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藏书]执着的艺术追求—析无名氏的创作特色（我爱无名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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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执着的艺术追求——析无名氏的创作特色
无名氏和徐许的小说创作，在战时战后都非常畅销，但他们具有孤高的个性，绝不肯敷衍流行的意见，因此饱受文学批评家的冷眼和歧视。他们的初期作品都擅写爱情故事，被当时的批评家让为新鸳鸯蝴蝶派。无名氏的两部成名作《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曾被左翼文坛视作荒诞离奇、逃避现实的“庸俗”之作，认为它“冲冼了求民主的呼声”，而又被右翼文坛认定是整个抗战期间写得“最为恶劣的作品”。无名氏和徐许的小说在40年代曾一度征服了读者，在40年代国统区显示了奇异色彩，但此后几十年后期被淹没但时过境迁，我们认真反思这些问题，得以重新认识两位作家，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融铸在“无名书稿”中，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在整个抗战期间，无名氏都没有超脱于抗战之上，而是投身于其中，为抗战做了力所能及的大量工作，尽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职责。他写了大量直接反映抗战的新闻报导、散文，小说，在大后方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像副题为《“八一三”三周年谨献给全体死难将士之英灵》的《薤露》，写于1940年夏重庆被日机轰炸后的《火烧的都门》，等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他对抗战的态度可以说是很积极，很投入的，但是〈北极风情画〉一出，他就被说成为一个逃避抗战的逍遥派，“新鸳鸯蝴蝶派“作家，这委实有些不公平。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无名氏对文学的理解和认识与当时的主流文学界不一致。他心目中的文学有着独立地位，有独特价值，能给人以美的启迪而超越于即时性的社会功利之上的东西。他并不认同日后大行于道的那种“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廉价文学的公式，也不认为只有表现出历史的趋势，时代的重大至题，，才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才是文学的唯一追求目标，因此为了抗战，他可以不避危险，到前线采访，宣传抗战，鼓励抗战但这些东西并非一定就是文学，文学与抗战这个时代主题并不是完全等同，完全一致的。因此，“在文学创作中，他宁愿写一些他自己感觉最深的个人性的情感、体验，它可能与抗战有关，也可能与抗战无关。这是一种处于个人话语与时代话语之间的文学话语，是一种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对话，既可以是认同的也可以是质疑的，它取决于作家自身的对生活对时代的态度的理解。”
在谈到《无名书稿》的初衷时，无名氏曾论及他对文学的认识及信念：
1、“按理说，新文学应该能继承过去二千多年的光辉传统，并借鉴于西方文学的传统，运用文学本身的伟大生命力量，创造出气象万千的作品，并唤醒民族精魂，共拯祖国于水火。可是，由于布尔什维克险狠的控制文坛，使一些优秀的作家才露花苞，即横遭政治黑手摧残，不能盛开花朵。“
2、“有鉴于左派的肆虐，瓷意践踏文艺领域，早在抗战末期，我就想写一本长篇江河小说，重新绘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壁画，探索人生各个历程，尝试素描未来人类理想画幅，借以对抗马列主义文化精神体系，晕就是《无名书稿》“。
3、当我写此书时，我代人没有一分一秒，背痉自己的文学信念，就是：通过此书我除了试验多种新鲜的风格与内涵外，多多少少，还着重继承东西二大支文学传统，把古典文学中那种浩瀚气象，磅礴的韵势，荡决地脉的生命力量，一泻千里的情感，锐如犀角的哲思，全注入此书的新形式新内蕴中。我觉得，无论为了投入中华民族自救运动鞋，或探索人类精神历史，勇敢的尝试参与创造新时代新精神，我的上述种种试验“是值得做的，符合一个作家的时代良心的。”2
经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无名氏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学艺术追求，他并没有超脱于抗战之外，同样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信念：探索人类精神历史，为人类建立一个新的信仰，并且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执着地追求着信念。
