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黄河”（外一篇）
庄晓明
1楼
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
任何时代，任何种族的读者，只要打开这样的诗句，都会被一种自天而降的力量所震撼，洗礼，并在它冲激的惝恍、迷醉中，似乎青天之乳下垂，黄色乳液不停倾泻，哺育着它所触及的万物生灵，以及一种一往无前地奔腾的时间。
李白的诗歌只能来自于李白，如同地球的黄河始终只有一条。那种奔腾的诗意，不可遏止的激情，直是神与人共同创造的一种壮丽景观——它虽属于人类的理解，却又拥有着自然的伟大特征与神秘。它是一种原初的力量，许多世纪的孕育后，突然的爆发，冲激。这种爆发.、冲激的宏大景观，一个民族能够拥有一次，也就算幸运了。
在李白的回望中，他亦有理由把自己的生命看着自“天上”而来。他的身世至今是一个谜，我们只知道他出生在比地理上的黄河源头——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还要遥远的西域，荒凉而滋育着英雄与天才的中亚腹地。因此，李白没有理由不让自己的生命与自“天上”而来的“黄河之水”一同奔腾，在广阔的华夏大地奔腾。他的朋友贺知章一见之下，就惊呼他为“谪仙人”。
……
黄河万里触山动
盘涡毂转秦地雷
……
现在，这条天上之河开始大地的奔腾。然而，它的一切仍无不带着天上的特征：它的速度一泻千里，仿佛是天神的驾驭；它的轮子火焰一般掠过，在大地，山谷，发出天庭的雷鸣——实际上，无须任何修饰，我们就可以把这奔腾的速度，看作李白诗歌的速度；把这天庭的雷鸣，看作李白诗歌的音律——只要你打开《李太白集》，就会被这闪电的速度和不间隙的雷鸣席卷而去。
来自天上的黄河，一开始就是完美的。你不能说黄河的入海口就比黄河的源头成熟，它们只是呈现着不同的风度——李白的诗歌亦是如此。李白诗歌的整体完美，以及它所流动的时间，不同的河段，使我联想到那些最伟大的音乐——没有办法，世界范围的大诗人中，我没能寻找到整体的风格、气质可与李白并论的——李白就象黄河一样的孤独，孤傲。由一条河的形成，流动，我首先想到斯美塔纳不朽的《沃尔塔瓦河》——从森林深处，涌出两股清泉。一股寒冷而平静安宁；另一股温暖而滔滔不绝——似乎应和着诞生了李白生命的寒冷的中亚腹地，及成长了李白童年、少年的温润的四川盆地。它们汇到一起，形成沃尔塔瓦河。经过波希米亚的峡谷，它变成了一条大河。它穿过茂密的森林，牧场，猎人的号角……入夜，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在它闪光的波浪上作乐。在水面映出要塞，城堡，往昔的业绩，过去的勇武时光……它愈来愈壮丽……但我很快终止了这条河的描述，因为它只是展示了李白黄河的某个侧面，它的流动太狭小，太雅致，太抒情了。它只是大地上的一条壮丽的大河，而没有来自天上的色彩与印记，没有呈现出李白那自天而降的强大的生命力度，它的河床根本无法容纳李白那巨大的使一切的岸缘颤栗的奔腾。由天上的色彩与印记，我又寻到伟大的巴赫，但我随即又遗憾地发现，巴赫的音乐并非从天上倾泻而来，而是由广阔的大地向着天庭蒸发，升华……最终的徒劳之后，我只好这样说，巴赫天上的色彩，印记，加上贝多芬的雄浑，冲激，莫札特的天然，清澈，刚好合成李白的“黄河”——这种“黄”，并非冲激起的土质的浑浊，而是指李白的诗歌中奔腾着的一种生命的广博、神秘、深邃、复杂的浑融状态。
……
巨灵咆哮擘两山
洪波喷流射东海
……
这样壮伟的诗句，只能产生于黄河，只能来自于李白。随着这条大河的继续奔腾，河段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神灵，一座大山试图阻挡他的前行。于是，他以手擘开其上，以足踏离其下，将其分为河西的华山，河东的首阳山。蓄足了力量的黄河，似乎又寻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冲激，长虹一般喷射向东海……显然，这巨灵的神力，形象，是一种上天与大地的共同创造，是从天上奔腾而来的黄河之水，沿途汲足了大地的力量，而哺育出的一个神话中人。如同李白诗歌的精魄，这个巨灵具有着冲决一切——包括文化、历史、时间的力量，但又不是那种常见的与一切同归于毁灭的英雄式的力量。这两句诗意中的雄性的力量及象征，还使我们想象着一个民族的鼎盛期，那种不可抑制的伟大的创造力，繁殖力。
完成了《杜甫的象征》一文后，我始终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当然，这种不安倒并非是因为文中把杜甫推为民族诗人，而落选了李白，触犯了千百年来李杜并称的天条——名额只有一个，实是无奈之举。而是因为在文中将李白与但丁、歌德比较时，责备其没有像他们那样飞升到更为高远的天空——这只是某个方面的比较，但因措辞的不够严谨，似乎使李白的形象矮了一截。李白怎么会矮于但丁、歌德，至少他们也是同一个级别的大诗人。李白的诗歌本就是天上的倾泻，何须什么飞升，超越——难道我们须徒劳地去追问黄河为什么要奔腾，它试图超越什么，到达什么样的信仰？黄河之水自身的奔腾就是一切，并孕育着一切。
