦解了天主教廷对《圣经》的垄断性解释权，解放了欧洲人的心理樊笼，揭开欧洲现代化序幕的同时，以“心即理也”、“知行合一”为核心诉求的阳明心学，也在明帝国的龙场腾空出现。
与马丁路德相似的是，王阳明提倡所有人可以由自己的“心”去领悟善恶，不必拘泥于先贤及各代儒生的耳提面命，这同样使中国人得以摆脱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依赖，间接宣告了各类经典的失效。在广大的心学门徒的推动和发展下，这一思潮，在士人层面，逐渐发展为对皇帝、对圣人，对等级制度的质疑；在社会层面，则是打破了原先各阶层相当严格的身份界限。
在明朝的整个中后期，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商人阶层开始崛起，他们积累资本，开拓商路，通过行贿或者“报效”的方式赎买权力，由此，工商业取代农业，成为明帝国全新的经济热点。这些商人以金钱为武器，以奢侈性消费为标志，不断地在语言上和行为上突出自己的价值，成为独立的“第二权力”，他们以民间的身份，与既有秩序边合作边抗衡，他们依然试图进入官场，但与传统的官员士大夫不同，他们对官场有畏惧，但全无敬意，也谈不上有什么荣誉感，只是当作一门特殊的“生意”来看待。在《金瓶梅》里，西门庆会嘲笑新科状元所付的嫖资太低是因为穷，看不上贪婪而下三滥的顶头上司，正是这种心态的最典型的写照。
与此相呼应的是，以官僚和士人为核心的官僚阶层（如传说中的《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原型严世藩，甚至包括《金瓶梅》传说中的作者王世贞）也在迅速“下海”，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通过“寻租”和垄断专卖等方式，与新兴的商人阶层或合作、或竞争、或敲诈勒索，由此获得了更高的经济回报。但是，在他们获得无数财产的同时，传统士大夫的道德光环从此褪色，类似“教士”或“神父”的崇高感以及自我期许，自然也因此荡然无存。
这是个野蛮却生机勃勃的时代，是个不见硝烟的战场，是由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隐秘的共谋与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家长制宗族体系被慢慢消磨，各色人等开始从土地中挣脱出来，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因为人员流动性变大的原因，稳定性逐渐降低。
传统儒家构建的价值体系从顶层和底层同时动摇了，而一种原始的、草莽的东西却开始滋生起来，如同旧体制上的癌细胞，它由个人利益所驱动，不择手段、极端利己，表现得相当血腥而丑陋，但同时，它又如同雪莱夫人笔下的“弗兰肯斯坦”，以急切地摆脱束缚、达成个人尊严，个人自由为目标。这是一场价值观的革命，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都在重新被定义，新的、健康的社会关系正在酝酿之中，到了晚明，与儒家天定的“性”相对抗的人间的“情”，终于脱颖而出，被推崇到了相当高的地位，人性的绽放，已然曙光乍现。
由西门庆们与严世藩们共同创造的恶之花，被明末的流民和满清的入侵中断了，同样被中断的，也包括阳明心学及其后继者黄宗羲等人的民本思想，和以“情”为链接的新型人际关系。而中国原先的宗族社会结构之上，又加上了以王熙凤们为代表的部落统治。
有清一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推崇儒家的统治集团，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为严酷的统治集团。但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阳明心学所掀起的万丈波涛，已经深深消解了中国人对于传统礼教的尊重和宗教式的虔诚，圣贤的光辉与皇帝的权威，徒具形式上的象征意义和暴力上的威慑力，再也无法在意识形态层面形成凝聚力和创造力。
在整部《石头记》中，无论圣贤还是鬼神，都成为被调侃的对象:
宝玉上私塾，其实是为了和秦钟鬼混，薛蟠则是完全把私塾看作了“相公堂”。“文死谏武死战”被宝玉玩成了逻辑游戏，《姽婳词》里朝廷君臣的勇气还比不上一个女流之辈。
凤姐固然是不怕“阴司报应”的，但贾琏也不遑多让：
那媳妇故作浪语，在下说道：“你家女儿出花儿，供着娘娘，你也该忌两日，倒为我脏了身子。快离了我这里罢。”贾琏一面大动，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我那里管什么娘娘！”
阳明心学在中国大陆的出现，造就了大范围的“破”，却未能造就真正的“立”。从西门庆到王熙凤，本可以通过这一拐点，进化为现代意义的企业家，但是，由于缺乏向上获得自我解放和完善的环境，只好再次回归于财与色的积累和消耗。这种发展上的反动，使所有聪明而有活力的人，不单失去了原有的可能的建设性，终于连“谨小慎微的自私的鬼神敬畏”也一并失去了。
（最近拿红楼梦当抓手，用阳明心学为纲，所以搞了个微信公众号，名为“红楼梦研究”，欢迎关注，欢迎投稿，欢迎砸砖，都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