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得民心者得天下”？
知白守黑2012
1楼
为什么说“得民心者得天下”？
“得民心者得天下”语出《孟子·离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这段圣人名言尽管跨越时空千年，但是至今读来依旧振聋发聩，令人百读不厌。孟子说的其实是“得天下有道”，即“得天下”的正确途径，并没有否认“得天下”存在其他不正确的途径。所以有的人用“武力也能得天下”显然否定不了孟子的观点。还有的人故意歪曲孟子的意思，自己树个“只有得民心，才能得天下”的绝对条件性的靶子，然后自己反驳，就更加等而下之了。
那么，孟子认可的“得天下”的正确途径是什么呢？是“得其民”。历来民多官少，或者百姓多而精英少，所以要得到的是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虽然精英的作用不可轻视，但时势造英雄，更多的精英和英雄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声名显赫，任官履职的，而是从更多的民众中脱颖而出，在实践磨炼中造就的。相反，不少先负声名的高官精英要么变节投降，沦为墙头草；要么被由民众转化的新精英淘汰。因此，“得其民”，不单是指得到民众中的精英助力，更主要的是指在数量上得到更多人的支持。继而，如何得到民众呢？是“得其心”。所谓人心难测，日久见人心，说明人心是不稳定的，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是否得到了民，得到了大多数人，需要通过由心而发的行为进行验证，而不能通过人的言说或者通过强迫的方式证明得到。如同身在曹营心在汉，得到的只是暂时的人身依附，而不是真正的人心向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得到。“得其心”，不仅需要包括言语等行为表现上的验证，更需要的是时间上的验证。最后，如何得到人心呢？那就是做大多数人希望的事情，不要做触犯众怒的事情，“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然而许多事情，说到容易做到难。搁在解放前，民生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而其中人口占比最多的农民问题尤甚。所谓苛政猛于虎。无论外部打压和内部整肃有多残酷，只要能够改善农民生活，获得农民的支持，力量就会不断发展壮大。而对于衣食无忧或者见识出众的精英来说，独立自主，振兴中华，不受列强的侵略和压榨则是他们的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国内外状况的对比，在国内各方政治力量中最终做出自己的选择。综上，“得其心”可“得其民”，“得其民”可“得天下”，这才是孟子认可的得天下的正确途径。
然而，“得民心”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一纸空话，绝不似有的人想象的那样简单，唾手可得。它既需要理念引导，也需要实践付出。而民众更多的是通过“观其行”作出选择。
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以解放战争为例：
一、美国人的判断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致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道：“中华民国政府失败的原因，详见附录。那不是因为援助不够。我们派往现场的观察员报告说，在至关重要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从未由于缺乏武器弹药吃过一次败仗。国民党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极大削弱，实际上乃是战争初期我们派驻重庆的观察员所见到的那种腐败现象……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自己瓦解的……”
“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援助是无意义的。”
艾奇逊是美国的精英，但是他认为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他的判断不仅符合事实，也更具说服力。
二、日本人的观察
“在共军方面，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在行军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华北治安战》
行大于言。争取民众的支持，不是用口号标语就能得到的。如何落实军纪，不侵害民众利益，说来容易做到难。而中共为了得到民众支持，所付出的，也绝不止军纪严明一项。
三、国民党的上下见解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蒋介石有过激烈辩论。对此，张学良回忆说：“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他。”，“（蒋介石）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计得低”，“骂我失败主义”。——张学良晚年访谈录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上午，我贸贸然去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发现北大营全然一空，官兵们已全部撤退到沈阳市区。息县那次被隔绝在城外的镜头，重现眼前，我大为恐慌，急行折返沈阳，发现街上有一种不同的气氛。回到大东日报社时，厨夫告诉我说，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住在炮子坟(炮子坟距大东日报社只有二十分钟路程)。这时候，我才看到当天出版的《新报》，四十五年后，仍记得它的头条标题：“沈阳城外，共匪不多”。
我没有心情看内容，只感觉到这样的标题，令人啼笑皆非。傍晚时候，街上已经没有行人，我、徐天祥、孙建章、廖衡，挤在楼上小房间里，面面相对，说不出一句话。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我是一个失败者，而我今年已二十八岁了，我们四个人惟一的财产，只剩下那位将军支援我们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
第二天上午，解放军大批进城，车队也鱼贯而入，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解放军中有些女孩子(使我想到“青干班”时一些女同学)还打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震天的歌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军车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我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他们的欢乐，这幅画面，深刻地印在脑海。
事实明显，我们即使想苟延残喘地留在沈阳，也不可能。于是，决定放弃一切(其实这时已没有“一切”了，只剩下两肩一口)，逃亡北平。
我、徐天祥和孙建章三个人这次逃亡，有一个特别的方式，那就是脱下平民便装，穿上临时买来的国民党军军服，惟一不同的是，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拿掉。前一天晚上，我们聚集到辽东文法学院办公室，第二天凌晨，就以国民党军打扮，走向沈阳火车站，想买一段南下的车票，能买到哪里就买到哪里。我们所以改穿军服，因为那正是共产党所实行的宽大政策和既往不咎、统战心战的巅峰。凡是国民党军，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还乡生产”。四十年后，我和孙建章在台北被调查局逮捕，一个叫李尊贤的调查员问口供问到这里时，把笔愤然地投在桌子上，发出阵阵冷笑，大声叱骂说：“你们竟然能穿国军的衣服走出匪区？这就够了，你们证实你们自己是匪谍。”