如果说我最敬重的是杜甫，那么，最敬爱的则是李白。李白的诗歌似乎不是来自人的大脑，来自人的思想，而是直接来自人类生命的黄金部分。在李白的诗中，你无须亦无暇寻找什么象征，隐喻，暗示，那只会误入支流。李白的诗歌就是一种奔腾，由上天向着大地的倾泻，奔腾，并冲激出一幕幕生命、自然、文化的巨大幻象——而这些幻象，又无不打印着李白那特有的天才印记。如同对杜甫的大地阅读一般，《李太白集》，你不能把它分解成单篇，不能把黄河分解成一片一片的浪花——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流连这一片一片的浪花，李白壮丽的奔腾是如此完美，不可思议，即使它的某片浪花的飞溅，它的岸边石隙的小憩——那些短小的律绝，都完美得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如果说，宗教在某种意义上起源于人类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那么，李白的诗歌就提供了这样的一种敬畏。或者说，李白的诗歌是人类的一种僭越，在大自然中的延伸，它启迪着我们的一切美好而伟大的情怀。
……
被发之叟狂而痴
清晨径流欲奚为
旁人不惜妻止之
公无渡河苦渡河
……
当这条大河奔腾它的中游，终于加入了人的力量，出现了人的身影。然而，这里出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不可思议的“狂而痴”，恐怕只能来自人神的混血。李白本人的血液，传说有着混血的可能，而这首歌行《公无渡河》的源头，则完全来自于异族。西晋崔豹《古今注》记：朝鲜津卒霍里子高早晨起船下水，见一白发狂夫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呼止之，不及，遂堕河水死。其妻于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无渡河》歌：“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曲终，亦投河而死。现在，这一来自异族的支流，在李白黄河之水的激荡中，由一凄恻离奇的传说，化为了一首具有古希腊悲剧力量的歌行——这就是鲁迅先生所感慨的汉唐魄力。强悍无理的黄河，现在遇到了一个同样强悍无理的人类，而它们的相激，相汇，又似乎是为了成就一个更为丰沛的奔腾。
李白投水捉月的著名传说，无疑与这个“狂而痴”的强渡黄河而死的披发之叟之间，有着某种折射关系。而且，我进而认为，这个“狂而痴”的强渡黄河而死，将自己的尸骨挂于长鲸雪山般的白齿间，归向大海的披发之叟，更接近李白那丰沛而奔腾的天性。这个世界的局促，似乎无法容纳他那巨大的生命，于是，他下意识地向往着极限的突破，向往着另一个世界——尽管那一边可能是死亡，亦毅然赴之，在死亡的颠荡中体验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实际上，整个盛唐都是这样，汉民族是如此一往无前地向往着异域，向往着世界的边缘。一个民族的崛起，往往就是由这种“狂而痴”的力量所决定的，既然迟早都将为时间之水所淹没，何不决然投身于一种伟大的激荡，哪怕是一首诗的瞬息。
今天，我们之所以很难准确地感受这首《公无渡河》，实因为我们衰弱的血管里，已失去了祖先那旺盛的血脉，无法想象它的里面曾有着自天上而来的黄河之水的激荡，奔腾。我们之所以精精计较地度着苍白的时间，是因为下意识中畏惧前方的枯竭。
……
黄河落天走东海
万里写入胸怀间
……
最终，在黄河奔腾的尽头，与大海的交汇处，立起了一位诗人。他有着神祗的庄严，宁静，从容地将这自天上而来的万里奔腾及奔腾中哺育的壮丽景观，一并收入了自己大海的胸怀，收入了不朽的诗篇。
相对于前面的咆哮的巨灵，“狂而痴”的披发之叟，这位诗人由于大海的蓝色沉淀，而显得层次分明——他的一部分属于神祗，从容地将“万里写入胸怀间”；另一部分不幸地属于人的易朽的肉躯，感慨着“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于是，这位诗人举起了世界上最为著名的酒杯，他试图借助于酒的火焰，将自己的肉躯部分燃烧殆尽，燃烧成天空与明月的澄明。
