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广州的文化定位：国际禅城——2018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
童天一
1楼
全球化时代广州的文化定位：国际禅城
——2018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国际论坛（连载）
作者：钟健夫
（2018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国际论坛）
2018年11月10日，“2018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国际论坛”，在广州珠岛宾馆举行。来自英国、日本、越南、澳大利亚及香港、澳门和大陆众多知名学者提交了论文，并参加了主会场或分会场的发言。
主办单位：
广州大学；
广州大学发展研究院；
广东省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广州市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研究会。
协办单位：
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
广东省区域发展蓝皮书研究会；
广州市城市学研究会。
（彼德•泰勒——世界城市网络提出者、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发言主题：《混合性和限制性的聚集》）
（艾伦•J•斯科特——全球城市区域（GCR）概念提出者、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誉教授，演讲主题：《重新审视城市区域》。他对全球化带来的城市贫富两极分化十分关注）
（中科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陆大道演讲主题：《中国经济的地理枢纽与珠三角城市群（含广州、深圳、香港）的功能定位》）
（八田达夫——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所长、日本经济学会会长、日本内阁府国家战略特区咨询会议议员兼工作组组长，发言主体：《经济增长和大城市：为什么日本停止增长？》）
全体合影留念
（本文作者钟健夫提交的论文摘要）
我提交的论文是《全球化时代广州的文化定位：国际禅城》。
现在分如下部分介绍（连载）：
一、禅文化，是广州人文识别的比较优势；
二、 为什么中国禅宗的源头在广州？
三、铃木大拙和弗洛姆的启示
四、如何将广州塑造成国际禅城？
本文作者钟健夫，客家人，来穗定居40多年的新广州人，用精神分析和佛学方法反身凝视，发现客家人天生就丧失了主体性，从而纠结于各种名相，与慧能和广府文化的“无相”构成巨大反差
中国禅文化的源头在广州。广州人不喜名相、讲求实际、注重日常生活的文化传统，与《坛经》所说的“无相戒”是一脉相承的。影响日本、韩国和世界的禅文化，来源于那个著名的广州故事：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在广州西来初地登陆，去内地传法至五祖，然后，衣法神奇地又回到广州——六祖惠能在广州光孝寺发表著名的“风幡心动论”，正式剃度出家。
在全球化时代，禅文化就是广州与众不同的人文特色。虽然广州目前称不上是国际禅城，但是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可以在文化上定位为国际禅城。为实现此目标，可以借助城市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资源，运用CIS（City Identity System城市识别系统）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将禅文化作为广州城市的人文识别HI（Humanism Identity），面向世界重构广州的人文形象，将广州塑造成为国际禅城。
一、禅文化，是广州人文识别的比较优势
1、广府文化就是禅文化
禅是什么？禅是无法言说的，无法用语言逻辑进行定义的。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说：“人类语言对于表达禅的深刻真理是不合适的工具，而且禅并不是应由逻辑来解释的问题。因为只有在人的内心深处经验它时，禅才开始被理解。”
闻名国际的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西方世界对中国禅学的了解和认同，主要是因为他的推广
（鲁迅左边是铃木大拙）
不可言说，不去言说，城市文化就很难让人识别、理解和认同。因此，20世纪80、90年代，有外省专家学者称：广州是“文化沙漠”。广府人讲实际，不讲名相，不纠缠理论概念。这不是没有文化，而恰恰就是禅文化。
当年有些外省记者，穿梭于北京与广州之间，从北京的角度思考报道口径，给广州和广东的改革成果写成各种名相，推广到全国。广州和广东人不管这些名相叫白猫还是黑猫，没有“过河手册”指导，摸着石头率先过河了。