当时除了这套军服外，每人还拿了一张通行路条。至于这三张路条是哪里来的，已无法记忆，好像一张是孙建章用肥皂刻了一个图章，另两张是解放军发的货真价实的通行证，我们从别人的手中买来，用墨水改造的。
走到沈阳车站后，暗暗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闹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一个古老的废墟。其实，并不是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兵，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吃惊的是，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了第一流国民。
抗战末期，政治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政治的延长，军风军纪也完全荡然，国民党军和土匪海盗，没有分别，不要说从来不排队，甚至从来不买票。一旦巢穴倾覆，只好排队买票，而且还排得这么规矩，只不过失去靠山。
售票窗口打开，才发现南下的火车只能买到皇姑屯，而皇姑屯距沈阳只有一站。我们到了皇姑屯，安静地出站，站外挤满了农家用的马车，这正是乡下人农闲赚外快的时候。我们雇了其中的一辆，南下山海关。这是一趟奇异经验的旅途，入夜之后，马路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紧夹着马车进发。这批解放军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南下攻击北平，人民解放军军风的严明，使我们咋舌。在黑暗中，那些彻底执行军令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可坐？”
我总是回答：“我们是国军。”
当对方一时听不懂，或弄不清楚什么是“国军”ˇ时，我就作一个总结说：“我们是蒋匪！”
那些纯朴的战士们就一言不发，从没有一个人刁难。马车夫有时还叱喝他们：“让路，让路！”
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地让路。见惯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凶恶，我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柏杨回忆录》
同样，张学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中共，而柏杨也通过亲身经历感受到解放军的军纪严明。
四、历史学者的研究
高华：”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因为从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太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 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
……
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
国民党将领都沦落到对老百姓气急败坏，咬牙切齿的地步了。民心向背，一目了然。
五、中共的认识
在孟良崮战役期间，鲁中地区动员了20多万民工，他们负责往山上输送弹药、粮食，往山下抬运伤员。粟裕后来回忆说，胜利归功于广大人民的支援，鲁中人民群众战前实行空舍清野，给敌人造成了很大困难。没有这20万民工的支援，就没有孟良崮战役的胜利。
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得民心者得天下”语出《孟子·离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这段圣人名言尽管跨越时空千年，但是至今读来依旧振聋发聩，令人百读不厌。孟子说的其实是“得天下有道”，即“得天下”的正确途径，并没有否认“得天下”存在其他不正确的途径。所以有的人用“武力也能得天下”显然否定不了孟子的观点。还有的人故意歪曲孟子的意思，自己树个“只有得民心，才能得天下”的绝对条件性的靶子，然后自己反驳，就更加等而下之了。
那么，孟子认可的“得天下”的正确途径是什么呢？是“得其民”。历来民多官少，或者百姓多而精英少，所以要得到的是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虽然精英的作用不可轻视，但时势造英雄，更多的精英和英雄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声名显赫，任官履职的，而是从更多的民众中脱颖而出，在实践磨炼中造就的。相反，不少先负声名的高官精英要么变节投降，沦为墙头草；要么被由民众转化的新精英淘汰。因此，“得其民”，不单是指得到民众中的精英助力，更主要的是指在数量上得到更多人的支持。继而，如何得到民众呢？是“得其心”。所谓人心难测，日久见人心，说明人心是不稳定的，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是否得到了民，得到了大多数人，需要通过由心而发的行为进行验证，而不能通过人的言说或者通过强迫的方式证明得到。如同身在曹营心在汉，得到的只是暂时的人身依附，而不是真正的人心向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得到。“得其心”，不仅需要包括言语等行为表现上的验证，更需要的是时间上的验证。最后，如何得到人心呢？那就是做大多数人希望的事情，不要做触犯众怒的事情，“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然而许多事情，说到容易做到难。搁在解放前，民生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而其中人口占比最多的农民问题尤甚。所谓苛政猛于虎。无论外部打压和内部整肃有多残酷，只要能够改善农民生活，获得农民的支持，力量就会不断发展壮大。而对于衣食无忧或者见识出众的精英来说，独立自主，振兴中华，不受列强的侵略和压榨则是他们的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国内外状况的对比，在国内各方政治力量中最终做出自己的选择。综上，“得其心”可“得其民”，“得其民”可“得天下”，这才是孟子认可的得天下的正确途径。
然而，“得民心”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一纸空话，绝不似有的人想象的那样简单，唾手可得。它既需要理念引导，也需要实践付出。而民众更多的是通过“观其行”作出选择。
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以解放战争为例：
一、美国人的判断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致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道：“中华民国政府失败的原因，详见附录。那不是因为援助不够。我们派往现场的观察员报告说，在至关重要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从未由于缺乏武器弹药吃过一次败仗。国民党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极大削弱，实际上乃是战争初期我们派驻重庆的观察员所见到的那种腐败现象……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自己瓦解的……”