二、
无名氏的独特艺术追求首先表现在主题的不同凡响。
据卜少夫（无名氏之胞兄）说，作者写《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两部爱情小说“他立意用一种新的媚俗手法来夺取广大的读者，向一些自命为拥有广大读者的成名文艺作家挑战。”从纯文学的观点看《北极风情画》确实具有某些“媚俗”的色彩，单不可忽视的是里面也有非媚俗的东西，那就是他把爱情悲剧转换成一种命运悲剧，使单纯的情爱故事升华到觉解人生的哲理，贯穿了他探索人生的严肃的态度。《塔里的女人》则触及到现代文化中存在着的内在美与善的分割的主题，唯虞的生活其非道德的，甚至会触犯道德，而追求道德完善，又导致了虞的沦之，结国言也随之消失，揭示了女性难以逃脱的悲剧命运。因此，这两部小说并非单纯，的媚俗小说，而是有着作者所深刻思考的命运主题。
如果说按照无名氏自己的创作分期，一九四六年前的“习作阶段，他的主题特色还不是很鲜明的话，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野兽·野兽·野兽》出版之后的创作阶段，即《无名书稿》，则他的主题则变得很明确。
无名氏曾在一九五零年致其兄卜少夫的信中，自述《无名书高》的主旨：
“------如能预期完成这个多年计划（按：指《无名书》七卷），我想念无论在艺术上，思想上，对中国和世界总有点滴之献。——我主要野心实在探讨未来人类的信仰和理想：由感说——思想——信仰-社会问题及政治经济。我相信一个伟大的新家教；新信仰即将出现于地球上，建立一个新信仰。
现代社会上一个文化多气的社会，无名代想要为一个多元社会提供一个学一的总信仰。本身实在可以说是超过了小说艺术的极限，所以它的最欲设想近于难以实现的文化乌托邦理想。但无名氏作得相当辉煌。因为“人类对于精神信仰”的需求却是客观存的永恒的。无名氏所教现的也无非是融合儒耶释三教之后的一种泛宗教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人的生命境界的拓辟和提升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轻视的。3
如果说无名氏在写作《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时，还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读者的趣味和需求，那么在创作《无名氏书稿》时则专注于高水平。
无名氏创作《无名氏书稿》遇到了多方面的困难，但他怀着自己对文学信念的执着追求，含着泪水与血，隐忍坚持，历时十五年，到期1960年全部完成《无名书稿》方卷（原计划七卷）创作，共计二百六十百字。
第一卷《野兽·野兽·野兽》采用广阔的宇宙意识，超历史眼光作为观察生命、透视时代的一个基本视角，五四时期的青年，离开学校，抛弃南京的家，流浪到北方去寻找真理，北伐前久，他从北方以来，在家中喘息，过了一年去了革命策源地—广州。两年后，他随着北伐激流回到长江下游。但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下，他被捕入狱，在牢狱的各种酷刑中，他体验到了人间最底层的惨苦。但走出监狱大门重获自由的印蒂又陷入了同志和朋友“欺骗”、怀疑、诬妄的愤怒和绝望之中。他所追求的真理即生命存在的意义破碎了，他怀着绝望在父亲的营救下回了家。
《无名氏书稿》第二卷《海艳》写印蒂从政治烽火中醒来之后，他细咀嚼了自由和人生，他开始追求诗和梦，追求甜热的爱情。在海上旅途中，他邂逅了自幼久别，相逢不相识的表妹瞿萦。按着写他们在西子湖畔的热恋，在青岛的蜜月，以及梦和诗的幻灭，爱情的破碎。“九·一八”炮声响了，给了印蒂离开瞿萦的契机，从此天涯陌路。
《无名书高》的第三郑《金色的蛇夜》所追求的是“一种隋炀帝或莎乐美的深恋”，一种“中古传奇加世纪末的病态刺激”，印蒂从东北义勇军溃散回埠之后，和一班知识界的朋友说起“魔鬼的纸牌”，组给一个走私团伙，把粉丝，杂粮诸色货物贩运到朝鲜海峡彼岸和红参和海产偷运回来。他们的哲学是：“生命本来是声赌博，哪里都行，只要有金子和女人。”这个时候，印蒂的心中已没有爱情，没有彩梦，没有纪想只有音纯的需要：需要新奇，需要黑暗的诱惑，需要最沉入的魔魅，需要官能的享乐。
第四卷《死的岩层》中的印蒂，在开篇之初已成为了一们天主教修士。他之所以要扳依宗教，是因为他“总觉得那个永恒的问题，一天不解决，我们现在的出血，将来就可能要重复，时代的错误将接着时代的错误，像波浪连着波浪。他从天主教神甫梅良等人的身上看到了宗教的力量，他所要追求的是至高无上的善的事业，这使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宗教的力量，但天主教神甫最终使他失望了，他又一次陷入失路的痛苦之中，但他并不打算放弃这痛苦的追求。父亲在临死之前，郑重地送给儿子一份礼物，是一块埃及金字塔下的岩石碎片。这块石头蕴藏着父亲全部的思想和感觉，它是一种永恒的象征。
《无名书稿》的立意是要探寻东西文化相融合之后的新的生命境界，所以第五卷《开花在星云以外》和第六卷《创世纪大菩提》都是写东西文化融合后的新境界和新世界的人生观。印蒂最后又回到了瞿萦的身边，享受幸福的大地爱情。这时印蒂已经认识到：“没有真正的大地爱情，就没有真正的世间法和永恒的道德。在一切宇宙生命中，人本身就是宇宙最深刻的一片彩色。“他与瞿萦结婚，过着幸福的生活。但他更为关注的还是人类的未来。小说后，印蒂在地地球农场（他和朋友们创办的一个乌托邦式实验基地）对工人和朋友们发表了他的长篇演讲，对政治、道德、宗教等各方面都提出了他的见解，表达了他完整地综合东西方文化之后的新文化设想。