有意思的是，现在有关广州学、广府文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几乎全是外省人——新广州人，有些人到广州定居后才开始研究广府文化。
（外省来的新广州人涂成林，人民大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院长，广州学协同新创发展中心负责人，“2018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国际论坛”策划组织者，湖南人，1991年调入广州工作）
（外省来的新广州人纪德君，安徽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外省来的新广州人冷东，吉林长春人，香港大学博士，美国亚洲研究会会员、广州地方史学会副会长、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专家）
（外国来的新广州人安樂博(Robert Antony)，美國夏威夷大學博士，主修中國歷史，任教于美國西肯德基大學多年。2006年到澳門大學歷史系工作，治學領域爲海洋史、明清時期犯罪史及法律的比較史。2016年来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工作）
而一些土生土长的广府文化研究者，比如叶曙明、龚伯洪、饶原生等，全都不喜欢搬弄抽象概念，不喜欢讲理论。这就是禅文化。饶原生的父亲是客家人，因为从小在广州长大，深受广府文化的影响，不爱好理论或抽象的逻辑分析，坚定地认同自己是广州人。
（广州民俗专家饶原生（左）与钟健夫（中）到珠江电台鸡同鸭讲——主持人和饶原生讲广州话，钟健夫说普通话，讨论如何将广州塑造成“国际城禅”）
广东有三大代表性的民系，客家人、潮汕人和广府人。笔者是客家人，24岁到广州，多年后学佛修禅，反观内视，发现客家人的主体性天生就被“客家人”三个字抹除了。因为是客家人，似乎不是“本地人”，主客二元对立成了精神症状。正是因为主体性被抹除，产生“剩余快感”——拉康精神分析学的“对象a”， 并在“剩余快感”的驱动下，客家人喜欢抱团，喜欢研究和书写客家人的迁移史，不断塑造和确立自己的主体性。
实际上，世界各地的华人同乡会，全是主体性在人文地理上被抹除后成立的。
笔者曾在此症状的驱使下，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返祖》。 文学评论家季红真在《文学报》评论说：“《返祖》一书的作者是无处皈依的，内心实际很痛苦，被祖宗的牌位压得喘不气来。不想回归，但同时又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长着尾巴，找不到通往健全的人或理想的人的出路，全部价值体系在这部书里崩溃了。”
（钟健夫以童天一的笔名发表长篇小说《返祖》。封面上那条无法割断的长尾，体现了严重的精神症状——现代性悖论）
广东和福建有些研究客家学的客家人，为了在人文地理上争夺自己的主体性，竟然认为客家人就是本地人，自古以来就是原住民。在台湾，客家人也被称为原住民，政客们如果说漏嘴，说客家人不是原住民，是外来的，就会丢失选票。
谭元亨，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知名客家学研究者，出版过《客家圣典》、《广东客家史》、《客家文化大典》 等众多著作。笔者与谭元亨有多次交流，知道他母亲是客家人，父亲是广府人——祖上为“十三行”八大家“潘卢伍叶谭左徐杨”的谭家。他因为对母亲或者对“客家人”三个字的热爱，投入大量的精力研究客家学。从精神分析学角度看，这可能是一种“恋母情结”。
（谭元亨（左）与钟健夫等文人在客家老乡周强的客墨堂相聚，恰逢改革开放40年，钟健夫撰联：摸着石头过河，梦驾风帆渡海；横批：白猫黑猫。请书法家浩文书写。）
最有意思的是《客家圣典》这个名字，它充分体现了作者将研究对象神圣化的精神状态。一方面，这是对客家人母亲的情感投射；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客家人”三个字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如果主体认同了“客家人”，主体性就被否定了，被抹除了，“剩余快感”就产生了，被否定的主体就变成自恋的主体，要恢复和高扬自己的主体性，于是有了《客家圣典》这个名字。
人们被某个具体的对象否定之后，往往会带来精神创伤，会以自恋的方式掩饰自己的创伤，甚至会用贬低、丑化和攻击的方式回应对方。这样的交互主体性在网上的公共论坛表现得最为充分。比如在关天茶舍论坛，网友之间经常互相否定和辱骂，创伤不断累积，和而不同的交往理性很难建立起来。
（齐泽克，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
在齐泽克看来，无论是个人意识还是主流意识形态——公共历史，都是主体性被抹除后重新建构的——围绕个人创伤或公共创伤的内核，回溯性重构的。齐泽克是拉康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齐泽克指出：历史不过是死亡驱力带来的创伤性事件与不断重复的循环而已，意识形态则是回溯性对事件的解读、阐释和历史化的能指体系。