“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援助是无意义的。”
艾奇逊是美国的精英，但是他认为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他的判断不仅符合事实，也更具说服力。
二、日本人的观察
“在共军方面，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在行军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华北治安战》
行大于言。争取民众的支持，不是用口号标语就能得到的。如何落实军纪，不侵害民众利益，说来容易做到难。而中共为了得到民众支持，所付出的，也绝不止军纪严明一项。
三、国民党的上下见解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蒋介石有过激烈辩论。对此，张学良回忆说：“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他。”，“（蒋介石）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计得低”，“骂我失败主义”。——张学良晚年访谈录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上午，我贸贸然去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发现北大营全然一空，官兵们已全部撤退到沈阳市区。息县那次被隔绝在城外的镜头，重现眼前，我大为恐慌，急行折返沈阳，发现街上有一种不同的气氛。回到大东日报社时，厨夫告诉我说，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住在炮子坟(炮子坟距大东日报社只有二十分钟路程)。这时候，我才看到当天出版的《新报》，四十五年后，仍记得它的头条标题：“沈阳城外，共匪不多”。
我没有心情看内容，只感觉到这样的标题，令人啼笑皆非。傍晚时候，街上已经没有行人，我、徐天祥、孙建章、廖衡，挤在楼上小房间里，面面相对，说不出一句话。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我是一个失败者，而我今年已二十八岁了，我们四个人惟一的财产，只剩下那位将军支援我们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
第二天上午，解放军大批进城，车队也鱼贯而入，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解放军中有些女孩子(使我想到“青干班”时一些女同学)还打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震天的歌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军车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我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他们的欢乐，这幅画面，深刻地印在脑海。
事实明显，我们即使想苟延残喘地留在沈阳，也不可能。于是，决定放弃一切(其实这时已没有“一切”了，只剩下两肩一口)，逃亡北平。
我、徐天祥和孙建章三个人这次逃亡，有一个特别的方式，那就是脱下平民便装，穿上临时买来的国民党军军服，惟一不同的是，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拿掉。前一天晚上，我们聚集到辽东文法学院办公室，第二天凌晨，就以国民党军打扮，走向沈阳火车站，想买一段南下的车票，能买到哪里就买到哪里。我们所以改穿军服，因为那正是共产党所实行的宽大政策和既往不咎、统战心战的巅峰。凡是国民党军，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还乡生产”。四十年后，我和孙建章在台北被调查局逮捕，一个叫李尊贤的调查员问口供问到这里时，把笔愤然地投在桌子上，发出阵阵冷笑，大声叱骂说：“你们竟然能穿国军的衣服走出匪区？这就够了，你们证实你们自己是匪谍。”
当时除了这套军服外，每人还拿了一张通行路条。至于这三张路条是哪里来的，已无法记忆，好像一张是孙建章用肥皂刻了一个图章，另两张是解放军发的货真价实的通行证，我们从别人的手中买来，用墨水改造的。
走到沈阳车站后，暗暗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闹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一个古老的废墟。其实，并不是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兵，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吃惊的是，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了第一流国民。
抗战末期，政治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政治的延长，军风军纪也完全荡然，国民党军和土匪海盗，没有分别，不要说从来不排队，甚至从来不买票。一旦巢穴倾覆，只好排队买票，而且还排得这么规矩，只不过失去靠山。
售票窗口打开，才发现南下的火车只能买到皇姑屯，而皇姑屯距沈阳只有一站。我们到了皇姑屯，安静地出站，站外挤满了农家用的马车，这正是乡下人农闲赚外快的时候。我们雇了其中的一辆，南下山海关。这是一趟奇异经验的旅途，入夜之后，马路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紧夹着马车进发。这批解放军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南下攻击北平，人民解放军军风的严明，使我们咋舌。在黑暗中，那些彻底执行军令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可坐？”
我总是回答：“我们是国军。”
当对方一时听不懂，或弄不清楚什么是“国军”ˇ时，我就作一个总结说：“我们是蒋匪！”
那些纯朴的战士们就一言不发，从没有一个人刁难。马车夫有时还叱喝他们：“让路，让路！”
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地让路。见惯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凶恶，我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柏杨回忆录》
同样，张学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中共，而柏杨也通过亲身经历感受到解放军的军纪严明。
四、历史学者的研究
高华：”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因为从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太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 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
……
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
国民党将领都沦落到对老百姓气急败坏，咬牙切齿的地步了。民心向背，一目了然。
五、中共的认识
在孟良崮战役期间，鲁中地区动员了20多万民工，他们负责往山上输送弹药、粮食，往山下抬运伤员。粟裕后来回忆说，胜利归功于广大人民的支援，鲁中人民群众战前实行空舍清野，给敌人造成了很大困难。没有这20万民工的支援，就没有孟良崮战役的胜利。
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