可以说《无名书稿》所关注的问题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成为一种时代的启示录。“要为人类的精神寻找归宿之地，这种超越于时代的追求在文学史上非常罕见，因而也应承认它应有的价值给予它应有的地们。”4
三、
无名氏独特的艺术追求不仅在主题的广大和旨趣，踏破前所未有之境，还表现在史诗式的宏丽结构，独特的文体创新。
无名氏的小说突破古往今来一切小说的结构方式，在艺术上焕然一新。香港文学史学5者司马长风将无名氏小说《野兽·野兽·野兽》的艺术风格概括为如下四点：
我们熟悉的小说，是以叙事文为主的文学作品；可是晕部小说，绝大部分则是形象化的描写；景象和后发制人都十分不同。
我们惯见的小说都有密实的故事情节，这部小说，只是无数缥渺的感觉，恍惚的臆想，藕断丝连的缀合。
我们看过的小说，充满角色的行动和对话；这部小说主要是作者的旁白，角色的独白，全书近五百页，自始至终好像全是絮语和梦呓。
通常的小说，都写几个角色的悲欢离合，即使写社会和时代，也通过角色的行动来表现；可是，本书则全凭直接的描写，来表现历史的峡谷，时代的急流国家的浮沉，社会的风雨读来只感到无数巨幅的画卷，飞掠心脑。5这样，就打破了传统小说，以诗、散文和类小说的叙事，混成的新文学品种叫它小说也可以，叫它散文诗也可以，叫它诗和散文的编织也可以，叫它散文诗风的小说也可以。他打破了传统文学品种的疆界，蹂躏了小说的故垒残阙;这个真理、真狂，在艺术天地里简直有我无人！”
在《无名书稿》第一部《野兽·野兽·野兽》开头和结尾都是大段的抒情诗，感情如瀑飞泄，他简直是肆无忌惮地铺张地使用语言，使文字和描写都显得很奢侈，这样使他的感情一泄千里，热烈燃烧，无法抑止。
无名氏在造句练字上，“表现了超卓的创生力，他几乎甩弃所有前代和同代作家的语汇，每字每句都别出心裁，重新燃烧，重新锤炼因此刷新了文学语句，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鲜和丰富。”7正如司马长风所说，复字复句运用得好可以加强表达效果，可使名词动词化，增加飞动力，例如第一卷书名《野兽·野兽·野兽》三个“野兽”连在一起，表现了活气、激动、逼真和魄力，使人晃如见到了万蹄隆隆、烟尘滚滚、奔腾叫啸大兽群的洪流。
无名氏对文学的独特理解、气魄宏观阔的构思，独特的宇宙视角，文体和词句的创新形成他独一无二的创作特色——史诗式的宏丽结构。这种特色集中表现在《无名书稿》，正如刘玉凯指出，“其史诗式的宏丽结构”，“其实是无名氏小说的精髓所在”。
真实的投影与投影里的真实
——《风萧萧》与《塔里的女人》的相似与差异
《风萧萧》和《塔里的女人》都是四十年代风行一时的通俗小说。《风》的故事梗概是：在沦陷的大上海，年轻的知识分子徐，在租界里偶然救助了一位美国军官史蒂芬，通过史，徐结识了舞女白苹和交际花梅瀛子，在一系列误会之后终于先后得知史、梅、白都是反抗日本侵略的秘密工作人员，徐在史被害身亡的冲击下也加入了梅的工作。然而在一次共同行动中，白因为求胜心切，不幸牺牲，徐和梅也因此暴露身份，两人只得隐姓埋名，从此各奔东西。《塔》则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恋爱悲剧：聪明美丽的交际名媛黎薇爱上了一个不为她的外表所迷惑的男子罗圣提。罗的家世虽不及黎，却受过良好的教育，在音乐和医学方面都很有成就。然而，罗在家乡有一个父母安排的结发妻子，这个障碍使这对有情人最终劳燕分飞。此后黎又遇人不淑，抑郁发疯，罗追悔莫及，以至于出家了事。
从描写的氛围来看，这两本书还都可以算是海派小说的经典。可是，若贸然将两书加以品评，却会有一种田忌赛马式的不公平。因为首先在篇幅上，《塔》就少于《风》；而一般来说，篇幅越长的小说越是有余力展现作者想表达的复杂思想内容。此外在题材上，《风》也有先天的优势。《风》的大背景是沦陷中的上海，《风》中流露出的那种时代悲凉感在气势上压倒了《塔》的婚恋悲剧主题。
然而，如果我们不执著于分辨孰优孰劣，而是将眼光放到体现社会真实这一创作精神的层面上，我们会发现这两本书的相似与相异是非常微妙的。
首先谈谈这两本书的在精神上的相似点吧。
它们的相似之处不仅仅在于语言风格和审美情趣——尽管在这两面两位作者有惊人的相似：在行文风格上，徐讠于和无名氏都喜欢不惜笔墨以大段华丽机智的对话来突现人物性格，将人生哲理思考作为主人公感情发展的主要线索而不是陪衬；在审美情趣上，绅士淑女取代了才子佳人，西方音乐和哲学成为主要的道具。这些相似其实都是海派小说的气质特点，并且徐讠于和无名氏自幼受的都是西式教育，有西方化的美学观念并不足为奇。
《风》和《塔》的相似之处更在于所反映的世界是相通的——当时有点地位和资产的知识分子生存真实。两部作品都流露出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悲愤：《风》流露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日寇阴影下受损的民族自尊；而《塔》表现的封建道德对自由恋爱的迫害和男性知识分子对于爱情的懦弱，亦是残酷压抑的社会现实。这个相通的世界，既反映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眼中的真实世界，也折射出那代知识分子本身的精神世界，这就表现出作者既有揭示社会黑暗的使命感，又开始对自身的生存状态进行内省。