酒，一种大地的粮食与水酿造的火焰，与诗所提纯的人的生命一样，总是翻腾着试图上升——它想回去。火，本就来自于天上，是诗人将它盗窃到人间，激荡着黄河之水的奔腾。然后，又由它承接返程——当酒精的蓝色火焰，在人的血管里燃烧的时候，它就是在承接由大海向着青天的返程……这样的返程并不很远。实际上，当我们阅读李白诗篇的时候，就已感到自己被火焰燃烧的透明，一种青天的澄明。并且，感到生命的某处冰封的区域，开始松软，湿润……又有了由天上向下倾泻、奔腾的激情——这是一种不朽的轮回。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即使那条地理上的黄河真的有了干涸的那一天，然而，只要李白的诗篇存在着，那条自“天上”而来的“黄河之水”就依然会不息地奔腾，向着这个日益干涸的世界不息地倾泻，奔腾。
……
五花马
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杜甫的象征
惠特曼曾断言：一个民族的最高检验是自己所产生的诗歌。当然，这一定义不仅仅是为他个人准备的，用在与他对称的地球的另一半，中国唐朝的一位伟大诗人杜甫身上，同样的合适。或许，在世界级的大诗人中，他们之间还拥有着最多的相似性：他们都是为人的文学；他们的精神与脚步都从未离开宽广的大地；他们宏伟的诗歌大厦，都是由短章所构筑，并在其中包容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至今仍居住在他们的庇护里——尤其于伟大的杜甫，无论我们正经受着如何的苦难与命运的不幸，然而，只要一想到自己是在重叠着他的足迹与漂泊的大地，那么，所有的一切就拥有了一种神圣的慰藉。
尽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这位伟人的生平再熟悉不过了，但简单地回顾一下还是必要的——朝圣的路程，要求着无限的重复。他幸运地生于一个诗的时代——唐朝；又幸运地生于一个诗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期的著名诗人，有“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这样的佳句传诵至今。但他的幼年却称不上幸福，很早就失去了母亲。虽然早慧，却体弱多病，寄居在姑母家里——这些征象似乎是为了要与他晚年的孤独、悲剧完成某种对接。公元731年至公元741年这十年间，可谓杜甫一生最快意的日子，它包含了唐王朝的鼎盛期与自己青春期的两次壮游，由“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这样的诗句，可见他当时的气象，自负。但与他困顿的一生相比，这样的时间毕竟太短暂了。仿佛回应着唐王朝天宝年间政治上的走向灰黯，成了婚有了家室的杜甫，亦陷入了生存的奔波，挣扎，“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当然，于他的精神世界来说，金色的时间仍不时闪现：公元744年（天宝三年）的孟夏，一个被闻一多先生喻为“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的奇景出现了——杜甫与李白在东都洛阳相会。虽然他们一起漫游的日子不是很多，但以普通的时间观念来对此计算，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段时间至今仍在激动着我们的想象。
公元755年，多年的奔波后，杜甫终于得到了一个官衔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掌握武库兵器和门禁钥匙的八品小官，但他所做的官却连家庭的温饱都不能保证，他的幼子在他的任职期间饿死——这于他的才华与青年时期的自许，简直是一个讽刺。与此讽刺相呼应的，是盛唐亦进入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末期，这一年的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变，从此，杜甫与他的家庭被抛入了战乱的漂泊，挣扎，其涉及的时间之漫长，距离之遥远，地域之辽阔，处境之艰辛，都是世界大诗人中罕见其匹的。而作为补偿，诗人的生命与诗篇亦由此坚实地走向了伟大的阶段。虽然晚年成都草堂的数年岁月还算平静，但诗人仍是生活于社会的边缘与孤独之中，他完全是凭一种伟大的诗歌信念在支撑着自己——他不可能像今天的诗人作家们这般动辄考虑名声或市场。公元770年的一个寒冷的冬天，湘江的一条破败的小舟里，贫病中的杜甫默默停止了呼吸。以上的叙述对于一个伟大的生命而言，或许过于简略，而历史最终为他所冠的“诗圣”二字，却是恰如其分道尽了一切。我曾写有一首十四行诗《杜甫》，但渺小的文字实在不配他的伟大，只是表达了对这位伟人的敬仰：
看群山脚下浮动/ 倦鸟归入青霭／ 而你岩雕般转身／ 由盛唐的溃疡／ 踏入遍地
烽烟／ 在明月硕大的泪滴下／ 忧郁焦黑的家园／ 无数飘泊的亡魂／ 一杯浊
酒中相聚／ 你从容饮下人间苦难／ 吟出星瓦铺排的诗句／ 成灿烂的天穹／ 并
向时间深处／ 垂下一座风雨广厦