看看我们的《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实际上，“中华民族”的概念，1902年才由梁启超提出来，现在上下五千年都被整合进来了。近代的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等，全是重大创伤，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和历史都是围绕这些创伤重构的。
“中华民族”的概念，1902年才由梁启超提出来，如 下五千年都被整合进来了。近代的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等，全是重大创伤，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和历史都是围绕这些创伤重构的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一般人都是自恋、自信的，这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特性完全一致。人不自爱、自信，就无法自立。主流意识形态不自恋、自信，就无法体现统治的合法性。如下表所示：
《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笔者在《虚拟现实主义宣言2•0版》中说：“人类以自己的尺度和局限虚拟了这个世界。现实即虚拟，虚拟即存在，存在即幻象。” 无论是上帝、佛性、历史、文化还是意识形态，以及本文所说的城市形象，都只是一种虚拟现实。这不是虚无主义，而是虚有主义。
非常有意思的是，某一天，有人突然质问谭元亨：你父亲是广府人，你也是广府人，你为什么只研究客家文化？为什么不研究广府文化？
谭元亨这才回过神来，觉得有道理，从此开始研究广府文化。他还四处鼓动，组织广府人的广府文化研究会，以为广府人的广府文化研究会像客家人的客家学一样，很快兴旺起来。开始确实热闹了一阵子，但是，不久之后，热情慢慢消失，广府人对自己的广府文化研究又回归平静。
谭元亨问笔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笔者精神分析的结果是，广府人自古以来占据着非常好的地理位置，富饶的珠三角洲，交通发达，集贸兴旺，丰衣足食，人与自然浑然一体。所谓“广府”就是广东首府，广府人是广东的主流民系，主体性很少被抹除，是其所是地生存着，民系心态比较松驰、健康，没有必要天天强调“我所是”。
想当年，福建人借“丝绸之路”这种古代内陆贸易文明的话语，创造出“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为的是强调——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之路的起点。而自古以来就是全球贸易之港的广州人却很淡定，不与相争。“食在广州” 国际闻名，而在四川成都成功申报为“世界美食之都”之后，老广州人却很谈定，不与相争。这让我们一些外来的新广州人非常着急。
广府人这种不在意别人用名相来界定的泰然状态，是敞亮本真的存在，是“我是我所是”的存在，其实就是禅文化。不识字的六祖惠能在见五祖之前，就曾经深受这种文化的熏染。《坛经》版本虽多，但开头几乎都是：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无相”和“无相戒”，是本文的关键词。广州禅文化的人文识别，就是“无相之相”！
（受无相戒的弘法弟子们，保留了六祖的真身）
2、禅文化，广州人文识别的比较优势
识别——Identity，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移动互联时代时髦的关键词。当然，人工智能的识别只是一种机器识别，一种算法而已。城市识别系统意义上的识别Identity，是“识别、身份、认同”三位一体的，不是人机间性的，而是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的，是人与城市，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为了说明禅文化是广州人文识别的比较优势，下面介绍一下什么是人文识别。
人文识别HI（Humanism Identity），最早出现在城市识别系统CIS（ City Identity System）理论里。这是笔者原创的概念，发表在《城市形象与企业形象》一文中。此文是1996年8月笔者提交给浙江金华举办的“首届全国城市形象设计研讨会”的论文，后来收在笔者1999年出版的文集《行动与狂想——钟式CI秘密》里 。
（钟健夫1999年出版的《行动与狂想——钟式CI秘密》）
（钟健夫1999年出版的《行动与狂想——钟式CI秘密》，介绍自己1996年就公开提出城市形象的人文识别、地缘识别和政策识别）
笔者在《城市形象与企业形象》一文中说：“除地缘识别外，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族等人文状况，是城市个性中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应当作为独立的识别系统提出来，即人文识别：Humanism Identity，其英文缩写为HI。人文识别是一个城市最持久、最具资源潜力和最具文化人类学意义的识别系统。”