有趣的是，尽管这两本书在精神层面上那么一致地反映“真实”，可是在如何反映“真实”上，两位作者却走向了反面。
《塔》的故事本身是有真实原型的，在无名氏1987年为此书写的跋中，提到了故事原型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的瞿侬女士。然而《塔》又是完全的小说，男女主人公充满激情的对话、书中关于哲理的思考、关于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以及令人回味的结局都是作者的创造。作者之加重了它里面浪漫和戏剧的成分，既是因为作者故意“以一种媚俗的写法”来表现反世俗内涵，也是因为这样的故事在当时是有普遍意义的，惟有将之放大深化，小说的悲剧主题才更打动人心。因此这本书是作者所熟悉的上流社会“真实的投影”。
而《风》则完全相反。虽然小说用了“我”做主人公、“我”又被称作“徐”、并且是研究哲学的，（作者徐讠于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时还使用了当时上海种种场所的真实名字，但谁也不会就此以为《风》是作者的自传。作者徐讠于在书的后记里说：“这本书的故事是虚构的，人物更是想象的，历史的事件与地理的事实的吻合只是第六部小说上普通的要求。如果有人把他所知道的事或认识的人，附会于这书里的故事与人物那完全是神经过敏。书中所表现的其实只是几个你我一样的灵魂在不同环境里的奋斗——为理想，为梦，为信仰，为爱，以及为大我与小我的自由与生存而已。”从作者的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风》的故事只是“几个你我一样的灵魂”在小说世界里的投影。《风》为了表现“几个你我一样的灵魂在不同环境里扎奋斗”，作者才把人物身处的环境描写得更神秘危险。所以《风》可以被称为“投影里的真实”。
然而不论是“真实的投影”还是“投影里的真实”，两位作者要表现的主题却只有一个，那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眼中所看到的社会现实和那代人的精神理想。而我也从“投影”和“真实”里，看出了一代知识分子热情而又悲凉的精神气质。
无名氏与林希翎
李伟
无名氏卜乃夫——40年代曾以《塔里的女人》、《北极风情画》蜚声文坛。
1949年后沉寂无闻，潜藏杭州创作。1983年去台北定居。
林希翎程海果，1957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后去法国定居。
1982年8月间，浙江省文联在西天目山禅源寺开文学研讨会，会期7天。
无名氏被邀。这次他结识了两位前辈作家。
一是鲁迅的好友、当年《译文》的编辑黄源先生；还有一位，是“湖畔派”老
诗人汪静之。
还有一位与会者对无名氏也关注着。这是一位女性，她，原名程海果。当年程
海果仰慕李希凡、蓝翎，把两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又改了一个姓，就成为林希翎。
“反右”运动开始那年1957年，22岁的林希翎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应
届毕业生。
1957年5月23日开始“大鸣大放”。在北京大学的群众集会上，林希翎作了一次
爆炸性的发言。她说，给胡风加反革命的罪名是荒谬的。胡风向中央递意见书，怎
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纲领呢
她的发言有人赞同，要她继续讲，还有人找她签名；当然也有人反对，制止她
发言。
过了3天，5月27日，她又到北大作第二次发言。
她在会上宣布，自她上次会上发表了“胡风不是反革命”的言论后，人民大学
已给她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晚上到公园都有人监视着。
她被先打成“右派”又升级为“反革命分子”，判了15年刑，送去劳动改造。
刑满释放后，留农场锻炼，在农场的小工厂里当了工人。
1979年给“右派”平反的消息传开，林希翎特地从江西赶到北京，盼望人民大
学为她平反并安排工作。后来有人答复她，经过复查，划她“右派”是正确的，应
予维持，不予改正，安排工作也就无从谈起。但人民大学给她补发了毕业文凭。文
凭上要贴本人照片。22岁时的照片没有了，贴上一张新拍的42岁的照片。
1982年，浙江省文联在西天目山禅源寺开文学研讨会时，在金华市文联工作的
林希翎，也出席了会议。
林希翎戴过“右派”帽子，无名氏戴过“反革命”帽子，也许彼此都认为有更
多的“共同语言”。然而一周的接触，她给无名氏的印象是：她是一位政治化的女
性，说话总是雄辩滔滔。她的风度、气质和他接触过的所有女性都不同。
1982年11月初，无名氏赴港探亲申请被批准。12月19日，无名氏直飞广州。
在广州等待出境期间，无名氏意外地和林希翎又一次相遇了。林当时在广州一
所学校教书。再次相遇，两人都很高兴，同游越秀公园及南方大厦，长达4小时。
3天后，12月23日上午9时，无名氏告别广州赴港。
不久，无名氏在台湾定居。
大约是1983、1984年间，林希翎也转道香港去了法国，并在那里定居。