在大诗人中，五十八岁的年龄，远算不得高寿，然而，特殊的时代遭遇，际遇，以及他从不间歇的创作，创造，却给我们以极其漫长的感觉。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千四百余首诗歌，而他的生命，也就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这些永恒的诗篇之中。这种生命与诗篇，是人类可遇而不可求的，均衡的天才，健全的人格，理性的生活，以及在不同的阶段，发散着不同光泽的火焰，并且愈至晚年愈纯粹。杜甫是一个民族的身心状况俱佳时的伟大产物，他的诗篇，与他的诗篇和生命所合成的文化意义上的象征，皆堪称伟大。如果就此角度对文学史做一番梳理，是颇有价值与挑战的。如，二十世纪初的法国大诗人瓦雷里，曾被博尔赫斯推为欧洲文化黄昏的象征，而与艾略特、里尔克并列，但博尔赫斯同时又承认，瓦雷里的诗篇不及艾略特、里尔克的生动，有力；而几乎同时代的另一位小说诗人普鲁斯特的《追忆消逝的时间》，被列为二十世纪的巨著之一，但他的弱不禁风、闭居幽室的一生，却又难以与之对称。在中国文学史上，南宋大诗人陆游，论纯粹的诗歌成就，无疑不能对称于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的象征；而晚唐李商隐辉煌的诗歌成就，比之于陆游，无论多么具有创造性，但它与李商隐的生命所支撑起的一个“夕阳无限好”的诗人象征，却并不超越陆游。我的文章进展至此，已不觉欲逸出这篇文章的藩篱，我只得收住笔，留给另一篇文章或有兴趣的朋友去发展。但敏感的读者或许已猜想到，我这篇文字是在试图选出自己心目中的中国的民族诗人与文学代表。是的，这是一个禁不住的诱惑，全世界都是如此，英国推出了莎士比亚，德国推出了歌德，俄罗斯推出了普希金，现在，我想为中国推出杜甫。
确实，在与杜甫并列的几个伟大的名字，屈原、李白、曹雪芹之间作出选择，是一件艰难的事，然而，却不是没有意义的。应该说，这几位伟大的诗人（曹雪芹——我把他看作一位小说诗人）文学成就的辉煌，皆与杜甫在伯仲之间，有的可能还显得夺目些。但是，再三斟酌之后，我之所以选出了杜甫，是因为我相信，衡量一个诗人的伟大，不仅仅要看他的纯文学成就，还要看他对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的强健的影响，并由此参与到他的民族的命运的洪流中去，形成他的民族的精神主脉。我以为在这一点上，杜甫是无与伦比的，只要这个世界还有苦难存在——实际上是不可能消除的，杜甫就将不可取代地屹立着，支撑着我们的生存与延续。下面，我想就这几位文学伟人之间的比较，浅谈一些个人的看法：屈原的宏大的想象力，以及在诗的运动中构筑另一个世界的能力，古典诗人中无人可及。他的诗境是辉煌的，然而是天空云霞的辉煌，似乎难以承受一个民族如此漫长的沉重。这个民族在天性上亲近土地，只有在枕着土地时，方能踏实入梦——而杜甫在大地上铺排的广厦，显然更适宜它。杜甫的承担到最后一刻，与屈原的途中坠入汨罗江水，实有着某种象征意味；如果说杜甫具有融化一切的力量，那么，李白则具有冲决一切的力量，要在这两个千百年来并置的名字之间做出高低比较，历史已证明是徒劳。但若置于世界文学的范畴，李白那绚丽的想象，不羁的诗才，在更为宏大完整的《神曲》《浮士德》面前，总有些飞的不够高远的遗憾。而杜甫的伟大诗篇，不仅是一部唐王朝的史诗及个人心灵史，它还与杜甫的生命合成了一个人类文化的伟大象征，他割据了《神曲》《浮士德》未能把握的大地；在包容一切、融化一切的力量上，曹雪芹堪称是杜甫的对手，《红楼梦》无疑是一部空前伟大的小说史诗。但杜甫的包容，是一种盛年期的翻腾着的海洋的包容，曹雪芹的包容，则是一种趋于静止的巨大的湖泊的包容，诚如鲁迅先生所体味的，《红楼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它是一个民族在一段漫长的时间中的哀歌，挽歌。
写于安史之乱及杜甫个人苦难深渊之中的伟大诗章《北征》，以对一种时间的坚定信仰而开篇：
皇帝二载秋
闰八月初吉
杜子将北征
苍茫问家室
或许，你会觉得这四句不太像诗，不符合心目中的传统诗境，然而，它所呈现的苦难中的镇静，坚定，却是诗骨，是大厦的支柱。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似植入了大地的岩层，所有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忧患，都被从容地梳理成格律的庄严与崇高，使你不能不产生一种皈依——这种皈依，并非宗教意义上的顺从，而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吸附。拥有这样的诗句与诗人的民族，可以暂时地被击倒，但你不能想象它会被击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