笔者认为：“当我们设计城市的人文识别时，必须注意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城市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族等是长期沉积的结果，是一种历时性的遗产，而当代城市人的现实生活必须与历时性的人文遗产共存，这就是城市的一种共时性状况。”
（钟健夫1999年出版的《行动与狂想——钟式CI秘密》，介绍城市形象的人文识别、地缘识别和政策识别）
从人文识别意义上看，广州的禅文化，在全球时代所有城市中是最具人文识别特色和最具比较优势的。禅宗说要离一切相，不立文字，与广府人不纠结于文字和名相的精神状态，完全一致，并且恰恰成了广府文化与众不同的特色。
2002年2月，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鸿雁教授在他出版的《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中外城市形象比较的社会学研究》 一书中，引用了笔者原创的人文识别、地缘识别，政策识别的概念，包括定义和相关介绍文字，却没有注明出处。笔者在关天茶舍公共论坛发文质疑，张教授承认是其共同撰稿的博士生引用了《行动与狂想——钟式CI秘密》一书，答应再版时注明出处。
从禅修的角度看，没有必要纠缠于谁最早提出人文识别这样的名相，深受禅文化影响的广府人也不喜欢这样的概念思维。笔者作为外来迁入并且在广州生活了36年的客家人——新广州人，对学术概念的长期纠结，恰恰反衬着广府人不求名相的禅文化。不过，从广州学的学科建构来说，理清学术概念的原始出处，非常重要。城市识别系统中的人文识别，是笔者这样的新广州人创造的。
（2004年8月，重庆大学的胡同泽和蔡旺春在《经济与管理》杂志发表的《重庆城市形象设计探讨》一文，抄袭了钟健夫的“人文识别、地缘识别和政策识别”）
（2004年这篇宣称他们提出，实则抄袭钟健夫的“人文识别、地缘识别和政策识别”的论文，在中国知网被引用2千多次）
为了撰写本文，笔者在网上搜索资料，发现自己原创的人文识别等三个重要概念被广泛引用，但几乎全都指向原创者是重庆大学的胡同泽和蔡旺春——他们于2004年8月在《经济与管理》杂志发表的《重庆城市形象设计探讨》 一文中，提出了城市形象的人文识别、地缘识别，政策识别。我找到《重庆城市形象设计探讨》一文，发现他们竟将这三个概念当作自己的原创来发表。
从禅修的角度看，自己原创的概念被他人盗用和广泛引用，应当感到高兴。
（未完待续）
——2018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国际论坛（连载）
作者：钟健夫
（2018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国际论坛）
2018年11月10日，“2018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国际论坛”，在广州珠岛宾馆举行。来自英国、日本、越南、澳大利亚及香港、澳门和大陆众多知名学者提交了论文，并参加了主会场或分会场的发言。
主办单位：
广州大学；
广州大学发展研究院；
广东省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广州市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研究会。
协办单位：
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
广东省区域发展蓝皮书研究会；
广州市城市学研究会。
（彼德•泰勒——世界城市网络提出者、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发言主题：《混合性和限制性的聚集》）
（艾伦•J•斯科特——全球城市区域（GCR）概念提出者、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誉教授，演讲主题：《重新审视城市区域》。他对全球化带来的城市贫富两极分化十分关注）
（中科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陆大道演讲主题：《中国经济的地理枢纽与珠三角城市群（含广州、深圳、香港）的功能定位》）
（八田达夫——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所长、日本经济学会会长、日本内阁府国家战略特区咨询会议议员兼工作组组长，发言主体：《经济增长和大城市：为什么日本停止增长？》）
全体合影留念
（本文作者钟健夫提交的论文摘要）
我提交的论文是《全球化时代广州的文化定位：国际禅城》。
现在分如下部分介绍（连载）：
一、禅文化，是广州人文识别的比较优势；
二、 为什么中国禅宗的源头在广州？
三、铃木大拙和弗洛姆的启示
四、如何将广州塑造成国际禅城？