行前，林希翎曾到杭州去找无名氏的学生宋友杭，要他写一封信给香港《新闻
天地》的主持人卜少夫无名氏的二哥，为她介绍，并向他要了一张他们师生
无名氏与宋友杭的合影。林希翎仍有故人之思。
摘自《名人传记》2000年第5期李伟文
无名氏和徐许的小说创作，在战时战后都非常畅销，但他们具有孤高的个性，绝不肯敷衍流行的意见，因此饱受文学批评家的冷眼和歧视。他们的初期作品都擅写爱情故事，被当时的批评家让为新鸳鸯蝴蝶派。无名氏的两部成名作《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曾被左翼文坛视作荒诞离奇、逃避现实的“庸俗”之作，认为它“冲冼了求民主的呼声”，而又被右翼文坛认定是整个抗战期间写得“最为恶劣的作品”。无名氏和徐许的小说在40年代曾一度征服了读者，在40年代国统区显示了奇异色彩，但此后几十年后期被淹没但时过境迁，我们认真反思这些问题，得以重新认识两位作家，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融铸在“无名书稿”中，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在整个抗战期间，无名氏都没有超脱于抗战之上，而是投身于其中，为抗战做了力所能及的大量工作，尽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职责。他写了大量直接反映抗战的新闻报导、散文，小说，在大后方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像副题为《“八一三”三周年谨献给全体死难将士之英灵》的《薤露》，写于1940年夏重庆被日机轰炸后的《火烧的都门》，等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他对抗战的态度可以说是很积极，很投入的，但是〈北极风情画〉一出，他就被说成为一个逃避抗战的逍遥派，“新鸳鸯蝴蝶派“作家，这委实有些不公平。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无名氏对文学的理解和认识与当时的主流文学界不一致。他心目中的文学有着独立地位，有独特价值，能给人以美的启迪而超越于即时性的社会功利之上的东西。他并不认同日后大行于道的那种“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廉价文学的公式，也不认为只有表现出历史的趋势，时代的重大至题，，才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才是文学的唯一追求目标，因此为了抗战，他可以不避危险，到前线采访，宣传抗战，鼓励抗战但这些东西并非一定就是文学，文学与抗战这个时代主题并不是完全等同，完全一致的。因此，“在文学创作中，他宁愿写一些他自己感觉最深的个人性的情感、体验，它可能与抗战有关，也可能与抗战无关。这是一种处于个人话语与时代话语之间的文学话语，是一种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对话，既可以是认同的也可以是质疑的，它取决于作家自身的对生活对时代的态度的理解。”
在谈到《无名书稿》的初衷时，无名氏曾论及他对文学的认识及信念：
1、“按理说，新文学应该能继承过去二千多年的光辉传统，并借鉴于西方文学的传统，运用文学本身的伟大生命力量，创造出气象万千的作品，并唤醒民族精魂，共拯祖国于水火。可是，由于布尔什维克险狠的控制文坛，使一些优秀的作家才露花苞，即横遭政治黑手摧残，不能盛开花朵。“
2、“有鉴于左派的肆虐，瓷意践踏文艺领域，早在抗战末期，我就想写一本长篇江河小说，重新绘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壁画，探索人生各个历程，尝试素描未来人类理想画幅，借以对抗马列主义文化精神体系，晕就是《无名书稿》“。
3、当我写此书时，我代人没有一分一秒，背痉自己的文学信念，就是：通过此书我除了试验多种新鲜的风格与内涵外，多多少少，还着重继承东西二大支文学传统，把古典文学中那种浩瀚气象，磅礴的韵势，荡决地脉的生命力量，一泻千里的情感，锐如犀角的哲思，全注入此书的新形式新内蕴中。我觉得，无论为了投入中华民族自救运动鞋，或探索人类精神历史，勇敢的尝试参与创造新时代新精神，我的上述种种试验“是值得做的，符合一个作家的时代良心的。”2
经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无名氏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学艺术追求，他并没有超脱于抗战之外，同样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信念：探索人类精神历史，为人类建立一个新的信仰，并且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执着地追求着信念。
二、
无名氏的独特艺术追求首先表现在主题的不同凡响。
据卜少夫（无名氏之胞兄）说，作者写《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两部爱情小说“他立意用一种新的媚俗手法来夺取广大的读者，向一些自命为拥有广大读者的成名文艺作家挑战。”从纯文学的观点看《北极风情画》确实具有某些“媚俗”的色彩，单不可忽视的是里面也有非媚俗的东西，那就是他把爱情悲剧转换成一种命运悲剧，使单纯的情爱故事升华到觉解人生的哲理，贯穿了他探索人生的严肃的态度。《塔里的女人》则触及到现代文化中存在着的内在美与善的分割的主题，唯虞的生活其非道德的，甚至会触犯道德，而追求道德完善，又导致了虞的沦之，结国言也随之消失，揭示了女性难以逃脱的悲剧命运。因此，这两部小说并非单纯，的媚俗小说，而是有着作者所深刻思考的命运主题。
如果说按照无名氏自己的创作分期，一九四六年前的“习作阶段，他的主题特色还不是很鲜明的话，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野兽·野兽·野兽》出版之后的创作阶段，即《无名书稿》，则他的主题则变得很明确。
无名氏曾在一九五零年致其兄卜少夫的信中，自述《无名书高》的主旨：
“------如能预期完成这个多年计划（按：指《无名书》七卷），我想念无论在艺术上，思想上，对中国和世界总有点滴之献。——我主要野心实在探讨未来人类的信仰和理想：由感说——思想——信仰-社会问题及政治经济。我相信一个伟大的新家教；新信仰即将出现于地球上，建立一个新信仰。
现代社会上一个文化多气的社会，无名代想要为一个多元社会提供一个学一的总信仰。本身实在可以说是超过了小说艺术的极限，所以它的最欲设想近于难以实现的文化乌托邦理想。但无名氏作得相当辉煌。因为“人类对于精神信仰”的需求却是客观存的永恒的。无名氏所教现的也无非是融合儒耶释三教之后的一种泛宗教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人的生命境界的拓辟和提升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轻视的。3
如果说无名氏在写作《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时，还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读者的趣味和需求，那么在创作《无名氏书稿》时则专注于高水平。
无名氏创作《无名氏书稿》遇到了多方面的困难，但他怀着自己对文学信念的执着追求，含着泪水与血，隐忍坚持，历时十五年，到期1960年全部完成《无名书稿》方卷（原计划七卷）创作，共计二百六十百字。
第一卷《野兽·野兽·野兽》采用广阔的宇宙意识，超历史眼光作为观察生命、透视时代的一个基本视角，五四时期的青年，离开学校，抛弃南京的家，流浪到北方去寻找真理，北伐前久，他从北方以来，在家中喘息，过了一年去了革命策源地—广州。两年后，他随着北伐激流回到长江下游。但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下，他被捕入狱，在牢狱的各种酷刑中，他体验到了人间最底层的惨苦。但走出监狱大门重获自由的印蒂又陷入了同志和朋友“欺骗”、怀疑、诬妄的愤怒和绝望之中。他所追求的真理即生命存在的意义破碎了，他怀着绝望在父亲的营救下回了家。
《无名氏书稿》第二卷《海艳》写印蒂从政治烽火中醒来之后，他细咀嚼了自由和人生，他开始追求诗和梦，追求甜热的爱情。在海上旅途中，他邂逅了自幼久别，相逢不相识的表妹瞿萦。按着写他们在西子湖畔的热恋，在青岛的蜜月，以及梦和诗的幻灭，爱情的破碎。“九·一八”炮声响了，给了印蒂离开瞿萦的契机，从此天涯陌路。
《无名书高》的第三郑《金色的蛇夜》所追求的是“一种隋炀帝或莎乐美的深恋”，一种“中古传奇加世纪末的病态刺激”，印蒂从东北义勇军溃散回埠之后，和一班知识界的朋友说起“魔鬼的纸牌”，组给一个走私团伙，把粉丝，杂粮诸色货物贩运到朝鲜海峡彼岸和红参和海产偷运回来。他们的哲学是：“生命本来是声赌博，哪里都行，只要有金子和女人。”这个时候，印蒂的心中已没有爱情，没有彩梦，没有纪想只有音纯的需要：需要新奇，需要黑暗的诱惑，需要最沉入的魔魅，需要官能的享乐。
第四卷《死的岩层》中的印蒂，在开篇之初已成为了一们天主教修士。他之所以要扳依宗教，是因为他“总觉得那个永恒的问题，一天不解决，我们现在的出血，将来就可能要重复，时代的错误将接着时代的错误，像波浪连着波浪。他从天主教神甫梅良等人的身上看到了宗教的力量，他所要追求的是至高无上的善的事业，这使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宗教的力量，但天主教神甫最终使他失望了，他又一次陷入失路的痛苦之中，但他并不打算放弃这痛苦的追求。父亲在临死之前，郑重地送给儿子一份礼物，是一块埃及金字塔下的岩石碎片。这块石头蕴藏着父亲全部的思想和感觉，它是一种永恒的象征。
《无名书稿》的立意是要探寻东西文化相融合之后的新的生命境界，所以第五卷《开花在星云以外》和第六卷《创世纪大菩提》都是写东西文化融合后的新境界和新世界的人生观。印蒂最后又回到了瞿萦的身边，享受幸福的大地爱情。这时印蒂已经认识到：“没有真正的大地爱情，就没有真正的世间法和永恒的道德。在一切宇宙生命中，人本身就是宇宙最深刻的一片彩色。“他与瞿萦结婚，过着幸福的生活。但他更为关注的还是人类的未来。小说后，印蒂在地地球农场（他和朋友们创办的一个乌托邦式实验基地）对工人和朋友们发表了他的长篇演讲，对政治、道德、宗教等各方面都提出了他的见解，表达了他完整地综合东西方文化之后的新文化设想。