本文作者钟健夫，客家人，来穗定居40多年的新广州人，用精神分析和佛学方法反身凝视，发现客家人天生就丧失了主体性，从而纠结于各种名相，与慧能和广府文化的“无相”构成巨大反差
中国禅文化的源头在广州。广州人不喜名相、讲求实际、注重日常生活的文化传统，与《坛经》所说的“无相戒”是一脉相承的。影响日本、韩国和世界的禅文化，来源于那个著名的广州故事：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在广州西来初地登陆，去内地传法至五祖，然后，衣法神奇地又回到广州——六祖惠能在广州光孝寺发表著名的“风幡心动论”，正式剃度出家。
在全球化时代，禅文化就是广州与众不同的人文特色。虽然广州目前称不上是国际禅城，但是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可以在文化上定位为国际禅城。为实现此目标，可以借助城市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资源，运用CIS（City Identity System城市识别系统）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将禅文化作为广州城市的人文识别HI（Humanism Identity），面向世界重构广州的人文形象，将广州塑造成为国际禅城。
一、禅文化，是广州人文识别的比较优势
1、广府文化就是禅文化
禅是什么？禅是无法言说的，无法用语言逻辑进行定义的。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说：“人类语言对于表达禅的深刻真理是不合适的工具，而且禅并不是应由逻辑来解释的问题。因为只有在人的内心深处经验它时，禅才开始被理解。”
闻名国际的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西方世界对中国禅学的了解和认同，主要是因为他的推广
（鲁迅左边是铃木大拙）
不可言说，不去言说，城市文化就很难让人识别、理解和认同。因此，20世纪80、90年代，有外省专家学者称：广州是“文化沙漠”。广府人讲实际，不讲名相，不纠缠理论概念。这不是没有文化，而恰恰就是禅文化。
当年有些外省记者，穿梭于北京与广州之间，从北京的角度思考报道口径，给广州和广东的改革成果写成各种名相，推广到全国。广州和广东人不管这些名相叫白猫还是黑猫，没有“过河手册”指导，摸着石头率先过河了。
有意思的是，现在有关广州学、广府文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几乎全是外省人——新广州人，有些人到广州定居后才开始研究广府文化。
（外省来的新广州人涂成林，人民大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院长，广州学协同新创发展中心负责人，“2018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国际论坛”策划组织者，湖南人，1991年调入广州工作）
（外省来的新广州人纪德君，安徽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外省来的新广州人冷东，吉林长春人，香港大学博士，美国亚洲研究会会员、广州地方史学会副会长、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专家）
（外国来的新广州人安樂博(Robert Antony)，美國夏威夷大學博士，主修中國歷史，任教于美國西肯德基大學多年。2006年到澳門大學歷史系工作，治學領域爲海洋史、明清時期犯罪史及法律的比較史。2016年来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工作）
而一些土生土长的广府文化研究者，比如叶曙明、龚伯洪、饶原生等，全都不喜欢搬弄抽象概念，不喜欢讲理论。这就是禅文化。饶原生的父亲是客家人，因为从小在广州长大，深受广府文化的影响，不爱好理论或抽象的逻辑分析，坚定地认同自己是广州人。
（广州民俗专家饶原生（左）与钟健夫（中）到珠江电台鸡同鸭讲——主持人和饶原生讲广州话，钟健夫说普通话，讨论如何将广州塑造成“国际城禅”）
广东有三大代表性的民系，客家人、潮汕人和广府人。笔者是客家人，24岁到广州，多年后学佛修禅，反观内视，发现客家人的主体性天生就被“客家人”三个字抹除了。因为是客家人，似乎不是“本地人”，主客二元对立成了精神症状。正是因为主体性被抹除，产生“剩余快感”——拉康精神分析学的“对象a”， 并在“剩余快感”的驱动下，客家人喜欢抱团，喜欢研究和书写客家人的迁移史，不断塑造和确立自己的主体性。
实际上，世界各地的华人同乡会，全是主体性在人文地理上被抹除后成立的。
笔者曾在此症状的驱使下，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返祖》。 文学评论家季红真在《文学报》评论说：“《返祖》一书的作者是无处皈依的，内心实际很痛苦，被祖宗的牌位压得喘不气来。不想回归，但同时又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长着尾巴，找不到通往健全的人或理想的人的出路，全部价值体系在这部书里崩溃了。”
（钟健夫以童天一的笔名发表长篇小说《返祖》。封面上那条无法割断的长尾，体现了严重的精神症状——现代性悖论）
广东和福建有些研究客家学的客家人，为了在人文地理上争夺自己的主体性，竟然认为客家人就是本地人，自古以来就是原住民。在台湾，客家人也被称为原住民，政客们如果说漏嘴，说客家人不是原住民，是外来的，就会丢失选票。
谭元亨，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知名客家学研究者，出版过《客家圣典》、《广东客家史》、《客家文化大典》 等众多著作。笔者与谭元亨有多次交流，知道他母亲是客家人，父亲是广府人——祖上为“十三行”八大家“潘卢伍叶谭左徐杨”的谭家。他因为对母亲或者对“客家人”三个字的热爱，投入大量的精力研究客家学。从精神分析学角度看，这可能是一种“恋母情结”。
（谭元亨（左）与钟健夫等文人在客家老乡周强的客墨堂相聚，恰逢改革开放40年，钟健夫撰联：摸着石头过河，梦驾风帆渡海；横批：白猫黑猫。请书法家浩文书写。）
最有意思的是《客家圣典》这个名字，它充分体现了作者将研究对象神圣化的精神状态。一方面，这是对客家人母亲的情感投射；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客家人”三个字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如果主体认同了“客家人”，主体性就被否定了，被抹除了，“剩余快感”就产生了，被否定的主体就变成自恋的主体，要恢复和高扬自己的主体性，于是有了《客家圣典》这个名字。
人们被某个具体的对象否定之后，往往会带来精神创伤，会以自恋的方式掩饰自己的创伤，甚至会用贬低、丑化和攻击的方式回应对方。这样的交互主体性在网上的公共论坛表现得最为充分。比如在关天茶舍论坛，网友之间经常互相否定和辱骂，创伤不断累积，和而不同的交往理性很难建立起来。
（齐泽克，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
在齐泽克看来，无论是个人意识还是主流意识形态——公共历史，都是主体性被抹除后重新建构的——围绕个人创伤或公共创伤的内核，回溯性重构的。齐泽克是拉康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齐泽克指出：历史不过是死亡驱力带来的创伤性事件与不断重复的循环而已，意识形态则是回溯性对事件的解读、阐释和历史化的能指体系。
看看我们的《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实际上，“中华民族”的概念，1902年才由梁启超提出来，现在上下五千年都被整合进来了。近代的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等，全是重大创伤，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和历史都是围绕这些创伤重构的。
“中华民族”的概念，1902年才由梁启超提出来，如 下五千年都被整合进来了。近代的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等，全是重大创伤，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和历史都是围绕这些创伤重构的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一般人都是自恋、自信的，这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特性完全一致。人不自爱、自信，就无法自立。主流意识形态不自恋、自信，就无法体现统治的合法性。如下表所示：
《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笔者在《虚拟现实主义宣言2•0版》中说：“人类以自己的尺度和局限虚拟了这个世界。现实即虚拟，虚拟即存在，存在即幻象。” 无论是上帝、佛性、历史、文化还是意识形态，以及本文所说的城市形象，都只是一种虚拟现实。这不是虚无主义，而是虚有主义。
非常有意思的是，某一天，有人突然质问谭元亨：你父亲是广府人，你也是广府人，你为什么只研究客家文化？为什么不研究广府文化？
谭元亨这才回过神来，觉得有道理，从此开始研究广府文化。他还四处鼓动，组织广府人的广府文化研究会，以为广府人的广府文化研究会像客家人的客家学一样，很快兴旺起来。开始确实热闹了一阵子，但是，不久之后，热情慢慢消失，广府人对自己的广府文化研究又回归平静。
谭元亨问笔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笔者精神分析的结果是，广府人自古以来占据着非常好的地理位置，富饶的珠三角洲，交通发达，集贸兴旺，丰衣足食，人与自然浑然一体。所谓“广府”就是广东首府，广府人是广东的主流民系，主体性很少被抹除，是其所是地生存着，民系心态比较松驰、健康，没有必要天天强调“我所是”。