可以说《无名书稿》所关注的问题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成为一种时代的启示录。“要为人类的精神寻找归宿之地，这种超越于时代的追求在文学史上非常罕见，因而也应承认它应有的价值给予它应有的地们。”4
三、
无名氏独特的艺术追求不仅在主题的广大和旨趣，踏破前所未有之境，还表现在史诗式的宏丽结构，独特的文体创新。
无名氏的小说突破古往今来一切小说的结构方式，在艺术上焕然一新。香港文学史学5者司马长风将无名氏小说《野兽·野兽·野兽》的艺术风格概括为如下四点：
我们熟悉的小说，是以叙事文为主的文学作品；可是晕部小说，绝大部分则是形象化的描写；景象和后发制人都十分不同。
我们惯见的小说都有密实的故事情节，这部小说，只是无数缥渺的感觉，恍惚的臆想，藕断丝连的缀合。
我们看过的小说，充满角色的行动和对话；这部小说主要是作者的旁白，角色的独白，全书近五百页，自始至终好像全是絮语和梦呓。
通常的小说，都写几个角色的悲欢离合，即使写社会和时代，也通过角色的行动来表现；可是，本书则全凭直接的描写，来表现历史的峡谷，时代的急流国家的浮沉，社会的风雨读来只感到无数巨幅的画卷，飞掠心脑。5这样，就打破了传统小说，以诗、散文和类小说的叙事，混成的新文学品种叫它小说也可以，叫它散文诗也可以，叫它诗和散文的编织也可以，叫它散文诗风的小说也可以。他打破了传统文学品种的疆界，蹂躏了小说的故垒残阙;这个真理、真狂，在艺术天地里简直有我无人！”
在《无名书稿》第一部《野兽·野兽·野兽》开头和结尾都是大段的抒情诗，感情如瀑飞泄，他简直是肆无忌惮地铺张地使用语言，使文字和描写都显得很奢侈，这样使他的感情一泄千里，热烈燃烧，无法抑止。
无名氏在造句练字上，“表现了超卓的创生力，他几乎甩弃所有前代和同代作家的语汇，每字每句都别出心裁，重新燃烧，重新锤炼因此刷新了文学语句，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鲜和丰富。”7正如司马长风所说，复字复句运用得好可以加强表达效果，可使名词动词化，增加飞动力，例如第一卷书名《野兽·野兽·野兽》三个“野兽”连在一起，表现了活气、激动、逼真和魄力，使人晃如见到了万蹄隆隆、烟尘滚滚、奔腾叫啸大兽群的洪流。
无名氏对文学的独特理解、气魄宏观阔的构思，独特的宇宙视角，文体和词句的创新形成他独一无二的创作特色——史诗式的宏丽结构。这种特色集中表现在《无名书稿》，正如刘玉凯指出，“其史诗式的宏丽结构”，“其实是无名氏小说的精髓所在”。
真实的投影与投影里的真实
——《风萧萧》与《塔里的女人》的相似与差异
《风萧萧》和《塔里的女人》都是四十年代风行一时的通俗小说。《风》的故事梗概是：在沦陷的大上海，年轻的知识分子徐，在租界里偶然救助了一位美国军官史蒂芬，通过史，徐结识了舞女白苹和交际花梅瀛子，在一系列误会之后终于先后得知史、梅、白都是反抗日本侵略的秘密工作人员，徐在史被害身亡的冲击下也加入了梅的工作。然而在一次共同行动中，白因为求胜心切，不幸牺牲，徐和梅也因此暴露身份，两人只得隐姓埋名，从此各奔东西。《塔》则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恋爱悲剧：聪明美丽的交际名媛黎薇爱上了一个不为她的外表所迷惑的男子罗圣提。罗的家世虽不及黎，却受过良好的教育，在音乐和医学方面都很有成就。然而，罗在家乡有一个父母安排的结发妻子，这个障碍使这对有情人最终劳燕分飞。此后黎又遇人不淑，抑郁发疯，罗追悔莫及，以至于出家了事。
从描写的氛围来看，这两本书还都可以算是海派小说的经典。可是，若贸然将两书加以品评，却会有一种田忌赛马式的不公平。因为首先在篇幅上，《塔》就少于《风》；而一般来说，篇幅越长的小说越是有余力展现作者想表达的复杂思想内容。此外在题材上，《风》也有先天的优势。《风》的大背景是沦陷中的上海，《风》中流露出的那种时代悲凉感在气势上压倒了《塔》的婚恋悲剧主题。
然而，如果我们不执著于分辨孰优孰劣，而是将眼光放到体现社会真实这一创作精神的层面上，我们会发现这两本书的相似与相异是非常微妙的。
首先谈谈这两本书的在精神上的相似点吧。
它们的相似之处不仅仅在于语言风格和审美情趣——尽管在这两面两位作者有惊人的相似：在行文风格上，徐讠于和无名氏都喜欢不惜笔墨以大段华丽机智的对话来突现人物性格，将人生哲理思考作为主人公感情发展的主要线索而不是陪衬；在审美情趣上，绅士淑女取代了才子佳人，西方音乐和哲学成为主要的道具。这些相似其实都是海派小说的气质特点，并且徐讠于和无名氏自幼受的都是西式教育，有西方化的美学观念并不足为奇。
《风》和《塔》的相似之处更在于所反映的世界是相通的——当时有点地位和资产的知识分子生存真实。两部作品都流露出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悲愤：《风》流露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日寇阴影下受损的民族自尊；而《塔》表现的封建道德对自由恋爱的迫害和男性知识分子对于爱情的懦弱，亦是残酷压抑的社会现实。这个相通的世界，既反映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眼中的真实世界，也折射出那代知识分子本身的精神世界，这就表现出作者既有揭示社会黑暗的使命感，又开始对自身的生存状态进行内省。
有趣的是，尽管这两本书在精神层面上那么一致地反映“真实”，可是在如何反映“真实”上，两位作者却走向了反面。