想当年，福建人借“丝绸之路”这种古代内陆贸易文明的话语，创造出“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为的是强调——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之路的起点。而自古以来就是全球贸易之港的广州人却很淡定，不与相争。“食在广州” 国际闻名，而在四川成都成功申报为“世界美食之都”之后，老广州人却很谈定，不与相争。这让我们一些外来的新广州人非常着急。
广府人这种不在意别人用名相来界定的泰然状态，是敞亮本真的存在，是“我是我所是”的存在，其实就是禅文化。不识字的六祖惠能在见五祖之前，就曾经深受这种文化的熏染。《坛经》版本虽多，但开头几乎都是：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无相”和“无相戒”，是本文的关键词。广州禅文化的人文识别，就是“无相之相”！
（受无相戒的弘法弟子们，保留了六祖的真身）
2、禅文化，广州人文识别的比较优势
识别——Identity，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移动互联时代时髦的关键词。当然，人工智能的识别只是一种机器识别，一种算法而已。城市识别系统意义上的识别Identity，是“识别、身份、认同”三位一体的，不是人机间性的，而是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的，是人与城市，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为了说明禅文化是广州人文识别的比较优势，下面介绍一下什么是人文识别。
人文识别HI（Humanism Identity），最早出现在城市识别系统CIS（ City Identity System）理论里。这是笔者原创的概念，发表在《城市形象与企业形象》一文中。此文是1996年8月笔者提交给浙江金华举办的“首届全国城市形象设计研讨会”的论文，后来收在笔者1999年出版的文集《行动与狂想——钟式CI秘密》里 。
（钟健夫1999年出版的《行动与狂想——钟式CI秘密》）
（钟健夫1999年出版的《行动与狂想——钟式CI秘密》，介绍自己1996年就公开提出城市形象的人文识别、地缘识别和政策识别）
笔者在《城市形象与企业形象》一文中说：“除地缘识别外，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族等人文状况，是城市个性中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应当作为独立的识别系统提出来，即人文识别：Humanism Identity，其英文缩写为HI。人文识别是一个城市最持久、最具资源潜力和最具文化人类学意义的识别系统。”
笔者认为：“当我们设计城市的人文识别时，必须注意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城市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族等是长期沉积的结果，是一种历时性的遗产，而当代城市人的现实生活必须与历时性的人文遗产共存，这就是城市的一种共时性状况。”
（钟健夫1999年出版的《行动与狂想——钟式CI秘密》，介绍城市形象的人文识别、地缘识别和政策识别）
从人文识别意义上看，广州的禅文化，在全球时代所有城市中是最具人文识别特色和最具比较优势的。禅宗说要离一切相，不立文字，与广府人不纠结于文字和名相的精神状态，完全一致，并且恰恰成了广府文化与众不同的特色。
2002年2月，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鸿雁教授在他出版的《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中外城市形象比较的社会学研究》 一书中，引用了笔者原创的人文识别、地缘识别，政策识别的概念，包括定义和相关介绍文字，却没有注明出处。笔者在关天茶舍公共论坛发文质疑，张教授承认是其共同撰稿的博士生引用了《行动与狂想——钟式CI秘密》一书，答应再版时注明出处。
从禅修的角度看，没有必要纠缠于谁最早提出人文识别这样的名相，深受禅文化影响的广府人也不喜欢这样的概念思维。笔者作为外来迁入并且在广州生活了36年的客家人——新广州人，对学术概念的长期纠结，恰恰反衬着广府人不求名相的禅文化。不过，从广州学的学科建构来说，理清学术概念的原始出处，非常重要。城市识别系统中的人文识别，是笔者这样的新广州人创造的。
（2004年8月，重庆大学的胡同泽和蔡旺春在《经济与管理》杂志发表的《重庆城市形象设计探讨》一文，抄袭了钟健夫的“人文识别、地缘识别和政策识别”）
（2004年这篇宣称他们提出，实则抄袭钟健夫的“人文识别、地缘识别和政策识别”的论文，在中国知网被引用2千多次）
为了撰写本文，笔者在网上搜索资料，发现自己原创的人文识别等三个重要概念被广泛引用，但几乎全都指向原创者是重庆大学的胡同泽和蔡旺春——他们于2004年8月在《经济与管理》杂志发表的《重庆城市形象设计探讨》 一文中，提出了城市形象的人文识别、地缘识别，政策识别。我找到《重庆城市形象设计探讨》一文，发现他们竟将这三个概念当作自己的原创来发表。
从禅修的角度看，自己原创的概念被他人盗用和广泛引用，应当感到高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