《塔》的故事本身是有真实原型的，在无名氏1987年为此书写的跋中，提到了故事原型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的瞿侬女士。然而《塔》又是完全的小说，男女主人公充满激情的对话、书中关于哲理的思考、关于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以及令人回味的结局都是作者的创造。作者之加重了它里面浪漫和戏剧的成分，既是因为作者故意“以一种媚俗的写法”来表现反世俗内涵，也是因为这样的故事在当时是有普遍意义的，惟有将之放大深化，小说的悲剧主题才更打动人心。因此这本书是作者所熟悉的上流社会“真实的投影”。
而《风》则完全相反。虽然小说用了“我”做主人公、“我”又被称作“徐”、并且是研究哲学的，（作者徐讠于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时还使用了当时上海种种场所的真实名字，但谁也不会就此以为《风》是作者的自传。作者徐讠于在书的后记里说：“这本书的故事是虚构的，人物更是想象的，历史的事件与地理的事实的吻合只是第六部小说上普通的要求。如果有人把他所知道的事或认识的人，附会于这书里的故事与人物那完全是神经过敏。书中所表现的其实只是几个你我一样的灵魂在不同环境里的奋斗——为理想，为梦，为信仰，为爱，以及为大我与小我的自由与生存而已。”从作者的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风》的故事只是“几个你我一样的灵魂”在小说世界里的投影。《风》为了表现“几个你我一样的灵魂在不同环境里扎奋斗”，作者才把人物身处的环境描写得更神秘危险。所以《风》可以被称为“投影里的真实”。
然而不论是“真实的投影”还是“投影里的真实”，两位作者要表现的主题却只有一个，那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眼中所看到的社会现实和那代人的精神理想。而我也从“投影”和“真实”里，看出了一代知识分子热情而又悲凉的精神气质。
无名氏与林希翎
李伟
无名氏卜乃夫——40年代曾以《塔里的女人》、《北极风情画》蜚声文坛。
1949年后沉寂无闻，潜藏杭州创作。1983年去台北定居。
林希翎程海果，1957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后去法国定居。
1982年8月间，浙江省文联在西天目山禅源寺开文学研讨会，会期7天。
无名氏被邀。这次他结识了两位前辈作家。
一是鲁迅的好友、当年《译文》的编辑黄源先生；还有一位，是“湖畔派”老
诗人汪静之。
还有一位与会者对无名氏也关注着。这是一位女性，她，原名程海果。当年程
海果仰慕李希凡、蓝翎，把两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又改了一个姓，就成为林希翎。
“反右”运动开始那年1957年，22岁的林希翎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应
届毕业生。
1957年5月23日开始“大鸣大放”。在北京大学的群众集会上，林希翎作了一次
爆炸性的发言。她说，给胡风加反革命的罪名是荒谬的。胡风向中央递意见书，怎
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纲领呢
她的发言有人赞同，要她继续讲，还有人找她签名；当然也有人反对，制止她
发言。
过了3天，5月27日，她又到北大作第二次发言。
她在会上宣布，自她上次会上发表了“胡风不是反革命”的言论后，人民大学
已给她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晚上到公园都有人监视着。
她被先打成“右派”又升级为“反革命分子”，判了15年刑，送去劳动改造。
刑满释放后，留农场锻炼，在农场的小工厂里当了工人。
1979年给“右派”平反的消息传开，林希翎特地从江西赶到北京，盼望人民大
学为她平反并安排工作。后来有人答复她，经过复查，划她“右派”是正确的，应
予维持，不予改正，安排工作也就无从谈起。但人民大学给她补发了毕业文凭。文
凭上要贴本人照片。22岁时的照片没有了，贴上一张新拍的42岁的照片。
1982年，浙江省文联在西天目山禅源寺开文学研讨会时，在金华市文联工作的
林希翎，也出席了会议。
林希翎戴过“右派”帽子，无名氏戴过“反革命”帽子，也许彼此都认为有更
多的“共同语言”。然而一周的接触，她给无名氏的印象是：她是一位政治化的女
性，说话总是雄辩滔滔。她的风度、气质和他接触过的所有女性都不同。
1982年11月初，无名氏赴港探亲申请被批准。12月19日，无名氏直飞广州。
在广州等待出境期间，无名氏意外地和林希翎又一次相遇了。林当时在广州一
所学校教书。再次相遇，两人都很高兴，同游越秀公园及南方大厦，长达4小时。
3天后，12月23日上午9时，无名氏告别广州赴港。
不久，无名氏在台湾定居。
大约是1983、1984年间，林希翎也转道香港去了法国，并在那里定居。
行前，林希翎曾到杭州去找无名氏的学生宋友杭，要他写一封信给香港《新闻
天地》的主持人卜少夫无名氏的二哥，为她介绍，并向他要了一张他们师生
无名氏与宋友杭的合影。林希翎仍有故人之思。
摘自《名人传记》2000年第5期李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